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工业化战略片面性的进一步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片面性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近年来，相当多的学者把经济发展归结为工业化的实现〔1〕， 把推进工业化的进程看作是使异质的多元结构转换为同质的一元结构的关键所在〔2〕等。基于这种认识， 有人在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模型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后认为，根据中国传统经济中二元结构的特点，决定了我国不能走从农业社会直接转变工业社会的发展道路，而必须经历一个农业部门、农村工业部门与城市工业部门并存的三元结构时期〔3〕。这样一种由农业、农村工业、 城市工业构成的三元结构论逐渐被广泛认同〔4〕，说到底， 如此二元或三元结构框架都没有离开工业化的战略模式。
二、经济发展同质化的涵义
尽管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托达罗等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在他们的二元经济模型中分别使用了“同质”的概念〔5〕〔6〕〔7〕， 但并没有给出一个关于同质化的定义。然而，他们的模型都表明了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特有的现象，二元经济向同质化转化的过程，也就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行列推进的过程。经济学辞典认为：发达国家指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其主要标志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方法覆盖了主要的国民经济部门，生产社会化程度和社会劳动生产率都较高〔8〕。因此，对于同质化的描述参照发达国家的定义， 至少具有以下特征：（1）社会广泛采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方法， 社会劳动生产率较高；（2 ）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方法覆盖了主要的国民经济部门，生产高度社会化，各领域的生产力水平高度一致。同质化社会并没有任何产业结构比例的要求。
据此，我们很容易推断，达到同质化水平的发达国家类别，除了工业、农业、服务业都各占相当比例的国家之外，还应当包括以其中的一种或者两种产业为绝大部分比重，其余某一种或者某两种产业所占比重极小甚至完全缺乏的国家类别。
在人均GDP的快速增长过程中， 生产结构的比重变化并非是本质的内容。同样，各产业内部各分细行业分布的比重变化也非是必然的内容，国家或地区以石油输出为主的人均GDP快速增长， 或者分别以旅游业、商业、金融业为主的快速增长等，都不乏其例。尽管GDP 的增长不能反映发展的全部内部， 但却是发展的一项主要综合衡量指标。 因此，GDP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发展同质化的进程。
三、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程度的国际比较
在寻求中国经济发展与结构转换的规律时，一些学者总是将当今发达国家的早期发展历史与中国的现状作纵向国际比较。按这种方式得出的结论中隐含了这样一个重要假定：即发展是一个可以确定的具有相同的增长和变化的过程，而增长和变化的主要特征在不同时期各国的发展中都是相似的。
然而，一个国家发展的具体方式是由其内在的自身条件和外在的现实环境共同决定的。内在条件包括自然资源、人口规模、地域位置、文化传统、政府的政策和目标等；外在环境包括可利用的外资、技术、国际贸易状况、世界政治格局等。纵向的国际比较不仅仅是各国的具体的内在条件难以类比，更重要的是外在环境大不相同。后发展的国家面临着许多与先行者本质不同的问题，当今的世界环境展示了全新的机会和障碍。不考虑到这一点，就不可能制定出一个明智的发展战略，从而可能丧失良好的发展机遇。
当前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人们的行为观念与发达国家早期完全不同。世界各国间的相互联系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示范效应的影响大大增强了，交通、邮电、贸易、金融、保险、旅游、饮食、教育、娱乐、卫生、体育、公用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各类咨询服务业等都有了空前的发展，这些行业与现代生产方式相联系，它们在当今发展中国家中的发达程度和对国民经济的巨大影响是发达国家早期所无法想象和比拟的。
四、过份强调工业化对经济发展同质化进程的损害
（一）早期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认识到工业化战略对传统农业的损害。
快速工业化体现了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上摆脱依附，政治上实现独立的民族感情，故此成为战后这些国家普遍的愿望。从50年代起，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推行了优先发展工业的政策。由于政策取向的片面化，到了60年代初，虽然工业部门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但是，传统农业部门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在亚洲、非洲和拉美的主要不发达国家中，人口增长迅猛上升，农业生产增长率却开始下降，造成了农业部门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严重衰退。传统的工业化战略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在我国，同一时期也经受了类似的深刻的教训。
60年代初，舒尔茨首先对片面工业化损害农业的做法作出了较全面的论证。费景汉、拉尼斯运用刘易斯开创的二元经济框架着重研究了使工农业产品贸易保持稳定的条件和途径。他们批评刘易斯忽视农业自身发展的观点，指出只有相应提高农业生产率，才能保证工业资本积累和增长过程持续不断。随后，乔跟森、鲍尔、凯利、威廉森、马格林等都在二元经济结构框架下，对工农业之间的关系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对农业投资的重要性的不断认识，逐步纠正了片面强调工业化的经济发展理论。
可见，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早就宣告了传统“唯工业化理论”的破产。然而，这种宣告只是来自于对传统的工业化模式损害了农业发展的认识。
（二）工业化战略背离了发展道路多样化的公认准则，不利于区域经济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进入7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们已经普遍认同，发展中国家千差万别的国情和外部条件使得经济发展道路呈现多样化，根据发达国家早期经验概括的模式，不可能符合不同初始条件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人们已经放弃对构造普遍适用的宏大模型的幻想，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也已经从追求普遍原则和高度抽象，向特殊化和具体化转变。波士顿大学世界发展研究所所长保罗·P ·斯特里顿指出：“早期发展理论的许多错误，就是由于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假设和关系，生搬硬套到它们不适合的国家或地区。人们不再认为，必须按照独一的特点去研究各个国家，或者可以制定出对第三世界所有国家都有效的普遍原则。”〔9 〕国家或地区间的经济发展理论如此，国家或地区内部不同区域间的经济发展状况也是如此。例如在中国，沿海和边界是地区有条件制定以国际贸易为“增长发动机”的发展战略；西部地区则可以大力开发旅游资源等。当前我国某些学者推崇的新一轮工业化战略模式背离了发展道路多样化的业已公认的发展准则，由此产生的政策和建议，将不利于甚至可能阻碍区域经济及整个国民经济因地制宜的发展。
（三）工业化战略模糊了同质化方向，有损于各产业现代化的进程。
多元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同质化。同质化意味着主要国民经济部门全部实现现代化。建国前闭关自守的封建制度中，以传统农业为绝大部分成份的全体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极为低下，那不叫同质化；同样，今天如果我们拥有的是一个庞大但效率不高的工业体系，那也不叫同质化。工业化既不是同质化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它的必要条件。
当前，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农村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农业生产效率十分低下的问题；我们还面临传统体制下的城市工业体系中存在大量隐性失业，造成工业部门整体效率也很落后的问题。不仅是农业中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出去，城市工业中同样有大量富余人员亟待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而分离出去。因此，中国经济发展同质化的道路既不是简单地表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也不是片面地理解为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而主要是传统的农业部门和传统的工业部门向现代工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的转移，或者概括为与传统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低劳动生产率部门，即传统部门，向与现代生产方式相联系的高劳动生产率部门，即现代部门的转移。把经济发展简单地归结为工业化的实现，模糊了同质化的发展方向，不仅不利于工业自身现代化的进程，而且有损于服务业和农业的现代化进程。
（四）工业化战略损害了服务业的发展。
服务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能够较多地吸纳劳动就业，直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反过来加快农业、工业的发展。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第三产业的兴旺发达，是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发展第三产业，不仅有利于缓解资金、资源供求矛盾和就业压力，优化产业结构，而且有利于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益，促进市场的发育。”〔10〕
目前，中国服务业占GDP的份额为31%， 最低收入国的平均水平为35%，下中等收入国、上中等收入国、高收入国平均水平分别为50%、51%、58%。中国服务业的份额不仅大大低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也明显低于最低收入国的平均水平。因此，在我国加快发展服务业的潜力巨大。如果说早期经济发展的理论已经看到了工业化发展战略对农业的损害，那么在当前要特别重视工业化发展战略对服务业的损害。
（五）工业化战略忽略了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同质化还要求在全社会建立与发达生产力相适应的现代生产关系，在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同时，完成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发展之所以有别于经济增长，就是因为它强调伴随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社会最根本的、质的变化是社会体制的改革。工业化发展战略忽视了制度的影响和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不利于我国当前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五、总结
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同质化，即主要各国民经济部门的现代化。它要求尽快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并且扫除体制障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发展中国家各国应当根据自身的生产要素现状、市场规模、社会文化环境、创新能力等国情统筹考虑，走因地制宜有特色的道路。发展中国家各区域之间也应当根据本地区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地区人文特点等具体条件制定发展重点和发展战略。部分国家生产结构的GDP分布变化， 以及中国生产结构的GDP 分布的横向国际比较都已经说明了工业化并非是经济发展的本质内容。工业化理论不仅无视发展中国家各国自身的特点，也无视发展中国家内部各区域的差异，因此，对制定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及内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有害的。人们已经注意到，早期的工业化战略损害了农业，但是在新时期要特别防止工业化理论对服务业发展以及包括工业自身在内的各产业现代化进程的损害，防止工业化理论对社会体制变革这一经济发展最本质的转变的忽视。
注释：
〔1〕刘伟，经济发展与结构转换，1992年9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第10页；
〔2〕赵勇，城镇化：中国经济三元结构发展与转换的战略选择，经济研究，1996年第3期；
〔3〕李克强，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中国社会科学，1991 年第3期；
〔4〕张朝尊、韩太祥， 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三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和意义，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5年第1期；
〔5〕〔美〕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1989年3月，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北京；
〔6〕〔美〕费景汉、古斯塔夫·拉尼斯， 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理论与政策，1992年2月，经济科学出版社，北京；
〔7〕〔美〕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1988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8〕张跃庆等主编，经济百科辞典，1989年10月， 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第679页；
〔9〕保罗·P·斯特里顿，发展的两分法，G·M·迈耶、D ·西尔斯编，谭崇台等译，发展经济学的先驱，1988年10月，经济科学出版社，北京，第372页。
〔10〕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议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光明日报，1995年10月9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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