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绿色思潮的生态文明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生态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 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6)04-0017-10 西方绿色思潮可划分为“深绿”“浅绿”和“红绿”三个组成部分。其中，“深绿”主要是指以生态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生态主义思潮；“浅绿”是以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生态思潮；他们的理论特点都是要求在不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前提下，单纯通过生态价值观的变革来解决生态危机。“红绿”则是倡导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生态问题形成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其理论特点是要求实现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态价值观的双重变革来解决生态危机。上述绿色思潮在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价值观和生态治理等关乎生态文明理论的核心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深入研究他们的生态文明观的异同与理论性质，对于我们建构后发国家的生态文明理论和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深绿”思潮依次经历了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三个阶段，他们或者借助功利主义和康德道义论伦理学或者以“所有生命是平等的”这一认识为基础或者借助生态学科的整体性规律，批评人际伦理学是基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并只考虑人类的利益，而忽视人类之外的存在物的需要和利益，使人类丧失了对自然的敬畏，强调应当突破传统人际伦理学把道德关怀限制在人与人之间的做法，把道德关怀的范围拓展到人类之外的动物、植物和所有存在物上，确立“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并通过社区生态自治和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才能解决生态危机。他们正是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基础建构他们的生态文明理论的。 “深绿”思潮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科学技术的运用，看作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他们由此把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基础建构了生态文明理论。其理论具有四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其生态文明理论具有反人道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性质。由于他们坚持“地球优先论”，把人类看作是地球生态共同体中的普通一员，不具有高于其他物种的特殊价值，这实际上是以降低人类尊严的反人道主义的立场来建构生态文明理论。同时，他们主张的“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是根据生态科学所揭示的生态整体性规律直接推出来的，混淆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区别，无法通过严密的科学，论证其普遍性和必然性，于是他们借助人的神秘体验和境界提升，来对“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加以说明，这必然导致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他们由此把生态文明与经济增长、技术运用对立起来，这种反人道主义、神秘主义、相对主义、反科学技术的立场，与后现代主义理论具有一致性，使其生态文明理论带有浓厚的后现代性质。 二是其价值立场上的西方中心主义。他们把生态危机的根源，简单地归结为一个单纯的生态价值观问题，忽视了对人类与自然界实际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的分析，忽视了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对于人类如何看待自然、如何处理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决定性影响，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和全球化才是当代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生态价值观只能起到强化或弱化生态危机的作用，其实质起到了为资本推卸当前全球生态治理应负的责任和义务的作用，其价值立场上具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 三是其生态文明理论具有反对工具理性的浪漫主义和乌托邦性质。生态主义虽然反对近代的机械自然观将人类和自然机械地对立起来，但坚持有机论和整体论的自然观，主张把人类与自然看成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一种共生关系。他们只不过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从偏执于人类利益转换到偏执于自然的利益，本质上依然没有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造成这种结局的根源在于：他们所坚持的自然观本质是与人类实践和社会历史的抽象自然观脱离的。他们把“自然”理解为“一种未被污染的、未被人类之手接触过的、远离都市的东西。……是与由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人们对都市生活的厌倦以及渴望回归想象中的乡间田园生活的情感相联系在一起的”。①可以看出，他们眼中的“自然”实际上是处于人类文明作用范围之内的“荒野”。在他们眼里，人类文明与自然是对立的关系，所谓保护自然就是要避免人类文明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生态文明被理解为人类顺应自然的一种自然主义的生存状态，不懂得一旦人类的生产无法满足基本生存的需要，就只能以破坏环境的方式维系自身的生存。反映了其理论反对工具理性的浪漫主义和乌托邦性质。 四是其生态文明理论缺失了社会和政治维度。“深绿”思潮注重对生态文明理论的价值维度的探索，忽视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制度根源，不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属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法真正把握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生产方式以及资本所支配的全球权力关系，不理解生态危机的本质上反映的并不是生态价值观的危机，而是人们之间在生态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矛盾利益危机，这种矛盾利益危机体现在民族国家内部和民族国家之间两个层面。从民族国家内部的层面看，实际上就是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在生态资源上的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矛盾冲突；从民族国家之间的层面看，就是不同国家之间在生态资源上的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矛盾冲突，目前主要体现为以资本为基础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生态利益问题上的矛盾冲突。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看，以资本为基础的发达国家都应该为当前的生态危机负主要责任。从历史的维度看，以资本为基础的发达国家属于率先实行现代化的国家，其方式就是通过殖民统治开拓世界市场，剥削和掠夺被殖民国家的自然资源，不仅造成本国的环境问题，也造成被殖民国家的环境问题，从而对被殖民国家欠下了“生态债务”。这种“生态债务”具体说就是发达国家“掠夺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破坏环境、占有环境剩余空间来堆积废物由此而形成的债务”②；从现实的维度看，资本利用其控制的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通过国际分工和不合理的世界贸易，通过控制工业品和自然资源的价格差异和制造绿色贸易壁垒，继续剥削和控制落后国家的生态资源，进一步强化了民族国家之间的生态利益矛盾。不仅如此，他们还把生产废料和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转嫁生态问题的同时，还指责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造成了当前的生态危机，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环境权。因此，像生态主义所主张的那样不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所支配的全球权力体系，希望单纯依靠生态价值观的变革和个人生活方式的变革，通过生态社区自治，来解决生态危机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浅绿”思潮包括环境主义、生态现代化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他们在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辩护的同时，对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缺陷作了系统的修正，并以此为基础主张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强调通过技术革新、自然资源市场化和制定严格的环境政策解决生态危机。 “浅绿”思潮强调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并不是当前人类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人口过快增长、现代技术的内在缺陷和自然资源的无偿使用。在“浅绿”思潮看来，人口的过快增长不仅导致自然资源的快速耗费，而且也导致了贫困问题日益突出，由此形成为了生存不得不过度开发自然资源的恶性循环；同时，在不断满足资本追求经济增长这一目标的驱使下，杀虫剂、洗涤剂、塑料、橡胶等对环境具有高度影响的化合物和化学品的不断出现和使用，日益破坏了地球的生态平衡。因此，正是对环境“具有急剧影响的生产技术已经取代了那些毁灭性较小的技术。环境危机是这个逆生态模式不断增长的不可避免的结果”③；“浅绿”思潮强调，将自然资源看作是上帝无偿的馈赠，是导致生态危机发生的另一原因。由于自然资源被认为是上帝的馈赠，由此人们滥用自然，过度开发和利用自然，“自然”被认定为是满足人们无限度的欲望的工具，最终必然导致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生态危机。 基于上述观点，“浅绿”思潮进一步阐发了他们的生态自然观。由于他们强调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有能力解决生态危机，不需要通过制度和生产方式变革来解决生态危机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他们的生态自然观是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近代机械自然观，而不是与生态科学联系在一起的有机自然观。近代机械自然观把自然看作是与人类相对立的一个按照机械因果规律运行和满足人的需要的客体，由此形成人类和自然之间控制和被控制、利用和被利用的工具性关系，科学技术就是人类控制和支配自然的中介和工具。“浅绿”思潮反对“深绿”思潮否定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强调任何物种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目的和中心，而不会仅仅为了别的物种的福利而存在，维护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生态运动的内在动力和基础，因此，否定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生态运动就失去了其价值和意义，问题只在于过去人们对人类中心论作了一种过于狭隘和不切实际的解释，体现在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把人类看作是宇宙的中心、自然的主宰和唯一具有价值的存在物，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并且认为人的任何感性欲望都应当得到满足，这不仅狭隘而且不符合实际，实际上是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解释为“人类统治主义”和“人类沙文主义”，其结果必然造成人类和自然关系的紧张，因此，要抛弃的是这种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而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浅绿”思潮由此从三个方面对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进行了改变。具体说：一是美国学者默迪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论证了人类的价值高于地球其他存在物的价值以及人类对保护生态环境应负担的更大责任。在他看来，人类之所以比其他生物物种具有更大的价值，主要是因为人类不仅处于目前地球和生物进化的顶点，而且比其他生物具有更大的创造潜力，但这也意味着人类对保持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完整性负有更大的责任；二是澳大利亚学者帕斯莫尔提出了“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他反复强调以人类的利益和需要为基础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没有错，但必须分清楚“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专制主义”的区别，人类对自然负有保护责任是基于对人类自身以及人类后代的责任。因此，他强调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对自然的改造和支配应当是有责任的改造和支配，这种责任本质上就是要求人们克制自己日益膨胀的物质欲望，以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生态平衡；三是美国学者诺顿通过把人类中心主义分为“强式”和“弱式”两种类型，提出要否定和抛弃“强式”人类中心主义，采纳能够避免生态危机的“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在他那里，所谓“强式”人类中心主义，就是把满足人类个体的任何感性偏好作为价值标准，而不论个体感性偏好的合理性与非合理性问题；所谓“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则是把人类个体的理性偏好的满足作为价值标准。所谓“理性偏好”就是指经过理性思考以后所呈现出的合理的需要，只有坚持“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才能避免生态问题的产生。诺顿强调人类保护自然环境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离开了人类，自然也就无所谓价值，他甚至把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类比为“贵族和臣民之间的关系”，并要求人类像贵族保护其臣民那样，承担起保护自然的责任。可以看出，“浅绿”思潮强调应抛弃的是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而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他们是在反思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缺陷的基础上，通过修正、丰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内涵，最终形成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在此基础上，“浅绿”思潮提出了他们的生态治理论。 “浅绿”思潮的生态治理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前提。人口增长的问题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提供人口生存资料的可能性，而且全球经济与政治权力关系深刻地影响着人口增长问题。因此，人口增长与生态危机的关系问题牵涉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由于当前的人口爆炸主要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因此，要减少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影响，除了实行节制生育之外，核心的问题是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自足水平和政治自主能力，为底层人群提供一条生态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计划，从而实现人口增长与可供资源之间的平衡；第二，强调技术革新在生态治理中的作用，是“浅绿”思潮和“深绿”思潮的最大区别。与“深绿”思潮以地球生态系统的有限性为理由，拒斥和否定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不同，“浅绿”思潮则强调既然有内在缺陷的现代技术的大规模运用，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那么开发更好的技术和实现技术创新，就是解决生态危机的重要途径；第三，自然资源的市场化，是避免滥用自然和治理生态危机的有效途径。哈丁在《公有地悲剧》一文中指出，正是因为公有自然资源的免费性，导致了人们为了私利的最大化而对自然资源的滥用，最终形成公有地被毁灭的命运。因此，只有禁止对自然资源的免费使用，不能再无原则地把自然资源当作满足人的需要的免费的工具，才能避免公有地悲剧的发生；第四，“浅绿”思潮强调解决生态危机和生态文明建设，不是要与工业文明和现代化告别，而是要以更加推进现代化的超工业化解决生态危机。他们站在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辩护的立场上，强调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具备解决生态危机的潜力，并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是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通过制定包含预防机制和补偿机制在内的环境政策，来规范人类的实践行为，增加企业污染环境的成本，迫使企业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 “红绿”思潮主要包括有机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两大流派。他们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解决生态危机的价值和意义，都强调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态价值观对于解决生态危机的重要性，从而与“深绿”“浅绿”思潮的理论区别开来。当然，他们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是否能够成为分析生态问题的理论工具问题上，是存在着根本差别的。这主要体现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反对“深绿”思潮把马克思主义同生态学对立起来，从不同的角度论证和强调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生态问题相对于“深绿”思潮所具有的特质和优势；有机马克思主义虽然赞扬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在当代的价值，但是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现代性价值体系基础上的一种与生态时代不相适应的理论，因而需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看来，马克思主义是继承了黑格尔的历史决定论、历史规律论和线性时间观与历史观的一种现代主义价值立场的理论，所不同的只是黑格尔把历史发展看作是“绝对精神”所决定的，而马克思则把社会经济条件作为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有机马克思主义强调，现代量子力学的出现，证明了不仅自然界不存在决定论，比自然界复杂的社会系统更不存在历史决定论。因此，需要超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与生态思维不相适应的历史决定论的现代主义价值立场，用具有后现代性质的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展开重建。因为怀特海哲学的核心，是反对近代以来的主体论、二元论、机械论和还原论哲学，要求弃现代哲学单纯注重分析的哲学思维方式，代之以整体论和综合的哲学思维方式，主张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存在物处在相互联系的关系中，构成宇宙的不同有机体之间处于不断相互转换的过程中，导致整个系统的发展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有机马克思主义因此把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称之为超越了现代哲学，与量子力学、系统科学相适应的一种后现代生态哲学。有机马克思主义强调，应该把具有后现代性质的怀特海过程哲学与马克思的理论相结合，既克服马克思的现代性立场和过于重视经济分析，忽视文化精神因素的缺陷，又克服怀特海过于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忽视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的缺陷。因此，马克思和怀特海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应当倡导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怀特海主义或怀特海式的马克思主义，而这也是有机马克思主义探索生态危机根源和解决途径的理论基础。 有机马克思主义把现代性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他们所说的“现代性”是指由笛卡尔所奠定的理性主义、二元论、机械论和自我中心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哲学思维方式，以此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现代化虽然带来了科技和工业的巨大进步，但也造成了其现代化实践的一系列困境。主要体现在：第一，现代性价值体系以人类自我为中心，只承认人类的价值，否定人类之外物的价值，认为自然的唯一价值就是满足人的需要，只关注人类的福祉，忽视和否定人类之外的存在物的福祉，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导致了粗暴地对待人类之外的自然的态度和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第二，现代性价值体系崇尚经济增长，并形成以追求无限增长和以财富为幸福为目标的经济主义的发展观与价值观。这种发展观和价值观不仅把经济增长片面理解为GDP的增长，完全没有考虑经济增长的生态和社会代价，并错误地认为经济增长可以消灭贫困，没有认识到其前提条件是政府所制定的政策的核心是为穷人谋福利，由此既造成了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和混乱，也造成了自然资源的短缺和生态危机。而且，这种发展观和价值观产生了经济崇拜和财富崇拜的异化现象，这实际上把人的幸福的内容的多样化简化为对经济增长的追求和物质财富的增加，这造成了人的异化、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第三，由于现代性价值体系所宣扬的自由、人权、民主、正义等价值观本质上是立足于个人主义立场，为富人服务的意识形态，而非立足于共同体立场的意识形态，所以其本质是虚伪而无法真正实现的。有机马克思主义由此得出“自由市场不自由”、“资本主义正义不正义”和“穷人将为全球气候遭到破坏付出最为沉重的代价”的结论。 有机马克思主义通过对现代性价值体系的批判，强调走出现代性，提出了建设性后现代性的主张。他们所说的“后现代性”，主要是指超越现代性的机械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的有机思维方式或生态思维方式，其核心理念是“一个生态的世界秩序，即一个万物相互联系的由共同体组成的共同体。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他或她向一个特定的家庭共同体负责时，每一个世界公民也都会对共同体的其他人负责”。④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生态文明理论的建构是以怀特海式的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融合当代自然科学的成就和中国传统智慧，通过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主张通过以共同体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有机教育，强调确立生态思维和共同福祉的观念的必要性，消除阶级之间的不平等状态，建立以共同体福利为基础的市场社会主义社会，并通过制定严格的环境政策，公平分配国家之间、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平均分配自然资源，从而缓解和解决生态危机。有机马克思主义虽然对生态文明理论做出了探索，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读和其理论的后现代性质使他们的生态文明理论存在诸多问题和缺陷。 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读的角度看，他们一方面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黑格尔哲学等同起来，不理解马克思正是同近代哲学断裂，超越近代主体形而上学，而创立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观和自然观统一的唯物主义理论；另一方面他们错误地将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与生态思维和有机思维方式对立的历史决定论和机械决定论，不理解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特质，从而要求用具有后现代性质的怀特海过程哲学补充、修正马克思主义，这就意味着其生态文明理论的基础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怀特海主义，使其生态文明理论不可避免地具有后现代性质，这鲜明体现在他们对生态文明本质问题和建设途径问题的理解上。 立足于后现代主义的价值立场，有机马克思主义把“文明”理解为与自然相疏离，把人类文明的发展史看作是与自然的疏离史，这种疏离发展到工业文明导致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可持续，这种立足于反人类文明的立场必然导致对生态文明本质的理解和生态文明建设问题上的浪漫主义缺陷。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文明基本上是本土的。换句话说，生态文明必须关注特定的场所，为这些特定场所中的人们找到可持续生存于其中方式。相对小的区域必须是相对自给自足的”。⑤基于以上认识，有机马克思主义反对以技术为基础的农业产业化，认为技术运用不仅会破坏土壤和生物多样性，而且会导致农业发展不可持续，由此他们把中国的农业村庄经济看作是生态文明未来的希望。这种反技术、反文明的价值立场只能导致把生态文明理解为人屈从于自然基础上的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途径上，有机马克思主义强调建设生态文明要展开以共同体为基础的有机价值观教育。“共同体”是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在他们那里，“共同体”就是人们生活在一起构成的一个整体，包括家庭、学校、社团、村庄、城市、国家等不同层次，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人类共同体，有机马克思主义正是立足于这种共同体的福祉思考生态文明，但如何保证这些不同共同体之间保持协调，最后上升为一个有序的共同体，这是有机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难题。同样的难题还存在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有机教育”的主张上。“有机教育”的核心就是展开有机价值观的教育，并强调“有机价值观”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个体价值观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替代，其核心是培育人们地球“所有生命共生共荣及公正分配资源和机会的知识和价值观”。⑥有机马克思主义强调所有人类之外的生物都具有自己的内在价值，只关注自身利益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既不利于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不利于处理人类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人类之外的存在物的内在价值如何科学确认，有机马克思主义没有做出有效证明。同时，有机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共同体是多层次的，他们都是地球共同体的内在组成部分，如何让不同共同体价值观之间保持协调，最终上升为地球共同体价值观，这是有机马克思主义难以回答的问题。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反对“深绿”和“浅绿”思潮脱离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抽象地探讨生态危机问题，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分析生态危机问题，最终形成了制度维度、哲学价值观维度和政治维度三者统一的生态文明理论。所谓生态文明的制度维度，主要是指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入手找寻生态危机的根源，强调资本主义制度、生产方式和资本所支配的全球权力关系才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因此，他们断定资本主义制度在其本性上是反生态的；所谓生态文明的哲学价值维度是指他们一方面揭示了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实质与生态后果，要求理顺需要、商品、满足和幸福的关系，要求到创造性的劳动中而不是异化消费中追求满足和幸福；另一方面他们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抽象性，通过重构生态价值观，把对资本主义的生态价值观批判与制度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所谓生态文明的政治维度，主要是指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力图把生态运动引向激进的阶级运动，建立生态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联盟关系，通过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和全球权力关系，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从而真正解决生态危机。作为制度维度、哲学价值观维度和政治维度三者统一的生态文明理论，他们与“深绿”“浅绿”思潮的生态自然观、生态价值观和生态治理论上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具体来说： 在生态自然观上，“深绿”思潮虽然反对近代的机械自然观，坚持有机论和整体论的自然观，强调自然是具有内在价值的有机整体，而不是像近代机械自然观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受人类控制和利用的被动机械的客体，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应当是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但是，他们所主张的自然观却是脱离人类实践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抽象自然观，是他们所说的未经人类污染的自然，即“荒野”。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这种抽象的自然观决定了他们既不能理解自然以及人类对自然的看法具有随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而不断变化的特点，不可能真正处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也不能揭示生态危机的社会历史根源，是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抽象自然观；“浅绿”思潮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具有解决生态危机的潜力，其方式就是技术革新和建立在技术革新基础上的环境政策，他们的自然观因此依然是以资本为基础的支配、控制自然的近代机械自然观，自然依然被当作资本谋取利润的对象和工具，这就意味着“浅绿”思潮不可能恢复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不可能真正解决人类与自然的矛盾与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自然观则是建立在人类实践和人类社会历史基础上的有机自然观，这种有机自然观既强调自然对人类实践的制约作用，同时又肯定人类实践对于自然的改造作用，由此形成二者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并形成了二者的生态关系。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克服了“深绿”和“浅绿”思潮在人类和自然关系问题上各执一端的做法，强调二者是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相互对立、相互规定、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由于人类实践总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下进行的，这就意味着要克服人类社会和自然关系的异化，必须克服生产方式的异化，这就使得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蕴涵着批判价值向度。 在生态价值观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虽然存在着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生态价值观两种主张，但他们所说的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价值观与“深绿”和“浅绿”思潮的主张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具体说：以本顿及其追随者、科威尔为代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主张生态中心论的价值观的，但他们与“深绿”思潮所主张的生态中心论既具有共同点，又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以科威尔为例，他主张要克服生态危机就必须承认并遵循事物的“内在价值”，按照生态的本性而生活，但他所说的“内在价值”就是事物的本性，其含义是指“价值表现为一种寻求、拥有、把握和/或实现某种渴望的意愿，当它属于一个事物的本性——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事物的‘本质’——的时候，他就成为内在的了：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而是本身就存在的”。⑦科威尔的这种理解，相当于生态中心论的内在价值论所讲的事物的固有属性的含义；但他又强调他的“内在价值”论是一个“反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即是立足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是生态与自然的敌人这一立场提出的。他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颠倒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使生产成为资本积累的手段，而不是满足人们对使用价值的追求，内在价值就是要反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回归对使用价值的追求，以避免生态危机，从而保证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完整性。可以看出，科威尔的“内在价值”概念所秉承的反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价值立场是“深绿”思潮所不具有的，也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生态中心论独特的内涵。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主张的人类中心论的价值观与“浅绿”思潮所主张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也具有不同的内涵和指向。“浅绿”思潮所主张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是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其所谓的“人类利益”实际上是“资本利益”，它所谓的人类中心论实际上是“地方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而不是真正意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其价值指向是维护资本的利益，维系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绿色资本主义理论；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建立在集体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基础上的，它要求首先满足穷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其价值指向是建设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而不是像“浅绿”思想那样维系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 在生态治理论上，“深绿”思潮不理解生态危机的产生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由资本所控制的全球权力体系造成的，任何地方的生态危机的根源都与资本及其全球权力关系密切相关，他们脱离全球视野和全球行动，寄希望于单纯依靠地方生态自治和个人生活方式的变革，来解决生态危机是不现实的；“浅绿”思潮则希望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通过技术革新和制定环境政策来解决生态危机，不理解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取决于社会制度的性质。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下，技术革新虽然能够起到降低生产单位耗能和自然资源损耗的作用，但从根本上说只不过是使资本对自然的剥削升级了而已。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明确提出生态治理应当实现制度和生态价值观的双重变革，断定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下，只存在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环境保护，不可能有真正的生态文明建设。只有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和全球权力关系，并实现生态价值观的变革，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恢复生产性正义，生态危机才能够得到真正解决，生态文明建设才有可能。 “深绿”“浅绿”和“红绿”思潮对生态文明本质的理解是存在区别的。具体说：“深绿”思潮立足于“地球优先论”，把人类文明与自然对立起来，把生态文明理解为人类回归自然的生存状态，因而反对技术进步与运用、反对经济增长，实际上是把生态文明理解为人类未曾涉及的“荒野”；“红绿”思潮中的有机马克思主义把人类文明看作是对自然的疏离，强调正是这种疏离发展到工业文明导致了生态危机，进而把生态文明的本质归结为排斥技术运用的农庄经济，他们这种反技术、反文明的价值立场意味着他们把生态文明理解为人屈从于自然基础上的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浅绿”思潮立足于绿色资本主义这一价值立场，不反对技术进步与运用，追求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而把生态文明理解为维系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条件的环境保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明确宣称自己是立足于现代主义的价值立场，强调生态文明不是对工业文明的否定，而是对工业文明的积极扬弃，是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他们所理解的生态文明具有下列特点：第一，生态文明不是让人类回到依赖、屈从自然的生存状态，也不认为这种状态真正解决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了二者的和谐，这显然是与“深绿”思潮和有机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文明的主张是存在根本区别的。第二，生态文明不是对工业文明的全盘否定，而是对工业文明的批判继承的扬弃，是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并不否定工业文明的积极成就，而是否定其发展方式、管理方式和满足方式。就其发展方式说，就是要否定工业文明通过大规模投入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追求无限增长的发展方式；就其管理方式说，就是要变革工业文明的高度集中的管理方式，并使之民主化，让广大工人直接参与生产和管理的决策中，使工人能够感觉到劳动创造的欢欣；就其满足方式来说，就是要改变工业文明为了追求利润，通过制造以满足利润生产的虚假消费和异化消费，让人们把消费活动作为唯一的满足方式。生态文明就是要利用工业文明的技术成就，创造多种满足形式，使人们到创造性的劳动活动中，而不是异化的消费活动中体验自由和获得满足。第三，对生态文明与经济增长、技术运用关系的新理解。对于这一关系，“深绿”思潮和有机马克思主义把生态文明与经济增长、技术运用对立起来，强调正是对经济增长的追求和技术运用导致了生态危机，因此，强调要解决生态危机，就要放弃对经济增长的追求和技术革新与技术运用；“浅绿”思潮虽然不是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增长和技术革新运用对立起来，但他们所追求的生态文明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由于认为生态文明是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因此，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增长和技术革新与技术运用不仅不是矛盾的关系，反而要以它们为基础和前提。因为一当不能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之后，人们势必会以破坏环境的方式谋取生存。正是由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生态文明是建立在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而不是追求利润的基础上，其生产是遵循最小耗费自然资源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生态理性，而不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工具理性。因此，生态文明并不反对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而且由于生产目的的转换，生态文明所追求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与自然之间是可以实现和谐发展的。 西方绿色思潮对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对生态文明本质的理解是存在这争论和分歧的，这种争论和分歧是由他们各自的理论性质和所持的价值立场所决定的，其分歧的实质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和非西方中心主义的区别。具体说： 第一，从其理论性质上看，他们之间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分歧。具体说，西方绿色思潮中的“深绿”思潮和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具有后现代性质；而“浅绿”思潮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坚持现代主义的价值立场。具体说：“深绿”思潮所主张的“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由于是从生态科学所揭示的整体性规律中直接推出来的，面临着如何从“事实判断”直接推出“价值判断”这个哲学史上著名的休谟难题，把二者混淆是犯了“自然主义谬误”的错误。由于“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无法依靠严密的科学论证其普遍性和必然性，“深绿”思潮由此依靠人的体验和人的境界的提升来证明它们的存在，这种做法必然导致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同时他们把科学技术看作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把人类文明与生态保护对立起来，把生态文明归结为回到屈从自然的生存状态，看作是与人类实践不发生联系的“荒野”，这种相对主义、神秘主义、反科学主义和反人本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具有一致性。有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后现代性质是由其理论基础所决定的。他们力图用怀特海的后现代过程哲学修正、代替马克思主义，并作为其分析生态问题的理论基础，正因为如此，他们把人类文明与自然对立起来，把文明看作是对自然的疏离史，工业文明对自然的疏离最终导致了对自然的破坏和生态危机。同时，他们把生态文明与科学技术对立起来，认为所谓生态文明建设就是以抽象的共同体价值观的有机教育为途径，排斥现代技术运用的传统农庄经济。“浅绿”思潮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是现代主义的，因为他们都把生态运动的基础和内在动力置于人类利益之上，都认为像“深绿”思潮和有机马克思主义那样排斥经济增长和技术革新与运用不仅不利于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而且迫于生存人们只能以破坏环境的方式谋取生存。而“浅绿”思潮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间所说的“人类利益”的内涵又存在差别。“浅绿”思潮所说的“人类利益”本质上是资本的利益，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利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人类利益”则是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其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而是满足人的需要，特别是穷人的基本生活需要。 第二，从其理论基础看，他们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分歧。“深绿”思潮坚持“地球优先论”，并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基础，要求把道德关怀的对象拓展到人类之外的存在物上，撇开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维度，片面强调通过抽象的生态价值观的变革来解决生态危机，是一种抽象的文化价值决定论。同时他们厌恶科学技术和社会精英，主张无政府主义的社区生态自治，表达的是一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批判和厌恶工具理性的浪漫主义情绪；“浅绿”思潮希望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通过修正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辅之以技术革新来解决生态危机，其根本目的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红绿”思潮中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或者直接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或者用修正过后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探索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解决途径，展开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批判、技术批判和价值批判，提出了包含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态价值观的双重变革在内的生态政治战略和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政治理想，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生态学；有机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以怀特海式的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生态学，但他们坚持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现代性价值体系的批判，以共同体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有机教育为途径，强调实现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个人主义价值观的重要性，最终建立市场社会主义的生态政治理想，尽管其理论存在着缺陷，但总的看依然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中的理论。因此，当代生态文明理论基础上的分歧属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分歧。 第三，从其价值立场上，当代生态文明理论之间的争论属于西方中心主义和非西方中心主义之间的分歧。具体说，“深绿”和“浅绿”思潮都撇开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单纯从生态价值观维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客观上起到了为资本推卸全球环境治理的责任，起到了维护资本的既得利益的作用，虽然他们具体理论观点存在不同甚至分歧，但它们都秉承文化决定论和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红绿”思潮则把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所承载的价值观看作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或者把实现追求环境正义，满足穷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或者批判资本主义价值观使穷人最受生态危机的伤害，并把培育共同体价值观和建立市场社会主义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其价值立场是非西方中心主义的。 当代生态文明争论分歧的实质，意味着我们在建构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中，必须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捍卫后发国家的发展权和环境权，把环境正义作为主要的价值诉求；二是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后发国家的生态文明理论必须坚持“共同而有差别”的原则，展现为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全球”和“地方”两个维度的内在统一。 注释： ①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②麦克尔·S.诺斯科特：《气候伦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17页。 ③巴里·康芒纳：《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0页。 ④菲利普·克莱顿等：《有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49页。 ⑤小约翰·柯布：《论生态文明的形式》，《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1期。 ⑥菲利普·克莱顿：《有机马克思主义与有机教育》，《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1期。 ⑦乔尔·科威尔：《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的视野》，《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10期。!标签：生态文明论文; 人类中心主义论文; 生态危机论文; 自然观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社会价值观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空间维度论文; 生态学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