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陵原与中国古代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文化论文,五陵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陵原是以西汉王朝在这里设立的五个陵邑而得名的，这五个陵邑分别是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和昭帝平陵。五陵原的地理范围西起今陕西兴平县南位乡的策村和范家村，东达今陕西泾阳县马家湾乡的崔家原和梁村，北至今咸阳市北界，南临渭水北岸，东西长约40公里，南北宽约20公里，总面积约800平方公里。 这里地处关中平原中部偏北，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故在先秦、秦汉和隋唐时期，不但发挥着“强本弱枝”的重要作用，长时期成为我国古代的政治和军事中心，而且还由于西汉政府曾多次大规模向这里实行徙民活动，又使这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人文地理区域，无论是对我国古代的哲学、史学和文学艺术的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为促进和繁荣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作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不朽贡献。
首先，这里是先秦诸子百家的汇集地。春秋战国是我国经济和政治制度发生剧烈变革的动荡时期，当时的思想文化界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兴盛局面。这些持不同观点的思想家们为寻找和争取握有政治权力的众多诸侯，频繁地开展游说活动，借以扩大他们的政治影响，企图建立自己所设计的政治模式。于是，这一时期又出现了中国思想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流动和文化传播的滚动趋势。秦国当时虽地处关西，但由于它在社会变革中采取了较为灵活而又彻底的改革措施，政治影响也迅速扩大。因而，地处五陵原东部的秦都咸阳也就成了诸子百家的游说中心。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先秦诸子中的主要学派—儒、墨、道、法四家的代表人物大都先后到达过秦都咸阳，有些学派还在秦国思想界取得了统治地位，不仅极大促进了秦国哲学思想的发展，而且也推动秦国社会变革的顺利进行。
儒家学派是在诸子百家中势力最大的一家，故有显学之称。虽然“孔子西行不到秦”，但他的弟子抱着儒家经典来到秦国的却络绎不绝，以致在秦国内逐渐形成一股不可轻视的政治力量。所以，在商鞅推行变法改革时，不得不下令“燔诗书”，坑儒生，致使“谓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史记·商君列传》），开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先河。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还广召关东六国各派学者3000多人，齐集咸阳，让他们“上观尚古，删拾春秋， 集六国时事”， 于秦王嬴政九年（前239）编写了一部《吕氏春秋》。由于该书内容庞杂， 而且对先秦诸子的观点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态度，因此，一直被人们视为“杂”家的代表作。但仔细推究该书的编写宗旨及其核心内容，就会不难看出：该书其“杂”为表，其儒为里，儒实“杂”虚，真儒假“杂”。吕不韦要像孔子那样，以“兴亡继绝”为己任了。明确表示要以儒家的德义治理天下的政治抱负。正因为如此，才使他和后来主张法治的秦始皇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其中政治见解的南辕北辙，当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总之，吕不韦是在新形势下对儒学进行改造，使之更适合新的封建统治需要的第一人。
墨家也是诸子百家中的显赫一派。据《吕氏春秋》一书记载，秦惠文王在位期间，墨家的第二号人物巨子腹
即常住秦国，并受到惠文王的高度信任。有一次，腹之子在咸阳杀人获罪，但秦惠文王却破例将其赦免。后来，相继入秦的墨派学者还有谢子和田鸠等人。其中田鸠还受到惠文王的喜“悦”善待，并授予“将军之节”。而谢子却因受到秦国本土的墨家唐姑果的陷害，才被惠王“怒而待之”和“逆而弗听”的。这些事实，不但说明在战国后期秦都咸阳有大批墨家学者云集于此，而且秦国国内也出现了大批墨家学者。
道家是春秋末期出现的一个学派，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周，故又有老庄学派之称。据《史记·老子列传》记载，老子虽家籍楚国，却担任过周朝守藏室的柱下史之职。后来，道家的经典《道德经》就是老子在函谷关写成的。现在关中地区仍有很多关于老子传经说道的故事和名胜古迹。由此推想，关中和五陵原地区一定也会有相当数量的道家弟子，只是因为这派学说始终未能得到当时统治者的青睐，故一直没有出现自己的代表人物而已。
法家是战国初期产生的一个思想学派，其创始人当是在魏国首先推行变法的李悝。此后，吴起、商鞅、申不害等都是前期法家的代表人物。
秦孝公四年（前358），商鞅由魏入秦，很快便得到了孝公信任， 并在秦国实行了一次自上而下、全面而又彻底的变法运动，使秦国一跃而成为使“诸侯畏惧”的强盛之邦。后来，法家思想还在秦国逐步取得了统治地位，秦都咸阳自然也就成为法家人物的活动中心。
继商鞅以后来到秦都咸阳的法家代表人物还有韩非和李斯等人。
韩非是战国末期法家的集大成者，他全面总结了前期法家的学说，提出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观点，旨在建立封建帝王独裁专制的政治统治。因而，便与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利益正相符合。所以，当他的著作传入秦国后，当即引起了秦王嬴政的极大关注，并以此而发兵攻韩，必欲获得韩非才肯罢兵。但韩非入秦以后，由于受到李斯等人的陷害，竟含冤客死秦国。
李斯和韩非同为荀子学生，精于“帝王之道”。公元前247 年入秦，被授以卿职，后官至丞相。他曾协助秦始皇焚书坑儒，并把法家思想推向全国，以致使其成了当时压倒一切的统治思想。
其次，五陵原是今、古文经学的发祥地
经学是西汉初年兴起的一个新的儒家学派。由于它是专门解释和阐发儒家经典的学问，故有经学之称。由于经过秦始皇的焚书之举和汉初政府规定的挟书之禁，所以在汉初60年间，众多老儒都只能各凭所记和各依所据，教授诸生，并撰写儒家经典。由于这些儒经都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而成，故被称为今文经学。又因为今文经大多依靠老儒记忆写成，而老儒们对经书的记忆和解说又多岐异，便出现了一经存有多种说法的情况。另外，汉初统治者大多崇尚刑名之学或老庄思想，今文经的许多派别虽被列为学官，但并未取得独尊地位。
元光五年（前134）五月， 汉武帝在对贤良的诏策中问道：“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汉书·武帝纪》）？今文经学家董仲舒回答说：“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汉武帝当即接受了这一建议，下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以今文经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才开始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董仲舒由此也成了继孔子之后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
又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仲舒原籍广川（今河北枣强广川镇），汉景帝时来到首都长安，任博士之职，后“徙家茂陵”。但究竟何时迁徙，本传阙载。但据《汉书·武帝纪》记载，武帝曾三次向茂陵徙民：第一次是建元三年（前138），并“赐徙茂陵者钱二十万， 田二顷”；第二次是元朔二年（前127）；第三次是太始元年（前96）。 董仲舒在武帝第一次徙民茂陵的建元三年，已任江都相之职，具备了迁徙资格，加之他又正受到武帝的信任，故于此次徙家茂陵，是很有可能的。如果这个推断不误，那么他一生的重要论著，诸如《春秋决事》（已佚）和《春秋繁露》等，当多是在茂陵家中写作完成的。另外，与董仲舒同时及西汉中后期和东汉时期专治今文经学而成绩斐然的经学家施雔、张山附、李寻、郑宽中、士孙张、平当、朱云、韦贤等人，也都家居五陵。由此可见，五陵原是汉代今文经学的诞生地和中心地区之一。
古文经学早在西汉初年就已出现。因为秦始皇在焚书运动中烧毁的儒家经典仅是一大部分，并未烧尽。还有一部分被藏于民间，未被搜出，另一部分被藏于秘府。汉武帝末年，鲁恭王为了扩建宫室，在拆除孔子旧宅时，于墙壁间发现了很多用古文篆书撰写的儒经，其中有《逸礼》39篇，《古文尚书》16篇。后来，这批书籍便落在了已徙家茂陵的孔子第十二代孙孔安国之手。安国把这些古文经书全都用隶书改写，发现和现行的儒经有很大差异，便于天汉年间（前100—97）上奏武帝。 由于这时宫中正遭巫蠹之祸，这些古文经书便被搁置起来，未及施行。安国便私自传授，受业的有倪宽、都尉那等，就连司马迁也曾向他请教。由此可知，孔安国是古文经学的创始人之一。汉哀帝时刘歆在勘校秘府藏书时，又发现了一些用古文撰写的经书。他便上奏朝廷，请求将其立为学官。由此还引起了第一次今、古文经学的大辩论。
东汉初年，茂陵人杜林又在西州获得一卷《古文尚书》，也私自传授，逐成古文经学的又一重要学派。此后，平陵人贾逵、茂陵人马融、长陵人赵岐等都对古文经学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东汉章帝建初元年（76），贾逵曾条奏《左传》优于《公羊》、《谷梁》，并以图谶附会《左传》，博取章帝信任。章帝主持并举行了第三次白虎观会议，贾逵与今文经学家李育展开辩论，进一步扩大了古文经学的影响。马融一生专攻古文经学，遍注《五经》，使古文经学达到了成熟阶段，被时人誉为一代“通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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