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重评”与现代文学的兴起——文学与政治双重视野中的八十年代初现代文学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现代文学论文,初现论文,视野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1）－04－0019－09
一 “致读者”的历史向度
现代文学的“重评”始于1978年。无论对于现代文学自身的历史而言，还是当代中国的命运而言，这个年份都是重要的年份。“重评”涉及的一个最深层的问题是，对历史的重新解释、重新选择，进而重新回到“五四”的历史起点，总的来说，就是对50—70年代现代文学史写作的历史逻辑的逆转，正如肯尼思·利伯塔尔所说的，“大跃进”以及后来的“文革”所造成的社会主义实践内部的“裂隙”，本身就预设了这一点，这种裂隙实现了价值、情感、信仰范式、行动模式等的重新分配和重组，并且在这种共在的冲突状态中“创造出分化并共存的利益的间隔”。[1]1978年之后的中国社会在某种意义上即是在这种“裂隙”中开始启动的，这既构成了80年代历史逻辑的一个前提，又成为其自身变革的内在动力。
跨越整个80年代的“现代文学运动”就是在这样一个起点上开始的，通过三代人的努力，借助政治革新和社会思潮的变动而完成了对历史的“改写”和对中国道路的重新抉择。回顾这段历史，1978—1983年的“历史重评”，算是“现代文学运动”的第一阶段；从1983年到1989年的现代文学的重构，算是这个运动的第二个阶段。两个阶段前后相继，但这里面的连续性是，“重评”对50－70年代社会主义实践和文学历史书写、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历史反思，构成了第二阶段的基础，王瑶在1985年的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的讲话能够比较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开始全面复苏。最初几年，主要是进行“拨乱反正”的工作，在理论上澄清了现代文学的根本性质问题。同时大力恢复实事求是的科学学风，对一大批作家作品进行了“再评价”——这些工作实际上具有某种“平反”的性质，因此，其中掺杂着一些强烈的感情因素是可以理解的。直到近年，才开始转入日常的学术建设。[2]
具有“平反”性质的“再评价”一方面是对政治革新的配合，另一方面又与“人性”、“人道主义”思潮合流实现了对学科自身的反思，以“还原历史本来的面目”的“历史真实”的对策来应对上一历史阶段的“历史遗留物”，其作用正如王瑶所说的，“在理论上澄清了现代文学的根本性质问题”，也就是“文学现代化”这一80年代现代文学的总的主题和“历史重评”的总的目标。需要详细辨析的是，这一时期对“历史重评”尽管是在“回到十七年”这个意义上来实现的，但其具体操作中所具有的历史向度，其实已经开始触动革命话语及其历史衍生物所构建的社会主义传统，王瑶在这里着重指出的，这些具有“平反”性质的工作所掺杂的可以理解的“强烈的感情因素”，实际上是对这一触动的自我辩解。我们看到，1979年创刊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刊有一篇名为《致读者》的创刊词，称得上是“重评”时期的一份真正的宣言书。
本丛刊以发表有关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的研究和评论文章为主，内容包括文学运动和斗争、文学思潮和流派以及作家作品的研究分析等几个方面。鉴于过去对现代文学的各种复杂成分注意很少，研究很不够，我们希望今后不仅要注意研究文学运动、文学斗争，还要注意研究文学思潮和创作流派，不仅要注意有代表性的大作家的研究，还要注意其他作家的研究，不仅要研究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还要研究民主主义作家，对于历来认为是反面的作家作品也要注意研究剖析，不仅要考察作品的思想内容，还要注意作品艺术形式、风格的研究。此外，本丛刊还刊登一些五四以来我国作家的回忆录、传记以及有关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的专题资料。①
即使今天看来，我们也不难看出这篇《致读者》的隐微之词，“鉴于过去对现代文学的各种复杂成分注意很少，研究很不够”的说法看似轻描淡写，实际上已经暗含了对过去的文学评价和研究结论的否定，这一否定也表现在对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的范围方面。《致读者》所列举的研究范围，几乎包括了现代文学的各个方面，既包括代表性的大作家也包括影响较小的其他作家，革命作家和民主主义作家，也包括反面的作家；对作品的考察也较为全面，“不仅要考察作品的思想内容，还要注意作品艺术形式、风格的研究”；对文学运动、思潮和流派的这种较为宏观的考察视角也包含在内，这种围绕“文学”本身所展开对历史的处理思路，可以说大致规定了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方向，“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真实”被归结为同一个问题的两个面向，两者的纠结也使得这一问题必然被指向对政治的还原。
将这篇《致读者》与1978年复刊的《文学评论》的《致读者》对照来读，“重评”的意义和向度可以得到较为清楚的揭示：
揭批“四人帮”是抓纲治国各项任务中的第一位任务。文艺界是受到“四人帮”严重破坏的部门。所谓的十七年“黑线专政”论，最早就是在文艺这个方面提出来的，并且由此扩展到教育界、科技界和其他各个部门。《文学评论》当前时期的首要工作，就是要从理论上、从总结社会主义文艺的成就和经验上，深入批判“四人帮”在文艺方面所制造的种种谬论，特别是“文艺黑线专政”论。②
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不大相同的是，《文学评论》的“致读者”显示出了较为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态度，文学研究和评论作为与当代政治紧密联系的文学门类，这一点当然是毋庸置疑的。这里面需要注意的是，揭批“四人帮”和反“文艺黑线专政”作为现代文学重评的一个起点，实际上势必要引导这个学科来重新反思“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从“文革”的经验出发，这一反思也将会放置于50－70年代整个社会主义经验当中。今天我们能清楚地指明的是，《丛刊》的“致读者”所提出的“文学”标准和《文学评论》的“政治”立场，恰好构成了“重评”的方法和视野，尽管整个80年代的现代文学运动歧义丛生，也出现过转折和波动，但整个过程仍是这一方法和视野的不断地扩展和深化。“文学”与“政治”的双重视野，既表明了现代文学运动的方法主张，也显示出这种方法背后的思想内涵。《丛刊》和《文学评论》在80年代都称得上这一学科最重要的刊物，对整个学科有着引导和示范的影响，也就奠定了现代文学学科在80年代的面目和发展的形态，一方面是将现代文学从被压抑的境遇中摆脱出来，另一方面以文学的意识形态来构建独立的现代文学学科。
因而，“文学”与“政治”研究模式也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导形式，以一篇文章为例，最早的、较引人注目的重评文章，是南京大学叶子铭教授的文章，《评〈林家铺子〉——兼谈对新民主主义时期文学作品的批评标准》，刊登在1978年的《文学评论》复刊号上。叶子铭教授是茅盾研究专家，50年代就出版过《论茅盾四十年文学道路》，1982年曾主持40卷的《茅盾全集》的编辑、出版，对茅盾有着较深的理解，选择《林家铺子》对茅盾的重新阐释是有着较为精细的考虑的。正如此文开篇就表明的立场：
在“四人帮”抛出反动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对三十年代左翼革命文艺大张挞伐之时，一些到处散发的所谓批判“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材料（以下简称“批判材料”），却把《林家铺子》说成是宣扬资产阶级的“勤俭持家”，“剥削有功”，为资产阶级“树碑立传”的毒草小说，因而它同大批民主革命时期的优秀作品一起，再度被贴上封条，打入了冷宫。[3]
这种立场很明确地指向了反动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以及这背后的评价标准和政治阴谋，同时使用“政治正确”的新民主主义的标准使《林家铺子》洗脱“毒草”的罪名，使得《林家铺子》在“反帝、反封建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名义下，重新获得文学的合法性和政治的正确性。这篇小说被归结为是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侧重表现林老板受压迫和受损害的一面，在这种思路下，叶子铭教授在丝丝入扣地展开对小说的解读的同时，对《林家铺子》所被打上的“为资产阶级树碑立传”的罪名，给予一一的洗清。洗脱罪名是这种“重评”最重要的一个思路，一方面配合了新时期的“拨乱反正”运动，为经济的转轨提供舆论和思想的支持，如樊俊先生所说：“当时所做的，很多属于平反昭雪、落实政策的性质，又无不带有着纠正‘左’的错误的精神，处处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性。由此得出的新的结论同原先的定论常常形成强烈的对比，不少还是针锋相对的翻案文章”；[4]另一方面参与了新时期意识形态的构建，两者原本是新时期“发展主义”的同一个面向，“重评”的浪潮在这一面向下，也就开始进入对当代生活和社会结构的介入，一时间成为显学。文学作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媒介”，与当代的政治和日常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文学的变动，也就顺理成章地对日常生活的结构转变起着作用。借用“新民主主义”文学的框架来“改写”历史，最大的局限是，很难逃出“社会主义文学”的阴影，“阶级斗争论”和“历史进步主义”的模式，仍然在限制着现代文学自身展开的脉络，与《致读者》所构想的蓝图不一致的是，“文学”与“政治”的双重视野尽管在这篇文章中未能得到充分的展开，主要原因是政治形势的左右，但这种研究模式所开始触动的“历史遗留物”，逐渐浮出历史的水面，从而成为下一个时期现代文学主要解决的问题。
二 “史料中的真实”
在《文艺论丛》、《文学评论》、《新文学论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大面积以这种思路展开重评时，《新文学史料》以“史料中的真实”的思路，给这个时期的“重评”增加了多种可能性的向度，在1978年创刊号的“致读者”的宣言中，《新文学史料》所表明的宗旨其实具有更加有效和实际的效果。
这个刊物以发表五四以来我国作家的回忆录、传记为主，也刊登这个时期有关文学论争、文艺思潮、文艺团体、流派、刊物、作家、作品等专题资料，刊登有关的调查、访问、研究、考证，还选登一些过去发表过的比较重要但现在不易看到的材料和文物图片，以及当前有关文学史工作的动态、报道和对已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介绍、意见等。③
这种思路在《新文学史料》的出版当中基本上得到了落实，通过历史回忆、考证、调查所获取的历史细节，所达到的“重评”效果是相当惊人的，这种效果在于，它绕过了文学与政治的对立，通过让历史直接发言的方式来解决历史问题，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操作方式。我们看到从1978年所开始的“重评”浪潮，称得上是191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现代文学研究，以1980年为例，这一年研究性期刊、学报和社会科学杂志、文学杂志和报纸上发表的研究文章达一千篇之多，出版的研究专著有十余种之多。④ 这种规模如此之大的研究，几乎遍布现代文学的各个时期和大部分重要作家，大量的作家在“重评”的运动中而重新回到现代作家的序列当中，并获得重新进入历史的资格，如1979－1980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研究文章所表明的：
五辑共发表各类文章114篇，其中四大专栏分别是：“鲁迅研究”专栏14篇，“左联”研究专栏10篇，资料专栏18篇，作家作品研究专栏27篇。其中作家作品专栏占了总篇幅的60％，可见其是重点中的重点。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这27篇文章的分布情况：茅盾4篇，胡适3篇，郁达夫2篇，叶圣陶2篇，冰心2篇，柔石、洪灵菲、郭沫若、丁玲、徐志摩、殷夫、艾青、沙汀、巴金、沈从文、许地山、赵树理、老舍各一篇。胡适、徐志摩、沈从文都是过去被定义为“反革命的作家”，现在已经进入了研究的行列，而且所占篇幅很多。而丁玲、艾青、赵树理等都是在建国后的各种运动中被“打倒”的作家，现在也重新被肯定。⑤
到1983年被提及到姓名的作家就有五百人之多，[5]研究的比重迅速增加，如鲁迅和郭沫若的专门研究论文有四十多篇，茅盾和老舍有三十篇之多，其他的作家如郁达夫、丁玲、赵树理、徐志摩等在二十篇左右，闻一多、沈从文、曹禺、萧红、巴金、艾青、夏衍、沙汀、戴望舒等人在十篇左右。[6]无疑，这种格局和框架促成了现代文学在80年代的兴起，但实际上，在史料的收集、整理、考证方面所做的工作占据了这种格局和框架的绝大部分，按照统计，1980年所发表的一千多篇现代文学文章当中，史料文献类占据了其中的70％，有七百多篇，这种“历史的真实”的呈现，在某种意义上对“主义真理”有着消解和再确认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为以理论框架对作家、作品、文学运动、文学团体、流派的重新评价提供了“历史的真实”。相对于50－70年代的压抑状态而言，两者实际上都具有“重评”的性质。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首先应该指出的是，现代文学的被压抑局面构成了“重评”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被压抑的现代文学”所呈现的面貌是，那段历史被大幅度地缩减，大量的作家和作品也就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这种缩减和抛弃都是通过以真理的名义来给予其相应的罪名来实现的，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大机器之下，“罪名”具有的不容置疑和翻案的特性，奠定了“被压抑的现代文学”不断萎缩的局面；如果将这段历史与1942年以来的意识形态运动放在一个整体里看，“罪名”就不仅仅是一个阶级斗争的结果，它包含着文化领导权、“政治化”的社会生活、社会主义新人、冷战策略、民族主义的复兴等政治生活的全面展开。缺少对这一层面的考虑，是无法真正理解80年代现代文学运动的政治性特征和文学设计方案的，也就是说，对“被压抑的现代文学”和继之而起的现代文学运动的理解，必须要将之放置于50—70年代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当中，现代文学学科建设作为整个社会主义实践的一部分，在改造特定的现代文学概念的同时，其实更多的是着眼于政治生活的实现。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曾遭到一些毛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对，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某些研究已经触动了毛主义的文化政治的根基，比如“清污”运动对“重写文学史”的干扰。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对现代文学被压抑状态的“拨乱反正”，也必然将这种“政治生活”的合法性解构掉，在新时期，对这一问题的解构是通过“左”的罪名来实现的，在这一时期的语境中，“左”意味着不好的、不对的，政治上是不正确的，思想上是不先进的。所以，“重评”所借助的也恰恰是对“左”的历史的清理，清除现代文学之上的各种枷锁，从而促使现代文学在新时期的兴起的同时，也通过对“文革”的批判逐渐将社会主义实践问题化，正如王晓明所讲的：“‘文革’对我们来说，是从‘延安整风’，‘延安讲话’一路过来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跟‘五四’对立的东西。”[7]“史料中的真实”在这一局面下，自然完成了为现代文学研究松绑的职能，从而在文学与政治的博弈状态中为现代文学的兴起奠定了事实性的基础。
三 “修改”与“新编”：对1979年几本现代文学史的考察
在“重评”浪潮开展的同时，文学史写作的热潮也铺展开来，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教育体制的变革与现代文学学科的恢复有着直接的关系，学科的恢复使得教材的需求成为分外急迫的事情，丸山昇在谈到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时曾说道：“社会主义国家喜欢写文学史，因为需要教科书。”[8]也是在这个意义上，1978年教育部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工作座谈会，教育部试图把教科书的写作和修订与国家的理论人才和经济建设人才的培养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此时的文学史书写所直接面对的是大学教育和人才的培养，而这与国家的总体规划是一致的。黄修己在《中国新文学编纂史》一书中，为我们描述当时文学史写作的状况：
社会生活开始逐渐恢复正常，高等学校传出了读书声，荒废业余多年的教师们，又站到了讲台上。中国新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同样得到恢复，然而人们的思想还是诸多困惑：除了鲁迅还可以讲，别的作家呢？“文革”前编的那些教材，已成被批得“体无完肤”了的“黑货”，还能用吗？“五四”以后几十年间的文学，究竟是红的还是黑的？这一时半时还搞不清楚。但课总得上，于是急急忙忙地就当时认为可以讲的先编出来拿去应急。到了1978年，出现了若干高校联合编教材的热潮，当时的确还没有哪家有魄力自己来编一本，确也须要团结起来，联合若干力量一起来写，一时竟出现了“合纵”、“连横”或者东西南北、五湖四海的集合体，出现前所未有的热烈、繁忙的编写文学史的高潮。[9]200
黄修己的这段描述传达出两个重要的信息，是值得我们细致分析的。一是，文学史写作所构建的文学秩序始终是与教育体制和政治结构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教材体”的文学史所具有的体例和叙述思路本身就包含着对教育体制和政治结构的适应，以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例，全书的叙述思路基本上是一种“全知全能”的视角，对历史和作家的定性几乎是断然的判断，而这种“视角”与“判断”所依赖的恰恰是“政治叙述”，具体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现代文学史写作，这固然与当时的语境和历史形势有关，但这种教材体例却几乎左右着文学史的写作，成为最标准的样式，造成这个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体制性的，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文学史写作则带有更多的体制性的因素。第二是，大部分文学史是在旧作的基础上或是参照已有的文学史匆忙赶出来的，仍旧沿用着“十七年”编纂文学史的思路，主要的表现是用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框架来构建文学的历史。这两个方面所带有的限制，使得当时的文学史写作不如“重评”那样具有开拓性和建设性，在整体框架确定的情况下，这些文学史所做的工作主要是细节上的添加和修改。
到了1979年，几本重要的现代文学史相继出版，当时的情况正如张建勇等人所描述的那样：“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短短几年中，又陆续出版了北京大学等九院校本，唐弢主编本，田仲济、孙昌熙主编本，中南七院校本，人民大学林志浩主编本，甘肃师大等七省区十七院校本，西南十四院校本等多种。它们大多是这几年内新编的，或是对旧稿作了较多修改，因此在某些部分或方面显露了与过去出版的文学史不同的特色，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10]其中唐弢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田仲济、孙昌熙主编本和人民大学林志浩主编本都是采用的1961年文科教材会议之后撰写的文学史为底本，在新时期修改而成；九院校本和中南七院校本等则是参照以往的文学史著述“新编”而成。无论是“修改”还是“新编”，这几本文学史的“新”色彩，主要是体现在对“拨乱反正”运动的适应，也就是在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批判基础上，将现代文学的叙述重新放入“新民主主义”的框架里，在这一框架里，不仅重新确立了现代文学的合法性，而且重新建立了现代文学的秩序，也就是以鲁迅为中心的历史秩序。因而这种“修改”其实是在文学与政治的交叉地带完成的。这种修改的历史本身所折射出的现代文学学科的曲折发展历程，也见证了当代中国学术与政治的孪生性关系的发展历程，1978年以后，这种连体的孪生性关系开始被渐渐地割断，这个过程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大致跨越了整个80年代。从当代学术史的角度看，这种割裂的运动，无疑是以学术自主的名义来发动的，1978年的“拨乱反正”构成了这一运动的契机，现代文学史的修改和重编也正是在这一契机下开始了自身学科的建设和体制化的过程，但这一修改仍是有限度的修改，正如辛宇在评价“唐弢本”时所说：“唐弢实则是改旧的，既然是改旧，则实为十余年前的思想成果，必有不很新鲜之处，但限于客观条件，又不可能将这旧处尽数改净之。”[11]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集体编写的两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变化的轨迹：
本书最早是在一九六○年十月以后，在原有讲义和集体编写的基础上，由当时的教师林志浩、李永祜、周文柏、刘瑞莲、芦荻、翁广宇、王大敏、侯君岚、钟贤陪、柳影、高连第、吴秋滨等同志，进行编写和修改，并于一九六一年底、一九六二年初，在校内铅印出版。……一九六三年二月以后，又在原书基础上，由林志浩、王积贤、张慧珠同志，进行一次较大的修改。……一九七八年，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拨乱反正，中国人民大学复校。为应教学工作的急需，我们在教育部和校、系领导的督促下，又在原书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这次修改基本上保留了全书的结构，而在内容了作了一些增补、改写和加工。⑥
这本现代文学史经过了三次重要的修改，一是1960年10月后的修改，第二次是1963年的大幅度修改，最后一次1978年的增补、改写和加工。前两次都是和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有关，尤其是1963年，毛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种斗争的观念几乎遍及当时社会的角落，文学史的修改无疑也必须符合这种最高指示的内容。1978年的修改，其实并未做大的改动，只是在细节上弱化了阶级斗争的观念。对于林志浩本的文学史而言，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对“两个口号”之争做出了较为详细和客观的记录和评价，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变化也正是新时期的逻辑的一个表现，也就是从原来的坚固的“阶级论”中松动出来。综合这些，不难看出的是通过“修改”而建立的文学秩序，实际上只是在原有的框架中所做的修补和添加，并未触动原有的阶级斗争的逻辑和历史的特定解释，但正是从这次“修改”开始，现代文学不断地确认自己的身份和历史的面目。我们从唐弢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修改过程，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一“修改”逻辑的巨大历史内涵。
第一阶段：自一九六一年初夏开始集中人力，组成编委会，到一九六四年夏完成全书的讨论稿，近六十万字，历时三年。参加编写的同志有：文学研究所的唐弢、路坎、樊骏、吴子敏、徐乃翔、许志英，北京大学王瑶、严家炎，武汉大学刘绶松，北京师范大学李文葆、杨占升、蔡清富、张恩和、吕启祥、陈子艾，山东大学刘绊溪，厦门大学万平近，华中师范学院黄曼君。……
第二阶段：自一九七八年九月起，重新恢复和建立了编写组。主编唐弢因健康关系，不能负责全面工作，委托责任编委严家炎代行，着手本书上册的修订和下册的编写。……下册初稿二十五万字于文化大革命中丢失，需要重新编写。十五年来，原有成员变化很大……编写组不得不作适当的调整和扩大。除原来的唐弢、严家炎、樊骏、吴子敏、徐乃翔、蔡清富、张恩和、黄曼君、万平近等九人外，甘肃师范大学陈涌，北京师范学院鲍霁、易新鼎，北京大学黄修己等参加了本书下册的编写工作。其中陈涌为责任编辑之一……[12]
从这段叙述中，我们看到这本文学史前后大约历时19年，几乎包揽了现代文学研究界最有才华和成就的研究者，尽管当时的研究者们力图做到“一、准确地叙述文学历史的事实；二、总结出文学发展的经验和规律；三、对作家作品的评价恰当”，[13]但实际上这一立场并未得到实现，政治的标准最后压倒性地取代了艺术标准和何其芳所说的“历史的事实”，政治的标准如一柄利剑始终悬在上空，左右着文学史写作和文稿的调整和修改。按照唐弢等人的想法，对文学和历史的描述就应该像五四时期那样，尊重历史和文学自身的法度和规律，“关于现代文学史上的思潮、社团、流派、风格的问题，我考虑得很久。还没有调来北京的时候，在上海就想到了这个问题，想到编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当时觉得编文学史，应当像鲁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序言那样才对。”[14]因此，无论是编纂还是修改，这里面都隐含着政治与文学的博弈，文学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力量，尽管在不断地妥协，实际上从未退让。到了1978年，重新恢复编写组来修改这段历史，自然给了文学重新伸张自身的机会，今天客观地来审视这本文学史，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伸张的确得到了实现，正如有的学者非常准确地指出的：“经过了几番劫难，到70年代结束，可以允许写进新文学史的又属比较重要的内容，‘唐弢本’都尽量写进去了。”[9]212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新时期的文学史的修改逻辑其核心的层面仍是，文学与政治的博弈与纠缠，这种博弈和纠缠并不是完全地重复那个“文学自主性”的命题，如同1985年前后“重写文学史”运动所主张的那样，需要具体分析的是，这里的文学和政治都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历史形式，正如王晓明所指出的，当时搞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大多是因为受到鲁迅的影响，或是喜欢某位现代作家，但最主要的还是鲁迅的影响，因而这种文学和文学的向度，主要是“五四”的启蒙文学和“五四”启蒙文学所表现出的精神向度，从唐弢、王瑶、何其芳等人的表述看来也是如此；而这里的“政治”同样明确，是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具体到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就包含着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文化领导权、“政治化”的社会生活等内容。如此看来，两者具有的冲突并不是像有些人所强调的是政治策略的对抗，而是价值观念、立场的冲突。在这样一种氛围和历史的情境中，文学史的修改，所针对的是将文学政治化的努力，寻求的是相对于政治的文学自主性，而这一过程也必然通过“去政治化”的方式来完成。
这本文学史的写作过程是比较长的。一九六五年，由于教学的需要，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曲阜师范学院的刘绊溪、韩长经、薛绥之、冯光廉、蒋心焕、谷辅林诸同志执笔写成教材。此后一九七八年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年，由山大、山师、曲师和山师聊城分院的韩长经、王长水、蒋心焕、朱德发、魏绍馨，孙慎之诸同志参考上述教材的部分章节，执笔编写成约二十万字的铅印本教本。去冬十一月曾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召集四院校执笔人员讨论了一次，确定扩大篇幅，正式印行。这次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讨论修改扩大了的稿本，经过二十多天的讨论修改，并重写了约三分之一以上的章节，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们认识到的一些历史沿袭下来的偏颇或科学性的错误是尽量改正了，但由于水平及时间的限制，不足或错误的地方仍恐难免的，那就只好赖读者指正，容以后修改了。[15]
1979年出版的另一本由田仲济、孙昌熙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也经历这样一个大规模修改的过程，由于我们现在无法看到当时的讨论和修改的记录，对具体的细节的考证也就无从讨论，但从编者的自述中，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的一个事实是，这种集体式文学史的修改，是经过了一定规模的集体的动员。从我们接触的材料来看，这种动员主要表现为出版社、教育部、院校领导⑦ 等力量都参与到文学史的修改过程当中。从这个意义上讲，“修改”就不是一个个人或是现代文学研究群体的意志和意愿的事情，而是也包含着国家意志，“发展”和“强国”的现代化的愿望对这一运动的吸纳，也赋予了这一运动的合法性。所以，前面所讲到的文学与政治的博弈，与50—70年代不同的是，其中的主体的变化，也就是国家作为一种力量参与到对50—70年代历史的修改当中。
在这一时期，关于具体的修改，田仲济和孙昌熙本的文学史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讨论的个案，这种修改是在三个方面来展开的，一个就是对6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结论进行修改，研究者认为新文学史本来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但50年代后期这部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史被写成社会主义文学史了，田仲济和孙昌熙的文学史明确地强调了这一点，“本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史渐渐地写为社会主义文学史了。”[15]这种修改的思路其实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文学史普遍具有的，也就是还“罪行累累”的文学史清白；另外两个方面则是在这一框架下，进行细节上的修改，意图是还原历史的真相，一个是按照新文学发生的实际情况来叙述历史，对十七年修改过的作品进行还原，“几乎所有作家于建国后，都或多或少地对自己过去的作品进行了修改，有的在更早的时期已进行了修改。应该说作家是有权修改自己的作品的，但修改后不加说明，或把建国后修改的作品作为五四时期的作品以示读者，则很难反映特定历史时期作家的本来思想面貌。”⑧ 这种史料的思路，也是对50—70年代“政治化”修改的一个反驳；最后一个方面，也是从史料的角度对现代文学的本来面貌进行还原，“还有一个情况不能不提的是，我们文学史中常有不可靠的论断或臆断。例如为着推崇某种作品或某篇论者，常说当时曾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或读者如何称颂，助于何所据而云然，则不提了。更有的辗转相抄，可一查原书，成了皇帝新衣似的笑话，例如，不少文学史中说，中国报告文学开始自‘九一八’，而《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是特写报告文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并说其中收入了丁玲、沈端先、适夷等不少作品，青年作者戴叔周的《前线通讯》、白苇的《墙头三部曲》也都包括在内。可是所提到的这些作品在《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中是一篇也找不到的。”[15]正如我们所看到，修改的逻辑和“重评”的逻辑是一致的，也就是摆脱现代文学被压抑的状态，从而为现代文学的兴起奠定基础。
与“修改”相比，“新编”似乎对历史的改写应该更便利和彻底，但实际上，受到当时的政治政策的限制，“新编”并未能出新，仍旧在“十七年”的老框子里修修补补。需要明确说明的是，无论是当时的“修改”还是“新编”实际上都是从属于当时的政治的一部分，属于当时清算“四人帮”运动的一部分。教育界所展开的是对“两个估计”的批判，而文艺界则是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清理，新编文学史也是从属于这个运动的。新编的几个重要的版本主要有九院校本、中南七院校本、甘肃师大等七省区十七院校本、西南十四院校本，其中九院校本的影响较大，在编写的体例、组织方式和文学史的设计方面，九院校也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我们将以此为例来探究“新编”的特定历史含义。
九院校本的规划是通过召开教材协作会议来完成的，“九所院校于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四日在黄山召开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协作会议。到会的有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延边大学、南京师院、扬州师院、徐州师院、安徽大学、安徽师大九个协作单位的代表，以及山东大学、山东师院、江苏师院、山东师院聊城分院、安徽师大淮北分校等院校的共三十五人。光明日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同志，应邀参加了会议。”[16]这次的黄山会议确定了文学史写作的基本立场、理论框架和所承担的政治任务，也就是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舆论”。
会议期间，同志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光辉著作，以及教育部大批判组的重要文章《教育战线上一场大辩论》，怀着极大的义愤，深入揭发批判了“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文艺黑线专政论”，以及他们破坏教育革命和文艺革命，破坏、干扰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的罪行。大家愤慨地指出现代文学领域是受“四人帮”严重破坏的“重灾区”。“四人帮”伙同林彪一起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思潮，散布“空白论”，“破除对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等反动谬论，唯心主义猖獗，形而上学横行，肆意歪曲鲁迅，全盘否定解放前三十年、建国后十七年革命文学运动的巨大成绩，否定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主导地位，为他们“改朝换代”、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16]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新编”的立场和理论框架是非常确定的，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五四”和现代时期的定论来清理“四人帮”的“反动谬论”，这在这本书的绪论中得到较为充分的论述，从1919到1949的现代文学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定性与结论与“十七年”对现代文学的评价和研究是一致的，而“林彪、‘四人帮’对现代文学研究的破坏，同十七年中对现代文学研究上存在的问题，性质是根本不同的”。“他们打着‘彻底批判、彻底决裂’的旗号，否定人类一切优秀文化遗产，抹杀历史上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光辉业绩，是极端形而上学、虚无主义倾向的大暴露。而他们打倒一切、抹杀一切的罪恶目的，则是妄图为所谓由他们开辟的文艺的‘新纪元’、‘创业期’的神话制造理论根据，为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散布反动舆论。”[17]这种对文学和历史的描述，无疑还是对政治结论的重复和进一步的认定，虽然它使得现代文学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全和合法的地位，但实际上，也加固了现代文学身上的枷锁。
另一本新编的现代文学史是十四院校编写组联合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⑨ 也是严格按照“新民主主义论”来编写的。这本文学史从1979年开始编写到1980年7月最后定稿，“一九七九年贵阳会议期间讨论了初稿，并选出孙党伯、陈坚、李昌陟、黄步青、蒋洛平、黄朝隽组成编委会，由李昌陟、黄步青担任负责人，同年三月，在杭州讨论二稿，会后由各编委会分章进行修改，并由李昌陟、黄步青对全书通改一遍。分章修改过程中，南充师院杨业瑞曾参加部分章节的文字润色工作。一九八○年七月，全体编委及云南大学蒙树宏在昆明定稿。”[18]这本文学史在体例上基本上是按照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历史叙述框架来编排的，全书按照历史时间划分四个发展时期：第一编：“五四”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一九一九—一九二七）；第二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一九二七—一九三七）；第三编：抗日战争前期的文学（一九三七—一九四二）；第四编：抗日战争后期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一九四二—一九四九）。全书对现代文学的历史时间划分，性质的阐释与领导思想的界定都与王瑶的一致，②即将其定义为“新民主主义文学”，是“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学，也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在文艺战线上，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主要是通过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来实现的。……新民主主义文学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就不可能正确地规定文艺运动的革命方向和具体道路，当然也就不可能取得文艺革命的巨大胜利”。[18]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新编”的特征是写作时间比较短，采取了院校联合编写的模式，以“新民主主义论”为基本的编纂思想，作为大学文科教育的教材，同时承担着“拨乱反正”的政治任务，这种任务要求在对“文革”批判的基础上回到“十七年”的政治正确的道路上，因此与经过长时间沉淀之后修改的现代文学史相比，其局限性也就更大一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新编”并不是自觉写作的文学史，因而它所承担的也只是一种过渡性的文学史编纂任务。但从1978到1983年的整体时段来看，基本上可以用“历史重评”来概括，“文学”与“政治”的双重视域构成了“重评”的方法和视野，“史料中的真实”构成其“拨乱反正”的历史向度，文学史的“修改”和“新编”奠定了其文学秩序构建的基础，这些带有“价值重估”和“历史再确认”性质的工作，使得现代文学摆脱了1958年之后的被压抑状态，促使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兴起，但也使得其陷入另一轮的“压抑状态”中，从而使其在1985年后与当代思潮的联合。
收稿日期：2011－04－08
注释：
① “致读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79年第1期。
② “致读者”，《文学评论》，1978年第1期。
③ “致读者”《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
④ 见张建宇、辛宇《一九八○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年第3期。
⑤ 见杨庆祥的博士论文《八十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未出版。
⑥ 林志浩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原版说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年。
⑦ 这种情形在林志浩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表现得较为突出，“在修改过程中，我系领导多次关心我们的工作，主持有关会议，并帮助一些章节的定稿。”见林志浩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原版说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年。
⑧ 田仲济、孙昌熙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写在后面”，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撰写者还举了郭沫若的《匪徒颂》的例子，原文是：“倡导社会改造的狂生，瘦而不死的罗素呀！/倡导优生学的怪论，妖言惑众的哥尔栋呀！/亘古的大盗，实行‘波尔显维克’的列宁呀！/西北南东去来今，/一切社会革命底非匪徒们呀！/万岁！万岁！万岁！”在50年代时期被改为，“鼓动阶级斗争的谬论，饿不死的马克思呀！/不能克绍箕裘，甘心附逆的恩格斯呀！/亘古的大盗，实行‘波尔显维克’的列宁呀！/西北南东去来今，/一切社会革命底非匪徒们呀！/万岁！万岁！万岁！”
⑨ 这里的十四院校主要是指：云南大学、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北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南师范学院、延安大学、武汉大学、杭州大学、昆明师范学院、贵州大学、贵阳师范学院、南充师范学院和重庆师范学院等十四所高等院校。
⑩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绪论部分对现代文学的历史界定，即是按照“开始”、“性质”、“领导思想”和“分期”分为四部分，同时依据“新民主主义论”对其进行解释，是典型的“新民主主义论”现代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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