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见义勇为的社会道德控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见义勇为论文,道德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见义勇为是我国传统道德中的精华，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建设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实践中，如何弘扬见义勇为精神，如何在广大市民中倡导见义勇为行为，本文试从社会道德控制上谈一点看法。
一、社会道德控制的两种形式
目前，社会上存在着这样一种客观现实，即人们对见义勇为规范实际践行的程度，较之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有着明显的不同，其表现是在突发的事件面前，袖手旁观和见义不为普遍化。为什么在社会经济体制转型时期会出现普遍性的见义不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如经济体制的转型，市场经济带来的道德观念的多元化，社会治安的恶化，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完善等，但社会道德控制乏力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谓社会道德控制是指社会通过物质的和精神的手段，运用一定的措施引导人们接受和践行社会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调控体系。社会道德控制分为外部控制和内部控制两个方面。内部控制是以思想道德教育为主要途径，通过道德主体的道德认识的提高及道德人格为制约力量，在道德自律的基础上自觉地遵守和践行道德规范的控制形式。由于内部控制要以道德主体自觉的道德理性认识为前提，要通过道德自律才能起作用而达到控制效果，所以内部控制手段，要达到一定的控制效果周期较长，但其控制效果却较为稳定和持久，且行为主体的行为方向和水平较少受外界条件的影响而发生变化，故属于高层次的道德控制。外部控制是通过社会舆论及各种利益机制为主要制约力量，以他律性的外在手段引导或诱导道德主体遵守和践行道德规范的控制形式。由于外部控制指向的是对行为后果的控制，如对某种行为的表彰或批评、奖励和处罚等，是以明显的他律性手段引导行为主体去践行道德规范，所以通过外部控制手段，达到一定的控制效果周期相对较短，作用明显，但其缺陷是控制效果的稳定性弱、持久性差，道德主体的行为方向和水平易随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故属于低层次初级形式的道德控制。
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关系，在社会道德控制中，它们是调节道德对社会生活作用的两个杠杆，在具体运用时，必须相互配合，不可偏废任何一方。但是要达到理想的道德控制效果，社会就应根据具体的、变化的社会情况，不断地调整道德控制手段，制定出符合社会情况的恰当合理的控制机制，或以内部控制为主，外部控制为辅；或以外部控制为主，内部控制为辅；或内外控制同时并重，并在具体问题上有所倾斜。道德控制机制是否恰当，内、外控制两个杠杆运用得是否合理，直接影响着道德教育的效果，影响着人们道德社会化及道德良知形成的速度。一般来说，在社会经济、政治沿惯性发展的稳定时期，社会道德环境相对稳定，此时人们的道德观念道德水平也相对成熟，道德规范对社会的调节作用较为明显和有效，此时社会管理者应当以内部控制为主，同时适当辅之以外部控制。在社会经济、政治明显变动的时期，如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社会道德环境波动性较强，人们的道德观念、道德自觉性也会因此而发生摇摆、动荡和偏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道德控制机制不及时调整变化，道德对社会的调节作用就会减弱，所谓“乱世无道德”说的就是在极端的社会动荡时期，道德作用的减弱。因此，根据社会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道德控制机制，适当加大外部控制的力度，相对缩小或变动内部控制的比例，调整内部控制的内容与形式，这样才可收到较为理想的控制效果。
目前我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如果不能根据这一时期的特点，及时调整原有的社会控制机制，就势必导致道德对社会调节作用的减弱，出现严重的道德滑坡现象，特别是在见义勇为问题上，只有加大社会外部控制的力度，加大对见义勇为者权益的维护和保障，才可在较短时间内扭转见义不为的局面，反之，则会导致人们见义勇为意识越来越淡薄，甚至出现见义勇为受到奚落讥讽的局面。
二、社会经济转型与社会道德控制选择
见义勇为的道德行为虽然是非功利的行为，但是从本质上，它涉及到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物质利益关系，甚至可以说，个人利益与他人和社会利益能否一致，决定着见义勇为规范的践行程度。在私有制社会，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根本对立，因此见义勇为不可能普遍化；在社会主义的今天，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虽然不再根本对立，但还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和矛盾，所以见义勇为普遍化程度仍受着较大的限制。因此，从社会经济关系及其变化入手，从人们的利益关系入手，研究和揭示见义勇为这一问题，调整对见义勇为的外部控制机制，对于在新的历史时期弘扬见义勇为精神是极为必要的。
首先，见义勇为规范赖以存在并维护的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目前社会正处在由传统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由于这种经济体制的转型，社会经济关系及人们的利益关系都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势必会影响到建立在其上的，并从中汲取行为准则的道德关系。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的经济利益较为单一和一致，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具有较为广泛的直接同一性，因此人们的精神追求和道德追求普遍趋向于集体原则。转入市场经济后，单一的经济关系被多种经济成份所取代，市场机制又深深地刺激了人们对自身利益的关注和追求，尤其是对物质生活及个人需要的追求，加之现实生活中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和利益差别的扩大，旧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消失，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尚在建立之中，社会犯罪率的上升，社会治安的恶化等一系列客观存在的变化，都影响着人们原有的道德观念，使之趋于不稳定，反映在见义勇为问题上，便是对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冷漠和见义不为的普遍化。
其次，受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体制变化的影响，社会生活其他领域也出现了比较重大的变化。例如，由于经济利益多元化和利益差距的扩大及社会道德观念出现了多元化，原来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舆论的一统性和影响力度变得相对弱化和分散，而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由于领导者表率作用减弱、威信下降，致使思想道德教育的感召力普遍下降；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及下岗待业的沉重压力，加大了人们社会心态的不平衡，影响了道德规范的践行。此外，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社会道德控制体系还未能建构成型，道德主体对于常规道德控制机制的反映和接受程度明显减弱，如此等等，都从不同方面影响着见义勇为行为的普遍践行。
社会心理学证明，对人们某种行为的肯定或否定，奖赏或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种行为在社会中存在的程度，如对某种行为加大鼓励和奖赏的力度，人们便会趋向于该种行为。这里讲的肯定、否定、奖赏、批评等手段，从社会行为的控制角度看，即属于外部控制手段，所以通过一系列外部控制手段控制见义勇为的行为后果，能够强化人们在实践中对见义勇为规范接受和践行的程度。
根据上述情况，社会管理者应当选择和制定作用较为直接、效果较为明显、形式更为恰当的控制形式和手段，即对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的以内部控制为主、外部控制为辅的道德控制机制加以及时调整，做到外部控制与内部控制同时并重，并适当加大外部控制的力度，对见义勇为等某些特殊道德规范的控制上，可在一定时期以外部控制为主，适当扩大某些外部控制的手段，以期达到理想的道德控制目的。反之，如果仍旧单纯依靠思想教育为主的内部控制手段，在短时期内广大社会成员很难树立高度自觉的见义勇为精神，当然也就谈不上扭转见义不为的局面。
目前，在见义勇为问题上，加强外部控制的力度，主要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加强政策法规建设，保障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目前，对见义勇为者损失的补偿、奖励、医疗以及抚恤等问题，国家尚无统一的规定，因此，社会媒体常有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报道。由国家统一制定对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的保护规定，保障见义勇为者失有所补，功有所奖，残有所养，不仅不因见义勇为而吃亏，而且还要有利可得。只有真正做到义利相济，才能激发和引导人们去匡扶正义，见义勇为。
第二，建立健全各级见义勇为基金会组织，明确各级政府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者的责任，设立具体办事机构。目前，对见义勇为的确认、奖励和保护等工作的责任部门全国很不统一，有的在见义勇为基金会，有的在公安机关，有的在精神文明办公室，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对见义勇为者权益的维护。因此，依法建立统一的保护见义勇为者权益的组织机构，是弘扬见义勇为精神的当务之急。
第三，设立各级见义勇为基金，从法律上明确社会各界、各行业都有责任和义务扶持见义勇为，从而使基金来源有制度上和法律上的保障。同时，由政府制定表彰、奖励规定，根据见义勇为行为的社会物质和精神价值，给予适当的鼓励，特别是要重奖精神高尚、贡献巨大的见义勇为者，这是目前鼓励人们积极见义勇为的重要手段之一。
第四，对打击、陷害见义勇为者的行为，对见义勇为者的困难漠不关心，相互推诿、搪塞的单位及个人，对见义不为的某些特殊个人，应在法律上及规章制度中制订一定的惩罚措施，这对于教育广大群众，严肃党风政纪，促进道德风气好转将有极大促进作用。同时，扩大和强化舆论的抑扬作用，充分调动和利用各种宣传工具的舆论导向作用，大力宣传、表彰见义勇为行为及其个人。
当然，单纯依靠道德的外部控制不可能使见义勇为精神内化为主体稳固的道德信念，也很难培养出具有健全道德人格的见义勇为英雄。因为这种道德控制毕竟是建立在他律基础上的，要使道德主体跨入自律的境界，从根本上还要进行文化和思想道德教育，使道德主体的道德认识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事实上，培养和完善人自身的内部道德控制机制，提高人们的道德信念和道德觉悟，在任何时期都是重要的目标，绝对不能忽视这个根本。
三、稳步有效的思想道德教育是弘扬见义勇为的根本
加强外部控制的力度，绝非说可以放弃或放松思想道德教育。这是因为：第一，道德外部控制除带有前面提到的持久性差、稳定性弱等缺陷外，还带有控制范围上的局限性，即它很难最广泛地调动广大群众道德参与的积极性。见义勇为精神的弘扬，离不开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参与，而要解决广大群众对见义勇为的支持和参与，根本的方法还是思想教育。第二，社会无论以哪种控制形式为主，客观上都必须辅之以相对应的控制形式，内外控制相互渗透，相互联系，丢掉任何一个都不利于社会道德的进步。实际上，无论是内部控制还是外部控制都离不开对人的教育，丢掉这一条，就失去了道德控制的意义。第三，外部控制实质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教育。外部控制虽然是以奖励等各种利益机制在他律基础上对道德主体的引导或诱导，但采用这些他律性物质手段只是借此达到特定的教育效果，而非目的本身。在一定意义上，外部控制实质就是初级形式或感性阶段的思想道德教育。综上所述，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思想教育这一根本。
我们党历来重视思想教育，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是我们战胜困难、克敌制胜的精神武器。然而，一个时期以来，社会的思想道德风貌出现了不尽人意的局面，某些消极、反面的东西在社会上有所滋生和蔓延，见义不为、见死不救、袖手旁观等令人遗憾和焦虑的情况屡屡发生，究其原因，就是邓小平同志讲的，主要是全党没有认真重视，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长期没有根本转变。正是由于我们淡化了思想教育，包括对见义勇为的教育，社会上便滋生蔓延开“个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等个人主义思想，社会一些人信奉“打抱不平、见义勇为必会惹火烧身”的处世准则。久而久之，很多人似乎已接受了这种处世准则，提醒亲友出门少管“闲事”，认为见义勇为者是“多管闲事”，甚至对正义之举进行责难。这种严重扭曲的思想道德观念毒化着社会生活，侵蚀着健康的生活准则和思想道德观念。
目前，我们应把扶危助难、见义勇为作为社会主义的处世准则和公民起码的道德义务进行宣传、教育，坚持开展持久有效、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见义勇为教育。
首先，要用正确的理论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弘扬见义勇为精神，消除见义不为、袖手旁观的利己主义思想，关键是要为广大干部群众提供科学的理论武器，这个武器从根本上说就是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传统道德中的精华。人的情操、修养如何，是见义勇为能否弘扬的关键。见义勇为必须建立在人民群众共同理想的基础之上，共同理想具有高度的社会凝聚力，能起到精神动员作用，是见义勇为的精神支柱和动力。在一个缺乏社会凝聚力的民族中，见义勇为不可能得到弘扬。见义勇为又是我国传统道德中的精华内容之一，研究和整理这些优秀的道德遗产，把民族的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科学理论相结合，创立有时代特色的见义勇为理论，是弘扬见义勇为精神不可缺少的思想基础。
其次，要通过榜样的力量逐步提高人们见义勇为的自觉性。道德榜样具有广泛的辐射性、互动性。在榜样的感召下人们可以逐步形成一定程度的见义勇为道德氛围，见义勇为行为才能逐渐成为社会风气。表彰见义勇为英雄，要调动各种传播手段，扩大传播的范围、频率和效果；要通过文艺作品大力宣传见义勇为精神和英雄典型，反映见义勇为者所遇到的问题，揭露见义不为的危害。遗憾的是，在社会呼唤见义勇为英雄，而袖手旁观者又大有人在的今天，我们在这方面的宣传工作有着明显的不足。
第三，在见义勇为的教育上，抓两头、促中间是有效而必要的方法。所谓抓两头，一头是对青少年的教育，即从小对他们进行系统完整的思想道德教育，不但要培养他们勇于维护人民利益、敢于向邪恶势力斗争的精神，还要教导他们善于斗争的手段和方法；另一头则是对为官者的教育。孔子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对广大干部的教育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为官者的“官德”教育，即职业道德教育；另一是对为官者个人社会公德的教育。广大干部见义勇为的道德风范，是见义勇为精神能在社会上弘扬的催化剂和推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