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研究中的文人空间排序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代论文,文人论文,意义论文,文学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讨论唐代文学研究中的文人空间排序应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描述和考订文人的空间集聚和分布状态；二、探求其规律；三、阐明其意义。事实上文人分布状况是复杂而又相当具体的，故本文只是在对几种不同类型的文人空间排序的具体解析中兼顾以上三点的阐述。所谓文人空间排序是指按照一定规则将文人在空间进行组合和排列，这种组合和排列可以是纵向的，也可以是横向的；可以是长时间，也可以是短时间；可以是实体，也可以是依事物性质所作的合并和归类；可以是连续的，也可以是间断的；可以是局部的，也可以是普遍的。从文人空间排序来研究唐代文学，不少人已在作一些尝试，本文是在吸收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对此进行论述，许多问题以后可以作专题研究。
一、和地域结合：关于文人占籍的分析
文人以占籍为单位的空间排列，历来为唐代文学研究者所重视，但由于作家资料的零散和望贯相混，难以清理，陈尚君先生《唐诗人占籍考》（注：《唐代文学丛考》第138—17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填补了这一空白，唐代诗人占籍情况，据陈尚君考订，大致如下：京畿道226人，其中京兆府186人；关内道6人；都畿道200人，其中河南府120人；河南道157人；河东道149人，其中蒲州79人；河北道245人；山南东道77人；山南西道4人；陇右道27人；淮南道60人； 江南东道404人；江南西道159人；黔中道0；剑南道66人；岭南道27人。 诗人占籍的分布对我们研究唐代文学会有多方面的启发，这里谈三个相关问题。
第一，诗人占籍和文化繁荣的认知。我们在审视经济繁荣、文化繁荣和作家分布的变迁问题时，作家占籍又成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物。如果把唐代诗人占籍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则北方籍作家的比例超出南方，而南方相对集中的是江南东、西道，其中一些州历来就是文化发达地区，诗人占籍量也比较大，如润州43人、苏州69人。如果考虑到时间因素，中晚唐南方地区的诗人占籍增长率显然超出北方，比如福建、泉州等地。另一方面也不容忽视，尽管我们试图勾勒出安史之乱对诗人地域分布的影响以描绘一条文化南移的轨迹，但我们发现诗人占籍与经济、文化繁荣并不能处处构成同一的对应关系，如扬州和益州在唐代中后期极其繁荣，有“扬一益二”之说，但从诗人占籍看，扬州26人，益州32人，而终唐之世都相当落后的福州和泉州，其诗人占籍数分别是48和34人。何以会出现这样的分布，原因相当复杂，正和诗人成长一样，并非一两个条件就行。事实上我们的统计只是一种相对的成果，或者说还是一个粗线条的工作，假使我们能对每个诗人进行质的考察，将他们分为不同等级：上中下三级，在同一等级上对其占籍作统计；假如我们有条件对诗人所属阶层进行分析，将之划分为如士族、寒素或官僚、隐士、僧道，在同一阶层对其占籍作统计，那么就会有更多的发现，也会较为精确地说明一些规律，使研究向前推进一步。举一个例子来说，如上面提及的福州和泉州，安史之乱后，诗人占籍虽有大幅度的增长，但从质量上看，没有出现比较杰出的诗人，甚至二流诗人也难数一二；再从阶层上看，僧人占有极大比重，福州48人，其中僧人有17：释希运、卿云、师备、怀濬、道虔、义忠、道溥、神禄、灵祐、志懃、惟劲、常察、清豁、神赞、文矩、皎然（五代闽僧）、志端；泉州34人，其中僧人有9：释玄应、全豁、义存、无了、本寂、光云、慧救、 慧忠、省僜。
诗人的占籍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人们理解文化现象和内在规律，但要尊重实际，也要有相当的灵活性。事实上，文化南移与占籍有一定联系，而更多的是与文人的活动相关，如大历浙东使府规模浩大的文人唱和，颜真卿刺湖州时多达90余人的联唱集团。因此，我们在研究唐代使府与文学关系时，曾进行过一些探讨。从文学家占籍来考察，籍里为北方者居多，而参幕则多在南方。文人自叙籍里，或为人作碑、传，特别喜欢追溯其郡望、祖籍，尤以出身北方名门望族为荣，如果剖析一下，里面的含义是丰富的，它不仅标示着门第（血统）地位，同样也表现了文明的程度（不管实际情况如何，至少形式上如此），等等；而在选择作官或入幕地点却又以南方居多，史料记载士人不愿在朝为一般官吏而求任地方官或求入幕，事实上，是指到南方为官作佐。这样的分离，实质上是缘于二者的不同价值取向：对郡望的要求主要出于“名”的满足；而仕宦南方就出于“利”的需要。这样客观上给南方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实际的帮助，促进了文化的彼此交流与渗透。但是，南方文化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从地方官和南方幕府僚佐以及活动于南方的文人占籍来分析，北方士人暂时还承担着南方文化发展的重要角色。《新唐书·常衮传》载，常衮，京兆人，“建中初，杨炎辅政，起为福建观察使。始，闽人未知学，衮至，为设乡校，使作为文章，亲加讲导，与为客主均礼，观游燕飨与焉，由是俗一变，岁贡士与内州等。”又《唐语林》卷4载：“闽自贞元以前未有进士。 观察使李锜始建庠序，请独孤常州及为新学记，云：‘缦胡之缨，化为青衿。’林藻弟蕴与欧阳詹睹之叹息，相与结誓，继登科第。”由于他们的兴教，南方边远地区文化发展有了突破。
除了兴教，他们还努力改变落后地区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新唐书·韦正贯传》载，正贯，京兆万年人，为岭南节度使，“南方风俗右鬼，正贯毁其淫祠，教民毋妄祈。会海水溢，人争咎撤祠事，以为神不厌，正贯登城沃酒以誓曰：‘不当神意，长人任其咎，无逮下民。’俄而水去，民乃信之。”又《新唐书·杨于陵传》载，于陵，弘农人，“出为岭南节度使，辟韦词、李翱等在幕府，咨访得失，教民陶瓦易蒲屋，以绝火患”。对为南方文化发展作出贡献的人，是会得到应有的尊敬，如《新唐书·常衮传》载常衮兴办教育，“其后闽人春秋配享衮于学官”。我们企图说明北方士人对南方文化的发展作用，换言之，就是说北方士人的文化素养一般高于南方，拙著《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曾对495位文学家籍里进行统计，除25人籍里不详外， 北方籍文人占相当大的比重：陕西85、河南82、河北和山西均为49。
另外，因为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南方文化的发展又是不平衡的，南方的长江下游的部分地区：江浙一带文化相当发达，江苏及浙江是六朝的政治、文化中心和人才资源中心，所谓“长江之南，世有词人”（注：《文苑英华》卷720陶翰《送惠上人还江东序》。），我们在对495位文学家的籍里统计中，江苏59、浙江50。从文士入幕看，江浙人由于所处风景优美、自然物产丰富，易生安土重迁之心，他们首次入幕一般还是作就近的选择。因此，我们不能把长江以南和沿长江两岸区域的文化等同对待，它应该含有如下三个层次：发达富饶地区（如淮南两浙等）、次发达富饶地区（如荆南山南东道等）和落后地区（如岭南福建等）。如果忽视这种差异，就会面对许多无法解决的矛盾。可以说文人参幕南方主要是指前两个地区，而文人的参幕协同府主推动了某些地区的文化发展，主要是指落后地区。
第二，家族：一种文化和文学传递的形式。家族需要每一个成员在一个共同目标下各尽其力以维护家族的利益，《旧唐书》卷190上载， 孔绍新与弟绍安以文词知名，绍新曾经对外兄虞世南说：“本朝沦陷，分从湮灭，但见此弟，窃谓家族不亡矣。”家族讲究门风，如《旧唐书》卷190上《袁谊传》所云“门户须历代人贤，名节风教，为衣冠顾瞩， 始可称举”。门户的形成要靠数代人的持续奋斗。士族阶层的势力在唐后期虽渐次削弱，但士族观念仍存在。士族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方面沿承和发扬家族的传统，即使由科举进入仕途的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家族，也会以士族的手段来维持家族的荣誉和门风（因此在研究家族在文化传递的作用时不必太多关注士庶的问题）。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大诗人，杜甫在《赠蜀僧闾丘师兄》诗中云：“吾祖诗冠古。”又在《宗武生日》诗中告诫其子云：“诗是吾家事。”这就意味着，杜甫以他祖父的业绩而骄傲，也要求自己和自己的后代为维护祖业而作不懈的努力。从诗人的占籍看，有亲缘关系家族中同辈、子孙等同为诗人的很多，达200余例（唐宗室不计在内），例如：
（1）颜允南、颜真卿、颜岘、颜浑、颜颛、颜须、颜顼、 颜舒；（2）窦叔向、窦常、窦弘余、窦牟、窦群、窦庠、窦巩；（3）柳公绰、柳公权、柳珪；（4）杜审言、杜甫；（5）韩愈、韩弇、韩湘；（6）元结、元友直、元友让、元季川；（7）姚崇、姚系、姚伦、姚合、 姚岩杰；（8）崔融、崔禹锡、崔翘、崔彧、崔岐、 崔安潜；（9）薛据、薛蒙、薛蕴；（10）卢羽客、卢纶、卢汝弼、卢嗣业；（11）沈佺期、沈东美；（12）李端、李虞仲、李昂、李胄；（13）李栖筠、李吉甫、李德裕；（14）王播、王炎、王铎、王镣、王起、王龟；（15）皇甫冉、皇甫曾；（16）包融、包何、包佶；（17）皇甫洤、皇甫松；（18）廖匡图、廖凝、廖匡齐、廖融。
以上18例只是一小部分，这就说明了一个事实，家族成了文化传承中的重要链节，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中曾论及家族在学术发展中的意义：“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习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此因唐前而发论，但对我们理解唐代家族承担某种文化或文学传播责任并发挥其作用具有同样意义。所以我们在研究一个作家的生平时，应该研究作家的家庭文化背景和家学渊源。
第三，出生与僧诗通俗化的联系。由诗僧的占籍引起我们对僧诗的通俗化的思考，僧诗是文学史上一种现象。据陈尚君考订， 京兆府186人，其中诗僧3人；都畿道200人，其中诗僧2人；河南道157人，其中诗僧11人；河东道149人，其中诗僧4人；河北道245人，其中诗僧8人；山南东道77人，其中诗僧4人；山南西道4人，其中诗僧1人；陇右道27 人，其中诗僧1人；淮南道60人，其中诗僧4人；江南东道404人， 其中诗僧64人；江南西道159人，其中诗僧10人；剑南道66人，其中诗僧5人；岭南道27人，其中诗僧4人。不详者32人，其中诗僧咸秦1人，江南2 人，海隅1人。这一统计说明：一是南方诗僧数量高于北方， 北方最重要地区京兆府和都畿道，诗僧约占总数的1.3%， 南方重要的地区江南东道，诗僧约占总数的15.8%。二是相对落后地区诗僧高于相对发达地区。三是政治中心的中原地区低于非政治中心的其他地区。
似乎可以这样说，和上述统计相对应的是，僧人多数出生在贫穷地区，具体到个人则僧人大多出生于贫寒人家，换句话说他们大多数并没有条件接受良好的教育，除非落发寺院研习佛经。从地区看，江南东道诗僧最多，但最多的还是落后地区，温州诗人计10人，而僧人有6； 台州诗人计8人，而僧人有3；福州诗人计48人，而僧人有17；泉州诗人计34人，而僧人有9。江东诗僧多的原因很多，如山水秀丽、 寺庙林立等，我们这里只是考察其中的一方面。从出生看，唐代绝大多数僧人都出生寒素，或自小就入寺庙连出生何地都不详，翻一下《宋高僧传》（注：中华书局1987年版。）就可得知，如页234：“释圆寂， 不知何许人也。”页235：“释甄叔，不知何许人。”页236：“释怀海，闽人也。”页237：“释恒月，姓韩氏，上党人也，厥父为土盐商。”页250：“释天然，不知何许人也，少入法门。”页282：“释庆诸，俗姓陈， 庐陵新淦玉笥乡人也，乃祖厥考，咸不为吏。”页303：“释休静， 不知何许人也。”页305：“释师备，俗姓谢，闽人也，少而憨黠， 酷好垂钓，往往泛小艇南台江自娱。”页313、314：“释文益，姓鲁氏，余杭人，年甫七龄，挺然出俗……益好为文笔，特慕支汤之体，时作偈颂真赞，别形纂录。”又如诗僧寒山、 拾得皆贫贱之家出生， 《宋高僧传》页484、485载：“寒山子者，世谓为贫子风狂之士，弗可恒度推之，隐天台始丰县西七十里，号为寒暗二岩，每于寒岩幽窟中居之，以为定止……拾得者，封干禅师先是偶山行至赤城道侧，仍闻儿啼，遂寻之，见一子可数岁，已来，初谓牧牛之竖，委问端倪，云无舍，孤弃于此。”
以往的研究在论述诗僧创作的通俗性时，都指出其缘于佛教传播的对象是大众，要求颂赞偈铭的通俗，极端者则以淫秽之事取悦听众，《因话录》卷4载：“有文淑僧者，公为聚众谭说，假托经论所言， 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其甿庶易诱。”（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我认为除此而外，还要考虑僧人阶层的出身以及他们的文化修养，在唐代科举制度下，即使出生寒素，也尽量走科举一路进入仕途，而入释门的人其文化水平当等而下之。当然，诗僧中有小部分人修养较高，和当时文士交往密切，如灵一、皎然等，成书于贞元初的《中兴间气集》评灵一云：“自齐梁以来，道人工文者多矣，罕有入其流者。一公乃能刻意精妙，与士大夫更唱迭和，不其伟欤。”于頔《吴兴昼上人集序》盛赞皎然诗作，以为“江南词人，莫不楷模”。皎然与当时文人唱和较多；还有一类在诗僧中占绝大多数，出生在文化落后的地区，出生在贫寒之家，没有多高的文化知识，只是靠自己经验和冥思用韵语记录下对佛教思想的阐释和理解，他们始终在自己的宗教文化圈子里活动，他们发表诗作也是缘于宣扬佛教，故通俗易懂，玄觉《永嘉证道歌》云：“穷释子，口称贫，实是身贫道不贫。贫则身常披缕褐，道则心藏无价珍……几回生，几回死，生死悠悠无定止。自从顿悟了无生，于诸荣辱何忧喜。”天然《骊龙珠吟》云：“认取宝，自家珍，此珠元是本来人。拈得玩弄无穷尽，始觉骊龙本不贫。”诗僧的写景怀人之作也是通俗的，如拾得诗：“云山迭迭几千重，幽谷路深绝人踪。碧涧清流多胜境，时来鸟语合人心。”栖白《哭刘得仁》诗：“为爱诗名吟至死，风魂雪魄去难招。直须桂子落坟上，生得一枝冤始消。”这些诗和文人的所谓通俗诗比较，大异其趣。《因话录》卷4云：“元和以来，京城诸僧及道士， 尤多大德之号……至有号文章大德者，夫文章之称，岂为缁徒设耶？讹亦甚矣！”这里对僧道者流的评价，并非故意贬低，至少代表了当时社会流行的一种观念。而诗僧们大量通俗的颂赞偈铭拥有了一大批非正统文人可企及的读者听众，敦煌相关文献也佐证了这一观点。这也是从诗僧占籍所产生的想法，可作进一步探索。
二、和制度结合：科举和使府
1.科举制度下的文人聚合。举子一旦及第，就改变了原来的身份，并以进士及第者的资格和其他人组成一个新的空间序列。
据《登科记考》，这里对上元至元和元年之间的登科情况作一抽样排列：上元二年（675）进士：沈佺期、宋之问、刘希夷、张
。开耀二年（682）进士：陈子昂、刘知几。 开元十四年（726）进士：储光羲、崔国辅、綦毋潜，知贡举：严挺之。 开元十五年（727）进士：王昌龄、常建，高才沉沦草泽自举科：王缙， 知贡举：严挺之。开元十八年（730）进士：王维、薛据， 博学宏词科：萧昕、陶翰、王昌龄，知贡举：裴敦复。开元二十一年（733 ）进士：刘长卿、元德秀。开元二十二年（734）进士：阎防、颜真卿、杜鸿渐，博学宏词：王昌龄，知贡举：孙逖。开元二十三年（735）进士：贾至、李颀、萧颖士、李华、柳芳，牧宰科：崔国辅，知贡举：孙逖。天宝六载一八载（747—749）进士：包佶、包何、李嘉祐、权皋、李栖筠、高适，风调古雅科：薛据，知贡举：李岩。天宝十三载（754 ）进士：韩翃、元结、刘太真，洞晓玄经科：独孤及，知贡举：杨浚。天宝十五载（756）进士：郎士元、皇甫冉、关播、封演， 知贡举：杨浚。大历四年（769）进士：齐映、李益、冷朝阳，知贡举：薛邕。 大历五年（770 ）进士：李端、顾少连、韦重规，知贡举：上都薛邕、东都张延赏。大历六年（771）进士：章八元、卢景亮、杨于陵， 讽谏主文科：李益，知贡举：张谓。大历七年（772）进士：畅当、王仲堪， 博学宏辞：杨于陵，诸科：归登，知贡举：张谓。大历八年（773） 进士：陆贽、严绶， 知贡举上都张谓、东都蒋涣。大历九年（774）进士：杨凭、阎济美， 知贡举：上都张谓、东都蒋涣。建中元年（780）进士：魏弘简、唐次、孔戣、杜兼，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元友直、樊泽、吕元膺，文辞清丽科：奚陟、梁肃、吴通玄， 知贡举： 令狐峘。贞元八年（792 ）进士：陈羽、欧阳詹、李观、冯宿、王涯、张季友、齐孝若、韩愈、李绛、庾承宣、崔群，博学宏词：李观、裴度，知贡举：陆贽。贞元九年（793 ）进士：穆寂、柳宗元、刘禹锡、张复元、武儒衡、穆员、薛公达、卫中行，明经：元稹，博学宏词科：张复元、李绛，知贡举：顾少连。贞元十六年（800 ）进士：白居易、戴叔伦、杜元颖、崔玄亮，知贡举：高郢。元和元年（806）进士：皇甫洤、李绅、崔公信，博学宏词科：杜元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元稹、白居易、崔护、沈传师，知贡举：崔邠。
从上述对上元至元和元年的有选择的统计，至少有这样三点认识。第一，体现文运兴替和文学演进的段落层次。沈、宋的登第，才使他们有机会总结六朝以来声律方面的创作经验，以其创作实践表明律诗体制初步形成。开耀二年陈子昂登第，陈子昂离开了相当闭塞的故乡梓州，他才有可能在诗歌领域积极倡导恢复失去已久的建安风骨。开元十四至十八年的四、五年间，储光羲、崔国辅、綦毋潜、王昌龄、常建、王维、薛据、陶翰先后登科，诗坛以他们为主体，绘写出盛唐气象。大历和元和诗坛的形成在文人登科年代中也可以寻找出一条清晰的线索。这不仅和文学史的描述进程是一致的，而且在同一时代文人先后登场的次序和分层次也十分清楚，如大历诗人中韩翃、郎士元、皇甫冉等登科较早，而章八元、畅当等登科较晚。
第二，知贡举对文人聚合的作用，开元二十二年、二十三年孙逖知贡举，录取进士：阎防、颜真卿、杜鸿渐、贾至、李颀、萧颖士、李华、柳芳，博学宏词：王昌龄，牧宰科：崔国辅。大历六年至九年张谓知贡举，录取进士：章八元、卢景亮、杨于陵、畅当、王仲堪、陆贽、严绶、杨凭、阎济美，讽谏主文科：李益，博学宏辞：杨于陵，诸科：归登。贞元八年陆贽知贡举、贞元九年顾少连知贡举，录取了一批重要文士。同年是当时文士交往中一大重要社会关系。
第三，举子登第后，也就意味着个体融入一个特定群体，在帝都有了立足的资本，是逐步走向上层社会的起点，举子及第后就有了身份，周围的人会给以相当的尊重，冷朝阳及第后归江宁，据于邵《送冷秀才东归序》云：“近三四年，复与士合，每岁以故事选实而流颂声，则江宁冷侯，由此擢秀。今乏与比，前或少双。是以中朝当文，当代秉义者，盖向风矣。不复相鄙，愚无间然，得为田苏之游，不负金石之契，亦既多矣……冷侯深于诗也，秘监韦公叙焉。其为歌诗以出饯，皆汉廷显达，士林精妙。各附爵里，为一时之荣。”《唐才子传》卷4 载：“大历四年齐咉榜进士及第，不待调官，言归省觐，自状元以下，一时名士大夫及诗人李嘉祐、李端、韩翃、钱起等，大会赋诗攀饯。”钱起《送冷朝阳擢第后归金陵觐省》、韩翃《送冷朝阳还上元》、李嘉祐《送冷朝阳及第东归江宁》。
2.使府制度下的文人聚合。主要参照拙著《唐方镇文职僚佐考》，使府文士的空间排列暗示了文士的活动走向。第一，从文士入幕的规模看，长江流域的大镇成了文士入幕的趋竞之所，而北方文人入幕较多之方镇，只有河东、河中。西川、淮南的特殊位置决定了两地入幕文士的最大规模，而江淮流域的其他地区因其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吸引文人入幕，这些地区是浙东、浙西、宣歙、荆南、江西。陈少游先后镇宣歙、浙东、淮南，史谓“三总大藩，皆天下殷实处也”（注：《旧唐书·陈少游传》。）。入幕文士较多的还有山南东道，也有地利，《新唐书·朱朴传》云：“议迁都曰：‘……臣视山河壮丽处多，故都已盛而衰，难可兴已；江南土薄水浅，人心嚣浮轻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强愎狠戾，不可以都。惟襄邓实惟中原，人心质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为之限，永无夷狄侵轶之虞，此建都之极选也。’”另外从户口的增加也说明山南东道在安史之乱及其后的一段时间内是相当稳定的，正可谓“无夷狄侵轶之虞”，以今本《元和郡县志》所存各道而论，除剑南道以外，户口有增的诸州中，襄州居第一，天宝时户数36357， 元和时户数107107，其他多在江南地区，如苏、鄂、洪、饶、吉、广等州。襄州美丽的山川和传统的文化对文人有较大的魅力，李益在《送襄阳李尚书》诗中这样写道：“天寒发梅柳，忆昔到襄州。树暖燃红烛，江清展碧油。风烟临岘首，云水接昭丘。俗尚春秋学，词称文选楼。”北方河东、河中二镇，皆为大镇，唐天授元年河东置北都，其间有废有复，肃宗元年复为北都，河东节度使皆同时兼北都留守，河东又为唐龙兴之地，“晋阳，国家之丰沛， 天下劲兵所处”（注：《文苑英华》卷726梁肃《送周司直赴太原序》。）。河中为长安与河东的通道。这样不难理解文人空间分布的合理性。
第二，从文士入幕的素质看，进士及第入幕者占相当的比例。这一现象的出现有较多的原因，首先，朝廷委任的方面大员多为文吏，如李德裕、元稹、严武、武元衡、杜佑、沈传师、李绅等等，不胜枚举。《唐语林》卷1载：“宣宗性至孝……舅郑光为平卢、河中两镇节度使， 大中七年自河中来朝，上询其政事，光不知文字，对皆鄙俚。上命留光奉朝谒，后以光生计为忧，及厚赐金帛，不复更委方镇。”同样说明了朝廷委任的方镇要求有很高的文化素养，所以方镇比较重视幕僚的文化素质。《唐语林》卷7云：“薛能尚书镇郓州，见举进士者， 必加异礼。”辟进士及第者入幕当为方镇自身的自觉行为；其次，朝廷也希望方镇所辟僚佐为登科者，并对非登科者入幕给以严格的限制；复次，由于每年进士及第人数的增多和积累，朝廷无法满足登科者的仕宦要求，一般新第进士都例辟外府，当然加大了幕府进士的比重。
第三，文人分布不仅仅是一形式问题，它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文人流向的某些带本质性的东西。比如说根据幕府文人分布的情况可以研究入幕文人的类型，文人入幕从大的方面说，有政治型，有文化型，有经济型。所谓政治型就是有很明确的政治目的，服务于政治需要和仕进需要，由于文人入幕只是仕途的过渡阶段，因此绝大多数入幕文人都可以归入这一类，或兼而有之。他们入幕要“赞师律安戎旅”（注：《白居易集》卷52《王师闵可检校水部员外郎徐泗濠等州观察判官制》，卷49《李彤授检校工部郎中充郑滑节度副使等制》。），方镇政治地位和权力至大，故朝廷较重幕职的选任，“舜以五长绥四国，若今之节制也。周以十联率诸侯，若今之廉察也。国家合为一柄，付有功诸侯；故其陪臣，选任益重：或辍朝籍、授简书者，往往而有。”（注：《白居易集》卷52《王师闵可检校水部员外郎徐泗濠等州观察判官制》，卷49《李彤授检校工部郎中充郑滑节度副使等制》。）北方幕府以此类为多。所谓文化型是指入幕者与府主之间主要以文才相知而建立的一种关系，如李德裕和刘三复的关系，《唐语林》卷3“赏誉”：“刘侍郎三复， 初为金坛尉，李卫公镇浙西，三复代草表云：‘山名北固，长怀恋阙之心；地接东溟，却羡朝宗之路。’卫公嘉叹，遂辟为宾佐。 ”《册府元龟》卷718《幕府部·才学》：“刘三复长于章奏，李德裕始镇浙西，迄于淮甸，皆参佐宾筵，军政之余，与之吟咏终日。”又如元稹和窦巩的关系，《嘉泰会稽志》卷2：“《旧经》云，所辟幕职皆当时文士， 镜湖秦望之游，月三四焉，而讽咏诗什，动盈卷秩，副使窦巩海内诗名，与稹酬唱最多，至今称兰亭绝唱。”安史之乱以后南方各镇一般都以文吏为方镇，故选任幕僚更多文化型，这一点是我们研究唐代幕府与文学创作关系的前提。幕府文士选任非常重视文辞，故进士出身比例甚大，此类以南方幕府为多。所谓经济型指入幕主要为生计考虑，沈亚之《与路鄜州书》云：“且走来阁下之门者，亦不独尽穷饿无依而来求粟帛于阁下，亦有抱其智，怀其才，闻阁下好贤而来求臧否于阁下。”由此可知当日投方镇入其幕者不少人都是为解决衣食之事，中唐文人入幕还把衣食之事放在仕进之下，《昌黎先生集》卷17《与卫中行书》云：“于汴徐二州，仆皆为之从事，日月有所人，比之前时，丰约百倍，足下视吾饮食衣服亦有异乎。然则，仆之心或不为此汲汲也，其所不忘于仕进者，亦将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到晚唐为生计入幕者甚多，《千唐志斋藏志》1111《张信墓志铭》云：“今之诸侯延宾府，礼贤俊，非尽能备策谋樽俎之事，徒系官秩廪食而已，至于藩方有事，鲜能有济危纾难者。”张信开成初为义昌李彦佐巡官。此类不仅存在于经济发达地区，更多的是在具有自主权（相对独立于中央政府之外的割据和半割据）的方镇区。
三、和典籍结合：唐人选唐诗
文人的空间排序和典籍的结合是一特殊方式，这些被列在一起的文人可以在实际生活中没有接触和交往，这种排列是由于一个人出于某种目的将他们放在一个空间来考察，此可称之为依事物性质所作的合并和归类的空间组合。这种组合带有主观和人为的色彩，并有某种偶然性，一些唐人选唐诗即可作如是观。
《翰林学士集》（注：傅璇琮先生编撰《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是唐初宫廷君臣唱和诗的选集，据传为许敬宗所编，文人空间排列是以皇帝和皇族为中心的，以歌功颂圣美化升平为内容。如《五言奉和侍宴仪鸾殿早秋应诏并同应诏四首并御诗》诗，太宗《赋得早秋》：“寒惊蓟门叶，秋发小山枝。松阴背日转，竹影避风移。提壶菊花岸，高兴芙蓉池。欲知凉气早，巢空燕不窥。”长孙无忌应诏结句云：“既承百味酒，愿上万年杯。”杨师道云：“称觞奉高兴，长愿比华嵩。”朱子奢云：“承恩方未极，无由驻落晖。”许敬宗云：“小臣参广宴，大造谅难酬。”关于这类诗的写作背景，都和许敬宗在《五言侍宴中山诗序》中说的差不多：“皇帝廓清辽海，息驾中山，引上樽而广宴，奏夷歌而昭武。于时绮窗流吹，带薰风而入襟；雕梁起尘，杂飞烟而承宇。更深露湛，圣怀兴豫。爰诏在列，咸可赋诗。各探一字，四韵云尔。”这样的文人空间聚合也就决定了他们诗歌的格调。《河岳英灵集》则属于另一形式的文人空间聚合，即编选者以一种标准使一批文人以特殊方式排列在一处，殷璠在《序》中说，选作品应是：“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选取也相当严肃，“如名不副实，才不合道，纵权压梁、窦，终无取焉”。从《河岳英灵集》可以了解开元、天宝诗坛的风貌。
唐人选唐诗所展示的文人空间排序的特殊形式，不仅可以使人们了解一定时代的文学风貌，还可以帮助人们作出如下的思考。一、被选者如在世，他自然会认同这样一种空间组合，也就是说他很珍惜这样的空间组合，并为这一空间组合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作出进一步的努力。如有不同看法，也是在这种组合的前提下发表自己的观点，如初唐四杰在当时以文辞齐名，海内称“王杨卢骆”，而杨炯则说：“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此例和唐人选唐诗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亦可移来解释唐人选唐诗的空间排列的认同和异议。二、由于编选者是依照一定的标准所进行的文人空间排列的归类和合并，所以唐人选唐诗本身就提供了一个让后人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当时诗歌范式和审美风尚的物质形态。如果后人对前代某一文人空间序列产生浓厚的兴趣，并进行充分的模仿，或者对前面的某种空间序列不满有意识地背道而驰，无论如何，一个新的文人空间序列又会出现。《全唐诗》卷675 卷郑谷《续前集二首》之一云：“殷璠裁鉴《英灵集》，颇觉同才得旨深。何事后来高仲武，品题《间气》未公心。”透露出某种信息。因为文献不足，我们已无法弄清其中的细节，如果我们联系一下宋代产生的江湖诗派，就会对以典籍为介的文人空间组合的形态和意义有进一步的认识，江湖诗派是在反对江西诗派学习晚唐中组建的新序列，同样印证了我们对文人空间排序的观点。三、以典籍为物质形态的文人的空间排序有其局限性，排序的出发点应该是为了张扬文学流派，将创作引向健康的轨道，但与之相关的负面影响也同时存在，即有可能使创作纳入同一范式，抑制了文学风格多样化。
四、和文化行为结合：编纂群体
这种文人空间排序是因某种文化事业造成的，如宋代一帮文臣杨亿、刘筠、钱惟演等奉命编纂《历代君臣事迹》（完成时定名《册府元龟》），他们在秘阁编纂之余，进行诗歌唱和，其诗结集成《西昆酬唱集》。唐代也有类似的情况，如武后时，一批宫廷文人修《三教珠英》，崔融集其诗成《珠英集》，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20载：“《珠英学士集》五卷，右唐武后朝诏武三思等修《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预修书者四十七人，崔融编集其所赋诗，各题爵里，以官班为次，融为之序。”这种文人的空间聚合，一是规模大人员多，二是时间相对较长，三是文人文化素质大致相近，因之其诗歌的格调、内容也比较单一呆板。《珠英集》自宋以后散佚，敦煌石窟打开，写本《珠英集》始面世。
唐初修撰史书的文士也是性质相似的空间聚合。贞观年间，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侍中魏征、散骑常侍姚思廉、太子右庶子李百药、孔颖达、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中书侍郎岑文本、中书舍人许敬宗等，撰成周隋梁陈齐《五代史》。房玄龄等人修《晋书》，《唐会要》载：“于是司空房玄龄、中书令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许敬宗掌其事，又中书舍人来济、著作郎陆元仕、著作郎刘子翼、主客郎中卢承基、太史令李淳风、太子舍人李义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仪、主客员外郎崔行功、刑部员外郎辛丘驭、著作郎刘胤之、光禄寺主簿杨仁卿、御史台主簿李延寿、校书郎张文恭，并分功撰录。又令前雅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司仪郎敬播、主客员外郎李安期、屯田员外郎李怀俨，详其条例，量加考正。”
上述编撰皆发生在上层，也有在下层的，如陆质等人“春秋学”的研习编纂。《新唐书》卷200《儒学传》云：“（啖）助门人赵匡、 陆质，其高第也。助卒，年四十七。质与其子异裒录助所为春秋集注总例，请匡损益，质纂会之，号纂例。”《纂例》是他们的共同成果，凝聚了他们三人对《春秋》学的理解和发明。
据陆质《春秋例统序》（注：《全唐文》卷618。）， 赵匡先后为陈少游宣歙、浙东二府从事，并就学于啖助。《序》云：“啖先生讳助，字叔佐，关中人也。聪悟简淡，博通深识。天宝末客于江东，因中原难兴，遂不还归。以文学入仕，为台州临海尉，复为润州丹阳主簿。秩满，因家焉。陋巷狭居，晏如也。始以上元辛丑岁集三传，释春秋，至大历庚戌岁而毕。赵子时宦于宣歙之使府，因往还浙中，途遇丹阳，乃诣室而访之，深话经意，多向合期。反驾之日，当更讨论。呜呼，仁不必寿。是岁，先生即世，时年四十有七。是冬也，赵子随使府迁镇于浙东。淳痛师学之不彰，乃与先生之子异躬自缮写，共载以诣赵子。赵子因损益焉，淳随而纂会之，至大历乙卯岁而书成。”陆质，本名淳，因避宪宗名改之。赵匡与陆质后又同入陈少游淮南幕。《新唐书》卷168 《陆质传》云：“明《春秋》，师事赵匡，匡师啖助，质尽传二家学。陈少游镇淮南，表在幕府。”又《柳宗元集》卷9 《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注引孙曰：“匡，字伯循，河东人，历淮南节度判官、洋州刺史。”赵匡为淮南判官当在浙东之后，与陆质同幕。因此，其幕府生活与经学研究的经历可列述如下：
大历元年至五年，啖助集三传释《春秋》，赵匡时为宣歙幕僚，向啖助请教并讨论《春秋》经义；
大历五年至八年，赵匡为浙东幕僚，陆质携啖异赴浙东与赵匡讨论《春秋》经义，修改编撰《春秋纂例》；
大历八年至兴元元年，赵匡、陆质为淮南幕僚，陆质入幕或因赵匡的推荐，二人同时讨论《春秋》经义，至大历乙卯（大历十年）而成《春秋纂例》。
可见，《春秋纂例》这样重要的经学研究成果是在幕府中定稿的。从文化区域看，江浙一带素有经学传统，出现了不少经学大家。《隋书·儒林传》载：“吴郡褚辉，字高明，以《三礼》学称于江南。”“余杭顾彪，字仲文，明《尚书》、《春秋》。”“余杭鲁世达，炀帝时为国子助教，撰《毛诗章句义疏》四十二卷，行于世。”“吴郡张沖，字叔玄……撰《春秋义略》，异于杜氏七十余事。”隋唐之际，陆士季从同郡顾野王学《左氏春秋》，此见《新唐书·孝友传》载。苏州人朱子奢从乡人顾彪学《左氏春秋》，此见《新唐书·儒林传上》。这样的文化氛围有助于出现像陆质这样的经学大师。另外，文化的南移在客观上部分打破了中央文化一统的局面，产生了一些新思想，陆质等人对传统经学的突破正是出现在这一文化背景之下。
文人的生存需要自己的空间，文人的生活变化也会时刻改变着自己的生存空间，如文士受到贬谪，就顷刻间失去原有的空间序列，而会重新建立一个空间组合；同样一位隐士，一旦征辟到朝廷来，他的生存空间就会从山林移到宫殿，而他与周围文士构成的空间组合也随之发生变化。因此，文人的空间组合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当一个文人进入了新的空间排序，则意味着他原在的空间排序已被改变，甚或被解析而丧失。也正因为如此，文人的空间聚合与分离给文化带来刺激，给文学发展带来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