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政党制度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政治优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文,优势论文,政治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党制度是现代国家政治结构的核心部分，是国家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政治过程和政治方向。一个国家选择何种类型的政党制度，不仅关系到该国哪个阶级或阶层来执掌国家政权，关系到该国各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及相互关系，也关系到该国政治与社会能否保持和谐发展与长期稳定。
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其他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它们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方式，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合作，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事务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当代中国政治结构的核心部分，它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的政治基石，也是我国社会和谐发展与长期稳定的根本基础。实行这一制度有其历史的现实的合理性。
一、建立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历史和人民的正确选择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二十世纪上半叶，我国政党制度经历过一个较长阶段的曲折发展和探索过程。辛亥革命后，曾经一度出现过照搬西方多党制的混乱局面。后来，国民党又极力推行一党专制。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是在近代政党制度创建过程中历经各种教训之后脱颖而出的。
民国初年，由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实行“议会制”、“内阁制”，各种政治力量在“议会政治”的幻象下，掀起了“组党”热潮。当时，除了中国社会党、中华民国工党、民社、国民共进会、统一党，袁世凯也派他的亲信梁上诒收买了一批议员及军阀官僚，拼凑了一个御用的公民党，甚至连清朝的皇亲贵族、遗老遗少们也组建了一个反对清帝退位的宗社党，党派总数达300个以上（注：《谈谈政党制度问题》(2002-09-03 14:16:36),http://www.cnhubei.com/aa/ca141571.htm;），总体上形成了“四党、三派、两阵营”的政党格局：“四党”是指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黎元洪为首的共和党、章太炎牵头的统一党、梁启超一度为领袖的民主党；“三派”是指分为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三个派系，即革命派、立宪派、保皇派（帝制派）；“两阵营”是指所有政党，无不“站队”站到两个阵营，其分水岭是拥护孙中山，还是拥护袁世凯。这些五花八门的政党派别，有的鼓吹无政府主义，宣传“无国家、无家庭、无宗教”的三无主义；有的主张实行经济平均、劳资混一，破除阶级界限；有的要求恢复清室；有的则在政治上摇摆不定、见风行船。真可谓是党派林立、政见骇异，似乎有点多党政治的味道。但这样的多党制，这样一种“四党、三派、两阵营”的整体格局，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稳定和繁荣，而是进一步恶化了派别林立的局面，加剧了无休止的军阀混战与割据，闹得国无宁日、民不聊生。抗战胜利后，在共产党、国民党之外的第三势力也积极活动，试图在中国推行多党制，建立所谓的理想中的西方式民主国家，并且得到了美国的鼓励和支持，但同样以失败告终。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多党制是没有根基的。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通过《训政纲领》、《训政时期约法》，规定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将其“一党专政”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在统治理念上坚持蒋介石的个人独裁统治，在政党体制上实行“党外无党”的“一党训政”制度，在口头上打的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旗号，号称“实施三民主义，依照建国大纲”，“训练国民使用政权”。（注：《中国国民党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p.590)在国民党“一党训政”体制下，中国共产党被取缔，被迫转入地下；中左的第三党、生产人民党和革命民主同盟也遭到迫害而不能公开活动，中右的青年党、乡村建设派和国家社会党等民主党派和其他政治势力也处于非法的、受压迫的地位，不能公开参政。在1928年3月9日公布的《暂行反革命治罪法》中，国民党政府规定：凡“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及不利于国民革命之主张者，处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凡以反革命为目的组织团体或集会者，其执行重要事务者，处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并解散其团体或集会”（注：《中华民国六法理由判结汇编》，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1947年版；）(pp.779-781)。国民党通过诸如以上各种严行党禁的政策和法律，决不允许其他政党的存在和产生。甚至在全民族各党派合作抗日的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仍高唱“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并将其组织制度改为总裁制，实行消除异党政策，试图从思想、理论到组织上置一切反对党于死地。在国民党独裁统治的22年中，中国大地到处是白色恐怖，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这样一种专制独裁的制度不久就被历史抛弃了。
与国民党不同，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多党合作。在理论上，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对于一切革命的人们，是决不排斥的，我们将和所有愿意抗日到底的阶级、阶层、政党、政团以及个人，坚持统一战线，实行长期合作。”（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683)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提出：“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1062)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又强调指出：“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1437)在实践中，抗日根据地和后来的解放区内建立的“三三制”（即在参议会和政府里，代表工人和贫农的共产党员、代表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分子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士绅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各占1/3，一起合作共事），成为新中国多党合作制的雏型。
同时，由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理论、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实行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和民主联合阵线的正确道路，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也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中国社会各党派、各阶层、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的信赖和拥护。正因为如此，尽管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时，并不具有在全国的领导地位，更不具有执政地位，当中国共产党在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召开新政协，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时，立即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此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及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是在中国近代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中诞生的。它以强大的生命力和突出的政治优势，赢得了中国各党派和各界人士的广泛认同，成为保障各党派共同发展、和衷共济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正如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多党合作制度的建立也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历史和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之后作出的正确选择。
二、坚持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现实和国情的必然要求
江泽民指出：“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这种国体相适应的政党制度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我国实行这种政党制度，是由我们的国情决定的，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党派主观意志的产物。”（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p.310)
首先，我国目前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阶级斗争虽然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但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们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遇到的新挑战新考验会更多。放眼世界，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世界围绕多极化还是单极化的斗争依然十分激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以经济为基础、以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想文化互相激荡，各国间的利益和矛盾错综复杂。国外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没有改变，他们利用民主、人权、民族、宗教以及台湾问题不断向我们挑战，向我们国内输入西方价值观，对我进行思想、政治渗透。国内还存在极少数否定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在这种情势下，如果不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难以有力地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和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其次，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各方面都还比较落后的国家。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社会上曾经存在过多如牛毛的会道门组织和反动宗教组织。1949年后，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虽被依法取缔，却继续以推翻人民政权、复辟帝制为宗旨，秘密进行各种阴谋活动。有的一贯道还煽动道徒举行暴乱，杀害基层干部。法轮功也是如此，自称不参与政治，也没有什么组织，是以心传心，实际上，从1993年开始，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法轮功就在全国建立了39个辅导总站，1900多个分站及28000多个练功点，并制造了一系列政治事端，给党和政府施加压力。（注：邱大军（中国宗教学会会员，宗教学硕士），《法轮功与中国会道门及外国邪教》，http://auto.hi.com.cn/_private/home_1-4.htm;）各种会道门和非法宗教一类的组织至今还远没有销声匿迹。一些非法组织还同国内外反动势力勾结，对人民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猖狂的破坏活动。
再次，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外从事跨国政体研究的学者A·S·班克斯与R·B·特克斯特提供了这样两组数据。一组是“政治稳定与政党数量”的关系图。在这个图表中，一党制国家总计23个，稳定的19个，较稳定的4个。多党制国家26个，稳定的11个，较稳定的2个，不稳定的13个。值得注意的是，11个稳定的多党制国家是10个西欧国家另加一个以色列，2个相对稳定的多党制国家是意大利和哥斯达黎加，而13个不稳定的多党制国家无一例外全是发展中国家。另一组数据是“发展中国家成功的政变”，追踪观察的发展中国家总数为80个，时间跨度是从1945年或其独立日到1966年止。在这个图表中，一党制国家26个，发生政变的6个，占25%；一党居优制国家18个，发生政变的6个，占33%；两党制国家16个，发生政变的7个，占44%；多党制国家20个，发生政变的17个，占85%。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发生政变的百分比是随着政党数量的增加而升高的，其中多党制国家的政变发生率已达惊人的地步，以至于被有的人称为“政治安定的设计师”的保守主义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分析了上述数据后，毫不犹豫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高度现代化的国家，政党数量多寡无碍于它拥有强壮之势；而在低度现代化国家，一党制可强可弱，但多党制却毫无例外都是软弱的”，“在现代化中国家，多党制与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安定是不能共存的。在现代化中国家，多党制是软弱的政党制度。”（注：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pp.408、410)
历史与现实和国内与国外的经验教训都雄辩地证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政党制度，是为我国历史和现实条件所确认的唯一正确的政党制度。只有坚持这一政党制度，才能把全国各民族、社会各阶层紧密地凝聚起来，保持中国政局的稳定，继而才能有效地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正如邓小平高度概括的：“中国一向被称为一盘散沙，但是自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成为全国团结的核心力量，四分五裂、各霸一方的局面就结束了”，“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pp.267-268)
三、发挥我国政党制度的优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
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不仅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的必然产物，而且适合中国国情，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的根本所系则在于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与生俱来的多方面的政治优势。这些政治优势的总体特征就是和谐性，包括政党关系的和谐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政党政治的和谐性。这些政治优势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政党制度总体上必然是一种和谐共赢的政党制度。
首先，它强调共存，具有组织的包容性。西方政党制度的设计理念中的一条基本的前提假设就是党派间的刚性对立与生死竞争，这样的制度设计原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党派间的相互监督，但由于强调党派的刚性对立，也导致了众多问题的产生：或增加政治体系中的不稳定因素，容易导致政局持续动荡不安；或造成民主的效率损失以及政治资源的极大浪费，引起公众对政治的冷漠态度（注：冯红菊等：《坚持、警觉、完善——研究国外政党政治，反观我国政党制度后的几点思考》，转引自政治学研究网；）。在我国的多党合作体制内，政党组织已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冲突利益的代言人，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关系基础是现代化过程中的通力合作与政策协调，整个制度在内部结构上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充分体现了社会民主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基本取向，有利于在民主与效率之间实现一定的动态平衡，有效地减少所谓的民主成本，形成共存、共生、共荣的政党政治格局。
其次，它强调合作，具有目标的一致性。西方政党活动的最高目标就是争取本党在选举中获胜，达到夺取政权、控制政府、左右政局的目的。为此就要压倒对方，倘若在竞选中失败了，还要成立一个影子内阁，准备取而代之。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有着共同的政治目标。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第一要务。无论是发展先进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是实现祖国统一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是中国务党派共同的奋斗目标。在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中国各党派围绕共同的宏伟目标亲密合作，政党间是协调、协商、协作的关系。在重大问题上，各党派通力合作，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亲密合作的关系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
再次，它强调民主，具有代表的广泛性。民主是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一个突出特征和优势。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民主特征不仅体现在民主监督和民主协商中，也体现在代表的广泛性之中，体现在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的广泛性之中。西方的政党活动范围主要在议会，在选举期间，“政党协助选举”。所以说，西方的政党活动主要是通过选举进入议会，通过议会控制（或牵制）政治。而我国的多党合作，不仅仅是在政治方面，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医卫、财经等各个方面。西方从事政党活动的，主要是职业政治家和专业政法界人士，其中不乏政客、党棍。而我国的民主党派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中上层知识分子为主的，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各方面有成就、有代表性的人士，因此，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下，各政党不仅在活动领域上具有广泛性，在政党构成上也具有广泛性，这就更加有利于广泛集中民智，准确体现民意，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
第四，它强调监督，具有地位的平等性。在多党合作制度的框架内，我们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多党合作的首要前提和根本保证，共产党要加强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统一思想，统一步调。同时也强调，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这种领导主要是靠正确的政治主张和自身的模范行为，并通过平等协商来实现。共产党支持民主党派充分发挥各自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支持他们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实行互相监督——主要是共产党接受民主党派的监督，使共产党避免犯错误。邓小平曾经深刻地指出：“有监督比没有监督好，一部分人出主意不如大家出主意。共产党总是从一个角度看问题，民主党派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出主意。这样，反映的问题更多，处理问题会更全面，对下决心会更有利，制定的方针政策会比较恰当，即使发生了问题也比较容易纠正。”（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p.273)各种政治实践也从不同的侧面表明，实行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一个突出的优越性，就在于既可以避免一党专制缺少监督导致的种种弊端，又可以避免多党竞争、相互争抢导致的社会震荡，使社会既呈现差异性又保持同一性，真正成为一个不同而和的协同发展的系统。
第五，它强调协商，具有决策的科学性。协商是我国政党制度的又一特色和优势。我国政党制度中的协商是政治协商。政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行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政治协商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进行协商，广泛听取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开展政治协商，可以把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功能充分发挥出来，推动党和政府各项方针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这种政党制度，从根本上克服了西方国家两党制或多党制互相攻讦、互相倾轧的弊病，保证了集中领导与广泛民主、充满活力与富有效率的有机统一，使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在体现其先进性本质要求的同时，能够代表和反映多层面，特别是各个民主党派所代表的那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利益和要求，从而有效地保证了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科学性。
共存、合作、民主、监督与协商，以及与此相应的组织的包容性、目标的一致性、代表的广泛性、地位的平等性和决策的科学性，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具有了更加突出的政治意义。和谐不仅包括人与人的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不仅包含社会各阶层之间、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和谐，也包含社会系统中每一个组织与其外部发展环境的和谐；不仅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各子系统之间的和谐，还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区域之间以及部门之间、代际之间的和谐。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级组织和社会各界的参与合作。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政治优势，尤其是其广泛的代表性和巨大的包容性，使得不同党派、不同团体、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界别的各类人士，虽然在政治利益、宗教信仰、思想观念、经济利益和生活方式等许多方面存在差异，但得以体谅包容、求同存异、跨越分歧，把各族各界、海内海外所有中华儿女都团结起来，共同围绕一个大目标，凝聚人心，紧密合作，团结奋斗。这就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共生、共存、共荣的制度基础。
从更深的层面上看，和谐在本质上就是公平和正义。和谐不仅需要包容合作，也需要民主监督。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以及社会的全面转型，社会公平和正义日益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解决好这个重大课题，有效协调好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和关系，不仅需要加强民主，也需要强化监督。政党在国家政治过程中是不同利益群体的政治代表，所以政党政治过程也是不同社会群体在政治层面的利益博弈和选择过程，从这个角度说，我国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优势是很明显的，它不仅能够使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及时协助各自所联系的民众表达政治上的愿望，使执政党和政府及时广泛地了解各方面的利益诉求，并通过民主协商，整合社会资源和利益关系，同时也使各党派团体能够通过民主监督的形式，加强对决策领域及公共权力行使者的约束，发挥制约公共权力、促进公共权力提高社会服务质量的作用，从而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政党制度的和谐稳定是一个社会和谐稳定的政治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仅是和谐的典范，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根本。继续保持和发挥多党合作和民主协商制度的政治优势，对于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参政党职能，发挥他们人才集中、智力密集的优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只要这些政治优势得以保持，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就会始终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就能产生强大的凝聚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就有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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