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高负债对财政影响的预警性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有企业论文,财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企业高负债成为我国现阶段经济运行中的一个客观事实。抽象地从企业负债率本身来分析，很难判断企业高负债是“好事”还是“坏事”。如在60和70年代，日本企业的平均负债率达到160%， 本田公司曾一度高达600%；到80年代初，日本的企业负债率仍高达77%， 但并未出现什么大的问题。假如企业发展前景良好，盈利能力很强，能按期归还债务，那么，企业即使是高负债，也不是什么坏事。
但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企业高负债带来了种种严重的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巨大障碍，甚至可能由此引发金融危机，导致货币信用体系的崩溃。以下事实支持了这个判断。
一是国有企业高负债不是个别情况，而是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国有资产管理局1994年底对两万户国有企业清产核资的结果表明，资产负债率平均高达79%（其中资产贷款率达到70%），比1980年的18.7%提高了60.3个百分点；若扣除资产中的损失挂帐，实际资产负债率达到84%，则比1980年提高了65.3个百分点。另据统计，1994年全国清产核资12.4万户国有工商企业，发现其中约有27.6%的企业帐面负债总额超出资产总额，若扣除损失挂帐，则另有21.5%的企业实际成为“空壳”。
二是多数企业效益低下，甚至亏损，无法按期归还债务，致使银行不良资产比例不断扩大，已威胁到银行体系的安全。据统计，1994年亏损企业占预算内国有企业的比例达到36%，比1980年提高了约27个百分点，经济效益的不断下降与企业负债率的不断上升形成对照。这使银行不良资产不断增多，到1994年已经达到1万多亿元， 差不多占银行贷款的40%。据湖南城市金融学会调查，某市专业银行1996年各项贷款余额中的不良债权达到56.6%，其中逾期贷款占39.07%，呆滞贷款占 14.9%，呆帐贷款占2.6%， 均超过了《巴塞尔协议》规定的商业银行逾期贷款应低于总额的10%，呆滞贷款应低于1.5%，呆帐贷款应低于1%的标准。
三是拖债、赖债的现象十分普遍，经济运行中的正常信用关系受到严重破坏。在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就是一种信用经济，信用关系的有序化、规范化和法制化是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前提。但在企业普遍高负债的情况下，拖债、赖债似乎变为“正当”、“合理”的了，不仅拖欠银行贷款，而且拖欠国家税收。企业之间的相互拖欠更是家常便饭，“三角债”前清后欠，规模不断增大。据对全国乡及乡以上近40万个工业企业统计，1994年末企业应收帐款净额达到6314 亿元， 比年初上升2400亿元；到1995年6月底，应收帐款达到7376亿元。 信用关系的紊乱对经济的“破坏性”比过度负债本身还要大。高负债可以降下来，但由此而搞乱了的信用关系要恢复起来，并成为一种稳定的企业心理，则非常困难。
尽管导致企业过度负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微观机制的问题，也有宏观管理的弊端，但无论怎样，国家财政总是最终的风险承担者。责任可以由大家来负，但最后收拾摊子，总归是落到财政的头上。这也是财政职能的基本要义之一，因为任何社会总是要有一个最终的风险承担者。要缓解进而最终解决国有企业过度负债的问题，不论财政状况如何，是财力充裕，还是十分困难，财政部门都不可能置身事外。事实上，企业过度负债已经对财政产生了各种直接的和间接的影响，下面的分析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无论从振兴国家财政的战略来看，还是从缓解眼前的财政困难考察，对这些影响，都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应当指出的是，解决企业过度负债问题是当前整个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一项综合性的巨大工程，在这里很难提出完整的解决方案。所以，本文的分析角度侧重于国有企业过度负债对财政产生的客观影响。
一、企业高负债：从生产过程来分析
生产过程是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起点，也是决定财政的深层次基础，许多矛盾和问题均肇始于此。企业高负债对财政的影响也是从生产过程开始的，或者说首先反映在生产过程。
（一）企业盈利率、负债率与财政收入的关联性分析
财政收支和企业收支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企业盈利水平决定财政收入状况；另一方面，财政支出状况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企业的盈利能力。鉴于这许多年来，财政对国有企业的直接投资极少，故这里只从财政收入方面来分析。
在我国现行税制结构下，企业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提供者。从生产过程来看，财政收入的增长取决于三个基本因素：一是企业资产盈利率（企业剩余产品价值与企业资产的比率），二是企业资产负债率（主要考虑资产贷款率），三是债务利率（主要是贷款利率）。它们之间的关联性可用下列方程来表示：
V=TK（P-RB）（1）
其中V为企业提供的财政收入； T为综合税率，在此可设定为一常数；K为企业资产总量，短期内可设定为一常量；P为企业资产盈利率；R为贷款利率；B为企业资产负债率。
由方程（1）不难看出：当P＞RB时，也就是只有当企业资产盈利率大于贷款利率与企业资产负债率的乘积时，企业才可能提供财政收入；当P＝RB时，即企业盈利只够支付利息，企业提供的财政收入为零；当P＜RB时，企业资产回报不够支付利息，所提供的财政收入为负数。
进一步具体分析，P、R、B 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的变化将会对财政收入的增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运用因素分析方法来作一剖析。
1.设企业资产盈利率P和贷款利率R不变，则企业资产负债率B 的变化会对财政收入增长造成如下影响。（1）在P＞RB的初始条件下，资产负债率B上升，企业提供的财政收入将会减少；B下降，企业提供的财政收入将会增加。（2）在P＝RB的初始条件下，B上升， 企业提供的财政收入将由零变为负数；B下降，企业提供的财政收入将由零变为正数。 （3）在P＜RB的初始条件下，B上升， 企业提供的财政收入呈负数增加；B下降，企业提供的财政收入呈负数减少。
据有关部门的资料估算，目前国有企业的资产盈利率为14%左右，银行贷款的平均利率为12%，在这两个因素固定不变的情况下，企业资产贷款率必须低于116%，企业才可能提供财政收入。事实上， 现在企业的资产贷款率是70%左右，满足P＞RB的条件， 故国有企业每年还可以为国家提供大量财政收入（间接税）。但若我们把间接税从企业盈利中扣除，则目前国有企业的资产盈利率约为6%，银行贷款利率为12 %的情况下，企业资产贷款率必须低于50%，企业利润才不会为零，企业才可能提供所得税和上缴利润；否则，企业亏损，财政亏损补贴扩大。按照平均70%的资产贷款率来计算，整个国有经济部门实际上是亏损的，帐面上摆着的几百个亿的利润，很大程度上是靠存量资产转化而来。
2.设企业资产盈利率P和企业资产负债率B不变，则贷款利率R 的变化会对财政收入增长造成如下影响。（1）在P＞RB的初始条件下，贷款利率R提高，企业提供的财政收入减少；R降低，企业提供的财政收入增加。（2）在P＝RB的初始条件下，R提高， 企业提供的财政收入将由零变为负数；R降低，企业提供的财政收入将由零变为正数。（3）在P ＜RB的初始条件下，R提高，企业提供的财政收入呈负数增加；R降低，企业提供的财政收入呈负数减少。
当资产盈利率为14%左右，资产贷款率为70%时，贷款的平均利率必须低于20%，企业才可能提供财政收入。正是因为实际的贷款平均利率为12%，也满足第一个初始条件，所以国有企业还能够提供财政收入（间接税）。同样，若是扣除间接税，资产盈利率为6%， 在资产贷款率为70%的情况下，贷款的平均利率必须低于8.5%，企业才不会亏损，企业才可能提供所得税和上缴利润；不然，财政收入反还要被亏损冲掉一块。
3.设企业资产负债率B和贷款平均利率 R不变，则企业资产盈利率P的变化会对财政收入增长造成如下影响。（1）在P＞RB的初始条件下，企业资产盈利率P提高，财政收入增加；P降低，财政收入减少。（2）在P＝RB的初始条件下，P提高，企业提供的财政收入将由零变为正数；P降低，企业提供的财政收入将由零变为负数。（3）在P＜RB 的初始条件下，P提高，企业提供的财政收入将呈负数减少；P降低，企业提供的财政收入将呈负数增加。
当企业资产贷款率为70%，贷款平均利率为12%时，资产盈利率必须高于8.4%，国有企业才可能提供财政收入。 目前国有企业能提供财政收入（间接税）也就是因为实际的资产盈利率达到14%，同样满足第一个初始条件。但在扣除间接税的情况下，实际的资产盈利率只6 %，企业陷入亏损状态，无法提供所得税和上缴利润。
至此，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了。财政收入与企业资产盈利率成正比，与企业资产负债率、债务利率成反比。按照现有资料估算，在另两个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企业资产盈利率8.4%、企业资产负债率116%、贷款平均利率20%分别是企业在三种情况下能否提供财政收入（间接税）的三个临界点；企业资产盈利率8.4%、企业资产负债率50%、 贷款平均利率8.5%分别为企业在三种情况下是否亏损， 能否提供所得税和利润上缴的三个临界点。这两个层次的三个临界点提供了一个具有多种选择的可能性空间，可以依据不同的初始条件抉择。
（二）最优负债率、企业效率与财政收入最大化
从理论上分析，当其他条件不变时，总有一个与企业效率最大化相对应的企业最优负债率。企业效率最大时，企业提供的财政收入也就很自然地达到最大。当然，对不同的行业来说，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别，其最优负债率是不一样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下面的分析。
设B1为最优负债率。当企业资产负债率低于B1时，企业债务规模扩大，企业效率随之提高，财政收入相应增长。这是因为：
1.随着社会平均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生产过程的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要进入某一产业，生产某种产品，通常会遇到资本规模的障碍。如果所需投资都靠自我积累，那么，企业效率就会很低，甚至没有效率。在这种情况下，若是借入资金，就可以迅速弥补自有投资资本的不足，达到某种技术水平下所要求的资本规模。这时，企业效率就会随着资本规模的扩大而提高。
2.现代社会产业分工越来越细，生产过程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由此而出现了规模经济效应。在达到规模经济之前，企业规模的扩大，就可带来企业效率的提高。在此情况下，负债效益要大于负债成本。因此，也可以这样说，当企业资产负债率低于B1时，企业负债越多，企业规模效益就越大，从而资产盈利率就越高。当然，这是以利率等因素不变为前提的。
但当企业资产负债率大于B1时，企业债务规模越是扩大，企业效率随之降低，财政收入也相应减少。因为借入资金是有成本的，如果达不到规模经济而继续扩张，那么，规模效益就会递减。也就是说，借入单位资金所带来的效益将小于借入单位资金的成本。这时，企业负债率越高，企业经济效益下降越快，企业生产经营就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恶性循环。
当多数企业负债率超过B1时，企业之间的资产流动、重组更加困难，资源配置难以优化，整个国有经济部门的效益就会越来越差。事实上，现实的情况已是如此。就我国目前的利率水平、企业经营机制和国家财政状况等等情况来比较分析考察，企业平均79%的资产负债率，70%的企业资产贷款率都是偏高的。很显然，在目前这个阶段，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是非常必要的一种选择。
二、企业高负债：从分配过程来分析
（一）企业负债率与分配格局的变化
一定时期的GDP总是一定的，为了便于分析，设GDP只在财政、银行、企业和家庭四个部门之间进行分配。
1.企业高负债首先会导致GDP分配向银行部门倾斜。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若企业的贷款利率高于企业资产利润率，则企业负债率越高，企业所得占GDP的比重越小。 比如某一企业自有资本金和银行贷款均为1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50%，贷款利率和总资产利润率分别为 10%和6%，此时企业所得为2万元，银行所得为10万元；若负债率提高到75%，企业资产总额仍为200万，则企业所得为－3万元，银行所得为15万。显然，随着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提高，在GDP分配中， 企业所得份额日益减少，而银行所得份额不断增加。
从现实情况看，目前银行的贷款利率在10%以上，而国有企业的总资产利润率在3%以下，实际平均负债率达到84%， 流动资产负债率高达91.5%。高负债致使银行每年从国有企业拿走1500亿元，而1994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的利润还不足300亿元，企业实际上是在给银行“打工”。利息虽然可以计入企业的成本，但企业部门的利润所得在GDP 中所占的份额却是不断减少，银行部门所占的比重却是不断增加。
2.在居民储蓄存款迅速增加的情况下，企业高负债也会导致GDP 分配向家庭部门倾斜。企业的最大债权人——银行从企业拿走的利息，并不能独占。因为银行的4.5万亿元资产中居民储蓄存款达3万亿元，而且增长很快，全国人均储蓄存款余额由1978年的21元猛增到1995年的2500元，银行自有资本金只有3千亿元左右。因此， 如果说企业在给银行“打工”的话，那么银行这个“老板”还必须将其所得的大部分转移给家庭部门。也就是说，企业高负债导致银行和家庭部门共同“瓜分”企业盈利，形成GDP分配由企业部门向银行和家庭部门倾斜的分配格局。
3.在企业高负债条件下的GDP分配格局中， 财政部门所占份额不断减少。国有企业一直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提供者，高负债使国有企业的所得不断减少，经济效益每况愈下，不但使财政少收一块，而且还要给亏损企业补贴一块。虽然银行部门从企业部门拿得多了，银行上交财政的部分也相应有所增加，但由于银行部门所得大部分又流向了家庭部门，再加上银行亏损面不断扩大，银行上交财政的增幅不会高于企业上交财政的减幅。而在目前的税制结构下，家庭部门能提供的财政收入非常有限。由于个人所得税制本身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征管上也有许多漏洞，加之公民纳税意识淡薄，个人所得税增幅很高，但数额却不大。1994年个人所得税仅占全部财政收入的1.45%，到1995年10月，个人所得税收入仅为100亿元。由此不难看出，在企业高负债的影响下， 宏观分配机制发生了畸变，致使财政在GDP分配中所占的份额不断下降。 这是多年来导致财政收入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的机制性原因。
4.从长期来看，企业高负债所引致的分配机制畸变，会把财政经济运行推进恶性循环的轨道。高负债条件下的这种分配格局一旦形成，调整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分配问题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利益，动作小了，调整效果不明显；动作大了，又会产生新的矛盾，带来新的问题。现在的财政、银行、企业已是相互牵制，谁也难以有所动作。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高负债所造成的影响不再局限于微观领域，在分配机制的映射下，已经放大到了财政经济的各个层面。在振兴财政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对此要有充分的估计。
（二）企业负债率与通货膨胀率
1.高负债是导致通货膨胀的深层原因。从企业部门来看，企业负债率与通货膨胀率互为联动，且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高负债企业占用了大量的银行贷款，导致资金的流动性很差，甚至一出银行，资金就沉淀在企业。企业要维持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资金继续向银行贷款。在各种压力下，银行只能是“有求必应”，其结果是货币超经济发行。这样的过程持续下去，必然引起通货膨胀。
从现实情况来看，相当一部分企业占用了大量的资金，但并没有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积压十分严重。到1995年9月， 国有工业企业产成品资金高达2000多亿元。企业的高负债形成了实实在在的有效需求，但没能产生相应的有效供给，社会供需缺口就会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负债率越高，通货膨胀也就越严重；而通货膨胀使企业的生产经营费用增加，又会扩大企业对资金的需求，使企业负债率进一步提高。通货膨胀与企业高负债的这种联动效应，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2.在现行税制结构下，高负债推动的通货膨胀会形成财政收入的累退机制。我们用一简单例子说明。假设基年GDP为 4万亿元，计划增长8%，宏观税率为15%。若无通货膨胀，则财政收入增长8%，所占GDP比重为15%。若通货膨胀率为20%，则财政收入增长-10%， 所占比重为12.5%，下降2.5个百分点。显然实际过程比其复杂得多， 但基本道理是一样的，而且通货膨胀率越高，财政收入会进一步下降。从我国财政的实践来看，改革初期财政收入占GDP 比重下降主要是因为对企业的减税让利，而近几年，一个重要原因是通货膨胀所致。通货膨胀率由1993年的13%提高到1994年的21.7%，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却相应地由13 .9%下降到11.8%，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当然，如果税制中的税种设置、主体税种选择、税率设计等能够形成与通货膨胀相适应的财政收入增长机制，那么通货膨胀并不必然导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 而我国现行税制满足不了这一要求。
（三）企业负债率与财政收入的“水份”率
高负债导致的通货膨胀使财政收入相对减少、财政支出贬值，已经说明财政收入存在着“水份”。我们从银行和企业上交财政的角度，分析高负债是如何使财政收入含有“水份”的。
1.银行上交财政的“水份”。当不存在银行用超经济发行的货币进行贷款的条件下，根据“权责发生制”原则，银行贷款业务一旦发生，就要依法交纳营业税和所得税，而在高负债的情况下，企业不能按期还本付息，甚至根本不可能还本付息，银行上交税收要么动用其他存款，要么发行钞票，而不论哪种情况都会导致财政收入的不真实。如果企业高负债迫使银行超经济发行货币，那么，多发行的这部分货币除了使财政蒙受通货膨胀损失外，对银行来说，这也是一笔贷款业务，仍然要上交税收。由于这种货币发行没有相应的物质保证，财政因此而得到的收入含有大量“水份”是不言自明的。
2.企业上交财政的“水份”。高负债企业的共同特点是资金困难、效益低下，但国有企业作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必须依法纳税。在目前银行机制不健全、企业行为不合理的情况下，企业可以通过向银行借款来交税和交利，从而把银行的信贷资金转化为财政资金，形成财政的虚假收入。另外，企业上交财政的水份还表现在企业通过少计成本、少摊费用等手段，搞虚盈实亏。仅1992年，国有企业的各种待处理损失就有200多亿元，比1980年增加了近百倍。 企业虚盈实亏虽然表面上增加了财政收入，但实际上国有资产被淘空了，给财政留下了另一个包袱。
（四）企业负债率与分配秩序
1.高负债导致企业内部分配秩序失常。企业高负债使本来就不严格的预算约束更加软化，加剧了企业内部分配的短期化行为。在改革的转轨时期，由于企业经营机制不健全，企业内部分配中存在的乱提工资、滥发奖金的现象相当普遍，不仅盈利企业中有，而且亏损企业中也有，甚至搞得更厉害。如果说，企业自我约束机制的弱化使这种现象的产生具有某种必然性，那么，企业高负债则为这种现象的产生提供了现实条件。高负债为企业分配无序地向个人倾斜提供了几乎无约束的资金来源，而这种无序化的分配又促使企业负债率不断上升，这就在企业内部形成了高负债与分配无序化相互推进的机制。其结果是负债率越高，分配秩序越混乱。
2.高负债破坏了银行、企业和存款户之间的正常利益分配关系。在正常负债情况下，企业贷款应是严守规则，到期还本付息；而在高负债的情况下，企业债务包袱很重，往往是很难按期归还本息。加之银行对企业缺乏约束和监督机制，企业行为短期化，错误地认为“国家的钱不借白不借”，不少企业在贷款时就没有想到要还款。企业的这种不良行为不只是损害了银行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在“掠夺”存款户的财富。因为即便是国家为保住国有银行而发行钞票的话，存款户也会蒙受通货膨胀的损失。
3.高负债企业的“人质”效应对银行形成“倒逼”机制。高负债企业之所以能继续追加借
4.高负债导致企业大量欠税，破坏了国家正常的财税分配秩序。巨额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压得企业喘不过气来，加上企业经济效益不好，企业欠税相当普遍，而且数量逐步增加。1995年7月底， 全国企业欠税达210亿元；到9月底，达226亿元，比年初增加129亿元。这加剧了财政困难。而财政困难又在某种程度上对政府分配行为的规范化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以致“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的现象屡禁不止。据统计，近几年企业每年的“三乱”费用支出占利润总额的比例达到15%左右。这不仅导致国家财政收入流失，也加重了企业负担，反过来又成为企业高负债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企业高负债：从社会资金运动过程来分析
（一）企业负债率、资金周转率与国债利率的相关性分析
1.当企业负债率超过最优负债率时，会造成社会资金周转率减慢。在我国目前金融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的情况下，社会资金的运动主要是这样一个过程：中央银行、流通中的现金——专业银行负债——专业银行资产——工商企业——购进生产要素——产品销售——专业银行——中央银行。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一运动过程由于我国企业高负债的影响而受到严重阻滞。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普遍不高，亏损严重，专业银行投入企业的大量贷款长期沉淀，不能按期偿还贷款本息，从而影响了整个社会资金的正常循环运动。国有企业融资渠道狭窄，过度依赖于银行资金，而其负债结构，又偏向于周转性的流动负债，长期负债很少，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也加剧了整个资金运动的阻滞状况。在整个社会资金的运动过程中，由于企业这一极为重要的环节发生了“梗阻”，大量占压银行贷款，银行资金不能正常流转，从而影响了整个社会资金的周转速度，造成社会资金周转速度减慢。
首先从银行来看，我们以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4家专业银行全部周转率为例，1991年为1.25次，1992年为1.32 次，1993年为1.19次，到1994年又降到1.08次，周转一次为338天，比 1993年减慢31天，比1991年减慢46天。其次，从企业来看，在企业的全部流动资产中，各种潜亏、挂帐等不能参与周转的将近1/3，资金周转次数不断减慢。据1995年7月末对5000户企业的调查， 企业应收帐款同期周转次数由上年同期的5.50次下降为5.14次；平均收帐由上年的66天延长到71天；流动资金周转次数由上年同期的1.44次下降为1.33次，平均周转天数由上年同期的253天延长到266天。
从上面的数字可以看出，由于大量的银行贷款在企业中沉淀不能流动，造成了银行贷款无法按期收回，从而使社会资金周转速度减慢。而企业高负债、亏损严重，再加上破产难、兼并难，还要维持生存，于是便倒逼银行注入资金，以维持生产。而新注入的资金在企业巨大债务陷阱中又很快沉淀，更加难以流动，造成社会资金周转速度进一步减慢。
2.由于资金需求虚假扩大，促使银行利率上升，国债筹资成本扩大。高负债造成企业资金需求强劲，一方面直接倒逼银行，迫使银行不得不提高利率，另一方面，企业直接融资扩大，且融资利率很高，间接迫使银行利率上升。转制企业发行股票、集资的利率都远远高于银行利率，贷款的10%。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已经沉淀了多少资金，而在于这种资金运动呆滞、沉淀的趋势正在进一步发展。在社会资金运动过程中，呆滞、沉淀和低效资金的堆积速度大大超过了社会资金的增长速度。现在，社会资金流量的扩大不是靠盘活呆滞资金，而是靠增加货币发行、信贷投资，靠举借内债和外债。很显然，这种增加只会加速资金的沉淀堆积，加剧社会资金的短缺和紧张状况，更谈不上社会资金的优化配置。
2.企业高负债扭曲了社会资金流动的市场信号，导致大量资金流向泡沫经济领域。在走一般年利率都在20%以上，而且盈利企业和亏损企业集资利率都同样高。这无形中抬高了银行的筹资成本。企业直接融资的扩大，减少了银行的资金来源，影响了银行间接融资的主导地位，从而促使银行提高存款利率。而银行利率的上升，势必又造成国债筹资成本的扩大。银行利率与国债利率已经形成了一种“齿轮咬合”关系，中央银行在运用利率杠杆时，要看国债的利率水平，而财政发行国债时，也要看银行的利率水平，且一般要高于银行同期储蓄存款利率，否则，国债发行难度就会加大。这样一来，既加大了国债利息负担，使国家财政更加困难，同时也推动了社会资金成本的提高，使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压力进一步上升，在某种程度上又抵消了宏观紧缩的成效。可见，在企业高负债的情况下，国债利率与银行利率将呈交替上升态势，使社会资金陷入不良的循环状态，政府宏观调控也更加困难。
（二）企业负债率、银行不良资产率与潜在财政赤字
1.银行不良资产比例的提高，短期内导致银行亏损，上缴财政的收入减少。在国有企业高负债的直接影响下，银行不良资产比率不断上升。据统计，工、农、中、建4家国有专业银行1994年末，不良贷款5323 亿元，占全部贷款的20.4%，其中，逾期贷款占11.4%，呆滞贷款占 7.7%，呆帐贷款占1.3%。随着资不抵债企业依法破产的增多， 预计呆帐比例会继续扩大。在企业经济效益持续下降的情况下，高负债企业无论如何也无法归还银行的贷款本息，企业的债务只能越背越多，亏损越来越大。据统计，到1993年底，全国预算内国有企业亏损额为1000多亿元，加上企业挂帐损失1000多亿元，潜亏1000亿元，实际亏损额达到3000亿元以上，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70%左右。企业增加的亏损目前只能转嫁给银行，使银行的不良资产增多，银行亏损增加。按照1995年国有经济资产盈利率6%左右、贷款实际到位利率14%左右、资产贷款率70 %左右，和4万亿总资产计算，在理论上整个国有经济全年将亏损1500 亿元，实际亏损将在1200亿元左右，由此将给银行形成800～1000 亿元新的呆滞帐。从短期来看，企业和银行的大面积亏损意味着上交财政的利税减少，使困难的国家财政雪上加霜。
2.从长期来看，银行和企业的亏损是潜在的巨额财政赤字，对经济、社会的稳定都将构成威胁。国家专业银行是特殊的国有企业，它的亏损最终也是要由国家财政来承担的。现在，财政实际上已经承担了银行的大量亏损，如每年大约1000亿元的货币发行收入，是以国家政治权力而形成的，实质上应属于财政收入，但银行都用来弥补亏损了。财政的“相对贫困化”日益严重，地方财政50%以上的县连年赤字，保证及时发放工资都很困难；而中央财政约50%的支出是靠发债来维持的，年发债规模已近2000亿元，已经面临着爆发债务危机的危险。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银行亏损实质上是潜在的财政赤字，一旦银行到了再也无法支撑企业高负债，面临破产倒闭的时候，这种潜在的赤字就会转化为显性的巨额赤字，最终只能是由国家财政来弥补。如果财政弥补不了，那财政也得破产了。果真到了财政破产的那一天，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三）企业负债率与社会资金的优化配置
1.企业高负债降低了社会资金的利用率。在目前这种体制下，高负债企业已经变成了社会资金运动过程中的一个“黑洞”，资金运动一经过这个环节，大量的资金就被吸纳沉淀下来。据统计，我国目前处于呆滞、沉淀和无效的社会资金总额达到3万亿元， 约占社会资金存量总额的50%。从银行来看，目前银行的沉淀贷款约占贷款总额的1/3，其中呆帐贷款又约占沉淀款，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把过去的贷款当作向银行继续索取新贷款的“人质”，迫使银行就范。另外，国有银行也盼着企业能起死回生，以期还款有望。这样一来，在高负债面前，银行信贷分配秩序也就化为乌有。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资金的逐利性表现得越来越强烈。在传统体制下，资金的流动主要是政府计划引导的；在现行体制下，资金的流动越来越是由市场引导。但在企业高负债的影响下，市场信号，即通过市场反映出来的预期投资回报率被扭曲了。据统计，国有工业企业1980年百元产值实现利税24.32元，1993年降到12.87元；资金利税率1980年24.76%，1993年降到9.68%； 百元销售收入实现利润1980年为16.22元，1993年降到3.61元。目前企业资产盈利率仅6%左右，远远低于贷款的平均利率。很显然，生产领域的低回报率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产生了一种“排挤效应”，使大量的资金流向投资回报率更高的产业和行业，如房地产、外汇、商品期货、金融期货、股票等等。大量社会游资的出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在金融市场不健全的情况下，大量社会游资的存在使社会资金的优化配置难以实现，相反地对泡沫经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财政经济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四、结论
综合前面的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国有企业高负债表现在微观领域，但涉及到经济运行的各个层面，实际上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在新旧体制转换取得较大的进展以前，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企业高负债的问题只能是缓解于一时。所以，要彻底解决国有企业高负债问题，适当的政策调整是必要的，但主要还得靠深化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不然，负债率现在降下来，过几年又会升上去。关键是要通过改革，使国有企业资产盈利率不断提高，并有机制上的内在保证。这就要重塑微观基础，真正实现国有企业转机建制。但这不只是一个微观基础问题，政府职能的调整与界定在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更加重要。
2.国有企业高负债显露于现在，但成因于过去，是我们在探索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是由政府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决定的。在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政府如何配置资源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财政主导型，二是银行主导型，三是财政银行协调型。财政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总是令人联想到计划经济体制，因而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不由自主地选择了银行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这些年来，经济发展主要是靠政府信贷投资、信用贷款来推动的。国有企业生产经营靠贷款，扩大再生产靠贷款，新创办企业的资本金基本上也是靠贷款，甚至企业工资发不出去也是找银行要贷款，故而出现了所谓“安定团结贷款”。在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下，企业高负债是必然的。因此，若不从指导思想上改变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认识，加强财政与银行之间的协调，那么，降低企业负债率，也只能是暂的缓解，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3.高负债对财政的最大影响不是一收一支的得失问题，而是财源基础被侵蚀，分配机制被扭曲。从微观来说，企业高负债加剧了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约束，技术改造、新产品开发、规模经济等等，都因高负债下的资金短缺而难以实现，加之企业经营机制不健全，致使企业经济效益不断下降。从宏观来看，有限的社会资金因高负债的影响而难以得到优化配置，社会资金利用率和利用效率都很低，宏观效益下降。这使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失去了坚实的基础。而企业高负债又加剧了宏观分配机制的扭曲，导致GDP分配更加不合理， 致使财政收入的增长遇到了机制性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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