进化论:它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意味着什么_进化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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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丽萍 译

当我们即将迈进21世纪的时候,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理解19世纪和20世纪。达尔文(1809—1882)的进化论概念是社会的一个珍宝,而达尔文自己则成为一个不需要上帝或至少认为上帝是遥远的第一因的时代的一颗耀眼的明星。科学将能够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然而,当我们走近下个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某个西方社会正迫切需要价值观和明确确定的方向,我们看到某个社会真正想成为一个更好的民族。能否将这些未竟的愿望归咎于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与提倡,归咎于对上帝的拒绝呢?能否以进化论没能回答我们有关生命和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的最基本问题为借口来解释这些精神渴望?在这里,我想要表明,进化论的概念是混乱的,因为它的假设基本上还是象达尔文乘坐比格尔号启航进行环球旅行的那样高深莫测。

毫无疑问,达尔文的著作《物种起源》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比近代任何其他著作都要大。它不仅是一部伟大的生物学论著,而且它为当代的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理论和宗教,以及自然科学(生物学和包括物理、 化学、地质学、天文学等在内的非生命科学)带来了深刻的内含。天文学和宇宙论普遍认为,宇宙物质世界的一切都是经过数十亿年而逐渐机械地演化为其目前状态的。进化论被认为是整个生物学的一个最伟大的统一原则。这项理论认为,生命经过了数十亿年的渐进演化过程。

过去200年间的考古学发现清楚地揭示了一个庞大的史前世界的存在。各个大陆的博物馆中都藏有那个时代的艺术品。在那个史前世界,鸟有小型飞机那么大。在人类看来,那是一个不能彼此相容的残忍的暴力世界。在6500万年前恐龙绝迹之前,它们似乎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1.2亿年。霸王龙,“凶残的类蜥蝎爬行动物王”,重7吨,高25英尺。它生活在1.4亿年前的自垩纪,并且可能一直是最恐怖的食肉动物。雷龙,70英尺长,重30吨。它比网球比赛场地还要长,相当于6只大象的体重。显然,当它走过的时候,地球确实要产生震动。

然而,仅仅因为科学家已经发现了这些遗留下来的化石,就能证明进化吗?似乎你和我都应该得出肯定性结论。令人关注的是,我们的细胞脱氧核糖核酸在90%的程度上与恐龙相同,而我们的遗传结构几乎与类人猿一模一样。实际上,我们的基因98%与黑猩猩相同。再一次,我们应该得出结论认为进化是合理的。事实似乎当然如此。

在庞大的史前世界,苔藓和蕨类植物长得有90英尺高。那里有1英尺长的蟑螂和翅幅达30英寸的蜻蜓。生活在德克萨斯州大本德的鳄鱼长得有52英尺长。在亚洲和欧洲,犀牛从前脚到背部的高度达18英尺,体重有33吨。在东非,化石遗迹显示野猪有犀牛那么大。早先的绵羊有7英尺高,它们的触角有中型汽车那么大。狒狒同大猩猩一样大。类人猿站起来有9英尺高,能够搬动600磅重的障碍物。尽管存在一个庞大的史前世界,但那并不能够证明进化。类人猿可能起源于非洲,那当然也不能够证明进化。

让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我们是如何获知我们所知道的那一切的呢?”首先,我们是通过5种感官来获知的:85%通过我们的眼睛;10%通过我们的耳朵;3—4%通过我们的触觉、味觉和嗅觉。1秒钟内有1亿个信息密码由感官输送给大脑。我们也通过直觉、内省和灵感,并且也通过调查研究或实验(科学方法)获得知识。我们接受权威或已被揭示的知识,最终,我们通过理性思维知道了我们所知道的那一切。

我们所确信的大部分东西都是以理性为基础的。例如,17世纪10年代后期,泰森(E.Tyson)在马六甲海峡观察黑猩猩时评论说:“它很自然地依赖两只后脚行走,它象我们人类一样使用它的两只手臂;它哭起来就象一个孩子那样;它的整个外表行为非常象人。”但这一观察并没有证明人类的进化。1838年10月达尔文写到:“我偶然读到《马尔萨斯论人口》,很欣赏到处进行的生存斗争。”在个体争夺食物、遮蔽所和配偶的竞争中都可以领略到这种自然模式(过程)。鸟将吞食昆虫,狼将追猎野兔,人类将狩猎动物。在达尔文的《生命与书信》一书中,他写到:“我认为未曾有过任何新的发现。”进化理论撇开了上帝。这项理论提出生命起源于非生命的物质,并经过了数十亿年盲目的渐进演化的自然过程。

达尔文于1859年发表他的《物种起源》。他提出有两种现象对整个生命形式的变化产生影响。一是随机突变,二是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达尔文的理论并不包括生命的起源。他认为生命是从“生命起源前的雾状物质中产生的,但他并不将他的这一理论强加于人。达尔文知道他的理论仅仅是理论而已。他也有自我怀疑,尤其是对于他自己的生命终结问题。他承认他的理论的实际经验证据并不充分。

进化论实际上只是一座用纸牌搭成的房子。丰富多彩的生命发展航线和经修复的化石所体现的进步似乎非常科学。当时以这种方式所展现的进化的证据似乎非常有说服力。但这样一来进化的缺陷就未被注意到。一个突出的缺陷是对于物种如何演化的解释。尽管进化论者承认他们还没有充分理解进化是如何发生的,但认为进化的发生是无可置疑的。在他们看来,进化是科学生活中的一个基本知识。达尔文认为,如果象他所说的那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进化在缓慢地进行着,我们就应该能够发现生命形式转化的证据。达尔文声称,一直没有发现化石这一事实是“能够妨碍我的理论的最大障碍”。

如果进化是确实的,那么数目可观的记载着有关生命形式转化的化石就会溢满博物馆的展架。古生物学的研究工作有99%是从1860年开始进行的,迄今已经发现了大约2亿块化石,被划分为约25万个物种。但是在这庞大的化石群中,依然没有适当的化石可以被认为突破了对生命形式转化的所有疑问。就1861年发现的始祖鸟的化石而言,人们认为始祖鸟是爬行动物与鸟的祖先之间的一个可能的联接点,但却一直没有发现生活在始祖鸟之后的3000万年间的鸟的化石。按照有关脊椎动物进化的传统观点,脊椎动物最初是起源于6亿年前。这种观点认为从无脊椎动物演化到脊椎动物需要一亿年的时间,然而却没有记载有关转化的化石。

进化论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微观进化论,即达尔文的特殊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在同一族物种范围内所发生的变化很小。这种进化论所论述的是自然选择。丹顿(M.Denton)在他的著作《进化:危机中的理论》中指出,微观进化已经被证明是无可置疑的。新繁殖出的与其他种群相隔离的种群是由先前存在的物种演化而来的。这个过程包括主要由自然选择引导的小幅度遗传变化的逐步积累。然而,微观进化不能导致由一个物种到另一个物种的转变。一条狗依然是一条狗。一条奇瓦瓦小狗可以变成另外一种“狗种”,但它永远不会变成其他的东西,只能是条狗。

第二种类型是宏观进化论,即达尔文的一般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自然界的主要分化(产生不同的物种)可以通过微观进化所体现的同一过程而产生。但这一点还没有任何证据,一直未得到过证实。许多人都知道微观进化是确实存在的,他们推断宏观进化也是确实存在的。这是不对的。例如,狗没有变成其他动物。宏观进化的发生。从未得到过证实。如果不能揭示宏观进化的发生,那么进化论基本前提的科学基础就非常不可靠。

在60年代,进化论者希望发现遗化密码转化的连续性,以便证实宏观进化,他们认为,持续变化的遗传密码将促成生命形式的宏观变化。现在我们认识到,遗传密码并没有逐渐地被引向某种连续的转化。蛋白质和脱氧核糖核酸中化学元素的连续性并没有显示出进化论者所宣扬的那种转化的特征。总而言之,自然界似乎是极其不连续的。

达尔文确信,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小的变化经过时间的积累,可以造成由一个物种向另一种特种的转变。达尔文声称这是完全可能的。毕竟,可能性的法则不排除任何可能性的发生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事情总有发生的机会。

那么,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进化是否能够发生,而在于是否有发生的或然性。

澳大利亚的生物学家丹顿向达尔文的思想提出了挑战。他的著作《进化:危机中的理论》指出,进化论的知识基础已经深深地被动摇,对达尔文遗留下来的思想的信仰仅仅成为一种哲学上的意愿。生物学的新发现更进一步地向我们提供了一种“对达尔文学说的形式上、逻辑上的驳斥。”丹顿引用胚胎学、分类学、化石遗迹和分子生物学的依据,指出,从1859年达尔文发表他的著作以来,他那认为所有的生命形式都是相互联系并且是从单一细胞演化而来的重要主张一直没有得到任何经验发现的证实。丹顿指出,不仅没有化石依据证实不同的动物种类之间的任何较大的转化,而且也无法想象这些根本性变化如何能够通过自然选择而一步一步地实现。在丹顿看来,科学已经如此彻底地推翻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一理论应当被抛弃掉。

尽管存在这些否认进化论的依据,大多数科学家将不可能丢弃达尔文。许多人将会继续将神造说等同于相信地球是平的而加以轻视,并继续将进化作为生物学的一个基本事实而讲授。进化论适应于达尔文时代的人们所希望的政治社会模式,因此得到支持并被接受。那个时代感到不再需要上帝。全部的生命奥秘都能够用自然法则来解释。而对于进化论本身从未给予过更进一步的证实。达尔文自己所认为的关键性问题实际上从未被讨论过,他的理论却被接受了。

尽管进化论存在着明显的漏洞,大多数科学家仍将出于各种理由而坚持进化论。第一,他们不能接受超自然的概念,所以他们将继续寻求自然主义的答案。第二,创世说给因果链条造成间断性。科学家只想要自然法则。第三,他们感到对创世说的信仰可能会毁灭对知识的科学探索。恰如炼金术士绞尽脑汁要将贱金属变成黄金,以及后来的生物学家煞费苦心要将“猴子变成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一切显得多么荒谬可笑。

但是我在前面提到过,达尔文的著作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比近代任何其他著作都要大。进化的概念显然成为现代社会的基础学说。它对社会和日常生活的影响当然是根深蒂固的。运用于社会的达尔文主义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被推进的观点认为,自然科学(自然界)表明,进化的概念应当被应用于社会。

1860年马克思阅读了《物种起源》并写到:“达尔文的著作非常重要,它为我研究历史斗争提供了自然科学基础。

在我们的西方社会,我们看到许多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例子。在历史上,欧洲 的学校系统与其北美洲的对手相比,提供了多得多的教学大纲。当19世纪10年代美国的教育系统逐步定形时,教育工作者们感到学校系统应当顺其自然,只有 适者才应该生存下来。如果一个学生不知道如何寻找就业指导,自然选择就会使那个人失败。人们认为美国的教育界应当将自然选择的法则引进公立学校,因此,几乎没有为其提供什么指导性教学大纲。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原则概括如下:(1)人类社会是某种生存斗争的产物;(2)社会生活和社会机构的适当发展是由这种斗争所决定的;(3)以某种方式进行的自然选择决定了生存;(4)生存表明了对生活条件的具体适应;(5)人类必须服从进化的力量并与之协调一致。

进化论显然是一种哲学,一种理性的产物。它并不科学。任何以科学方法为标榜的东西,都必须是可观察、可试验、可再现和可修正的。而进化模式则不能被置于这种框架下,例如,人们不能设计出某种实验来检测进化论思想。人们不能再现进化过程。换句话说,科学仅限于可以通过人的感观获知的东西。

进化模式为人的本性提供了很好的依据。的确,竞争可以比其他模式更快地促成发现和发明。但它往往会毁坏人们的健康、婚姻、生活和内心的宁静。在竞争中,人们常常会产生敌意性愿望,这种愿望往往伴随着攻击、伤害和阻止他人成功的行动。成功被视为有限的,一个人的得到是以他人的付出为代价的。然而非敌意性、非破坏性的竞争精神可以是一种充满生机的火花,它激发出能量,产生出无可争辩的有益的收获。但这种精神需要一种包含着信任、同甘共苦和感激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人们乐于相互帮助、相互鼓励和相互支持。资源、信息、机遇和支持体现了各个组织机构的力量。革新和生产率是在那些提倡信任、同甘共苦、交流、共享和强大的文化中蕴育出来的。在与此不同的文化中,竞争会引发出恶劣的行径:人与人之间相互非难;政党与政党之间相互斗争;群体与群体之间相互攻击;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战斗。那种文化模式使世界变得衰弱。

就社会秩序而言,自然选择与适者生存最终是最令人误入歧途的直线性思维方式。遗憾的是,竞争、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不是作为在不同方面观察到的不同结果而提出的,而是作为普遍的法则提出的。我们不应当相互竞争和使自己疏远他人,我们应当提倡一种共享观念,并使自己远离那种包含着恐惧、操纵、剥削、分离和威胁的竞争形式。

总之,进化论思想的胜利意味着那种认为世界是一种被有目的性创造出来的秩序的传统信仰结束了,上帝的意志被赌台轮盘式的反复无常所取代。这一伟大见解被公认,以及相应地上帝被驱逐出自然界的事实,对于西方社会信奉现世主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达尔文的理论破除了人类与上帝之间的联系,使人类漫无目的或目标地在宇宙中漂浮。我们是这一思想遗产的历史继承人,并且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达尔文理论的生物学基础和社会与政治特征都是混乱的。我可以说,我们接受了一个虚构的理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使自己放弃了回答我们最基本的心理学和哲学问题。或许这是我们离开这个牢笼的时候了,或许这是我们乘坐另一艘船起航的时候了。

(摘自美国《当代重要演说》杂志1995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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