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内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范式应用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经济学论文,史研究论文,国内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史既是理论经济学下的一个二级学科，也是历史学中专门史下的三级学科，具有跨学科的交叉特征。由于经济史学的特殊性，中国经济史研究存在两种范式，一种偏重历史学方法，注重文献诠释和史料考证；一种偏重经济学方法，注重经济理论和数量分析。①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经济学范式有日益增多的趋势。②作者曾分析国内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范式应用的现状，发现经济史研究中史学和经济学两个学科运用经济学范式时存在结构性差异。③由于经济学和史学两者的学科差异，经济学和史学界对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经济学范式的范围、层次、程度和前景等诸多方面，抱有不同的看法。在具体的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范式和史学范式的冲突也引发了双方学者的争论、困惑与思考。本文将首先剖析经济史在史学和经济学中的学科地位差异，主要是经济史在经济学界衰落和兴起的原因。其次解释两个学科间在经济史中运用经济学范式时的结构性差异，重点分析史学界经济史研究中运用经济学范式相对滞后的原因，提出史学范式主导下对经济学范式的三点困惑。再次作为对史学界困惑的回应，评述经济学研究范式的优劣。最后探讨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通过经济学和史学之间的借鉴与合作，推动国内经济史研究的路径。 一、经济史在经济学界的衰落和兴起：客观原因与主观因素 经济史在经济学界的衰落，主要源于经济理论发展的阶段性。而经济史研究在经济学界的复兴，既是国际学术前沿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下面将从外因客观因素、内因主观因素的角度对此进行讨论。 (一)经济史研究在经济学界的衰落源于经济理论发展的阶段性 经济史研究在国内经济学界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冷僻角落，甚至一度沦落到旁门左道的地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经济改革，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热烈探讨和对经济理论指导的巨大需求，带动了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界甚至是整个学界的显学。这些更加衬托出经济史研究的落寞。而其中的主要原因，从研究对象上看，是由于经济史研究与现实经济世界的脱节，无法“经世济民”。 从研究人员上看，同样接受过经济学训练的学人，更喜欢投身于可以“学以致用”的应用经济学研究。这些研究既可以回答迫切的现实问题，也可以获得更多的课题资助。而经济史研究的治学方式有别于经济学的其他专业，除了要有大的视野和历史纵深感，④繁杂的史料和文献更需要长期的投入和沉潜。另外，经济史研究更强调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创新，而经济思想是经济学的灵魂，也是最难创新的。与经济史研究者需要长期坐冷板凳相比，从事应用经济学研究可以很快收回成本并获取收益。经济史研究这种与现实无关、对个人来讲“不经济”的特点，使经济史研究无用论一度甚嚣尘上，国内许多经济学院取消了经济史专业。除了少数出于兴趣爱好、立志为学的学人还坚守经济史研究的阵地外，报考经济史已经成为经济学专业学生最后不得已的选择。而这些因素，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经济史研究的衰落。⑤ 现在回顾这段时期，可以发现并非经济史无用，而是我们经济理论的发展还处于模仿与照搬西方经验的初级阶段。在向西方理论看齐的冲动下，我们探讨中西方经济共性的热情远大于研究双方个性和差异性的兴趣，而经济史研究恰恰是中西方经济发展差异性的逻辑起点。 (二)经济史研究在经济学界的复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随着诺斯(Douglass C.North)和福格尔(Robert W.Fogel)凭借经济史的研究在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及中国过渡经济学的兴起，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经济史研究再次得到了国内经济学界的关注。⑥当前随着发展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的日益发展，更多经济学者注意到，要探讨当前国家之间、国家内部经济绩效的差异及其根源，需要找寻不同的历史因素并以此分析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的现实绩效与经济发展的历史性紧密相关。⑦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和民族自信的恢复，在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实践时，有别于早期对西方经济理论的照搬和套用，更多学者转而重视研究中外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及其来源，强调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共性与特色。而经济史的精髓就是尊重和揭示经济发展的历史性。经济史的发展，可以归纳中外经济史中经济发展的共性，总结中国经济史中经济发展的特色，为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历史依据。⑧ 当中国经济学者将热切的目光穿透现实的表象，投向深邃的历史时空时，也逐步发现有太多的研究素材和中国问题值得关注。此时从事经济史研究的经济学者一部分是史学兴趣使然；另外一部分经济学者从事经济史研究，是为了经济理论或经验研究的需要，将研究对象从现实转向了历史。这种研究对象的转向，是其研究本身的需要。例如对长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需要长时间序列的数据来支撑和验证其理论观点，而现实中短期内的截面数据是无法满足这种要求的。还有就是某些理论观点强调的一些经济现象，只存在于某个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而在现实中已经无法观察到，所以只能转而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去寻找和挖掘。大多数这类研究，学者们都抱着以史为鉴、借古讽今的态度，尝试对现实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借鉴。此时这类经济史研究已经可以“经世济民”、“学以致用”了，对经济史的研究在经济学人那里逐渐变得越来越“经济”。⑨ 总之，经济史的精髓是尊重和揭示经济发展的历史性。当我们经济理论的发展超越模仿与照搬的初级阶段后，经济史可以为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历史依据。 二、史学界经济史研究中运用经济学范式的滞后：史学范式主导下对经济学范式的困惑 传统的经济史研究在史学界一直是显学。但面对国内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范式广泛运用的发展态势，经济学界和史学界持有不同的观点。如果说运用经济学范式到经济史中，对经济学家来说是找到了充满生机的“处女地”的话，那么对史学家来说却是遥不可及的。与史学家保持距离的不是经济史，而是经济学范式。无论是在经济学院还是历史学院，那些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如果不是经济学专业出身，而是以史学范式为主导，那么面对经济学范式时，无不在两个范式间迷茫和徘徊。这些学者一方面接受着经济学范式所带来的新方法、新观点的冲击；另一方面又心存困惑和怀疑。这种困惑是经济学和史学两种研究范式的冲突，体现在研究者个体上的“思维方式分裂”。只是史学家作为旁观者，更容易从其自身学科研究范式的角度，怀疑并发现经济学研究范式本身存在的不足。这种困惑和怀疑，让史学界对运用经济学范式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前景感到并不乐观。 (一)方法论上的困惑，即大样本下追求共性与工具发展的阶段性的矛盾 经济学和史学研究侧重有所不同：经济学研究往往简化个体特征，在某些假设前提下、理论框架基础上，通过抽象、演绎寻求样本共性；而历史研究更注重还原研究对象真实的一面，突出研究对象的个性和差异。⑩历史学家的工作，是通过对史料的挖掘，将细枝末节的碎片还原成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完整的人或事。追求完整地描述人与人、人与外部世界，甚至人与其内心世界的复杂关系。在历史学家那里，历史是活的、真实的人和事组成的历史。李大钊说：“历史中有我们的人生，有我们的世界，有我们的自己。”(11)史学家很难接受先验的假设前提和理论框架。而经济学家面对历史上某人或某事的众多碎片，仅选择与“经济人”假设相关的那一片，供自己研究。然后将多人或多事的这一碎片串联起来，寻找碎片的规律性特征。在经济学家那里，历史是一群相同的“经济人”所进行的规律性活动。在经济学家研究的历史中，只有一群“经济人”的人生、“经济人”的世界和自私自利的我们。(12) 假设下的共性与还原真实性之间的差异，也体现在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在样本选择上，虽然史学家也会考察多个样本，但无法做到像经济学家那样进行大样本的分析。因为要还原数以千万计的个体真实性，是不现实的。史学家选择样本的过程，是先初步分析数个典型的个体或案例，总结一下他们的共性。再从中选择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到两个个体或案例，从外因到内因、从事前到事后、从偶然到必然等进行细致入微的个案研究。这是从某个样本处着眼进行完整的、全面的分析，通过以点带面获得结论，往往表现为研究对象区域性和细碎化。经济学家也作典型个体或案例的描述性分析，但这种分析往往只是在研究的开端，作为一个引导性的说明存在，为下面的共性研究做举例。因为经济学家往往抱有如下担忧，面对数以千万的创造历史的人和所发生的事件，史学家又如何能记录和分析得过来。以有限的生命做这种无限的工作，让经济学家看来是不经济的也不可行的。所以经济学家想到的是在某些假设前提下，提炼这些众多的人与事，总结其中的规律并记录下来。经济学家在作计量分析时，偏好大样本，要求最小的样本数也要20至30个，更小的样本将无法提炼样本的共性。但代价是忽略样本个体的异质性特征。而这些异质性特征往往是史学家特别关注的内容。 历史研究的主题十分宽泛，有时共性的讨论不可避免。但当史学家尝试借鉴经济学分析工具时，经济学分析工具本身也让史学家心存疑惑。例如经济学家提炼样本共性所使用的计量经济学工具，要对一个复杂、未知的关系作一个计量分析，回归方程却“先知先觉”地假定为某种线性或非线性的关系，并提前设定好需要检验的参数。这样将要探求的各个变量之间的未知关系，事前就已被固化为一个已知的关系；最后通过对所设定参数的讨论，检验的仅仅是这种关系在大概率上的显著性。这种先验性的假设和“可怕”的简化，让史学家不能接受。另外，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有时都会遇到无经济史数据可用、无合适工具可用的问题。例如，唯物史观强调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其研究对象十分宏大，要对此进行准确的量化分析，首先相关数据并不易得；其次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发展往往具有阶段性，有时工具的发展落后于理论的发展，也无法对研究此类宏大主题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13) (二)对经济学家工作的困惑，即证明常识、套用理论与结论不稳健的“毛病” 如果说出于方法论差异，史学家还对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工具心存敬畏的话，那么史学家对经济学家所进行的许多经济史研究，就完全持另外一种看法。在史学等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家看来，有些经济研究沉迷于分析工具的推导和使用，炫耀其复杂的技巧，(14)其实是为物所役，而没有经济思想的创新。这些研究经过复杂过程所获得的结论，往往是众所周知的常识。这类研究不能说是“无用功”，但顶多是用更严谨的方法证明了人类的常识，边际贡献十分有限。同样，一些经济学家进行的经济史研究，其实就是证明完现实的常识后去证明历史常识，在史学家那里看起来意义不大。 经济学家简单套用经济理论框架分析经济史的做法，遭到史学家的严厉批判。因为这类将经济理论应用到经济史的研究，在史学家看来，就是将一个经济学理论套用在史学家已知的史实上，给史料重新穿上了一件外衣，最多只是说明了这件外衣合不合体。“经济学理论是从历史的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但不能从这种抽象中还原出历史的和当时的实践”。(15)这种转换研究视角用经济理论直接、简单地套用史料的工作，史学家认为毫无新意，对史学也毫无贡献，最多就是说明了此理论多了一个可以应用的案例。 证明常识、套用理论最多算作“无用功”，但经济学家作历史研究时往往对史料不进行考证和比较，信奉“拿来主义”。甚至只选择适合自己结论的史料和数据，以致估算经济史数据，常常犯下低级错误。(16)而历史研究强调的是“有一手资料决不用二手资料”，坚持使用最原始的数据和资料来还原最真实的历史。经济学者对史料的无知常常让史学家不屑一顾，他们常常批判经济学者缺乏历史感，混淆史料，毫无史学功底等。在这种史料基础上进行的经济研究，有以讹传讹之嫌，为多数史学家所不能接受。而经济学研究结论有时稳健性比较差，似乎进一步验证了史学家的判断。在经济学界时常出现对同一现象或问题甚至使用同一数据得到不同研究结论的情况，部分研究甚至可以完全推翻先前的结论，这在史学界并不常见。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就是对纷繁复杂的历史及其众多因素进行考证、分析，这种描述和归纳的工作，一般力求做到全面，避免挂一漏万。 (三)学习和使用经济学分析工具上的困惑，即是否坚持收益不确定性下的理性 强调成本收益分析，是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也是“经济人”的主要特征。从事经济学的人往往耳闻目染，不自觉地将自己也培养成了理性的“经济人”。(17)正是出于成本收益的计算，经济学界很少有人做经济史的研究。因为同样接受了经济学的系统训练，投入了相同的成本，但对经济学人来说从事经济史研究的收益回报是最低的，是不经济的。 史学学者虽然无法像经济学人那样，可以在研究历史还是研究现实上作出选择，但史学学者在面对如何选择分析工具时，同样可以做到经济和理性。相比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要学习和使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史学家也要进行成本收益比较。毕竟在史学家的知识背景中，多数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数学、统计等训练。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史学学者来说理解起来很吃力，学习起来需要时间。除了掌握这种新方法需要投入外，学习后是否可以准确掌握和自如运用也是个未知数。 另外，经济学的快速发展，使经济学分析工具的更新换代十分迅速，数量分析工具本身也变得日益复杂，学习成本很高。(18)面对这种专业分工和深奥的专业知识，许多经济学人在学习和研究时也面临选择，要么更多地掌握和运用数量技巧，要么更多地侧重思维训练和理论探讨。多数经济学人学习和研究时，会在技巧运用和思想创新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又何况对史学家。这就让史学家产生这样的疑问，花大力气掌握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技术，到底值不值。即使学会了、使用了这种方法，在多大范围和程度上又可以为史学界所认可和接受。这些问题经济学家无法给出答案，史学界也不明确。 总之，两个学科方法论上的差异是引发史学家困惑的客观主因。经济学家所做经济史研究的瑕疵为史学家诟病，并引发了史学家学习和使用经济学分析工具上的困惑。后两者是主观次要因素。 三、对史学界困惑的回应：经济学研究范式的优劣(19) 如果我们将过去发生的事都归入历史学的研究范畴，那么，历史学就是在今天的时点，对过去所有一切的回望。在历史学中研究类目比较宽泛，所有的学科的“过去”或“历史”，不再区分彼此，都被纳入历史学的研究范畴中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历史学是一门特殊的学科，它并不是根据学科内容和特点，而是根据时间节点来划分的。它的研究内容和对象，是所有学科的“过去式”，历史学在这里发展成为了一个多学科的综合体。(20)所以，从历史学科、史学范式角度上，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质疑，为经济学研究范式本身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审视自我的机会。经济学要在一个多学科综合体的面前，为自己的研究范式进行有理有据的辩解。虽然这种质疑和回应，从学科主体上看并不势均力敌，是经济学以一敌多。但这种全方位的质疑与回应的过程，确是可以让经济学更冷静、全面审视自身范式优劣的良机。坚持“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倾向的学人，也应该具备这种勇气。 (一)回应方法论的困惑，即普适性规律与借鉴来的分析工具 经济学追求普适性规律造就了与史学研究目的的差异性。客观上讲，面对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个案研究往往可以做到精致和准确。但这种研究却由于某些特殊条件和前提的存在，丧失了将个案结论推而广之到普适对象的可行性。“历史研究必须从分散的零星的材料入手”，“归纳法的最大缺点是，除非规定范围，所得结论都是单称命题，难以概括全体”。(21)例如史学家对某个历史人物的研究，认为他一生是其所存在的时间、空间、历史等因素所造就的，特别是某些偶然因素的影响十分重要。通过描述和归纳，这种分析可以做到准确和全面，但无法将对这个历史人物的研究结论推广到更多人物身上。因为不同的历史人物所处的外部条件是不同的，况且每个人的自身因素又千差万别。经济学家所做的恰恰相反，他们的“野心”似乎更大。经济学家希望经济学可以像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那样成为科学，尝试像其他自然科学一样，找到经济现象背后类似“牛顿定理”的规律性内容，而非单个孤立的人、事和案例。 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被称为是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22)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追求经济现象中的普适性规律，借鉴了一些自然科学中所谓科学的成分，即统计和数学的数量分析方法。在经济学中数理模型和统计分析都不是经济学的首创而是借鉴。数理经济学以数理模型和推导论证为主，计量经济学以运用或创新统计方法进行经济学经验研究为主。(23)数理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合称为数量经济学。(24) 经济学借鉴来的分析工具，分为假设条件下的数理模型和大样本的经验研究两个方面。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经济学家最偏爱假设。这种偏好既是理性推理的要求，也是相互交流共同前提的需要。一方面，经济学家通过数理模型，进行抽象和演绎的过程，力图找到经济现象在一般化的坐标系中的最优状态。例如，通过设定严格的若干个前提假设，也就限定了事件发生的若干条件，排除了其他的偶然、次要和不可控因素。在这几个条件下，通过严谨的数理推导来描绘事件发生的过程，判断事件的若干个结果，比较结果之间的差异。而经济学家，准确上说应该是数理经济学家，可以通过增加或减少某个数理模型的假设条件，来模仿现实条件的改变，他们将其称为经济模型的扩展。这种扩展可以讨论在某些假设前提不变的情况下，改变某个或某些假设前提，模型结果会发生什么样和多大的改变。至此，经济学家找到了一个可以对不同经济现象进行比较分析的方法，避免了因假设前提不同而进行的无谓争吵，使其研究具有了普适性而不再是就事论事。而这个寻找共性的过程，需要付出的代价是忽略掉个体特征，忽略掉偶然因素。 另一方面，经济学家还要对上述数理模型的预测能力，通过收集数据来进一步检验，这就是经验研究。这类数据可以是客观世界中存在的微观或宏观的经济数据，也可以是可控条件下的经济学实验获得的数据。经验研究使用的分析工具就是计量经济学。与数理模型的抽象、演绎相比，经验研究分成两步：一是描述数据特征，表现为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如最大值、最小值、均值和方差等；二是归纳数据所暗含的规律的过程，体现在计量回归分析。如果经验研究与数理模型的判断相吻合，在经济学家看来，就是一个抽象、演绎与描述、归纳的完美结合。这个工作类似物理学家通过理论计算，预测了某个行星的出现，而恰好在某时某刻观测到行星一样。与数量模型过程一样，经验研究也要付出代价。计量经济学在分析具有个体特征的人时，只是将其与其他人所共同拥有的一致特征专门抽出来进行计量分析。而与其他人不同的特征，往往在计量分析中忽略掉了。计量分析认为某些个体所具有的异常特征，无法用来分析和反映样本整体所具备的规律性。(25)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和经济学对认知科学的借鉴，这些努力可以部分解决上述不足。对于史学家批评计量经济学中过多先验性假设的问题，当前计量经济学中非线性分析、半参数和非参数估计的迅速发展，以及后验概率等概念的引入，正在弥补上述不足。 (二)回应对经济学家工作的困惑，即扩张的层次、逻辑背景与研究结论稳健性 “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是具有层次性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是在严格假设前提下，对多数人理性行为进行模拟和判断，甚至是预测。(26)这种从假设到推导都严格遵循人性本恶的逻辑，与当前市场经济主导的现实世界无限切合。经济学对人性最主要特征的准确揭示，也适用于其他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历史特别是经济史也不能例外，经济学逻辑的入侵似乎也顺理成章。这种扩张，随着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还在继续，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27)可以将“经济学帝国主义”分为两个层次，那么经济理论的扩张是第一层次，而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广泛应用位居第二层次。因为经济理论是经济学的灵魂，这是经济学家手中唯一的独创。和其他学科一样，经济学理论和思想的创新往往来自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第一个层次经济理论的扩张，运用得当有时可以触发思想创新的灵感，否则就有简单套用经济理论的嫌疑。而第二个层次经济学分析工具在其他学科的运用，如果离开了经济理论和思想的支持，仅仅是分析工具并不再具备扩张的意义，而且还有用复杂技术证明其他学科常识之嫌。(28)对工具的强调和重视，经济学论文可以做得逻辑严密和精致，但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论文选题的思想深度，导致一些研究结论的学术创新性有限。(29)再加上多数经济学家不具备考证史料、数据的能力，仅是占有前人已有数据，就更让史学家怀疑经济学家经济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经济学家偏好套用经济理论和喜欢估算具有其逻辑背景。正如物理学一样，经济学家无法从现实世界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中入手进行研究。虽然这些现实的经济现象是最贴近真实世界的，但却是最复杂的。因为这些现象一方面是多种原理的综合表现，另一方面也是众多的、繁琐的以至无法描述的。经济学家只能先从众多现象中抽象演绎、寻找一个或者多个规律，再用多个规律叠加去验证和解释现实现象。这是一个从简化出发，经济理论逐步逼近现实世界的过程。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就是尝试建立一个最优的状态，最基本的坐标系，某个理论框架。以此为基础分析现实或史料，看这些现实或过去的客观存在，距离这个最优状态有多远、在坐标系什么位置，这个理论框架是否可以解释这些客观存在。然后不断从现实或史料中，找到向最优状态和坐标系最佳定位逼近的办法，或者填补、修正已有的理论框架。而这种思维习惯运用到经济史研究中，无论是经济理论的应用还是数据的估算，都遭到了史学家的严厉批判。 当数据缺失时，经济学家喜欢进行估算。这一方面源于经济学家相比史学家，对史料和数据考证的能力不足、掌握不充分和不准确；另一方面经济学偏爱寻求数据或案例背后的规律和逻辑，通过技术处理，数据的微小差异或者是案例细节的讨论，其实并不影响经济学家得到最后的一致结论。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大样本分析的优势之一。因为有这样一个估算结果，可以让后来者以此为基础进行不断的修正和完善，可以是数据也可以是方法的；哪怕最后完全颠覆先前的研究结论或估算结果，也是可能的并可以接受的。“有总比没有强”，这与历史学家提倡的作一个研究要穷尽所有史料的逻辑是冲突的。 考察经济理论与分析工具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经济理论与分析工具的逻辑一致性。无论是数理模型还是经验研究，这些经济学分析方法在逻辑上是与经济学理论一脉相承的。正是在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数量分析的技巧才成为经济学家工具箱中的法宝。例如正是经济理论指导下的统计学分析，才是计量经济学。(30)也是在经济理论的指导下，经济学家通过设立严格的模型假设条件，将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简化为可控的逻辑推导过程。即使经济学家对数量技术的掌握要略逊于自然科学家，但足以让经济学家面对史学家时底气十足，毕竟传统史学家更少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31) 虽然经济学理论与其分析工具逻辑上一致，但经济理论要逐步逼近真实世界中繁杂的经济现象，这个发展的过程，会对经济学分析工具不断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从一定意义上也造成了经济理论与分析工具的脱节。这种脱节表现为两个层次：一是，从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规律来看，对经济现象的观察和直觉，对案例的研究，往往引导经济理论先行。而当时的经济学分析工具，常常无法满足理论发展的需要，导致许多观点无法证实或证伪。在这种巨大需求下，计量和建模等分析技术会随后跟进并得到更新发展。然后检验已有经济观点，甚至挑战已有经济理论，促进经济理论再创新。诺斯对新经济史学的研究历程，就深刻揭示了这一点。(32)二是，从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来看，经济学需要不断借鉴数学、统计学的最新发展成果，来完善自己的工具箱，去验证已提出的新的经济理论。如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在经济学中的运用等。但这种借鉴也带来了“不确定性”，常常造成经济学家的尴尬。如在计量分析时，同样是归纳样本的共性，但随着样本点选择的不同或范围大小的变化，计量回归结果往往存在差异。随着新计量工具的出现或检验方法的创新，原来的回归结果将由“稳健”变得不再“稳健”。这些差异和变化，有时可以引发与原来观点或理论完全相反的判断。(33)如果可以深入了解其中的技术详情，大部分经济学人对此现象还可以接受。但同样的情况，史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往往无法接受，从而怀疑经济学分析方法的科学性、准确性。甚至怀疑经济学家在玩“数字游戏”，只选择有利于自己判断的结论，而不是在寻找规律和真相。 (三)回应学习和使用经济学分析工具上的困惑，即知识结构的差异性 经济学借鉴自然科学的分析方法，也对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造成了史学和经济学知识结构具有差异性。对从业者来说，经济学是一门进入门槛极高的社会科学。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除要求具备社会科学的直觉、人文学者的情怀，还要学习和掌握数学的工具和技术，将感性追求和理性逻辑很好地结合。这种高要求另一方面也造就了经济学者的悲哀。因为经济学中的技术，无论是计量经济学还是经济模型，发展都十分迅速，知识更新换代十分快。(34)掌握它们对学习经济学的每个人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35)在学习分析工具这一点上，经济学人与史学学者面临着同样的困难。技术性知识的这种部分替代性，导致经济学人已有的一些存量知识易出现老化。如果重新再学习，经济学人还将付出很大的时间成本。(36)这也是经济学借鉴自然科学分析方法的负面影响之一。而史学等人文学科，更多时候强调的是另外一种功力，即文献典籍的阅读、熟悉和掌握。这些知识并不一定是“非此即彼”和必须更新换代的，而是历年逐层累积所造就的知识存量。 这种知识结构特性的差异，在学术周期上的体现，就是经济学人学术研究的最高峰往往出现在青壮年。通过青年学者的技术与中年学者的思想之间的成功合作，克服经济学技术性知识更新替代快的负面影响，部分造就了中青年两个年龄段的论文数量的高分布。而史学论文多是作者独立完成：一方面大家都从事思想和考证的工作，相互之间并不是互补或不可或缺的关系。另一方面，对事件第一手史料的考证和整理，人物内心世界的体会和刻画等工作，往往需要在史学家头脑中逐渐地堆砌、还原和丰富。这个工作是一个完整的理性分析和感性体悟的过程，无法将其中的一块工作切割给他人，然后各自完成后大家再拼凑组装起来。对个体研究者而言，中年这一时期知识丰富、思想成熟。所以，史学研究的权威更多是中老年学者。后者的学术高峰期相比前者要晚，但持续时间稍长。当然，这是从分析工具的视角作出的判断。经济学和史学研究两者也有共同点，就是经济学和史学研究中凝练的思想性内容，是可以经得起时间考验而不会被更新换代的。(37) 双方知识结构差异性也在学术影响力上有所体现。目前经济学家所进行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在国内外取得的成果和影响，更多局限在经济学界，并没有引起太多国内外史学家的关注。相反，在国际经济史学界，国内史学家的工作似乎被接受得更早、影响更大。在国内，经济学家也更多地引用史学家所取得的经济史研究成果，作为素材来推进自己的经济史研究。 究其原因，史学家所从事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其重心和优势在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熟练运用。这些史料本身就具备“中国化”特征，史学家的工作自然也体现着问题的“中国化”，而这恰恰是西方学者所不了解和掌握的。史学家的工作在这里具有不可替代性，也成为国内外经济学家必然的合作者。国内经济学人所进行的中国经济史研究，重心和优势是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经济理论，更多强调问题的“西方化”。如某个中国现实或历史上的经济问题，与西方理论的适用性分析；利用新文献中的新方法对中国数据的再分析，并比较与已有的西方数据分析结果的差异等。但经济学本身就是西方“舶来品”，而且其发展迅速，中国经济学人的这些优势在西方学者面前天然成为了劣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家强调“没有史料，就没有发言权”，(38)促使他们成绩斐然。 国际经济学界有一种观点，推崇“没有分析工具，就没有发言权”。如果国内经济学人将其运用到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可能会不利于自己工作的开展。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要真正走向国际舞台，一方面要避免史学研究中选题过度细碎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也要避免经济学研究中分析工具过度数量化的趋势。(39)从一定意义上讲，后者的危害更甚，因为那样是“扬短避长”。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史料和分析工具上寻求一种平衡。(40) 总之，经济学追求经济现象中的普适性规律，借鉴了自然科学中数量方法，却与经济理论和思想存在脱节。经济理论是经济学的灵魂，它的扩张位居“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第一个层次。经济学分析方法在其他学科的运用是第二个层次。需正视史学和经济学知识结构的差异性。 四、推进国内经济史发展的可行路径：相互尊重、借鉴与合作 当前国内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和史学范式，在各自期刊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而对方学科的知识却相对稀缺。一方面，我们应该提倡经济学和史学杂志向对方扩大开放，让其在本领域拥有一定的发言权，兼听则明、偏听则暗。(41)另一方面，国内学界需要涌现更多经济学和史学交叉的复合型人才，促进两个学科知识的融合。但要将两种知识有机地综合在一个个体身上，短期看存在一定的困难。引发这种困难的根本原因，是源于两种研究范式的冲突，具体表现在研究者个体头脑中研究范式的“思维方式分裂”。克服这种困难的另一个方法，是推动经济学和史学的跨学科合作。这看似一条捷径，但经济学和史学范式的冲突如此强烈，即便双方通过合作的形式，这个矛盾仍无法避免。它并不会因为两个学科间学者的合作而自动消失，正如前文所揭示的那样，只不过是从一个研究个体的“思维方式分裂”转化为两个学科学者之间的争论与困惑。这就要求我们要在两个研究范式的不同层次、结构中，准确找到双方合作的切入点。(42) (一)相互尊重，重视史学界的话语权 如果将历史看作是一个过去所有发生过的事件的整体，那么经济史只能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为历史中还有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等诸多内容。即使是经济史，史学家所做的经济史研究作为重要组成部分，与经济学家的工作也存在很大差异。所以从研究对象的范围上说，经济学家进行的经济史研究，对经济史和历史研究而言注定只能是其中的一个部分。(43)从方法论角度上看，在经济学家对历史即便是对经济史的研究中，经济学也只是作为经济史分析时的一个理论工具和分析方法存在的，只能是嵌入历史研究中的。经济学可以对历史研究中的某些研究对象，或者对这些研究对象的某些局部特征，提供一个理论分析视角、一种分析工具，一份很少感性、非人化的、冷峻的理性思考。而史学家进行的历史研究，揭示出人物的思想内涵和喜怒哀乐，历史事件的机缘巧合与波澜壮阔，并非经济学家所长。(44)最重要的是从研究内容看，史学家对史料和数据的挖掘和整理，正是经济学家进行量化分析的基础。所以历史研究即使是经济史研究，史学家的作用也是必不可少的，经济学家与史学家不是相互替代的。 不仅如此，经济学家和史学家在经济史研究中是互补和互动的。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历史又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的方法。(45)两种方法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46)经济学方法和历史学方法二者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47)经济和历史不仅不能割裂，而应寻求互动，这是经济史学科发展的需要，而定量化分析正是这个互动过程中的方法和手段。经济学家和史学家对经济史的研究工作，同样在揭示历史的真相和实质，但两者入手的起点却从同一个坐标的两端分别开始，共同向中间推进。经济学家是以大略小，以一般概括特殊，强调必然而非偶然；而史学家所做的工作是以小见大，以特征提示一般，以偶然说明必然。而中间地带就是双方互补的范畴。所以无论是史学家还是经济学家，对经济史的研究，虽然分居两端各有侧重，但双方都有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合作从而得以改进的空间。 经济学范式目前有逐渐主导国内经济史研究的态势。面对“经济学帝国主义”，史学界似乎来自“第三世界”，处于弱势地位并丧失了话语权。当前亟待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经济学界应该尊重史学家的话语权，倾听和回应史学界同仁对经济学家经济史研究的困惑，而不是急于推销经济学研究范式。(48)另外，作为一个“经济人”，经济学界的经济史研究者，不必抱着教育和同化史学界同仁的想法。试想，如果史学家所进行的经济史研究工作，都被同化成为经济学家的模式，那经济学家又如何寻找自己的史学合作伙伴？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样做将使经济学家得不偿失。所以，史学界的经济史学者面对经济学界同仁时，面对“经济学帝国主义”时，面对经济学分析工具时，完全不必丧失自信。因为进行经济史研究，史学家对经济学家来说具有“天然”的价值。 (二)用相互学习的态度取长补短，相互借鉴 学习是相互的，我们先讨论其中的一方面，即史学界如何借鉴经济学研究范式，开展经济史研究。(49)首先，应该坚持“以史带论、史论并重”和“史无定法”。史学研究中的史料派，强调“述而不作”。注重史料的更多、更新，史实的更真、更全。通过对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强调只让史料说话、还原(自己认为的)史实。而作者不加评述，不进行价值判断和体验式的理解和分析，从而回避理论研究。(50)与之相反，经济学视角下经济史研究，往往是通过对史料的分析来证实或证伪某种理论或观点，甚至提出一种新看法。强调“为作而述”。这类研究忽略史实的细枝末节和无止境的史料收集和考证，主要是要表达自己的主观意见，以及经过抽象、演绎后的结论。这些主观意见和结论，与经济理论紧密相连，强调揭示宏大的经济发展或社会变迁主题。例如诺斯对“庄园制度兴衰”的案例研究正是服务于构建制度变迁理论这个宏大主题。所以，经济学家所进行的经济史研究，仅从理论与材料的关系、宏观与微观的关系上看，相比史学研究中的史料派，更接近于史学研究中的史观派。只是经济学家强调的是经济理论这个“观”，不仅包括国内史观派一直坚持的唯物史观，还包括其他新观点和新理论。正是由于指导理论的多样性，不同理论适用于不同的研究对象，所以经济学家既可以进行较宏观的经济史研究，也可以进行细致的微观案例研究。(51)有别于史学研究中的史料派和史观派，以傅衣凌、吴承明和李伯重等为代表的经济社会史研究，被称为“会通派”。(52)他们一方面强调“以史带论、史论并重”，寻求理论研究与方法论的平衡；另一方面强调“史无定法”，根据研究对象来选择恰当的研究方法。这些观点对史学界开展经济史研究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可以这样理解，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理论为史学家提供一个新视角的“论”或“观”，经济学分析工具是史学家整理或挖掘“史料”的一种新方法。将经济理论和定量分析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特别是经济史研究，属于“史无定法”的具体体现；在经济史中实现经济理论和经济史料的互动发展，反映的正是“以史带论、史论并重”的观点。 其次，处理好新旧知识的平衡、思想和工具的关系。开放性是经济学的特色，也是值得史学界学习的地方。但史学界在借鉴经济学研究范式时，一方面需要注意处理好新旧知识的平衡，根据研究对象的差异和研究主题的需要，因地制宜，在新理论与旧理论、新方法与旧方法中寻求折中。合理分配经济学新理论观点、新方法运用的范围和权重，实现循序渐进的改良与完善。(53)另一方面处理好思想和工具的关系。无论对史学还是经济学而言，所有的理论框架、分析方法都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学术研究真正的灵魂是思想创新，是学者自己独特的观点和看法，理论和工具都是为思想服务的。不仅经济学本身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如此，史学研究对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借鉴，也要做到为我所用而非为物所役，否则史学也会和经济学过度数量化一样，反受其害。 最后，从三个具体层面来借鉴经济学研究范式。一是在史学研究中借鉴和应用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对许多史学家而言，这不存在任何障碍。他们已经做出过这种尝试，并将一些经济学概念潜移默化在自己的头脑中与史学概念并列。这类经济学概念的使用，可以使过去和现在之间、不同地域之间的经济现象具有可比性。这些研究无论对史学还是对经济学都具有价值。对史学而言可以更加准确地界定研究对象并进行定量比较，克服以往定性分析的不足；对经济学来说，这些定量后的数据往往可以成为下一步经验研究的基础资料。例如李伯重等对中国历史上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研究，马德斌对中国历史上物价的量化分析和国际比较研究。经济史数据库应该是这一类型研究的较好载体。(54)二是经济学理论在案例分析中的运用，这种研究可以仿照诺斯早期的探索。(55)经济理论的快速发展，使其具有多样性，不同理论有不同的适用范围和解释力。“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56)当史学界借鉴经济理论时，“史观”将得到极大丰富。如果“史观”选择恰当，匹配史料较好，往往可以得到与以往案例研究不同的结论，进而颠覆已有观点甚至创新理论。这一点已经为西方经济史的发展历程所证明，许多文献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其结论强烈冲击了大家头脑中的“成见”和“想当然”。这正体现了经济理论和经济史料的互动发展。相反如果仅仅是将经济理论简单地套用在某个史学案例或个体分析上，证明此理论框架对研究对象的适用性，并没有发现什么“反常”，这种简单的运用并没有多少意义。这种做法也不值得提倡。三是经济学分析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例如模型和计量方法。这种方法在寻找经济史中的“共性”时可以使用，作用是可以将研究结论推广到大样本上。如果结论可以推翻已有定性的看法或个案(即小样本)所得结论，也是不错的创新。如福格尔对美国奴隶制生产效率的研究，美国早期铁路建设对经济发展贡献的研究。(57)对史学家而言，最大的困难是难于在短期内学会和掌握经济学数量技术，而克服这一困难的办法只有合作。经济学流行合作的特征明显，而史学家却少有合作传统。(58)定量分析还表明，史学家在权威期刊发表经济史论文时的年龄相对经济学家要更大。由于年龄越大掌握新技术和新方法的难度越大，史学家进行经济史跨学科研究的困难也更大。所以，从研究者个体角度讲，存在合作的必要性，合作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上述问题。另外，从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史发展的大趋势看，也需要史学家敢于合作。(59)而合作的具体方式可以是学者之间合作，也可以通过招收对方专业的学生，进行师生之间的合作。(60) 另一方面，讨论经济学范式的开放性及其对史学研究范式的借鉴。经济学是当前社会科学中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与其他学科相比，虽然经济学具有诸多优势，但其本身存在的问题也颇多，其快速发展的过程也正是对这个学科不足之处不断弥补的过程。具体到经济史而言，经济学理论和分析工具的快速发展，只是不断完善经济史研究范式的一个方向。另外一个重要的方向是坚持向其他学科范式的学习借鉴，特别是对史学范式的借鉴。(61) 从国际经济史发展的趋势看，一些经典文献正在逐渐形成固定的“八股文”套路。(62)这个套路说明，一个好的经济史研究，可以将经济学家和史学家的工作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对经济学而言，经济理论是经济学的灵魂。经济学家进行经济史研究时，经济思想的创新远比分析工具的使用更重要。所以，首先论文要有一个好的想法(good idea)。想法之所以好，除了可以填补以往文献未曾涉足的空白点之外，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想法与已有理论或观点“相悖”，是一种直觉感受到的“反常”。第二步，经济学家会在论文开始部分，引入一个案例描述并附以史料支撑，将想法即论文主旨带入读者视野。有时还会对相关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说明，以证明案例所揭示问题的可能性存在。这样通过第一次的描述和归纳过程，一个好想法就转变成为某种普遍规律的假设性存在，有待下一步检验。第三步借助数理模型的假设和推导，完成抽象和演绎的过程，证明上述规律的逻辑性存在。第四步经验研究，使用计量方法，利用大样本数据进行检验。通过再次的描述和归纳过程，说明在逻辑上已经得到证明的上述规律，同样在大样本上或者说其他众多案例上可以得到经验性支持。最后在结论中确认，经过了描述与归纳、抽象与演绎共同“洗礼”后的想法，是客观存在的。经济学家所进行的上述研究过程，处处闪现着史学家的身影。例如，论文思想的创新往往是经济学家从史学文献、历史记载、案例研究中，受到启迪、引发灵感。随后所进行的案例分析、统计性描述和经验研究，都需要史学家提供准确的史料和数据。而史料和数据的权威性，往往决定了论文的质量，也成为史学界是否接受其结论的重要标准。另外，经济学家推导数理模型的逻辑，其实质往往是史学家对某个案例中故事脉络描述的经济学版阐释。 (三)加强经济学界和史学界合作，建设中国经济史数据库(63) 当前中国经济史数据库建设方兴未艾，各具特色。例如李中清创立的7个大规模的社会科学史个体数据库，涵盖100万中国民众的生活、生产等各类事件。陈志武等进行的1700年以来中国利率史数据库建设工作，清代刑科题本和民国司法统计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也很具创新意义。龙登高等整理中国历史上地权交易的各项记录，涵盖了清朝后期、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等时期。陈争平主持的近代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数据库，涉及1840-1949年中国经济统计数据。马德斌整理中外历史上民众生活水平、物价水平和实际工资等数据，并进行比较研究。孙圣民主持的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库研究，尝试收集、整理和完善特殊时期国民经济运行缺失的数据。龚启圣关注中国历史上的海盗成因、传统文化与社会冲突、中国地权交易数据等，很具开创性。李伯重运用历史国民账户体系(HSNA)方法，推进近代早期江南地区的GDP研究。管汉晖等整理了980-1850年间基于国民收入核算的相关数据，讨论中国和欧洲大分流的原因。颜色收集海关数据和史料，以及分析基督教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影响。刘巍侧重近现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数据整理和经验研究工作。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收藏了数千万件集体化时代山西农村社会基层档案资料，并构建数据库。 这些数据有宏观数据，更多的是侧重对微观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利用，其中微观面板数据深受大家偏爱。无论是平衡面板还是非平衡面板数据，相比截面数据，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更多可供分析的信息，如时间序列的趋势分析和截面的对比分析等。但是经济史中的面板数据往往可遇而不可求，需要跨学科交流、互动与合作，这是其一。其次，个别极有研究价值的特定变量往往残缺，这个不足还不易弥补，因为经济史数据与当前的经济数据相比，往往具有特定的历史时空性，无法通过现在回顾性调查的方法获得。折中的办法是寻找其代理变量，或构建指标数据等。最后，相比截面数据、时间序列数据，面板数据的整理由于样本点增加，工作量也要加倍。没有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是无法开展的。(64) 虽然中国经济史数据库建设已经初见成效，但面对中国经济史中丰富的史料和数据，中国学界的工作还任重道远。下一步推进中国经济史数据库的建设，需要经济学界和史学界的通力合作。一方面，这是个体研究的需要。数据是经济学进行经验研究必不可少的素材。(65)经济学界和史学界的经济史学者对数据虽然抱有不同的看法，但同时都遭遇到了研究工作的瓶颈。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一般来说史学知识相对匮乏，对史学文献了解甚少。所以，当面对浩繁的史料、艰涩的文言、辛苦的考证时，经济学学者往往将收集、整理经济史数据工作视为畏途。许多有价值的经济史研究选题，因为数据缺乏被经济学界的经济史学者放弃。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史学学者则相反，了解、熟悉和掌握自己研究主题的文献典籍，认真地考证并鉴别真伪，正是他们的工作。而附带收集的数据，往往只是史学家支持自己论文观点的素材之一，甚至是副产品。但要对数据进行深入的挖掘和分析，需要一定的计量、统计技术和经济学理论支持。而史学界的经济史学者往往缺少这些“装备”和“工具”。要解决国内史学和经济学界经济史学者面对的共同难题，建设中国经济史数据库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作为一个载体，可以将双方的供给和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也是国际化的需要。中国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史研究，要走向国际化，建设大样本的数据库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中国拥有数千年的历史，面对汗牛充栋的史料和数据，摆在我们面前的有太多的空白点需要也值得我们去研究。每当我们看到国外学者动辄使用一二百年的数据来检验一个理论或提出一个观点时，我们深深感到中外经济史数据库建设的巨大差距。这种差距一方面压制了国外经济史学者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兴趣，更重要的是延缓了中国经济学者和经济史学者将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介绍给国际学术界的步伐。(66) 总之，不同学科间研究范式没有优劣之分。两个学科需要认清各自研究范式的优劣，同时不放大和攻击对方的缺点，用发展的眼光和开放的态度看待存在的问题，推进自身学科内研究范式的演进。双方相互学习、借鉴，求同存异、扬长避短，正是两个学科平等合作和不断发展的必然要求。 正是经济理论发展的阶段性，造成了早期经济史研究在经济学界的衰落。而经济史的复兴，是国际学术前沿发展的结果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史学界经济史研究中运用经济学范式相对滞后的原因，源于史学范式主导下对经济学范式的困惑，如对经济学方法论、经济学家工作和史学家学习使用经济学分析工具上的困惑。本文分析经济学研究范式的优劣，对上述困惑一一回应。经济学借鉴自然科学中的数量知识，寻求经济现象中的普适性规律。这种假设条件下对共性的探讨，与史学在方法论上造成差异。经济理论是经济学的灵魂，经济学范式在经济史研究中的扩张离不开经济理论的指导。经济学家习惯简化、提炼、叠加经济理论，逐步逼近现实世界的思维方式，造成了套用理论和估算数据的偏好。虽然经济理论与分析工具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但经济理论与分析工具有时存在脱节，易影响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史学和经济学知识结构具有的差异性，导致两个学科研究者学术生涯周期的差异。史学家强调史料为基础、关注中国化特征的研究，使其经济史研究成果更容易被经济学界接受。 推进国内经济史发展，要相互尊重，重视史学界的话语权，正确处理经济史中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史学界借鉴经济学研究范式时，应坚持“以史带论、史论并重”和“史无定法”，注意处理好新旧知识的平衡、思想和工具的关系。史学界可以从基本概念、经济学理论、分析方法等三个具体层面，来借鉴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抓住中国经济史数据库方兴未艾的时机，通过建设中国经济史数据库这个平台，实现经济学界和史学界的通力合作，从而为中国经济史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相信通过业界同仁的共同努力，未来十年经济史在中国学界必将有大的发展。 感谢刘春杰、焦建华、张连辉、周建波、李玉、陈峰、王玉茹、管汉晖、秦雪征、陈仪、熊金武、王娜和匿名审稿人的建议。 ①参见吴承明：《谈谈经济史研究方法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 ②范式(Paradigm)的概念，由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首先提出。对库恩来说，范式是观察世界和实践科学的方法，科学研究一般在特定的范式环境中进行。范式与一系列假设密切相关，范式的维护者总是毫不犹豫地承认这些假设。除了一系列假设以外，范式还包括研究的规则。库恩认为范式的本质是无法阐明的，并认为表面上相对抗的范式实际上是不可比的。但拉卡托斯(Lakatos)认为可以明确描述范式或研究纲领，范式由一系列不可证明为假的理论(或硬核)组成，附之以启发性的论据，或指导或暗示，以便把理论硬核应用于具体的解释工作。人们通过对比可以理智地评价不同范式的优劣，从而也能够使人们判断某一范式在“客观上”是不是更优秀。经济学就像一种范式，很多学者只是从经济学一般方法中选出一部分用以构造其独立的范式或研究纲领。(参见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陈岱孙主编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卷，第851—852页)范式是一个有层次结构的系统，包括观念范式、方法规则和基础假设三个层面。西方经济学的范式结构可分为“硬核”和“保护带”两部分。“硬核”是范式中比较稳定的部分，其中经济学价值观念的基本判断居于核心，反映经济学理论逻辑空间的方法论和基础假设则居于外围。作为“保护带”的辅助性假设，直接承受经验检验的压力，有可进行调整的弹性，来完成保护“硬核”的任务。在经济学内部，不同的西方经济学流派其范式内容稍有差异。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也在不断演变，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人”一直是其“硬核”。(参见马涛：《西方经济学的范式结构及其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与其他学科相比，史学范式具有区别于哲学的特殊性、实证性，区别于一般社会科学的综合性、整体性，区别于文学的真实性，发现原因是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不同于西方史学范式，中国史学范式以描述性或叙事性为基础，以特定的意识形态或政治伦理为本位，以求善和经世致用为原则。(参见周祥森：《走向史学的“常规状态”》，《史学月刊》2008年第8期)根据上述文献，本文为研究需要，划分范式包括理论和方法论两个内容，具体为四个层次。理论层面主要指一种理论的基本假设、研究对象、理论体系的构成、主要结论。方法论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哲学方法即基本方法论，例如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个人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的整体主义；二是理论体系构建的方式方法，例如是逻辑方法中的归纳还是演绎，是历史方法的描述性分析还是逻辑方法的形式化抽象，是宏观分析方法还是微观分析方法；三是具体分析方法，例如是具体个案的定性描述，还是大样本统计、计量的定量分析和建模推理。(参见孙圣民：《历史计量学五十年——经济学和史学范式的冲突、融合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③经济史研究一直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经济史作为经济学中的一个二级学科，其地位却被严重忽视。在经济学或史学期刊上发表的经济史论文，各自研究基本遵循本专业的研究范式。从事经济史研究的经济学者，多在中青年时期发表其代表性成果、更新换代较快；而史学学者的学术高峰期相对较晚，学术生涯更长。经济学界多采用合作的形式开展经济史研究。经济学界所作经济史研究，多以国际学术前沿发展或热点为其导向；史学学者往往遵循史学传统，关注中国经济史本土化问题。经济学期刊所载经济史论文，绝大多数以整个中国为其研究对象、偏好大样本，但研究主题聚焦于经济类目、时间跨度短；史学期刊则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即研究对象呈现区域性和细碎化特征，而研究类目宽泛、时间跨度长。从经济史论文学科间引用率看，史学对经济学的影响更强。经济理论和定量方法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在经济史研究中已被史学和经济学者广泛运用。脚注、尾注和参考文献数据表明，史学学者在经济史研究中仍然保留着考据的传统。参见孙圣民：《国内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范式应用的现状——基于〈中国社会科学〉等四种期刊的统计分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6年第1期。 ④可以用一个比喻来形容这一点，现实经济问题可以通过截面数据来分析，而过去经济现象的研究需要长时间序列或者面板数据来支撑。 ⑤这一部分讨论同样适用于经济思想史，这个时期的国内经济思想史研究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⑥对新经济史的国际发展及中国学界的反映，一个具体的讨论参见孙圣民：《历史计量学五十年——经济学和史学范式的冲突、融合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⑦对此问题两个综述性文献分别为：Enrico Spolaore and Romain Wacziarg,"How Deep Are the Roo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51,no.2(Jun.2013),pp.325-369; Nathan Nunn,"The Importance of Histor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vol.1,no.1(Apr.2009),pp.65-92. ⑧对“解释经济发展的历史性需要经济史”的一个具体讨论，参见孙圣民、刘晓鸥：《历史计量学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⑨可以发现当前更多海外学人特别是经济学者学成归来后投身于经济史的研究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上述判断。海外学人的参与，或者通过与境外学者开展合作研究，可以带来更多新观点和新方法。国内经济史的发展，由于更多新鲜血液的注入，有望实现良性循环。 ⑩当然历史研究也强调共性，例如唯物史观派强调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感谢刘春杰博士指出这一点。关于经济史与史料派、史观派的关系，见本文后面讨论。 (11)李大钊：《史学要论》，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21页。 (12)史学家称之为“非人化”、“没有人”的史学样态。 (13)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资本剥削劳动的观点，直到最近才被经济史学家结合收入分配理论给出了定量化的检验。(参见Thomas Piketty,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Cambrid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作者花数年时间收集、整理和分析多国历史数据，例如法国200多年来的经济史数据，得到如下判断，即长期看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收入分配偏向持有资本的人，而不利于出卖劳动力的人，这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也有学者对此研究结论持不同观点。本文对此不作具体讨论。 (14)理论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等数理知识的创新和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提供的是工具创新，另当别论。 (15)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6)例如经济史学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运用购买力平价法和数理分析方法，对长期宏观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比较的研究，受到国内诸多史学家的怀疑和批评，主要源于其数据估算。感谢王玉茹教授指出这一点。 (17)在“经济人”假设下公平、正义和人文情怀相对稀缺。 (18)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所组成的数量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为应用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就说明了这一点。 (19)吴承明先生曾分析过经济史研究中运用经济理论和定量方法的局限性，参见吴承明：《谈谈经济史研究方法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 (20)感谢周建波和陈峰教授指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里程碑，其强调历史学必须建立在可信的材料基础上，将中国史学引向科学化之路。传统史学和国学也非常重视考据，但缺乏西方的科学精神和方法。 (21)吴承明：《论历史主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 (22)经济学是目前唯一被授予诺贝尔奖的社会科学。 (23)数理经济学(Mathematical Economics)和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的准确定义，分别见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第429—434页；第2卷，第8—23页。Econometrics在此书中译为“经济计量学”，但现一般通用更常见的译法：“计量经济学”。 (24)根据JEL(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分类系统，数量经济学(Mathematical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包含计量的(Econometric)和数理的(Mathematical)诸多内容。国内数量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之下的一个二级学科，包括计量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等科目和方向。 (25)这正是经济学家的经济史被史学家称为“非人化”的重要原因。这些异常特征常常为史学家关注。 (26)具体而言，在经济学理论中，所有个体被简化为一个点，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并假设所有的人都是“同质”的。经济学家通过假设，抽象出人或事的共性，过滤掉个体或事件的异质性。这些“同质”的人，具有相同的“经济人”特征。自私自利的“经济人”，面对稀缺和有限的资源等诸多约束条件，根据最大化自己效用的原则来采取理性的行动，并承担其结果。 (27)有文献利用数据来测度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表现。由商业等9个学科组成的知识网络中，经济学成为了这个网络中知识的主要来源。其中有6个兄弟学科，他们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时，来自于经济学的占到20%甚至更多。相反，经济学却很少从其他兄弟学科借鉴什么知识。参见Rik Pieters and Hans Baumgartner,"Who Talks to Whom? Intra-and Interdisciplinary Communication of Economics Journal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40,no.2(Jun.2002),pp.483-509. (28)因为离开了经济理论的支持，经济学值得其他学科借鉴的就只剩下统计和数学知识罢了。而这两者并非经济学的独创，只是经济学的借鉴。 (29)这些讨论也适用于纯粹运用数理模型进行的经济史研究。经济学家面对技术与思想的两难选择时，应该寻找最佳的结合点。 (30)这也让计量经济学家有底气嘲笑统计学者缺乏经济现象的直觉，只是统计数字的奴隶。 (31)虽然这种假设往往为其他社会科学家所诟病，指责这种简化后的过程不切实际，并不具现实意义。 (32)孙圣民：《历史计量学五十年——经济学和史学范式的冲突、融合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33)例如面板数据相对于截面数据有更多优势，成为学者经验研究的首选。即使面对同样的面板数据也有多种处理方法，例如混合回归、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等几种。这些分析方法由于假设前提的不同，适用的对象也不相同。同样的数据使用不同的方法，其回归结果也存在差异。不断完善的各种检验可以说明选择哪种处理方法更合理，让回归结果更稳健，从而也有可能推翻原来的结论。这种技术更新换代导致的结论反转，对经济学人来说屡见不鲜。例如，以往的政治经济学文献，利用跨国截面数据得到收入与民主正向相关的结论。而随后Acemoglu等人利用面板数据和相关技术，认定收入与民主之间并没有相关性。参见Daron Acemoglu et al.,"Income and Democra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8,no.3(Jun.2008),pp.808-842. (34)这种更新并不是新知识对旧知识的完全替代，而多是对旧知识的扩展。但这些新知识的运用，有时就可以推翻原来研究的结果。 (35)一个具体体现，就是一个学生接受完整的本硕博阶段的经济学专业训练，要花费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但所掌握的分析工具等技巧性知识，会由于新方法和新知识的更新换代，在一定的时间后迅速老化。 (36)有一种说法，学习数量化工具是经济学入门者必须接受的煎熬。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这种训练最好在入门者知识“空白期”进行。随着时间推移，精力、记忆力的减退和更多“成见”的涌入，学习和掌握这些技巧的难度和成本也将越来越大。事实上，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经济学教学，都是按照这个原则安排课程体系的。但由于现实世界与经济理论之间、经济理论和分析工具之间往往存在脱节，经济学数量化训练的一种恶果，就是让初学者往往怀疑经济学数量化知识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批评这种训练是没有经济思想的数学。这种安排一方面无法满足初学者对经济学思想的渴望，另一方面还让初学者被动接受枯燥的数量化训练，致使一大部分经济学初学者放弃了继续研讨经济学的努力。经济学教学似乎也面临经济学理论和分析工具的平衡问题，目前的选择可以说是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策略。 (37)经济思想史和史学史在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38)傅衣凌：《治史琐谈》，《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5页。 (39)反对过度数量化，并不反对数量工具在经济史分析中的应用。数量化分析是当前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研究方法，只有通过在经济史研究中恰当使用与国际接轨的分析视角和研究方法，才能与国际学界搭建一个有“共同语言”的交流平台，更好地让外界了解中国经济史问题的共性和个性，从而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成果推向国际学界。这一历程已经在经济学的其他学科分支中经历过。 (40)国内经济学界进行的经济史研究，应该避免出现完全向西方理论看齐的苗头。在西方主导国际经济学话语权的前提下，“向主流经济学去”、“向西方去”、“向英文杂志去”推销中国问题，推动研究走向国际化本身无可厚非，这是中国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必经的阶段。但如果只用西方理论简单套用于中国问题上，只求向普适框架靠拢，无视甚至故意放弃中国特征，即使是受到学术或思维的“阉割”，也在所不惜，就会过犹不及。这种做法拥有一定的“国际市场”，可以迎合一些所谓中国问题“国际专家”的偏好。一些外国学者本来对中国就一知半解，但坚持用有色眼镜看待中国问题，只做用西方经验解构中国问题的尝试，不肯主动了解甚至故意无视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他们擅长的是自说自话，用西方理论这个“调料”勾兑中国“食材”烹饪西方大餐，为西方学术界提供变味了的中国“美食”，言语中却透露着对中国问题的不屑和中国特征的蔑视。这种做法尤其被中国史学界反感。 (41)经济学界和史学界的相关学术刊物，对经济史研究中的交叉学科研究应该给予更多的包容和鼓励，允许更多的尝试。可以通过开设专栏，对同一话题进行多视角下的讨论。“理不辩不明”，通过讨论与回应的形式，展示不同看法，相互学习和借鉴，从而完善各自研究。 (42)这样既可以防止研究者在两个学科交汇的洪流中迷失方向，避免自己的研究最终变成“四不像”；也可以防止各个学科固步自封、裹足不前，消除由于对彼此的无知而引发的认知偏差和无谓争吵。类似讨论可参见郭艳茹、孙涛：《经济学家和史学家应该互相学习什么——论新经济史学与中国传统经济史学的范式冲突与协调》，《学术月刊》2008年第3期；孙涛、张蕴萍：《历史计量学：经济史学研究的进展》，《文史哲》2005年第5期。 (43)感谢管汉晖教授指出这一点。 (44)我们最多只能在经济思想史中零星地窥探经济学人的思想发展历程。 (45)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46)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 (47)李伯重：《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8)经济学家也不能只让史学家主动来了解经济学，而自己却固步自封不去了解其他学科的优劣。 (49)一个相似的讨论参见李伯重：《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50)史学界对史论关系的一个精彩评述参见蒋大椿、李洪岩：《近四十年来史论关系研究综述》，《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 (51)一个详细的讨论参见孙圣民、徐晓曼：《经济史中制度变迁研究三种范式的比较分析》，《文史哲》2008年第5期。 (52)关于史料派、史观派和会通派的讨论，参见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53)如果是一个史学方向的经济史博士论文，比较稳妥的建议是先运用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有条件的话，可以尝试运用经济理论进行再讨论。如果研究对象数据充分，则可以进一步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做些描述统计和计量回归工作。 (54)但需要注意，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对此类研究的着眼点还是有所不同的。因为要对经济学概念作准确的量化分析，需要充分的考据数据，并根据数据情况和研究需要，选择不同的计算方法。史学家根据自己的研究范式，本着数据翔实、史料严谨的要求，受史料限制只能对可控的研究主题进行分析和计算。这种一是一、二是二的研究，多是集中于小地域、短时间的分析。往往丧失了研究结果的“外部性”，即与其他区域“横向”比较，和构建“纵向”长时间序列并发现其变化规律的可行性。这类研究对经济学来说，可利用的价值相对有限。起码在将数据拓展到全国或者多个省市县层面的数据之前，不适于进行区域间的经济学比较。而经济学家对此问题的量化研究，从一开始就着眼于研究结果的使用，例如是作国际间或省市县间比较，或者是对一个国家或地区作长时间序列的趋势分析。从这一思考出发，经济学家所做的工作就是做多个省市县或全国的整体研究，或者是对多个朝代的长时间跨度分析。不足之处就是在史料缺失时，往往需要进行估算。 (55)对诺斯经济史研究脉络的分析和讨论参见孙圣民：《历史计量学五十年——经济学和史学范式的冲突、融合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56)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57)Robert W.Fogel and Stanley L.Engerman,"Explaining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Slave Agriculture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67,no.3(Jun.1977),pp.275-296; Robert W.Fogel,"A Quantitativ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Railroad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A Report of Some Preliminary Finding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22,no.2(Jun.1962),pp.163-197. (58)这个判断仅建立在对国内几个期刊所载经济史文献定量分析的基础上，不排除其他研究领域的史学家有合作偏好。 (59)国外经济史的发展历程，已经说明合作是大势所趋，参见Robert Whaples,"A Quantitative History of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Cliometric Revol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51,no.2(Jun.1991),pp.289-301. (60)合作之前，可以通过跨专业开设课程或专题报告等多种形式，让经济学界和史学界相互加深了解，消除双方对彼此学科“不得其门而入”最后“不想入”的尴尬。 (61)一个具体的讨论参见孙圣民：《历史计量学五十年——经济学和史学范式的冲突、融合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62)这些文献不仅发表在经济史专业的杂志上，还发表在经济学的最权威期刊上。 (63)对量化数据库与历史研究之间关系的一个精彩讨论，参见梁晨、董浩、李中清：《量化数据库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2015年第2期。 (64)这些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当前中国经济史数据库建设，多是在综合性研究机构才能开展。因为这些高校或研究机构往往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拥有较完整的学科体系，有交叉学科的支撑。这种支撑的具体形式，要么有稳定的多学科合作平台，要么在社会科学部等综合学术机构领导下开展工作，要么导师通过跨专业招收博士后、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实现学科知识的交叉。二是研究团队有学术带头人。学术带头人宽泛的国际视野，对学术前沿动态的准确把握，在研究团队中的号召力，收集海内外资源的渠道和便利，以及从多渠道筹集研究资金的能力，这些因素对数据库建设至关重要。 (65)数据背后往往隐藏着某种规律性的东西，而这种规律可以将已有的认知和结论，由个案推广到普适的对象、由特殊映射到一般。 (66)除了要求经济学界和史学界通力合作外，数据库建设还需要外部条件的支持。因为建设一个高水平的数据库，不仅考验的是一个学校的学术创新能力，还是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大比拼。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某个高校建设某一个方面的经济史数据库是一件“奢侈品”。但数据库建设的回报也是惊人的，经济学家常说有一个好的数据一个好的文章就成功了一半。放远了看一个好的数据库，往往可以成就一个学者、一个研究团队、一个特色专业、一个优势学科、一个学校的学术增长点。国际和国内经济学界的许多案例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标签：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历史学专业论文; 计量史学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微观经济学论文; 特征选择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