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正确处理论文,人民内部矛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从下简称《正处》）的讲话，迄今已经过去整整40年了。从大的方面把握，40年来对《正处》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正处》讲话稿经过整理、修改和补充，于当年6月19日公开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国内众多报刊上出现了大量学习和讨论《正处》的文章，但这类文章包括日后出版的有关专著多是谈学习体会和感想，缺少深入细致的评析。“文化大革命”10年中，《正处》更是被歪曲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理论工具。真正对《正处》进行客观、全面、深入的研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一、《正处》的理论贡献
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肯定了《正处》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其基本内容至今还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指出：《正处》“科学地分析了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说，说明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人民发展经济和文化，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正处》中的一系列思想进行了评价和肯定。
1993年12月26日，江泽民《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正处》“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认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提出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思想”。指出《正处》和《论十大关系》“在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期，是两篇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①a]。
以上这些党中央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为《正处》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
关于《正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概括为三点内容：第一，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创立了系统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把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升华到新的理论高度，为巩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理论指南。第二，在社会主义革命史上第一次把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种观点和理论，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提供了理论根据和合理解释，并指导我们顺利地完成了消灭作为阶级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任务。第三，正确地提出和论述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农业大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需要我们独立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在《正处》中把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上升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强调“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实践证明，这是非常正确的。
有的研究者从思想史的视角来总结《正处》的理论价值，认为它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方法论，至今对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正处》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社会主义建设基本思路的典范；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作了全面分析，同《论十大关系》一起，构成建设社会主义的“矛盾论”；三、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是群众路线思想方法的卓越运用；四、强调走自己的路，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是独立自主精神的具体化；第五，从宏观上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的阶级关系，提出了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问题[①b]。
学者们从许多方面对《正处》的理论贡献给予充分肯定，指出：《正处》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新开拓”，“讨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前进。抛开这个基础，只能走向迷误”[②b]。有的观点谈到，《正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为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指明了方向”[③b]。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正处》“对于党和国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对于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运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解决了面临的若干重大问题，显示了这一理论的生命力”[④b]。
在当今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一些论者着重结合现实问题来探讨《正处》的意义，指出它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依据”[⑤b]。比如认为社会的全面改革，究其内涵就是正确协调和处理好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存在的大量人民内部矛盾的观点[⑥b]；认为《正处》蕴藏着领导科学基本原理的观点[⑦b]；认为《正处》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确立具有先导作用的观点[⑧b]，等等，都从不同层面丰富了对《正处》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思想内涵的研究。
二、研究中的热点问题
1.主要矛盾问题
《正处》是否明确提出主要矛盾问题？有的研究者指出：《正处》虽然讲到我们的任务是要“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开战”，但毛泽东仍认为阶级矛盾是我国的主要矛盾。虽然直到60年代初，他一直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主要任务，但从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后，他已明确提出阶级斗争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合理的解释是他在作上述重要讲话时，对八大关于主要矛盾问题的结论已有所怀疑，但尚未考虑成熟，因此只能避而不谈[⑨b]。
还有的学者认为，《正处》中关于向自然界开战、根本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论述，本身已内在地包含着对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以及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的说明了。因为按照当时直到现在的提法，所谓主要矛盾实质上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这样的规定，是联系根本任务或中心任务的确定。主要矛盾就是必须解决的根本任务或中心任务，反之亦然[⑩b]。至于毛泽东所有没有使用主要矛盾这一概念，是因为他认为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表述有缺陷，需要改换一个更为科学的说法。出于这样的考虑，也包括要继续对当时阶级斗争的状况进行观察，毛泽东阐发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思想实质，而不采用其具体表述[(11)b]。
2.对《正处》发表稿所作修改的评价
有的学者指出：虽然发表稿在理论上显得更为成熟，但它削弱了原稿中对“左”的错误的批评，并增加了某些“左”的萌芽，对一些涉及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提得更为谨慎。毛泽东一方面说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一方面又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等等，在理论上留下了自相矛盾的痕迹。这表明，从1957年2月至6月，形势的急剧变化引起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认识的相应变化，这一变化的趋势，恰恰表现了“左”的错误的端倪和苗头[(12)b]。
另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的论述从理论上说，基本精神还是站得住的。联系上下文看，主要是讲政治上思想上的阶级斗争。这方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包括国内国际，可以说“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严重教训，很值得我们深思和警觉。应该看到，在世界上还存在两种社会制度斗争的情况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要也不能轻易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已经解决[①c]。
还有的学者对《正处》修改内容作了较全面的分析，指出：修改中加入的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和对修正主义批判的三段文字，无论从它在《正处》中所占的比重，还是从它所包含的思想在《正处》理论体系中所占的地位看，都没有起到否定《正处》基本精神的后果。从整体上说，《正处》的修改及其结果——发表稿，不仅保持了原讲话的基本精神，而且使之更臻丰富和完善。正是这些修改和补充，使《正处》完成了从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到科学理论学说的飞跃[②c]。
3.《正处》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关系
有的研究者认为：由于《正处》带有自身难以避免的时代局限性，诸如深受毛泽东哲学思想中注重斗争性倾向的影响；关于两类矛盾的论述较侧重于政治方面等等，留下了可以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产生、发展的罅漏，“文化大革命”中，许多社论、文章都千篇一律地说，《正处》最早系统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不是没有一点原因的。就毛泽东本人来说，他虽然坚持了《正处》中的许多正确原则，但基本方面则是越来越向错误方面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他的《正处》理论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种在阶级斗争扩大化中“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理论[③c]。
还有的研究者指出：说《正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源头”是对《正处》中阐述的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基本观点的误解。从思想方法上说，它既忽视了《正处》中关于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分析，又将《正处》中的论述与《正处》之后对主要矛盾认识的改变混淆，并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与《正处》中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混淆了[④c]。
三、《正处》的历史局限性
由于当时全党，包括毛泽东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处理好社会主义社会中纷繁复杂的诸多矛盾都处在探索之中，因此，《正处》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其特定的历史局限性。
大多数学者认为：毛泽东在分析人民内部矛盾时，重点放在政治思想上的矛盾，对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利益上必然产生的大量人民内部矛盾缺乏整体分析，对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深层次的经济根源认识不够[⑤c]。例如，他认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分清是非，所以应该普遍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但事实上，人民内部矛盾除了由于思想认识不同而产生的是非矛盾外，还有由于物质利益的不同而产生的各种矛盾，必须从经济上加以调节。
另外，毛泽东虽然吸取了苏联斯大林时期破坏民主的教训，提出了加强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但他对民主理论准备不足，没有把民主法律化、制度化，认为民主的形式就是群众运动，结果反而导致扩大化的阶级斗争，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秩序[⑥c]。对法制建设也是如此。由于忽视了法制建设，对本来应该主要通过健全法制和完善体制，弥补制度上的缺陷从而加以解决的官僚主义等问题，毛泽东一直认为是思想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当这些问题日益严重时，他就必然产生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的结论，从而导致对两类矛盾的混淆[⑦c]。
还有，毛泽东强调矛盾斗争性的哲学思想，最后发展到把斗争绝对化的程度，认为矛盾即是对立，对立即是斗争，形成了一种“斗争哲学”，这种情况下，必然无法正确处理两类矛盾[⑧c]。
四、国外对《正处》的评价与研究
《正处》公开发表后，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报刊纷纷发表评论，给予了高度评价。如前苏联哲学博士祖努索夫指出：毛泽东论述的领导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从来没有人作过这样辩证的全面的分析。波兰《人民论坛报》总编辑卡斯曼说：报告的贡献在于，它提出了以前一个时期内由于教条主义束缚而没有人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矛盾的问题。匈牙利党的机关报发表社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评价《正处》是“以新的观点，创造性的方式，照耀着整个工人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讲话”[①d]。
50年代末，前苏联、东欧以及法国、意大利共产党的刊物，对《正处》和《实践论》、《矛盾论》这三篇高度概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丰富经验的哲学著作进行了较多的介绍和评价，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研究不是纯学术性的，它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研究者把对《正处》的研究纳入了对马列主义者及其重要论著研究的范围，认为《正处》的意义在于毛泽东用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思想。
日本创建于1968年的毛泽东思想学院把《正处》作为毛泽东的重要原著之一引导学员认真学习领会其精神实质，目的在于密切联系日本的实际，从实践中学习。和日本一样，韩国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也带有为己所用的色彩，因而对《正处》这篇反映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哲学思想的文献非常重视。韩国富丽大学徐镇英副教授在《新东亚》杂志1983年1月号增刊上撰文，认为《正处》（还有《论十大关系》）充分反映出毛泽东的激进主义倾向和理想主义眼光，从而导致了“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②d]。
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对《正处》包含的思想有较多的分析和评价。他从《正处》原稿中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矛盾的分析体会出“毛在1956年末和1957年初的思想当中，暗示在1955年到1956年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人民内部矛盾取代阶级斗争而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在5月中旬，由于连续猛烈的批评，毛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正处》的不断修改，“毛日益看到到处都是‘反共产党和反人民的牛鬼蛇神”[③d]。这种分析在国外研究中有一定代表性。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在他所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评论：《正处》“显然是一种更加人道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这种共产主义将防止实行斯大林主义，使所有争论都可以通过讨论和说明加以解决，并使大家为了共同的利益而一起工作”[④d]。在分析《正处》公开发表的原因时，他说：“更可能的是毛泽东这样做是被迫的——也许是为了让其他人高兴——因为《纽约时报》在6月13日报道了有大量引语的毛泽东的讲话摘要”[⑤d]。显然，这种估计带有很大的猜测性。
除此之外，美国的窦宗仪在《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澳大利亚的尼克·奈特在《毛泽东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等文章中，都对《正处》思想有所涉及和评价。当然，由于国外研究者所持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同及占有材料的差距，因此所得结论势必有偏颇和不准确之处，仅能供我们参考。
关于《正处》的理论贡献和局限性，学者们已经论述得比较充分了，但是把《正处》放在整个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中，前后联系起来研究，则相对弱一些。今年是《正处》发表40周年，理论界有关人士将召开纪念研讨会，相信会有一批有深度的论文产生，把《正处》研究推向前进。
注释：
[①a] 1993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
[①b] 石仲泉、刘武生主编：《毛泽东思想方法导论》，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96～107页。
[②b] 龚育之：《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356页。
[③b] 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④b] 陈明显主编：《新中国四十五年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177页。
[⑤b] 石仲泉、刘武生主编：《毛泽东思想方法导论》。
[⑥b] 何显明：《经济体制改革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刍议》，《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1987年第1期。
[⑦b] 陈玉凤：《〈正处〉的领导科学思想》，《毛泽东思想研究》1992年第2期。
[⑧b] 杨明会：《试论〈正处〉对确立基本路线的先导作用》，《毛泽东思想研究》1992年第4期。
[⑨b] 周承恩、韩钢、李向前：《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
[⑩b] 施肇域：《1957年毛泽东心目中的主要矛盾》，《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2期。
[(11) b] 石仲泉、刘武生主编：《毛泽东思想方法导论》，第109页。
[(12)b] 郑谦：《先驱与滥觞——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30周年》，萧延中编：《晚年毛泽东》，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第53页。
[①c]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91～592页。
[②c] 施肇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重要理论观点的修改始末》，《党的文献》1991年第2期。
[③c] 郑谦：《先驱与滥觞》，萧延中编：《晚年毛泽东》第54～55页。
[④c] 石仲泉、刘武生主编：《毛泽东思想方法导论》，第108页。
[⑤c] 阎洪渊、范香保主编：《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
[⑥c] 同上。
[⑦c] 朱阳、郭永钧主编：《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页。
[⑧c] 同上，第163页。
[①d]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596页。
[②d] 毕剑横、钱宏鸣、毕岚：《国外毛泽东研究述评》，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178页。
[③d] 〔美〕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第33～36页。
[④d] 〔美〕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文版，第287页。
[⑤d] 同上，第4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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