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催生者的未来学大论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战略论文,理论论文,未来学论文,大论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社会发展问题不仅是经济学问题，而且也是社会学、生态学、政治学和文化学等领域的问题，所以，当代发展学的孕育，首先呈现出夸学科的特点。这并不令人奇怪：在一定的意义上，曾作为各国发展战略的经济增长理论之所以在实践引出诸多弊端，也与它的视野仅被局限在经济学领域有关；人们痛定思痛，在关于社会发展的新思考中，便不能不首先把问题放在夸越学科的层面上，实施多学科综合考察。从理论上说，实施多学科综合考察，也存在许许多多的层次和视角，但由于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正是全球问题特别是石油危机震惊五洲的年代，官员和学者都不能不把全球问题条件下的人类前途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所以作为对发展战略实施多学科综合考察的一个前瞻、新颖、通俗而信息量又极大的载体，未来学便应运大展风彩。
现在回过头来看，虽然一些人可能至今对未来学的科学性及其表述方式表示怀疑和不满，少数传统老学究至今拒绝未来学进入科学殿堂，但是未来学终究在全世界赢得了声誉并极大地震撼着东方和西方智者的心灵，对社会发展思路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实际上构成了当代发展学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的最重要的理论生长点，因此，为了说明当代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的某些基本内容，对中国人来说，就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当代未来学展开的有关过程。对这一过程的回顾，不仅要看到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的激烈交锋（其中，悲观主义的派别虽然也确实提出了许多重大警告，其功不可没；但是相对而言，乐观主义更能预示当代社会大趋势，包括只有乐观主义才能与当代中国及东亚各国目下的大发展现实彼此相容），还应注意到其中也包含着“东西”、“南北”之间的斗争。
一、乐观与悲观两派的论战
1.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世界。一方面是某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是令人吃惊的环境污染和贫富分化、“南北分化”。虽然，由于西方意识形态严重窒息了西方论者对分化问题深入全面的反思，而东方社会主义各国学者当时尚未亲身感受到全球问题的极端严重性，所以当时西方大量出现的，是对经济增长理论指导下形成的环境污染、资源危机等全球问题进行初步研究的著述。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卡逊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对农药普及引起环境污染的分析，堪为一例。七十年代初的石油危机，以及尔后OPEP（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联合行动，又使许多西方人士惊恐万状，更催生出了大量著述，要求正视人类资源困境。在此前后，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设立国家级的环保机构，有的也着手研究发展战略。与此相对应，在六十年代的西方，千百万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要求当局修改单纯经济增长战略，采取有力措施治理和控制环境污染，研究资源短缺和两级分化对策。著名人士纷纷发表文章，许多敏感的记者也不断报道公害事件、环保运动和全球问题。一些社会团体建立了起来，以环保或资源再生性利用作为宗旨。一部分政治家也在这些方面作出承诺，以争取选票。六十年代末出现的几件有关未来学的事情在此值得一提。
①1966-1968年，后来成为著名未来学家的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教授，被任命为美国政府社会指标专家委员会两主席之一，指导这个委员会下属的一个研究小组，论证美国为什么急需一种与经济增长报告平行的社会报告，并提出了《向社会报告的方向前进》的调研结论。有理由相信，贝尔后来的未来学著作，与他对社会指标问题的关注大有关系。
②1968年，在意大利的罗马城举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探讨地球生态危机的国际会议，此会又被认为是引发西方绿色运动的导火线。也正是在同一年份和同一地点，作为未来学劲旅之一的“罗马俱乐部”宣告成立，意大利企业家贝切伊是它的总裁。这两件事不是彼此孤立的。它至少充分地显示出未来学展开的思想背景之一。次年，贝切伊发表《深渊在前》一书。从书名即可看出，贝氏对人类面临全球问题的前途的极度担心。它实际上为罗马俱乐部尔后一系列研究报告的悲观化倾向奠定了基调。
2.刚一进入七十年代，1970年美国学者托夫勒一马当先，推出了未来学名著《未来的冲击》。今天看，近30年前的这本名著，虽在可持续发展战略酝酿中具体的理论品位并不太高，太过于追求对新科技革命引起社会变化的细节扫描和渲染，对关乎到人类社会发展战略的事情却正面着墨不多，不过，它在哲学世界观层面上的巨大价值却是未可否认的。这集中地体现在它一反当时西方面对全球问题而表现出来的过分悲观的倾向，登高远望，振臂一呼，高唱新科技革命引起社会大发展的乐观主义旋律，不仅是未来学研究中乐观主义学派的滥觔，为这一派的著述奠定了主调，而且实际上也无意地预示了尔后在中国和东亚出现的经济腾跃。
《未来的冲击》一开头，作者即宣布：“论述未来的著作已大量问世。然而，它们大多是有关明日世界的危言耸听之作。与此相反，本书着重描述的是明天的‘轻松’面”。托夫勒的乐观，立基于他对当代新科技革命引起生产力大推进的基本判断。在他笔下，“技术的发展显然是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甚至是“决定全局的关键”，因此，“我们不能，也不应该阻止技术的进步。只是浪漫主义的傻瓜才会说出回归‘自然状态’这样的胡言”，因为，“轻率地试图阻止技术发展，正如轻率地试图发展技术一样，将产生破坏性的后果”，“对整个社会来说，更有益的是以超工业型式而不是以工业前型式为基础的乌托邦试验”。面对全球问题，这种向前看的乐观及其对科技促进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坚信，应当说是相当可贵的。在东亚和中国出现的事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它的合理性。
3.当托夫勒构筑他的乐观主义时，罗马俱乐部的悲观主义进一步孕育成形。197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年轻学者米都斯博士领导的多国学者课题组，向罗马俱乐部提出了一份题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在全世界再一次掀起悲观主义巨浪，并把与乐观主义的论争推向了新层面。其实，当代发展学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也是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在论战中形成互补格局的产物。
依我看，《极限》之所以能引起全世界的爆炸性反应，首先是由于它所使用的技术与其结论的可怕性相匹配引起的。《极限》以其借用电脑模拟得出的悲观主义结论，深深地惊醒了全世界，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战略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转轨。不管《极限》存在多少缺点，它的这一功绩，却将永被青史铭记。即使是《极限》的错误，例如它错误注目自然极限而忽略了社会极限，它的计算和对系数的估计存在前提性失误，它完全无视制度和文化问题，等等，事实上，在激烈的论战中也成了催生新学科新观点的力量。4年后，联合国大会把它作为文件向世界各国散发，以期引起重视和讨论，调整发展战略，也可反映出它的重大影响。
4.在《极限》发表的次年，1973年，贝尔推出了《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一书，成为又一部乐观主义代表作。它立基于对新科技革命促成社会大发展的考察，用“后工业社会”来概括社会发展中的这一崭新阶段，通书洋溢着对新科技革命的祝福。当然，它也触及人类社会发展战略应由纯经济增长型向可持续型转轨的问题，但同托夫勒一样，表述上对此正面着墨并不多。与其说它是讨论发展战略转型，不如说它更多地是在向人们展示新科技革命条件下社会发展的某些新特征，在全世界也产生了巨大反响，对《极限》的悲观主义是有力纠校。
“我们对社会变革的兴趣根源必然是马克思”（《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第65页）。作为在对科学技术作用的肯定方面实际认同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西方著名学者，贝尔在自己的书中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存在“两个图式”的问题，值得重视。确实，由于当年的苏联和中国都曾经过分强调阶段斗争，所以往往突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分析的方面，往往严重忽略了对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作用的理论研究和阐释，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当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只讲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巨大意义和决定作用时，某些西方的社会科学家却集中力量研究社会发展的生产力方面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正如贝尔所说，西方的许多社会科学理论“含蓄地阐明了马克思的第二图式”，其中“生产力（技术）取代了社会关系而成为社会的主要轴心”。贝尔的这种说明，也为我们科学评价某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如未来学）提供了参考。例如，贝尔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图式”中，资本积累“依靠全社会的储蓄”；股份制不仅造成了管理权与所有权的分离，而且提供了新的公有制形式；以上种种必然引出办公室人员的扩大，等等，已被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的事实所证明。如今重读这些话，联系我们今天国有大中型企业在转轨中也要实行股份制并被某些国内理论家一再指斥为“私有化”，就会感到美国这位学者的眼光的确犀利，对马克思主义著作读得很细。
贝尔的书当然有不当之处。例如他和托夫勒一样，囿于西方知识分子的传统，把当代新科技革命促生的新社会看成某种超越市场经济的新社会，显然不妥。事实上，它已被当代世界史证伪。
5.看来象是反击乐观主义潮流，1974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由美国系统工程学者梅萨洛维奇和德国工程师彼斯特尔等人提出的研究报告（人类处在转折点上），一方面重申地球资源对人类经济增长的严重限制，反对各国继续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又对米都斯等人“零的增长”的战略有所改正，提出了强化国际秩序条件下的“有机的增长”战略。这一年，罗马俱乐部负责人贝切伊继《深渊在前》之后，又发表了《前途如何？》一书，进一步展述悲观主义。
6.与联合国大会散发《增长的极限》几乎同时，在1976年美国学者康恩、布朗和马特尔发表了《下一个二百年》一书，运用科学数字，指出人类社会发展虽面临全球问题的困扰，但其前景是光明的，各国政府毋需执行“零的增长”战略，而应力促经济有适当的增长速度。康恩等人的批评，立基于对一些重要数据的再分析，说服力极强，构成了对《极限》及其悲观主义的一次重创，实际上也为中国和东南亚尔后经济腾跃的合理性提了一定程度的论证。
康恩等人的著作在资源、能源、粮食、环境污染及人口爆炸等问题上，逐条地批驳《极限》。例如，它针对《极限》列举十九种主要资源在数十年内将枯竭的论证，以铝、铁、汞三种资源为例，解析了《极限》理论的前提错误，就是如此，据康恩等人说，铝在地壳中约占8%，储藏量相当大，数十年根本不会用完；米都斯等人的错误在于根本无视铝储藏量的宏观数据，误把已查明的高品位的铝土矿的储藏量，当作铝的地球储藏量来看待，忽视了低品位的矿储量以及其它可能成为铝矿来源的资源储量，才得出了悲观主义的结论。其它如铁、汞，情况也是如此。
7.1977年可以被看成是未来学的“哲学年”。这一年，贝切伊出版了《人的素质》一书，提出了摆脱当前人类困境的唯一出路，在于实施“新人道主义”的思路。这种“新人道主义”包括在抑制经济增长的条件下力倡人与人之间的博爱和平等，实施对个人自由的保护，借以提高人的素质，用较少的投入获得人力资源较大的产出，从而促进社会发展，等等。实际上，用人道主义或“以人为中心”、“人的价值第一”等价值观填充面对全球问题的人类社会发展战略，是借助于启蒙学者开启的持久的人道主义思潮。问题是，相反的思潮，也持久不歇，争论至今犹有。在罗马俱乐部总裁发表《人的素质》的同一年，美国保尔斯特出版社出版了杰拉尔德和米锲的《朝着一种人道的世界秩序前进》一书；不久，1980年，美国拉特格斯大学生物学教授戴·埃伦费尔德发表《人道主义的僭妄》，对发展战略研究中的人道主义选择就痛加批驳。
8.从1977年到1980年，又有一系列提交罗马俱乐部的报告被发表。与此同时，在美国兴起了“四P运动”，首要要求是解决各种环境污染。1979年，西德“绿党”宣告成立，其理论基础之一是“生态社会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许多资料显示，“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对全球问题，也作出了自己的反应。它们一般都倾向于乐观主义。自称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一般也都对全球问题相当关心。它们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和论证功不可没（布伦特兰本人便是其成员。）
二、论战之果：可持续发展战略
1.1980年，是未来学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一方面是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出版，立即在全世界引起轰动，使乐观主义又一次崛起；另一方面，法国学者施赖贝尔也推出了“巴黎小组”的力作《世界面临挑战》，很乐观地预言信息社会必将取代工业社会，人类将跃入新的境界。不过，西方此种类型的著述对新科技革命条件下新的社会形态某种特点的描述，虽有深刻之处，但往往流于夸张和媚俗，往往陷于对新奇性的欣尝之中而缺少深刻的理性推断。
这一年，美国政府在夏天发表《公无2000年世界情况报告》。有人认为这份报告使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的十年论战“告一段落”，表明“官方对这些问题已经有了认识，因而现在已到了提出对策和制订走向可持续发展社会的步骤的时候了”（布朗《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书的《前言》。该书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中文译本）。
2.1981年，是未来学研究中两种倾向继续论战并即将突变的一年。继康恩对《极限》的逐条驳斥之后，美国学者朱·西蒙在这一年发表了《最后的资源》一书，针对着《极限》的悲观主义，广泛而系统地论述了乐观主义对资源、生态、人口、污染等全球问题的看法，是极端乐观主义中的典型代表作之一。随着美国政府《公元2000年世界情况报告》的发表，西蒙又在报刊上展开了对它的尖锐批评，形成了较长时间的论战。西蒙的书，实际上是一本关于资源短缺问题的经济哲学专著。它把康恩等人的思路，提到方法论的高度来具体化和深化，有些分析很深刻，同时也把康恩等人的片面性发挥到了淋淳尽致的地步。
其一，西蒙的最深刻之处，在于他明确批评资源问题研究中的纯粹“工程师方法”，指出既然资源问题已被纳入社会发展的背景上来思考，那么，对它的研究，就应当“综合经济和工程两种方法”。这一思路，从哲学方法论的高度否定了《极限》，是乐观主义的一个根本性胜利。即使在今天，我们读西蒙之论，仍然感到深受启发。
之所以如此，概因在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把工程技术的方法无批判地施用于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之中，实际是把社会经济问题完全当作工程技术问题来思考，来处理。罗马俱乐部是一个典型。在当代一些国家和许多企业，工程师往往掌握了一定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在社会科学中，“工程师方法”也极易流传。西蒙的纠校，力挽狂澜，很值得注意。其中包括，西蒙不象米都斯等人那样，依据工程惯例，把自然资源及其用途看成某种固定不变的东西，并依此把它们量化，而是着重从经济学常讲的“效用”的角度重审自然资源问题，一方面，依据康恩的分析，说明自然资源即使在工程技术的含义上，数量也可以是十分可观的；另一方面，突出了自然资源对于人类而言只是“效用”的方面，仔细论证了自然资源彼此可以取代的格局，同时更仔细地论证了只能按照长期市场价格升降大趋势来历史地考察自然资源短缺问题的正确方法，使人茅塞顿开，迷雾全消。西蒙的这一分析，是高屋建瓴的，有巨大的哲学和经济学说服力。看来，人们确应注意，工程师们的知识结构，使他们在分析社会问题时，往往陷入不自觉的片面的误区。对此教训，我们至今应当记取。
其二，即使只在使用自然科学技术方法确定自然资源储量的层面上，西蒙对米都斯等人的批驳也很有力。在他看，①如康恩所说，地壳中的自然资源理论含量，是足够人用的，不能用已知高品位储量抹杀它；②工程师们的预测，“局限于以现在的技术和当前的价格可以获得的资源供应，这就不可避免地表明‘储量’会很快消耗殆尽”；③工程师们对“已知储量”的许多假设，都是不可靠的（也不可能达到可靠）；④地球的资源蕴含量不值得人们作详细调查，它十分复杂，弄不清楚，何必徒劳？⑤今日的工程师无法想象将来开采技术发达的程度，硬要无意识地把今日技术水平作为预测前提，等于是按十八世纪的技术水平来预测今日生产，非谬而何？这些分析，可以说已经在理论上宣判了《极限》方法的死刑。西蒙关于核能是用不完的廉价能源的说明，已被尔后各国（包括我国）建核电站的实践所验证。
其三，在观察历史价格成本升降大趋势的方法指导下，西蒙查用有关资料，说明包括石油和电力在内的资源“总的趋势是倾向于丰足而不是短缺”；“能源成本很可能无限期地保持下降的历史趋势”，“世界无需为将来的能源供应和成本担忧”，也有些说服力。这种说服力，无疑是在社会问题研究领域内社会科学家对简单化的工程师方法的胜利。
其四，康恩及其发挥者西蒙的片面性，都在于混淆了自然资源的理论无限性与具体时空技术条件下的有限性这两个概念，实际上用前者否定后者，走向另一极，因而也引发了一些错误结论，包括说人口无须限制等等，无足为凭。公正地说，米都斯等人把自然资源的相对有限性夸大了，陷入悲观；而西蒙针锋相对，把它的绝对无限性夸大了，走向无根据的狂热乐观，均须扬弃。论战展开的态势，已经为两极端优点的结合和各自缺漏的扬弃创造了条件。八十年代初，世界上许多学者认同于可持续发展战略，也是历史把人们推上综合两极端思路的结果。
3.1981年发生的未来学中的一个转折是：随着美国政府《公元2000年世界情况报告》的公开发表，一方面，联合国系统进一步展开有关调研并提出对策，其中包括，世界银行发表《1981年世界发展报告》，以贫富拉大作为透视发展问题的焦点，进一步使战略从经济增长向可持续模式转移；另一方面，在未来学界，以美国政府报告作为出发点，提供有关建议和实施方案的倾向也更明朗了，其中，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布朗《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书堪为代表。今天看，这本书的好处首先在于它综合当时讨论中的不同提法，采纳并精化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绕开了未来学中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僵争的陷井，既注意悲观主义对全球问题揭示的合理性，又采纳乐观主义对前景充满信心的取向，在“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下，提出了一系列综合二者优点的具体的发展方案。这本书的出版也可以被看成未来学从前十年论争逐渐转入可持续发展战略占上风的标志。从此以后，未来学催生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进入成型和实施阶段；另一方面，未来学中的乐观主义学派更加贴近当代人类社会大推进的现实，并逐渐把注意重心移到东南亚和中国。
4.也许是出于对罗马俱乐部总裁“新人道主义”战略与埃伦费尔德超越人道主义战略之争的注目罢，1981年的联合国大会还鉴于全球问题的日益严重而对人道主义问题表示关注，并希望加强有关机构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国际人道主义问题独立委员会的成立，便是对此关注的积极回应。该委员会对人道主义问题的调研，也与当时未来学所关注的全球问题密切相联，例如，它向联合国组织提出的报告，包括了生态、环境、自然灾害等主面的内容。
5.1982年，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大趋势》一书出版，它与《第三次浪潮》和《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共同形成了乐观主义思潮的代表作系列，极大地抑制了悲观主义的蔓延。它发挥了《世界面临挑战》一书对“信息社会”的描述，把即将到来的信息社会看成当代微电子技术革命的必然产物，并在此基础上实际提出了多元化文化共存和应当重视社会转型期精神建设等问题。它也避开了全球问题，只渲染即将来到的新社会的有关方面以鼓舞人心。
6.罗马俱乐部总裁贝切伊于1984年去世。此后，未来学中的悲观主义声音就越来越弱。战略理论上的主流思路基本清晰了。这一年，联合国又正式成立了布伦特兰夫人为首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并在她的主持下，提出了关于全世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框架构思，历时多年，直到被1992年在巴西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在联合国环发委员会成立前后，联合国还成立了由西德前总理勃兰特和瑞典前首相尔帕梅（两人也均是社会党国际成员）为首的另外两个委员会，也注目于全球问题，并分别提出了名为《共同的危机》和《共同的安全》的报告，与布伦特兰首相提出的报告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列。
7.从1984年联大建立以布伦特兰为首的环发委员会开始，到1992年世界环发大会共识于可持续发展战略，可以被看成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成型期。1992年世界环发大今后，联合国又召开了一系列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有关的世界性大会，如世界人口问题会议，世界妇女大会，联合国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等等。我国政府积极参与了这些工作，不仅李鹏总理率团出席了联合国环发大会，在会上承诺认真履行大会通过的各项文件，而且又在北京筹办世界妇女大会成功，并在环发会议之后，立即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支持帮助下，编制和实施《中国21世纪议程》，引起举世称许。
8.当然，也应当说明，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广和深化的领域，仍然存在着西方某些人向我施压以及我维护主权的斗争。其中包括，《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的作者布朗，近来又提出题为《中国对美国和地球的挑战》的报告，断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必然破坏世界的未来”。布朗的表演，的确给人们上了一课，使许多善良的人也意识到，对人类社会发展战略的审视，一方面要冲出旧的阶级斗争为纲的过时视角，积极站在全人类利益的层面看问题；另一方面，又要对西方某些人的霸权主义和遏制政策有足够警惕。其中包括，我们不能完全排除西方某些理论某些结论表面是谈学术而其实是搞政治经济斗争的可能。
9.在联合国酝酿和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同时，未来学研究中的乐观主义代表人物，继续发表著述，进行预测。其中包括1990年及其后，奈斯比特发表《2000年大趋势》和《亚洲大趋势》等书。这些著述的显著特点之一，是把注意力由向悲观主义论战转向对中国及东亚发展新态势的注目和预测，转向对“太平洋世纪”到来的省悟，转向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抛弃，对民族文化多元化的首肯、以及转向对美国“冷战思维”的批评等等。其基调仍然是把希望寄托于新科技革命尤其是微电子技术带来的生产力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