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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1999)02-0050-08
当代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把科学革命解析为以新范式取代旧范式[1]。在库恩看来，科学发展的过程，实质上是不断摒弃旧范式，创建新范式的过程。科学史的分期也常常是以范式的革命性突破为里程碑的。库恩的“范式”理论提出之后，常被学术界广泛用来说明学科的变革或发展过程。本文也借用这一理论来说明五四时期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基本特征，及其对后世学术发展的影响和意义。
一、“五四”学术新范式的创建及其特征
库恩所说的“范式”(Paradigm)，亦可译为“规范”或“典范”。由于对库恩“范式”内涵理解上的差异，因此人们在借用“范式”理论诠释学科的变革时，对所谓“范式更新”或“范式创建”也有不同的说明。
余英时认为所谓范式创建，有广狭两义，前者涉及全套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的改变；后者指具体的研究成果发挥示范作用，既开启新的学科门径，又留下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2]。我认为，余英时的解释只是概括了一般意义上的“范式创建”。事实上，不同时段、不同学科的“范式创建”，其指谓和含义是不同的。就五四时期的“学术范式创建”来说，实际上指的是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问题。
因此，在我看来，论述“五四”学术范式创建问题，首先探讨的即是如何从学理上划清传统学术范式与现代学术范式的分际，以及如何清晰地说明五四时期的中国学术已走出传统范式，并确立现代学术应有的精神、旨趣、方法、技术系统等新范式。
应该说，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已有人注意。如刘梦溪在他洋洋6万余言的《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一文中指出：“以人为中心还是以学为中心，以人为单位还是以学为单位，是传统学术和现代学术的一个分界点”[3]；提出了“传统学术重通人之学，现代学术重专家之学”的论断。[3]李慎之则认为，中国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最清晰的界标，就是“五四”先贤所标榜的“民主”与“科学”。他说：“自从清末逐渐酝酿，到五四时期经陈独秀提出要拥护德先生（德谟克拉西，即民主）与赛先生（赛因斯，即科学）的大声疾呼而成为不刊之论。从此以后，凡是朝这个大方向努力的，就是现代学术，与这个大方向相违背的，就不是现代学术。”“因此，除民主与科学而外，中国学术不可能有区分现代与传统的标准。”[4]这些论断，不无正确。但问题是，学人们如此陈述，仅仅说明了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分际的某个方面，它难以全面反映“五四”作为中国学术由传统范式转向现代范式的基本特征。
诚如众所具有的共识，传统与现代仅具相对性。在不同的时间或空间里，传统所具有的含义不尽相同，因而与传统相对的现代意义也不尽相同。耿云志在《论传统》一文中，列举了所谓“传统”的四种情况：“（一）为了与新近出现的事物相区别，而把以往既有的事物加上传统的字样。如与现代艺术相对有所谓‘传统剧’、‘传统音乐’之类。（二）是指谓一些历史悠久的东西，如把对父母、长辈的孝敬称之为传统道德等等。（三）与外来的事物相区别，而把本土固有的东西称之为‘传统的’，如所谓‘传统医学’（即中医）、‘传统工艺’之类。（四）传统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它有自我维系和统摄的能力，因而稳固，有惰性。人们常讲的传统观念，传统习俗就主要体现这一层意义。”[5]
耿文所述的四种情况，若简捷一点，所谓传统，实际上可概括成两点：(1)在时间上具有悠久性，它往往指现在以前，人们历经长时段的累积而逐渐形成的东西；(2)在空间上，具有本土化，它往往反映一个民族、一个社会自身所特有的东西。如果这一理论成立的话，引申到学术领域，所谓传统学术，即是指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历代逐渐累积形成的学术精神、方法等范式。与此相对应，所谓现代学术，即是走出传统学术的窠臼，根据时代的精神，运用新的研究方法而创建的新的学术范式。
不同时期、不同场景所指谓的传统与现代概念是不尽相同的。就五四时期而言，所谓中国传统学术，泛指民国之前经过累代形成的学术旨趣、方法、技术系统等范式。在一定意义上，也特指从汉代到清朝长期占据学术中心的儒学或经学。五四时期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即是力图走出经学时代、颠覆儒学中心、融会西方学术而创建的新的学术范式。
综观五四时期的中国学术，自陈独秀1915年在《新青年》上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首倡“文学革命”始，到胡适1923年在《国学季刊》上鼓吹要用“历史的眼光”、“系统的整理”和“比较的研究”来整理与解释国学，无论是学术精神，学术旨趣，还是学术方法与学术语体、文体等方面，无不表明新的学术范式正在取代旧的范式，无不表明中国学术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的急剧转型过程中。
诚然，要详细描述五四时期中国学术新范式的具体图景，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细细梳理，我认为除李慎之所指出的“民主与科学”作为新的学术精神注入“五四”学术领域外，仍可勾勒出“五四”学人力图创建的新学术范式的基本特征。
（一）学术旨趣多元化
政学不分，是中国固有的知识传统。民国以前的读书人，既是学者，也是官吏。“学而优则仕”的学术旨趣，亘千余年未受到挑战。直至清末，随着西学东渐，一些新派学人才深感中国学术缺乏独立品格的弊端，开始要求政学分离。如严复1898年发表《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一文，针对古来政学不分的状况，严词发问：“国愈开化，则分工愈密。学问政治，至大至工，奈何其不分哉！”[6]随后，要求学术独立的呼声常见报端，并直指酿成这种政学不分学术旨趣的温床——科举制度。1905年，在中国绵延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废弃，这不仅仅是中国教育制度的一大变革，对于中国学术的发展，也是极具意义的大事。它从根本上阻断了千古传诵的“学而优则仕”的学术价值趋向，为中国学术的独立，以及形成多元的学术旨趣奠定了基础。自此以后，学人们读书不再以做官为唯一目的。至“五四”，学人的学术旨趣的择取已呈现多元的态势。具体说，起码有三种倾向较为流行：
一是“学术救国”的旨趣。五四时期学人们虽然放弃了“学以求仕”的价值取向，但仍不忘救国救民救天下的政治抱负。如周恩来揭橥“为了中华之崛起”而学习的口号。[7]吴稚晖声称：“惟一之救国方法，止当致意青年有志力者，从事于最高深之学问，历二三十年沉浸于一学。专门名家之学者出，其一言一动，皆足以起社会之尊信，而后学风始以丕变。”[2]甚至连被人们视为“纯粹书生”的王国维也把学术与国家的存亡联系起来，发出“国家与学术为存亡”的感慨。[8]
二是“为学问而学问”的旨趣。经学时代，学人们曾就学术的宗旨是“求是”还是“致用”进行过争论。五四时期学人们已走出经学时代的争论，提出了“不问有用无用，皆为学问”的观念，并标榜要“为学问而学问”。如马一浮曾多次表示：“欲以辨章学术，穷极天人，尽此一生”。[9]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也公开宣称“二十年不谈政治”，以专心学术。熊十力、陈垣、黄侃等学者更是相继退出政界，转而专心治学。现代史学家顾颉刚后来回忆说，正是在五四时期他才树立了“为学问而学问”的旨趣。他说：“大约民国三年至六年，……始感到学的范围原比人生的范围大得多，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从此以后，我敢于大胆作无用的研究，不为一班人的权势观念所笼罩了。”[10]
三是“为新生活而读书”的旨趣。把学习与实现新生活联系起来，是“五四”学人追求的又一旨趣。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曾多次撰文或发表演说，呼吁学生要为建设新生活而努力学习。1920年蔡元培在《我的新生活观》中指出：“什么叫新生活？是丰富的，是进步的。……学问虽然与工作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学了以后，眼光一日一日的远大起来，心地一日一日的平和起来。生活上无形中增进许多幸福。”“要是有一个人肯日日做工，日日求学，便是一个新生活的人；有一个团体里的人，都是日日做工，日日求学，便是一个新生活的团体；全世界的人都是日日做工，日日求学，那就是新生活的世界了。”[11]
“五四”学人在学术旨趣上多元化的趋向，反映了“五四”学术的自由精神和独立品格。应该说，正是这种自由精神和独立品格，表明“五四”学术已走出传统的“读书求仕”的老路，成为中国学术范式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大特征。
（二）学术分类专门化
中国传统学术，一般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著名的《四库全书》即是按此类别集成。当然，也有按不同功能分类的。如戴震、章学诚等人从“学问之途”，将中国学术分为义理、考据、词章三门。[12]曾国藩则认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13]（《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但不管如何分类，从现代学术的角度去看，中国传统的学术基本上是文史哲不分的。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分类，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首先意识到中国学术须重新分类的是王国维。1902年，王国维在致张之洞的一封信中，对张之洞制订的分科大学章程不设“哲学”一科，提出了严厉批评。[14]（《静安文集续编·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随后，在学人们的努力下，中国学术开始从两方面进行学科的整合：一是文史哲分家；二是引进西方新学科。至“五四”，现代意义上的专门性的学术分科已初步定型。
在此，我们不妨举北京大学的学系建设情况来加以说明。1898年，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初时，京师大学堂不设科，仅开设诗、书、礼、易、春秋。1902年后，张百熙出任管学大臣，主张在京师大学堂设科开课。1903年设有经学、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8科。是为大学正式分科的开始。由于当时清廷并不重视教育，京师大学堂停停办办，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建设并未能开展起来。中国学术在大学的分科建设真正起步是民国成立之后。1912年，以蔡元培为总长的民国政府教育部下令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同年，民国政府公布《大学令》，明令大学不再以经史之学为基础，应以教授高等学术为宗旨；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农、工7科，以文、理科为主，取消经学科。这是一次重大的变革，它标志着中国学术从现代学科建设的意义上，开始摆脱经学时代的范式，探索现代新范式的建立。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受新文化运动的鼓舞，为促进中国学术向现代的转型，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学科建设上，蔡元培最重大的举措，即是在1919年宣布“废门设系”。1919年，北京大学共设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学、哲学、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俄国文学、史学、经济学、法律学等14个学系。
北京大学的学科分类建设，仅是五四时期中国学科发展的一个缩影。从传统经学时代的文史哲不分，到五四时期学科的专门化建设，无疑是中国学术走向现代范式的又一特征。
（三）学术方法科学化
学人们解释“学术方法”时，在不同的场合往往有不同的解释。有的泛指学术原则，有的则专指治学方法。其实两者是很难区别的。
1995年，张岱年在为东方出版社出版《民国学术经典文库》所作的序言中有如下一段话：“自清末以来，西学东渐，西方学术传入中国，受到重视，许多学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西方的治学方法，致力于中西学术的会通与融合，因而达到了学术研究的较高水平”。[15]张先生在这里强调的是“治学方法”。
熊十力1948年在一篇文章中讲到五四运动时也说：“在五四运动前后，适之先生提倡科学方法，此甚要紧”。[2]所谓“科学方法”，其意似乎不单指治学方法，也包括一些原则。
无论是张先生所说的“西方的治学方法”，还是熊先生所说的“科学方法”，在此实际上已向人们揭示了五四时期学人在学术方法上与前人的区别。提倡“科学的方法”，或者说“参考西方的治学方法”，确是“五四”学人试图建立新学术范式的一大特点。
在“五四”学人中，没有比胡适更爱讲授学术方法的了。因为在胡适看来，“特别主张的应用是有限的，方法的应用是无穷的”。[16]1921年《胡知文存》出版，胡适在“序例”中宣称：“我这几年做的讲学的文章，范围好像很杂乱，——从墨子小取篇到红楼梦，目的却很简单。我的唯一的目的是注重学问思想的方法。故这些文章，无论是讲实验主义，是考证小说，是研究一个字的文法，都可以说是方法论的文章”。[17]
1917年胡适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学改革刍议》，可视为他讲授方法论的第一篇大作。他在文中提出改良文学的八大主张：“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17]这八大主张的提出，实际表达了胡适对传统治学方法的背叛和创建新的学术方法的努力。
《文学改革刍议》只是胡适提倡新方法的开始。真正使胡适提倡的新方法作为一种范式被时人所认可、所接受，则要到1919年。这一年，胡适相继发表了《实验主义》、《问题与主义》、《新思潮的意义》等文章，并出版了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胡适在这些论著中的杰出贡献，即在于给国人展示了全新的研究问题的方法。第一，他全面地介绍了杜威的实验主义的研究方法。他把杜威的实验主义的思维方式概括成五步：(1)疑难的境地；(2)指出疑难所在；(3)提出种种假定的解决方法；(4)决定哪一种假设是适用的解决；(5)证明。[16]这在当时确实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法。第二，他创造性地开始把杜威的实验主义的思维方式与清代的考据学结合起来。如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公开宣称要用“评判的态度”去对待旧学术，要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国故”。[18]
为了防止人们对他所提倡的“科学的方法”产生歧义，胡适后来对此还专门作了解释：“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19]
除胡适外，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蔡元培等人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主张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学术。
由此看来，提倡科学方法，无疑也是“五四”学术新范式的一大特征。
（四）学术形式通俗化
学术形式，包括语体、文体等学术外在的东西，若从技术系统上论，也可视作方法上的问题。在此单独提出来，实在由于它在学术范式的变革上给人们的印象太具体了，给后世的影响太直接了。
五四时期学人们在抛弃旧学术范式，创建新学术范式的过程中，除了前述的学术旨趣、学术分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方法的革新外，对旧有的学术外在形式的语体和文体也主张作重大变革。
率先主张变革学术形式的是胡适。1916年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一封信中即提出了“形式上之革命”的问题。他说：“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语）。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17]言文不一，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特点之一。胡适在此公开呼吁用通俗的白话取代艰涩的文言，力求言文一致，同时主张摒弃传统的八股文，进行文法上的改革。胡适的呼吁，由此拉开了“五四”学术形式革命的序幕。
随后，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人，围绕学术的语言、文字、文法等，发表了一系列改革主张。如钱玄同在《论应用之文亟待改良》一文中，即提出了改革学术形式的13条主张。主要内容有：应用文“应以国语为之”；“书札之款或称谓，务求简明确当，删去无谓之浮文”；“绝对不用典”；“小学教科书，及通俗书报、杂志、新闻纸，均旁注‘注音字母’”；文章应加标点符号；数学该用阿拉伯号；纪年用通行之公历纪年；“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等。[20]
通观“五四”学人关于学术形式的改革主张，从大者归纳，其内容主要有：
(1)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
(2)简化文字；
(3)推广汉语拼音；
(4)文章应加标点符号；
(5)文章排列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
(6)数字用阿拉伯字；
(7)论著施行章节体裁，等等。
所有这些，其目的都在于使学术通俗化、平民化。让学术从贵族的殿堂走向民众，其要求的形式尽管是外在的，其反映的意义却是深刻的。学术形式的通俗化，无疑也是“五四”新学术范式的特征之一。
总之，在我看来，学术旨趣的多元化、学术分类的专门化、学术方法的科学化，以及学术形式的通俗化，构成了“五四”新学术范式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学术已逐渐走出传统的学术范式，开始向现代学术范式转型。
二、“五四”新学术范式的成就及意义
库恩在阐述其“范式”理论时，曾勾画了科学发展的基本历程：传统范式→经过革命性突破→再确立新范式传统。这一理论告诉我们，新范式的建立，其意义不仅仅是对传统的反叛，而更在于对后世的影响。
“五四”学人在创建学术新范式的过程中，由于他们毫无顾忌地仿效西方学术研究的价值观念、方法和技术，并将矛头直指延续1000余年的传统学术，因而曾遭到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大肆攻击。但他们没有退缩，反而成功地创造了一系列“范例”。这些成功的“范例”，不仅有力地回击了保守主义的围攻，而且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学人。
在“五四”新学术范式的创建中，胡适是最成功的一位。1919年，胡适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这是引进新方法，提供新观念的一部成功之作。蔡元培为此作序，认为该书有四种特长：“第一是证明的方法”；“第二是扼要的手段”；“第三是平等的眼光”；“第四是系统的研究”。[21]1923年，蔡元培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文中，对胡著再次作了高度评价。他说：“这五十年中，没有人翻译过一部西洋哲学史，也没有人用新的眼光来著一部中国哲学史，这就是这时期中哲学还没有发展的证候。直到距今四年前，绩溪胡适把他在北京大学所讲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刊布出来，算是第一部新的哲学史。胡氏用他实验哲学的眼光，来叙述批评秦以前的哲学家，最注重的各家的辨证法，这正是从前读先秦哲学书者所最不注意的。而且他那全卷有系统的叙述，也是从前所没有的。”[21]
为证明用新方法能研究旧学术，胡适在五四时期，还作了一系列考证工作，发表了《水浒传考证》、《水浒传后考》、《红楼梦考证》等文，为如何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学提供了范例。
此外，陈独秀、鲁迅、蔡元培、钱玄同、李大钊、王国维等均在不同的领域为建立新学术范式提供了范例。如鲁迅关于现代白话小说的创作；蔡元培关于伦理学的创建；李大钊、王国维关于史学的研究等都为后世提供了成功的新范例。
为了进一步扩大新学术范式的影响，《新青年》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从1918年1月出版的第4卷第1号起，开始改用白话。从4卷2号起，开始陆续刊载沈尹默、刘半农等人的白话诗。4卷5号，推出了鲁迅的第一部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五四”学人新学术范式的创建和成功的例证，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学术旨趣多元化的形成，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的独立发展。
现代哲学家贺麟对五四时期的学术曾作过如下评价：“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中国大学教育方面，总算稍稍培植了一点近代学术自由独立的基础：一般学人，知道求学不是做官的手段，学术有学术自身的使命与尊严。”[22]
贺麟的评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五四”新学术范式对现代学术发展的意义。政学分途，才使得多元学术旨趣得以形成，才使得学术不再依附于政治，使学术成为学术，也才使得学者感到自身的使命，而潜心研究学术。纵观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史，一批具有世纪影响的学者的出现，完全得力于五四时期学术自由独立品格的养成。
(2)新的学术观念和方法的推广，吸引了一大批有志学术的青年，造就和壮大了现代学术队伍。
顾颉刚是现代“古史辨派”的领军人物，他曾多次表示，是胡适、钱玄同等人新的学术观念和学术方法，使他走上现代学术研究之路。他说：“我非常地感谢适之、玄同两先生，他们给我各方面的启发和鼓励，使我敢于把违背旧说的种种意见发表出来。”他还说，“要是我不亲从适之先生受学，不了解他的研究方法，我也不会认识自己最近情的学问乃是史学。要是适之、玄同两先生不提起我的编集辨伪材料的兴趣，奖励我的大胆假设，我对于研究古史的进行也不会这般快速”。[10]
蔡尚思也曾回忆王国维学术思想对他的影响。他说，王国维曾教导他，“治学与做官是两途而不是一途”，“希望年少力富的人，能专心一意地治学”。[23]
类似的例证很多很多。回顾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历程，我们便能清楚地看到，一些在学术上有建树的学者，大多是在“五四”新范式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3)学术分科的专门化，基本勘定了现代学科的分野。
如前所述，“五四”学术新范式不再讲究培养“通儒”，在大学中文史哲开始分科，并引进了西方现代新兴学科。不仅如此，“五四”学人在学科的基础上，还成立了各种专门化的学术团体。如1919年，北京大学成立的重要学术团体就有国文学会、史学会、数学会、心理学会、教育学会、新文学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等。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凡在大学设有学系的，一般都有相应的学会或研究会。这种新范式的学科建设，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而且为中国现代学科的勘定奠定了基础。纵观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史，各种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建设，其源头几乎都可追溯到五四时期。
(4)语体、文体的革新，基本确定了中国现代学术论著的形式。
五四时期学人关于学术形式的革新，逐渐为人们所接受。通观我国现今流行的学术论著样式，如以白话行文，以标点断句，以章节构筑论著框架，文字排列左行横迤等等，无一不是“五四”新范式的延续。可以说，中国现代学术论著的形式，是从“五四”开始的。
综观五四时期的中国学术，新学术范式的创建，既表明中国学术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同时也表明，“五四”学人已迈开了建设中国现代学术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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