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竞争与名牌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竞争论文,名牌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艾丰同志系《人民日报》编委、经济部主任、高级记者、中国质量万里行组委会主任、中国驰名商标保护组织协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我国著名新闻理论家和经济学家。 ——编者
对外开放17年，我国在引进外国先进管理、技术和资金、人才，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增强国力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应清醒地看到，在我国经济日益国际化的同时，激烈的国际竞争也咄咄逼人，来到我们面前。为更好地了解国际竞争及其在国内的影响程度，促使国内企业提高竞争实力，实施名牌战略，今年我们组织人民日报的部分同志对国际竞争与名牌战略做了较深入的调查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一、激烈的国际竞争不仅发生在遥远的国外，而且已渗透到我们身边，国际竞争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
二、名牌战略是我国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主动权，以振兴民族经济的重要战略和策略之一。
一、认清国际形势，重视国际竞争
最近，记者沿着北京长安街，从王府井南口走到大北窑，对街道两旁高大建筑物上的大型广告做了一个统计：各类广告共计97幅，其中外企广告有58幅，占60%，中企广告39幅，占40%。外企广告大都是商标和商号广告，中国广告中真正的商标和商号的广告不多。对于呈现在一个国家首都核心街道的这种现象，人们已似乎司空见惯。但它所反映的问题，很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要认清国际形势的特点。今后15年，大的战争打不起来。经济因素对今后国际局势发展变化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有人认为，将会出现“大竞争，高合作，深摩擦”的情况。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继续奉行的“西化”和“分化”战略不可能改变，利用“人权”、台湾、西藏和所谓“中国威胁论”等问题来制造麻烦、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也是确定了的。其中，经济手段会成为他们越来越重要越经常的方法。一是“卡”，用对他们有利的规则来卡我们，要我们就范。如对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要求我们接受发达国家的待遇。这就是规则之争。二是“挡”，利用所谓的配额、反倾销等等，阻挡我们的产品进入他们的市场。三是“占”，千方百计地占领我国的市场。四是“控”，通过它的大企业打入中国，控制中国的一部分重要企业，以至能够对中国的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
某些发达国家给中国设想的地位，一是做他们的市场，一是做他们的经济附庸，不愿意中国成为他们的平等伙伴，更不允许成为他们的强大竞争对手。美籍华人张绪昌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尖锐地指出，美国的决策层认定，如果美国能够全面地控制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美国还能繁荣25年，如果美国能够控制中国的经济，美国还能繁荣10年。为什么美国的决策者们会把对中国的控制和美国的繁荣这样紧密地联系起来呢？这是由资本主义的本性决定的。市场是资本主义的生命。目前全世界潜力最大的市场就在中国，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来说，这是势在必得的事情。
回顾历史，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遭受过三次所谓的经济“制裁”。第一次是50年代初，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禁运。西方国家占中国对外贸易的市场份额从1950年的39%下降到1952年的3.7%，其中美国下降为0。第二次是60年代初， 苏联“老大哥”对我们实行的经济制裁。苏东国家占我国对外贸易的市场份额从1955年的71%下降到1970年的8.5%，其中苏联从56%下降到1%。第三次是80年代末，西方国家再次对我国实行经济制裁。但这次制裁的目的他们没有达到，我国的对外贸易在此期间却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额从1989年的1116亿美元增加到1994年的2367亿美元。
改革开放以来，从国际经济关系角度看，我国的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1994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5%，这个比重是相当大的。我国经济和国际市场之间的双向影响加大了。同时，主要是通过借款和引资两个渠道，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新局面。截止到1994年底，我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22万家，投产开业9万家，职工达1260万人。外商直接投资额是955亿美元，相当于我国国有经营资产的1/4。到1994年，我国外债余额是928亿美元。 我国的负债率（当年外债余额除以当年国民生产总值）为9.12%，债务率（当年的外债余额除以当年的商品和劳务出口的外汇收入）为77.8%，偿债率（当年还本付息额除以当年商品和劳务出口的外汇收入）为18%，都在安全线之内。
从上述情况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国际竞争将加剧，某些西方国家将继续遏制中国的发展。
（二）中国经济和国际经济的相关度和双向影响已经和将继续增大。
（三）国际竞争不仅在国外，而且也在我们身边。
（四）国际竞争在国内的表现已经不仅仅是产品竞争，它扩展和深入到市场占领、资产控制、金融运作、知识产权保护等的全方位、深层次。
（五）研究国际竞争已经是经济工作全局性的重要课题。
二、从“牌子竞争”看国际竞争
“牌子竞争”是市场竞争、国际竞争的一个重要侧面。
就我国的情况看，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国际间经济交往的知识逐渐增多，企业界的名牌意识也在增强。名牌意识的增强，是一种很可贵的企业精神，甚至可以说是民族的新觉醒。为了保护自己的名牌，有些企业毅然拒绝外商巨额资金的诱惑，有些企业耗费巨大精力，不惜重金打假。从现在看，中国有了自己的一批名牌产品，增强了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企业的经济效益也显著提高。但是还要看到，在“牌子竞争”方面我们还存在不少问题，甚至是很严重的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从战略的高度，从政治和经济全局的高度，提高对“牌子竞争”的认识，切实改进和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战略有它的“三部曲”。第一部是输出产品。第二部是输出资本。第三部是输出牌子。其中以第三部为最“厉害”。输出牌子较之输出产品和输出资本更少动用他们本国的资源和资金。对中国来说，很可能形成这样的公式：“外国人出牌子，主要利用中国的人力和资源，生产并非高技术的洋货，主要是在中国市场中卖给中国人，外国的企业赚大钱。”这样的公式，对外国企业最合算，对中国最不合算。输出牌子就是要在中国市场上进一步打响他们的牌子，同时压倒中国的牌子，不让中国的名牌成长起来。名牌是市场竞争的先锋队和主力军。无论是对他国市场“打得进”或是对本国市场“守得住”，都主要靠名牌。压制和消灭他国名牌，就象在战场上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一样。对手的有生力量消灭了，市场自然就是自己的了。输出牌子还可以起到“征服人心”的作用。牌子与产品不同，它代表着企业的信用和信誉。如果中国广大的消费者更多地认同外国牌子，则民族工业必将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外国厂商必将“一劳永逸”地占领中国市场。目前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苗头，我们的某些企业为迎合这种心理，把自己生产的产品也起个外国“名字”，或者商标完全用英文书写，故意让人们搞不清是国货还是洋货。如此下去，可能形成可怕的恶性循环。
面对比较隐蔽的“牌子竞争”，我们相当多的企业恰恰在这方面没有警觉，存在着十分明显的薄弱环节。一是长期的计划经济，使许多企业根本不重视甚至完全忽略了牌子问题——商标问题。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在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商品，大约有70%多没有注册商标。在国外注册自己商标的企业则更少，以致于同仁堂老店的药品不能以自己的商标出口日本，北京五星啤酒想出口只能使用“九星”商标。二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商标归属权不清的问题。过去，出口商品的商标不少掌握在外贸企业手中，一个商标，若干企业使用。现在搞市场经济，就要说清商标应归谁所有，结果在外贸企业和生产企业之间，生产企业和生产企业之间发生了许多矛盾，影响出口。如梅林罐头、桂花陈酒都是这种情况。三是人们普遍缺乏知识产权观念和名牌意识。对什么是无形资产，什么是牌子竞争很少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吃了亏，却还认为占了便宜。例如，许多彩扩点都为“柯达”、“富士”无偿地做广告，还认为是外商大方，白送我们招牌。九家企业同时引进意大利梅洛尼公司同样型号的冰箱流水线，而且有八家把自己的商标加上“阿里斯顿”后缀，我们的企业认为是占了便宜，一时间我们的电视里面充满了“阿里斯顿”的广告，在中国打响了这个牌子，而外商一分钱没花。还有一些企业合资时，原来的商标不作价，或者改用外国的牌子，使我们本来就不多的中国名牌被人家轻易“消灭”。四是人们普遍缺乏名牌意识，缺乏知识产权观念，更多的企业至今还不懂得牌子的重要，不懂得树立自己的企业形象，不懂得利用牌子进行市场竞争，不研究利用牌子来积累无形资产。五是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体制和机制上的缺陷，往往倾向于经营上的短期行为。而短期行为首先放弃的就是自己的信用和信誉。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牌子问题不可能有正确的对待。六是目前我国名牌成长的环境还不够好，现在威胁着中国名牌发展的主要是假冒名牌和乱评比名牌这两种现象。假冒使名牌企业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耗费了大量的财力和精力去打假，而效果又不理想。乱评名牌，不仅损害了名牌的声誉，而且加重了企业负担。
因此，要大声疾呼：重视牌子竞争！研究牌子竞争！
三、对我国若干行业的调查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牌子竞争”的情况，我们调查了汽车、化妆品、自行车、饮料、药品、家电六个行业的情况。
（一）汽车行业：
1994年我国各类汽车年产量为129.6万辆。其中轿车22.9万辆。 汽车工业年销售额为1747亿元。汽车企业总数为2462个。 其中整车厂124个。职工总数为193.2万人。我国汽车工业突出问题是：规模太小、 布点分散、技术低下、建设混乱。124家整车厂中，年产5万辆以上的仅有6家，轿车生产大都没有达到经济规模。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汽车工业采取多种方式与外国企业开展了合作。引进技术400多项。建立了250家合资企业。吸引外资14亿美元（其中，美欧占60%，港澳占30%，日本占10%）。轿车的国产化率逐渐提高。到1994年，桑塔纳为85.82%， 奥迪为62.16%，夏利为83.8%，标致为70%，捷达为25.6%， 富康为15.21%，切诺基为80.4%。
汽车行业突出的问题是两个：一个是改革开放17年了，我们自己的轿车还没有形成自主开发的能力。我们引进的车型和技术，当时就是比较落后的。例如桑塔纳，签约的时候，就已经是衰老期的产品了。在与国外合资的时候，我们又没有把消化吸收作为重要的目标，下大力气来解决它。于是，随着时间的流失，我们原来引进的车型都已经到了换代的时候，又面临着新一轮的引进。二是我们的轿车大都没有自己独立的商标。除了“富康”之外，都是外国的牌号。这种情况，不仅扩大了外国厂家在中国的知识产权，而且几乎完全堵塞了我国汽车到国际市场去竞争的道路。
外国跨国大公司控制中国汽车市场以至汽车工业的态势是极其明显的。日本总想向中国销整车，不愿与中国合资办厂，投资额最低，决策投资的外国汽车公司利用CKD方式， 总是设法延缓我们的国产化进程。上海桑塔纳车的国产化零部件的认证权很长时间是由外方母公司控制，直到后来据理力争才得到解决。外国母公司千方百计地阻挡我们形成自己的开发能力。在一些合资企业中，技术、财务部门均为外方所把持，中方人员没有机会参与设计，甚至对产品设计的修改权也没有。他们公开说：“你们不具备开发的条件，何必自己开发呢？我们有的是车型，任你选择。”由于牌子是人家的，德国大众把上海大众和一汽大众合资厂都视为它的子公司，把产值、产量、利润都记在跨国公司的账上。
一位汽车专家曾这样问：我们现在的合资汽车企业算不算是民族工业？要打一个问号。还有一位汽车企业负责人说，中国汽车企业和跨国公司的合资合作中，成绩是明显的。但在第一个回合中，外商是赢家，我们是输家。话虽不多，但切中要害，令人深思。
（二）饮料行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饮料行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94年，我国饮料总产量为627.9万吨，比1980年增长了21.8倍。每年递增25 %以上。饮料品种大大扩展。目前已经形成了碳酸型饮料、果汁饮料、茶汁饮料、植物蛋白饮料、天然矿泉饮料、乳类饮料、其他饮料等八大类饮料。其中天然饮料（除碳酸型饮料外的饮料）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目前已经占到我国饮料总量的50 %。到1994 年底， 全国共有饮料企业2827个，职工21.82万人。销售收入117.87亿元，利税总额为11.87亿元。
这个发展迅速的行业，充满了激烈的国际竞争。竞争主要发生在碳酸型饮料上。具体地说，就是“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所谓的“两乐”对中国市场的占领。从70年代末至今的15年时间，“两乐”进中国经过了堵截——限制——允许——放开几个阶段，到1994年，“两乐”在我国的年产量已经达到111多万吨，占我国饮料产量的18.5%， 占碳酸型饮料的37%。目前正在建设的几个罐装厂投产之后，所占市场份额还会扩大。
中国碳酸型饮料，原来有所谓的“八大名牌”：广州的“亚洲”、上海的“正广和”、天津的“山海关”、北京的“北冰洋”、青岛的“崂山”、沈阳的“八王寺”、四川的“天府”、广东的“健力宝”。八大名牌中，除“健力宝”没有合资，“正广和”合资不成之外，其他六家都已经同“两乐”合资了。合资的方式，大都是外方控股，牌子使用两家的，主产品、新产品用洋牌子，老产品继续用中国原来的牌子。
对“两乐”进入中国，从始至今有争论，有时甚至很激烈。一种意见认为：国家不可能拿出多少钱对我国饮料行业进行技术改造，不利用外资无法改造老企业。况且合资过程中并没有把自己的牌子丢掉，大多数厂家在合资之后都获得了发展。因此，有限制地允许“两乐”进入我国市场，用部分市场换取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是对的。另一种意见认为，饮料市场中已如此大的份额为“洋水”占领，有损于中国的民族自尊心，合资企业主要控制在外方手中，大钱被他们赚去，中国人只不过赚一点加工费而已，原来的中国名牌早晚会被他们吃掉。
（三）自行车行业：
我国被称为“自行车王国”。1994年，全国年产量为4044万辆，销售收入122.45亿元，全国共有自行车企业850家，其中整车厂为300家。全年利税总额12亿元。70年代以后，外资同样进入中国自行车的“领地”。到现在先后办起了合资企业和外国独资企业共计200 家（台湾的比重比较大）。除外商独资整车厂15家，零部件厂50家之外，其余都是合资厂，主要采取中方出土地，外方出设备出品牌的办法。外方出品牌又分为品牌折价入股（如三枪、兰苓、菲利浦等）和中方一次性买断（如斯普瑞克）的办法。目前，三资企业生产的自行车在国内市场占有的份额是25%，同时占全国出口量的40%，创汇数额的65%。使用外国牌子的自车行产量占全国的30%。
我国自行车原有“九大名牌”：天津的“飞鸽”、“红旗”，上海的“永久”、“凤凰”，广州的“五羊”，无锡的“长征”，常州的“金狮”，青岛的“金鹿”，沈阳的“白山”。在外国名牌冲击下，我国原来的老厂日子不好过，连广告费支出也颇为困难，例如天津飞鸽厂去年一年花的宣传广告促销费用是30万元，今年上半年的这类费用才7 万多元。目前我国市场上自行车形成了十五大名牌分割市场的局面。中国牌子和洋牌子各占一半。中国老牌子“凤凰”、“永久”、“金狮”、“五羊”、“飞鸽”五家；中国新牌子“中华”、“安琪儿”两家，共七家。洋牌子有“菲利浦”、“三枪”、“海尔曼斯”、“斯波兹曼”、“英莱克”、“斯普瑞克”、“斯塔特”、“捷安特”（台湾）等八家，值得担忧的是，中国的老牌子呈下落的趋势，而洋牌子呈上升的趋势。
（四）化妆品行业：
我国化妆品行业，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走过了国外一二百年的历程。1994年化妆品行业销售额为115亿元人民币，企业有2000家。 化妆品行业是外商投资较热的行业。目前已经有法、美、英、德、瑞士、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积极投资。全国化妆品企业2000家，其中前500家占90%的市场份额。这500家中，又是150 家合资和独资企业占去了主要份额。如合资企业广州的宝洁、南源永芳，上海的庄臣、旁氏，北京的资生堂等，销售额达到几亿元或十几亿元。外国名牌打得很响，我国老名牌受到很大的威胁。上海是我国化妆品的重要基地。但老牌子如“孔风春”、“月中桂”、“谢馥春”等，发展都比较缓慢。中国化妆品第一品牌“美加净”一度因合资退出了市场，现在又重新起步。我国化妆品市场只是初步发展，而法国的一条流水线产值就达10多亿美元，几乎相当于我国整个行业的年产值。但我国人口多，化妆品市场有巨大潜力。按人均消费计算，我国目前人均不到10元人民币，而发达国家的消费水平是人均每年为35—70美元，相差几十倍。正因为如此，外国大公司都看好中国市场，并采取各种办法占领，竞争激烈。
（五）医药行业：
我国医药行业这些年已获得巨大发展， 成为高技术产业之一。 1994年，医药工业总产值为850亿元，销售收入为758亿元，利税总额为112亿元。医药企业共有3000家。
医药行业是利用外资较早的行业，1980年就建立了中国第一家合资企业——大冢制药有限公司。到1994年年底，医药行业的三资企业已经有1000家。利用外资达10亿美元。我国外资企业最大500家中， 医药企业有14家，我国医药行业10强中有3家是合资企业。 医药行业的合资企业绝大多数由外方控股，14家大企业中，外方控股的13家。著名的西安杨森，外方控股52%，天津中美史克外方控股55%。重庆的GLAXO 外方控股88%。由于合资企业资金雄厚，技术先进，新产品多，再加上他们很重视广告和宣传，所以他们的销售额和利润都增长得较快，而且外商企业的知名度提高得更快。如今“杨森”、“史克”、“华瑞”、“大冢”等外国医药厂商的名字已经被中国的患者所熟知。“洋药”在中国市场的销售份额大幅度增加， 而出口量很小。 例如， 华瑞制药公司1993年的销售额为29.5亿元，出口为零。史克1993年的销售额为55.9亿元，出口仅占0.1%。杨森的出口量也仅为14%。
由于这些合资企业的外方都获得了丰厚的利润，所以他们纷纷要求扩股。而我国原有的医药企业，由于体制、政策、资金、技术等等方面的原因，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很不利的地位，许多企业比较困难。从发展的前景看，由于我们的新产品开发能力比较弱，且现在一些企业的产品是仿制的。将来复关之后，知识产权的约束加强，生产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难免使人担心，将来会不会出现12亿人吃“洋药”的局面。
（六）家电行业：
家电是改革开放以后新崛起的行业。1994年总产值（电视机没计算在内）为740亿元，15年来一直以平均递增30%的速度增长着。1994 年各种产品的产量是：电冰箱764万台，洗衣机1096万台， 房间空调器 382万台，冷冻箱234万台，电风扇7730万台，吸尘器171万台， 电饭锅1645万台。年出口创汇7亿多美元。电冰箱、洗衣机、电风扇、 电饭锅的产量是世界之最，占全球产量的10%。目前全国家电企业共200家。 其中，形成集团的20家。与外商合资的21家（电冰箱5家，洗衣机4家，空调器12家）。
从总体看，我国家电行业虽然起步比较晚，但是由于各个层次的投资力度比较大，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重复引进等问题，但经过几年来的调整和同行业的竞争，发展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目前主要家电产品的质量，大都达到和接近国际水平，完全可以替代进口，而且出现了一批中国名牌。冰箱行业中的“海尔”、“容声”、“美菱”、“新飞”、“扬子”、“吉诺尔”，洗衣机中的“威力”、“小天鹅”、“荣事达”、“水仙”、“海棠”，空调行业中的“春兰”、“华宝”、“古桥”等等。这些名牌产品有的还进入了发达国家的市场。
目前家电行业存在的问题和危险是：国内相当一批企业经济效益不高，特别是缺乏技术上自我开发的能力，原来引进的技术已出现老化的趋势。国外的大公司特别是日本的公司，在向中国转让技术之后，现在又以较先进的技术寻求新的合资对象。例如日本松下、三洋、东芝，韩国三星等正是抓住了国内企业的这个弱点，并利用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采取合资的办法，把它们的品牌打入中国，在中国当地进行生产。
电视机行业，成绩很大，也有类似的问题。我国已经有“长虹”、“熊猫”、“牡丹”、“飞跃”、“北京”一大批中国名牌。但是最近，外国著名大公司都在以合资的方式把它们的产品和牌子打进中国。例如，上海要和日本“索尼”合资，天津要和韩国“三星”合资，北京松下显象管厂也准备生产松下彩电。面临的竞争将是很激烈的。
照相机行业的局面尤为严重。但情况又有不同。全国相机市场年销售量大约为4500万架，但走私货就有600万架。国有相机企业原来34家 ，现在只剩下8家，不亏损的只有两家：“海鸥”、“凤凰”。由此， 外国企业目前还不愿意与中国企业合资。
四、深层矛盾的分析
上述情况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国内市场上国际竞争的客观现实及其残酷程度。
国际竞争的实质是：某些西方发达国家遏制社会主义中国和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的矛盾。其主要表现为利用和控制、赶超和遏制、平等和不平等、占领和反占领之间的斗争。所谓“利用”就是我们要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而“控制”则是他们想借此控制我们的企业和经济。所谓“赶超”，就是我们要通过若干年的努力，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实力和经济水平上的差距，而“遏制”则是他们要把我们的实力和经济水平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形成一直保持若干年差距的“等距离赶超”。所谓“平等和不平等”的斗争，是指我们在经济合作和交往中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而他们则想凭借经济和科技的优势，实行不平等的交换和合作，获得超额利润。所谓“占领和反占领”的斗争，是指我们要进入国际市场，而他们则要占领中国这个大市场，而对他们的市场则加以保护。这种矛盾和斗争，有时是在双边之间，有时是在多边之间。
正确处理上述矛盾，关键是要对所谓的“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有全面的认识。人们常说，“机遇与挑战同在”，其深刻的内涵实质就是“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并存。过去我们对“后发优势”强调较多，而对“后发劣势”估计不够充分。围绕着“牌子竞争”，我们很明显地看到这种后发劣势。
除了观念上的落后和体制上的弱点之外，还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政策上的漏洞。在一定时期为吸引外资制定一些优惠政策是必要的。但是也同时出现了合资企业和原有企业不平等竞争的问题。再加上各地竞相优惠，更加剧了这种不平等。于是，企业为了获得资金、技术、自主权和优厚的工资待遇，便往往拼命压低自己的条件和外商合资，似乎不管什么条件，只要合资就是“胜利”。二是管理上的落后。这个落后，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己的企业管理落后，因而缺乏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是不懂得如何和外商合作，在经营过程中吃亏。现在许多合资企业出现亏损但外商还要追加投资，其实就是他们采取种种方法转移利润而我们又未能有效防止的原因。三是宏观管理某些方面的失灵。中国企业之间的互相竞争，加上地区之间的竞争，常常被外商所利用。过去有一段时间，为什么不必要的重复引进较多？为什么我们一些地方自己出台了许多优惠措施？就是为了与其他地方争引外资。这就给了外商以可乘之机。四是总体来说，我们的经济落后，科技落后，这样在同外方合作的时候，常常处于“有求于人”的不利地位。由于经济实力和经济水平相差很大，往往很难形成对等的关系。美国敢于动不动就说制裁我们，是因为我国和美国的贸易关系，虽然我们是顺差，但在两国所占的比重不同。有关部门统计，美中之间贸易，只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5%不到，而却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0%左右。 五是由于过去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我们缺乏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知识和经验，更缺乏这方面的人才。
认识到上面这些劣势，不是为了长他人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而是为了更好地从实际出发，既看到我们的优势，又看到我们的劣势，全面地研究我们的对策。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必须一贯坚持。但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具体情况，具体政策和对策应该有所调整。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吸引外资，我们当然应该突出地宣传树立开放意识，改善投资环境，实行优惠政策等等。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外资大量涌入我国，不仅一般的中小外企，而且那些跨国的大集团也竭力争夺中国这个市场，并企图控制我国的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有新的对策。
五、外商采用的战略策略剖析
我们要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更多的主动权，不仅要懂得对方的总的战略意图，还要研究他们的具体策略。根据我国企业和外商打交道的经验，他们采取的主要策略有：
1.有形资产控股。外商同我们合资的时候，凡是看准的项目，都极力要求由他们来控股。其目的主要并不在于大股可以多分红，而是为用他的资产控制你的资产，你的资产成了他的资产的“附属物”。同时，由于他拿到了企业的支配权，就可以通过经营单方获得更多的利润。例如某合资医药企业是外方控投。该厂需要的某种原料药国内是能够生产的，而且质量不错，价格也低。但外方坚持从国外子公司进口，每公斤价格竟是国产原料价格的3倍！仅此一项，每年就能向国外转移利润240万美元。另外，有的外商其主要的投资战略就是以控股的方式运营中国企业的资产。例如某外资公司通过控股掌握了中国100多家企业， 通过资产运营获得了大量的利润，就是这样的典型。
2.无形资产树自己的牌子。这一点前面已经谈得很多。有形资产控股和无形资产树他们的牌子，好象是两把软硬结合的“钳子”，在合资中，把我们的企业紧紧地钳住了。
3.时间差战略。外商不把最先进的技术给我们，或者只把准备淘汰的送来，或者总是保留着10年到15年的差距。如个别国家给我们的汽车技术设备和彩电技术设备，都是如此。
4.放长线战略。这种战略以“两乐”进入中国最为典型。开始，我国对“两乐”的警惕性很高，对其进入中国加以坚决的“堵截”。但是，他们做得很耐心。凭借着他们的强大实力，宁可“牺牲”眼前利益，来换取长远利益。
“可口可乐”进入中国的第一套设备是无偿赠送的。先是装在外贸部的仓库里，专门供应涉外宾馆。随后它以赠送投资换取建厂。我国有关部门批准“两乐”在国内建立20个罐装厂是有以下条件的：赠送1.1亿美元，作为发展我国饮料产业的基金（可口可乐6000万美元，百事可乐5000万美元）。这些资金一部分作为与“两乐”合资的我方股金，同时合作建立了三个国产牌号的饮料主剂车间，再加上新牌号的车间。另一部分资金建立了天津和广州两个饮料培训中心，在上海建立了中试车间。1994年，我国决定取消对外国饮料的配额，并作了于1996年取消许可证的承诺。“两乐”的承诺是：（1）两公司承担改造我国四个饮料老企业的任务。（2）“两乐”新建的20个罐装厂要装30 %以上国产牌号饮料。（3）两公司各赠送共计1200 万美元给我国轻工总会， 其中800万美元作为合资企业的股金，400万美元作为饮料开发中心和培训中心的建设费用。
可以算得出，“两乐”先后用了共计两亿美元，便打开了中国的市场。按1994年的情况看，我国饮料的销售总额118亿元人民币， “两乐”占其中的份额为18%。假定按平均价格计算，“两乐”的年销售额目前就已经达到20亿元人民币。又假定它的利润率是50%，中外双方对半分利润的话，4年就可以收回它的全部“赠送”。 随着对中国市场的开拓和占领，以后的利润将是难以计算的。可见其放长线策略的高明。
5.当地化战略。在当今的国际竞争中，各国为了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实际上都提高了警惕。于是发达国家采取了更能迎合这种愿望的更隐蔽的战略，所谓“当地化”战略就是其中之一。“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进入中国就打着“外国品牌和当地品牌同时发展”的旗号。他们说，我们进入中国，不仅不会消灭中国原有的品牌，而是帮助它发展。所以，他们在和我国的6家名牌企业合资的时候，都保留了中国的品牌。但是，有一个巧妙的“分工”：新产品用他们的牌子，老产品用中国的牌子。人们有理由担心，老牌子会不会同老产品一起逐渐被淘汰！
某外商和天津某彩电企业合资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条件，新产品用人家的牌子，而中国厂家的老牌子则用在老产品上。外国某汽车公司为了打进中国市场，他的老板表示非常愿意帮助我们建立零部件厂，这其实也是他们的一种当地化策略。
6.分化策略。外商很注意研究中国企业之间、地方之间的矛盾，并尽量利用这种矛盾。近些年，中国企业之间在国内市场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国内资金紧张，技术落后的情况下，一个企业为了压倒国内同行，往往向外商寻求资金和技术的支持，而且合资之后，又有了更大的自主权。一些企业这样做了之后，果然有效。于是另一些企业也就跟着效法。外国大企业则利用这个矛盾，对中国企业实行控制，表面上是中国企业之间的竞争，背后则包含着外国大企业支持下的瓜分中国市场的竞争。
日本的企业在与小天鹅谈判的过程中，就暴露了他们的这个战略。他们的理论是：要进入一个国家的市场，首先要选准合作的伙伴。每个国家的每个行业都有原来的排头兵，他们称之为“领先者”，而居于第二位或第三位的企业，他们称之为“挑战者”。他们认为，与领先者合作是困难的，而与挑战者合作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挑战者怀有利用外力战胜领先者的意图，他们是可以降低合作条件的。
7.统一对外。外国的一些大企业在同我国的经济交往中，是很注意“统一对外”的。他们用各种办法达成这样的协调和默契。例如在多年的打交道中，许多人已经感到，某国几大电器公司实际上对中国电视机市场有一种“瓜分”的默契——一个对北京，一个对天津，一个对上海。在他们所划定的“市场范围”内，以一个厂家为主，其他的厂家不去与之竞争。而我们恰恰相反，各自为政，分散决策，就增加了他们这种战略的有效性。
8.单向限制。我们提出发展“外向型经济”，其含义是“进来”和“出去”双向的。但西方发达国家则希望这种外向是单向的，即主要是“进来”，而不是“出去”。近年来与美国的交往中，这一点是看得再清楚不过了。为此他们使用了经济和超出经济的种种手段。
还可以列出一些他们的经济策略。这些策略包含着两层内涵：一层，这是“通用的”。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国际竞争中，竞争的每一方都要有自己的战略和策略的，而上述战略和策略是建立在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之上的，我们不能在是非上加以指责，但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另一层，则是“特殊的”。这是指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特殊采取的歧视性的原则和办法。对此我们要格外警惕，要坚决抵制和反对。
六、名牌战略的选择
面对国际竞争，我们的经济战略和策略，有几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重新“闭关锁国”。这是不对也是不可能的。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绩已经证明，当今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封闭的状态下获得经济的高速发展。
第二种选择：发动抵制“洋货”。这也是不对和不可能的。“洋货”进入中国，造成对“国货”生存的威胁，也同时形成对“国货”奋进的“刺激”和借鉴。抵制“洋货”已经没有可操作性，还会形成保护落后，并为今天广大的消费者所不理解。
第三种选择：实施名牌战略。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这是唯一可行和唯一有效的战略。这种战略，简单地说，就是走自立、自强之路，造就高素质的企业群体和高素质的国民经济，不论在微观上还是在宏观上，都形成强大的市场竞争能力，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并掌握相当的主动权。
为什么把名牌战略提到这样的高度？
（一）从市场竞争的规律看：人们说，“市场的竞争是产品的竞争——产品的竞争是质量的竞争——质量的竞争是科技的竞争——科技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这个链条是存在的，它从市场引申到企业内部。还有另一个链条：“市场竞争就是产品（服务）竞争——产品（服务）竞争就是质量竞争——质量竞争常常是通过牌子竞争来实现的”。这个链条也是存在的，它从市场到企业，又从企业到市场。但至今还为中国许多企业所忽视。
（二）从造就强势企业来看：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如果说市场是“战场”，那么产品是“枪炮”、“子弹”，企业才是“军队”。无论是对他国市场“打得进”，还是对本国市场“守得住”，都要靠名牌企业作为先锋和骨干队伍。名牌少，是我国经济竞争能力比较差的主要原因和表现。世界500 家大企业中没有一个中国企业的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改革中的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核心的课题就是对市场经济的衔接和适应。我们提出名牌战略，就是对企业提出了一个最现实的市场导向，引导它们以形成强大的市场竞争能力为目标，来改造和管理自己的整个企业。这就会全面地促进他们在机制转换、企业管理、技术改造、市场营销、知识产权等等方面的工作。
名牌效益吸引企业争创名牌，名牌效应又有利于增强名牌企业的实力。名牌在市场上，有“卖得贵”、“卖得多”、“卖得快”的三重优势。而且一旦真正的名牌树立起来，这个牌子是不倒的。即使这个企业“倒”了，也会有他人重新利用这个牌子组建新的企业仍用这个牌子继续生产和经营。
（三）从实现我国经济两个转变看：在世纪之交的未来15年，我国面临着体制转换和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双重任务。而名牌恰正是改革和发展的结合部。抓住名牌必将有力地促进这两个转变。从微观上看，企业要搞名牌，实际上必然要强化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并积累这个主体的有形和无形资产，培养和发展自己的实力和信誉。企业要搞名牌，必然把市场、质量、技改、效益放在最重要的地位。这就逼迫企业从外延扩张型转换到质量效益型，从粗放经营转到集约经营。从宏观上看，名牌企业的发展必然导致产品结构、企业结构、产业结构的重组和优化。因而大大提高整个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改变增长方式的问题，提了多年，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除体制问题外，没有找到一个稳妥有效的途径是一个重要因素。
现在一些地方以名牌产品和名牌企业为龙头，组合资产、配置资源，已经取得比较理想的效果，出现了所谓“一个或几个名牌带动一方经济”的情况。例如河北省玉田县出了个“豪门集团”，全县经济面貌发生巨大变化。江苏省原来是“苏、锡、常”，现在成了“苏、锡、扬”。扬州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了几个大企业集团的带动。像它的泰州市的春兰集团，1991年产值是1亿元，1994年就迅速增长到52亿元。1995 年可能搞到80亿元。一个县有这样一个“大家伙”，一个市，有几个这样的“大家伙”，整个面貌就变了。
上海市把名牌战略作为“重振雄风”的主要战略之一。通过实施名牌战略，改造企业、改组行业、改变结构，着眼于创造中国名牌，增强上海经济在国内外的辐射力。现在他们已经把自己的名牌辐射到外地（例如名牌企业和外地企业联营，对外地企业控股，等等），也带动了其他地方经济的发展。
（四）从增强整个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看：名牌企业，特别是其中的特大型企业，往往可以促成“一个大企业改变一个行业的面貌，左右一个行业的局势”的效果。例如，60年代我国大庆油田的建成，就把“中国贫油”的帽子扔进了太平洋。80年代宝钢的建成投产，一下子就把中国钢铁工业和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缩短了20年。80年代在咸阳建成的彩虹显象管厂——现在的彩虹电子集团——也是一个有说服力的典型。这个国有企业，从1982年投产之后，一直注意把引进先进技术和自己的消化创新结合起来，今天已经具备了比较强的自主开发能力。现在，全国共有彩管企业9家，其他8家都是合资企业，国有企业只此一家。但它占据的市场份额很大。1994年，它生产和销售彩管440万只， 占国内市场的1/3。其中出口110万只，占其产量的1/4。由于它的质量好， 产量大，又有开发能力，便能够对全国的彩管行业起着左右局势的作用。一度有的合资彩管企业要涨价，彩虹出于对民族工业大局的考虑，不同意这样做。他们认为，彩管一涨价，彩电也要涨价（彩管几乎占了彩电成本的一半），而彩电一涨价，必然使国产彩电在市场上失去对进口彩电在价格上的竞争优势。而国产彩电企业的萎缩，必然又反过来影响国内彩管行业。这是很不利于民族工业的事情。由于它的实力强，说话有份量，全国彩管企业达成了不涨价的共识。可以说，在物价涨幅较大的今天，彩电的价格基本没有上涨，彩虹功不可没。
彩虹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我国国有企业当前遇到比较多的困难，原因之一，就是国外产品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如果有更多的象彩虹这样的企业，这个局面将会有很大的改变。
现在，国家已经明确地提出实施“大企业、大集团”战略，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如何把企业搞得又大、又好、又稳定？国内外经验告诉我们，必须是“高”、“大”、“名”三者的结合。而真正的名牌恰恰就是如此。
“高”就是生产的高技术，产品的高附加值，由此产生的高生产率和高经济效益。如果技术上不能形成自我开发能力，经济上不能形成自我积累的机制，完全靠国家的投入去搞大，是不可能的。
“名”也是搞大的必要条件。首先，有了名，就具备了吸引其他企业的资产存量向其集中的凝聚力。例如最近内蒙古的天鹅电视机厂就自愿归属彩虹集团。其次，有了名就有了更强的市场竞争力，而市场占有率决定着企业的规模。第三，有名就更便于向新的领域开拓。象日本“三菱”，本是“重工”起家，但因为名气大，搞“三菱”空调、“三菱”汽车，也就比较容易了。一句话，名的辐射力，增强了企业的资产和市场的扩张力。我们多年在资产存量调整上的难题，有可能通过名牌战略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大”同时也是“高”和“名”的条件。大才有雄厚的资金搞高技术，大规模效益，大才有超常的市场占有率。没有一个现代大名牌不是高技术、大规模的。
（五）从弱势经济如何起飞看：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来说，我们的经济是弱势经济。弱势经济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如何实现对强势经济的赶超？总体说来，大约有这样的几种途径：
一是靠自然资源的优势。如中东国家，他们可以说是“富国”，但不能说是现代化的强国。澳大利亚是个特殊的例子，但它也有极特殊的条件：自然资源丰富而人口又很少。我国显然不能走这条路。
二是靠人力资源的优势。这是我国的主要优势，但随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规律越来越突出地起作用，劳动力要素在市场竞争中所起的作用会越来越下降。而且，由于我国劳动生产率低，物耗高，我国人工的工资水平虽然比较低，但单位产品的工资含量却比较高。这就大大影响了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三是靠低价格战略。这也是在过去的时间内我们采取的竞争战略。但它也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和困难。靠低价位的以量取胜，等于把国内很紧缺的资源和能源出口。长此下去为国内情况所不允许。低价格必然是低效益，外贸亏本的买卖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大。低价往往是和低质联系在一起的，必然导致国际市场的越来越小。外国越来越利用他们的政策（如反倾销）限制我们低价商品的竞争。低价位低质量的战略，必然影响我国产品和企业在国际上的形象，它必然会造成市场萎缩的不良后果，对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贸易曲折就证明了这一点。看来，低价位的战略在一个时期虽然还不得不用，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四是聚集力量，形成拳头。首先在若干领域突破，以“高、大、名”企业为龙头，带动整个经济进入高层次的国际竞争。亚洲“四小龙”起飞，对我们来说，最有借鉴价值的恐怕还是韩国。60年代以前，韩国是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小国。它为什么可以在不很长的时间内，成为国际市场上很有竞争力的国家？从发展战略上看，关键是有效地实施了我们可以称之为“高、大、名”的战略。在这样一个只有4000万人口的国家，出现了为数不多但是很大的企业集团：“三星”、“现代”、“大宇”、“浦项”等，其规模（销售额）不仅都进入了世界500家大企业，而且有的排名还比较靠前。例如，“三星”1994年销售额是461亿美元，排名第十七。韩国在制定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时候，一开始就瞄准了国际市场。正是从国际竞争出发，来构筑他们的企业和企业结构，紧紧抓住“高”、“大”、“名”三者结合不放。以他们的汽车工业而论，厂家求大而不求多。为了适应将来的国际竞争，他们首先就树起了自己的品牌，即使当时有的总成装的都是日本的，他们也坚持用“现代”、“大宇”的牌子，并很快放弃了“CKD”，坚持自己开发。 少走了弯路，获得了成功。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一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应该通过名牌战略的实施发挥这个优越性。
（六）从如何抓经济工作的新思路看：江泽民同志指出，发展要有新思路。其中应该包括抓经济工作的新思路。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的教育事业面临着百废待兴的状况。邓小平同志抓了一个“考”字，就把局面扭转了。“考”是“牛鼻子”。
进入市场经济后，名牌和名牌战略很可能是经济工作中的“牛鼻子”之一。这是因为：名牌是改革和发展的结合部。抓名牌可以促改革，促发展，促改革和发展的结合。集约、质量、技改、效益，这些我们多年追求的东西，实际上只有通过名牌才能够把他们结合起来：
质量意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要升华为名牌意识。因为质量只有在“牌子运作”中才能够获得它实现的途径和动力；
技改和名牌结合，才可能是有效益的技改。有效益的技改才能使企业走出“不技改等死，技改找死”的怪圈；
高质量、高技术、高附加值再加上高知名度，才是长远的效益。通过近几年我国企业发展的实践，我们看得比较清楚，“质量——名牌——管理——集约——效益——质量”这一循环，既是理论的逻辑，又是实践的逻辑。
在更大范围看，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接轨，微观效益和宏观效益的结合，政府的宏观调控和企业的微观搞活的结合，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结合，都可以通过名牌战略的实施加以实现。
为什么名牌战略可以有这样的“神奇”的功效？其道理就在于名牌本身的特征。
1.它既是宏观的，又是微观的——宏观和微观的紧密结合。名牌越大，它的名声传播面和市场占有面越大。但再大的名牌总是归属于一个国家的一个地方的一个企业。名牌效应和名牌效益也是如此，它总是表现在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并相得益彰。
2.它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有形和无形资产的结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际上存在着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之间的相互转化过程。随着科技进步和市场竞争的深化，无形资产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我们过去往往只重视有形资产，而忽视无形资产。有形资产流失不少，无形资产流失更多。只有用名牌，才能把两者都“兜”住或凝聚住。
我们现在讲产权，没有牌子意识、名牌意识的产权观念是不完整的。我国的汽车用他国企业的牌子，一方面为他人扩大知识产权，一方面我们的成绩和无形资产无所归属。一个人连自己的名字也没有，怎样把他做的好事归属到他的名下？
3.它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物质和精神的有机结合。名牌产品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结晶，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名牌产品包含着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双重内涵。名牌产品和名牌企业的作用起到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双重作用。名牌的创造将大大振奋一个民族的精神。
4.它既是企业的，又是社会的——企业和社会的不断结合。任何一个名牌都属于一个企业，但名牌又是一个国家的“代表”。名牌创造出来，是为企业和社会不同层次的共有。当我们说汽车的时候，我们往往说日本丰田，德国奔驰，美国福特，法国雪铁龙等等。张劲夫同志说，“名牌是国宝”。全民族都会为自己国家的名牌产品和名牌企业骄傲。
正是由于名牌有这样的一些特性，所以抓住了名牌，就可以抓住宏观和微观、物质和精神、有形和无形、企业和社会的结合；就可以用它来牵动全局。
七、研究我们的对策
外国公司的策略已如上述，主要有：控股策略、牌子策略、分化策略、时间差策略、放长线策略、当地化策略、统一对外策略等。鉴于此，我们也要认真研究具体对策。
总结经验，粗略地可以说有以下几条：
——以“反控股策略”应对“控股策略”。大企业、重要的企业、赢利大的企业、有发展前途的企业，合资的时候，一般应该争取由我方控股。如资金不足，需要多地利用外资，可引进几家外资，造成外资总量虽然多于内资，但就单方来说，我方仍是最大的股东（例如一家外商三，另一家外商三，我方四）。我方控股的合资企业，不要轻易让外方扩股。（例如某合资葡萄酒公司，外方占38%的股份，现在公司搞得很好，外方公司就想以高价收买中方的股份以扩股。中方没有签应。）
——以“创牌子战略”应对“牌子战略”。无论是合资、合作，都应该以保住、发展或创造自己的名牌为首要的考虑，实行“拿来主义”，引进资金、引进技术、引进设备，都要为创造我们自己的名牌服务。引进要努力消化，即使一时不能消化，也要先把自己的牌子立起来。没有自己的商标，没有自己的名牌，不是完整的“拿来”，知识产权还被人家“拿去”。有了牌子，别人的可以成为自己的。美国波音飞机安着中国上海制造的尾巴，但仍然是美国的飞机。内蒙古的“仕奇”服装引进了日本的技术设备，但牌子是自己的，先进技术设备就成了自己成名的资本。没有牌子，自己也是别人的。奥迪即使全部国产化了，名字也还是奥迪。
目前，商标和商号分离的情况相当普遍，厂名、企业名非常不讲究，许多还是计划体制下的大排行——第几××厂。上海“美加净”是名牌，目前虽已从合资企业退出后重新独立树了牌子，但和厂名“上海家化”联不上。目前，上海有三个“美加净”牌子，一个是化妆品，一个是香皂，一个是牙膏。如果要组成“美加净”集团是很有前途的。但这要政府参与操作才有可能。
由于我国经济落后，在国际市场上没有根基，一个时期内采取利用他人的牌子，或把自己的牌子和他人的牌子“嫁接”，“借船出海”，也是可以的。但必须头脑清醒，必须有逐步“独立”的计划和措施。我国前两年的八个加“阿里斯顿”后缀的商标，现在全都把后缀取消了，经营大都更上了一层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以“自立策略”应对“时间差策略”。外国不可能把最先进的技术给我们。在激烈的国际竞争背景下，应该说，这是毫无疑义和“天经地义”的事情。这里的关键是我们自己要“争气”，要“自立”。为此要注意三个环节：1.与外商合作、合资签订合同的时候，不仅要注意技术设备的先进性，还要注意订立有利于我们消化吸收的条款。2.必须下最大的气力消化吸收，形成自己独立开发的能力。3.对此，国家必须给与相应的政策支持。
我国不乏这方面成功的事例。如宝钢，一期工程国产化率是12%，二期工程国产化率是88%，三期工程的三号高炉国产化率是95%。第三期工程的600亿元投资，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全部靠自筹。 彩虹集团也是如此。主要靠自我发展，引进时的80 万只彩管能力已经扩展到440多万只的能力，更重要的是现在它已经可以自主开发和出口成套彩管设备。春兰集团的许多设备都是自己设计自己施工的。压缩机的关键部件“滑板”完全是自己制造的，满足了本厂还供给了国内其他厂家。这里面，主要是信心、措施和政策这三方面因素。
——以“有限度策略”应对“放长线策略”和“当地化策略”。外国的大公司从长远考虑，可以暂时“牺牲”眼前的一点利益，而且他们财大气粗，吃点亏也不算什么。“两乐”就是如此。对我们来说，为了自己的经济起步，在一定情况下，用市场换资金、换技术也是可以的。关键是要有限度。“量化”在这里特别重要。账算清楚，心中有数。现在对“两乐”进入中国采取不同看法的双方，都还没有拿出这样的量化的分析，只是在定性的层次上争论，就有可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以“特色策略”应对“分化战略”。国内企业之间也是存在竞争的，外国大企业正是利用这种矛盾进行分化。
市场上存在着两类竞争，即“同一竞争”和“特色竞争”。“同一竞争”简言之就是你干什么我也干什么，在同一领域狭路相逢。“特色竞争”简言之是你干什么我不干什么，不争取“代替他人”，只要求“他人不可替代”。同一竞争里面也可能有特色竞争，同样是生产皮鞋，你生产高档的，我生产中档的，你生产适合青年穿的，我生产适合中老年穿的。这也是特色竞争。
我们要提倡“特色竞争”，因为它既可以造成较好的微观效益，也会产生比较好的宏观效益。我们要抑制“同一竞争”，因为它不仅是激烈和残酷的，而且在微观和宏观上都要付出很大代价。提倡“特色竞争”，抑制“同一竞争”，有助于形成企业之间互补的经济整体，而避免“内战内行，外战外行”。马连良不唱《空城计》而唱《借东风》，谭富英不唱《借东风》而唱《空城计》，就是特色竞争的例子，两个人都成了大艺术家。现在有的企业不把主要劲头对着国外市场，而是对着国内的同行，这样下去，大家都是要吃亏的。
——以“多元化策略”和“群体策略”应对“统一对外策略”。所谓“多元化策略”就是我国对外的经济交往和合作，不局限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而要力求同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平衡发展。这样就可以较好地利用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所谓“群体策略”，就是要加强我国企业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实际上就是以我们的“统一对外”应对他人的“统一对外”。除了企业应有这种意识之外，其中很重要的是政府和行业协会要加强统一和协调工作。在这方面，为名牌工作的社会性组织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社会团体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期间成立的驰名商标保护组织，它是由新闻界发起，主要是我国名牌企业自愿联合组成的社会团体。几年来，由于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经贸委、技监局等主管部门的支持，它在宣扬名牌意识、研讨名牌理论、交流名牌经验、保护名牌企业、宣传名牌企业、服务名牌企业、形成名牌群体、沟通政府企业、抵制乱评名牌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实践证明，这样的社会组织有它的优势，特别是在探索领域，它在操作上更有弹性，是可以配合政府做一些工作的。台湾在创造自己的地区名牌的时候，主要是借助了这种组织。他们有“自创品牌协会”和“金商标协会”，已经工作了14年，帮助树立了一大批名牌企业。他们的组织办法同我们的质量万里行活动和驰名商标保护组织的工作很类似：新闻界牵头，企业界参加，政府部门支持。在我国大陆，这件事情还刚刚开始，更需要政府部门给予理解、支持和指导。
目前，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乱评比现象，但许多人还不清楚，至今，乱评比现象没有一件发生在这样的组织的身上，而恰恰是它一直在坚决地抵制社会乱评比。因为这是企业自己的组织，必然要反映企业的呼声，为企业说话。现在搞乱评比的多是一些企业性实体和事业性实体。对它们的行为要加以规范。
总之，对策研究还是一个薄弱环节。我们需本着“协调内部，恰当对外”的原则，做深入研究。不仅研究，更要落实。
近几年，我国主要领导人或讲话，或题词，或著文，几乎都就名牌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指示性意见。名牌，名牌事业，名牌战略，它们的内涵和重要意义，已经为我国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了。面对当前中国名牌事业崛起之势，无论政府、企业、社会，各个层面，都需要进一步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落实到科学、扎实、有效的操作上来。
名牌事业，是振兴中国民族工业的大业。
名牌战略，是振兴中国国民经济的战略。
在世纪之交，让我们为这个千秋万代的民族事业而共同奋斗！
（参加此研究报告行业调查的有人民日报记者林钢、李茜、鲁牧、李建兴、彭嘉陵、李丽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