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毛泽东的政治人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人格论文,政治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政治人格与政治行为
政治人格，又称政治个性，是指政治主体在政治活动中产生和表现出来的持久性心理特征的总和，它在政治心理中具有重大的作用，直接影响人们的政治行为和人们在政治生活中承担的角色（注：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507页。）。政治人格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意识，它通过影响政治主体的行为，从而对政治行为的指向——社会存在，发挥能动作用。
政治主体特别是那些雄才大略、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无不具有鲜明突出的个性特征。如人们熟知的拿破仑的傲慢、林肯的谦和、邱吉尔的豪爽、希特勒的狂妄，都是他们性格特征的写照。在政治生涯中，拿破仑雄心勃勃、睥睨一切、穷兵黩武；林肯贴近人民、关心民瘼，提出“民有、民治、民享”口号，向违反人性的南方农奴制开战；邱吉尔临危不惧、慨然受命，领导英国人民粉碎了纳粹德国的猖狂进攻；希特勒骄横自大、野心膨胀，悍然发动二战；这些人物的政治作为似乎总是和他们独特的个性存在某种对应关系。可以肯定，领袖人物的政治人格和他们的政治行为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虽然这种联系是若隐若现、飘忽不定、难以捉摸的，但它的确存在。“江山代有才人出”固然不错，但是经过千锤万凿、大浪滔沙，历史最终也只是锻造出少数屈指可数的人物。伟人所以成为伟人，绝非偶然，除了客观环境提供了条件或机遇，恐怕还需要成长的“潜质”，这种“潜质”就是领袖人物不同凡响的心理特质。尽管这种心理特质就其根源来说也是为客观环境所造成的，但这种特质毕竟不是人人都具备的，而只能为少数人所独具。毫无疑问，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具有独特政治人格的杰出人物。
二、毛泽东极致的政治人格
毛泽东作为中国20世纪的历史巨人，其政治人格是一个丰富多采而又复杂的多面体，甚至有些扑朔迷离，难以把握。但拂去笼罩它的飘忽空蒙的雾霭，便可突现它那高耸的峰峦。毛泽东的独特之处在于：
1.抱负宏大是毛泽东政治个性最为显明的特征，表现为极为强烈的事业成就感、政治参与意识和特立不凡、挥洒自如的个性特征。1910年，他在去湘乡东山小学读书时，就立下了志在四方、建功立业的誓言：“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在一师期间，他写下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豪迈诗句，显示出乘万里风、破万里浪的抱负。毛泽东的政治参与意识之强烈也是罕见的。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宣告：“天下者我们之天下。国家者我们之国家。社会者我们之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表现出天生我材、必当大任，救国救民、责无旁贷的主动参与意识和指点江山、经略天下、舍我其谁的主人翁态度。在他那汪洋恣睢、气魄盖世的伟大诗篇中，更是表露出一匡天下、囊括四海的宏大政治抱负。他忆及往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他“向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他卑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宣称“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些都显示了诗人力图超越时空、俯视万类进而驾驭乾坤的雄心壮志和非凡气概。
宏大的抱负赋予了毛泽东洒脱甚至径情直遂的个性。毛泽东性格刚毅，他声称“性不好束缚”，认准一个道理，绝不随波逐流。正因为如此，他与上级的关系总是比较紧张，几度被罢官、受打击，但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的正确主张终于在遵义会议上得到公认。在毛泽东的价值选择上，他认为有人格的生存第一，奋斗被杀第二，自杀第三，屈服第四，他最深恶痛绝的就是屈服。毛泽东反对个人主义，主张集体主义，但他主张将个人主义与个性发展区别开来，在反对个人主义的同时，鼓励个性发展。他说：“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就没有社会主义”（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9页。）。毛泽东还非常欣赏《西游记》中那位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孙大圣，并在诗中加以赞誉。其个性就如同孙大圣般奔放和冲决一切罗网。很难想象一个个性扭曲、精神萎顿、唯唯诺诺、暮气沉沉的人会成长为一往无前、纵横捭阖、扭转乾坤的大政治家。正是宏大的抱负和洒脱的个性造就了毛泽东这样“超凡魅力型”的领袖人物。
2.挑战意识是毛泽东政治人格又一突出的特征，表现为顽强的斗争精神和反抗意识。他在1919年的日记中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热切呼唤和期待着火热的斗争生活。毛泽东晚年认为，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斗争哲学，即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推翻旧世界的斗争武器。他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注：《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7页。）。他用对立统一规律说明任何社会都有斗争，他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矛盾是经常有的，有矛盾就有斗争”（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73页。）。在《贺新郎·读史》一词中，毛泽东吟道：“人世难逢开口笑，到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在毛泽东看来，人类社会实际上是一部充满血泪和苦难的斗争史。
挑战意识和斗争精神赋予了毛泽东政治人格以钢铁意志和无畏气概。大革命失败后，悲观失望情绪弥漫革命队伍，林彪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却以诗人的激情描绘革命前途：“它是站在海岸遥望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它是立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6页。），他坚信革命一定会成功。毛泽东坚韧不拔、乐观自信的人格力量给予革命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还有力地支撑了毛泽东度过其漫长政治生涯中的失意岁月。他曾说自己“得过三次大的处分”（注：毛泽东《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参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四期。），其中被剥夺军权最长的一次达两年零三个月。毛泽东所以能够屡仆屡起，是由于他面对一次次“排挤打击”，没有消沉自弃，而是以顽强的毅力和乐观精神与错误路线斗争，并凭借他的智慧和力量，每每得以复出，终于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牢固的领袖地位。
3.理想与现实融合的思维方式，使毛泽东的政治人格获得了将内在理论思辩力化为科学判断力的能力，表现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始终注意并成功地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实事求是这一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必然要求重视对国情的研究。1939年，毛泽东明确提出：“认清中国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3页。）。为了弄清中国国情，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具有独特个人风格的工作方法，即特别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他的一句名言。他是这样倡导的，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他跋山涉水，深入基层，细致考察，给后人留下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调查报告和著作。如《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岗乡调查》等等。这种独特的工作方法，使毛泽东能察他人所未察、道别人所未道，为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三、过犹不及：政治人格的极致
“真理有时离谬误只有一步之遥”，事物的发展超过了“度”，就会走向反面。在毛泽东的后期尤其晚年，毛泽东已达极致的政治人格，仍以不可阴遏之势向前疾行、奔涌，在很大程度上失去理性和节控，终给他的政治行为带来了负面影响并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1.精英主义和民众主义的冲突，使毛泽东的政治人格出现了两重性：一方面是民众主义的勃发扬厉，使毛泽东将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对立和从属于工农群众。另一方面是精英主义的张扬恣睢，将毛泽东的革命英雄主义导向了个人英雄主义。在一个人的内心深处，这二者是难以“和平共处”的，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
民众主义使得毛泽东极端轻视知识分子，并将知识分子置于普通民众的从属地位。在毛泽东看来，“劳心劳力的矛盾中，劳力是主导的”（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90页。）。他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认为那些出身微贱的人最富有创造性，而名家学者反而是低能愚钝的，要“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破除对科学家的迷信，要“鼓励工人、农民、老干部、小知识分子的自信心”（注：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参见《党史研究》，1958年，第五期。）。不仅如此，知识分子还要接受工农改造。他将知识分子对工人、农民的态度提到政治高度，号召他们到农村和工厂去。他说：“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59页。）。由于认识上的偏颇，造成了建国后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一连串错误，他始终没有对知识分子的性质进行应有的定位。1962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科技工作会议和文艺工作会议上，周恩来肯定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陈毅宣布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会后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态时，毛泽东竟没有说话（注：参见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389-390页。）。1957年反右和十年文革，一大批知识分子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被称为“臭老九”，“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使知识分子身心遭到很大打击。如果说，一开始要求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接受劳动改造，是对中国儒家传统思想中劳心劳力关系的矫枉过正，后来“戴帽子”、揪斗、批判，则是走向反面了。
精英主义是毛泽东政治人格的另外一面，而且更根深蒂固。精英主义需要千百万民众的热情拥戴和敬仰，他需要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千军万马、人如潮涌的大进军中，才能显示他的统帅气度；他渴望风雨雷电，他欢呼波涛汹涌，“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随着崇拜日炽，威望愈浓，他那种顽强意志衍变为执拗和武断专行，革命英雄主义已异变为个人英雄主义。他重视以个人决断为特征的“人治”，轻视以制度管理为特征的“法治”。他说“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于一个人手上”（注：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参见《曲折发展的岁月》。）。他援引列宁的话说：“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注：毛泽东《在中央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参见《毛泽东晚年政治理论观述描》等。）。他认为“法律这个东西不要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指评剧《刘巧儿》中的马专员——作者注）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90%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注：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参见《曲折发展的岁月》等。）。迷信“人治”，轻视“法治”，这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给中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见，在后期毛泽东的精神世界中，精英主义较之民众主义是占据了压倒的优势的。
2.挑战意识的无限扩张，使毛泽东的斗争精神蜕变为“斗争情结”。毛泽东的挑战意识和斗争精神在你死我活的民主革命时期是极其必要和卓有成效的，他的确斗倒了一个旧世界。建国后，由于历史阶段不同，面临的历史任务也不同，因此，不应该再采用原来的斗争手段。但是，挑战意识的顽强驱动，加之对形势的错误估计，使毛泽东掀起了一系列急风暴雨式阶级斗争的高潮。斗争情结还使得毛泽东在行动上片面强调变革，忽略稳定；强调突变，忽略渐变。他急于看到中国强大，对长时间组织建设缺乏耐心，掀起了以大兵团作战为特征的“大跃进”运动，希望能用十五年赶超英国，后来他干脆说：“我们三年基本上超过英国，有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注：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6月18日《人民日报》。）。斗争情结使他头脑发热，甚至于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夸大到无所不能的地步。结果，历史并没有按照人们意志哪怕是伟大人物的愿望去发展，1960年，饥荒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生命。到“文革”后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3.诗人气质和浪漫情怀最终剥离了联结理想和现实的“韧带”，使毛泽东的革命理想主义衍化为政治浪漫主义。理想和现实相结合的思想方法，以及由此形成的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使毛泽东成功地指导了中国革命。毛是兼有诗人气质般浪漫情怀的政治家。浪漫情怀不仅表现在他的个人生活领域，也表现在政治生活中。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他感慨“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他想把红旗插遍全世界，想象“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应该说，这种诗人气质和浪漫情怀使毛泽东的领袖魅力更加光芒四射，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兼有大诗人声誉的政治家中最卓越的一位。但是，浪漫情怀是理想中的理想，以它来指导政治实践，一是容易使人将追求的政治理想完美化甚至绝对化，从而最终陷入幻想乃至空想。毛泽东认为，既然社会主义消灭了私有制，就要实现彻底的人人平等，为此就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取消等级制和按劳分配的工资制，因此要大办食堂，共同消费，在人民公社内部实行供给制。在这里，毛泽东把人民公社——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农业空想社会主义看作是理想的目标模式，因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二是重意识形态和精神生活，轻物质建设。他强调要“政治挂帅”，物质生活清贫不要紧，精神生活要常抓不懈、时时警惕。他说“人愈穷，才愈要革命。——因为穷，就要干，要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越往西越富，革命也越困难”（注：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参见《空想与理想之间》等。）。为了实现社会主义，主张搞“穷过渡”。
毛泽东将理想模式化、固定化，使得他习惯于直接以理想模式指导政治实践，一改过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建国后，他实际上很少下去调查研究，更多的是采取听汇报、发指示的方式指导工作。这就不能不使他的主观思想严重脱离实际，并酿成了严重后果。
毛泽东的后半生，是一个本应该以和平建设为主题的时代。这种时代的社会生活特征是尊重规律、潜心积累、渐次达到目标，而不是动荡不安、飞跃变革。其主题是建设而不是破坏。这样的时代需要条理化、步骤化、规范化的法律规章，有条不紊、有章可循地组织协调社会生活。这时需要树立的是法理的权威，而不是个人的权威。以法理的权威取代超凡魅力的个人权威，是和平年代一个国家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最重要保证。毛泽东后期政治人格的偏失，以及由此导致的严重后果，除了政治人格本身的原因外，从根本上讲，还是环境因素尤其是制度因素造成的。缺乏法制的有效规范和制约，这是个人专权的主要原因。走依法治国的道路——再也不能将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系于一人之身了，这是避免毛泽东后期悲剧性结局的必由之路，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最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