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的变革与变革的模式——中国体育体制和运转机制变革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式论文,中国体育论文,体制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12.0;G8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01)01-0001-04
我们已经跨入了21世纪。回顾近百年的历程，中国体育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国家和民族在这个世纪所赋予的文化任务，中国体育已经全面冲击亚洲、走向世界；中国体育巨人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从洛杉矶奥运会上零的突破到实现巴塞罗那和亚特兰大奥运会金牌和团体总分名列世界前茅的目标。然而，完成了这个世纪的文化任务并不等于说已经就实现了从传统体育向现代体育的完全转变。实际上，传统体育观念与现代体育观念的冲突、传统体育体制与现代体育管理体制的碰撞，仍然是当代中国体育的主要矛盾。这就是说，体育观念和体育体制的“转型”并没有完全实现。现在可以估计，彻底地实现从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封闭的、条块分割的传统体育体制向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开放的，依托社会、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现代体育管理体制“转型”，建构起完整的中国现代体育管理体系大厦，将是21世纪中国体育的文化使命和文化责任。
我们在“中国体育体制转轨”的研究中，从世界体育发展趋势的学术立场为出发点，以当代世界体育发展趋势赋予我们的那种不同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观念框架、范畴体系和意义网络为视角，以世界体育发展趋势所提供的标准为价值判断和基本依据，力图探索中国传统体育观念向现代体育观念的“转型”和演变，中国传统体育体制向现代体育体制的“转型”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和发展机理。
1 当今世界体育体制的发展和变迁
1.1 世界体育体制变迁中的一些基本概念
1.1.1 “东欧转轨”
它是指80年代末发生巨变以后的东欧各国在政治和经济转型过程中采用的基本方式。尽管有多种细微差别，但在各国推行时总体上是相似的。先是被称为“休克疗法”的一揽子激进经济变革措施，包括它的内容和成效；其次是剧烈迅猛市场化的政治前提，包括各种政治力量的消长和面向西方的“回归欧洲”纲领的确定；最后是现有方式的历史联系，包括二战以前的特殊的政经结构，冷战时代斯大林主义及模式的强行植入及后果，还有经济改良阶段的成就和问题。东欧各国体育体制的转轨于此完全吻合，前苏联和民主德国、波兰和捷克、保加利和匈牙利均以“休克疗法”为特征，进行大刀阔斧的体育体制改革，以“休克”举国体育体制为代价，伴随着阵痛强行执行体育的市场化、商品化改革，至今已经取得了极为明显的效果。
1.1.2 “西欧模式”
这是以当今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以市场化为基础的社会运转和管理模式。尽管各国采取的方式不尽相同，但均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商品交换为前提，在有宏观控制的条件下完善社会自我协调和发展机制。在社会体育的发展和运转中，则多以俱乐部为基础，以等级联赛为杠杆，以社会化、商业化为支柱的自我协调管理形式。
1.1.3 “东亚方式”
在这里主要是指70年代末以后逐渐定型的东亚“四小龙”（韩国、香港、新加坡和台湾），它的主要内容包括开明专制的政府，注重权力和民生的官方哲学、儒家伦理的精神支柱等，当然，不可忽视美国的巨大影响和东亚起飞时的特殊条件。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和韩国竞技体育的先盛后衰以及大众体育的迅猛发展，无疑为我国体育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某些经验和思路。而日本和韩国体育上的这一变化又与其经济的腾飞形成明显的对照和反差，它昭示了这样一种现象：即这两个国家在经济上升和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时期，其竞技运动也作为相应的某种社会心理的情绪表露即上升，而一旦达到国家现代化水准，竞技运动的象征作用也便宣告消退、弱化。
1.1.4 “中国道路”
在这里主要是指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之后为中国社会描绘的发展图景，即确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模式。在界定中国体育发展道路这一概念时，不可忽视以下方面：(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竞技体育所取得的辉煌成就；(2)中国体育发展进程中明显的波动性；(3)中国体育历来与政治和经济保持着联系，尤其是近几年的变化更不同于前10年的特殊联系。
1.2 东欧转轨和东亚方式的启示和教训
1.2.1 东欧转轨——痛苦的回归
1.2.1.1 “回归欧洲”。自1989年以来的东欧地区各国，尤其是前苏联和民主德国、波兰和捷克、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等国的变化，是采取所谓的“回归欧洲”，即去除斯大林主义的东方模式插入的种种影响，复归中欧与西欧及北美的昔日密切联系，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实现彻底“西化”。本质上讲，它要求一种与过去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轨迹完全不同的哲学、价值观及社会制度，它也决定了新的变化必然是迅猛的、革命性的、全新式的，从而预示着不可避免的中断、无序、茫然和痛苦。
1.2.1.2 “休克疗法”(the shocked therapy)。它是这一变化的典型表现。其在体育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主要特征是：(1)按市场经济要求培育和开发体育市场；(2)按经济发展规律导向体育运动的生产者和消费者；(3)体育活动的财源不再主要依靠政府预算拨款，而是主要依靠社会自我筹集；(4)完善统一的体育人才交流市场，与国际体育大市场接轨；(5)彻底改造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运动训练和竞赛体制，变举国体制为全民体育体制；(6)将体育服务推向社会，并尽最大限度地争取西方国家的援助和合作。这一揽子措施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它的最大优点是避免了“开倒车”的可能，使体育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迈进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它的弊端及问题亦与此有关：原有体育管理体制的各种好处或优越性荡然无存，如强大的国家财政手段、超越时空和经济发展的行政措施、不可思议的政治待遇以及竞技体育的高速发展等等；市场化国家早期通常会遇到的各种麻烦在体育的变革和转轨过程中也同样暴露无遗。
1.2.1.3 “非国家化”目标。东欧国家和地区推行体育变革的主导思想是恢复体育的社会化风气，最大限度地实现体育“非国家化”；这与沿用几十年的体育哲学命题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和冲突。一方面它强化了体育社会化的进程，提高了大众参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和可能性；另一方面它弱化了体育主管部门和有关政府机构本来应当具有的部分职能，也导致了原有的训练体制、竞赛体制、人才体制、资金拨款体制、对外交流关系以及上下纵横、条块分割、区域壁垒、各自为政的关系紊乱。
1.2.1.4 “钟摆现象”。近几年来，东欧地区各国由明显的“钟摆现象”这一动荡不安的特殊转型过程逐渐变得平衡。“钟摆现象”是各国政府为实现激进的改革方案所不得不咽下的一剂社会不稳定的苦药。“所谓钟摆现象，指的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一种崇拜转为另一种崇拜，从一种失重变成另一种失重；由于钟摆反弹在一些方面过分剧烈，加剧了社会的紧张，增加了转型过程的痛楚。”（注：王富仁.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逆向性特征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逆向性特征——在东西古今的碰撞中[M].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由于体育转型中的教练员失业、运动员流失、体育行政部门的解体、社会福利待遇的降低、国家定向拨款的减少等，使得在推翻传统的体育体制之后不能自行产生新的社会体育运转机制和秩序，尤其不会立即产生。因此，要缔造一个新的体育运转机制和社会化体育运转秩序，要使社会大众承认并支持体育变革的方向和所要追求的目标，也需假以时日。然而，我们认为：跨入21世纪的今天，东欧地区各国在体育方面的改革已经开始进入了实质性的“着陆”阶段。尤其是前民主德国、匈牙利、捷克和保加利亚，由于有联邦德国的大力援助和现有体制的参照和借鉴，有匈、捷、保等国改良阶段卓有成效的成果，使得这些国家在体育转轨过程中的社会紧张程度和体育内部的动荡过程不太剧烈和严重。
1.3 东亚方式——东方式的革命
1.3.1 日韩二元结构的政治体制。曾几何时日本和韩国在政治上是多么的专制，“但其在经济领域却始终享有相对充分的自由；价格的自发波动，企业的自由进退，市场的自主运作等，很少受到政局的波动、政治方针的变化和政治家个人的沉浮左右。”（注：王逸舟.从东欧转轨看中国道路[J].经济参考研究，1993,(8):16-23.）日本和韩国竞技运动的兴盛、失落和再度繁荣以及大众体育的蓬勃发展则首先受制于政治体制和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但最终却服从于市场规律和商品交换原则。
1.3.2 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日本和韩国政府都推崇儒家伦理精神，强调历史与现实的不可割裂；在发展过程中它们也有意识地寻找二者的结合点，使本民族本国的东西发扬光大。因此，东方传统社会的一些价值形式竟然化腐朽为神奇，成为创造这两个国家体育奇迹的重要因素。比如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曾经造就了“东洋魔女”；韩国的重集体主义、抑制个人主义强化了团队的合作精神，在泰陵这一神秘的训练“集中营”中创造了汉城亚运会和奥运会上的双重奇迹。国家的权威主义有助于对运动队严明纪律的贯彻和实施；忠孝观念培养了运动员对国家的忠诚和在运动竞赛中的奉献精神；民主自由观念的淡薄反倒有利于“泰勒制”传统管理方法在运动训练中的实施。但必须看到，这种以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为最高宗旨的竞技体育转化过程仅仅是政治对体育提出的阶段性任务，它只能成为体育改革的中途半端，若不继续推进，由体育的国家化转为体育的社会化、商品化、产业化、职业化，由物的层面转到更高的精神层面，由体育为政治服务转到体育为政治、经济、社会和满足人民大众基本的健身娱乐消遣等诸多需要和目标并重，势必造成体育体制社会化改革道路上的梗阻和迟滞。
1.3.3 体育改革的市场化、商业化在前，体育与政治的脱壳在后。观察日本和韩国的体育发展，不难得出上述结论。就市场化而言，日本和韩国的体育发展均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家统治时期，它与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主义的高度集权体制有类似之处，国家政权机器的控制相当严厉，私人和企业开设和承办的体育俱乐部和娱乐消遣场所尽管仍存在，但受到遏制；第二阶段是形成时期，随着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人民大众对体育运动需求的日益提高，加之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余暇时间的增加，体育市场初具雏型，但远不健全；第三阶段是体育市场大发展期，在日本出现于80年代初期，在南韩出现于现政府当权始。虽然头两个阶段亦有静悄悄的体育市场化、商业化的改革，但真正意义上把体育推向市场、推向社会却发端于第三阶段，目前仍方兴未艾。日本已经基本完成从权威主义政体对体育的统治向体育社会化、市场化的转轨或“脱壳”。而韩国目前正处于这一转变或“脱壳”的震荡、变幻、冲击的重要时期。它预示着有着特殊而修久的政治文化传统的东方国家的体育现代化发展道路。
1.4 西欧模式——当今中国体育关注的焦点
1.4.1 中国体育关注焦点的转变
自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之后为中国社会描绘的发展图景，即确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模式后，中国体育体制的改革也开始迈向商品化、社会化、产业化、职业化和市场化。在这些背景下，正像极其需要科学地研究前苏联等东欧国家社会主义举国体育体制垮台的复杂原因一样，人们更迫切需要透彻了解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市场化体育运转机制的内中实情。
1.4.2 西欧体育发展模式的特点
一谈到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体育体制，人们自然首先想到的是美国和德国的发展模式。因为这两个国家的体育人口众多，竞技水平又高；体育俱乐部体制完善，体育产业化基础扎实；体育竞赛市场既活跃，体育法规又健全；老百姓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既高涨，体育场馆池的活动内容又丰富；新闻电视广播媒体既重视关注，老百姓的体育价值观念意识又现代新颖。诚然，人们往往比较注意它们之间的不同点，这确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一项课题。但我们认为，对于美国和德国这两种体育发展模式来说，更重要的是应该注意它们的共性。美国和德国这两种体育发展模式的主要共同点可以概括为以下5个方面：(1)在体育管理体制方面，都采取民办官助，主张体育自治；(2)在社会体育运转机制方面，都以体育协会、体育俱乐部、学校体育、社区体育等为基本活动单位开展各种形式的娱乐、健身和体育竞赛；(3)在社会体育运行调控方面，都以法律为准绳，以竞赛规则为依据，以等级联赛为杠杆实施调节和控制；(4)在体育资源配置方面，都以体育市场的大小为依据，根据体育商品的价值和体育服务的性质来确定和配置；(5)在国家体育的政治职能、目标、战略、政策和手段方面也奉行有宏观控制的社会自我协调。但近几年来这两个国家在宏观控制方面都在不同程度地加强。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它们在考虑奥林匹克运动的开展和世界体育大赛时所提出的目标都大大提高了。
2 中国体育体制改革的新视野
2.1 中国体育体制改革可供选择的目标模式
根据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近一、二十年进行体育体制改革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结合我国近十年的改革实践，中国的体育体制改革，可供选择的至少有以下四种目标模式。
2.1.1 将传统的集中型国家行政垂直协调体制的体育发展模式，改为改良型的国家行政管理模式。这种形式的转轨主要是通过对体育管理权限在各省、市、县、区内部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分工，作一些行政性的分权。对体育组织管理机构，可以适应增加和裁减，或者按项目性质成立专门的权力机构，进行归口垂直管理。对基层体委也可以适当给予一定权限和刺激因素，如减少一些指令性项目布局要求，适当照顾该地区的传统项目和民间体育项目，提高输送队员的培养费和贡献奖。但对整个体育的管理，仍然以指令性垂直控制为主，以国家拨款分配为主，以文件计划等行政手段调节为主。国家体委与地方体委的关系仍然是按条条块块的行政隶属关系，省市地区之间仍然主要是依靠纵向的联系，很少有横向的协作交流。一些东欧国家对体育体制的改革，也曾采用这种办法，如前苏联和保加利亚。
这种模式，从实践来看，效果是很不理想的。最关键的问题是国家对体育管得过多、统得过死，各级基层体育部门缺乏生机和活力，体育的整体投入和产出效益欠佳。按照这种模式改革的国家，一般竞技体育的发展速度虽然不算太低，尤其在奥运会项目上可快速起飞，但投资大、收益小，基础薄弱，资金短缺，使“马太效应”在“尖端”与“基础”两端越演越烈，从而导致竞技体育发展的恶性循环。所以，这些国家先后对这类体育体制模式进行了新的根本改造。
2.1.2 将传统的集中型国家行政垂直协调体制的体育发展模式，改为间接的国家行政管理模式。即国家垂直指令性控制可以取消，基本上全部改为指导性计划控制，但对基层体育部门的体育发展，继续靠国家行政体育部门纵向的管理和集中化的拨款的决策来进行，仍然不强调主要依靠社会力量，仍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化体育体系；基层体育部门与国家体育部门之间仍然存在着隶属关系；基层体育部门在项目设置、后备人材培养和输送问题上，仍然是一只眼睛盯着上级体委，一只眼睛盯着社会上的工矿企业和大专院校以解决退役运动员的出路问题，从而形成对上级体委部门和社会团体的双重依赖。而且，前一种依赖往往是主要的，因此在财务上，基层体育部门主要靠国家行政拨款。因此，基层体育部门的盛衰与存亡，仍然依赖于纵向的国家行政保护与照顾，县区乡镇乃至省市体育部门仍然缺乏自觉提高和拓展地方体育整体效益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这种模式同第一种模式相比较，是一大进步。从有的国家体育体制改革的实践来看，在一定时期内有着比较良好的效果，比如前民主德国70年代的快速崛起无不体现了这种模式的效果。但核心问题是：体育与政治的关系考虑过多，基层体育部门仍然受到国家行政部门的过多干预，没有一定的自主权力。竞技体育的社会化体系仍然没有真正形成，工矿企业和机关院校仍然很难界入竞技体育系统展开全面的竞争。
2.1.3 将传统的集中型国家行政垂直协调体制的体育发展模式，改为基本上无宏观控制的社会自我协调模式。在美国、日本及西方一些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类体育的社会协调模式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管理体制。它在宏观上基本没有国家行政权力的界入，即是有也仅仅是一个层层汇总的报告或方案，对主管体育的政府部门、基层单位、社会组织和体育俱乐部都没有约束力。
这种西方发达国家的体育发展模式，对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体育发展必须实行国家行政协调的理论和方法，是一种事实上的否定。从西方发达国家几十年的实践经验看，在这种模式下，体育的社会化作用发挥的比较充分，各种体育团体、协会、运动俱乐部的活力和竞争力比较强、体育基础雄厚、体育人才众多、体育交流频繁，能较好地满足社会上各阶层人士对竞技体育的需求，基本上克服了某些国家政府部门“独家经营”体育的现象，但由于放弃了必要的国家集中统一领导和决策，没有有效的调控手段和调控能力，在宏观上很容易发生不平衡。因此，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现在也正在探索如何在坚持运用体育社会自我协调机制的同时，适度加强有效的宏观调节与控制。
2.1.4 将传统的集中型国家行政垂直协调体制的体育发展模式，改为有宏观控制的社会自我协调体制的发展模式。这就是宏观上由国家体育行政权力机构制定科学的符合实际的发展规划进行有效控制，微观上主要由社会各级体育部门、各类体育团体和社会化体育“市场”机制来协调。通过国家行政体育部门综合平衡后所确定的关系体育发展的重要规划，如竞赛制度的规定、运动员参赛资格的确定、运动员年龄的划分等，可以是指令性的，有关部门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但主要不是依靠层层下达行政命令，而是通过制定必要的政策，以间接方法去实现。对于社会上各类体育团体、体育协会和体育俱乐部的运动训练、竞赛活动及经费开支等，除极少数体育团体由国家行政部门专门拨款、统一调配予以重点管理和控制外，基本上由各类体育团体根据当地的民俗民风和社会化基础及本身的情况自行安排。国家体育行政部门主要是采用竞赛制度的杆杠作用和法律手段来调节，以促进和保证整个体育的基本平衡和协调发展。
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既要有控制地发展体育，又要比较充分地发挥体育为社会服务的作用，把宏观控制与社会自我协调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通过国家体育行政部门制定的体育发展规划的全局性来制约社会自我协调过程中所可能产生的某种盲目性；另一方面，又运用社会自我协调机制的客观规律性来制约国家体育行政部门制定体育发展规划所可能产生的某种主观性，使宏观控制与社会自我协调互相取其所长，补其所短，推动体育的健康发展。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我国的体育体制改革所需要达到的目标，应当是第四种模式，这种模式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体制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