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建设的基本经验
肖 祥
(浙江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金华321004)
摘 要： 改革开放4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继毛泽东伦理思想发展形态之后实现了进一步发展创新，在学科发展与基础理论问题研究、伦理思想演进与理论体系建设、伦理秩序建构与实践指导、理论形态发展与研究范式创新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总结经验是为了应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创新面临的民主政治“伦理瓶颈”、贫富分化与核心价值认同、社会伦理整合、西方价值强势与伦理话语权“西强我弱”、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倡导的国际认同和“伦理信任”等五大挑战，更好地展望未来。
关键词： 改革开放；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4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社会道德理论与实践取得了积极进展，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建设的丰富经验加以总结，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理论创新的迫切需要。
一、学科体系建设与基础理论问题研究的双向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展与改革开放实践主题相结合，实现了学科理论发展与基础理论问题研究的双向推进，从而呈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发展的新气象。
学科理论内含着学科支撑理论、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规律、原则、方法与中国革命建设的道德实践和中国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其学科支撑理论正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国传统哲学等相关学科为基础，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原理的基本指导，同时充分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的伦理资源，从而获得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国化的新形态。基础理论是指导学科教学和研究实践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方法论。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根本指导思想，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主要是辩证唯物方法论法、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价值方法论)、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具体科学方法论而得以健康发展。如果说基础理论明晰了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组成的学科逻辑体系，那么应用理论则是直接用于指导学科教学、研究实践和生活实践。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应用理论就是坚持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开拓创新的基本原则下伦理学的专门化和应用化的理论构成。
轴在转动过程中的旋转压力会引起轴承两端的润滑油端泄流量。为了指导应向轴承不断补充的供油量以保证润滑油填满收敛楔形间隙，需计算这些流量，计算公式如下:
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学科理论发展从学科体系建设和学术体系充实两个方面发展推进。学科体系即表现、阐释思想体系的“叙述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构建适应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体系新发展，推动在理论研究、教育教学和实践运用中发挥积极作用的伦理学学科体系，仍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展的首要任务。1979年教育部正式确定伦理学为大学哲学课程，中国人民大学率先恢复了伦理学教学；1980年首届全国伦理学研讨会召开，中国伦理学会成立，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科书相继出版。这一系列事件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开始迎来发展的春天。以罗国杰先生主编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科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82)为起点，一大批伦理学工作者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体系建立作出了积极贡献，如唐凯麟主编的《简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八所高等师范院校编著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原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魏英敏等编著的《伦理学简明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等教科书，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具有了规范科学的特征，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和风格。
据悉，青海引导非公有制企业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着重推进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业、重点企业和其他规模较大企业缴存扩面，发挥大型企业的典型示范作用。对确有困难的中小微企业，有针对性地进行政策引导，可在管理人员和有稳定劳动关系的职工中先行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逐步实现全员覆盖。
文子自两三日前罹患感冒，今朝状况急起直下，故邀请竹内氏诊察，同氏立即来临，是大约九点之事。守候至二点二十分，虽试各种治疗，但最后无其效果，后来文子陷昏迷，下午二点二十分左右死去。不过此前，由竹内氏指示派人邀请池田治疗，但在外出中，因而邀请东京府病院所雇彪杰玛(译者注：Tjaico Wiebenga Beukema)氏，虽同氏立刻来到，但其时死时已到，故不能救命，可悲。龄四年十个月也。即明治八年三月十八日诞生。病名急性脑水肿也。
学术体系规定着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并反映着学科自身的发展逻辑与规律。学术体系的建构是与基础理论问题研究有机统一、共同推进的。一方面，基础理论问题的廓清和结论是构成学术体系发展的基本要素，支撑起学术体系的框架并使学术体系更加丰满。另一方面，学术体系的建构依赖于对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和解决，并不断开辟着理论研究的新领域。改革开放初期，张岱年、周辅成、李奇、周原冰、罗国杰、许启贤等一大批伦理学家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术体系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如张岱年在《真与善的探索》(山东齐鲁书社1998)等著作中探究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与中国道德文化和道德实践相结合，阐释了伦理学基本问题、道德原则、道德品质论等基本理论问题；周原冰在《道德问题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和《共产主义道德通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等著作中系统研究了共产主义道德的实质、发展、基本原则，初步建构了共产主义道德学说理论体系；李奇在《道德与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和《道德学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的必然性和基本内容，探究了道德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推进了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在中国的发展和完善。20世纪80年代以来，伦理学界关于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人道主义及人性等问题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术体系。以罗国杰《人道主义思想论库》(华夏出版社1993)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区别、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异化问题研究为标志，一大批理论工作者如邢贲思、汝信、胡乔木、叶汝贤等对人道主义、异化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和研究。再如曾钊新的《人性论》(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88)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勇闯曾被视作学术禁区的人性问题，对人性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这些研究，开辟了社会主义道德研究的新领域，极大地开阔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术理论新视野。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目标，此后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着重破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凸现的道德问题，向注重应用、面向实际转变，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结合。进入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迎接新挑战中继续发展并从三个方面实现学科繁荣：一是以社会主义建设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研究重点和突破点；二是伦理学基本理论研究日趋深入；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本原理下应用伦理学兴起发展。如王小锡对经济伦理、邱仁宗对生命伦理、靳凤林对政治伦理的研究，以及甘绍平、卢风、刘湘溶、江畅、赵敦华、何兆武等一大批专家学者对应用伦理学的多领域研究。十八大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接着讲”中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主题，继续推进伦理文化繁荣发展：一是对构建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建设问题深度关注和破解；二是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中国发展的总结性研究，如吴潜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和李兰芬的《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述要》从多维度分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三是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应如何吸收传统伦理文化、民族伦理文化并阐发当代价值的研究等。
其一，民主政治的“伦理瓶颈”挑战。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建设的重要主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旗帜鲜明地倡导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此背景下，如何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而不是站在政治精英和利益集团的立场，为建设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伦理价值引导、伦理价值判断和伦理价值改进，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义不容辞的责任。
学术体系的建构，不仅明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学术研究对象，也划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学术研究领域，形成了具有特定研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术研究范式，为直面波澜壮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生活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界。
二、伦理思想演进与理论体系建设的互促发展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展创新的过程中，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演进作出了积极贡献，从认识体系、价值体系、制度体系、实践体系等方面推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体系建设。
邓小平伦理思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理论新形态。邓小平同志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伦理观点和理论。邓小平的伦理思想作为“邓小平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主题而发展，成为继毛泽东伦理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又一重大理论成果。其伦理思想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领导全党开展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大力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引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发展的新方向；二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伦理价值论和方法论，在新的历史阶段发展了毛泽东伦理思想。邓小平伦理思想内容丰富，主要包括：一是基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伦理价值论，展现了现代伦理基本理念和基本精神，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伦理目标追求。二是伦理价值评判标准的确立。“三个有利于标准”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核心价值取向，也成为衡量和判断工作实践、方针政策、社会制度和政党政治的重要伦理标准。三是制度伦理建设思想。邓小平不仅强调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更强调良善制度的伦理价值。“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P133)四是伦理主体建设思想。尤其强调要重视党员领导干部道德修养，“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1](P367)五是国际政治伦理思想，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建立国际政治伦理秩序必须重视维护世界和平、尊重国家主权、重视国家利益的基本原则。邓小平伦理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基本原理与社会主义伦理实践的有机融合，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时代风格。
伦理秩序既是一种实然的结构性存在，也是一种包蕴着良善价值追求的应然状态。与法治秩序的“刚性约束”不同，伦理秩序作为“基础秩序”，为改革开放实践提供伦理结构支撑和深层的价值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切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需要，实现了伦理秩序建构与改革开放实践的辩证统一，推进了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
概而言之，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形态发展与研究范式转换的互动创新，从改革开放的实践出发，观照社会主义伦理现实，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进一步形成和发展。
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治国理政、全面深化改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伦理思想。习近平伦理思想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时俱进地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理论。其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政治价值理念、以为人民服务为最高伦理原则、以公平正义为政治伦理价值诉求、以廉洁自律为政治主体伦理底线相统一的政治伦理思想；以人民利益为价值导向、制度治党和执政伦理主体建设相统一的执政伦理思想；以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打造权力制度“笼子”与强调官德建设相统一的权力伦理思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相统一的经济伦理理想；生态整体、生命共同体环保新理念、建设美丽中国相统一的生态伦理思想；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严惩腐败相统一的政党伦理思想；共享发展、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相统一的发展伦理思想；弘扬优秀的家教、家风、家训相统一的家庭伦理思想等等。
中国马克思主义领导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立足发展实际，应对新形势、迎接新挑战、担当新使命，提出一系列伦理新思想、新命题和新观点，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形态建构发挥了主导作用，从伦理认识体系、伦理价值体系、伦理制度体系和伦理实践体系方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体系的发展和丰富。
从伦理认识体系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秉承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建构了切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践的伦理学新形态。改革开放4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真理观，建构了伦理认识体系的完整形态：在认识论原则上，不仅实现了伦理认识上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伟大变革，也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积极探索和发现社会主义伦理建设规律；在认识论辩证法上，坚持认识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不断深化的能动辩证发展过程，不断推进对社会主义本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的伦理认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建设规律；在认识检验标准上，强调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伦理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发展真理；在认识发展规律上，既看到认识具有反复性、无限性，又看到认识的上升性和前进性，从而正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出现的种种“伦理丧失”、“道德危机”等问题，又满怀信心地倡导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追求社会和谐、实现美好生活。在认识论原则、认识论辩证法、认识检验标准、认识发展规律等方面的科学认知，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发展道路。
就伦理价值体系而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资产阶级伦理思想最大的不同就是实现了人类伦理思想史上“从为少数人向为大多数人转变”的伦理价值革命，并确立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伦理价值目标，由此“解放”、“自由”、“发展”、“幸福”成为最具人道主义的价值追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高扬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价值旗帜，致力于探求如何消除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国家、人与自身的伦理关系中存在的对立和冲突，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确立了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部件任务ti的数据世系为DLti=(pti0,pti),pti={pti1,pti2,,ptik}，与上述类似，以ti为父节点的某个工序任务ptij∈ProcedureTask(1≤i≤n,1≤j≤k)可表示为(Inj,opj,Outj)，有
就伦理制度体系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发展作出了伦理佐证、伦理规导和伦理设计。伦理制度体系是社会基本制度的伦理诉求及其如何实现的制度化安排的综合体现，是制度伦理化的体系呈现。伦理制度体系必然由合伦理性与合道德性的制度构成，并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条例、原则和规范体现出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制度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在经济上，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实行按劳分配、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基本价值追求，体现了价值理性与制度理性辩征统一、公平与效率辩证统一的基本原则；在政治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旺盛生命力；在社会发展上，构建和谐社会、切实维护与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努力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文化上，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培育“四有”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伦理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在生态建设上，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与自然、环境与经济、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
就伦理实践体系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形成了教学实践和应用实践相统一的实践体系，为提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了实践支撑。从伦理学教学实践看，1979年中国人民大学率先恢复了伦理学教学，并最早设立了伦理学专业，迄今已有20多所高校设置了伦理学专业，很多学校将伦理学课程作为通识课程开设。从应用实践看，伦理学广泛服务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公共事务、行政、医学、生态等实践领域，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全方位的伦理评判和伦理指导，并为解决经济伦理问题、政治伦理问题、生态伦理问题、生命伦理问题、网络信息伦理问题、公共生活伦理问题、国际交往伦理问题等“问题集”积极求解。理论最终要落实到实践、为实践服务。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品格，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充分展示了这种实践品格，体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根据地层岩性，勘察区工程地质分层可分为填土、红黏土、灰岩，对地层本次勘察进行了取样试验，样品的采集、包装、送样及试验均符合相关规定，其测试成果真实、可靠。
三、伦理秩序建构与改革开放实践的辩证统一
江泽民伦理思想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时代主题，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中存在的伦理道德问题作出了回答。其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伦理蕴涵。先进生产力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和前提，先进文化是社会文明的灵魂和旗帜，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社会发展的目标指向，三者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揭示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伦理要求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价值追求。此外，江泽民伦理思想还强调爱国主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精神动力的作用，将爱国主义与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机统一起来；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与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强调加强领导干部权力道德修养，并于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将社会主义权力道德观规定为“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大公无私、清正廉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些伦理思想，推进了社会主义伦理理论体系在市场经济建设中的进一步发展和丰富。
由于萃铯余液中钾钠含量较高，经过一轮萃取反萃试验后，还有少量的钾钠残留在反萃液中，使铷的纯度降低。铷反萃液进行新一轮的萃取反萃试验，可进一步提高反萃液中铷的浓度，降低杂质离子含量，提高铷盐的纯度。
改革开放4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展经历了形成(1978-1992年)、发展繁荣(1993-2012年)、走进新时代(2013年-至今)三个时期，并以“价值秩序”为基础、“制度秩序”为支撑、“心灵秩序”为追求，形成一种结构性力量，推进了伦理秩序建构。
伦理价值秩序旨在通过伦理价值的倡导和培育，为国家社会个人提供分层的价值指导，进而形成社会核心价值认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形成时期，张岱年、周辅成、李奇、周原冰、罗国杰、许启贤等老一辈伦理学家为社会主义伦理价值秩序的建立作出了杰出贡献。如张岱年对真与善的道德价值的阐析；周原冰对共产主义道德价值原则的系统研究；李奇对道德价值与社会生活关系的阐释；罗国杰对马克思主义伦理价值的阐述和共产主义道德的价值宣扬，使马克思主义道德价值学说更加深入人心，推进了社会主义伦理价值秩序的形成。在发展繁荣时期，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向注重应用、面向实际转变，价值的建构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结合。1993-2001年，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聚焦于破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凸现的道德问题，并通过对道德本质探究、伦理精神建构、市场经济伦理批判、社会问题的道德反思等研究推进了社会主义道德价值的认识。伦理学理论研究与市场经济建设这一改革开放的重要实践主题相适应，对激发和引导人们的进取竞争、独立自主、公平正义、民主平等、权利规则等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变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02-2012年，新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迎接新挑战中继续发展并实现学科繁荣，一是以社会主义建设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研究重点和突破点，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价值观念和价值诉求日益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二是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价值指导下，马克思主义伦理价值在经济伦理、生命伦理、政治伦理、生态伦理等应用伦理学领域得到多维度拓展和实践应用，极大地推进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使得社会伦理资源的“整合力”和当代伦理精神塑造的“引领力”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伦理价值秩序基本形成。
伦理制度秩序旨在通过伦理制度的建立为社会确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道德规范秩序。在改革开放初期，伦理学界对共产主义道德的实质和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的党性原则、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区别与联系、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区别、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异化、人性与需要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理论廓清，为建构社会主义伦理制度秩序夯实了基础。尤其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1996年)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6年)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明晰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主要内容、规范要求，使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得到制度化发展，极大地推进了社会主义伦理制度秩序建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发展，不仅促进了伦理价值秩序和制度秩序的构建，同时也为广大民众建构和谐的心灵秩序提供了价值支撑。其一，通过对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道德与利益、公平与正义等伦理学核心问题的理论廓清，广大民众对马克思主义利益观有了辩证科学的认识，进一步激发了对物质利益合法追求的积极向上心态、对公平公正利益分配的渴望心理。其二，通过对人道主义、人性、道德心理、道德主体性等伦理问题的新探索，解放了思想、开阔了社会主义道德理论新视野，开辟了社会主义道德研究的心理路径和主体性路径，为激发社会民众的道德主体性和引导社会心理健康和谐发展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指导。其三，民主、自由、平等、权利、共享等核心价值得到了伦理学广泛和深入地理论论证，使这些价值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广大民众不仅初步实现了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积极期待，也极大地增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价值认同。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基本遵照苏联伦理学研究范式来阐释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和伦理学理论问题，对道德的起源、本质、功能和特征的理解凸显哲学的“党性原则”，“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特征明显。这种研究范式对于伦理学发展的主要作用在于确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主要任务、方法论等，为学科体系建立奠定了基础，但其对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条化搬用和缺乏中国特色等弊端也显而易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对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方法的反思和批判，我国伦理学界开始突破苏联伦理学中哲学本体论的传统思维模式，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两个显著的转变：一是对道德本质特征的理解视角发生变化，原来那种单纯从“社会学视角”将道德理解为维护特定阶级利益的工具、为特定阶级的利益服务的“道德阶级性”说发生了改变，从“伦理学视角”对道德的人性基础和普遍性特征的研究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和关注。二是批判对实践基础和主体性原则的忽视及其造成现实的人的失落等弊端，进一步凸显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凸显对主体、人性等问题的关注。
四、理论形态发展与研究范式转换的互动创新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P11)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形态创新发展与研究范式转换，是在与改革开放实践需要的良性互动中得以实现的。改革开放4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发展以“本真形态”、“时代形态”、“中国形态”和 “创新形态”四种形式得以呈现。
一杭脸上的肌肉一紧，大声说：“不可能！”他突然想起早上出门时，楼下那两个戴墨镜的男子，看来，还是被算计了。
“时代形态”追问的是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应该是什么、应该怎么样。改革开放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前进，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应该是什么和应该怎么样随着对改革开放的认知和理解的深化而清晰。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姓社”和“姓资”等重大问题的讨论之后，关于改革开放的质疑逐渐消退。我国伦理学界对改革开放的“道德滑坡”质疑、对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质疑，也逐渐随着对改革开放的正确定位和定性而逐渐转变，如何推进改革开放良性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主要任务，伦理学的“时代形态”逐渐展现风采。
“中国形态”追问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相适应的伦理学特征是什么。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实践的深入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逐渐成熟，中国特色伦理学意识在伦理学界逐渐觉醒和增强，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逐步迈入了繁荣发展阶段。尤其是十八大以后，伦理学研究不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领域伦理道德问题的持续关注中不断深化，也将学术视野拓展到经济全球化和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前沿。伦理学的“中国特色”、也伴随着“中国道路”进一步彰显了“中国价值”和“中国声音”。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中国形态”必将在新时代实现新发展、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实现中达到新高度。
“创新形态”追问的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如何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带有明显的苏式风格，伦理理论缺乏民族维度和中国范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新形态的探索与改革开放实践实现辩证统一和相互推进。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以及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框架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的提出，社会主义伦理学体系的构建确立了基本方向；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中国特色伦理学意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实践体系都在实现不断创新发展。
“本真形态”、“时代形态”、“中国形态”和 “创新形态”标识着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创新发展的状态和特征，而这种创新发展是以伦理学研究范式转换为主要依托而实现的。
实践证明，作为“最好动力”的伦理秩序通过主体的塑造、实践的价值规导、公民创造性的激发，与作为“最强动力”的市场经济辩证统一，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深化发展，这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建设的重要经验。
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契机和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起点，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范式着重向破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凸现的道德问题转变，伦理学理论、原理和道德问题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进入新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迎接新挑战中继续发展，伦理学研究范式坚持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相统一、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原则，以社会主义建设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研究重点和突破点，推进了学科和理论的繁荣发展，尤其是伦理学基本理论研究日趋深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本原理下应用伦理学不断发展。十八大之后，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主题，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范式呈现出新特点：一是深度关注和破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建设问题，二是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国化发展的总结性研究，三是对传统伦理文化、民族伦理文化当代价值及其生活实践的关注。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主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社会主义荣辱观”、“发展民生”等伦理思想，充实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理论形态。“科学发展观”的主题是发展，出发点和价值归宿是以人为本，目的是实现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体现了人道主义、主客统一、公平正义、真善美相统一等伦理维度。“和谐社会”的伦理要求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社会主义荣辱观”反映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判断是非得失、确定价值取向、作出道德选择提供了伦理原则。“发展民生”就是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胡锦涛伦理实践和伦理思想重要而鲜明的特色。
定义2 逻辑信号xi的信号概率Xi=Pr(xi=1)是xi取值为1的概率，Xi∈[0,1]为实值随机变量.
五、挑战与期待：开拓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深刻变化，这些深刻变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演进和发展中得到体现和论证。新时期，如何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伦理学新形态，既充满挑战，又充满期待。
就发展的现状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创新面临诸多挑战：
“本真形态”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本质属性，所追问的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本真精神。罗国杰先生指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考察和研究社会道德现象，揭示道德现象的起源、本质、发展、变化及其社会作用的规律性的科学。”[3](P6)明确的指导思想、理论支撑、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等确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本真形态”。改革开放初期，对伦理学“本真形态”的理解被深深地打上了苏联伦理学理论模式的烙印，但是，也为伦理学新形态发展提供了较大的形式和内容上的变革空间。
式中，Cn为第n次取样时接收液中药物浓度；V为接收池中接收液体积(5.0 mL)；Ci为第i次取样时接收液中药物浓度；1.0为取样体积(mL)；S为有效渗透面积(0.64 cm2)。以Qn(μg/cm2)为纵坐标，时间t(h)为横坐标，绘制累积渗透曲线，求出稳态透皮速率J[μg/(cm2·h)]。
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学科理论发展与基础理论问题研究的双向推进，一方面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逐渐走出“苏联模式”教条化影响，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研究新气象，社会主义伦理学理论体系得以确立并得到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进展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极大地改善了社会道德风尚和精神文明水平，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得以形成和逐渐丰富。
其二，贫富分化与核心价值认同的挑战。改革开放带给民众最剧烈的冲击和影响就是利益心理的变化。贫富分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利益失衡导致心理的失衡和病态，严重影响社会和谐建设和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信心。利益观念的异化，必然导致价值观和美德的“去圣化”，使民众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上大打折扣。伦理学研究如何切入民众“生活世界”，确立社会主义义利观，构筑起思想和观念的“价值世界”和“价值理想”，使得实现美好生活既有现实之根又有理想之光，这是一项重要任务。
综上所述,临床合理用药治疗对心脑血管类疾病患者有着强的现实意义,为了更好的控制患者的病情,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应该大力推广临床合理用药。
其三，社会伦理整合的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整体推进的事业，需要从整体上进行价值引导和推进。但是当前存在的片面的实用主义倾向严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发展常常被某些人或某些群体狭隘的利益需求所左右，甚至为了满足所谓的“价值需求”而违背科学事实。如何建立社会主义伦理共同体意识、实现社会伦理整合、消除条块化与整体性矛盾风险、推进社会主义整体进步，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研究面临的紧迫课题。
其四，西方价值强势与伦理话语权“西强我弱”挑战。中国道路取得的成就为世界所瞩目，但是西方世界存在着对中国道路质疑的杂音不绝于耳，有些学者和政客认为中国的崛起正遭遇到价值观的困境，是一种不包含道德意义的崛起。西方国家的民主、人权、自由等价值观念依然强势，“普世伦理”等伦理话语依然影响广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如何应对西方价值强势与伦理话语权“西强我弱”挑战，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话语体系的影响力和认同度，依然任重而道远。
其五，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倡导的国际认同和“伦理信任”的挑战。中国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对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而贡献的中国智慧，既是中华民族实现“天下大同”的伦理情怀的体现，也是“以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伦理之道的运用。但不容忽视的是，国际社会上有些国家和政要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倡导持质疑态度，甚至有“阴谋论”之说。如何应对跨文化交流的伦理风险，如“文化误读”导致“价值贬损”、诚意缺损造成“交流失迷”、利益博弈造成“责任消解”、保守主义导致“价值阻滞”等问题；如何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倡导的国际认同和“伦理信任”，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必须积极开展理论研究，不仅要提炼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还要关注西方伦理价值范畴及其话语表达、话语心理，提升伦理价值的话语整合、话语反馈、话语传播、话语认同能力，凝练出为各国所接受和信任的伦理价值传播话语。
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要实现理论创新，就要积极应对挑战；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者既要有危机意识又要有责任意识，对伦理学发展充满信心和期待。
在学科发展定位上，建设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新形态，即植根于中国道德土壤，体现中国特色；立足于当代中国实践，体现中国风格；着眼于中国乃至世界重大问题，体现中国气派[4]。黑格尔指出：“只有当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掌握了一门科学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门科学属于这个民族了。”[5](P87)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需要以问题为导向，充分吸收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现当代伦理理论、西方伦理思想的理论资源，深化对中国社会问题和世界发展问题的理论自觉，不仅对中国发展、也对世界和人类命运给予价值关切，从而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发展要求和鲜明特色。2017年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强调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充分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这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建设提出了基本要求。
在研究内容及其应用上，提升伦理学对现实问题及其解决的有效性，让伦理学真正切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这是伦理学理论创新的当务之急。“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2](P9)理论是为了指导实践的，学术研究是为了实践运用的，只有避免现实性与学术性的二元对立，避免伦理学堕入“纯学术”、“书斋式”研究而造成生命力的禁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理论研究才能真正做到“说服人”、“掌握群众”。因此，在研究内容上，给予民众社会生活的道德关怀、对涉及人类生存和发展根本命运问题施以伦理关切，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研究本真之义。在研究应用上，提高伦理学应用研究的开放性和现实关注度，推进社会伦理资源的“整合力”和当代伦理精神塑造的“引领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走进大众心灵、淳化生活风尚的必由之路。
式中：M表示需求价格弹性系数矩阵。从式(6)易推导出在分时电价机制下电动汽车代理商在峰、谷、平时段的等效充值需求可以描述为式(7)所示的一个关于分时电价的函数[16]：
西淀白排闸，孔深15m。闸基主要为第②层壤土，地层厚度较大，岩性稳定；具中等压缩性，微透水性，较高强度。
在研究方法上，在坚持以“问题”为中心研究方法外，还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重视整体性研究方法的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整体性的事业，伦理学研究需要对此进行整体性研究；伦理学理论创新既不能固步自封、独守一隅或自以为是，也不能“洋教条”泛滥、或患上“母语失语症”，丧失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而应该整体性地对待各种伦理思想、理论和流派，坚持和发扬学术民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二是重视形而上与形而下方法的结合、尤其是要加强实证调查方法的运用。例如，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中的效率与公平、民主与法制、先进文化与大众文化、民生等问题的伦理学研究，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理论探讨和学术阐释层面，如何运用实证调查方法对民众的伦理心理变化、道德素质发展变化特征、社会风尚演变规律等等进行探究，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研究融入社会建设的必要手段。
改革开放4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为改革开放注入了磅礴的价值动力。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以整体和未来为思维导向，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水平，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自信，需要伦理学工作者为之付出艰辛的努力，这是责任也是光荣。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罗国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探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4]李建华，肖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理论命题、发展逻辑与建设路径[J].求索，2018，(6).
[5]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The Basic Experie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arxist Ethics in China in 40 Years of Refor m and Opening-up
XIAO Xiang
(School of Mar xism ，Zhejiang Nor 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China )
Abstract： In 40 years of refor mand opening-up，Chinese Marxist ethics has f urther developed and innovated after the develop ment of Mao Zedong’s ethical t houghts.There are rich experiences in subject develop ment and research on basic t heor y，evolution of ethical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construction，construction of ethical order and practice guidance，theoretical mor phological develop ment and research paradig m innovation.Su mming up experience is in response to five big challenges of the Chinese Marxist ethics theory innovation，such as the challenge of“ethical bottleneck”of democratic politics，the challenge bet ween the gap bet ween rich and poor and identity of core value，social et hics，the challenge of integration of social ethics，t he challenge bet ween wester n values and ethical discourse of“west str ong but I weak”，the challenge bet ween inter national recognition of advocating the value of co mmunity of Shared f uture for mankind and ethical trust.So that，we can look for ward to the f uture better.
Key words： refor m and opening up；Chinese Marxist ethics；basic experience
中图分类号： A8；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22 X(2019)01-0076-09
收稿日期： 2018-11-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展及前瞻研究”(18AZX018)
作者简介： 肖祥，男，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赵 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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