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研究范式看文化研究对当代翻译研究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当代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引言
据记载，对翻译的正式关注可以追溯至公元前1世纪西塞罗(Cicero)提出的译词和译意两种翻译方法的区分。但正如不少翻译理论家指出的那样，早期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对这种两分法的热烈讨论”(Snell-Hornby,1995:9)，且这些讨论“均受好恶和兴趣，而非知识所左右”(Bates,1943:15)。直至上个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才真正克服了过于零乱、流于主观化等不足，逐渐成为一门为学界认可的独立学科。
翻译研究的发展史不由使我们联想到与之有类似发展经历、且与之有紧密联系的另一门新兴学科——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虽然人类对文化现象的关注可以说甚至在“文化”这个术语出现之前业已存在，但与翻译研究极为相似的是，早期对文化的研究多局限于地方的风俗民情，且这些研究都以随感、轶事的形式出现，使得它们往往只能附属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之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能沦为学术研究中的一种边缘话语。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狭义的文化研究才以一门独立学科的身份崛起于当代学术界，逐渐成为一门越来越具有影响力的学科。
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除了具有类似的学科形成史之外，它们无论是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方面都有颇多契合之处。例如，在学科性质上，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都强调本学科的跨学科性；在研究内容上，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从本质上而言都是对交际过程和意义传递过程的讨论；而在研究方法上，当代的翻译研究更是直接得益于文化研究一些占主流地位的研究范式，从而使两者在某些研究目的上呈现惊人的一致性。
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现象引起了这两个领域研究者的共同关注。早在1954年，Casagrande在对翻译目的的考察中就提出“译者事实上不是在翻译语言，而是翻译文化”(1954：338)，文化研究在近年亦越来越注意到翻译在构成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和塑造民族文化本质特征中发挥的作用。对此，文化研究的学者亦相应地提出文化研究中的“翻译转向”(translative turn in cultural studies)口号(West,2002:162)。针对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越来越紧密的跨学科融合趋势，本文拟系统地回答以下问题：文化研究有哪些主要的研究范式？这些研究范式又怎样影响当代翻译研究？文化研究又怎样给翻译研究带来新的角度和方法？
1.文化研究内容及其主要研究范式
毫无疑问，文化研究的焦点是文化，而对文化这个概念的认识过程又折射出了文化研究范围的变迁。文化是“英语语言中最为复杂的两至三个词之一”(Williams,1983:87)。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见到的有关文化的定义有250余种(cf.Hall,1989)。这些定义涉及的范围极广，互相之间差别也很大，因此有理论家认为“无可能，事实上亦无必要对这个概念进行任何一种单独的描述”(Jenks,1993:1)。实际上，正是文化这个概念蕴含的丰富内涵导致了今天文化研究这门学科纷繁的、甚至大相径庭的研究途径和方法，这亦是使文化研究具有跨学科本质的主要原因之一。（注：事实上，对文化研究跨学科特点的过分强调使不少文化学者开始关注这门学科的本质(即区别于其他学科之根本所在)和身份(identity)问题(Herbrechter,2002:2)。在翻译研究中我们也看到有学者提出了类似的忧虑(参见Snell-Hornby et al,1994)。）
文化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并非是通过某篇宣言或是某次大会，而是得益于Williams的《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1963)、《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1965)、Hoggart的《读书识字的用途》(Use of Literacy,1969)和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1968)这四本著作。这四本著作也构成了当今文化研究的主要流派之一——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 cultural studies)的基础(Hall,1981:17)。在这些著作出现之前，对文化的认识主要以Arnold、Eliot和Leavis的观点为代表，他们把少数精英掌握的高雅文化和存在于普通大众之间的大众文化相对立，前者体现为由少数人所代表的“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Arnold,1993:6)，它主要由各种文学和哲学经典组成；而后者则是指由教育程度不高的人所消费的各种流行文化或商业文化，如电影、电台、广告等等。Eliot和Leavis对大众文化评价不高，认为只有精英文化才是研究的对象。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以Williams为首的学者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充满着决定论色彩的文化两分法，提出“事实上不存在大众，存在的只是看待大众的方式”这一观点，并得出“文化不仅仅是知识和想像作品的总和，它也是并且本质上是全部生活方式”(Williams,1979:65)和“文化是普通的”这两个著名论断(Williams,1997:5)。这样一来，以往高高在上的文化概念以平民化、民主化和社会化的新貌出现，文学作品等原来的精英文化形式现只被看作是一种普通的而非具有特权的(privileged)文化形式，而把长期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种种流行文化形式正式纳入文化研究的版图，同时赋予文化以阶级内容和政治目的。
文化研究广泛的研究领域也必然导致这门学科出现各种不同的研究途径，对它们共性的归纳也只能是大体上而言，肯定会有研究方法不属于主流研究范式之列。但总的说来，大部分的研究方法均从属于以下的两大范式：即主要活跃于欧洲的文化结构范式和主导美国的多元政治范式。
文化结构范式主要源自于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 cultural studies)。Hall在其著名文章《文化研究：两种范式》(Cultural studies:two paradigms)中曾把英国文化研究归纳为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模式(1981：25)。文化主义模式强调文化贯穿于人类的所有社会行为，而处于特定历史条件中的人类在这些行为中充分发挥其能动作用，运用其价值观和经验，最终通过这些活动创造了历史。强调人类自身的经验、主观能动性和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是这个范式的主要特点。结构主义模式则深受Althusser的马克思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的影响，它强调语言和意识形态在人的实践中起到的决定作用，认为“人非但不是文化的创造者，反而是意识形态的产物”(Munns & Rajan,1995:240)，同时还强调社会中相对自主的各部分是通过某种特定的图式(pattern)而构成有机的“整体”(Hall,1981:31)，而文化就是这个整体结构的产物，结构最终决定和限制文化。意识形态和结构是这个模式的两个重要概念。本文把这两种模式统称为文化结构范式，因为它们都着眼于人类与体现人类文化的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这种范式强调人类在社会结构之中的主观能动性及其受到的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意识形态的制约，另一方面，这种范式把文化等同于社会系统(cf.Radcliffe-Brown,1957:106)，认为对文化的研究即是对社会结构，或更具体是对体现人类隐含意识形态成分在内的行为图式的研究，而大众的社会生活也被认为是“社会结构运作”的结果(Radcliffe-Brown,1952:176)。
文化研究不久就迅速传播至北美和澳大利亚(以下统称为北美等地区)，在这些地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在美国，一批著名的学者如Gayatri Spivak、Edward Said、Frederic Jameson、Ralph Cohen和Hillis Miller等都表现出对这门新兴学科的极大兴趣。在他们的推波助澜下，文化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取代逐渐衰落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成为文化界和文论界谈论最多的一个话题。虽然同为文化研究，但欧洲采取的是文化结构范式，而北美等地区运用的是多元政治范式。
在研究内容上，多元政治范式比文化结构范式更注重研究非精英文化现象，如大众文化和传播媒体就是这种范式的研究重点。遵循这种范式的文化研究者均有意疏远以往被认为是代表文化精华的精英文学或经典文学作品，而把注意力投向种种普通的文化现象，包括“广告、艺术、建筑、市井故事、电影、时装、大众文学类(惊险小说、罗曼史传奇、西部片、科幻小说)、照相术、音乐、杂志、青年亚文化、学生文本、批评理论、戏剧、无线电、妇女文学、电视以及工人阶级的文学”(莱奇，1994：179；转引自王宁，2000：77)，目的在于对所谓正统的文学经典或文化现象进行挑战，以达到消解中心和非边缘化的效果。这种范式的另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这派的学者都倾向于“用政治术语来思考文化”(Baker,1996:13)。换言之，这些学者的研究都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political agenda)，企图挖掘长期不受人关注的且又受压抑的种种文化现象，最终达到发现、抵制和反抗西方在文化行为中体现出来的政治霸权的目的。例如，目前在美国文化研究领域里比较热衷的话题有以研究后殖民写作为主的种族研究，如Said的东方主义和对文化霸权主义的批判，Spivak的第三世界批评和Bhabha以殖民话语的探讨以及研究女性批评和写作为主的性别研究等等。(王宁，1999：62)其实，在北美等地区，多元政治范式所强调的多元性、差异性和政治性正是使文化研究区别于其他相邻的学科，如大众传媒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主要特点。
但自从跨入21世纪以来，以前泾渭分明的文化结构范式和多元政治范式却有互相汇聚和融合的趋势，这主要体现在双方都借鉴了对方一些主要的概念和观点，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化研究的整体范式。例如，英国文化学者Barker在其颇有影响的《文化研究：理论和实践》(Cultural Studies:Theory and Practice,2000/2003)一书中就综合采纳了文化结构范式和多元政治范式的立场和观点。书中既详细讨论了欧洲文化学派聚焦的诸如意识形态、主体性和社会结构等主要概念，亦花大量笔墨描述了美洲等地区文化学派关注的女性主义、种族状况和政治霸权等问题，这就充分反映了当今文化研究在研究范式上的靠拢和整合，这正反映了作者对文化研究的立场，即“文化研究并非只用一种声音表达，亦不可能只被一种声音表达，且(在书中)我也不是用一种声音来将它表达”(Barker,2003:4)。
2.文化研究对当代翻译研究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初，文化研究的两大范式已逐渐在欧美地区定型，而此时的翻译研究却基本上还是由语言学范式一统天下。语言学范式在翻译中的运用最早可以追溯到Vinay和Darbelnet(1958)对英语和法语公众指示语的比较文体分析，他们提出的七种基于对原文和译文语言分析的翻译步骤模式至今仍有相当的影响。随后，在Nida(1964)、Catford(1965)、Koller(1979)和以Neubert(1985)为代表的莱比锡派学者大力推动下，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范式在上个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为翻译研究当时最主要和最具有影响力的研究范式。但亦是在80年代，在欧洲学术界和文化界声势越来越浩大的文化研究影响下，翻译研究在欧洲大陆出现了一种与语言学范式迥然相异的新研究范式——文化研究范式，这两种研究范式的不同也直接导致了目前翻译研究的两大流派——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之争。在这场至今仍继续的分争中，文化学派的学者以咄咄逼人之势，向语言学派发起了猛攻(cf.Hermans 1985; Snell-Hornby,1988,1990; Bassnett and Lefevere,1990; Godard,1990)。语言学翻译理论被斥之为是一种忽视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和翻译过程涉及的文化因素的一种静态的、过时的理论，保持着所谓的“客观和科学姿态”，固守着“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等值的迷梦”(Snell-Hornby,1988)。另外，语言学派提倡的文本分析和对照过程亦被指责为只局限于较低的语言层次之内(如单词、句子、句群、段落，最大也不能超越语篇)，尤其是不能够处理“文学文本的多层复杂性”(Hermans,1985:10)。作为一种取代语言学范式的方法，欧洲文化学派的学者们提出对翻译的研究应从挖掘翻译后面所体现的意识形态、译者的主体性、翻译活动的赞助人和翻译活动受到的特定历史条件以及与当时文学系统的关系等因素着手，强调要把翻译研究放置到“更广泛的语境、历史和常规背景中”(Bassnett & Lefevere,1990:11)，而不是“在原文和译文之间进行不厌其烦的比较”(Bassnett& Lefevere,1990:4)。
细细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在欧洲新兴的文化翻译研究学派其实与文化研究的文化结构范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注：Baker(1996)最早注意到文化研究的不同范式对文化翻译研究的影响。）。例如，Even-Zohar提出的把文学视为一种多元系统，系统内的各部分(包括翻译文学)之间互相制约、互相竞争，对一部文学作品不能孤立地考察，而需作为文学系统不可分割的部分研究的观点(Even-Zohar,1978)就与文化结构范式强调的文化整体结构观和结构与部分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如出一辙。
欧洲文化翻译学派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由Toury(1980,1995)率先提出，后经Hermans、Nord、Lambert和Chesterman等人发展的翻译规范概念(李德超、邓静，2004)。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翻译研究的其中一项任务就是要寻求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体现在翻译行为之中的规范，而规范则是“特定社群共有的普通价值观或思想的体现，包括对正确与错误、充分与不足的认识，以及在特定场合哪种具体的行为指示是适宜和适用的”。(Toury,1995:55)换言之，规范相当于是译者所处社会中大部分成员在特定时期对翻译(包括翻译的本质、翻译策略和翻译批评等与翻译活动相关的问题)的看法。文化学派试图以对翻译规范的研究来取代长期统治翻译研究的等值研究(Hermans,1985:10)，希望通过对翻译规范的描述来总结出一些适用于解释任何翻译现象的翻译法则(translation laws)。而这些关于翻译规范的论述，正如Baker亦观察到，与文化结构范式中的文化图式理论(pattern theory of culture)相当一致(1996：11)。文化图式理论遵循文化结构范式的原则，认为对文化的研究并非主要考察最基本的文化行为，而是要寻求和解释体现在这些文化行为之中的图式结构。这种理论继而认为，“行为的规范或行为的标准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其余的组成部分包括为特定的行为方式提供理由或根据的意识形态”(Kroeber/Kluckholn,1952:189；转引自Jenks,1993:37)，而对文化进行研究就需考察这些规范、标准和意识形态。换句话说，早在20世纪50年代，文化图式理论就已经注意到了文化行为中规范的重要性，文化学者有关的论断与后来以Toury为代表的翻译学者关于翻译活动中规范的论断无疑有很高的相似性，这似乎是文化研究影响翻译研究的又一佐证。
而文化结构范式对欧洲文化学派的影响亦可见于另一代表性人物Lefevere的观点。Lefevere关心文化与翻译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影响文学作品接收和融合的具体因素，如“权力、意识形态、制度和操纵”(1992：2)，他还明确地提出翻译活动受赞助人、意识形态、文学观和专业人士影响的观点(1992：14)。上述看法不由使我们联想到欧洲文化范式所强调的人类文化行为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密不可分，且人类的主观能动性(这里被Lefevere所细化)反作用于社会结构的立场。显然，这两种观点的共性在于它们对社会结构(包括行为、关系)与社会群体之间互动性的强调。
相对于欧洲文化学派而言，美洲尤其是美国的文化翻译研究起步较慢，直至上个世纪90年代才有较大的发展。但自90年代后期以来，北美文化翻译研究发展势头强劲，涌现出诸如Venuti、Gentzler、Tymoczko、Niranjana、Simon等一批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影响力的学者。虽然北美文化学派与欧洲文化学派在反对语言学取向的翻译研究上立场一致(Venuti,1996:103)，但它们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上却存在着许多不同。例如，Niranjana与Bassnett虽同属文化学派的学者，但她却对Bassnett的研究颇有微词，认为Bassnett“忽视了隐含于翻译中的权力关系”(Niranjana,1992:59)。同时我们也看到，研究方法的不同使这两派之间甚少互相引用对方的著作(即便有，大都也是用于批评目的)。出现这些异议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两派参照和借鉴的文化研究范式的不同，具体而言，欧洲文化翻译学派借鉴的是文化研究的社会结构范式，而北美文化翻译学派参照的是文化研究的多元政治范式。
如上所述，盛行于北美的多元政治范式注重挖掘受压抑的文化现象和抵抗文化行为中体现出来的政治霸权。在这种文化研究语境的影响下，北美的文化翻译研究均“具有政治目的，不管这种目的是否与性别、种族、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出版策略或抵制丧失原文文本的文化特征的行为有关”(Baker,1996:13)，换言之，文化翻译研究在美国已成为了一种基于多元政治范式框架之内的“高度政治化的行为”(Baker,1996:9)。这可以从最近在译界越来越具有影响的意裔美籍学者Venuti的异化翻译理论中得到很好的证明。
Venuti首先对Toury等学者提出的描写翻译学以总结出“不具有任何价值色彩”(value-free)的翻译规范和翻译法则的目标表示了异议。他认为，“规范可能起初包括语言规范或文学规范，但它还包括广泛范围的本国价值观、信念和社会表征，它们均含为特定的群体服务的意识形态力量”(1998：29)。也就是说，一切规范都是特定意识形态的体现，蕴含着特定的政治目的。不仅如此，一切与翻译活动相关的人，如出版商、编辑、评论家等在他们所属社会中都有自己的文化和政治目的。因此，完全客观的翻译规范和翻译法则是不存在的。Venuti继而强烈反对在翻译中使译者隐形的两种行为，一是把译文译成“流畅的”英文以创造出一种“透明的假象”(illusion of transparency)，二是译文必须按照目标语文化典型的阅读方法来翻译(cf.Venuti,1995:1)。相反，他认为应该让读者在阅读译文时感觉到译者的存在，而这种效果则主要是通过他提倡的“异化”翻译策略(foreignization)来达到。“异化”强调要选取“被目标语主流文化观排斥的原文和翻译方法”(Venuti,1997:242)，翻译时紧跟原文文本的结构和句法即是其中的一种翻译方法。与“异化”相对的是在选材上与目标语文学经典(literary canons)一致、翻译时采用透明、流畅和“隐形”方法的“归化”(domestication)翻译策略。Venuti认为，翻译中采取“归化”策略相当于屈服于目标语文化的文学和价值观，这样就抹杀了原文文化的独特性；而采用“异化”策略能重新再现被目标语主流文化观念排斥的种种由原文所体现的价值观，并能使译者“显形”，从而使读者意识到自己所读的是译文而非原文。从以上归纳可以看出，Venuti的“异化”翻译论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要突显和提高译者的地位以使译作摆脱从属(derivative)和二流的位置，从而使整个社会和学术界重视翻译这项活动；二是要通过异化译作来抵制目标语社会——尤指操英语地区——在翻译这种活动中体现出来的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价值取向。换言之，就是要张扬原文的外来身份(foreign identity)，使之免受目标语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并兼反抗英美世界的出版霸权(publishing hegemony)。显而易见，Venuti理论的出发点与北美文化研究多元政治范式强调的挖掘受压迫文化现象，揭露并反抗西方在这些文化现象中实施的政治霸权，最终实现这些文化现象的“非边缘化”是一脉相承的。
除了Venuti的异化论之外，其他北美文化翻译研究学者如Simon(1996)关于翻译与性别的研究、Tymoczko(1999)关于早期爱尔兰文学的英译与后殖民语境关系的研究以及Niranjana(1992)和Spivak(1993)关于后殖民翻译理论的专门研究，均显示出很强的政治色彩，这都反映出北美文化翻译研究一贯的对多元政治范式的秉承。Neubert和Shreve(1994)在北美文化翻译研究刚刚起步时就注意到了这种政治性的倾向，并把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美国文学和人文主义传统以及当时美国学术氛围的影响(1994：ⅷ-ⅹ)，这无疑是很有见地的。文化翻译理论在美国诞生之时正是文化研究在学术界和思想界大炽之际。因此，它们会具有这个时代主要学术思想的印记也不足为奇。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得出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理论均从文化研究的不同范式而得出的结论，因为这种结论具有过分的决定论色彩，且一种理论的实际形成的因素也远比一种或两种研究范式的影响复杂。例如Even-Zohar和Toury强调他们的理论借鉴了不少俄国形式主义的成分，Lefevere指出他的理论采纳的是比较文学视角，Venuti则说明他的观点主要受益于法国语言学家Lecercle关于“语言剩余物”(linguistic remainder)的观点。而文化研究范式的影响都可以归至以上理论家列举出来的影响来源之一。这是因为它们之间除了具有上述指出的诸多相似之处外，还与学术或学科发展的一条规律有关，即：一种理论的诞生和发展不可能脱离其产生的总体文化、文学语境的影响，不管这种影响是通过公开明显的方式还是潜移默化的方式。
3.结语
文化研究影响翻译研究的方式是多方面、多渠道的。除了本文论述的文化研究两大范式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影响之外，文化研究还给翻译的定义、翻译教学和翻译策略等方面带来新的启发和新的角度。在文化研究中，翻译的定义得到了扩展，它不仅指狭义的对语言表层结构的转换这种传统意义，而且还指创造性地运用外来思想这层更为广泛的意义。例如，West举出关于广义翻译的例子有Lacan运用结构语言学“翻译”Freud的观点并创造出一种崭新的主体性理论和Althusser“翻译”Marx的理论并把它创造性地运用到“结构”概念之中。他进而得出“翻译从广义上而言是一种沿着不连续的区间建立连续性的行为，使异质事物有助于知识上的追求”这个从文化研究角度对翻译的新定义(West,2002:161)。而文化研究对翻译教学的影响方面显得更为具体实在，它使翻译专业学生“意识到文本和全世界文化形式以及产生和消费这些文化形式的地方之间存在着的复杂互动”(West,2002:171)，作为一种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学术界具有相当影响的跨学科，文化研究对于新兴的翻译研究学科的影响可以说是深远的，无论如何，它以新的角度、新的方法给翻译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带来新的启发，使讨论翻译的话语更为多元化，这对帮助翻译研究在当代成长为一门完善的、具有相当影响的学科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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