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来华使节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使节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上，远近各国来华的使节，数目之众，何止万千！他们踏着沙漠的驼铃或山间马帮的响铃声，沿着丝绸之路的干道、支道，甚至毛细小道，或者踏着海上的风涛扬帆而行，航过海角天涯，尝尽千辛万苦，来到心中憧憬已久的目的地——中国。
这些来华使节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在本国的身份、地位如何？他们来华肩负着何种使命？他们在华期间所受的待遇如何？在古代中外交流史上，他们有着怎样的贡献？
本文想就这些问题，作一番考量。
（一）
从动态上考察古代的来华使节，可以大致看到这样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即：从汉代到清代大约两千年期间，各国来华使节的疏密情况，与中华帝国的盛衰状况，中华帝国对外经略的重心，以及遣使来华各国的社会发展需求，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关系。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阶级，都在致力营造一种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格局：华夷秩序。在这个意义上，各国来华使节可说是两千年一以贯之，几乎陈陈相因、代代相承。但这一以贯之绝非静态僵直，而是充满着活力跳动和变数。
汉承秦祚，经略了一个前后延续四百载的两汉帝国。
大汉帝国对外经略的重心，放在西方。由于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匈奴的威压，使汉朝希望联络西方的西域诸国，与之结好，在战略上“断匈奴右臂”。加之，西域诸邦国亦常不堪匈奴的欺凌，也有意结好汉帝国，因此在张骞凿空之后，随着双边关系的发展，西方高鼻深目的使节们便一批一批地出现在汉家宫廷的殿堂中。应该说明的是，狭义的西域，涵盖着今日中国境内新疆地区。那里的一些邦国，在汉代开始内附，终于在历史长河中渐渐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
这样，人们可以看到，在西汉武帝时期和东汉班超父子经略西域前后，也就是两汉帝国繁荣、强盛的时期，远至中亚、西亚诸邦国的遣使来华也呈现了某种密集状态。例如，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命贰师将军李广利发动大宛之战。此役之胜，震动西域，“诸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从军入献，见天子，因以为质焉”[1]（大宛列传，卷一二三，P3178）。当时的安息，“其属大小数百域，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汉使至安息，受到隆重接待，“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犁轩善眩人献于汉。及宛西小国驩潜、大益，宛东姑师、扞罙、苏薤之属，皆随汉使献见天子，天子大悦”[1]（大宛列传，卷一二三，P3173）。到了东汉前期章、和二帝时，正值班超在西域恩威并重，声望甚隆，故而安息仍两次遣使来华。
不过，当汉帝国之国势衰微时，就是另一种情景了。例如，西汉晚期，活跃于吉尔吉斯高原的康居国，以汉遥远，又不复强盛，就不重视汉使，竟将大汉使节安排在乌孙使节之下。罽宾国王则更加傲慢，“数剽杀汉使”，以后时来时绝，汉帝国亦对之无可奈何。位于南亚大陆的天竺国，在东汉强盛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畔，乃绝。”[2]（西域传，卷八八，P2922）
大汉帝国的对外经略是全面的。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除了派张骞通西域外，还在海上对外进行开拓。《汉书·地理志》那段著名的记载，说明汉朝海上对外触角已经远及南亚的黄支国。而这一路上所经过的国家，如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以及最远的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都派遣使节访华。
东汉时期，从海路而来的外国使节更是不断。公元84年，日南缴外蛮究不是人邑豪献生犀、白雉。这个究不是小小邑邦，有人考作柬埔寨的原始小邦。到了公元二世纪中叶，东南亚叶调（应为爪哇古国，也有考作扶南国（注：参见程爱勤：《叶调国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国王，在131年（顺帝永建六年）“遣使贡献，帝赐调便金印紫绶。”[2]（南蛮传·序，卷八六，P2937）值得注意的是，叶调国这次派来中国的使节，名子叫作师会。汉帝还给他封赠，“以师会为汉归义，叶调邑君”。（注：《后汉书·本纪》注引《东观记》。）这位师会，大约是见于中国史籍上的第一位留下姓名的外国使臣。除了叶调国以外，还值得注意的是位于缅甸的古国掸国。该国在公元97年、120年和131年多次遣使来华。其中公元120年（永宁九年）那次，“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这位幻人即魔术师“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来华使团里，竟也有一位来自罗马帝国的魔术师。甚至南亚的天竺，当“西域反畔”，不能从陆上丝绸古道前来长安，仍然另辟蹊径，居然在公元二世纪中叶经海上“频从日南徼外来献。”[2]（西域传，卷八八，P2922）
在东北亚方面，日本列岛的倭人群邦，也在汉代来华交往：“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3]（地理志下，卷二八下，P1658）。“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2]（东夷传·倭传，卷八五，P2820）到了东汉光武帝时，倭奴国又正式“奉贡朝贺”。公元107年（安帝永初元年），更有“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2]（东夷传·倭传，卷八五，P2821）（注：日本古版《后汉书》，作“倭面土国王帅升”。）
两汉之后，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分裂动荡的四百年。伴随着两汉帝国的灭亡和国家的分裂动荡，特别是北方游牧诸族的入主中原，西域与中国的政治联系明显减弱，像汉代那样前来朝贡，献见的使节确实大为稀少。但是，由于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诸王朝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海上丝绸之路反而得到刺激与发展，与东南亚、南亚乃至东北亚地区的联系日渐密切。同时，北方游牧诸族在汉化过程中，也逐渐接受了华夷秩序的理念，用以处理中外关系。因此，中华诸王朝的对外关系，仍在持续着、发展着。
在东北亚地区，日本的邪马台国脱颖而出。女王卑弥呼在公元238年派遣难升米、都市牛利等访华。此后十年，邪马台四次使魏。公元三至六世纪，日本出现了大和国家，积极与中国南朝联络，先后八次遣使来华访问。与此同时，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更争先恐后地向中国南北诸王朝遣使朝贡。据统计，高句丽王国曾先后向中国北朝遣使101次，向南朝遣使42次；百济王国遣使北朝5次，南朝31次；新罗王国的遣使则分别为6次和9次（注：参见陈尚胜：《分裂时代的外交竞争》。载《韩国学论文集》，第六辑，页102。）。
在这一时期，东南亚地区的社会发展，推出了许多新的国家，如印度支那半岛的林邑、扶南，印度尼西亚群岛的阇婆、诃罗单、婆皇，马来半岛的盘盘、狼牙修，等等。诸国皆遣使同中国交往。据统计：从三世纪至六世纪下半叶，林邑遣使来华高达32次，扶南（后名真腊）来使22次，阇婆2次，诃罗单则为7次。（注：参见费琅：《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版，页45—46。）其中，诃罗单竟要求“愿自今始，赐年年奉使”，积极急迫之态，溢于言表。
甚至远在南亚、西亚诸国，也不断遣使来华。印度笈多王朝就曾分别遣使晋朝与刘宋王朝；又据《魏书·本纪》，可以查阅到公元477—521年，印度诸邦“遣使进献”，达11次之多。锡兰也加入遣使来华的国家行列。晋、宋、梁诸王朝史籍上，均有锡兰遣使奉贡的记载。西亚强国萨珊波斯，也遣使访问北魏与梁朝。
从国祚短长的角度看，隋唐帝国颇有些秦汉帝国翻版的意味，大唐帝国将中国古代社会与中华文明推向一个新的巅峰时期。唐代的中国，雄强一世，气宇恢宏，贞观大治，开元全盛。中华文明，流光四溢，璀璨辉煌，对周边以及远方的国家和民族有着强大的影响和吸引力。
各国遣使来华的状况，在唐代跃上了一个新的平台。据《唐会要》卷四十九记载：当时，“主客掌朝贡之国”，有“七十余藩”。《新唐书》卷二二一讲得更明确，记天宝年间归附者，有“七十二国”。这个数字，比起两汉时代，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不可同日而语的，还不止是前来“朝贡”、“归附”的国家数量。来使的频率也很说明问题。据初步统计，有唐一代的289年间，共约有71个国家遣使来华共582次。
从时间上看，唐前期强盛时来使较密。其中，贞观年间来使109次，平均每年有4.7个使团来访；开元年间来使131次，平均每年有4.5个使团来访。这样，贞观、开元这两个时期共有来使240次，占全部来使数41％。这就是说，在大唐1/5时段中来访的使节，竟占全部使节数的2/5。从地区上看，唐帝国与汉代一样，首重经略西域，并在这个方向上一度取得重大的、突破性的进展。贞观初年，唐帝国北方与西方的游牧诸族，联合一致，拥戴唐太宗为所有邦国的“天可汗”。大唐在西域的势力与影响，一直到八世纪中叶才开始衰微，公元751年的惧逻斯之役和755年的安史之乱是为转折标志。直到贞元八年即公元792年，唐王朝才彻底丢失了西域。在这174年间，远至印度、波斯、阿拉伯乃至东罗马帝国都纷纷遣使来华。
从来使积极的程度看，首推东北亚地区。原因很清楚，东北亚的日本和朝鲜半岛地区，正面临着古代社会与文明发展的飞跃时期，渴望与中华帝国交往，以便汲取先进的中华文明。有唐一代，东北亚四国（日本、新罗、百济和高句丽）共遣使来华146次。至于东南亚地区，共34国共遣使139次。
尤应指出的是，唐代来华使节地位大有提高。计国王来华4国7次；王子12国22次；相9国16次。
宋代积贫积弱，不但华夷秩序受到削弱，甚至华夷的地位也时有倒置的危险。但宋朝依然是东亚世界的中心，仍然是起支配作用的角色。不过，这种支配，按照日本学者西
定生的见解，“不是在政治方面，而是在经济方面”（注：[日]西定生：《东亚世界的形成》，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择》九，中华书局，1992年。）
一方面，各国遣使访华受到了当时形势的影响，所谓西域方向的来使已基本上绝踪。即如东北亚的日本和朝鲜，也与汉唐时代大异其曲。自公元894年仃派遣唐使以后，直到明初，中日之间未曾有官方往来。至于高丽王朝，虽然在有宋一代曾遣使来华59次（其中北宋时期51次，南宋时期8次）（注：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北京：海洋出版社1989版，页358，“有宋一代……高丽遣宋使臣57次。”），保持了华夷秩序中的内圈角色，但对北方的辽、金、蒙诸游牧族政权亦常困于其兵力而附之，常作首鼠两端之态，而且，从1164至1279年的125年间，宋丽之间已无交往了。
另一方面，“南渡以后，国土日蹙，一切倚办海舶”（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从海路而来华的使节可以说是不减反增。占城、真腊、丹眉流、阇婆、三佛齐、蒲端、注辇诸国，纷纷遣使来朝。值得注意的是，位于文莱的渤泥国，“前代未尝朝贡，故史籍不载。”公元977年（太平兴国二年）“其王向打遣使施弩、副使蒲里亚、判官哥心等赍表贡……”[4]（外国五·渤泥传，卷四八九，P14094）。甚至远在非洲东岸的层檀国，也遣使入贡（注：何芳川：《“层檀国”考略》，载《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1期。），成为华夷秩序大潮得自印度洋绝远西岸的回声。
明清两代，迎来了华夷秩序的巅峰期。在这一时期，这一古代类型的东方国际关系体系终于完备了自己清晰的外延和日臻完备的内涵。同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华夷秩序越过了它的巅峰走向下坡，直到在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破坏和打击下，逐渐分崩瓦解，以至最后终结。
明代的前期，即洪永熙宣之际，国势鼎盛。以郑和远航事业为代表，中华帝国终于在前代的基础上织成了一张古代世界空前规模的华夷秩序网络。
明代开国之君朱元璋在位期间（洪武元年至卅一年，1368—1398年），南海各国来华遣使数量共计为121次。其中，安南25次，占城23次，真腊12次，暹罗39次，爪哇11次，三佛齐6次，彭亨、渤泥、淡巴、琐里、西洋国各1次。（注：邱炫煜：《明帝国与南海诸蕃关系的演变》，台北：兰台出版社1995版，页124—128。）另一个数字显示，明太祖在位期间，来朝国家计有30国；其中，暹罗、琉球各19次，高丽（后改朝为朝鲜）18次，占城17次，安南13次、爪哇9次、真腊7次、三佛齐6次、日本5次、撒马儿汗3次、里2次、西洋、渤泥、阿难功德国、琐里、览邦、彭亨、须文达那、墨利哈梅里、别失八里、中山、山南、哈梅里、缅朵甘等各1次，总计131次。（注：傅启学编著：《中国古代外交史料汇编》（下册），台北：国立编译馆1980版。）以上两种统计有些出入，但说明来使之盛，还是一致的。到了永乐年间，来使情形更是盛极一时。以郑和远航为例，第五次出航，就“送摩骨都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等十五国贡使返国”；第三次返航时，又“附古里等十九国来朝”。
明初来华使团之盛，有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来使国家分布地区广。东方的日本，在两国断交500年后，终于在明初正式复交，并先后17次遣使来华朝贡。至于西方，东非海岸诸城邦如摩骨都束、卜拉哇、竹步等都派使节前来中国，可说是来使遍自亚非大陆。
第二，使团规模空前庞大，小者如渤泥国使团150人；菲律宾的三个邦国使团340人；中等的如满剌加国使团540人，大者如西洋古里使团竟达1100人。不但规模庞大，而且密集化程度高。如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忽鲁谟斯等国来到中国的使臣达1200人。如此庞大、密集的来使，“实罢中国”，确实让中华帝国的统治者们又兴奋，又吃不消。
第三，规格空前的高。渤泥、满剌加与菲律宾群岛诸邦的来华使团，均由国王亲自率领。
宣德以降，伴随着明帝国势运走低，来使亦呈规律性下滑趋势。不过，各国来使并未骤停，而是与明帝国大体相始终。如嘉靖至崇祯年间（1522—1644年），安南仍有19次遣使来华，最后一次是在崇祯十年。暹罗亦有16次遣使来华的记录。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其末次来使，时在崇祯十六年，即明亡前一年。
有清一代，自不及明朝初叶。这是因为自16世纪以降，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的东侵，逐渐给世界的面貌带来根本性的变化，伴随着南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半岛等渐次沦为殖民地，遣使来华自然也就个戛然而止。不过，在东亚大陆，大清帝国特别在康雍乾盛世之时，大致尚能维持局面。朝鲜、越南、缅甸、泰国等方面的来使，还能把大清的江山装扮得如烈火烹油。到了鸦片战争之后，1869年暹罗曼谷王朝遣使上书请废“贡献之礼”；1875年琉球最后一位贡使回国，五年后琉球王国遭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吞并，1886年缅甸遭英国灭掉，仅留给清廷一个虚好看的“敬意”（注：1886年《中英缅甸条款》，英方鉴于过去缅甸对华朝贡关系，同意“由缅甸每十年派员循例举行。”）；直到20世纪初，尼泊尔在光绪末年还遣使向清廷来了一次“纳贡”。此时，北京皇宫奏起的迎宾喜乐，已经带上了大清帝国、还有整个中华帝国浓浓的哭音！
（二）
历代来华使节的身份如何？
两汉时期，华夷秩序尚在雏形构建阶段。那些前来“献见”的诸国无名使节的身份，自然难以鉴定。但从史籍的记载，大致可以将他们划分为两类。
一类是有身份的上层人士。例如，公元104年大宛之战后，西域诸邦震动，纷纷遣子弟入质汉廷。这些人自然应该都是公子王孙一类。又如，日本列岛的倭奴国使节，“自称大夫”，或者是自高身份。但终归应是有地位的。
另一类则是商人。公元166年，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缴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一通焉”。这位来使，打通了中国与罗马帝国之间久已期盼的直接往来，其历史之功不可没！但从其所献，皆是红海地区及其以东的产品，从中推测，这位罗马来华的首任大使，很可能是个商人。我们知道，古代世界的情况，常常是外交、商业参半而行。因此，商人充当或冒充使节，也不足为怪。
顺便要讲的是，在两千年的中外关系史上，以商人充当或冒充使节的情况，是层出不穷、屡见不鲜的。例如，明未来华的耶稣会士鄂本笃记载，“喀什噶尔人阿吉·阿菲斯从喀什噶尔国王那里买到了赴明朝贡使的特权，因此他就成为商队头领，募集去往中国的人加入他的商队。……鄂本笃也加入了这个商队”。“到达察里斯即今焉耆后……，恰巧一支从契丹返回的穆斯林商队也来到这里。他们是1601年诈称朝贡使进入契丹宫廷，因而曾在会同馆住宿。”利玛窦也记载，喀什噶尔的商人团体，“每隔六年，这个团体可以有七十二个人作为上述七、八个王国的使者前来向中国皇帝[进献]礼物和贡品。……一到规定的时间，（首领）就向有关官吏出示他们的国王的信件（证明他们是正式使节）和证明文书。”（注：榎一雄：《明末的肃州》，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择》九，中华书局1993版，页584—588。）其实，中国官方对混迹于使节队伍中的商人的真实身份也是心知肚明的，“诸蕃贪中国财帛，且利市场，络绎道途。商人率伪称贡使。”[5]（于阗列传，卷三三二，P8614）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我们能够得到来华使节多一些信息。这些来使有的已有姓名乃至身份。例如，公元238年（魏明帝景初二年），日本邪马台女王卑弥呼派遣来华的使者就留下了姓名：难升米和都市牛利；公元449和464年，婆皇国两次遣使到中国南方的刘宋王朝，使节竺那婆智、竺须罗达不仅留下姓名，而且还有“长史”的身份。按，长史乃中国官衔，这里显然其译称，但毕竟说明他们在本国是有一定地位的。又如，公元430年，诃罗单/诃罗陀国王坚恺遣使来刘宋王朝朝贡的国书中，还特别介绍了所派使节的名子：“所遣二人，一名毗纫，一名婆田。”[6]（夷蛮传·诃罗陁国传，卷九七，P2380）显然，这两位使节在其本国绝非等闲白丁。最说明问题的是，还是南朝时期位于尼泊尔境内的天竺伽毗黎国国王月爱在其致中国皇帝的国书中郑重推荐其使臣，说“使主父名天摩悉达，使主名尼陀达，此人由来良善忠信”云云。看来，使臣尼陀达在本国肯定是出身名门，以至国王还要专门介绍他的父亲。
唐代的中国，国势大盛，文明辉煌，社会发展进入了古代的巅峰期。这一状况，对外部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例如：
近邻朝鲜的高丽王朝，在贞观“十四年，遣其太子桓权来朝，并贡方物。”以一国之储君为使，足见其重视对华关系的发展。故而，“太宗优劳备至。”[7]（东夷传·高丽传，卷一九九上，P5321）
日本的遣唐使共计到达十五次，其中日本王子亲自前来朝贡者，有三次。（注：王仪：《隋唐与后三韩关系及日本遣隋使遣唐使运动》，台北：中华书局1972版，页48。）南方的骠国（今缅甸），在公元800年和802年曾两次朝贡，其中第二次即802年（德宗贞元十八年），骠国使团在王子舒难陀，国相那及元摩诃思那率领下，抵达长安，献上著名的骠国乐。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撰写了诗篇，赞美异国情调的乐舞，并为皇帝起草了致骠国王雍羌的书信，称赞他“令爱子远赴阙庭”的亲善举措。（注：《白氏长庆集》，卷四○，页28—29。）远在西亚的萨珊波斯，在国家破亡之后，其末代君主伊嗣侯之子卑路斯也辗转流离，“自来入朝”，被唐朝皇帝册封为波斯王。开元二十九年，南亚地区的中天竺王子李承恩来朝。按，此王子的姓名当为唐明皇之赐予。有唐一代，来华出使的王室成员，有12国22次。
除了王子、贵族外，僧人充当使节，是自唐代开始的新气象。
日本的遣唐使团中，学问僧是主要的组成部分，甚至首领。公元658年即大唐显庆三年，亦即“齐明天皇四年七月”，日本沙门智通，智达“奉敕乘新罗船渡唐。”（注：见日本平安末期钞本《入唐记》首条。）
南亚地区的天竺，亦有类似记载。开元十七年六月，北天竺国三藏沙门僧密多献质汗药等。十九年十月，中天竺国王依沙伏摩遣其大德僧来朝贡。显然，这些三藏沙门僧等使节，同日本的学问诸僧一样，皆为佛教僧侣。
还有一僧，乃是东罗马帝国派来的使节，《旧唐书》记载，“开元七年正月，其主遣吐火罗大首领献狮子、羚羊各二。不数月，又遣大德僧来朝贡。”
宗教人士，或曰僧人，担任外交使节，也是探讨中外交往史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是因为，他们大多在本国属于特殊的文化贵族，有很高的文化修养，知识渊博，作为国家的代表出使可以为国争光。同时，主流宗教往往在国内很有政治权势与影响，高级僧侣与王室与宫廷权贵关系密切，能够很好地把握国策，完成外交使命。由于佛教的传布跨越国界，流布广远，以僧侣充当使节更容易在异国找到知音。这一类型的使节，仍以日本最为代表。中日官方往还，自晚唐断绝后，直到明初方才一度正式恢复。宋代，“国朝雍熙元年，国僧奝然与其徒五六人俘海至，以铜器十余献，极精致。”（注：韩振华选集之二，《诸蕃志补注》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2000版，页299—300。）这位日本僧侣，就在两国无邦交的状态下，起到了民间大使的作用。明初，日本室町幕府与中国建立正式朝贡关系。日本来华使团的组成中，正、副使之下，就专设有“从僧”的名额。（注：郑樑生：《中日关系史研究论集》（一），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版，页36—37。）1403年，将军足利义满特派天龙寺僧坚中圭密为正使，祥庵祥云、明空志玉二僧，徐本元为通事以下三百余人为赴明贡团随行，于九月抵达宁波。此后，室町幕府派遣来华贡使，均由京都五山禅僧担任。这些高僧熟读中国典籍，擅写中文文章，个个都是“中国通”。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首推虎关师錬，被时人称誉为“可谓座下于斯文不羞古矣！”（注：郑樑生：《中日关系史研究论集》（一），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版，页36—37。）
宋代积贫积弱，自然远近诸国渐渐也大多心知肚明。象大唐时动辄有王子来朝的盛况自然难再。不过，有一个现象引起了我们的兴趣。这就是：宋代留下的历史资料中，记载了比较多的各国使团成员的名子。例如：
印度支那半岛的真腊国，在政和六年“遣进奏使奉化郎鸠摩僧哥，副使安化郎摩君明稽
等十四人来贡”，“宣和二年，又遣郎将摩腊、摩秃防来”；[4]（外国传五·真腊传，卷四八九，P14087）
马来半岛的丹眉流国，“咸平四年，国主多须机遣使打吉马、副使打腊、判官皮泥等九人，来贡……”；[4]（外国传五·丹眉流传，卷四八九，P14099）
印度尼西亚群岛的阇婆国，“淳化三年十二月，其王穆罗茶遣使陀湛、副使蒲里亚、判官李陀那假澄等来朝贡35；”[4]（外国传五·阇婆传，卷四八九，P14092）
在三佛齐国的多次朝贡中，建隆三年，“又遣使李丽林，副使李末、判官吒吒璧等来贡”；咸平六年，“遣使李加排、副使无陀李南悲来贡”；大中祥符元年，“遣使李眉地、副使蒲婆兰、判官麻河勿来贡”；天圣六年，“遣使蒲押陀罗歇及副使、判官亚加卢等来贡方物”；元丰五年，“遣使皮袜、副使胡仙、判官地华伽罗来”；[4]（外国传五·三佛齐传，卷四八九，P14092）
渤泥国（位于今文莱），“太平兴国二年，其王向打遣使施弩、副使蒲里亚、判官哥心等赍表贡……”；[5]（外国传五·勃泥传，卷四八九，P14094）
诸国之中，以注辇国的名单最细。“大中祥符八年九月，其国主罗茶罗乍遣进奉使侍郎娑里三文、副使蒲恕（或作蒲加心）、判官翁勿、防援官亚勒加等奉表来贡。”[6]（外国传五·注辇传，卷四八九，P14095）
如果说，在中国历朝历代的来华使节的身份上均各有特色的话，那么明代的来华使节特色，就是各国的使团往往直接由其国王亲自率领。至于王储、亲贵、显宦、高僧等为使访华，则已是司空见惯的寻常事了。
来华的外国诸王，计有：
渤泥（勃泥）国。1408年（永乐六年），国王麻那惹加纳乃率王妻他系邪、王弟、王子、王女、王妹、王亲陪臣150余人访华；
满剌加（位于今马六甲）国。1411的（永乐九年），国王拜里迷苏喇率妻子陪臣540人来朝；1418年（永乐十七年），新王亦思苔儿沙又率妻子陪臣来朝；第三代国王西喱麻哈拉者继位后，又两次率团访华。
苏禄（今菲律宾）国。1416年（永乐十五年），苏禄东王、西王、峒王三位首领一道率亲属及随从340余人朝贡；
蜂牙施兰国。1406年、1408年、1410年，国王嘉马银竟连续三次访华。（注：参见张燮：《东西洋考》苏禄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版。）
又有古麻剌朗国。1419年（永乐十八年），其王干剌义亦敦率妻子陪臣随明朝使节太监张谦来朝。
在讨论古代来华使节身份时，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这就是从明代开始，外国来华使节中出现了华人。例如：成化十三年（1477年），暹罗“王遣使群谢提素英必，美亚二人来贡方物。美亚本福建汀州谢文彬也，因贩盐为大风飘入暹罗，遂任其国，官至‘坤岳’，犹华言学士。”（注：参见《海国广记》，暹罗国暹罗国臣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版。）又如，正统元年（1436年）闰六月壬辰，爪哇国使财富八致满荣，自陈初姓洪名茂仔，福建龙溪县民，取渔为业，为番虏掳去，脱走于爪哇，改今名，遣进方物来京。”（注：《明英宗实录》正统元年闰六月壬辰，正统三年六月壬午。）类似的情况，在暹罗与爪哇等国还有：
“正统三年（1438年）六月壬午，爪哇使臣亚烈马用良、通事殷难，文旦奏：“臣等本福建漳州龙溪县人，因渔于海，飘堕其国……”（注：《明英宗实录》正统元年闰六月壬辰，正统三年六月壬午。）。“弘治十年（1497年）九月乙已，先是江西南城县民（万）轨商往瑷州，因飘流寓暹罗为通事，屡以进贡来京。”（注：《明孝宗实录》弘治十年九月乙巳。）
（三）
古代来华的各国使节，一般都肩负着多重的综合使命。总体说来，大约不外乎政治上建立、维系及增强双方的友好、亲善关系；经济上增强贸易联系、互通有无；文化上则是汲收、学习高度发展的古代中华文明，等等。
不过，具体分析起来，不同历史时期，来自不同国度、地区的使团，往往负有侧重不同的，特殊的使命。
在政治方面，与中华帝国建立友好、亲善的朝贡关系，得到中华帝王的承认与支持，无疑有助于远近诸国的统治者自高身份，提高自己的声誉，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与国家安全。从两汉时代开始，获得中华帝国最高统治者——皇帝的封赠，就是各国使节来华的一项重要的任务。
有的使节，为获得中国皇帝的敕封与印绶而来。如，公元57年，倭国遣使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2]（东夷传·倭传，卷八五，P2821）这就是十九世纪出土的著名的“汉委奴国王”金印。（注：[日]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上卷，页14。）汉代遣使获封及获赐金印紫绶的还有掸国王雍由调；叶调国王调便等。这种遣使请求而获封赠的情形，历久不衰。唯明代以前，中国方面在册封诸国国王时，常常喜欢在该国国王封号之前，加封一个中国的官衔或爵衔。如南朝刘宋，封百济国王“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8]（夷蛮传·百济国传，卷九七，P2393）而封倭王为“安东大将军”；唐朝时封高丽王为“上柱国、辽东郡王”[7]（东夷传·高丽传，卷一九九，P5321）；封康国王为“左骁卫大将军”[7]（西戎传·康国传，卷一九八，P5311）；封室利佛逝国王为“宾义王，授右金吾大将军”[9]（南蛮传·室利佛逝传，卷二二二下，P6305）。这一中国官爵的封赠，在宋代达到了极致。如建炎三年，“授阇婆国主怀远军节度使、琳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使持节琳州诸军事、琳州剌史、兼御使大夫、上柱国、阇婆国王、食邑二千四百户，实封一千户。”[4]（外国五·阇婆传，卷四八九，P14093）真是长得吓人。直到明清两代方简明扼要，直接册封为某某国王，如满剌加国王、勃泥国王、苏禄东王、西王、峒王、古麻剌朗国王、暹罗国王、缅甸国王、廓尔喀国王，等等。
与获得册封大致相埒的，是获得中国皇帝对朝贡国山岭的册封，以及题诗、赐匾额，等等。例如，大明永乐三年，满剌加遣使，求封其山为一国之镇，帝封其西山为镇国山，御制碑文，勒石山上，诗云：“……王好善义思朝宗，愿比内郡思华风。……天书贞石表尔忠，尔国西山水镇封；”四年，足利义满捕海寇有功……，封其肥后的阿苏山为寿安镇国之山。赐诗云：“日本有国钜海东，舟航密迩华夏通；衣冠礼乐昭华风，服御绮锈考鼓钟。……尔源道义能迪功，远岛微寇敢鞠凶，鼠窃蝇
潜其踪，尔奉朕命收捕穷”；六年，渤泥国遐旺请封后山为镇国之山，帝赐铭诗云：“王德克昭，王国攸宁，于万斯年，仰我大明”；十四年，帝封柯枝之山为镇国山，碑文内附诗：“山之崭矣，海之深矣；勒此铭诗，相为终始”。清代康熙二十二年，皇帝亲写“忠孝守邦”匾额赐安南国王，一时称为“盛事”；雍正年间，皇帝手书“天南乐园”匾额，赐给暹罗国王。
古代域外诸国，兴衰往替，国力消长，彼此之间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甚或冲突状态。因此，不少来华使节都负有一项特殊的政治使命，就是希望得到中华帝国仲裁，调解，主持公道。当诸国遇强敌处于危亡之际，也往往派使节求援救于中华帝国。
魏晋南北朝时期，日本列岛的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于公元238年遣使赴魏朝贡，获封“亲魏倭王”；此后十年，又四次遣使来华；魏王朝亦三次遣使赴其国。其中，有一个背景，即邪马台女王与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争霸战。魏遣张政为特使，前往调停。印度尼西亚的诃罗陀国王坚恺遣使朝贡，诉说该国“今转衰弱，邻国竟侵，伏愿圣王，远垂复护”；[6]（夷蛮传·诃罗陁国传，卷九七，P2380）可见，还在这些国家初建邦国之时，就有了要中国调停、保护的需求。
大唐帝国威名远布，远至中亚、西亚诸国都受到了强烈的影响与吸引，纷纷前来朝贡。正当华夷秩序不断扩展之际，阿拉伯帝国异军突起，也自西向东实行扩张。此时，西域诸国纷纷向唐帝国呼救。康国在永徽年间（650-655年）就向唐朝“频遣使，告为大食所攻，兼征赋税[10]（康国传，卷九九，P1774）”；康国、安国、俱密等国于开元七年遣使来唐，诉“被大食贼每年侵扰，国土不宁”；乞大唐“处分大食”，救其“苦难”；开元十五年，吐火罗遣使求救：“奴身今被大食重税，欺苦实深，若不得天可汗救活，奴身自活不得，国土必遭破败”；[11]（外臣部·请求，卷九九九，P11723）遣使前来求救的还有远在南亚的国家。“开元时，中天竺遣使者三至，……乞讨大食”[9]（西域传上·天竺传，卷二二一上，P6239）。萨珊波斯国被阿拉伯人攻破后，其末代君王之子卑路斯逃亡在外，“龙朔年间，奏言频被大食侵扰，请兵救援”。[7]（西戎传·波斯传，卷一九八，P5312）与此同时，东方的朝鲜半岛正值三国鼎立时期，新罗、百济、高句骊都纷纷派使节结好唐帝国，同时向唐廷状告他国“侵暴”、“攻掠”行为。
东南亚诸国矛盾，冲突时时发生。它们也经常遣使赴中国申诉。此类情况，以明朝最多。首先，大明帝国在东南亚地区最亲密的国家满剌加，就多次遣使“诉暹罗见侵状”，“暹罗谋侵本国”；又同苏门答腊一道诉暹罗国强发兵，夺天朝所赐印诰；印度支那半岛上也不安静，安南与占城两国交兵，占城使入京告急；占城也侵真腊，连远在南亚的榜葛拉同邻国沼纳朴儿发生冲突，也要遣使来华告状：“沼纳朴儿……侵榜葛拉，赛弗丁告于朝”[5]（宦官列传一·郑和列传附侯显列传，卷三○四，P7769）。
在经济方面，各国来华朝贡，一个经常的，带有根本性的动机或目的，就是进行经济交流、商品交易。宋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早就尖锐指出：“岛夷朝贡，不过利于互市赐予，岂真慕义而来。”此评虽然过激，但对于那些文明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和地区而言，还是颇有见地的。早在南北朝时期，诃罗单国遣使来华，其所呈国书（“表”）就明白表示，“伏愿圣王，远垂复护，并市易往返，不为禁闭”，清代缅甸国王孟云遣使来华，表面理由是贺乾隆皇帝“八旬万寿”，十分冠冕堂皇，但同时有一个重要目的，“又请开关禁以通商旅”（注：此据《清史稿》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事。转引自哈威：《缅甸史》，商务印书馆1957版，页368—369，注二○二。）。
有时，使节们还会提出一些特殊的要求，希望在一般商品交易之外，从中国获得一些额外的或特别的物品。例如，柯罗单国王毗沙跋摩派遣使节毗纫等来华，就“伏愿大家听毗纫买诸铠仗，袍袄及马”[6]（夷蛮传·柯罗单国传，卷九七，P2382）；唐朝时，陀洹国在贞观年间“遣使献白鹦鹉及婆律膏，仍请马及铜炉”[7]（南蛮西南蛮传·陀洹传，卷一九七，P5272）。从这条资料可以看出，马匹与铜炉两种物品，乃是该国的一再需求，以至要指名申请。宋代三佛齐的使节群陀毕罗，要求更多，“乞买金带、白金器物及僧紫衣、师号、牒”[4]（外国传五·三佛齐，卷四八九，P14090），等等。
有趣的是，使节们之间还彼此攀比。如宋代占城与蒲端两国都遣使来华朝贡。占城国王获得宋廷马匹、旗帜、兵器等赏赐后，“邻国闻之，知臣荷大国之宠，而各惧天威，不敢谋害”，因而更加请求“军容器仗耀武之物，伏愿重加赐赍”。蒲端国使节见了，好生欣羡，说：“伏见诏旨给赐占城使鞍马、大神旗各二，乞如恩例”[4]（外国传五·占城传，P14084），也希望照样获得一份。
偶然地，各国使节来华也曾负有军事方面的使命，要求中国出兵，甚至表示要求出兵援助中国。当然，此类使命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政治使命。例如，唐代中亚、西亚诸国在遭遇到阿拉伯帝国入侵、征服时，请求大唐帝国出兵救助。“讨大食”，即属此类。中亚的何国，在永徽年间就曾派使者赴唐廷进国书，表示“闻唐出师西讨，愿输粮于军”。又如，当大明帝国出兵朝鲜，与朝鲜共同抗击丰臣秀吉入侵的前夕，“暹罗贡使于万历二十一年，请于兵部，愿效勤王。”（注：《明神宗实录》卷二五六，万历二十一年正月辛酉条。）
除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之外，来华使节的文化使命，尤其值得注意。
东汉时期，明帝“遣使天竺，问佛道法。”汉使归来时，携回两位印度学者高僧摄摩腾，竺法兰。明帝为建洛阳白马寺，以讲求、传布佛法。这两位高僧，称得上是来华最早的民间文化大使了。此后，外国使者来华带有某种佛教色彩使命者，可以说屡见不鲜。南朝时，马来半岛的盘盘国“累遣使贡牙象及塔，并献沉檀香等香数十种”，“复使送菩提国真舍利及画塔，并献菩提树叶、詹糖等香”。[12]（海南诸国传·盘盘国传，卷五四，P793）唐朝时，南天竺建造佛寺，遣使请求唐明皇赐寺名，“敕以归化为名赐之”[7]（西戎传·天竺二，卷一九八，P5309）。要求中国皇帝题名寺额的还有三佛齐国。宋朝皇帝“嘉其意，诏以“承天万寿”为寺额，并铸钟以赐”[4]（外国传五·三佛齐传，卷四八九，P14089）。蒲甘国使者俄托乘摩诃菩抵达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后，向宋朝进赠的贡品中，有“金银书《金刚经》三卷，金书《大威德经》三卷。”（注：转引自余定邦：《中缅关系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版，页19，转据《永昌府文征》。）
东南亚古国缅甸，遣使中华则以其音乐见长，早在汉代，掸国使节来华“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到了唐朝，骠国使节王子舒难陀“重译来朝，又献其国乐凡十曲，与乐工三十五人俱。乐曲皆演释氏经论词意。”[7]（南蛮西南蛮传·骠国传，卷一九七，P5286）这应是来华的早期佛教音乐了。
至于东北亚的日本和朝鲜，他们派遣来华的使节，都负有汲取中华先进文明的重要使命，就无须赘言了。
（四）
古代各国来华的使节，在中国一般都受到极为友好和优厚的待遇。
西汉时，安息国王遣使节访问中国，“以大鸟卵及犁轩善眩人献于汉。及宛西小国欢潜、大益，宛东姑师，扞罙，苏薤之属，皆随汉使献见天子。”这么多国家的使节出现在汉家宫廷，令雄才大略汉武帝兴奋异常，“天子大悦”。
盛唐贞观年间，高丽遣太子桓权来朝。唐太宗也喜悦异常，“优劳备至”。
可见，凡有外国使节来朝，中华帝国的皇帝都是十分喜悦。那“优劳备至”的待遇，就自不必说了。
如何“优劳”呢？
按照中华帝国的制度，每朝每代对于外国贡使的接待，都是有一定之规的。而这些规矩，都集中体现了中华帝国皇帝“一统华夷”、“抚宇如一”、“厚往薄来”的对外交往的原则。
首先，是食宿优游方面的接待。
宋代丹眉流国使臣打吉马等人来贡。这等一个小国，却也获“召见崇德殿赐以冠带饰服物”[4]（外国传五·丹眉流传，卷四八九，P14099）的待遇，丝毫不受其国弱小的影响。阇婆遣使陀湛等来华朝贡。因陀湛吹捧说“中国有真主”，颇得皇帝的欢心，于是“上令有司优待，久之使还，赐金币甚厚。”[4]（外国传五·阇婆传，卷四八九，P14092）蒲甘、三佛齐、大食等国一道，结伴来华朝贡，也得到善待，“获予上元观灯”。明初，朱元璋即皇帝位，高丽王颛立即带头遣使张子温入明进贡。此举深得朱洪武的欢心，遂命六部、御史台设宴，并在宴会上举乐。御史大夫对高丽使者说：“台宴未尝用乐，今日之乐，为使臣也”。这是一种破格的礼遇。
各国来华使节的朝贡礼仪虽然相当刻板和制度化，但中华帝国的统治者却可以灵活掌握，给予种种破格，以显示天朝大国的泱泱大度与恢宏气魄，以及皇恩浩荡。清朝乾隆年间，朝鲜朴趾源随其从兄出使中国，贺乾隆七十大寿，受到乾隆皇帝的亲切接见。在朴趾源的笔下，这位中华帝国的帝王“蔼然有春风和气。”而在朴氏同一部书《热河日记》里，却记载了“皇帝春秋高，多躁怒，左右数被鞭控。”（注：见郑克晟：《谈朴趾源〈热河日记〉》，《韩国学论文集》，第六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页114。）可见，中国皇帝发脾气，也是内外有别的。而同在乾隆年间访华的缅甸使节，“归国后详述旅华情形，热情洋溢，描写清帝之仁慈，如何昼夜赐宴款待，如何演戏观剧，如何清帝必欲一聆缅乐，如何彼等乘坐大轿游览皇城，京师如何奇异，官吏如何奇异，官吏如何服饰，等等，莫不淋漓尽致。”（注：哈威：《缅甸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版，页314—315。）
热情款待之外，就是赐予官爵。这是给来华使节们很大的荣宠，是拿他们当作中国官员看待，从政治待遇上提升他们的文化品级，让他们由“夷”而“华”，登上一个新的文明高度。
公元131年，叶调国使节“师会诣阙贡献，以师会为汉归义叶调邑君”[2]（孝顺帝纪，卷六，P258）。这是载诸史籍上较早的一次封赐。公元238年，魏明帝封日本邪马台国使节难升米、都市牛利等为“率善中郎将”、“善率校尉”。此后历朝历代，对不远万里来华进贡的外国使节，中华朝廷均不吝封赐。就我们看到的封赐官爵，有“振威将军”、“龙骧将军”、“果毅”；“怀化将军”、“保顺郎将”、“宁远将军”、“归德将军”、“保顺慕化大将军”、“怀远将军”，等等。从上述封衔的名称似乎可以判断，其中大多数含义十分明显，都是为来华贡使们特地设置的。
有一个实例，最为生动。永乐五年（1470年），朝鲜国王李远芳命世子李禔为进表使，到大明帝国访问。明成祖朱棣对此次来访十分重视，亲自在西角门接见。李禔在京师居留五个月，优游岁月，受到热诚招待。辞行时，这位十几岁的少年王子竟对中国及其君主产生了眷恋之情，以至在御前伤心落泪。朱棣赐诗给他，亲切地对他说：“朕犹尔父也”。看到李禔落泪惜别，这位以残酷著称的大明永乐皇帝，竟感动得连连宽慰李禔说：“终始如一，终始如一！”（注：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0版。）
这是一幅牧歌式的图画。它表现的是华夷秩序这种古代国际格局中，蒙在这种不平等的封建宗藩关系外面的一层田园诗般的脉脉温情的薄纱。
（五）
古代来华的各国使节，既是中外文明交汇的桥梁，又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
在人类历史上，文明的交汇或者文化的交流，不外乎两种形式：和平的形式与战争的形式。而来华访问的各国使节，由于肩负着综合性的多重使命，就成为和平形式下文明交汇与文化交流的执行者。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所讲的使节，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讲，除了正使、副使外，还可以包括整个使团，而每一位使节所率领使团，常常动辄有数十人乃至数百人之多。不难想见，这样庞大数字的人员，有着他们的思想、理念、目的和欲望。他们是主观能动性很强的人类群体。在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极不发达的条件下，这样一个受到交往双方官方支持和保护的群体，是可以在文明、文化交往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的。
由于中国与域外远近诸国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的显著差异，它们的社会物质生产的内容也就存在着诸般不同。彼此之间，互通有无，自然成了中外交往中一项历久不衰的基本需求。于是，古代来华进行朝贡贸易，就成为贡使们的一项经常性事业。因此，来华使节的文明、文化交往的第一个贡献，就集中在物质文明与器物文化的层面。
使节们送来的，多是古代农、林、牧、矿诸方面的初级产品。珍禽异兽，是最容易引起中华帝国皇帝与宫廷新奇感的东西，也最容易用最简单的劳动捕获与豢养。这就是为什么早在汉代采访的安息使节进献给汉武帝“大鸟卵”的原因。从那以后，此类记载在中国史籍中比比皆是。东汉时，日南缴外蛮“究不是”（有改为柬埔寨）人邑豪“献生犀、白象”；南朝时，婆皇国使节“献白鹦鹉”；唐代，南天竺使节“献五色能言鹦鹉”；林邑使节“贡驯犀”；禔宾使节“献褥特鼠”；康国和大食国使节“献名马”、“良马”；其他，有献狮子、驯象、斑马的，直到明代榜噶拉使节献的那只引起轰动的长颈鹿。
顺便指出，许多国家刚刚进入阶级社会，出现了奴隶制的剥削形式。在那里，奴隶地位极端低下，几乎不被当作人看，只算是“会说话的工具”。因此，来使也有送奴隶的。如三国时期，日本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就遣使“献生口十人”；唐代诃陵国使节“献僧祗童五人”、“进僧祗女二人”（按：“僧祗”一词特指东非桑给巴尔岛及其临近的大陆）；到了明代，更有爪哇国使节“贡黑奴三百人”，“贡黑奴男女百人”，等等[5]（外国列传五·爪哇列传，卷三二四，P8403）。
同样是简单劳动可以获取的，就是与农林有关的自然界产物。如香料、胡椒之类。由于香料在中国用途甚广，无论宫廷还是民间均有大量社会需求，因此历朝历代，来华贡使带来的各种香料数量巨大。这方面的史料，信手拈来，皆成典型。我们这里只取两条示意。如宋代丹眉流国使节“来贡木香千斤、鍮镴各百斤、胡黄连三十五斤、紫草百斤……苏木万斤”；[4]（外国传五·丹眉流传，卷四八九，P14099）明代爪哇使节一次就贡“胡椒七万五千斤”，等等。
比较上述劳动较为复杂的产品，是珍宝玉石一类。早在晋朝时，远在南亚的锡兰，就曾遣使来华，“献玉象，经十载乃至。”唐代，三佛齐国使节则赠送“白金、珍珠”等物；宋代注辇国使节“以盘奉真珠、碧玻璃升殿”；清朝时，缅甸使节进贡的有“玉石三件，重210斤。”利玛窦笔下的那些来自中亚的、由商人假冒的“使节”，带来的贡品也是“碧玉、钻石、蓝宝石”，等等。
手工业及手工艺制品，需要付出比较复杂的社会劳动。因此，这一类产品，是各国使节在器物文明流播中华方面的高级贡献。三国时，日本女王卑弥呼的使节，就带来了“土布二匹”。那土布，或曰斑布；唐代，拂菻国（即东罗马帝国）使节又送来比较高级的产品：赤玻璃、绿金晶等物。宋代以后，伴随着亚洲各国社会的进步及生产的发展，来华使节所带来的贡品中，手工业及手工艺制品日多，技术与工艺含量也越来越高。例如，北宋淳化年间，阇婆国使臣带来的贡物就有“象牙、真珠、锈花销金及绣丝绞、杂色丝绞、吉贝织杂色绞布、檀香、玳瑁槟榔盘、犀装剑、金银装剑、藤织花簟、白鹦鹉、七宝饰檀香亭子”等。[4]（外国传五·阇婆传，卷四八九，P14092）从中可以看到，除了象牙、犀角和白鹦鹉等少数外，绝大多数都已是相当精致的手工艺佳品了。又如，太平兴国年间来贡的渤泥使臣呈递的国书（“表”），“纸类木皮而薄，莹滑，色微绿，长数尺，博寸余，卷之仅可盈握。”
应该说，所有上述珍禽异兽、珍珠玉石、农林产品、手工艺品，由各国来华使节一一展现在中华帝国的宫廷，大开了天朝大国的眼界，给中国人的生产技术发明、改进以及艺术创造，留下了极为开阔的想象空间。
使节们从中国带走的，则多是誉满古代世界的、经过复杂社会劳动的手工业或手工艺产品。这里有人们熟知的各种丝织物、陶瓷产品、铁制工具，等等。它们，是物化的，高度发展的古代中华文明。
由于国情与社会发展的环境不同，加之文明进步的程度与水准的差异，因此在文明与文化的制度与精神层面的相互影响与吸收，比较物质或器物层面的交流，要经过一个远为复杂、曲折的过程。其中的障碍，常常超出人们的想象。
然而，就是在如此复杂、艰难的条件下，古代来华的使节们，仍然是就他们本国文明与文化所提供的客观条件，以他们本人的智慧与能力，尽其所能，促进中外双方的交流。
先看使节们带来了什么？
就一般文明发展程度而言，在文明的精神层面，包括制度、思想、艺术、礼仪、习俗，等等，中华文明已达到古代世界的最高水平。不过，山外有山，各国来华的使节面对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仍然贡献出各自国家、民族在这方面的宝贵文明成果。
早在汉代，来自安息的使节就带来了“犁轩善眩人”。这犁轩善轩人，就是来自罗马帝国的魔术师。东汉时，南方的掸国使节又“献乐及幻人”。这位“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也是一位来自罗马帝国的能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是为魔术与杂技方面的“武林高手”！此时的掸国乐究竟是什么样子，史已失传。但从上述这条史料看，这个“乐”与“幻人”很可能有密切关系，乃是幻人在变魔术、演杂技时的伴奏音乐。这种充满异国情调的掸国乐，也肯定给汉家天子、公卿留下浓浓的余韵。
大汉之后有盛唐，然而在音乐、舞蹈方面，对域外许多国家、民族，却既不大也不盛，只能甘拜下风。在缅甸继掸国而起的骠国，在唐德宗时再接再厉，又派王子舒难陀和国相率使团送来一台骠国乐舞。这一台好戏，用乐工35人，乐器22种，共演奏十二支乐曲，且是载歌载舞，“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一击文身踊。珠缨炫转星宿摇，花蔓斗薮龙蛇动，”令人眼花缭乱，心旌飘摇。“曲终王子启圣人，臣父愿为唐外臣……俯伏拜表贺至尊。”白居易的诗告诉我们，这骠国乐，是献给大唐天子，表示一个外邦归附华夷秩序的诚心。但在这一表象之下，则另有深层文化内涵。据史料记载，这骠国乐，“乐曲皆演绎释经论之词意。”远道而来的舒难陀王子，是在潜移默化中向中华帝国传播佛教文化呢！
使节传布佛教文化的，还有多起。如南朝盘盘国来使贡“菩提国真舍利及画塔，并献菩提树叶”；[12]（盘盘传，P）宋代蒲甘国来使赠送金银书《金刚经》三卷，全书《大威德经》三卷。（注：转引自余定邦：《中缅关系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版，页19。）
在精神文明层面，来华使节们获得的，应该说更多。
日本、朝鲜、越南为这方面的典型，自毋庸赘言。即使是文明程度较低的远国，也莫不如此。例如，明代渤泥国王，为了仰慕中华文化，亲自率使团浮海来朝，受到永乐皇帝极为热情的接待。皇帝在奉天殿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又在奉天门接见客人。渤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向大明天子表示了他对“中国圣人教”的倾心仰慕，并在交谈中使用了“天以覆我，地以载我，天子以义宁我”，“强不敢凌弱，众不敢暴寡”等有着中华文明内涵的话语。以至永乐皇帝在会见后高兴地指出：“朕观其言文貌恭，动不逾则，悦喜礼教，脱略夷习。”[5]（外国列传六·孛泥，卷三二五，P8414）这是对一位域外国王在中华文化修养上的最高的褒奖。
唐朝时，远在南亚的天竺有一属国名伽没路国，因唐使王玄策到该国访问，“其王发使贡以奇珍异物及地图，因请老子像及道德经。”[7]（西戎传·天竺二，卷一九八，P5308）这是一则十分值得注意的信息。道家是古代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之一。老子的道德经，更是中华精神文明在其最高层面——哲学上的典籍与结晶，其深奥、艰涩更是一于胡底。此时的印度，自是佛教畅行之地。正当中国方面派遣玄奘赴印取经之际，竟有印度邦国遣使来华求道，岂非值得注意么！
至于中国的制度礼仪文明，除了传到日、韩、越诸紧邻或一衣带水的国度外，在其他国家也有踪可寻。例如，自明代琉球三王派遣使节来朝开始，琉球使来华不绝。计有明一代来华朝贡182次，有清一代也达100次之多。因此，康熙年间出使琉球的汪楫，就记载了琉球在礼仪制度方面仿效中华的情况。琉球众官对怀捧康熙大帝诏敕的天使行五拜三叩之礼。“天使馆一仿中华官廨制度”；国王迎接天使时，升降、进退、舞蹈、祝呼肃然如式。汪楫在琉球期间，受到国王七次大宴招待，有迎风宴、事竣宴、中秋宴、重阳宴、冬至宴、饯别宴和登舟宴。
远在马来半岛南端的马六甲王国，是大明帝国最忠实的盟友。其三代国王曾五次亲自率使团访问明廷，平时更是遣使来朝不断。从该国官员觐见国王须在宫门下马下象，除国王与首相（盘陀诃罗）外，非经国王宠允，国人一律禁戴黄金饰物，禁穿黄色衣服，禁用黄色饰缘镶于座席四周等仪制，（注：参见王任叔：《印度尼西亚古代史》（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版，页646—647。）不是依稀可见中华文明的影响么？
这样，我们看到：每当中华帝国历史的某一王朝处于其繁荣、鼎盛时期，总要强化其对外影响，特别致力于经略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在这些鼎盛期内，各国被中国吸引、招徕，也会比较密集地向中国派遣使节修好、朝贡、贸易。而恰恰是在这种时候，中华帝国往往有着很强烈的对外流播中华文明的自觉性。也恰恰是这种时候，中华文明多处在其辉煌发展期，或可称为“文明爆炸期”，具有超强对外吸引力与影响力，同时，也就有着极强的对外包容力。因此，在这一时期的来华使节，在中外文明交汇与文化交流方面也就特别容易作出贡献。而伴随着域外诸国的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它们同中国交往的自觉程度与吸收程度也日趋提高。来华使节也就从无名之辈或图利商贾之流渐渐演进为有身份、地位的官员、贵族、王弟、王子、储君，直至国王本人亲自担任使团首领。各国与中国交流的文明内涵与文化含金量，也相应地随之不断扩大、提高。
因此，就古代来华的使节而言，对于其中绝大多数人，无论是藉藉无名者还是王公贵族类，我们都怀着深深的敬佩、感激与纪念之情。敬佩他们万里来华的无畏精神与艰辛跋涉；感激他们赠送来与流播去的文明成果；纪念他们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而付出的可贵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