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经济史研究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中国经济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史研究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新世纪新即将来临之际，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学系、中国经济史学会近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和《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新世纪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0年10月14日至15日在南开大学隆重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台湾、美国、日本、法国等国家和地区的50多位中国经济史学者出席了这次盛会。研讨会共收到论文40余篇，围绕中国经济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引进与创新，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发展研究，近代中国微观经济分析与制度变迁分析，经济史教学改革与创新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取得了诸多共识。
一、经济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引进与创新
经济史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是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之一。研讨会围绕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经济学与经济史、引进与创新、理论与史料等关系问题展开了讨论，有些学者对西方经济史学著作和理论进行评述，另一些学者对经济史研究进行反思和展望。
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 吴承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认为实证主义是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不可须臾或离。中国史学自司马迁起就是实证主义的，随后不断发展，完善。但从19世纪末起，西方形成三次反对实证主义的高潮。吴老对此主张(1)历史学属于人文科学，具有艺术（教育）功能。但是史无定法，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方法都可有选择的用于历史研究，特别是用于实证，并有实证的和规范的两种价值判断。(2)应当承认历史认识有相对性，所以企望“极终的历史”是不可能的。(3)反对用模式法研究一般历史，并不赞成一切决定论、预期论的方法。尾高煌之助（日本法政大学比较经济发展研究所）认为经济史研究有四种不同的方法：即系统材料法；系统的经济史事件叙述法；与上述两种方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源于理论流派法；介于二、三方法之间的历史经验分析叙述法。史瀚波（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马迪逊分校历史系）强调了微观层面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经济史是经济学的复述历史，而同时，经济史不能跟文化、经济、历史等分开。萧国亮教授认为经济史研究要有一种人文精神。首先要考虑到实证科学，即把分析性的方法应用于经济史的研究，通过对史料的考证予以证实；其次讲究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既要保持今天的视野，也要有历史的视野，从而把历史的——诠释的科学方法运用于经济史的研究，取得对历史的合理解释；再次，批判的科学（即历史的辩证法）在经济史研究中要付诸行动，为“改变”经济世界开辟道路，使每个人获得更多的解放。
经济学与经济史的互动关系 经济史属于经济学还是历史学，学术界一直有争论。会上，高德步（中国人民大学）认为经济史学是经济学的一部分，作为经济学的经济史与作为历史学的经济史有很大区别。作为实证科学的经济学离不开经济史的经验验证；作为历史科学的经济学与经济史学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性。经济史学研究的目的是对人类经济活动的历史进行描述和阐释，而其最根本的目的是对人类经济的未来进行预测。经济史学家的现实任务是努力实现经济史学范式的创新，并融入经济学研究的主流，为现实经济发展作应有的贡献。陈自芳（浙江省委党校）认为：经济史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础，经济理论必须结合经济史揭示的经验性材料才能启发人们更好地从实际出发加以应用。经济史研究方法的创新应加强运用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的方法；注重根据研究目的和可能得到的史料更多地运用经济理论为工具来解释和分析经济事实，应注重从经济史中总结出特定规律，以对现有经济理论进行补充和创新。陈勇勤（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认为：经济史研究方法与经济学研究方法是统一的，是一个整体，或者说是历史分析和理论分析不可分割的整体。并对具体研究中各种方法的引入及方法的创新作出了尝试：一、提出需供管演进假说；二、对需供管演进假说的支柱理论作出分析；三、以支柱理论为内圈，确定围绕着这个内圈的基本经济理论；四、使用统计和数学方法确定各基本要素变量之间的关系，以次建立一个新的思想体系。
引进与创新、理论与史料的关系 熊性美（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认为理论方法的创新要慎重。现在诺斯的经济史理论很流行，但应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要深思，要看是否适合所要研究的问题，能否对因果关系作出解释。采用计量方法了也慎重行事，看是不是有足够的数据，其结果是否能够作出质的决定性。他强调要重视史料开发。中国经济史研究能否取得新的突破，最终取决于史料开发的程度。50年代出版了大量各行业史料选辑，对推动经济史研究起了很大作用。80年代以来，思想解放，中国经济史学界提出许多新观点，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但也出现了心浮气燥、急功近利的情况，有的人只看重理论，轻视史料，这对经济史研究很不利。他还提出要向外国学者学习的问题。赵德馨（中南财经大学）指出，有些年青人热衷于引进外国理论，甚至不加分析、不加选择，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有自己深厚的文化传统，外国理论不一定都适合中国情况。在中国革命年代，盲目搬用外国理论，曾经给中国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套用苏联模式，也给中国造成很大损失。我们搞中国经济史研究也绝不能套用外国模式。扎扎实实地收集史料，钻研史料是经济史研究的基础。慈鸿飞（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认为讨论理论问题，基本点是经济史是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不必把问题复杂化。无论何种经济学理论，对于经济史研究而言，都可用来作为一种分析工具，至于用哪一种方法，应因问题而异，不可固守其一，排斥其余。经济史研究的是历史上的经济现象，因此要懂得历史背景，要有历史学知识，不应片面强调经济学方法，而忽视历史学。无论推出多少理论，也不能代替对历史上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当务之急仍然是实事求是，勇于开拓，勇于创新，主要是观点的创新，而不是引进外国理论。当前，中国经济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的突破，仍然要依靠新史料和证据的提出。丁长清（南开大学经济所）也认为经济史研究的灵魂是创新，其关键不是什么新理论的引进，而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实际更好地结合起来。李根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主张经济史理论方法的多元化，用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方法都行，可因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的不同情况而异，殊途同归。当前仍应提倡经济学与史学的结合，允许进行各种探索和尝试，包括建立一些分析的模式；但经济史要建立在实证基础上，不能把经济史变成经济理论和模式的演绎。理论有两种，一种是前人和今人从历史与现实的研究中总结出来的理论，包括从外国引进的经济学和经济史理论，这些理论可以有鉴别地选用，作为研究的方法或指南，但不能代替具体的经济史研究；另一种是我们从当前的历史研究和现实研究中概括出来的理论，我们的研究不应停留在事实的叙述，而应提高到理论的层次。史料是研究的基础，但理论也是很重要的。回顾20世纪经济史学的发展，可以看出它存在着“分”（学科细分、方法多元化）和“合”（不同学科、学派理论方法的相互渗透和全方位、长时段综合考察的研究视角）两种并行不悖的趋向，“分”中有“合”，经济史研究要有“通”的眼光。
关于新史料的发掘问题，曹幸穗（中国农业博物馆）在会上讲述了满铁资料的有关情况，强调它对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重要性，它的开发利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会引起近代史研究革命性的发展，他还介绍了“满铁资料整理研究”课题的立项经过、研究进展和近期成果。
西方经济史学理论评述 王玉茹宣读了已故刘佛丁（南开大学）的论文，对奇波拉的《在历史和经济学之间——经济史入门》（注：CarloM.Cipolla,Between History and Economics,An Introduction toEconomic History,Basil Blackwell,1991.）予以评论，认为：(1)与其强调经济史作为交叉学科所造成的困难和矛盾，而寄希望于未来的社会科学革命，不如从实际出发，总结经济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成功经验，提倡在方法论上的多元化和不断创新；(2)经济史研究不限于经济状况本身，还应包括其与社会其他方面的联系；(3)应重视包括经济学理论在内的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对经济史研究的重要作用；(4)经济史学家应避免过度简单化、事后推理、主观主义、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而歪曲历史事实等四个陷阱。（注：参见刘佛丁：《齐波拉经济史学思想述评》，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赵凌云（中南财经大学）评述了美国的新经济史学，认为它是经济史学的一场革命，它并没有结束，至今仍在前期基础上拓展其边界和深度。新经济史革命给经济史学和经济学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启示：经济史与经济学必须结合，实现互动、互补和互相交换知识。借鉴和运用历史计量分析不仅必要，而且可能。运用合理的理论框架，采用科学的计量分析方法，可以提高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水平。丁长清则对黄宗智和诺斯的经济史理论提出批评。他指出，诺斯认为社会经济等制度的变迁决定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而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变迁主体对变化潜在收益的追求，将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关系倒了过来，在中国历史上不能得到验证。黄氏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及其历史作用的批评也站不住脚。商品经济的作用具有两重性，二三十年代王宜昌等人片面强调商品经济在“正常的”情况下的积极作用，而全然不看它在“例外的”情况下的消极作用；黄却以“例外”来否认商品经济在“正常”情况下的历史进步性，在认识上都具有片面性。林枫（厦门大学经济系）对黄宗智、白凯等西方学者的理论观点作了积极的评价。史建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谈了她多年从事翻译国外经济史著作的体会，认为国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史研究往往有独特的视野，值得中国学者学习。但运用外国理论首先要把它了解清楚，不能一知半解、断章取义。
经济史研究的反思和展望 李伯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经济所）通过对李中清、王丰所著《人类的四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的评议，回顾了西方学者为破除中国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所作的努力。指出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种努力推进了一步，采取了实际性行动，对西方传统理论在中国历史上的适用性提出质疑。他指出，如果我们能真正破除中心主义，摆脱传统汉学的“边缘心态”，把中国历史放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探索，中国史的研究就自然融入国际学术主流。戴一峰（厦门大学历史系）认为：新世纪的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需要寻求新的学科增长点，即开拓新的、有发展潜力的研究领域；其茁壮成长，最终发育成新的学术流派。学派的形成是学术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新世纪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重要追求就在于培育自己的学派——中国学派。对中国经济史学的百年发展史的反思，自然引导我们走向对中国经济史学本土化的追求。而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最终归宿在于人本主义与人文关怀追求，这也应当是新世纪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趋势。王玉茹（南开大学经济所）通过对世界、中国经济史理论创新的反思后，指出面对当今国际上社会科学研究对学科理论和方法交叉的发展趋势，要使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进入国际学术主流，首先我们的经济史学工作者要对自身的条件进行评估，其目的在于根据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基础条件选定理论创新的方向，选择自己能够驾驭的学科领域，以达到真正能够掌握一门或多门相关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从而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其次要加强国际间和国内的学术交流，加大介绍国外新理论和方法的力度，以扩大理论创新的领域；再次要克服那种西方历史上有的我国历史上也会有的民族心态形成的情绪，改变套用西方的概念在中国历史上寻找的倾向。
二、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发展研究
运用宏观经济理论研究中国近代经济运行，是近年来经济史理论与方法创新的重要方面。马若孟(Ramon Myers)（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通过对台湾、大陆市场经济组织网络的对比，指出中国大陆在尽力发展一种别开生面的现代市场经济。然而，中国政治中心的领导人，尚未设计出一套适当的制度规章，也无法解决有关财产权牵涉的各种问题。当然，中国面临的问题还很多，中国大陆仍然存在着许多形式复杂的“礼拜仪式组织”，这也使得新的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困难重重。南开大学的青年学者的实证研究，体现了南开大学经济史学科的特色。张东刚（南开大学经济所）认为近代中国政府消费支出的变动趋势总体上呈现显著的不断上升态势，但其趋势并非直线上升，而是在曲折不居的升降波动中逐步上涨，并呈现出某种周期性波动的迹象。这不仅表现政府消费支出总量的上升变动，还表现在政府消费支出结构的变化。政府消费支出的变动相应地引发总需求发生变动。一是促使总需求总量不断上升；二是促使近代政府的财政规模不断扩大；三是对国民收入上升的乘数效应日渐显著。近代中国政府消费支出的如此变动，主要受近代中国国民生活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职能作用的扩大和强化，政府财政规模的扩大和军事开支的扩张等因素的影响。刘巍（海南大学经济学院）从逻辑和经验两个角度对南京政府成立至抗战爆发前(1927-1936)的中国经济运行结构做了宏观实证分析，得出(1)近代中国的商品市场：国民收入随价格的上升而增长，价格和投资“惯性”一起推动中外投资者的投资，投资又推动了国民收入。(2)近代中国的货币市场：国民收入决定贮藏货币需要，在货币供给不变的条件下，交易货币需求量被决定，交易货币需求量与给定的国民收入一起决定价格。(3)近代中国两个市场同时均衡时，价格和收入就同时被决定。李一文（南开大学经济所）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论证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条件虽然并不完全有利于中国，但也未见明显恶化，甚至在1920年以后直至1936年，中国的贸易条件有逐步改善的趋势。这与中国同期对外贸易条件日益恶化的事实形成鲜明对比。从中说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进行贸易，其贸易条件并非完全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白丽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则对中国国债市场化的历史进行了考察。
三、近代中国微观经济分析与制度变迁分析
微观经济分析与制度变迁理论在经济史学上的引用，西方学界已取得显著成就，而我国还姗姗起步，阻力重重。为推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会议组织了有关讨论。董志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从理论和中国实际结合的角度，探讨了制度变迁分析的重要性。她认为近现代中国历史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社会经济制度发生频繁、深刻的变革；二是这些变革与世界的联系如此密切，以至变革的每一阶段，每一个步骤都直接或间接地具有国际背景，以及他国的作用与影响。因此我们对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视角离不开这两个特点。即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不能脱离制度变革，在对经济体制的研究中，要历史地看问题；对中国经济史的评价要重视国际环境，兼顾纵横双向比较；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总结不能忽视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同时，经济史研究，要正确对待自然与人的关系。刘方健（西南财经大学）在实证分析基础上指出，1912-1927年中国股份制制度变迁的基本规律是：股份制变迁是股份制与既有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由不平衡到均衡的过程，政府在这过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有能力打破不理想的均衡状态，推动股份制向更高的均衡点演变。从中可以得到股份制发展的一般模式：“政府——市场——文化——人——股份制”。现实中股份制改革存在的诸多问题几乎都可以从这一模式中得到解释。龙登高（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经济所）从制度经济学角度，针对中国发达的传统市场为什么不能催生出企业等相关经济组织时，指出企业组织只能在市场中产生，而市场发展未必产生企业，劳动与相关生产品在交易效率上的判别对企业的产生是必要的。由于场外分工发达、场内分工反而简化，企业组织的交易成本可能高于通过市场体系获得商品的成本。传统市场上形成的等级体系，缺乏强劲的技术革新来带动制度创新及相对高昂的交易费用等都约束了产业组织在传统市场中的产生。陈慈玉（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认为日本对华煤业投资具有如下四个特征：一、矿业投资在日对华投资中次于铁路居第二位；二、以中等规模投资为主；三、三井等大财阀在煤业投资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四、有不少企业以单枪匹马方式，独自在中国从事投资煤业活动。宋美云（南开大学经济所）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研究了近代天津资产阶级在经济近代化中的作为。慈鸿飞认为近百年来，私有产权的取得，使中国西部农业资源开发取得相当成果，指出应该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上西部开发的经验教训。此外，胡光明研究员考察了中国商会史研究与近代经济史学科建设的关系。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博士生泉谷阳子、天野佑子、杨缨、三品英宪等分别介绍了他们对国民政府的经济民族主义、田赋征实、开埠和生丝市场、近代华北农村的变化等专题的研究。
四、经济史教学改革与创新
经济史教学是培养经济史专业人才的基础。然而建国以来，由于多种因素影响，经济史教学面临种种困惑，为此，会议组织了对该问题的专门讨论，作为会议的又一个主题。赵德馨对此提出了四点意见：一、大学经济系应开设中国经济史课程，并争取打通1949年这个界限，上连下延，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二、主线应由生产关系变化或阶级斗争改为经济现代化。三、加强理论分析，从分析经济史实过程中概括出理论性结论，抽象出新的理论观点，使中国经济史成为理论经济学科群中有浓厚理论色彩的基础学科。四、将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置于中国经济整个发展过程中和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之中。刘方健认为应重视经济史教学对经济史人才培养的重要性；要编写一本由古到今，由中到外的经济史教材；这一教材应该用经济学的语言去描述中国经济的变迁发展的活动过程。赵津（南开大学经济系）认为中国经济史没有打破以中国近代史为主线的内容、结构，使经济史教学面临教材的困惑，影响了经济史学科的地位及其发展。经济学要有大的突破，必须有经济史的时空观念。经济史教学不仅要给学生经济史的知识，而且要给他们一个经济史的方法。为此要改革经济史的内容，每个问题要有经济的内涵，抛开历史框架，以经济作为支点，实行专题化，并能紧密的联系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