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国开科举时间考
杜成辉，胡玉平
（四川文理学院，四川达州 635000）
［摘要］ 大理国时期也实行开科取士制度，然而由于史籍记载疏漏，文献资料缺乏，长期以来对大理国时期的科举情形不知其详。根据史料记载，结合新发现的金石考古文献，不仅可以确定大理国科举的名目，而且能够确定大理国的开科时间应为段素英明圣八年（宋太宗至道二年，公元996年）。
［关键词］ 大理国；科举；段素英；传灯录
大理国时期也仿照唐宋，实行开科取士制度，然而由于史籍记载疏漏，文献资料缺乏，如方国瑜先生所说，对“当时科举事迹不知其详也”〔1〕。对于大理国施行科举的时间，大体可以确定为段素英在位时期，具体时间尚需进一步考证。
一、景德元年开科不确
关于大理国实行科举制度的时间，记载见于倪蜕《滇云历年传》卷五：
太宗雍熙三年，段素英立，改元广明，又改明应、明圣、明德、明治。真宗景德元年，段素英敕：述《传灯录》，开科取士，定制以僧道读儒书者应举。〔2〕
植物园中的盆栽桂花、银边翠、时令蔬菜，质量分数为4.2%的碳酸氢钠溶液、质量分数为25%的氢氧化钠溶液、质量分数为0.1%的碘液。
灯录是介于僧传与语录之间的一种文体，为禅宗首创。《传灯录》为《景德传灯录》的简称，宋真宗时禅宗法眼宗人道原编撰，初名《佛祖同参集》，共三十卷，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道原携其书诣阙上进，真宗诏杨亿等人刊削裁定，于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正月完成，定名为《景德传灯录》。此书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编入《大藏经》，为我国禅宗史书之一。本书问世后在佛教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仅为禅宗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也为以后有关学术思想史的撰述提供了可借鉴的样式。依《滇云历年传》的记述，则大理国开科取士始于宋真宗景德元年（段素英明治八年？公元1004年）。此说有诸多疑问，如景德元年道原才将《传灯录》进呈，并未最后定稿，真宗方让杨亿等人进行修改，直到大中祥符二年（段素英明应四年，公元1009年）才修订完成。在未正式刊行之前，大理国不可能得到《传灯录》，故大理国在景德元年“述《传灯录》，开科取士”乃不可能之事。
《滇释纪》引《南诏野史》云：“第六代昭明王，述有《传灯录》，续其云南之禅证云。”〔3〕昭明王指段素英，谥号昭明皇帝，说明段素英在《景德传灯录》之后续写云南《传灯录》，很可能是在《景德传灯录》中加入了大理国境内的人物言行事迹等资料。关于段素英敕述《传灯录》的时间，诸书记载不一。王崧《云南备征志》卷八《南诏野史》作“宋真宗景德元年甲辰，述《传灯录》”〔4〕，与《滇云历年传》相同。倪辂《南诏野史》作“甲辰十一年，述《传灯录》”〔5〕232；《僰古通纪浅述》作“甲辰十二年，述《传灯录》”〔6〕，年份也与王本《南诏野史》相同，俱为景德元年甲辰，唯胡蔚《南诏野史》作“太宗至道二年，述《传灯录》”〔5〕232。
《南诏野史》载：“徽宗癸未崇宁二年，使高泰运奉表入宋，求经籍，得六十九家，药书六十二部。”〔5〕269宋徽宗癸未崇宁二年当大理国段正淳天正元年（公元1103年）。大理国入宋求取众多经籍，当与科举考试需求有一定关联。又载段智廉时：“壬戌，入宋取《大藏经》置五华楼，凡一千四百六十五部。”〔5〕305段智廉壬戌年当南宋宁宗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如果大理国没有从其他途径得到《景德传灯录》的话，那么其最早可能由此得到编入《大藏经》的《景德传灯录》，这时距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景德传灯录》最终定稿已过去193年。在此期间，大理国完全可能通过其他途径得到《景德传灯录》，比如由宋朝赏赐，或者由边境贸易购得。宋朝对于与大理国的榷场贸易控制不严，书籍等可以在榷场自由买卖。如段智兴利贞二年（公元1173年），大理国派使臣李观音得等到横山寨商议卖马事宜。《宋史·兵志十二》有记载，但十分简略：
南诏，大理国也。乾道九年，大理人李观音得等二十二人至横山砦求市马，知邕州姚恪盛陈金帛夸示之。其人大喜，出一文书，称“利贞二年十二月”，约来年以马来。所求《文选》、《五经》、《国语》、《三史》、《初学记》及医、释等书，恪厚遗遣之，而不敢上闻也。〔7〕4956
其中云南和南蛮指大理国。说明在成都失陷后，李顺余部有的流散到大渡河以南，进入大理国境内。因李顺曾在成都建立“大蜀”政权，其中当有不少知识分子，这些人在流落到大理国后，受到重用，他们熟悉科举考试，对大理国科举制度的实施当有影响，故在其入大理两年后的至道二年（公元996年），大理国开始举行科举考试。翌年段素英改元明治。
400 mm的水泥井管比400 mm的钢井管节约费用约为238元/m（其中钢井管单价约为318元/m，水泥井管单价约为80元/m），成孔直径800 mm的水泥井管比成孔700 mm的滤料、粘土球、40目锦纶滤网等辅材增加费用约57元/m，人工费增加约20%，即57元/m，机械设备费增加约20%，即126元/m。故不论采用水泥井管还是钢井管，总体费用相差不大。
二、至道二年为开科年
胡蔚《南诏野史》云：
素英，宋太宗乙酉雍熙二年即位。明年，改元广明，又改元明应、明圣、明统、明治。太宗至道二年，述《传灯录》。真宗己酉大中祥符二年，素英卒，在位二十四年。〔5〕232
其《云南至道录》应为《至道云南录》。《郡斋读书志》卷第七《伪书类》也载：
宋太宗至道二年（公元996年）当段素英明治元年（公元967年）前一年，因段素英使用年号较多，此年使用哪个年号尚难确定，但为明统的可能性较大，时道原《传灯录》尚未进呈。方国瑜先生说：“道源（原）撰《传灯录》于宋真宗景德元年，为后来灯录之权舆，至道二年，在景德元年前八年。王本《野史》作景德元年甲辰述《传灯录》。则所指者道源（原）之书，而误录于此，并非述云南之禅证也。《滇云历年传》：‘景德元年，段素英敕述《传灯录》’，尤谬。”〔5〕232-233方国瑜先生所言甚是。
内容为向修葺千寻塔捐资的记录。明治为大理国王段素英（公元985年—1009年？在位）的年号，明治四年庚子岁当宋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此为段素英之明确纪年，由此可以推知，明治元年当宋太宗至道三年（公元967年）〔19〕① 此记录证明方诗铭《中国历史纪年表》以该年为广明十五年属误。 。佛教中无“通天人”和“博士”的称谓，这些称谓均来自儒学。“通天人”与职衔“博士”并列，为大理国科举名目之一，当属制科，与唐代的“抱儒素”“博学通儒”“洞晓玄经”等科类似。史真等人是大理国早期的一批科举出身者。“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观念之一，“天”指自然界，“通天”即与自然界相通、相应，天人相应。中国古代哲学中儒、道两家都主张天人相应、天人合一，认为人和自然是一气相通的。庄子最早阐释了这一思想，汉代思想家董仲舒将其进一步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思想。佛教寺院中通常无博士，但南诏时在崇圣寺设有儒学“五学”之义学，至大理国时仍然存在。大理国时崇圣寺之博士，当为教授儒教的义学博士，属于学官。此记录比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早4年，也说明早在景德元年之前，大理国已实行开科取士制度；又比至道二年（公元996年）晚4年，与至道二年开科相合。因此，至道二年当为大理国首开科举之年。
由图2～3可知，通过MATLAB仿真软件可以快速画出图形，让学生直观对比图形的形状和规律，快速理解阻尼比和自然角频率值对二阶系统的影响。ζ=0时，等幅振荡；0<ζ<1时，衰减震荡；ζ=1和ζ>1时，非周期趋于稳态，且ζ>1，调节时间较长。ωn越大，系统的响应速度加快。
在此前发生的一件与宋朝和大理国都有关联的事件，就是王小波和李顺起义。宋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二月，西川大旱，而官府赋敛急迫，农民被逼失业，以王小波为首的百余农民在青城起义，附近农民群起响应，起义军发展到数万人，一举攻占青城县，又转战邛、蜀各州县，攻克彭山县，声威大振。十二月，义军攻江原县（今四川崇庆东南），王小波受伤去世，其妻弟李顺被推举为领袖。李顺号召乡里富户大姓征调粮食赈济贫乏，旬日之间，归之者数万，许多州县被义军攻占。淳化五年（公元994年），起义军攻占成都，李顺被推为大蜀王，设置官司，建号“应运”，正式建立政权，控制了四川大部。宋太宗震恐，派宦官王继恩等率禁军分两路前往镇压，义军奋战不敌，殉难者3万余人。五月，成都被攻破，李顺下落不明（一说阵亡，对于李顺的死在史学家中存在争论），义军余部又在张余领导下继续战斗，直到至道元年（公元995年）才最后失败。宋朝政府派兵镇压起义后，担心李顺南走大理，于是招安使雷有终募嘉州（今四川乐山）。士人辛怡显于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出使大理了解情况，到达大理国都阳苴咩城。次年（至道元年，公元995年），辛怡显完成使命返回。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辛怡显作《云南录》一书，记其出使经历，《宋史·艺文三》载：“辛怡显《至道云南录》三卷。”〔7〕5154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四十六嘉定府人物载：
辛怡显，龙游人。李顺之变，余党入云南，朝廷差召募可往云南者，怡显请行，后知兴化军，自作《云南至道录》，行于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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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现有文献研究的是市场体制完善的经济体，而我国目前正处于向成熟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阶段，过渡阶段的体制不完善对企业合作创新的市场绩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发展中国家，国家的科技政策对合作创新，实现技术赶超至关重要。但是迄今为止尚未有文献研究科技政策对合作创新市场绩效的影响。
至道《云南录》三卷。右皇朝辛怡显撰。蜀贼李顺既平，余党窜入云南，雷有终募怡显招出之。至道初归，因书其所历成此书。〔11〕
天禧《云南录》。《中兴书目》二卷。天禧元年，监虔州商税辛怡显撰。淳化五年，以西蜀顺贼与南蛮结连，诏募命官士庶通边土者，使黎、巂界招抚，时怡显自荐请行。至道元年讫事而归，是书备载始末云。〔13〕
辛怡显《云南录》三卷。左侍禁知兴化军辛怡显撰。李顺之乱，余党有散入蛮中者，怡显往招安之，继赐蛮酋告敕而归，遂为此录。天禧四年自序。或云此书妄也。〔12〕
《玉海》卷五十八引《中兴书目》云：
《直斋书录解题》卷八《地理类》也载：
利贞二年当南宋孝宗乾道九年，时姚恪知邕州，与李观音得等“约来年以马来”，对使者“厚遗遣之，而不敢上闻也”，并未上报朝廷。对于此次聘使，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较详，乃《宋史》所本，其事后因宜州溪洞巡检常恭赴阙，请就宜州市马而上闻朝廷〔8〕。可能是在《传灯录》刊行之后，宋朝将《传灯录》之刊本赠给了大理国，或者大理国购得了《传灯录》，于是将《传灯录》作为佛举的应试题目或内容，这应当是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以后的情形。但大理国在段素英时实行科举大致无误。
明治四年庚子岁六月十三日换，通天人、当寺博士史真、在（？）智、焉左奴、永富、六斤、智返（？）、惠药师、惠坦八人，记之。〔18〕
段素英为大理国第六代国王（公元985年—1009年），在位24年。段素英使用年号较多，至少有5个年号，有广明、明圣、明治、明统、明应等，其中年代可确定的有广明（公元986年—？）、明治（公元997年—1000年后）、明应（公元1006年—1007年后）三个纪年。在云南玉溪市通海县白塔心发现的《王永海墓碑》中，有“明应元年岁次丙午六月六日身死”〔14〕字样。可知明应元年当宋真宗景德三年丙午（公元1006年）。多数史籍如《滇载记》《滇云历年传》《滇史》等均载段素英明治年号前为明德〔15-16〕，而胡蔚《南诏野史》载明治年号前为明统，李京《云南志略》则载“改元广明，又改（白）（曰）明应、明圣、（明）治、明统。在位二十五年”〔9〕205。明治前为明圣，后为明统。因之前段思聪有明德（公元952年—？）年号，故段素英不应有明德年号。李京为元初人，去大理年代不远，其记载应当更为可靠。现已知明应在明治后，则广明与明治之间唯存明圣。《滇史》载“己丑（公元989年），改元明圣”，如果不误，则宋太宗至道二年丙申（公元996年）当段素英明圣八年。大理国尊孔子为孔圣，明圣为昌明圣教之意，而科举考试又以儒学为主，大理国于此时开科取士合乎情理。次年段素英改元明治，也含有以儒治国之意。如是则大理国开科在段素英明圣八年（公元996年），段素英的年号排列当为广明（公元986年—988年）、明圣（公元989年—996年）、明治（公元997年—1000年后）、明统（？—公元1005年）、明应（公元1006年—1007年后）。
三、金石铭文中的相关资料
大理国科举名号均见于传世和出土之金石文献，其名目有通天人、试郎、释儒、儒士、逸士、洞明儒释、衡鉴君国等，有常科也有制科〔17〕。1977年，在大理崇圣寺千寻塔维修过程中，于塔顶和塔基内清理出南诏大理时期的佛像、写本佛经等文物600余件，为研究南诏大理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料。1978年在千寻塔塔刹基座内发现的金属刻片上有：
阵列A、阵列B的首、尾端间距偏移时域上的变化情况见图9。阵列A、阵列B的设计间距为55.126 m。图9中y轴表示相对设计间距A、阵列B间距的偏差大小。阵列A、阵列B的首、尾端间距均呈现周期性间距变化程度。
《景德传灯录》在宋、元、明各代流行颇广，对宋代教界和文坛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为宋人学佛参禅之必读书。但至道二年（公元996年）在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前8年，此时《传灯录》尚未成书上进，段素英述《传灯录》更无可能。当是此年段素英下诏举行科举考试，但考试内容为儒学，与《传灯录》无关，后来《传灯录》刊行，传入大理国，才成为大理国科举中佛举的考试内容之一。后人因资料缺乏或误会而将述《传灯录》与开科举联系在一起，而变成了景德元年述《传灯录》，开科取士，再演变为太宗至道二年述《传灯录》，使二者相混。如依胡蔚《南诏野史》，则大理国将《传灯录》作为佛举考试内容当在段素英去世之后，因为大中祥符二年《传灯录》刊定时，段素英也于本年去世。但倪辂《南诏野史》说段素英明治十五年（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薨〔5〕232，在《传灯录》刊行2年之后，李京《云南志略》也载其在位25年〔9〕205，则段素英述《传灯录》应有可能。即使如此，大理国的开科时间也不会是景德元年或大中祥符二年，而应更早。
目前可知大理国时期与佛教有关的科举科目，最早见于姚安兴宝寺之《大理上公高踰城光再建弄栋华府阳派郡兴宝寺德化铭并序》，署“皇都崇圣寺粉团侍郎赏米黄绣手披释儒才照、僧录阇黎杨才照奉命撰”，碑文作于段智兴元亨二年（公元1186年），“释儒”为大理国佛举之称号，时间比大理国首开科举之年晚190年，比上述大理国的前期出现“通天人”晚186年。同碑之《褒州阳派郡嵇肃灵峰明帝记》，载有大理国科举文学词赋类称号“试郎”。另有昆明地藏寺《大理国佛弟子议事布燮袁豆光敬造佛顶尊胜宝幢□记》，署“皇都大佛顶寺都知天下四部众洞明儒释慈济大师段进全述”，“洞明儒释”也是科举及第者之称号，为大理国制举科目，时间为大理国后期。大理五华楼出土的《故溪□谥曰襄行宜德履戒大师墓志并叙》碑，署“逸士司直述”，也作于大理国后期，“逸士”为大理国科举道举的科目。这也说明，大理国早期的科举科目为儒学类科目，后来才设置了佛举和道举类科目。《传灯录》虽为大理国佛举的考试书目，但不能据此确定大理国的开科举时间，而只能作为一种参考。
元人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载白人风俗云：
佛教甚盛，戒律精严者名得道，俗甚重之。有家室者名师僧，教童子多读佛书，少读六经者，段氏而上，选官置吏，皆出此辈。〔20〕
（二）教学个性化。个性化教学是教育信息化带来的重要改变，是对“因材施教”教学理念的深层次诠释和具体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个性化教学提供了可能。随着各种学生学业质量检测系统、学生评价系统的开发和使用，系统可以根据每位学生的发展情况提供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学习计划，从而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其师僧像是在寺院里教授童子佛教和儒教典籍的僧人，类似教官或先生，有家室，可出任官吏，但未讲其与科举的关系。段玉明先生认为得道乃禅宗僧人，师僧乃密宗僧人〔21〕，前者大体不误，后者则未必尽然。如通天人出身的史真等为崇圣寺博士，也即儒教义学的教官，其所教授的生徒（师僧）当以习儒为主，实为儒生，而与密宗无关。郭松年《大理行记》载：
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纪。中峰之下有庙焉，是为点苍山神，亦号中岳。中峰之北，有崇圣寺，中有三塔，一大二小，大者高三百余（尺），凡一十六级，样制精巧，即唐遣大匠恭韬、微（徽）义所造，塔成，韬、义乃归。中峰之南，有玉局寺，又西南（有）上山寺。凡诸寺宇，皆有得道居之。得道者，非师僧之比也。师僧有妻子，然往往读儒书，段氏而上，（有）国家者设科取士，皆出此辈，今则不尔。其得道者，戒行精严，日中一食，所诵经律，一如中国。〔22〕
硫酸核糖霉素分子式中硫酸数目的确定及控制方法的比较……………………… 耿 悦，张如梦，侯玉荣，等（6·417）
文中列出了崇圣寺、玉局寺和上山寺（即荡山寺，今大理感通寺），大抵这些寺宇中既有得道者，也有师僧。崇圣寺在南诏大理时期设有儒教义学，玉局寺在南诏时设有国子学文学，荡山寺在南诏大理时期应当也设有儒教学校，这些学校皆招收习儒弟子，参加科举考试，称为师僧。郭松年《大理行记》中所言师僧，以读儒书为主，且参加科举考试，而不言教童子，更接近内地的儒生（秀才，举人），而与李京《云南志略》中记述的师僧区别较大。可能在大理国时两种类型的师僧都有，一种以习佛为主，习儒为辅，参加佛举考试（称为金襕）；另一种以习儒为主，习佛为辅，参加儒举考试（称为金师），二者的共同特点是可以有家室，习读儒释经典，参加科举考试。除此之外，大理国还仿照唐朝，设有道举，应考者为习道者；以及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制举（制科），在任官员、师僧和普通民众都可以应考。由“所诵经律，一如中国”，可知大理国佛教经典主要来自内地，其他如儒教和道教经典当更是如此。
黄瓜是市场上重要的鲜食蔬菜之一，但是在黄瓜栽培过程中会受到病虫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利于黄瓜健康生长与农户经济收入的提高。对此，要想提高黄瓜产量，应科学种植、加强管理与病虫害防治等，方可保证黄瓜健康生长，满足市场需求。
综上所述，大理国的科举制度既仿照唐宋，以词赋和儒学为主，并有道举，又有其特色，如设有佛举，其原因与当时佛教寺院设有儒教学校，担当学校教育职能有关。根据史料记载，结合新发现的考古文献，可以确定大理国的开科时间应为至道二年（公元996年），当段素英明统年间。开始时只有词赋类（试郎，相当于进士）、明经类（儒士，相当于明经）和制科（通天人、洞明儒释、衡鉴君国等），后来陆续增加了道举（逸士）和佛举（释儒），也属于明经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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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tart Time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Dali Kingdom
Du Chenghui,Hu Yuping
（Sichuan University of Art and Science,Dazhou,Sichuan 635000,China）
〔Abstract〕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was also carried out during the Dali Kingdom period.However,due to the omission of historical records and lack of documentation,for a long time little has been know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n Dali Kingdom.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combining the newly discovered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of epigraphy,we can not only determine the name of the Dali Kingdom imperial examination,but can also determine the start time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Dali Kingdom,that is 996 AD,the 8thyear of the Mingsheng period of King DUAN Suying's reign.
〔Key words〕 Dali Kingdom;imperial examinations;DUAN Suying;Record of Lineage
［中图分类号］ K28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2266（2019）03-0001-05
［DOI］ 10.3969 ∕j.issn.2096-2266.2019.03.0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南诏大理文学研究”（08BZW082）
［收稿日期］ 2018-01-09
［修回日期］ 2018-02-06
［第一作者简介］ 杜成辉，编审，博士，主要从事历史学和民族学研究.
（责任编辑 张玉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