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生产力标准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力论文,现实意义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978年我国发生的思想路线的大辩论，焦点是是否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这场辩论，在如何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辨别人的认识正确与否等问题上，澄清了人们思想上的某些混乱，从而有力地批判了各种错误的真理标准观点，尤其是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把认识当作真理标准的唯心主义观点，坚持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实践，从而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打下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实现了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历史性转折，我国进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的根本任务和工作中心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发展生产力，并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主要标准，即生产力标准。党的十四大接受邓小平同志的主张，把生产力标准发展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使生产力标准的内容更加具体和明确。
生产力标准的提出，并不意味着用它来取代实践标准，也并不意味着它是与实践标准并列的另一个标准，进而否定实践标准的唯一性，而是社会主义实践的必然要求，是实践标准的具体化。一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认识是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实践活动的主体和客体是多形式、多层次的。然而实践活动最基本的形式是物质生产活动，也就是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活动，这就离不开生产力这个范畴，也就离不开生产力标准。另一方面，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人作为一种实践的存在，是实践的主体，是个人与社会的有机统一。实践通过目的、手段而达到结果，对实践结果的评价离不开主体尺度与客体尺度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是建立在对实践效果、实践效能、实践效率的综合评价基础之上的。这种综合评价，就生产力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力量而言，同样离不开生产力标准。由此，我们评价实践主体工作成绩的大小、作用的好坏，判断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否与生产力相适应，评价社会制度的优劣，必须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标准，使实践标准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从而实现实践标准的具体化。
生产力标准是实践标准的具体化，是与实践标准一致的、统一的。这种统一性表现在：1.生产力标准是客观标准，生产力作为人们解决社会同自然矛盾的实际能力，是人类征服、改造和利用自然使其成为适应人类社会需要的客观的物质力量。生产力的形成和运动虽有精神因素的作用，但却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生产力，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历史活动的产物，是前人实践能力的客观结果，它又构成人们当前生产实践的现实前提。2.生产力标准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生产力状况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形式，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所以，生产力标准最终能够鉴别改革的得失成败，这是确定的。同时，生产力又是历史发展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有着不同的生产力状况，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鉴别出改革的得失成败，从这方面看，它又是不确定的。生产力的发展虽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却不会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而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所以，生产力标准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
生产力标准，是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实践标准的前提下，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作出的理论概括，从历史观和认识论的统一上把实践标准具体化为生产力标准，这对于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本质，认清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发展社会生产力等方面，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
对于社会主义如何认识的问题，首先必须从生产力标准的客观性来加以认识。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存在着一些简单性、模糊性的认识，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丁伯根曾说：“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人们最初使用的，是它的非常简单的定义：那就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注：转引自黄天授等编《现代科学技术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页。）诚然，丁伯根的说法并不完全是错的， 它反映了很长一段时期的实际情况。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可以从各个方面去看，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等等。早期的空想主义者们基本上都把生产资料公有作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首要原则，如摩莱里提出未来社会的三个基本特征即是：生产资料公有；人人劳动；人人为社会公益尽其能。欧文在美国所作的试验——社会主义新村“新协和村”，亦是一切公有（从生产资料到生活资料）。科学社会主义同样把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基础。问题是片面强调公有制，忽视公有制的形式及所有制结构应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应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单纯为公有而公有，追求越大越公，这一点，正是欧文试验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误区。苏联所提出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亦是离开生产力，从而脱离了客观性的标准，只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角度界定社会主义的本质，背离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最终决定整个社会发展的原理，这也严重阻碍了人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正确认识。我国之所以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最主要的就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生产力，也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既是我国革命逻辑发展之必然，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之所在。实践表明，像我国这样的现实社会主义，并不是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生产力高度发展，具有完整形态的资本主义“废墟”之上的，而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经济比较落后、人民相对贫穷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可能一下子充分表现出来，当代社会主义面临当今新科技革命的挑战，也暴露出在经济、文化、教育、科技体制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最突出的是暴露出在单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种种弊端，而资本主义在当代科技革命条件下有着巨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脱离了生产力的客观性标准，一度出现的把贫穷当作社会主义等模糊性认识，进而发展到“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必须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并错误认识也就不足为奇了。只有坚持生产力这一客观标准，才能认识到社会主义首要的任务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生产力标准的提出，正是我党总结历史教训的成果，使我们走出认识误区，从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能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的矛盾运动中去加以把握。因此用生产力标准去认识社会主义，尤其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同时，也要看到生产力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一面，掌握其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辩证关系对我们判断改革的总目标及具体措施、政策正确与否有重要指导意义。邓小平同志在论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时，一再突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本质中的首要地位，批判“贫穷社会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实质，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同志强调解放、发展生产力，并不否认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公有制，而是认为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的建立是解放、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在肯定我国公有制主体地位已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已建立的现实基础上，强调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是否能解放，发展生产力。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同时也针对我国社会主义的特殊国情，解决了落后国家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巩固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这一马克思、恩格斯所不曾想到、解决的问题。由此，我国的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前提下，对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具体体制的运行机制的改革。在新时期条件下，要坚持社会主义，就得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应该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发展，从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得到满足。所以，从根本上看，检验我国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标准，只能是生产力标准，这是确定的。另一方面，要看到虽然某些落后国家可以逾越资本主义发展阶级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但在这种逾越中仍然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因素，如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可以逾越，但生产力发展的工业化、社会化和现代化却不可逾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可以逾越，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却不可逾越等等。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必须进行改革，发展生产力。改革的目标、方案等的实施是一个过程，在这期间会出现对生产力发展暂时的影响，但这不一定就是方案等的不正确，有可能是新旧体制交替中必然产生的某些“真空”带来的，有可能是新体制产生中的“阵痛”，也有可能是旧体制、旧习惯势力的抑制及人们对利益关系转换的不适应等造成的。所以不能简单地用“立竿见影”的办法判别改革的具体方案、目标是否正确（如当前国有企业改革中出现的某些“阵痛”——职工下岗、企业亏损等）。当然，改革方案等的某些不完善甚至不正确也是影响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反之，暂时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从长远看不一定就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所以用生产力标准判断改革成败，不能简单化，这就是生产力标准的不确定性。其实不确定性中又有确定性，因为正是不确定性要求我们对改革中对生产力发展的正负面影响作出科学的、全面的分析，认识到在不同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着不同的内容，从而不断修改改革的具体措施和方案使其真正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使改革最终成功，这又是确定的。由此才能正确认识我国各项改革措施的必要性、正确性，正确认识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必然性。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83页。 ）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坚持改革开放，目的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正确的政治领导的结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表现在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衡量和判断改革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符合实际，社会性质和社会现象是否合理、优越，只能是：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这个标准所涉及的三个方面是内在统一的，而其统一的实质仍在于生产力标准。只有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这是前提，才能做到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也才能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三
生产力标准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有了正确的认识，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同样，也只有从生产力标准的角度，才能认清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其关键在于解放和发展科技生产力，其中包括教育生产力，才能认清在科技革命条件下，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离开生产力标准来看待这些问题，是片面的、空洞的。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宝库中具有基本理论的意义，但长期以来未受到足够的重视。邓小平同志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理论，结合中国实际，指出：“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8页。）“四个现代化， 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83页，第37～38页。）进而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命题。科学技术进入生产过程，转化为劳动者的劳动技能，物化为具体的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就成为社会劳动生产力。在现代，劳动者生产技能的提高，知识水平的增长，体力和智力的强化，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武装。现代科学技术不仅决定着生产的发展水平和速度、生产的效率和质量，还决定着生产中的产业结构、组织结构和劳动方式。它不单使生产力在量上增加，而且使生产力在质上发生了飞跃，导引着未来的生产方向，在生产力系统中处于主导地位，是“第一生产力”。
要解放和发展科技生产力，必然要求解放和发展教育生产力，后者是前者的必要条件。教育也是生产力，这是因为在现实条件下，国际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其实质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最根本的是教育的竞争。科学技术的载体和主体是人，科学技术只有与人结合起来，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结合的根本途径就是教育。可以说，没有教育就没有科学技术，没有教育的高度发展，就没有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迅速提高。当今世界已从军事抗争走向经济角逐时代，全球经济正发生着深刻的变革，21世纪“工业经济”将逊位于“知识经济”。要在“知识经济”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看谁的创新能力强，科技进步快，而这一切又取决于人才，取决于有没有足够数量的、一流的推动经济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这些都离不开教育。只有办好教育，充分提高教育的质量和效益，培养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各类人才，才能真正搞好科技，才能把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
从上所述不难得出，要解放和发展科技生产力，包括教育生产力，只有正确认识新科技革命条件下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得以实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左倾错误，把知识分子排除在劳动人民之外，是“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轻视教育，轻视科学文化，从而导致教育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停滞不前。应该看到，各种劳动者，不管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者，人格上都是平等的，他们的劳动都是光荣的，但更应该看到，知识分子的劳动方式主要表现为脑力劳动，是一种与知识相联系的复杂劳动，具有探索性和创造性，代表着更高的生产力。同时，脑力劳动者的个体性、自主性较大，衡量其劳动成果的方式不能以一定数量的有形劳动产品为标志，而必须在考虑其劳动成果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同时，考虑其创造性以及学术水平。因此，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既要看到他们同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其他劳动者的共性，即都是劳动者，也要看到知识分子劳动的特点，看到他们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建设中，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作用。针对以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思想和做法，邓小平同志给予了有力的批判，并把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到没有文化和没有知识分子，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他指出：“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必须有人才”。（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83页，第37～38页。）强调：“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83页，第37～38页。）“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83页，第37～38页。）并进一步指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因此，纠正了过去在看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思想和做法，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与其他劳动者一道，积极地投身到发展教育、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实践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