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确权、信任转换与农村金融的新古典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确权论文,农地论文,农村金融论文,新古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陌生人的新古典环境中，被视为声誉载体的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在希克斯(Hicks)看来，动员储蓄、提供资本的金融体系相应视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引擎。[1]农村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金融的引擎拉动。然而，世界经济史表明，农村金融并没有像传统观点所预言的那样，能够通过现代生产关系的自然拓展而走向现代化。相反，现实正如马歇尔在英国所见到的那样，在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如果大银行的分行取代了所有小银行，则小农场主和小商人在困难时便无人可以求助。[2]如何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农民所面临的金融排斥与信贷配给问题，便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二战”后马歇尔计划在欧洲的成功，以及信贷补贴、纯市场的农户贷款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失灵从正反面表明：就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而言，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所器重的资本固然重要，但制度环境的建设、信用文化的培养和农民思维模式的改变等“软”因素更为关键。 农村金融的发展离不开土地的金融化。土地金融化依赖于产权明晰的制度环境和相应的信用文化，而土地产权模糊则会带来预期不确定性等诸多问题。早在先秦时期，孟子就已意识到“经界不正”的土地产权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等诸多问题。①北宋著名理学家张载也曾将地权明晰视为理想政治的制度基础。②考虑到集体产权下的低能激励问题和模糊产权下的高交易成本问题，农地金融化的推进必须建立在产权明晰的制度基础之上。[3][4][5]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府不断赋予和强化农户的土地权利。按照类似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模式，农户从政策层面获得了集体土地的承包权和经营权。随着改革的推进，土地确权的制度变革也逐渐引起重视。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规定明晰农村土地产权主体之后，土地确权登记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强调保障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和担保权、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土地增值收益权。 财产权是一种复杂的制度安排。[6]产权制度作为一种影响经济发展的高级要素，具有人造结构的性质。[7]具体就土地产权而言，它的高级功能在于：它可以作为信息显示机制而缓解农民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制约农户的道德风险和缓解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理论上，土地确权在“标准化”农民信用信息的同时，也弱化了软信息的功能，促进农村金融发展模式从人际信任转换为制度信任。相应，它也能够有效缓解农民的金融排斥和信贷配给问题，有利于改善农民的金融交易环境。遗憾的是，由于中国的土地确权尚未全面实施，试点改革的实践时间尚短，鲜有文献对土地确权在促进农村金融发展和缓解农民贷款难等方面的实践绩效进行跟踪研究。基于此，本文演绎农地确权与农村金融发展模式转换的理论假说，通过选取安徽、江西、湖南和广东四省份抽样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 二、文献综述 布歇和吉金杰(Boucher and Guirkinger)认为，因缺乏有效抵押品而受到正规机构金融排斥与信贷配给的农户，只好转向非正规金融机构。[8]霍夫斯和蒂格利茨(Hoff and Stiglitz)指出，依靠熟人社会的人际信任，民间金融借助于信息和交易成本等方面优势，可有效缓解农户的违约风险。[9]然而，作为一种软资产，人际信任的风险抵御能力是有限的。中国人民银行农户借贷情况调查分析小组发现：在民间市场上，农户也遭遇到本土金融中介的信贷配给。[10]从人际信任转换为制度信任，寻找能够为商业银行所普遍接受的抵押品，成为农村金融内生发展的关键。 在小农经济的传统模式中，作为自耕农的借款者，农户可以通过土地抵押、土地用益物权甚至是土地—信贷的互联性交易等渠道获得货币与资本，进而得以平滑其消费，促进其投资。但是，该模式的广泛实践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一些国家的土地产权并不明晰，一些国家的法律禁止土地的自由交易等。即使不考虑制度瓶颈，基于交易成本和社区舆论压力等因素，中村俊辅(Nakamura)和贝尔(Bell)提醒人们：尽管存在一定的比较优势，但本土中介并不能完全解决信息不对称和契约实施等关键问题。[11][12]显然，土地是关系农户贷款和农村金融发展的核心问题。 问题解决的关键是农地金融化，并以此来减少机构贷款对人际信任的依赖，通过非人格化制度和第三方强制的履约机制来增加农户的金融参与度、改善交易环境、提高贷款数量。农地金融化可以使土地与金融的关系，从熟人社会下的互联性交易，演化为陌生人社会的新古典交易。但是，农地金融化的前提是农地产权明晰。赵建和黄少安从反面指出：土地产权的权能不足约束农户融资能力，引发农村资金的外流，导致农民在农村和城市中的双重金融贫困与城乡二元金融结构。[13]肖诗顺和高锋从正面认为：土地权利可作为农村金融机构的交易标的，以农地承包经营权为抵押品的农户贷款模式有利于缓解农村地区的贷款难问题。[14] 其他学者进一步研究了土地确权促进农村金融的作用机制。胡方勇认为，权能完整可以提高土地的流动性，农民也因此拥有能够被金融机构所接受的有效抵押品。[15]彭迈指出，农村土地确权在保障农民土地物权的同时，它也有助于增强农民的还贷意识和还贷能力，缓解金融机构的违约风险和降低金融机构在农村市场的运营成本。[16]娄飞鹏补充到，土地确权有利于激活农村居民对金融服务的有效需求，有利于解决商业银行在农村市场所面临的规模不经济问题。[17]拜姆吉萨(Byamugisha)认为，土地确权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提高土地的价值，并使土地成为被正规金融机构所认可的抵押品。[18]与上述肯定性观点不同的是，钟甫宁和纪月清认为，由于农业用地的价值低、农户土地规模小，即使完善抵押制度和土地产权，金融机构也不愿意将农业用地作为抵押物而向农户贷款。[19]土地确权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实际效果如何呢？就此问题，国外一些学者主要以泰国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基于农户层面的微观数据，费德(Feder)、若特雷和萨胡(Routray and Sahoo)对泰国农村地区微观数据的研究发现，土地确权有利于提高农户贷款的可获得性和提高农户的贷款数量。[20][21]基于国家层面的宏观数据，拜姆吉萨(Byamugisha)使用泰国1960-1998年的数据研究发现，土地确权对农村金融发展具有正的长期影响。[22] 综上所述，大部分学者认为土地确权有利于推动农村金融的内生发展，对泰国的实证分析亦验证了这些观点。现有研究不足之处主要是：土地确权影响农村金融发展的理论观点，局限于定性分析而缺乏形式化的逻辑证明。实证研究仅仅从贷款数量的单一维度衡量土地确权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而忽略了金融宽度、金融深度和交易条件等维度的农村金融发展。也未分析土地确权对农村金融发展模式转换的可能影响。甚者，土地确权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及其模式转换的实证研究，鲜有关注。基于此，本文通过数学模型演绎农地确权促进农村金融发展的理论假说，从广度、金融交易环境、深度和宽度等维度，全面分析土地确权对农村金融发展及模式转换的影响。 三、土地确权、信用转换与农村金融的新古典发展：理论假说 金融发展主要包括广度、交易环境、深度和宽度等四个维度。[23]金融广度是指金融市场参与者的数量、类型及复杂程度等，它所衡量的是投资者可选择性空间。金融交易环境指标通常以“利率”的降低来衡量。金融深度是指金融资产的数量增加，通常以单个家庭贷款数量的增加来衡量。金融宽度是指交易者能够使用更多更便捷的金融服务，即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表示。农地确权是一个农户软信息“硬化”的过程，它不但可以从上述四个维度促进农村金融发展，也可以使农户在金融市场上减少对人际信任的过度依赖，并更多地转向制度信任。信用转换既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关键，也是反映农村金融“现代性”和“内生性”的重要因素。 (一)土地产权缺失、信用贷款与农村金融的古典发展：理论假说 1.农户角度。土地产权模糊降低了农地产权的排他性功能，从而使农户的利益难以得到完整体现、权利难以得到充分保障。利益受损在抑制农户投资激励的同时，也降低了农户的资金需求。假设农户的生产函数为
分别代表资本、劳动力和土地。假定劳动力和土地的投入是固定的，产出主要取决于资本。资本是土地权能的隐函数。作为一种资本，土地的价值(价格)等于未来收益的资本化。也就是说，土地价值(价格)是未来收益的贴现值。相应，
可表示为
为土地价值，
，其中i代表第i期，T为承包期，r为市场利率(或贴现因子)，η为土地产权权能风险因子。产权越不明确，土地产权权能越弱，土地产权权能风险因子η越高，土地价值
越低。
，表示资本是土地价值的增函数。设农户贷款需求为
，资本
的增加派生出贷款需求的增加。相应，农户贷款需求函数可表示为
。那么，土地产权权能风险因子对贷款需求的影响可表示为：
2.银行角度。农业的弱质性、有效抵押品的缺乏使农户遭遇正规机构的金融排斥和信贷配给。假设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存在两个交易主体：银行和农户。为方便分析，假定农户是风险中性的。银行贷款数量为
，它依赖于农户的信用，利率为
。农户投资成功的概率为p，此时农户获得的收益为
，银行获得
的利息支付。农户投资失败的概率为1-p，此时农户无需向银行归还利息，银行发生的贷款损失是
。银行首次进入农村市场时，每单位的贷款成本除了支付成熟市场的资金成本(
)之外，还需要承担包括信息成本(
)、监督成本(
)、交易成本(
)、合约执行成本(
)等在内的拓荒成本。假设银行的成本函数是如下的线性形式：
(二)土地确权、制度信任、农村金融的新古典发展：理论假说 1.农户角度。确权之后，农户的土地权利得到正规制度的有效保障，产权的排他性功能增强，收益的内部化程度提高，进而也激发农户的土地投资激励。投资增加派生出农户融资需求的增长。如前所述，土地产权权能因子与农户借款需求的关系如下：
与地权模糊状况比较，土地确权降低了产权权能风险因子，农户的融资需求而因此而增加，并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内生发展。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1：土地确权可强化农村土地的排他性，激励农户的土地投资，从而增加农户的融资需求，拓展农户的融资渠道，从金融广度维度方面促进农村金融的内生发展。 2.银行角度。土地确权后，农户的土地产权便得到正式制度的认可，土地权益的保护便可转向基于陌生人社会的第三方强制。相应，农户在申请贷款时便可降低人际信任的过分依赖，并转向基于制度信任的土地抵押品。农村金融市场也因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而得到发展。其一，正如本杰明(Benjamin)所言，土地确权使农户得以拥有有效抵押品，符合条件的借款者增加，银行的贷款数量也会相应增加。[24]其二，诚如杰斐和托马斯(Jaffee and Thomas)所说，土地确权有利于减少银行和农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减少银行的信息成本，缓解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25]其作用机制正如拜姆吉萨(Byamugisha)所言：当农户违约时，银行可依法处置被抵押的土地。“可置信威胁”不但可促进农户自我履约，也能减少道德风险，减少惩罚程序，减低银行监督成本和合约执行成本。信息成本、交易成本、契约执行成本和资金成本的降低，反过来有利于贷款利率的下降和贷款条件的改善。[18]基于上述思想，本文构建模型，分析土地确权对银行的最优贷款数量和最优利率的影响。
式(12)为农户的参与约束。对式(11)进行一阶求导，得到最优化的利率：
由此可以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3：土地确权后，银行在农村金融市场发放的贷款数量增加了，从金融深度的维度促进农村金融的现代化发展。 综合上述分析，笔者还可以推出如下命题： 命题4：土地确权之后，处置违约农户土地所产生的“可置信威胁”使银行减少农户的贷款约束，农户的贷款可获得性提高，从金融宽度的维度促进农村金融的内生发展。 四、土地确权、信用转换、农村金融的新古典发展：经验证据 (一)数据来源 产权明晰有助于加强对农民利益的保护，促进农村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在确保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我国从2009年开始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工作。这一改革先后经历了整村(2009-2010年)、整乡(镇)(2011-2013年)、整县(2014年)和整省(2015年)推进的四个阶段。2015年我国新增湖南、湖北、江西、江苏、甘肃、宁夏、吉林、河南、贵州9个省份整体推进试点，再加上2014年的三个省份(山东、安徽和四川)，我国共有12个整体推进的试点省份。截至2015年2月，我国已经有1998个土地确权的试点县。基于土地禀赋的重要性和土地关系的相对简单等因素，我国农村土地确权的试点地区主要位于中部地区。笔者因此选择安徽、江西和湖南等主要的中部地区试点省份作为调查对象。考虑到样本的代表性，笔者还选择了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广东省作为调查对象，于2014年6-9月先后赴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江西省的于都县、南城县和乐平县，湖南省的麻阳县、溆浦县和岳阳县，广东省的揭东县和连南县共九个县(区)进行了实地调研。课题组共发放问卷1 800份，获得有效问卷1 710份，占比95%。 (二)变量的选取与说明 1.因变量的选择与说明。金融发展一般包括四个方面即金融广度、金融交易条件的改善、金融深度和金融宽度。根据理论分析与中国农村金融的实际，笔者选用“土地确权之后，是不是更愿意向银行(而不是私人)借钱”来衡量金融广度；选用“土地确权之后，贷款利率是否降低”来衡量金融交易条件的改善；选用“土地确权之后，贷款数量是否增加”来衡量金融深度；选用“土地确权之后，是否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来衡量金融宽度。 2.核心自变量的选择和说明。本文主要衡量土地确权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因此选择土地确权作为核心自变量，主要的指标有“土地使用权有没有确权”、“宅基地所有权有没有确权”、“林地承包经营权有没有确权”。 3.控制变量的选择和说明。根据理论分析，选择影响农村金融发展的如下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1)农户家庭总收入。农户家庭总收入越高，农户的还贷能力越强，其违约的风险相对较低，银行预期收入高的农户的违约率较低。相对于收入水平低的农户，银行更倾向于向高收入水平的农户发放贷款。相应，家庭收入能增加农户的有效借贷机会与实际借贷额度。[26]可以预期，家庭总收入有助于农户获得机构贷款。 (2)农户固定资产。农户的固定资产越多表明农户的生产经营能力越强，农户的生活水平越高，其还贷能力也越强。这部分农户更容易得到银行的信任，他们也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27]据此可以推测，农户的固定资产越高，越容易进入正规金融市场。 (3)社会资本。凭借其抵押品的类似功能，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有显著推动作用。它对农户的金融参与和贷款数量也有着积极影响。[28][29] (4)耕地面积。土地确权之后，土地可以转换为抵押品。[30]耕地面积越大、土地价值越大，抵押品价值也越大，也就越容易获得银行贷款、贷款数量也相应增加。 (5)信用评级。信用评级是农户信用等软信息的标准化和“硬化”过程。一般来说，农户信用评级越高，越容易获得银行的贷款。[31] 实证分析变量的赋值及定义可详见表1。
(三)模型的选择与构建 为进行实证分析，本文选用二元Logistic模型：
式(18)中，
表示土地确权促进农村金融发展的概率，其中
表示土地确权促进金融广度的概率，
表示土地确权促进金融交易环境改善的概率，
表示土地确权促进金融深度的概率；
表示土地确权促进金融宽度的概率。
表示第j个影响金融发展的自变量，n表示自变量的个数，自变量分别为农地确权、宅基地确权、林地确权、家庭总收入、固定资产、社会资本、耕地面积、信用评级。a为常数项，
为自变量回归系数。据此可得四个模型。土地确权后，农村金融发展的概率与没有发展的概率比例
为事件发生比。对其进行对数变换，得到Logistic回归模型的线性表达式：
(四)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各变量描述统计见表2。
利用SPSS 19.0统计软件进行计量回归，二元Logistic模型的估计结果详见表3。 从估计结果看，四个模型的Hosmer和Lemeshow检验值、-2对数似然值、Cox和Snell
、Nagelkerke
的值都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良好，回归结果有可信性。 从模型1回归结果看，农地、宅基地和林地确权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命题1得到检验。显然，土地确权增加了农户的融资渠道，使农户减少了对非正规金融的依赖程度，并扩展了农村的金融广度。家庭收入、信用评级两个变量在5%置信水平下表现出对贷款广度有正的影响，这与预测结果的基本吻合。固定资产、社会资本、耕地面积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的检验。其主要原因可能是三方面的。第一，交易市场不完善和专用性降低了固定资产对农户贷款的影响。第二，土地确权后转换为抵押品，农户可以将其作为抵押品而获得银行的贷款资金，而不再仅仅依赖于信用贷款。在金融市场上，农户减少对人际信任和社会资本的依赖。第三，影响金融交易环境的主要因素是信用文化、贷款程序等，小规模生产中的耕地面积的影响则相对较弱。 从模型2回归结果看，农地、宅基地和林地确权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命题2得到检验：土地确权有利于降低贷款利率、改善农村金融的交易环境。家庭收入、信用评级在1%置信水平下表现出对贷款条件有正的影响，这与预测的结果基本吻合。固定资产、社会资本、耕地面积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的检验，其原因如上所言，不再赘述。 从模型3回归结果看，农地、宅基地和林地的确权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表现出对金融深度具有显著影响，且系数为正。命题3得到检验。这说明，土地确权后农户贷款数量增加了。这从金融深度方面促进了农村金融的发展。家庭总收入、信用评级在5%水平下显著，系数为正，这与预测的基本吻合。固定资产、社会资本、耕地面积的系数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的检验。
根据模型4的回归结果，农地、宅基地和林地确权通过了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其系数为正值。土地确权对于金融宽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命题4得到检验。从控制变量的显著性分析来看，家庭收入、固定资产在5%的置信水平上表现出对金融宽度具有正向影响，信用评级在1%的置信水平上表现出对金融宽度具有正向影响，这与预测的基本吻合。然而，社会资本、耕地面积变量的系数虽然为正，但是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梅耶所言，现代化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过程。③这一原理也适应于农村金融的现代化发展。农村金融的发展，既需要外部资金的输入，也需要基于陌生人社会治理结构的制度变迁和制度信任的文化转换。土地产权的明晰化具备制度构建和信用文化转换的双重功能。它在减轻农村金融发展对人际信任和社区资源过度依赖的同时，也促进了农村金融发展转向为基于制度信任和第三方强制的新古典模式，促进农村金融的现代化发展。本文理论模型表明，土地确权不仅有利于降低农村金融对人际信用的过分依赖，而且也可增加农户的金融参与机会、优化农户的交易环境、增加农户的贷款数量和提高农村的金融覆盖率，从广度、交易环境、深度、宽度四个维度促进农村金融内生发展。通过对4省9县的农户问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为上述理论假说提供了经验证据。实证结果亦表明，土地确权有助于减少社会资本对农户融资可获得性的影响，而这正是农村金融现代化发展的核心。 本文结论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所蕴含的政策含义如下所示。第一，土地确权有利于促进农村金融发展的模式转换，政府要加大力度推动农村土地确权和登记发证工作，让农户对其土地享有充分法律保障。第二，为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提高土地的抵押价值，政府需要在推进土地确权的同时，积极培育农地流转市场和完善配套设施以促进农地交易。第三，土地确权后，农户通过土地抵押而获得了正规银行的贷款。这些资金只有用到生产性投资才能创造出更大价值。政府需要继续推进农业产业化，将小规模分散农户通过利益联结而纳入到现代化的生产体系。第四，商业银行需要开发新的贷款品种，将土地权利、宅基地权、林地权作为农村小额贷款的抵押品。这不但可以丰富农村金融市场的抵押担保品，也能提高银行的风险释放能力。第五，土地确权固然是农地金融化的关键，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但同时也要意识到农村土地的生态保护、社会稳定器等外部性功能。通过外部性内部化或土地用途的微观规制，政府需要预防土地确权下的农村金融发展对社会稳定、耕地保护等所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 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①参见《孟子·滕文公上》。 ②参见《张子全书》卷一五，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 ③转引自：何兆武.重评梅茵的公式：“从身份到契约”[J].史学理论研究，19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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