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代社会思想变革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近代论文,思想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一直占居统治地位，并与佛、道相依傍。可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历史发生巨大转折，传统思想渐被打破，儒、道、佛三家相继衰落，新思想象潮水般涌来，激起一次又一次冲动。人心思变，变革成了时代的主旋律，七八十年间社会思想的变化，远远超过以往的两千年。近年来，研究近代思想史的人颇多，新作不少，读后“仰而思焉，俯而疑焉”，既受启发，但也感到多有可商榷之处。本文拟就变革的基因和主流和“中西文化冲突论”两个问题先谈点自己的看法。
一
中国近代社会思想变革的原因，须从资本主义萌芽说起。从明代中叶到清代中叶这两百多年里思想界渐起的波澜，可看作近代社会思想变革的前奏。还在明清之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缓慢发展起来，古老的封建社会出现了“天崩地解”的危机，新思想正破土而出。自然科学方面，徐光启首先引进了“格物穷理之学”，与意大利人利玛窦合译了《几何原理》、《测量法义》、《泰西水法》等书，并用欧洲天文学知识修订了《崇祯历书》。此后，西学源源传入，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文学是时代的镜子，《金瓶梅》对封建礼教的沦落进行了社会“大曝光”；《儒林外史》以“婉而多讽”的笔调揭露了科举制度的腐败；《红楼梦》在“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之中暗示出封建社会行将就木。在哲学思想界王阳明的心学异军突起，倡导个性解放、独立思考、言行一致，打破了程朱理学的一统天下；启蒙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着力于“经世致用，挟击君主专制，主张“自由私产”、“工商皆本”和“均田”，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颇具革新、民主色彩。清代前期的学者，从“疑古”与“复古”中谋求思想解放，由批判程朱而及孔孟，从“经世致用”转而倡言“变革”。预示着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就要到来。
然而，大变革的到来并不是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在强烈的外来刺激下产生的。1840年，英国以洋枪洋炮打进中国，强迫清政府签定了《南京条约》，使中国从盲目自大中惊醒过来。一连串的失败，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大有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在民族灾难深重、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富国求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成了时代的呼声，并从少数志士仁人开始，逐渐形成波澜壮阔的爱国主义热潮。爱外来侵略而激发起来的爱国热情和忧患意识，是引起社会思想变革的基本原因，从“经世致用”到“师夷长技”，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莫不以此为动力。在谋求中国独立富强的道路上，人们的认识从“变器”到“变法”，由“变法而“革命”，然后请出了“德赛二先生”，每前进一步，就引起一次变革。然而，以往对这些变革的看法中，指责多有不实之处，肯定也未必妥贴，故有必要再搬上历史的天平重行评估。
鸦片战争前，中国长期“闭关锁国”，对西方社会了解甚少。所以，当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之初，人们从血的教训中得到的直观感觉就只能是“船坚炮利”，这第一印象决定了这一时期改革的主题是“师夷长技”的主张。在盲目自大的情况下能发现自身之不足，在民族仇恨的气氛中能看到外国的“长技”，这就是远见卓识，这就是近代思想变革的起点。然而，学人的见解要付诸实践，非借重有权势的士大夫不可，于是，封疆大臣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便被推上历史舞台，成为时代的旗手，领导了洋务运动。这批“同光中兴名臣”确与满州贵族不同，他们有学识，有眼光，有抱负，对国家民族有责任感，希望通过办洋务来挽回清廷颓势，以“变器”来应国家之急。洋务思想的核心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原，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就是在不改变封建体系的情况下，吸收西方科学技术。然而，象洋务派这样敢于冲破“恪守祖宗之法”的牢笼，在黑暗中打开一扇天窗，透进一线资本主义文明的曙光，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他们所办各项洋务，如修铁路、办邮电、开矿山、设工厂、习制造、兴学堂、练新军、建水师、创立招商局等，也实为中国近代事业的发端，其开创之功，当不可没。他们所倡“求富”、“治本”、“渐图自强”等说，无论如何，与“卖国”无关，亦是一种爱国行动，所以，肯定魏源而贬低曾、李、左、张是不公允的。
由“变器”向“变法”转变，是历史的必然。洋务运动兴起后，“西学东渐”，通过出使西洋、派遗留学生和兴办实业，中国人对西方社会了解渐多，逐渐认识到“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于是转向政治体制改革，合乎逻辑地得出“欲图自强，首在变法”的结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给了变法一剂强心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与《易经》“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一拍即合，为变法找到了理论根据。日本的明治维新，则为中国树立了榜样。《马关条约》激起全国公愤，维新思想遂澎湃而起，甲午战争中的失败表明，办洋务并不能使中国富强。“救国图存”必须“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变法的宗旨是“革旧维新”，设议院以“采天下舆论”，立宪法以“明立国之本”，兴学堂以“广开民智”，求富强“以工商为先”，以“雷霆霹雳之气”，“成造天立地之功”，最后达到“救亡图存”之目的。然而，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君权思想难以动摇。变法只能从“托古改制”开始，依照皇帝诏令行事，且以“百日维新”而告终。但变法自始至终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忱，“公车上书”是一次爱国大请愿，各项变法措施莫不为国家民族着想，而“戊戌六君子”更是以鲜血和生命报效国家。竖看历史，戊戌变法又比洋务运动前进了一步。然而，以往的论者多以“改良主义”相责难，这未免不公。其实，维新的本意是要“尽革旧俗”，维新人士强调的是“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并非只作小改小革，他们与慈禧为首的顽固派斗争，每一举措都冒极大风险，不少人抱定必死的决心。维新派虽主张君主立宪，但始终不忘唤起民众，办报纸，出书刊，成立团体，兴办学堂，旨在“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平心而论，维新派为开启一代新风，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变法的失败，主要是客观情势所致，连皇帝都自身难保，何况几个官不显、权不重的维新派人物，这正是中国历史的悲剧。
维新思想象春风一样吹遍中华大地，冲击着古老的封建帝国。而变法的失败的教训则发人深省，革命思想遂勃然而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成了时代的要求。孙中山吸取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共和”思想，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确是中国社会的三个主要矛盾，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不过，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相当脆弱，所以，革命党人先是通过暗杀、暴动，后来便联络会党，策动新军，游说官僚，发动革命。武昌起义后，各省宣告独立，不堪一击的封建王朝被推翻了，自此以后，任何人想当皇帝都成为不可能，这是辛亥革命最伟大的功勋。但是，封建社会的基础并没有摧毁，所以民国建立以后，政权落在握有实权的封建官僚手中。此即所谓“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这就是孙中山临终时所说的“革命尚未成功”。。
辛亥革命后，军阀与帝国主义勾结，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势在必行。“巴黎和会”和袁世凯签定的卖国条约，激起了全国愤怒，“五四”运动于是发生。在“五四”时期，中国人民进一步觉醒，认识到中国若没有“科学”、“民主”，就不可能走向富强，于是请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当革命作为封建文化象征的孔阵自然成了众矢之的，于是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从思想解放的角度讲，“打倒孔家店”是完全必要的，但不免矫枉过正，犯了“左倾幼稚病”，出现盲目否定中国文化的倾向，这就导致“全盘西化”思潮的产生，并造成革命队伍中“左倾”的流毒。在此期间，各种人物纷纷登台，思想特别活跃，有三民主义者有之，也有马列主义者，还有无政府主义者。有提倡“新文学”的，有主张保留“国粹”的，还有提出“全盘西化”者。正是在这一时期，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开来，共产党建立，不少人倾向“以俄人为师”，国民党采取“联俄、联共、扶持工农”的主张，国共两党合作，从而揭开了中国历史新一页。
重温历史，可看清中国近代思想变革的艰苦历程，明白“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
二
近年来，学术界爱讲“中西文化冲突”，不但用它来解释近代思想变革的原因，解释义和团运动和反洋教斗争，而且还用以阐述“开放改革”。照某些人的观点，仿佛在中西文化接触之后，中国文化不断受到冲击，节节败退，而每受一次冲击，中国社会就向前迈进一步。照此推论，中国传统文化毁灭而全盘西化之时，就是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之日。这种说法存在许多漏洞。首先，它把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简单地归结为文化现象，没有充分正视帝国主义侵略使中国危机加深的事实，淡化了“政治冲突”，夸大了“文化冲突”。其次，它的基本出发点是“抑中扬西”，对中国文化不作深究，对西方文化也不甚了解，错误地把中国文化与封建化等同起来，把西方文化与现代化等同起来。其三，在讨论中西文化的关系时，看重了文化冲突，却忽视了文化交融，看不到中国文化不断吸收西方文化这一事实，片面强调西方文化的冲击，这种理论虽然“新鲜”，但不“真实”，却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不同的文化相互碰撞之后，由于文化自身的差异和产生的社会基础不同，确实会引起冲突，反差愈大，冲击愈烈。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当然也有冲突，但不同的是，中国文化有巨大的融合能力，它能在冲突后，逐渐将外来文化消化、吸收，纳入自己的文化体系。如果说中西文化之间只有冲突的话，那么早在唐代景教传入之时便已开始了，又何至于延至鸦片战争后才爆发呢？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明代即已开始，为什么鸦片战争以后忽然冲突起来呢？历史告诉我们，自鸦片战争以来，中西之间的冲突，主要是政治冲突，而且这种冲突愈演愈烈，以至于爆发了一连串战争。与此恰好相反，在文化方面，随着忧患意识的增强，中国人民不断向西方寻求救国的真理，学欧美、学日本，学习一切外国的经验，不断扩大中外文化交流，吸收外来文化，所以，与其说中国近代史上主要是中西文化冲突，毋宁说表现为中西政治冲突、文化日益融合更为恰当。
事实上，中国对西方文化并不排斥，鸦片战争后不久，率先接受西方文化的当推太平天国。洪秀全、冯云山等首先把基督教的“博爱、平等”思想接过来，与中国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结合，而创立了“拜上帝会”，并以此作为发动革命、组织起义的手段，这就使太平天国革命超越“苍天已死，皇天当立”之类传统的中国农民起义模式，不再企图通过改朝换代重建封建社会，而是梦想建立一个“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天国”，在这个天国里，“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更为太平天国勾画了一幅资本主义社会的蓝图。
中西文化冲突论者，每举义和团为例，作为抵制西方文化的典型。义和团运动中，确实存在着某些盲目排外的思想和举动，也有一些幼稚可笑的作法，但他们是受了封建迷信的欺骗，为封建统治者所愚弄。然而，义和团所表现的种种行为显然都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搏斗，丝毫不能说是因为中西文化激烈冲突所致，更谈不上“中国人仇恨欧洲文化和文明”。
在讨论反洋教斗争时，不少人也持“中西文化冲突”的观点，以为是代表西方文化的基督教传入中国以后，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互相抵触，于是激起反洋教运动。事情也并不是这样简单，如前所说，基督教早已传入中国，明清之际“耶稣会”就很活跃，但并没有引起什么大的风波。可是，鸦片战争后，教案层出不穷，这主要是因为教会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利用宗教活动欺压人民，于是，反帝斗争便以反洋教的形式出现，这里虽然或多或少有些文化因素，但政治因素绝对是主要的。因此，用“中西文化冲突”来解释反洋教斗争，至少是片面的。
其实，自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就不断向西方学习，他们努力寻找中西文化的相同或相似之处，使之互相结合起来，在这里，吸收融合是主要的，排斥、抵制是次要的。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是承认西方的科学技术对我们是有用的，希望把这些“长技”用来使国家富强，在“中学”的旧瓶子里装进“西学”。维新派效法日本，康有为借“托古改制”之尸还“天演进化”之魂；梁启超以“仿汉制”的形式移入了“日本政法”；谭嗣同在“仁学”的标题下大做“好新而兴”的文章，把西学中的“以太”用来说明“日日新”的动因，在这里，同样存在着“体”与“用”相结合的倾向。严复通过意译和加按语的方的，把赫胥黎的《天演论》完全中国化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简直是“中西合璧”，西方“民主共和”的思想与中国国情结合得天衣无缝，以致人们只谈“三民主义”而根本不谈西方的“博爱、平等、自由”，“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礼义廉耻”等传统的道德观念仍然相行不悖，“三民主义”把西方的政治思想完全中国化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可是在往后的发展中，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由此可见，中国文化不但不排斥外来文化，而且善于把一切外来的文化熔为一炉。因此，过份强调“中西文化冲突”的理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当然，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抵制西方文化的现象也是有的，例如外国人在中国修建第一条铁路—一淞沪铁路时，即被人视为破坏了风水，而将其撤除，可是，相隔不久，小火轮就在皇宫里驶来驶去了。所以，用不着耽心中国文化会抵制科学技术进步，也用不着耽心传统文化会妨碍现代化。
标签：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历史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三民主义论文; 清朝论文; 革命论文; 变法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