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美大学出版社比较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学出版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4095所各类高等学校中共有大学出版社120余家，都是政府承认的非营利组织，不需纳税。这些大学出版社多为研究型大学所设，有些代表所属的大学，有些由一州或者几个州内的多个学院共有。就所属关系看，美国大学社有两种形式：1.大学出版社是大学的组成部分，大学规定出版社的性质任务和岗位职责，但不管其人员的聘任、辞退和出版社的业务工作。哈佛、芝加哥、纽约等大学出版社属于此类。2.大学出版社独立于大学之外，由私人拥有和控制，如普林斯顿、耶鲁、哥伦比亚等大学出版社。他们完全自主运营、自负盈亏，重大事宜归由校内外人员组成的理事会决策，日常事务由社长决定。
美国大学出版社尽管发展了几十年、上百年（有5家历史超过百年），但就年新书品种和营业额看，规模都不大。据美国大学出版社协会（AAUP）统计，其成员平均雇员34人，年新出书74种，年销售额在25万美元～5000万美元。约70％的美国大学出版社年出新书不超过100种，即使知名的大学社也很少超过300种。
美国大学出版社虽然规模不大，但位置重要。美国大学出版社每年共出版新书1.1万种～1.2万种，占全美出版物的10％～15％，但图书获奖比例高达30％，因而一统美国学术出版之天下。与世界大多数大学出版社不同，美国大学出版社以出版学术著作为主，包括研究生的参考书，尤其是一些新学科和边缘学科，但基本不出版大学教科书（在美国，本科的教材教辅是需要出版社大投入的长线项目，因而为少数几家大商业出版公司所垄断）。其次，为保持文化传播的多元化和服务于所在地区，美国大学出版社还出版关于美国各地文化、历史、经济、建筑的书。如哥伦比亚大学社2001年出书135种，1/3是纯学术性专著，1/3是面向研究生的教学参考书，其余是读者面宽的作品。各大学出版社的稿源不限于本校，出版本校教师的著作只占15％～20％，其余都是其他院校的专著。
尽管美国大学出版社也面向书店推销图书，但传统上学校图书馆一直是美国大学出版社的主要市场。除了销售收入外，基金一直是美国大学出版社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对出版业提供直接和间接资助的基金会有100多个，有的是财团设立的，有的是政府设立的，如NSF（国家科学基金会）和NHF（国家人文基金会）。各大学对其所属出版社的直接财政补贴差异较大，总的来看，在出版社总经营预算中所占比例平均为10％左右。此外，美国的大学认为出版社是大学的一个门面，对于学校声誉和鼓励科研活动有利，而不把所属出版社当成校办产业，不指望从出版社收入中提成。各大学出版社虽然利用了大学的品牌，也不以向大学上缴利润为己任。
英国
英国的大学出版社实际上和商业性出版社几乎没有区别，它们既出版学术著作，也涉及商业出版领域。由于英国的大学数量和图书市场的有限，在英国虽然有爱丁堡大学出版社、伦敦帝国大学出版社（由伦敦帝国大学与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合作成立）等少量大学出版社，但基本上是牛津和剑桥两家大学出版社独霸天下。
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OUP）创办于1478年，作为牛津大学的一个部门，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享受免税。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大学出版社。目前每年在世界50多个国家出版新书超过4500种，在全球的雇员约3700人，年营业额达到5000多万英镑。牛津大学出版社有四个部门：“专业书部”的规模最大，出版学术著作、参考书、词典等。“教育书部”出版各种教科书和英语教育方面的图书。“一般书部”主要出版《圣经》和祈祷书、古典文学以及面向一般读者和儿童的书。“国际部”专门管理海外分社。为了用好“牛津”这一品牌，由大学任命的19名代表组成的学术评论委员会是出版社的学术把关和主管机构，每两周召开一次会议，所有图书均须获得该委员会的一致通过后方可出版。学术书要求必须是新书，而且要“在学术上有一定威望和值得尊敬”；在教材方面，则适当放宽标准。出版社的经营大权是由委员会任命的财政委员会掌管。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所有赢余都必须再投资于出版，或者上缴给学校，它每年向学校上缴净赢余的30％。
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UP）是剑桥大学的出版和印刷部门，也是慈善性的非营利组织，在全世界免税。剑桥大学出版社建立于1534年，是世界上最大的学术和教育出版社之一。年出新书2500种、期刊150种。剑桥大学出版社主要有7类出版项目：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英语教学、工具书、教科书和期刊。这7个分支都有自己的编辑、生产、设计和市场人员。虽然不是完全独立，但一些分支实质上是独立出版者。剑桥大学出版社也是国际化公司，目前拥有108个国家的超过24000个作者，在北美、澳大利亚、南非等27个国家有分公司，在另外37个国家有销售代表处，出口占总销售额的2/3。在纽约、东京、新加坡等地有编辑部，有各自的出版项目。不管来自于哪个国际出版中心的新选题都需经过由学校任命的高级学术人员组成的联合小组正式批准，以保证剑桥的品牌和名字的合理使用。此外，剑桥大学社还拥有一个有150年历史的印刷厂，其技术和设备先进，有英国第一部八色印刷机和世界领先的排版系统。该印刷厂不仅为剑桥大学出版社本身，还为全世界其他学术出版社和机构生产图书和期刊。
英美大学出版社与商业性出版社的比较
1.目标和定位不同
在美国，大学出版社不同于商业出版社之处，首先在于目标不同。《美国大学出版商协会章程》把大学出版社定义为“大学、学院或类似机构的学术出版部”，必须“服务于学术或教育目的”。其目标是完成出版学术研究成果的使命，以及把大学里的研究成果传播给更广大的公众，扩展大学的学术影响力。衡量大学社的价值是通过其对社会、学术和大学的贡献。因此美国大学出版社注重学术出版，特别是在很难得到政府和公司资助的人文和社科领域，这是美国大学出版的核心。而商业性出版社以赢利为首要目的，选题以市场为导向，很少会像大学出版社一样肯亏本出版专业的、新兴的和读者面窄的学术著作。据统计，美国大学出版商协会成员的每本书收入为$50000，而全美出版社每本书平均收入为$417000。
在英国，大学出版社的首要目标也是社会效益。正如剑桥大学出版社社长所说：“我们的兴趣不在于使利润最大化，我们最高的目标是出版学术著作和教育图书，因为它们为人类的知识传承做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因此，大学社享有免税（OUP和CUP除了和其他出版社一样免征17.5％增值税，还免交营业税和所得税），这是政府对大学出版社出版那些市场小而学术价值高的学术著作的一种强有力的扶植。但另一方面，由于英国的大学出版社要在市场中与商业社全面竞争（即使是学术书，也遭遇商业出版巨头的竞争，目前，Oxford UP，Cambridge UP，Black-well，Pearson等六巨头基本左右了英国4亿英镑的学术出版市场），因此英国大学出版社必须既作为大学的延伸，又作为出版企业，以商业化运作，以保证收入不断增长，维持和发展出版。
2.规模和影响不同
由于目标和定位不同，大学出版社和商业出版社形成了不同的影响力。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圈中具有商业社不可比拟的地位。许多学者教授宁可少拿稿酬也要把书交给大学出版社来出，大学出版社的品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高学术水准和高质量的代名词。但商业出版社的市场份额和影响力是大学出版社望尘莫及的。2000年美国图书销售额为250亿美元（占全世界图书市场800亿美元的32％），但按美国大学出版商协会（AAUP）的统计，其成员2000年的图书销售总额为4.5亿美元，仅占约2％。同样，英国有超过15000家出版公司，前20家占市场份额70％，这些都是主要的商业和学术出版社，大学出版社中只有牛津社和剑桥社入围。
过去英美的商业性出版社大多是比较小的独立经营的家族企业，但在几十年的飞速发展中形成了许多商业性出版巨头，他们规模庞大、业务多元化且市场国际化。如世界最大的出版集团之一的英国培生集团（Pearson Group）约有员工2.9万人，在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商业活动，业务包括培生教育、企鹅集团和《金融时报》，甚至涉及电视业务，2001年集团销售收入达到61.69亿美元；美国的麦格劳希尔公司（McGraw-Hill）是世界著名的图书出版、金融信息服务和媒体服务公司，在世界32个国家和地区拥有400个分支机构，旗下著名的公司包括标准普尔、《商业周刊》、麦格劳希尔教育和专业出版集团。全球雇员达16500人，2000年销售额达42.81亿美元，总经营利润9.2亿美元。这些商业出版集团实际上已超越出版业务和国界，成为国际性的大型传媒集团和内容提供商。相比之下，大学出版社的产品局限于图书和期刊。即使像牛津大学社和剑桥大学社这样的国际级出版社，对出版业的市场影响也远不如这些大的商业性出版集团。
3.发展战略不同
由于目标和产权不同，大学出版社和商业出版社的发展战略也有明显不同。大多数大的商业性出版公司都全部或部分是上市股份公司，因此商业出版社的发展战略受市场和股东利益支配，兼并收购等资本化运作成为其重要的发展战略。他们通过在资本市场上卖出买进的方式，并购大型公司以显著改变自身的业务结构和市场的竞争格局，或并购有特色的小型公司，提高公司在某方面的业务效率或是快速进入某一市场。例如，名列全球高等教育出版市场前三名的培生、汤姆森和麦格劳希尔都是通过兼并快速形成了其核心竞争力。资本运作是商业性出版公司在短时间内迅速形成业务多元化和市场国际化的手段。相比之下，大学出版社大多数作为大学的一部分，由学校管理，没有股权人和投资者，基本上都是内涵式发展模式。即使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其产品扩展和海外市场拓展都是经过几十年、上百年靠出版社的资金一点点建立起来的。这一点在短期内并不会改变，正如剑桥大学出版社社长说：“剑桥大学出版社未来的发展与学校的法定目标直接相关，以内涵式为主，通过成为统一的、国际化的印刷和出版机构实现目标。”
此外，在内部管理上，大学出版社和商业出版社也有所不同。最明显的是人员的激励机制。如培生集团和里德-艾尔斯韦尔集团都利用股票激励机制与资本权制约制度来激励高层管理人员，培生还推出配股分红计划，遍布53个国家的2万多员工都有机会参加全公司的分红和购股储蓄计划，以激励普通员工。而在美国，公立大学出版社比照州政府机构为工作人员确定工资待遇，出版物发行状况不直接与个人收入挂钩。私立大学出版社有时对推出畅销书的编辑人员给予奖励，但幅度不超过其同期工资收入的4％，对于高层管理人员，也没有分红。
中国与英美的大学出版社的比较
目前中国有94家大学出版社，占全国出版社的17％。2000年，大学出版社共出版图书21514种，销售码洋45.98亿人民币（约5.5亿美元，销售总额接近美国大学出版社）。就单个社的出书品种和销售额来看，中国大学出版社也并不比美国大学出版社小。中国很多大学出版社的年出书品种超过300种；按2000年统计，有11家大学出版社营业额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个别社销售额超过4亿元人民币（约5000万美元），就规模来看已进入全美前3名。在英国也只比牛津和剑桥两家大学出版社小。中国大学出版社能在短短20年发展到如此规模的原因之一是，不同于英美自由竞争的出版市场，中国出版社基本上是处于受保护的市场环境下（审批制，私人和外国公司不能出版）。
尽管中国大学出版社已能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社的规模，但众所周知，其在世界出版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还很小。一个原因是，大学出版社的目标首先是对学术和教育的贡献和推动，而不是规模和销售额（若比规模和销售额，中国大学出版社亦无法与世界大型商业性出版社比）。这也是有些美国大学出版社尽管每年只出版200种书，也可以在某些领域为世界所公认的原因。如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的经济、知识科学、数字科学，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社会科学、行为科学、自然科学和医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生物、物理、数学、政治科学和社会科学，纽约大学出版社的政治、法律、历史、行为科学等均已形成国际品牌（这当然与大学本身的国际知名度和学术水准有关）。其次，除了牛津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已是全球布局外，美国一流大学出版社也在海外组稿，而且拥有国际行销网络，如美国纽约大学出版社、加州大学出版社等，都通过在世界各地的销售代表将图书销往全世界，哥伦比亚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分别在伦敦和罗马设立了办事机构。此外，一流的英美大学出版社都注重出版学术期刊以提高出版社在国际学术圈中的知名度，同时也注重建立与一流学术作者的联系（美国AAUP出版的学术期刊达700种）。
中国目前尚未形成独立和成熟的学术出版市场，这与中国的学术研究水准有关。中国大学出版社是大学教材的主力军。由于主要出版教材、专业图书和面向大众读者的书，中国大学出版社的选题虽然会请教师或同行专家评审，但最终决定权在出版社，很少像英美大学出版社一样设立由大学任命的学术人员组成的“选题评审委员会”来审批所有选题。由于刊号所限，也很少出版学术期刊。中国大学出版社在市场上与商业性出版社同台竞争，但目前基本上是内涵式发展，没有资本化运作。资金主要靠销售收入，很少有学校和社会的资助，但要求不同程度地向上级主管部门上缴利润。
中国大学出版社目前还基本处于扩大产品品种和市场规模的阶段，一些大学出版社已在中国市场形成品牌，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英语图书、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电脑图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助学读物等。很多社正在已形成的第一品牌的基础上扩展第二、第三品牌。但总的来说，长线产品比例小，相比之下，英美的大学社注重出版有长久学术和参考价值的书，图书再版比例高，如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24年来总共出书5000多种，目前再版2500种，成为出版社永久的财富。当然，随着市场的日趋成熟，中国这种情况正在改变，越来越多的大学出版社开始注重选题优化、更新经典教材和出版工具书等长效图书。目前由于语言的障碍以及学术和教育的水准等多方面原因，中国大学社还基本上是本土化运作，作者和市场都在中国。但大学出版社是当前中国版权贸易和国际出版合作的重要力量，国际化意识日趋加强。
大学出版社如何应对激烈的商业性出版市场的竞争并实现其推动学术和教育的目标，这是全世界大学出版社都面临的问题。近年来，由于资助的减少和学术图书市场的下滑，美国大学出版社开始面临学术和市场的两难境地。大学出版社不得不从象牙塔中走向市场。首先是扩大出书范围和读者面，如学术著作通俗化（如“普林斯顿科学图书馆系列”就是由一流科学家为非专业读者写作并以廉价的纸皮书形式出版的），且选题变得紧跟时事、紧贴市场（如纽约大学出版社每年有10种图书受到（纽约时报）的评论，有些成为畅销书）。有些出版社还依靠一些相关产业如办书店或印刷厂等来支持出版，或加入“营销联合体”，共同承担雇用销售代表的费用。其实，类似的压力英国大学出版社也遭遇过。1970年剑桥大学出版社曾一度陷入财政危机，新任CEO采取有效控制出版数量、削减开支以及根据成本给再版书重新定价等措施使出版社在1973年转而开始赢利。他对出版社的贡献是以出版经营哲学拯救出版社。同样，牛津大学出版社能有今天的发展，也有其独特性。几百年来，《圣经》一直是牛津大学出版社重要的赢利项目，牛津大学社1896年首开美国公司时成为主要出版项目。现在英语教学书（ELT）也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国际业务的主体。总之，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目标，对全球大学出版社都是挑战。中国大学出版社有其发展的特殊环境和有别于英美大学出版社的特点，如何从英美大学出版社的发展中获得有益的借鉴，走出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是值得深思和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