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均衡增长 宏观平衡与宏观调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调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中的非均衡增长与发展经济学中的不平衡增长，是两个不同内涵的概念。然而，中国经济的非均衡增长概念却包含以上两个概念的内容，中国经济的非均衡增长是由其生产力的不平衡性，总供需的不平衡性和产业结构的不平衡性决定的。由此可见，中国经济的非均衡增长与宏观平衡的关系极大。促进中国经济的非均衡增长，应正确处理好其与宏观平衡的关系，这正是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之所在。非均衡增长，宏观平衡与宏观调控三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
关键词 非均衡增长 宏观平衡 宏观调控
学科分类号 F
一、中国经济非均衡增长的必要性
在论述中国经济非均衡增长的必要性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搞清楚什么是均衡增长和非均衡增长，什么是平衡增长和不平衡增长。这有利于对中国经济非均衡增长的内涵作出新的界定。
均衡增长这一概念，来自于西方传统经济学的均衡理论。均衡理论是均衡增长的理论基础。但是，在具体讨论均衡增长问题时，不同的经济学家又有不同的解释。根据哈罗德—多马的经济增长理论，均衡增长意味着一定时期内生产能力产量的增量完全等于同期实际的增量。也就是说，经济总产量的增长率同它的资本存量的增长率联系在一起，并在数量上一致，就是达到了均衡增长率。科尔纳则认为，均衡增长率是恒常增长速度的同义语。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对均衡增长的存在是充分肯定的。这一模型说明，经济增长率有着实现充分就业的稳定均衡增长的必然趋势，均衡增长就是在充分就业之下的增长。新剑桥学派中的长尔多和帕西内蒂也倾向于把均衡增长理解为向充分就业均衡的移动或逼近。总的来说，均衡增长理论是从均衡理论中引伸出来的。均衡增长理论所描述的经济增长，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消除资源闲置，充分就业，实现均衡价格的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是稳定的，均衡的，可以确定的增长。然而，唯一的，稳定的均衡增长理论是很少有现实意义的，均衡的经济增长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也并不存在。
什么是非均衡增长呢？中国学者朱嘉明曾对非均衡增长的理论框架作过较好的描述[①]。他认为，非均衡增长有其特写的涵定：它以经济中存在的非均衡现象作为前提，而增长的结果可以强化或削弱各种非均衡现象，但是不可能克服非均衡现象即非自愿失业和通货膨胀。进一步说，非均衡增长的本质在于它不能使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在经济增长中达到完全均衡，或者有过度需求，或者有过度供给，或者是部分过度需求和部分过度供给并存。而无论任何一种情况都与或多或少的资源闲置甚至浪费结合在一起，都意味着实际的增长量与实际增加的生产能力处于不均衡状态。总之，经济增长之所以是非均衡的，主要是因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复杂结构中诸因素之间具有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以及各个因素具有内在的非均衡本质。这一点根据下列经济增长图式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出来：
以上图列说明，经济增长是由一个复杂的结构所决定的：（1）经济增长决定于经济波动和经济结构状态；（2）经济波动和经济结构的状态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资本与投资的结构水平；（3）在经济波动和经济结构与资本和投资之间，有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这就是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情况；（4）资本与投资的结构水平又受到市场环境的制约，集中反映在金融和价格环境构成对资本与投资的影响；（5）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沟通，因此，国际经济关系，特别是其中的贸易关系、汇率关系又构成对国内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6）以上这些最终要受到社会经济制度的调整。由此可见，非均衡增长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一种客观存在，至于非均衡增长的缺口多大为适度，则要看它是否真正有利于经济增长，也有待于政府宏观调控的力度来把握。
上面我们分析的均衡增长和非均衡增长与西方发展经济学中提出的平衡增长和不平衡增长的涵义是不完全相同的两组范畴，根据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如何协调基础设施产业与直接加工产业之间的结构变化这一重要问题，发展经济学家提出的不同解决问题的途径，便形成了平衡增长和不平衡增长两个不同的理论流派。可见，平衡增长和不平衡增长是发展经济学中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或战略的不同理论。
平衡增长理论主张全面投资，把投资分布到各个产业，平衡地发展各个经济部门，以达到国民经济各部门及各部门产品的平衡增长。平衡增长战略是纳克斯和罗森斯坦—罗丹最早提出的。纳克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在供给方面储蓄水平低，储蓄能力太少，在需求方面投资率底，投资引诱过小，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使资本形成陷入了两个难解的恶性循环之中。从供给方面看，形成了一个“低收入—低储蓄能力—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从需求方面看，则形成了一个“低收入—低购买力—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要打破这种“贫困的恶性循环”，单靠某一产业的优先发展是无法奏效的。因此，罗森斯坦—罗丹认为，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办法就是实施“大推进”战略，即通过实施全面增长的投资计划，使相互关联的各种工业部门同时有所发展，互为市场，互有需求，使各个部门的投资都有利可图。这种增长战略适用于经济落后的大国，其主导思想是依靠全面投资建立国内市场，通过平衡增长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以摆脱对外国的依赖，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然而，这种战略所要求的百业俱兴，齐头并进，往往受到经济落后国家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等多方面的限制，因而是不现实的。同时，平衡增长过分依赖于经济计划化和国家干预，又会导致经济失去活力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低下。
由于发展中国家实施平衡增长战略会遇到资金有限，外汇短缺、人才不足等硬件的约束，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依靠平衡增长战略是不可行的。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针对这一弊端，提出了不平衡增长战略。赫希曼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渐进过程，试图在短期内在传统落后的经济中强加一个巨大的现代化工业部门是不现实的。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发展过程是不同部门先后不同的成长，并互相联系着彼此施加压力和推力的结构演变过程。赫希曼主张，发展中国家在一个时期内应把投资相对集中于某些部门，通过产业部门之间的投放产出联系以带动国民经济的增长。这种不平衡增长战略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确定各产业部门在投资上的有效顺序，正确制定本国经济的“带头产业”，通过带头产业的“联系效应”即“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来牵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与平衡增长战略相比，不平衡增长战略对发展中国家更具吸引力。这是因为，不平衡增长战略，能使国民经济的某些重要部门得到较快的发展。同样，不平衡增长战略由于利用了各部门投资的相对优势和产业间的“联系效应”，因而经济增长能达到一个更高水平。但不平衡增长战略很容易导致经济部门间的比例失调，进而导致整个宏观经济的失衡。
显然，均衡增长和非均衡增长与平衡增长和不平衡增长还是有区别的。前者主要是根据总量的均衡与否来分析的，后者则主要是根据结构平衡与否来进行论证的。然而，我们这里对非均衡经济增长与国民经济平衡发展关系研究中的非均衡增长概念则既包括反西方传统均衡理论的非均衡增长的内涵，又包括发展经济学家提出的不平衡增长的含义。这是中国经济非均衡增长的特定涵义，由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现实经济生活说明，经过十数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早已从“密月期”转入了“磨擦期”。当前的宏观经济状况仍然是短缺与通货膨胀并存，总量不平衡与结构失衡交织。在这种情况下要使市场结清，完全消除供需缺口，实现均衡增长是不现实的。更进一步来说，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中国目前仍然缺乏平衡增长的现实基础，如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仍然较低，较低的积累水平还不可能支持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投资。由于资金短缺的缘故，在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仍将实行一种不平衡增长的战略。由此可见，在我国实行经济的非均衡增长战略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经济非均衡增长的必要性，具体来说，主要是由以下几个方面决定的。第一，社会生产力的不平衡性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的非均衡性。我国生产力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东部与西部以及产业之间和产业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中国，虽然农村工业已经得到较大的发展，已形成城市现代工业，农村工业和传统农业三足鼎立的国民经济的“三元结构”，但刘易斯所提出的“二元结构经济”的鸿沟并未完全消除，中国相对先进的现代工业部门与落后的传统工业部门并存形成的城乡分离和两者低层次的关联度依然存在。中国的现代工业和电子机械工业绝大部分分布在沿海和东部发达地区，而中西部落后的农业和手工业以及半机械化工业与东部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产业的分布和结构都存在着不平衡。这不仅是前一时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在未来一段较长时期内，经济的增长仍将是非均衡的。第二，有效供给不足和需求过旺的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平衡性，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非均衡性。中国目前生产力水平低，社会供给能力较弱，仍属于一个发展中国家，但中国在投资需求和消费水平方面却已经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供给能力和需求水平的缺口较大，难以形成经济的均衡增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层推进表明，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有效供给不足，需求过高，而在有效供给不足的情况下，要放开价格，加快市场发育，并避免高通货膨胀的产生，就必须抑制总需求。然而，实践证明，单纯抑制需求只能维持宏观经济的短期稳定，要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就必须在适度抑制需求的同时，努力寻找解决有效供给不足问题的措施和途径。由此可见，适度的非均衡增长，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来说是完全必要的。第三产业结构的非平衡，造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非均衡。近些年来，中国产业的增长速度结构已开始明显地向第二和第三产业倾斜，但相对于第二和第三产业的高速增长来说，第一产业的发展明显滞后，难以稳定地承载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在第二产业内部，工业结构向加工业倾斜，导致近几年来能源、原材料工业的高度短缺，在第三产业内部，与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交通运输，邮电通讯、金融保险等部门发展速度比较缓慢，难以满足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需要。因此，针对中国总量非均衡条件下，产业结构不合理，尤其是农业、基础工业、能源原材料和第三产业发展落后的状况，我们有必要采取非均衡发展的战略，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制约国民经济均衡增长的“瓶颈”产业，如农业、基础产业等。经过一段时期的非均衡战略的实施，来大体校正中国产业结构的严重偏差，达到国民经济协调平衡发展的目的。
以上分析充分说明了中国经济实行非均衡增长的必要性。但是，国民经济的均衡增长和非均衡增长都是相对的。也就是说，没有完全脱离非均衡的均衡增长，也没有绝对脱离均衡的非均衡增长。中国经济的非均衡增长只是一种适度的非均衡增长，即是在总供需缺口适度或正常条件下的非均衡增长，而不是在宏观经济完全失衡，宏观经济运行完全紊乱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的非均衡增长又是一种有序的非均衡增长，即是根据产业部门有效次序选择的非均衡增长。非均衡增长的最终目标是国民经济的协调和平衡发展。
二、非均衡增长与总量平衡的关系
宏观经济的总量关系，就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社会总供需即社会总产品和劳务的总供需。社会总供给是指有实物保证的总供给，具体表现为社会现有生产能力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创造的实际使用价值的全部产品和劳务的总和。用公式表示为：社会总供给＝消费资料+积累资料+补偿资料+劳务。社会总需求是指社会有支付能力的总需求。从货币角度来看，具体表现为全社会当年形成的有效购买力。用公式表示则是：社会总需求＝积累基金+消费基金+补偿基金+劳务。因为宏观经济总量的关系即社会总供需的关系，因此，宏观总量的平衡即社会总供需的平衡。用公式表示即是：消费资料+积累资料+补偿资料+劳务＝消费基金+积累基金+补偿基金+劳务。
社会总供需同经济增长有着直接地和密不可分地联系。经济增长，不仅增加了总供给，而且也拉动了总需求的上升。从总供需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就是社会可供商品量的增长和居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的增长，就是居民消费领域的扩展和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总供需的矛盾又是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这种制约主要是通过社会总供需的失衡机制体现出来的。这种失衡的具体表现形态无论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还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都将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力量。在中国资源的约束型经济运行的基本状态下，宏观经济的总量失衡，便表现为总需求经常超过总供给。但是，一般来说，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有个适度的缺口。在这一适度缺口内总供需基本上还是平衡的，超过这一适度缺口，就是总供需的失衡。从中国实际情况来看，就会出现总需求膨胀，由此导致的通货膨胀就会打断国民经济的正常增长，并出现国民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然而，也正是这个适度的缺口为国民经济的非均衡增长，提供了一个非均衡的度。在这一缺口内，既能使国民经济的增长达到极大化，又能保持宏观经济总量的大体平衡。这也是中国既增加有效供给，又抑制过度需求的宏观调控任务的具体要求。
在一定时期内，一国的社会总产品和劳务是由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两者共同决定的。从社会总供给方面来看，社会总供给量主要反映的是社会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生产能力。在一定时期内这些生产要素的生产能力是有限的，它规定着社会总产品供给的最高界限。生产要素的生产能力包含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一定时期内可利用来进行生产的资源总量；二是在同一时期内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资源利用效率。前者是一个既定的量，后者则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主要因素有：（1）技术进步程度；（2）经济体制；（3）国民经济生产与消费的结构。因此，要使中国一定时期内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资源利用效率达到极大化，就必须加速技术进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优化生产与消费的结构。当一国可利用的资源与资源利用效率确定之后，也就界定了一定时期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这种生产可能性边界的给出和国民收入生产水平的界定，从理论上说，也就确定了年度经济增长率的最高界限。
然而，无论在什么制度条件下，都存在着生产能力的实际利用程度问题。一般来说，生产可能性边界确定了一个社会某段时期的极限生产能力，也就是最大社会生产潜力。从理论上进行阐述，我们可以说实际生产能力有可能与最大社会生产潜力相等，从而达到社会最大供给量。但在现实的社会经济活动中，二者很难达到完全一致，这种情形我们可以用生产能力实际利用率的概念来加以说明。若以K表示生产能力实际利用率，则有K＝实际达到的生产能力／最大社会生产潜力。假定K值界定的区间在0≤K≤1的范围内，那么，在这个范围内K值不能过低，不能迫近0或等于0，如果这样，就会使生产能力闲置过多，这将大大影响社会总供给的形成水平，并导致同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率低于由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决定的可能达到的经济增长率。但K值也不能过高，不能等于1。这是因为，实际的生产过程和国民收入的增长过程会受到各种长期的和短期的因素影响，使K值不可能达到1。即使K值能够达到1，但这时生产能力等于最大生产潜力，也很可能出现生产能力过度利用的情形。根据边际递减规律，生产能力的过度利用，可能使单位产品所耗费的资源量增加，从而降低资源利用效率，促使资源短缺的提前出现。同时，生产能力的过度利用还将提高社会成本，使生产条件变坏，环境受到污染，生态失衡，社会总供需的平衡受到破坏等等。所有这些都将成为制约今后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②]。
尽管生产能力实际利用率K值不能等于1，但K值迫近1的趋势则是有可能的。因此，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也是有可能的。其主要理由是：第一，生产可能性边界，是由社会可利用的资源与资源的利用效率来界定的。这就是说，只要生产能力未达到最大生产潜力，经济的增长是有资源和资源的利用效率来保证的。第二，我们可以创造有利条件来提高生产能力的实际利用率，从而提高经济的增长率。如加快原材料的生产，保证原材料的供应；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建立灵活的价格体系，保证市场信息传递的通畅，促进市场供需的基本平衡；加大经济体系内部“瓶颈”的投资，保证生产的交通、能源、通讯、运输等基础设施完备；进一步转换企业的经营机制，建立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大大提高工人的生产积极性等等。这些都可以提高生产能力的实际利用率，促进经济的增长。这些分析也充分说明，在社会总供给量反映的社会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生产能力一定的情况下，保持宏观总量大体平衡的国民经济的非均衡增长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从社会总需求方面来看，它对国民生产总量水平的形成或一定时期的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是双重的。当社会存在着可供利用的资源时，社会需求扩张将会刺激和拉动国民生产总量和社会经济增长率的上升，但当社会可供利用的资源有限，社会经济增长受到较强的资源约束时，社会总需求的扩张又会加剧资源短缺程度，拉大供需缺口，形成某些要素的“瓶颈”制约力量，从而限制或阻碍社会经济的增长。由此可见，社会总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受资源条件的制约。在社会资源一定的情况下，如何合理的配置资源对于提高经济增长率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一国每年的国民收入总是一个有限的量，要使这个有限的价值资源量对社会经济增长起的带动作用极大化，就必须合理地安排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比例。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确实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但二者不是完全对立的，两者可以在一定的经济增长率上得到统一。适度的或最优的积累度，既可以避免过旺的投资需求造成的总需求膨胀，又可以促进经济的更快增长。
然而，在中国的短缺经济中，要保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总要牺牲一些当前的消费。这就涉及到提高经济增长率所造成的短期牺牲和长期收益之间的协调问题。而政府通常采取的态度是“为了未来牺牲眼前”，用提高积累率的办法加快经济的增长速度，这就需要我们探讨牺牲短期利益的限度。根据卡莱茨基的经济增长模型，确定最优的经济增长率时要考虑两个变量。一是提高增长率△r所支付的代价，即△i／1－i。假设要把增长率从r提高到r+△r，积累率也必须提高△i，则消费必须减少△i／1－i。二是阻抗系数ω，它反映消费者对于减少消费的反对程度。因此，提高国民收入增长率获得的净收益为：
累率的提高，就得不偿失了。由此可见，确定适度的经济增长率，从而确定宏观经济总量平衡的目标状态关键是，寻求这种积累率变动引起的长期利益和短期损失之间的均衡点。而在这种均衡点上的积累率则是总量平衡的目标值[③]。
从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两个方面来看，促进和维持两者的平衡即总量平衡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经济增长。我国社会总供需的现存态势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短缺与通货膨胀并存，根据这一宏观经济现状，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在非均衡状态下要保持经济增长，应运用刺激需求的办法，保持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格局，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并把它作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我们认为，这条途径是不可取的。这是因为，在中国有效供给不足的宏观经济（即使在总量平衡）的条件下，总是潜伏着总需求膨胀的危险，如果我们一味刺激总需求，总需求就会在更大程度上膨胀，从而成为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增长的障碍。因此，根据中国宏观经济现状，如何既维持宏观经济的总量平衡，同时又促进经济的增长，是宏观经济调控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正确处理我国非均衡增长和总量平衡的关系的总原则应是：既抑制需求过度膨胀，又加快增加有效供给。
如果我们用AD表示总需求，A表示总供给，S表示适度的供给缺口，从图2—1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总供给AS与总需求AD的缺口S是适度的，我们的任务应是防止需求继续膨胀，增加有效供给来消除供给缺口，最后达到总量的平衡，显然，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是能够非均衡增长的。
图2—1
从图2—2中我们则可以发现，如果总供给AS与总需求AD的缺口是非适度的，即超过S区间，总需求大大超过总供给，宏观调控则应加大需求管理力度，积极抑制总需求的过度膨胀，同时也要加强供给管理，缩短有效供给形成的时间，通过抑制需求和增加有效供给来促进总供需的平衡。在这种情形下，非均衡的经济增长也是可能的。
图2—2
总的来说，总量平衡不是单纯的和孤立的，它必须与经济增长目标联系起来才有意义。因此，宏观调控的目标，也不仅仅是为了实现总量的平衡，而是要在促进宏观总量平衡的同时，促进国民经济的更快增长。
三、非均衡增长与结构平衡的关系
宏观经济的平衡包括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结构平衡主要指产业结构的平衡。静态的结构平衡一般是指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产品得到实现，这是一种产业结构不发生结构水准变化基础上的平衡。产业结构的平衡还是一个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渐进的动态协调过程。产业的发展是一个使社会生产能力和社会需要的满足程度不断达到新的水准的动态过程。因此，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过程就是不断地打破原有结构不准上的平衡，达到新的水准的协调过程。尽管经济增长是产业结构演变的前提，但产业结构的演变则是均衡理论无法解释的，完完全全是一种非均衡现象，与其联系的经济增长，自然是一种非均衡增长。
经济总量的增长是以各产业部门的增长为基础的。部门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的关系，总是表现为部门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的关系。产业结构变化带动国民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通过两种基本方式发生的[④]。一种是由新增投资的边际推动所引起的宏观产业结构变化带动的国民经济增长。从长期动态分析来看，任何一个产业部门的产品总量都有一个随社会需求增长的过程。当社会对某一产业部门的需求量达到饱和时，社会边际消费倾向就会递减。这是因为，随着经济增长，市场需求结构会不断变化，虽然一些传统产业的绝对需求量仍在缓慢增加，但由于人们将更多的收入用于不断产生的新的消费方式，因而传统产业的相对需求量则在不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传统产业部门的利润率必然下降，社会新增投资必然向新的产业部门推进。如果新的产业部门比传统产业部门的收入弹性高，生产率提高较快，就能及时实现产业结构的转换。这些具有比平均水平更高增长率的新的产业部门的兴起，不仅能抵消原有产业部门减速的影响，而且可以支撑起整个经济的更高的增长率。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就是不断地推出具有超过平均水平的增长率的新兴产业部门，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增长。这种产业结构的高变换率与经济发展的高增长率之间的内在联系充分说明，产业结构的成长过程就是经济的非均衡增长过程。
另一种是由传统产业的存量衰减而引致的宏观产业变化带动的国民经济增长。从长期动态分析来看，资源的供给潜力总是有一个限度的，而且各种资源供给限度也各不相同。当传统产业的不断增长对某种资源的需求量超出了资源供给潜力的限度，形成资源的瓶颈制约时，这种资源的价格就会因供不应求而上涨，从而会使大量消耗这种资源的传统产业部门的生产成本上升，利润收入减少。这一过程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会使资源密集型的一批传统产业衰减，一批比原有资源利用程度更高的新兴产业和在新的资源条件下形成与发展的新兴产业就会应运而生，从而导致整个宏观结构的变动。带动国民经济的更快增长。这种由于传统产业受资源瓶颈制约而衰减，新兴产业对资源的更大开发和更有效利用而促进的经济增长，也是一种非均衡增长。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大都是通过这两种基本方式的产业结构变动来实现的。
中国的现代经济增长，也是通过产业结构变化带动的非均衡增长。这是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换的一般发展规律相吻合的。但是，中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化又有与一般过程相区别的特殊规律性，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产业配置顺序的超前发展。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变化是沿着农业——轻工业——重基础工业——重加工工业——服务业的产业配置顺序发展的。这一结构演变过程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然而，中国经济要实现高速增长，就不能象发达国家那样等农业发展到一定水平，靠农业提供的剩余积累来发展轻工业，靠轻工业的积累来发展重工业，而是要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大国效应”等有利条件，提前把现代产业部门引入产业结构，提前实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变化顺序与发达国家的差别性和明显的超前性。中国正是在农业非常落后的情况下，把现代产业部门引入产业结构体系，提前发动现代经济增长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实行的以资金形成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结果，使中国基本上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使中国经济在30年的时间里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尽管这种经济增长带有客观的历史必然性，但中国要获得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争取在短期内赶上发达国家，单靠这种投入资源总量的速度型经济增长是根本行不通的，也难以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事实上，在中国初步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同时，利用落后工具和生产方法进行生产的传统农业部门并没有多少改观，“二元结构”成了中国典型的经济结构。因此，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速度型经济增长，必须向产业结构变化的结构型经济增长转变。
所谓产业结构变化的结构型经济增长，是指我国产业发展的模式从长期以来的平推式发展模式向协调——倾斜式发展模式的转变，在中国完成初步工业化以后，由于经济结构具有典型“二元结构”的阶段特性，因此，又必须回过头来改造和发展农业，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与提高工业体系，消除“二元结构”的经济性质。具体来说，就是要提高中国的农业生产水平，推进经济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加强基础产业建设，消除经济增长的“瓶颈”，用科学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重建产业间的关联机制，促进产业间的协调发展；重点扶持新兴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为形成新的高技术产业群作好准备。总之，只有当中国“二元结构”转变为同质结构，各种产业能够协调发展时，中国的产业结构才能向产业结构的真正高度化转换，使高新技术产业占居主导地位。产业结构变化的结构型经济增长模式，最后才能向产业结构效益型的平衡增长模式转变，整个国民经济才会呈现出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局面。
四、宏观调控在非均衡增长与国民经济平衡发展关系中的作用
中国宏观调控的具体目标是：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国际收支平衡。根据中国现状，在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的具体目标中，经济增长是第一位的。因此，如何处理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的关系即经济增长与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关系，则是宏观调控的重大问题。
从非均衡增长与总量平衡的关系来看。宏观调控的主要作用是既要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又要维持总供需的大体平衡或基本平衡。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平衡总是相对的，不存在总供需的绝对平衡。宏观总量的相对平衡是指总供需的平衡总是伴随着一定的需求缺口或一定的供给缺口，总量的平衡总是在一个正常的或适度的缺口范围的波动的动态平衡。非均衡增长正是由这种性质决定的在经济运行波动中的增长。一定范围内的总供需正常或适度的缺口，正是非均衡增长的条件。在这里，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就是使总供需平衡中存在的供给缺口或需求缺口不超过一定的限度，从而使国民经济能够在这种非均衡的状态下得以快速增长。然而，这个一定的限度在哪里？如何规定这个适度缺口的度？我们可以用图4—1把这一适度缺口实证地描述出来。如果用S[，0]代表总供需的均衡线也即零缺口线；S[，1]代表总供需的失衡警戒线；S[，0]—S[，1]区间就是供给缺口或需求缺口的适度度。就中国的宏观经济现状来看，S[，0]—S[，1]指的则是适度的供给缺口。在这一总供需的适度缺口内，资源能够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利用，能够使经济得到快速增长。反过来，如果总供需的缺口超过了S[，1]线，即总供需失衡警戒线，宏观经济就处于一种失衡状态，经济增长波动就会太大，国民经济就会大起大落。由此可见，要正确处理好总量平衡与非均衡增长的关系，中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维持总供需大体平衡的度，使其波动不要超过一个适度的缺口。这样，才能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
图4—1
产业结构平衡不只是指各部门的社会总产品得到实现意义上的静态平衡，还是指产业结构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表示的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平衡。中国的宏观产业规划和调节应根据中国实际确定一定时期的结构平衡目标，调整产业发展。这就是要使中国的产业结构由现有的比例失调的低水平结构转向比例协调的高度化结构。宏观调控能够通过构建新的非均衡协调发展的产业政策，实现中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促进其经济的增长，之所以要构建非均衡协调发展的产业政策，这是由前一时期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超前性所遗留下的结构缺陷和现阶段产业结构的动态变化的客观实际决定的。产业结构非均衡协调发展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以“瓶颈”产业的发展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这种产业结构非均衡协调发展政策的实施，又是建立在依靠政府一定投入的创新基础上的。因为只有创新才能缩小各产业部门的技术差距，强化产业间的关联效应，才能改造衰退产业或调整衰退产业，提高产业结构水平，才能缓解产业关联中的“瓶颈”制约，才能形成主导产业，并发挥其扩散效应，带动整个宏观经济的增长。这种宏观非均衡协调发展的产业政策实施的最终目标则是：通过协调来发挥产业结构的整体效应，以推动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通过协调来促进产业发育，以提高产业结构水平；通过协调来提高经济效益和产业素质，达到逐步缩小及至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的差距[⑤]，最终实现国民经济结构的一元化和平衡发展。
注释：
①参见朱嘉明：《论非均衡增长》，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10—315页。
②参见吴光辉等：《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59—162页。
③洪银兴：《经济运行的均衡与非均衡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71页。
④蒋学模主编：《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3页。
⑤胡乃武主编：《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政策选择》，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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