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转折中的德国东部农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艰难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5年5月我访问了德国，就农业问题先后与基尔大学农经系的教授们座谈，并参观了美堡州的两个农场，收集了大量联邦和州政府有关农业政策的文献，对东部农业的转折过程和现状有了粗略的了解。
两德统一后，联邦关于处置东部财产所有权的法令，使农业首当其冲受到震荡，集体农庄迅速瓦解。农地所有权的重新分配含有一种向1949年（两德初建之时）的状态回返的性质。东部地区的农地所有权在40-50年代曾有过3次大的变革：1945-49年苏联红军占领期间曾剥夺了那些占地100公顷以上的容克地主和法西斯分子的土地；1949年以后原东德政府又没收了一部分地主的土地；这两部分土地都曾分配给当时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到50年代集体农庄成立的时候，农民带着土地、牲畜及其它生产资料加入了集体农庄，此间那些被没收了土地的地主们多半移居原西德谋生。90年代初土地所有权再度重新分配之时，规定1949年以前经苏联红军处置的那部分土地收归国有，由托管局执行所有者的权利；1949年后由原东德政府没收的土地则归还当时的地主。这样，相当一部分原西德居民如今拥有几十公顷东部土地的所有权。
农庄其它资产经由国家确认的专业机构评估，减去债务得出净资产以便在成员之间分配。不少集体农庄的净资产为负数，成员们就必须分担债务。事实上，如何处理集体农庄的陈年旧债至今仍然是政策研讨中一个争论不休的议题。目前，为了使集体农庄的后继企业得以在结构调整中生存发展，联邦政府采取了两项减免陈债负担的措施：第一，根据两德统一协定，由托管局接管原集体农庄大约14亿马克的债务。这些债务均由集体农庄执行某些国家职能（如提供社区服务）而产生，大约涉及1400个企业，平均每个企业100万马克，现在将逐步得以免除。第二，转由集体农庄后继企业承担的债务允许缓付，待企业赢利之后，每年以利润的20%偿还。统一之时原东德集体农庄共负债76亿马克，这两项措施涉及其中的42亿马克，约占总债务的55%。另有21亿马克由正在清理的企业或执行清理的机构支付。此外，集体农庄在评估处置财产过程中已经清偿了6亿马克的债务。这样，债务处理规定便落实了90%左右的陈欠清偿问题。
与集体农庄资产清理同时进行的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大规模失业便是重组过程中的一个产物。首先，那些没有土地所有权的原集体农庄成员被游离出来；其次，依据西部的技术水平重组企业，也使大量劳动者加入失业大军。一些少地的农庄成员和缺乏经营管理技术的人们将土地或出售或出租，自己则重新寻找工作。1991年，东部地区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大约32万人左右。1994年降至16万多人，农业劳动者显然减少了一半。失业者的出路有这么几条：第一，打短工。据统计，1991年11月做临时工的劳动者大约15.8万人。第二，提前退休。第三，职业再培训。第四，在非农产业重新就业。那些曾在集体农庄的建筑、机械和服务领域里工作的人们多半在西部的边界地区获得就业，但他们仍住在东部，人称“长距离往返工作者”。几年来，大约有2/3从农业游离出来的劳动者找到了就业门路。
重组农业企业的人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原集体农庄成员，他们或是数十个成员依据合作社法组建合作农场，或是成立单个家庭农场，或是2-3个家庭联办合伙农场。二是从西部地区归来的原东德地主的后代或他们的委托人，通称“重建者”，他们多来此兴办家庭农场。无论怎样，结果都是将以往特大规模的集体农庄拆解成较小规模的企业。这正是联邦政府实施“重构”政策的目标所在。笔者曾经介绍过，原东德集体农庄资源配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种养业截然分家、生产单位规模巨大。每个种植业农场平均耕地6000公顷左右，每个养殖业农场的存栏牲畜多达10000头以上。这样，既扩大了行政管理集团从而不利于降低生产成本，又由于畜粪处理困难造成环境污染。因此，重组的农业合作社或家庭农场必须根据欧盟和联邦德国的环境法规配置资源，实行种养业混合生产制度，缩小生产规模。现在，东部农场的平均耕地规模为196公顷。到1994年底，农场共计27783个，其中单个企业22505个，合伙公司2379个，其余的2899个是采取法人形式的农场。目前，单个企业与合伙公司耕种东部农田的40%，另外60%由法人农场经营。
原集体农庄的房屋、机器、设备绝大部分已经老化，牲畜品种并非最优，牛栏猪圈也不符合新技术要求，因此无论是以养畜还是以种植业为主的重组农场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起跑线，那就是从固定资产投资开始，更新改造企业装备。为此，所有的农场都程度不等地申请银行贷款。其中，一般贷款由银行审批，申请优惠贷款则除了银行审查程序外，还须经州农业部的专业委员会验证。投资贷款期限一般在20-30年之间，即使是优惠贷款，也不过是将偿还起始年限推至借款时点的第3或第5年，或利息率低于市场利率1—4个百分点。每个贷款申请者都必须提交一个投资计划书，经确认这笔投资将来能够赢利才有可能获得贷款。投资计划往往是西部的专业咨询人员过来帮助制订的，咨询费由州农业部支付。眼下东部地区投资贷款计划制订和审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缺乏企业的历史数据，因为如今的农场都是要素重组之后的产物。若无企业以往的经营状况信息，测算未来赢利率就仅能依赖于对平均水平的估计，其准确性自然值得怀疑，这就增加了贷款的风险。我所遇到的农经专家们认为，经政府部门参与审批的贷款比银行单独决定发放的贷款风险要高一些，因为后者更多地掌握着单个申请人的信息，熟知每一个借款者的个人能力；而官员们只是照章办事，凭纸上文字决策。
当然，经技术更新改造后的农场生产效率均显著提高，如果农产品销售状况良好，农场盈利在望，偿还贷款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可是现实并不像人们预期的那样美妙。伴随着统一而来的是，东部农业在毫无“热身运动”的情况下既要依据欧盟的政策框架调整资源配置，又必须立即参与整个德国和欧洲市场的竞争。90年代欧盟对其成员国划定“基本农田”面积，规定在基本农田面积限额内生产的农产品可以得到价格补贴，休耕的农地则能够得到补偿金；若超过规定的种植面积，超种部分的产品价格将无任何保障。从1996年起，还可能要对超种者罚款制裁。显然，欧盟划定基本农田的目的在于减少过剩农产品。确定东部各州的基本农田没有依据历史上的实际种植面积，而是大致估算的，共计360万公顷。到1993年的收获季节，联邦政府发现这一面积是低估了。经过与欧盟其它成员国艰苦的谈判，才又争取到31万公顷的基本农田限额。可是增加的限额从1997年起才能兑现，这无疑为东部农场当前的种植业产品销售蒙上了阴影。
90年代以来，德国农业投入品价格上涨而农产品价格普遍下降，相对于1993年，94年的投入品价格平均提高4.3%，农产品价格跌落4.8%。就农场经营者而言，二者的变化使价格指数向不利的方向滑行了9%左右。如果说种植业和奶牛业由于欧盟的限产配额加补贴的措施尚有价格保障的话，肉类生产则缺少这许多优惠。东部的肉牛和生猪存栏1994年已降至统一之前的28%。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1990年7月两德货币联盟生效，东部的消费者由于得到了西德马克而选择西部的肉类产品，尤其偏好购买瘦肉，东部的肉类生产者因此而失去了国内市场。其二，近两年来，由于猪瘟和肉牛癫狂症可能对人体产生的影响，使全德消费者都减少了肉类消费。其三，荷兰和丹麦对德国的肉类出口扩大，对德国肉类市场形成巨大压力。在价格下跌的情况下，西部农场由于装备优良、生产效率较高尚能保持竞争能力；东部养畜农场却难以为继，因为它们为了提高效率必须通过贷款投资于设备更新和畜圈改造，倘若产品价格不利，又如何能够盈利还贷呢？
在配额内生产的牛奶虽然有价格保障，东部的牛奶价格却低于西部。这起初是因为东部的牛奶质量低于欧盟规定的标准。经过畜群更换和饲料优化后，东部的牛奶产量和质量都达到了西部的水平，可是牛奶加工企业还没有完成技术改造而且在当地尚具有垄断性，因此得以压低牛奶收购价。
归纳上述情况，我认为很难以成败二字来评价两德统一之后东部农业的转折。如果仅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折这一目标来看，与其他东欧国家和前苏联相比，原东德农业的转折要快得多，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劳动生产率有了跳跃性的提高。然而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费用最高昂的转折，以往的5年里联邦政府已经对东部农业投入174亿马克的援助。1994-1999年，欧盟还要从结构调整基金、地区发展基金和社会发展基金中拨出63亿马克资助德国东部乡村建设和农业发展，为此，联邦和州政府将提供32亿马克的配套资金。当然还必须指出，直接受益于这些援助的并不仅仅是东部的农业劳动者，那些西部过来的农场重建者、农业教学、科研和咨询人员以及州政府农业部的公务员和雇员们都在受益范围之内。
东部农业的迅速转折不仅以西部强大的经济援助为前提，而且使原有的农业劳动者付出了沉重的社会代价。一方面，现存农业在遭到毁灭性打击之后重建，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部分资源浪费；另一方面，大规模失业的问题虽然正在逐渐趋于解决，失业者及其家庭的心理压力之大加剧了社会紧张情绪。在这种背景下，就不难理解统一之后新纳粹活动何以会在东部地区猖獗蔓延。此外，土地所有权的分配同时引起几个社会集团的不满：一是被剥夺所有权的原集体农庄成员，二是没有得到补偿的地主后代，即那些1949年以前被剥夺土地的家族。土地所有权分配格局向1949年状态回返的政策，是私有制环境下的联邦政府所做出的必然选择。这个政府还算信守诺言，没有违背统一协定将土地所有权分配继续向1949年以前的状态推进。
为制度变革而支付经济和社会代价着实在所难免。然而与中国的农业改革相比，原东德的变革无疑既是经济费用高昂的转折又是社会代价沉重的转折，它是德国特有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的产物，也就是说只有在那里才行得通。我庆幸中国没有采用这种“冷酷的开端”。中国改革首先使农业劳动者都得到了土地使用权，以此激发广大农民改善资源使用效率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带来了改革伊始农业的强劲增长。对此，德国东、西部同行们无不交口称赞说是“智慧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