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50年的香港电影_电影论文

过去50年的香港电影_电影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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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十年的香港电影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从1949年底到1966年中,是香港电影的繁荣时期。受新中国成立的直接推动,长城、凤凰、中联等公司先后成立。同时,又崛起了邵氏兄弟公司、电影懋业公司等等。这些公司除具有雄厚的资本之外,还拥有或培养了一批卓有才能的导演、演员和技术人员。这个时期的香港电影呈现出百家兴起、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十六、七年间共拍摄了四千多部影片,平均每年二百多部,最多的1961年为三百部。现实主义占据创作思想的主导地位。

朱石麟是这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导演之一,他改变了战后香港电影以反映内地几个大城市的市民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畸形现象,把它带回香港这个现实的环境之中。镜头的焦点对准了香港的现实问题。为龙马、凤凰、长城等公司创作出了《误佳期》(与白沉合导)、《一板之隔》、《中秋月》、《一年之计》、《新寡》等一系列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杰出成就的影片,成为这一时期香港新现实主义电影学派的领导者。

另一个代表人物是李翰祥。他在1954年加入邵氏公司,九年间执导了二十四部影片。他匠心独运的导演风格存在着绚烂雕琢和朴实淳厚的两面,特别醉心于表现古代生活和古代文化,并且创造出了适于表现中国风味的民间故事的片种“黄梅调电影”。他创作的《貂蝉》、《江山美人》先后获得亚洲影展的最佳导演奖、最佳影片奖。

这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品,还有陶秦的《四千金》、袁仰安的《阿Q正传》、易文的《星星、月亮、太阳》、秦剑的《慈母泪》、李铁的《危楼春晓》、卢敦的《十号风球》、李晨风的《人海孤鸿》、楚原的《可怜天下父母心》、王为一的《七十二家房客》等等。戏曲片的代表作有《宝莲灯》、《帝女花》、《紫钗记》。还有,自1949年开始拍摄的功夫片系列《黄飞鸿》,在五十年代连续拍了二十六部,均由胡鹏导演、关德兴主演,创造了世界片集的最高纪录。

从1967年到1978年,是香港电影发展的转型时期。

1966年内地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也波及了香港,使得曾在香港电影创作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公司,如长城、凤凰、新联等大幅度减产,影响力大降。

另一方面,六十年代的香港已从半中半西、半新半旧的转口贸易港逐渐发展成具有独立实力的工商业大城市,经济起飞,七十年代进入空前的繁荣。人们的电影观念随之产生了变化,从讲求“教化作用”变为强调“娱乐模式”,即通过消费为观众提供娱乐消闲的功能,同时也强调社会阅读模式。即通过电影这一传播媒介使观众认识社会和人生。于是,为适应观众的需要,香港电影便开始了转型,基本上脱离了过去的社会写实传统,逐渐发展起完全以娱乐为目的的各种类型电影。新派功夫武侠片成为这个时期的主流,七十年代初曾占年产量的百分之八十左右。

新派功夫片的第一批代表作是1966年至1967年间推出的张鑫炎、傅奇的《云海玉弓缘》、张彻的《独臂刀》、胡金铨的《大醉侠》等。与拍法呆板、制作简陋、故事草率的老派武侠片相比,新派武侠片以精细的技巧制造电影的动感,紧凑迫人,奔放浪漫。

从1970年起,新派武打片的主要描写对象,由古代的刀剑武侠变为近代的拳脚武师,演变成世界知名的“功夫片”。李小龙主演的《唐山大兄》、《精武门》、《猛龙过江》、《龙虎争斗》为其最主要的代表。他的武打功夫既有咏春根底,又中外东西合璧,综合性的打法一鸣惊人,一举成为国际性的影星。这些影片很快便打入欧美市场,并在西方掀起了“功夫热”。

此后,兴起了楚原根据古龙小说改编的新派古装奇诡武侠片,以及刘家良的具有广东乡土特色的南拳片。

在此期间,唯一能与武打片抗衡的片种,是许冠文、许冠杰、许冠英兄弟创作的喜剧片,如《半斤八两》等。

1977年起,洪金宝自导自演的《三德和尚与春米六》、袁和平导演、成龙主演的《蛇形刁手》、《醉拳》等,形成了香港电影的一个新片种——功夫喜剧。成龙塑造的人物形象生动活泼,其拳脚功夫和杂技身手又极其出色,很快便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超级武打兼喜剧明星。

转型时期的香港电影年产量平均一百部左右。粤语片从1968年起曾一度衰落,但在1973年后又重新兴起。1970年成立的嘉禾公司和1967年成立的第一影业公司,与邵氏兄弟公司一起成为这时期香港影坛制片量最多的机构。

从1979年到现在,为香港电影的多元化创作时期。多种多样的类型电影已经发展成熟,形成了多元化的创作格局。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香港影坛产生过著名的新浪潮运动。崛起了徐克、许鞍华、章国明、方育平、严浩、刘成汉、蔡继光、余允抗、洗杞然、黎大炜、张坚庭、张婉婷、罗启锐等等一批青年导演,他们文化水平都比较高,不少人还曾出洋留学,受过高等电影专业教育。在进入电影圈之前,又大部分都在电视台从事过一段时间的创作,因而,具有比较优越的素质。在创作思想上,他们强调自己的个性,通过整部影片或影片中某些刻意构造的画面去传达自己的主观意识。在艺术技巧上,则醉心于创造“外在的真实的表象”,营造具有冲击力的视觉效果。他们创作的影片在香港影坛形成了一股冲击力量,产生了深远影响。徐克的《蝶变》将科幻电影与武侠电影合二而一,整个刷新了香港武侠片的观念。方育平以其《父子情》、《半边人》、许鞍华以其《投奔怒海》、严浩以其《似水流年》接连夺得了第一至第四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导演奖。

新浪潮运动的时间虽然并不长,但却对香港电影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个运动所锻炼出来的一大批青年导演很快便成为香港影坛的生力军,而且他们符合世界电影潮流的创新也大大地丰富了香港现行的电影机制,进一步促进了多元化创作格局的形成。

多元化创作时期的香港电影,年产量平均一百一十部。主要类型有:

武打片。又称动作片。八十年代初张鑫炎导演、李连主演的《少林寺》,依然以中国古朴的城乡为背景,把中国传统的拳脚功夫加以革新和发扬。这类电影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徐克的《黄飞鸿系列》就是其中的代表。与此同时,香港的另一部分武打片进入了“现代都市化”,离开了乡土传统和拳脚功夫,变成全新的国际都市化的大型动作片。其代表作为曾志伟、麦嘉的《最佳拍档》系列、吴宇森的《英雄本色》系列、成龙的《警察故事》系列及《红番区》等影片。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成龙的影片在走向国际都市化的同时,依然匠心独运地发挥其拳脚功夫的优势,即使是枪战动作也完全融进了中国传统功夫的敏捷身手和香港影坛擅长的武打设计,形成极富综合动感的效果。

与武打片并列为当前香港电影两大主流类型的是喜剧片。成龙的武打片极富喜剧性,因此也被称之为武打喜剧。漾溢着温馨人情味的社会生活喜剧,其表现对象由底层平民扩展到中产阶层,代表作有张坚庭的《表错七日情》、杜琪峰的《八星报喜》、石天的《全家福》、王晶的《我爱罗兰度》、洗杞然的《三人世界》、陈嘉上的《小男人周记》等。周星驰主演的《逃学威龙》、《审死官》、《唐伯虎点秋香》等无厘头电影,以脱离正常生活逻辑的形式和相当夸张的表演动作制造笑料,一再突破票房记录,成为香港喜剧电影的又一道风景。

香港电影的其他重要类型,还有鬼怪灵异片(如许鞍华的《撞到正》、高志森的《开心鬼》、程小东的《倩女幽魂》等)、写实片(如方育平的《半边人》、刘国昌的《童党》、《张之亮的《笼民》等)、社会问题片(如林岭东的《监狱风云》、王家卫的《阿飞正传》、陈果的《香港制造》等)、伦理片(如吴思远的《法外情》、罗启锐的《七小福》等)、爱情片(如张艾嘉的《最爱》、张婉婷的《秋天的童话》、尔东升的《新不了情》等)、文艺片(专指根据文学名著改编的影片,如许鞍华的《倾城之恋》、梁普智的《等待黎明》、关锦鹏的《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历史片(如李翰祥的《垂帘听政》、《火烧圆明园》、冼杞然的《西楚霸王》等)、传记片(如关锦鹏的《阮玲玉》等)、传奇片(如张之亮的《中国最后一位太监》、悲剧片(如关锦鹏的《胭脂扣》)等。

由于邵氏兄弟公司从1986年起基本停止大规模制片工作,因而嘉禾公司一跃而成为本时期香港制片最多的机构。八十年代初成立、九十年代初结束的新艺城公司,为喜剧电影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银都机构的制片量有所上升,而且不乏佳作。环亚、东方、中国星、最佳拍档、思远、电影人等公司也拍出了一定数量的有影响的作品。

香港电影尽管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中华文化的脉络。

爱国主义是香港电影的一个重要传统。七十年代李小龙主演的《唐山大兄》、《精武门》,鲍方编导的《屈原》、八十年代李翰祥执导的《垂帘听政》、《火烧圆明园》以及九十年代徐克导演或监制的《黄飞鸿》系列等,都洋溢着浓烈的爱国主义激情。特别是李小龙的影片,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要求平等尊严、不受欺凌歧视、疾恶如仇的中国人的形象。强烈悲壮,是中华文化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崇高精神的写照。

香港特殊的历史和地位曾使一部分香港人产生漂泊感。从八十年代初开始,面对着祖国大陆的改革开放,面临着1997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转折,张明敏代表着许多香港人高唱:“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与之相呼应,一些香港电影工作者在自己的创作中突现了主人公重新认识自己的根源、眷恋乡土的情怀。例如严浩执导的《似水流年》,描述香港的中年单身女性珊珊回到大陆故乡,祭尊祖母,乡下的生活情景引起了她对童年往事的温馨回忆,对于自己的“根”的确认代替了无根的漂泊感,主人公的精神已经回归大陆。

重新认识自己的根源自然涉及到了解祖国的历史。银都机构在拍摄《西楚霸王》(洗杞然导演)时就十分明确地表明要拍出历史真实,让观众正确地了解祖国的历史。“因为,历史,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对香港年轻一代来说,不仅是空白,更可怕的是胡编乱写的电影、电视剧和漫画书,把历史都颠倒了…”(注:周落霞、冯凌霄、余伦:《银都的成立及一些较有影响的作品》,载《当代电影》1997年3期)应该说,《西楚霸王》确实拍出了历史感:影片中主要情节的铺陈、人物性格的刻划、及至服饰布景的设计、历史背景的交代,基本上都做到了有根有据,在此基础上再融进经过戏剧性创作的爱情故事,使观众在娱乐欣赏过程中了解了一段真实的历史。李翰祥的《火烧圆明园》、张婉婷、罗启锐的《宋家王朝》对于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表现也有积极的意义。

香港电影在创史之初,其开拓者黎民伟等就从中华文化“文以载道”的传统出发,主张电影应有劝善惩恶、移风易俗、辅助教育、改良社会的作用,树起了“导人向善”的传统(注:余慕云:《香港电影掌故》第43页)。近五十年的香港电影继续承传了这个传统。五十年代朱石麟执导的《一板之隔》、《新寡》、秦剑的《慈母泪》、李铁的《危楼春晓》、六十年代李晨风的《人海孤鸿》、楚原的《可怜天下父母心》、陶秦的《不了情》、八十年代方育平的《父子情》、吴思远的《法外情》、罗启锐的《七小福》、九十年代尔冬升的《新不了情》、张之亮的《抡钱夫妻》、许鞍华的《女人四十》等等,都是这一传统的代表作。这些影片从不同的角度批评了人性中的自私或者社会的丑恶现象,赞颂了勇于伸张正义、重责任、为别人作出牺牲的精神,力图为社会树立良好的风范。

应该特别提一下成龙的动作片。在当今的香港影坛上,有一部分的动作片充满了血腥的暴力,有的甚至不分正义邪恶、黑白是非,难免“导人向恶”。而成龙(还有洪金宝等)的影片则在惊险的情节和令人叫绝的武打过程中渗透着伸张正义的内涵,导人向善,并且渗透着温馨的人情味。

中华文化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在近五十年的香港电影中同样得到了承传。五十年代以朱石麟为旗帜,香港电影曾经有过一个现实主义的创作高潮。许多影片都深刻地反映了香港的社会现实,表现了这个都会里各种人物的复杂关系及其各自的生活轨迹及心态,激励当时处于经济不佳、生活困窘处境中的香港人振作自强、积极拚搏,劝喻人们彼此之间应该互爱和关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六十年代中到七十年代初,现实主义传统在香港曾经被淡化。但到七十年代中期之后,这一传统又得以回归。尽管作品数量不能与五十年代相比,但其作用却相当突出。例如,七十年代中期吴思远导演的《廉政风暴》,对当时香港社会的反贪倡廉斗争进行了高度真实的表现,激起了震撼性的影响。八十年代方育平的《半边人》、林岭东的《监狱风云》、九十年代刘国昌的《庙街皇后》、张之亮的《笼民》等影片,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香港社会现实中人们关心的问题,通过艺术形象体现了创作者的社会理想。

近五十年的香港电影基本上一直保持着发展的势头,并且在今天世界性的电影不景气状况中仍然保持着相当的活力。

首先,这与香港经济的持续发展有关。经济发达,投资者多,对香港电影的发展起到了保障作用。

第二,在香港,电影始终是大众娱乐消闲的一种最主要的形式。电视、录影及其它娱乐形式的兴起虽然对电影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并未造成有如大陆或台湾那样大的打击。这固然与大众的娱乐心理、消费心理有关,但更重要的应归功于香港电影工作者的努力。他们具有一种危机感,十分注重维系和扩大自己的观众群。不断地研究观众的需求,研究观众的情绪,尽力使自己的制作与之相适应。当然,对于大众情绪和需求的适应,有可能导致迎合部份人的低级庸俗,但这不是和观众沟通的错误,而是由创作者自己的审美原则和创作心态决定的。

第三,香港影坛有相当大的吸收力和融化力。香港的电影工作者善于吸收世界各地区的电影制作的长处,包括先进的思潮和先进的技术。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产生的新浪潮运动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但新浪潮很快就融化到香港的主流电影之中,新浪潮的导演们在着意表现自己创作个性的同时,也兼顾了商业的因素,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从未与主流电影造成对立。因而主流电影很快就接纳了这批血气方刚的年轻导演,并且把他们的新观念新技巧融入到主流电影之中。这样,不但丰富了主流电影,而且帮助了主流电影的革新转型,为香港影业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冲劲。

第四,香港影坛的明星制密切维系着电影和观众的关系。香港电影造就了一大批明星。如成龙、周润发、许冠文、李连杰、张国荣、周星驰、张曼玉、梅艳芳等等,而这些明星又吸引住了一大批观念,成为影片卖座的保证。当然,明星制也存在一定的弊端,例如明星的片酬一般都很高,无疑会增大影片的制作成本。另外,在客观上,明星制也会压抑新人的成长。

最后,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点是,香港影坛有一个成熟的制作体制和发行体制。七十年代初建立起来的独立制片人制度,使许多胸怀大志的导演得以摆脱为他人打工的地位,不但在经济上可以获得利润分成,而且在创作中也相对地可以较大幅度地发挥自己的个性和观念,有利于人才的培养和电影创作的发展。电影发行制度则主要是院线制,每一个大的制片机构或发行机构都控制了一批有实力的电影院,控制了影片的排片权。这样,这些大公司以及依附于他们的独立制片人所拍摄的影片,只要一出品,便都能得以适时发行放映。当然这种发行制也有其弊端,即对于没有纳入院线的出品基本上采取排斥态度。

应该提及的是,香港的电影发行不但立足于本地,同时也积极向世界进军。赚外国人的钱来拍香港片,这也是香港电影得以持续发展的一个原因。

1997香港回归祖国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为香港电影的发展提供了进一步繁荣的可能性。尽管回归后的香港即遭遇亚洲金融风暴,电影市场深受重创,但目前已开始回热。特区政府为电影拨出发展基金,并着力打击盗版。香港的电影人正以其智慧努力求变求新求发展。成龙、吴宇森、徐克、周润发等人胜利进军好莱坞,对香港电影的发展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人们热切期待着香港电影的新的黄金时期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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