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全球四大湾区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
李楠1王周谊2杨阳3
1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北京 100190
2 北京大学 北京 100871
3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北京 100190
摘要： ［目的／意义] 研究分析总结湾区经济带发展的特征，为湾区经济带建设提供可借鉴的发展路径。[方法/过程] 以区域创新驱动发展关键影响因素为分析框架，运用案例回溯和归纳演绎的研究方法系统分析了全球四大湾区的共性与差异性特征，并归纳了全球四大湾区的发展类型、发展特点以及发展模式。[结果/结论]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模式为政策驱动模式，东京湾区的发展模式为市场拉动模式，旧金山湾区的发展模式为技术推动模式，纽约湾区的发展模式为金融驱动模式。湾区经济带的建设供给侧一般是以政府为主导，通过整合创投资源和营造科学文化氛围来实现科教资源的持续溢出效应，以此带动地区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并向战略产业逐步演化；湾区经济带的需求侧一般是以市场为主导，通过技术转移平台实现市场资源与企业资源的有效对接，带动科教资源持续扩散与辐射，最终形成区域技术型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不断涌现与崛起的局面。
关键词： 创新驱动 影响因素 典型案例 四大湾区 发展模式
1 引言
“湾区”泛指临海区域所构成的港口群和城市群，后被学界根据区位优势和集群优势衍生出“湾区经济”的概念。如今，湾区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根基海域经济形态也成为全球经济的中枢和引擎。从世界银行2015 年发布的统计数据上看，全球超过70% 的人口、工业资本、大型城市都集中在海滨地区，这些地区展现出先进的城市治理水平、合理的产业结构布局、高密度的市场贸易强度以及完备的金融生态系统。同时，这些地区有一个共性特征即都展现出了极强的创新能力，这在欧洲创新记分牌以及彭博创新指数两个权威性创新评价体系中得到了很好的佐证。
目前，学界对全球滨海经济带的研究聚焦在城镇集群较为集中、城镇化率及城镇治理水平较高且自由贸易较为频繁的经济活动区，以中国的粤港澳大湾区、日本的东京湾区、美国的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最具有代表性，这些地区也被学界誉为“全球四大湾区”。学者们进一步从不同维度的宏观统计指标比较了“四大湾区”的发展水平，也归纳了“四大湾区”的基本特征，如表1 所示。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如刘艳霞[1]从人口密度来观察“四大湾区”产业的聚集程度，得到粤港澳湾区、纽约湾区、东京湾区的产业聚集程度高，而旧金山湾的产业聚集较为分散；鲁志国、潘凤等[2]从人均GDP 和GDP 增速两个指标得出旧金山湾区发展最好，粤港澳湾区发展潜力最大的结论；李凡、谢加加[3]从第三产业比重和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两个维度发现“四大湾区”几乎在同一水平线上；伍凤兰、陶一桃等[4]从全球100 强大学数和最具创新企业数分析得出，东京湾区技术应用水平最高，旧金山湾区次之；马忠新、伍凤兰[5]从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这个维度解释了“四大湾区”基础设施建设及政策支持水平，其中粤港澳湾区最好；张锐[6]从海外游客人数与机场游客吞吐量比重结果得出，粤港澳湾区对外开放程度最低，纽约湾区对外开放程度最高；俞少奇[7]认真分析了“四大湾区”的代表产业，得出“四大湾区”都是创新型区域的结论。
为了解学生对三稿式写作教学模式的认可度，明确他们的真实意见和态度，笔者使用李克特5级量表设计了调查问卷。问卷分为两大部分，分别调研学生对句酷批改网作文反馈和三稿式写作教学模式的态度和看法。调查于第十六周后测结束后的二十分钟内进行，共收回有效问卷39份。之后笔者依据目的抽样原则选取6名同学（优秀、中等和较差各两名）进行了访谈。
表1 “四大湾区”宏观指标对比情况
Table 1 Comparison of macro indexes of “Four Bay Areas” (data from scholars’ research and collation)
虽然学者们的研究为湖域和海域经济带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路径选择，也为湾区经济带比较研究开启了一扇窗，但对“四大湾区”的比较研究都缺乏同一理论维度的支撑，选取的指标过于单一，对“四大湾区”的发展模式也缺乏系统的总结。因此，本文将基于“四大湾区”的典型性，设计符合“四大湾区”发展特征的共性理论框架和评价指标，力求构建符合湾区经济带发展的一般性理论模式，为湾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支撑。
2 “四大湾区”比较研究的理论框架
201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默（P. Romer）[8]将一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归结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肯定了知识和技术对降低边际成本、推动营收递增的决定性作用。后来，哈佛大学教授波特（M.Porter）[9]又将内生性经济增长观点引入自己的竞争优势理论，指出区域竞争优势来源于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从历史上看，“四大湾区”先后都经历了要素驱动阶段，目前正处于创新驱动或向创新驱动过渡的阶段，如粤港澳湾区以“建设科教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策源地”为发展方向，东京湾区以“打造全球知名的高端制造业走廊”为使命，旧金山湾区以代表高科技的硅谷闻名于世，纽约湾区率先探索和建设了科技金融生态系统并成为全球效仿的对象。因此，在创新驱动成为“四大湾区”经济发展的主旋律背景下，本文选取符合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评价指标作为分析框架，通过文献数据库对“四大湾区”评价指标中的内容进行梳理，系统归纳检索内容的共性和差异性特征，并进一步总结出“四大湾区”发展的一般性理论模式。
直击雷保护范围应该包括楼顶及其他突出的物体，因此需要在单体楼楼顶设置避雷线、避雷带组成接闪器。将其焊接成闭合环路，沿建筑楼边缘敷设。当接闪器遭遇雷电时，可以将雷电流通过引下线和接地装置引向自身，并流入土壤。
3.1.1 粤港澳湾区 依托政策红利，吸引外部优质资源，整合内部分散资源，增强企业办学意愿。一是引进了许多境内外的名校，如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合作建设一批特色学院，形成人才培养的集聚效应，如深圳虚拟大学园吸引海内外60 余所高校进驻，已汇聚近20 万名学生；二是共同发起的非营利性大学合作联盟来实现教育平台融合和教育资源共享，如2016 年11 月15 日粤港澳精英大学高校联盟（26 所）；三是很多高技术企业结合自身特色将粤港澳优质教育资源整合到企业内部，形成符合企业发展需求的职教大学校，如腾讯大学、华为大学、中兴通讯学院等。
3 “四大湾区”创新驱动发展的基本情况
3.1 科教资源
以“创新驱动”+“评价指标”为检索内容，通过对近3 年CSSCI 数据库的检索，结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学部认定期刊和文献引用、转载情况，本文选取了霍国庆教授[10]发表的《区域创新驱动发展一般性理论模型》一文作为本研究的理论框架。该文基于区域创新系统理论，结合《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纲要》中对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翼的论述，构建了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理论模型，涉及9 个评价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指标。首先，该文认为创新是知识累积和知识转化的终端，是内生经济增长驱动力的表达方式，并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区域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最终驱动区域产业的优化和升级，为区域带来竞争优势；其次，该文从创新类型出发，最终将自主创新视为区域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把影响自主创新的4 个资源指标归结为以培养自主创新实施者为目标的科教资源，为自主创新提供经费支撑的创投资源，为自主创新提供机制保障的政策资源，为自主创新提供转化动力的市场资源；再者，该文指出自主创新的转化也需要载体平台的支撑，所以将载体平台视为自主创新与产业发展的中介因素；最后，该文从产业演化理论出发，结合创新发展理念指出了驱动产业持续演化的4 个关键要素，包括与地区产业发展相匹配的区域战略（创新战略），反映企业社会知名度与企业家（精神）价值理念传承持续性的企业活力，为产业创新营造良好发展氛围的创新文化以及在知识产权保护、收益分配等领域给予产业发展极大保障的激励机制。基于此，本研究将科教资源、创投资源、政策资源、市场资源、载体平台、区域战略、企业活力、创新文化、激励机制等9 个评价指标作为“四大湾区”创新驱动发展的研究内容。
2.2.1 TUPKP 前列腺切割方法依术者的经验和习惯而各不相同[6-11]。有术者分视野切割，即先切除靠近膀胱颈部周围的前列腺组织，再逐个视野后退切除增生组织，最后切除前列腺尖部周围组织。有术者首先切除增生明显的部位，再逐叶切除其余增生组织。也有术者先在膀胱颈5、7点至精阜两侧切出两条“标志沟”，然后从膀胱颈至精阜后方，分叶切除前列腺。医师应综合考虑患者病情、个人经验及术中情况，灵活选择合适的方法。
我国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要想有效地提升企业发展竞争力，应重视会计成本核算，以此提升企业的经济利益，促进企业健康发展，但在我国大部分企业中，一部分会计成本核算人员素质较低，难以在实际工作中运用正确的计算方式。同时，缺乏职业胜任力，难以对企业的未来发展制定合理的经济计划，从而影响我国企业的发展。除此之外，企业中成本核算会计人员的素质较低，严重影响成本核算工作效率，在短时间内难以向企业领导提供准确率较高的成本核算结果，从而影响企业领导的决策，降低企业的经济水平，难以参与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
3.1.2 东京湾区 优势产业成为教育发展动力并引导研究发展方向。如东京湾区内的京滨工业区集聚了NEC、佳能、三菱集团、丰田集团、索尼、东芝、富士通等国际知名企业与东京大学、庆应大学、武藏工业大学、横滨国立大学等大批日本著名高等学府开展联合办学，使湾区的优秀人才按功能定位聚在一起并产生群聚效应，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企业科研主体地位明显，每年企业研发经费的投入超过东京湾区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的80%；二是企业积极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与湾区内大学开展稳定的合作，主动建立专业的产、学、研协作平台；三是由于湾区内大学与产业发展联系紧密，将原隶属于多个省厅的大学和研究所调整为独立法人机构，赋予大学和科研单位更大的行政权力。
3.9.3 旧金山湾区 把知识产权作为激励湾区科技持续创新的重要机制。旧金山湾区是科技驱动型区域，保障科技成果研发及转化过程中的稳定收益，持续激发科技人才的工作热情离不开对现代产权制度的探索。旧金山湾区知识产权激励机制有5 个显著特点：一是条文法与判例法的混合体，强调实用性、灵活性和可操作性；二是强调把专利颁给第一个专利发明人，充分体现了激励创新、促进区域科技进步的制度本质；三是强调专利与标准的结合，使标准化成为专利技术追求的最高形式；四是将专利与贸易挂钩，提高技术市场的进入壁垒；五是采取谁投资谁受益原则，促进科技金融体系的建设。
3.1.4 纽约湾区 金融科技引领教育的主要方向并促进内部科技产业的转型升级。纽约湾区设有58所大学，其中康奈尔大学、纽约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享誉全球。同时，纽约也是全美和全球的金融中心。由于地区金融业的高度发达，湾区创业公司又集中在金融科技领域，特别专注于对移动支付、区块链、移动银行、云技术、信息安全、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研发上，这些新业态的出现倒逼着湾区信息化教育的兴起和快速发展，越来越多数字人才的出现使纽约湾区IT 行业就业人口一跃成为全美第2，仅次于旧金山湾区，并顺利成为美国第2 个硅谷。
3.2 创投资源
3.2.1 粤港澳湾区 有良好的资源基础，区域创投存在一定的分化，缺乏对相关资源的整合。粤港澳湾区具有较强的金融实力，包括拥有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和广州、深圳区域金融中心，以及港交所、深交所两大证券交易所。2017 年，深交所总市值达到3.7 万亿美元（全球第5），港交所总市值则达到4.3 万亿美元（全球第3）。同时，粤港澳湾区还汇聚了70 多家全球排名前100 位的银行、保险、证券、风投基金等金融巨头。借助粤港澳湾区良好的创投基础，2016 年，粤港澳湾区研发经费总支出约占湾区GDP 的2.7%，这与欧美发达国家高于3%的R＆D 投入略有差距。但湾区内一些区域却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创投活力。如深圳的R＆D 投入高达4.2%（2016，中国城市排名第2），其中企业研发投入贡献超过80%；深圳还有中国规模最大的创投基金，其创投基金总规模和创投总资本分别约占中国的36%和40%，已成为中国最大规模的区域性创投金融中心；目前，深圳各类股权投资基金企业达3.87 万家，注册资本1 亿元以上企业有5,116 家（私营占比近80%），深圳已成为中国本土创投最活跃、数量最多、投资氛围最好的区域。
3.2.2 东京湾区 以产业金融为特色，优先为湾区内部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区域研发投入保持均衡态势。东京湾区拥有良好的金融实力，在2015 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中位列第5 位，其金融业主要依靠银行业进行支持，银行类金融机构数量占湾区所有金融机构数量高达35%。以三菱日联银行、三井住友银行和瑞穗银行三大金融集团为代表的银行机构成为湾区产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而日本年销售超过100 亿日元的企业50%都集中在东京湾区，其对信贷和融资等方面的需求也成为支撑湾区金融业蓬勃发展的重要推手，这也形成了金融业与实体产业相互协作的格局。如丰田集团与MS&AD 保险集团联合构建了符合自身发展需求的金融生态圈，MS&AD 保险集团增持丰田集团股份成为其第一大股东，而丰田集团获得融资后投入新能源汽车研发并为其上下游客户提供相应的保险服务，这大大增加了企业市场竞争力。整个湾区近10 年R＆D 投入强度呈现平衡的状态，基本在3.5%左右浮动；其中，企业R＆D 投入贡献率约在72%，政府R＆D 投入贡献率约在20%，其他非营利性社会机构R＆D 投入贡献率约在8%。
3.2.3 旧金山湾区 依托优质研发资源广泛吸引险资介入，区域研发投入规模与强度位居全球前列。由于旧金山湾区硅谷研发实力享誉全球，它很早就成为了美国风险投资的发源地，而全球大量金融衍生工具也是从这里产生的。硅谷有了世界上最完备的风险投资机制，在投资阶段，创新企业的导入期和成长期是大多数风险投资集中关注的阶段，充足的资金来源满足了处于这两个阶段的创新型中小企业融资需求，风险投资的孵化器功能得到了充分体现；在退出机制上，美国纳斯达克市场的建立为风险投资提供了畅通的退出机制，为资本的顺利退出保驾护航。据科睿唯安（原汤森路透知识产权与科技事业部）的数据显示（2016），旧金山湾区有1,000 多家风险投资公司和2,000 多家金融中介服务机构，风险投资规模占美国风险投资总额的1/3；80%以上的风险基金来源于私人的独立基金，包括个人资本、机构投资者资金、大公司资本、私募证券基金、共同基金等；2015 年，旧金山湾区获得135 亿美元的风险投资成为全球险资最活跃的地区。2015 年，旧金山湾区研发投入高达1,251 亿美元，位居全美第1；其中，企业研发投入为1,080 亿美元，占湾区研发总投入的86.3%，位列四大湾区之首；同时，旧金山湾区R＆D 投入强度为5.02%，同样位列四大湾区的首位。
1.2.1 样品采集 于2014年5月(初花期)在各样地随机采集5份植株、根际土壤和田间土壤，8月(成熟期)田间收集种子，并清选。分别装于自封袋，标记，冰桶冷藏条件下带回实验室。
3.3 政策资源
3.3.1 粤港澳湾区 因地制宜得天独厚，政策红利蓄势待发，湾区凝聚力增强可期。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已经出台，具体的政策红利还未显现，但国家发改委已经将湾区重点合作的内容分为了7 个领域，预期未来政策红利将整合相关领域的资源并惠及相关领域的建设。一是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强化内地与港澳交通联系，构建高效便捷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二是进一步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促进要素便捷流动，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促进人员、货物往来便利化，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营商环境；三是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统筹利用全球科技创新资源，完善创新合作体制机制，优化跨区域合作创新发展模式；四是构建协同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充分发挥大湾区不同城市产业优势，推进产业协同发展，完善产业发展格局，加快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五是共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以改善民生为重点，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六是培育国际合作新优势，充分发挥港澳地区独特优势，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经贸、金融、生态环保及人文交流领域的合作；七是支持重大合作平台建设，推进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等重大粤港澳合作平台开发建设。
3.3.2 东京湾区 以产业政策为主，每10 年为一个政策周期，政策与产业同步升级。20 世纪中叶实行产业振兴扶持政策，旨在摒弃湾区原有资源消耗型产业，通过贷款和财税减免来扶持新兴产业和高潜力成长产业，同时打破技术引进和出口的限制；20 世纪中后期，东京湾区又开始执行重化学产业政策，湾区实现贸易自由化和资本自由化，同时采用官民协调方式形成新产业体制，推进海运业、钢铁、汽车等行业的合并和业界重组，给湾区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20 世纪末期，东京湾区开始了石油危机后的产业政策，这一阶段湾区的产业结构从发展严重依赖石油进口、能耗大、资本密集程度高的初级重化学工业，调整为发展能耗小、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中高级重化学工业，其结果是在日本经济大衰退的背景下，湾区经济仍旧保持适度增长；贸易收支仍然保持顺差；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改善；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21 世纪，东京湾开始探索“产业+资本”的发展政策，政府控股的银行开始扶持湾区内部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可通过政府指定机构提供的追加信用担保，在一般银行贷款，产生的信用保证费用由政府支付一半，对有计划进军海外地区的中小企业，政府还为它们提供免费的信息和技术服务，这直接带动了东京湾区的创新水平和工业化率的提高。
雪萤又照着刚才的步骤做了一次。这一次，她开始在床上扭动，似乎正在与人搏斗的样子，她用左手制住想象中的敌人，右手果断出击。又是“噗”的一声。饱满的枕头渐渐瘪了下去，枕面留下一个又一个窟窿。雪萤翻身爬起来，将碎枕头卷在一起，扔进了垃圾筒。
3.6.1 粤港澳湾区 2018 年两会强调粤港澳湾区建设关乎“国家千年大计”。战略分工：产业布局协同互补，实现“9+2>11”效应；强化广东作为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区、经济发展重要引擎的作用，构建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和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基地。香港侧重国际金融、航运、贸易职能中心，澳门推进建设世界旅游中心。战略规划具体方案还未公布，但规划领域重点集中在7个方面：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进一步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构建协同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共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培育国际合作新优势；支持重大合作平台建设。
3.3.4 纽约湾区 除基本的对口科技行业享受财税减免政策外（共性政策），纽约湾区政策红利主要集中在金融政策领域，具体表现在5 个方面：一是金融创新与培育政策，纽约湾区率先创造出先进而丰富的金融产品，如证券化资产、衍生金融工具等，同时培育多样化的机构投资者，使养老基金、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共同基金公司等在市场百花齐放，奠定了湾区创投的基础；二是科技金融准入政策，政策以放松管制为主，具体举措主要在放宽基金管投融渠道方面，如扩大投资咨询和基金管理公司准入，部分政府公共基金试行商业化管理或扩大投资渠道等，激发了湾区创投的活力；三是科技金融交易政策，表现在灵活的交易制度上，如纽约纳斯达克率先建立了科技金融指数（基于49 家科技型上市公司），并推出了相关的期货衍生产品，以交易成本优势或交割标的灵活方式而增强期货产品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四是私募股权科技领域的退出优惠政策，如在一级市场IPO、并购、二次出售的政策，在二级市场投资权益转让的优惠政策等，为科技口私募基金提供了锁定利润的保障；五是外松内紧的金融监管政策，坐落于纽约湾区内部的美国金融业监管局为湾区金融业提供了宽松的监管环境，同时守住了湾区资本市场良好的声誉。
3.4 市场资源
3.4.1 粤港澳湾区 得天独厚的港口资源、土壤资源和矿产资源。首先，90%以上海岸线适建港口，粤港澳湾区区域地壳相对稳定，有利于实现区域一体化建设。历史上没有发生过6 级以上破坏性地震，具备相对优越的工程地质条件；陆域工程建设地基条件较好，海域近岸区地形起伏不大，地质灾害因素较少，工程建设适宜性也好。其次，耕地质量高，富硒土壤资源丰富，分布面积为35,830 km2，占湾区总面积的64%，适合打造湾区农业绿色产业链。最后，湾区及周边海域油气和天然气水合物（可燃冰）等能源开发利用潜力极大，预测石油资源量为80 亿吨，圈定19 个可燃冰成矿区；此外还有385 亿m3的海砂资源和每年150亿m3的淡水资源。
因此，在鄱阳湖流域布设点数有限，不能全面地反映地区地下水整体水质状况，也不能较好地反映鄱阳湖流域不同块段含水层水质状况。五河中上游及重点矿山开采区未建立县域水质考核断面，存在监测空白区，不能满足源头控制、跨界断面控制、系统建设全省地下水监测网的要求。故我省地下水监测现状是动态监测点控制程度不高，点密度处于国内外中等偏下水平，控制面积不够，急需继续加强。
3.4.2 东京湾区 地理资源优势驱动湾区工业产业发展，带来极具竞争力的市场资源。一是地理资源优势禀赋为湾区工业带发展奠定基础，东京湾深入内陆逾80 km，是天然的优良深水港湾，内宽外窄，并能在面积相对狭小的空间培育多个港口城市；同时，港湾紧连的冲积平原地区，以及后期填海造地带来的充分陆域，可用于仓储区和工业区的建设发展。二是湾区工业带与湾区港口精密结合，降低了要素流动成本，提升了产品输出效率，形成了集钢铁、有色冶金、炼油、石化、机械、电子、汽车和造船等主要工业产业于一体且引领全球产业发展的新格局，为日本带来了丰厚的市场资源。
3.4.3 旧金山湾区 率先设立了极高的知识产权壁垒，占据了全球科技市场资源。如在电子领域，瓦里安兄弟发明了真空电子管；在硅片方面，仙童半导体公司发明了制造晶体管的平面工艺，同时它也是集成电路的发明者之一，英特尔的工程师们发明了微处理器。在计算机领域，斯坦福研究中心的道格拉斯·恩格巴特于1968 年首次提出将电脑用于提高个人生产率的概念；施乐公司PARC 研究所实现了一些重大突破，包括推出了图形用户界面；苹果公司推出第一台成功的微型计算机；IBM 阿尔梅登实验室发明了磁盘储存信息的随机存取和相关型数据库；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研究人员在RISC 芯片和相关型数据库结构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
3.4.4 纽约湾区 构建了基建、消费、信息、金融等综合性资源体系。一是拥有完备的基建资源，纽约市是纽约湾区的中心和美国第一大都市，也是世界上就业密度最高和公交系统最繁忙的城市；同时，纽约港为美国第一大商港，由此铸就了纽约湾区作为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二是拥有功能齐全、服务广阔的消费市场，高端服务业和创意产业成为湾区市场的主要资源，涵盖广告业、娱乐业、传媒业、文化产业、艺术品等多个行业。三是拥有丰富的信息化资源，依托湾区内高校信息化学科建制，于2011 年率先设计出数字城市路线图，促进了湾区信息产业资源的供给量和需求量的提升。四是拥有规模强大的本土金融资源，超过3,000 家本土金融机构总部设立于此。
3.5 平台载体
3.5.1 粤港澳湾区 深圳前海、珠海横琴和广州南沙是粤港澳湾区三地合作的重要平台。2015 年4 月，广东自贸试验区正式挂牌，广东自贸区分南沙、前海蛇口、横琴3 个片区，实施范围116.2 km2。按照功能定位，南沙片区重点面向世界先进发达国家，建设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新高地和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综合服务枢纽；前海蛇口片区重点推动粤港深度合作，建设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示范窗口、世界服务贸易重要基地和国际性枢纽港；横琴片区重点推动粤澳深度合作，建设文化教育开放先导区、国际商务服务休闲旅游基地和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载体。
3.5.2 东京湾区 平台载体较为集中，由工业平台、联合孵化平台、港口协作平台构成。一是依托京滨、京叶两大工业平台形成了湾区自己的工业体系，构建了湾区钢铁、有色、炼油、石化、机械、汽车、电子等主要工业部门；二是打造知名企业、知名高校与知名研究机构的协作平台，构建了面向产业发展需求的创新生态系统；三是港口成为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的重要载体，包括东京港、千叶港、川崎港、横滨港、横须贺港、木更津港和船桥港在内的7 个港口整合为“广域港湾”，对内独立经营、分工明确，对外则形成统一整体，实现城市群、港口群的巨大规模经济。
3.5.3 旧金山湾区 “硅谷”是旧金山湾区的名片和重要载体，其载体优势就在于高度集中和技术领先。首先，旧金山湾区技术研发、技术转化、技术市场全集中在“硅谷”地区；其次，“硅谷”汇聚了不同类型的研究力量，如高等院校斯坦福大学、专科技工学校圣塔克拉拉大学、国立研发机构能源部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校企联合研发机构斯坦福Bio-X 中心等等；再者，旧金山湾区还是全球科技金融的发源地，汇聚了许多科技金融载体，以风险投资行业为主体，以传统金融渠道、创业板市场为辅助，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最后，湾区拥有丰富的海运和航运经验，港口承载着通往太平洋贸易的通道，机场是美国重要航空公司的枢纽站和“硅谷”高科技产品走向世界的重要载体。
3.5.4 纽约湾区 金融载体成为纽约湾区轻工业向服务业快速转型的承载力量。首先，纽约港曾是欧洲进入北美殖民地和加勒比海地区进行贸易的唯一港口，是连接欧美大陆的主要桥梁，这为纽约成为全球第二大金融中心奠定了载体优势；其次，“特色金融”小镇成为纽约金融载体的中坚力量，如湾区的格林威治小镇因优惠的税收政策、发达的交通和教育等区位优势吸引了世界500 多家对冲基金在此落户；最后，借助金融驱动力构筑了美国东部“硅湾”，也被誉为“东部硅谷” “创业之都”，成为继“硅谷”之后美国发展最为迅速的信息技术中心地带。
3.6 湾区战略
3.3.3 旧金山湾区 以科技政策为主，将自主创新能力视为湾区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一是实施研发投入减免政策，允许企业从应纳所得税额中扣除研发投入的一部分支出，是一种间接优惠的税收政策，可以减轻企业税负，更能激发企业从事研发活动的积极性，并鼓励险资进入创新领域；二是人才吸引政策，通过修改移民法案优先吸引高学历人才进驻，直接吸引了20 余万高端人才进驻湾区，整个湾区硕士以上学历人口高达46%，其中博士学位拥有者达16%，奠定了旧金山湾区科技创新的基础；三是金融投资财税减免政策，险资投资科技领域的所得税由49%下降到20%，这使险资介入湾区科技领域呈乘数效应递增；四是政府采购政策，联邦政府对旧金山湾区的政采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这大大刺激了硅谷地区技术市场的活力；五是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旧金山湾区专利申请量占到全美总量的50%，国家专利数每年约以13%的速度递增；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湾区模式下，湾区政府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保障技术拥有者的根本权利，激发创新动力成为常态化工作。
3.8.3 旧金山湾区 “掘金梦”、容忍失败、开放包容成为旧金山湾区特有的文化氛围。旧金山湾区的成果也和这3 点息息相关：一是“掘金梦”吸引大批移民，根据美国移民协会统计，2006 至2010 年，加州共新增676,537 位移民企业家；2007 到2011 年，加州45%的新创企业都是由移民者建立的。二是鼓励冒险，容忍失败，塑造科技金融“文化基因”。硅谷的文化对失败具有很强的宽容度，容忍有新想法，允许失败，硅谷的不少创业者往往到第3 次才最终获得成功。三是形成多元包容的文化氛围，湾区城市往往孕育出开放包容、多极多元的移民文化；此外，旧金山湾区还堪称美国的“民族大熔炉”，在旧金山有些地区，亚洲人密度高居全美第一。
3.6.2 东京湾区 东京湾区一直贯彻实施“工业分散”战略，将一般制造业外迁，机械电器等工业逐渐从东京的中心城区迁移至横滨市、川崎市，进而形成和发展为京滨、京叶两大产业聚集带和工业区。“工业分散”战略布局上强化了东京的中心城区高端服务功能，重点布局了高附加值、高成长性的服务行业、奢侈品生产业和出版印刷业。“工业分散”战略既解决了东京的过度膨胀问题，又促进了外围地区工业的发展。实施“工业分散”战略后，东京从传统工业化时期的一般制造业、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格局，逐渐形成了以对外贸易、金融服务、精密机械、高新技术等高端产业为主的产业格局，而石油、化工、钢铁等重化工业则全面退出了东京。东京从而成为日本的政治、金融、商业和文化中心。
3.6.3 旧金山湾区 典型的科技驱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战略规划以湾区高校为技术依托，以湾区的高端产业为龙头，以腹地的配套产业为支撑，形成较大范围的产业集聚区。战略的输入点聚焦在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上，包括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涉及计算机和电子产品、通信、多媒体、生物科技、环境技术等多个领域，形成了集成电路、微处理器、心脏移植、DNA 重组等多个自主研发的技术，汇聚了如惠普、英特尔、思科、升阳、旭电、甲骨文科技、苹果、英特尔和IBM 等举世闻名的大企业。战略的承接点环绕着美国西海岸旧金山海湾的9 个县共101 个城市，形成了以湾区高附加值产业引领技术变革，以腹地的生产加工为配套的大范围的产业集聚区。战略的输出点是建立湾区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形成集技术研发、政策保障、金融支持促进湾区高新技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硅谷模式。
3.6.4 纽约湾区 投资驱动与创新驱动并行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战略规划以湾区优势金融力量驱动湾区服务业的高速发展，并依托辖区内传统高校的科研实力，形成现代服务业创新生态体系。战略的输入点是发挥税收、交通、教育等区位优势吸引金融资源的进驻，形成湾区金融循环系统，助力湾区服务业量质齐飞。战略的承接点是依托湾区良好的科技人才资源和目标性较强的研发投入，带动湾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巩固金融科技、信息制造、生物医药等精尖产业的市场优势地位。战略的输出点是构建湾区金融创新生态系统，形成集金融科技、政策激励、研发支持助力湾区现代服务业持续盈利的新模式。
3.7 企业活力
3.7.1 粤港澳湾区 企业规模大且创新意愿强烈，科技创新驱动企业进入快速上升通道。2017 年粤港澳湾区经济总量已超过人民币10 万亿元，聚集世界500强企业16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万多家，湾区专利申请量57.2 万件，发明专利申请量17.6万件，湾区专利申请量和发明专利申请量同比增速364%和30.1%，是中国平均增速的7.9 倍和2.1倍。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7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粤港澳湾区已经超越美国旧金山湾区，在全球创新集群中排名第2，仅次于日本东京湾区；在华为、中兴通讯、腾讯、网易、大疆、华大基因等众多知名的创新型企业带领下，企业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量占广东省70%以上，展现出极强的创新活力。同时，湾区中的深圳市被评为中国“创客”产业链最完整的城市，被誉为“硬件硅谷”，良好的创业氛围激发了企业创新的活力。
3.7.2 东京湾区 位列全球创新集群首位，优势产业竞争动力强劲。根据科睿唯安（原汤森路透知识产权与科技事业部）最新公布的2016 年全球百强创新机构调查结果，日本公司数占据总体的34%，仅次于美国的39%。东京湾区拥有20 家创新百强公司，占日本入围总数的58%。其中，有11 家同为全球五百强企业，也有例如全球领先的半导体供应商瑞萨电子、著名的电子设备制造商奥林巴斯以及日本知名的机械制造商川崎重工等9家注重创新研发的企业；日本在汽车制造行业的创新能力优势明显，全球入围的9 家汽车制造及配件公司中有7 家是日本企业。此外，东京湾区数字化产业同样引领全球，其产业市场份额已超全球数字产业总份额的1/3，涌现出日立、东芝、索尼、佳能等高端数字技术企业，展现出了极强的市场生命力。
3.2.4 纽约湾区 金融实力雄厚，技术领域关注度清晰，湾区研发投入强度乏力。纽约被誉为“全球金融心脏”，纽约湾区汇聚了全球市值最大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和市值第3 的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金融服务业占湾区GDP 比重高达15.39%；花旗、高盛、摩根斯坦利等2,900 多家银行、证券、期货、保险等金融领域的巨头企业将总部和分支机构设立于此，其中包括了200 余家全球500强企业。纽约湾区的最大特色就是与金融业结合紧密的新技术在研发、中试、转化、运用以及推广的各个环节都会有强大的资金保障。如2015 年后，摩根大通持续加强对区块链、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领域的投入，平均每年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上的投入超过90 亿美元；保险巨头AIG 集团通过资本运作收购了大批研发型公司，组建了自己的研发团队，将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用于车险场景，在理赔、后台风险分析、风险预测评估等方面提升了市场竞争力。由于纽约是典型的金融驱动型区域，其研发投入只关注金融技术，其他领域技术需求不强烈，导致其R＆D 投入强度不高，2015 年仅为1.55%，排在美国所有州的第30 位；企业R＆D 贡献度为68.4%，在四个湾区中比重最低。
3.7.3 旧金山湾区 科技可以驱动企业及企业家持续创新的活力，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成为企业释放活力的重要保障。美国《商业周刊》发布的《2017年世界100 强科技企业》中，有20 家来自旧金山湾区，如惠普、思科、英特尔、苹果、甲骨文、谷歌、eBay、雅虎、VISA、Adobe、Facebook、Twitter、Uber 等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全球知名企业，并诞生了一批技术活力型企业的领导者，如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微软的比尔·盖茨、Facebook 的马克·扎克伯格、甲骨文的拉里·埃里森、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这些企业家随时影响着全球产业的变革。同时，湾区拥有20 多所著名大学，还分布着航天、能源研究中心等高端技术研发机构，总量超100 万的技术人员引领了全球20 多种产业发展潮流，创造了全美13%的专利申请量，这成为湾区企业持续释放活力的重要来源。
3.7.4 纽约湾区 所辖三大州产业布局不同但各有优势，优势企业全球竞争力明显。位于纽约湾区东北部的康涅狄格州是美国传统的工业中心，军事工业发达，素有“美国兵工厂”之称，在金属制造、电子及塑料工艺等方面处于全球技术领先水平；全球著名的对冲基金之都格林威治也坐落于此，174 km2 内汇集了超过50 家对冲基金公司。位于纽约湾区西北部的新泽西州制造业发达，尤以制药业突出，在全美名列第一。该州拥有强生、默克等知名大公司，各类制药企业270 余家，生产的药品占全美的25%；有20 多家世界级制药企业的总部设在新泽西州，这些企业的销售额约占全球制药业销售总额的一半。纽约州的整体教育水平极高且研发机构聚集度高，创新创业氛围浓厚，尤其是ICT 产业极为活跃，每年为湾区提供29.1 万个就业岗位和超过300 亿美元的工资收入。
3.8 创新文化
3.8.1 粤港澳湾区 地区发展不均衡导致文化氛围差异明显，其中深圳文化氛围最好，其他区域有待加强。“深圳观念”是深圳创新文化的标志。“深圳观念”中“敢为天下先”“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鼓励创新，宽容失败”都与创新息息相关，创新已成为深圳的精神内核，成为深圳最为明显的文化标志。另外，深圳的移民文化也为深圳的创新事业不断输入新鲜的血液。深圳的移民文化以“不满足”“告别传统”和“闯深圳”为主线，形成了“敢于冒险、尊重创新、追寻成功、宽容失败”的新文化特质，为科技创新的开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截止到2016 年，深圳外来人口比重占区域总人口数量已达到68.8%，这充分体现了深圳这座城市的包容性；同时，大量的移民使深圳的文化呈现多元发展的态势，在深圳城市包容性的背景下，这些文化既保持了独有的个性又互相借鉴、相互融合，使深圳移民文化充满了活力，也为创新提供了无限可能。
3.8.2 东京湾区 公司利益至上，忧患意识始终。东京湾区是日本传统公司文化的发源地，员工始终把公司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忠诚于上司、忠诚于公司；这种“忠诚”也使日本企业中的终身雇佣制得以很好地实行，使日本员工对企业有着极高的忠诚度；同时，这种“忠诚”还提倡与他人和谐相处、互帮互助，这也使得东京湾区衍生出各式各样提高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企业文化。“忧患意识”也是东京湾区“创新”的重要文化，这来源于日本长期的自然条件所形成的国民性格。由于日本自身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同时又经常发生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于是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经常向民众提出日本存在的危机，以此来激励日本民众奋发图强、不甘落后的“忧患意识”，这也形成了日本引领型企业文化中的“忧患意识”这一典型特点。
从图上可以看出，20 cm深度土样的连线比较平缓，明显表现出较低的异质性，而0～20 cm深度的平均数据(对5 cm和20 cm深度土样求平均)与GPR数据的平均趋势更为接近，但又失去了当前点位置的异质性，因而，在本实验中，地面直达波的测量深度很有可能小于20 cm。而通过对图3和图4综合分析，GPR的总体测量精度约为0.02 cm3/cm3。
3.8.4 纽约湾区 “美国梦”为纽约湾区营造了努力奋斗、和谐包容的文化氛围。“美国梦”起源于纽约湾区，它是指相信只要在美国经过努力不懈的奋斗便能获得更好生活的理想，亦即人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勤奋工作、勇气、创意、和决 心迈向繁荣，而非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阶级和他人的援助，通常这代表了人们在经济上的成功或是企业家的精神。纽约湾区正是通过对“美国梦”的继承和发扬吸引了大量移民，这些移民通过努力实现自我价值，创造财富，为湾区带来高素质劳动力的输入。“美国梦”还孕育出开放包容、多极多元的移民文化。如纽约湾区汇聚了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籍居民，约占纽约总人口的40%，世界不同文化、不同文明在此相互碰撞和融合。
3.9 激励机制
3.9.1 粤港澳湾区 依托“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制定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 年）》《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机制创新行动方案》《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等合作机制，扫除了粤港澳湾区建设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标准对接、资格互认等方面的障碍，营造了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推动了粤港澳自由贸易示范区建设；未来还将成立国家层面的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委员会，并在探索建立核心城市间直接对话的合作机制、加紧制定专项合作规划及其统筹协调、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促进基金、推进广大湾区民众参与建设等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3.9.2 东京湾区 基于日本《港湾法》制定了《东京湾港湾计划的基本构想》和《第五次首都圈基本计划》等合作机制，有效解决了湾区贸易恶性竞争和区域性人口过度膨胀等社会问题，同时构建了符合湾区协调发展的运营机制。具体表现在3 个方面：一是重视港城协调联动，实现港城共荣。得益于港口群的带动，东京湾地区京滨、京叶两大经济带的发展形成了由东京、川崎、横滨、千叶等大城市构成的城市群，并逐步发展成为日本最大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基地；二是重视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各种资源要素的集聚；三是重视网络化体系建设，在东京市区之间、与周边城市之间的客运网络体系以轨道交通为主、高速公路为辅，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网络化促进了区域和周边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与都市产业布局调整。
本文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提出的垂直搜索引擎性能进行测试，主要测试指标为查全率、查准率、响应时间参数等，重点针对主题爬虫模块。实验将雅虎（中国）、百度、搜狗、大学搜4 个中文垂直搜索引擎作为比较对象，其中，大学搜是通过百度搜索推荐的一款优秀垂直搜索引擎，原本想将谷歌搜索引擎列为重要的实验分析对象，因谷歌退出中国，难于实现中文环节下的真实查询结果显示，因此放弃。
3.1.3 旧金山湾区 依托内部优质教育资源，吸引大批优质科技企业进驻，始终面向学术前沿和服务科技主战场。一是旧金山湾区有数以百计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其中包括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基础研究实力引领全球的知名研究机构，为旧金山湾区硅谷的形成打下了重要基础；二是吸引了一大批世界著名的巨型科技公司和数以万计的中小微科技企业进驻，湾区教育资源呈现供不应求的态势；三是依托教育资源构建了科技+产业+基金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⑤为确保在任何水位组合下水流平稳、水闸稳定、水跃均发生在消力池内，要求分级启闭闸门，相邻闸门开启高差不得超过0.5 m,逐级循环启闭至计算高度e。一个操作循环结束，要留有合理的时间间隔，待水流平缓后，再进行下一个循环操作。
3.9.4 纽约湾区 高质量的区域规划成为湾区合作共赢的激励机制。纽约湾区依托纽约区域规划协会（Regional Plan Association）先后完成了3 次重要规划，成为纽约湾区百年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一是1929 年的“第一次区域规划”，规划范围包括22 个县，5,528 平方英里，将如何适应城市爆炸式增长、物质空间建设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视为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二是1968 年的“第二次区域规划”，规划提出了“再集中”理念，即将湾区就业集中于卫星城，并恢复湾区公共交通体系，以解决郊区蔓延和城区衰落问题；三是1996年的“第三次区域规划”，规划的核心是凭借投资与政策来重建经济、公平和环境，并通过整合经济、公平和环境推动区域发展，从而增加区域的全球竞争力。
4 “四大湾区”创新驱动发展模式
4.1 “四大湾区”创新驱动发展基本特征
根据前文对“四大湾区”创新驱动发展9 种影响因素的内容梳理，本研究总结了“四大湾区”创新驱动发展的基本特征，如表2 所示。
表2 “四大湾区”创新驱动发展基本特征
Table 2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ur Bay Area”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4.2 “四大湾区”创新驱动发展模式
根据前文对全球四大湾区创新驱动基本特征的总结，本研究进一步提炼出在湾区战略引导下的全球四大湾区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如图1 所示。
图1 “四大湾区”创新驱动发展模式
Figure 1 “Four Bay Area”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model
4.2.1 粤港澳湾区 以宽松的发展环境及健全的激励机制为特征的政策驱动模式。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环境较为宽松，具体表现在4 个方面：一是开放程度较高，出口额占湾区GDP 比重高达75%（2016 年）；二是具有功能齐全的生产要素和产业集群，形成流动性极强的商品和服务供应链体系；三是“尊重创新，容忍失败”的创新文化增强了湾区企业的创新活力，越来越多的科创基地在粤港澳地区生根发芽；四是较大的人口、经济、交通、教育等规模为湾区未来发展提供了无尽的空间。同时，粤港澳湾区还叠加“一带一路”倡议、广东省自贸区、广东省国企改革等多重政策支持，为地区基础设施对接、城市功能和产业分工协调，实现区域内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提供了崭新的机遇。
烟草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病虫草害是影响烟草产量和品质的重要因素，也直接影响到烟农的经济收入。调查结果表明，贵州省烟区发生的常见病害有35种，其中病毒病害10种、真菌病害19种、细菌病害5种、根结线虫1种[1]。烟田害虫有226种[2]，田间杂草有203种[3]。在烟叶生产过程中，为了保障经济效益，对病虫草害的化学防治必不可少。农药可以有效防止病虫害对烟草的危害，是当前农业生产必备物质，对提高烟叶产量有积极作用。然而，化学农药的大量使用带来的农药残留和烟叶安全性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4]。烟草及烟草制品的农药残留量是各国在烟草制品贸易中的关注指标，也是国际市场烟叶评价和选购的重要因素[5]。
4.2.2 东京湾区 以应用科学+忧患意识为特征的市场拉动模型。东京湾区将企业作为创新活动的初始点，企业在从事产品研发过程中形成技术应用需求，同时将这种需求传递到创新链的上游，并依靠官产学研的合作方式解决企业的应用技术需求，这也使得湾区发展有3 个具体表现：一是市场是创新动力的来源，也是需求拉动模式实现的路径；二是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十分突出，并在政府的支持下引导产学研活动向创新链上游传递；三是企业技术创新由低端向高端逐步演变，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创新演化方式。同时，东京湾区强烈的“忧患意识”也不断刺激着企业对新市场的挖掘与探索，成为企业倒逼式创新的动力源泉。
图4对两种自抗扰控制器进行仿真对比，两种自抗扰控制器都基本无超调。基于arsh函数的ADRC控制的响应时间更短且鲁棒性更好。
4.2.3 旧金山湾区 以基础科学+金融创新为特征的技术推动模式。旧金山湾区的内部科教资源极为丰富，形成明确的学科布局、技术演化路径与产业发展方向，技术成为地区发展的推动力。同时，庞大的科教人才规模增强了旧金山湾区企业创新创业意愿，表现在湾区科技中小企业极为活跃。在此基础上，为加快湾区自主创新成果转移转化速度，金融领域的创新行为为科教资源向科教资本顺利转化提供了有效的支撑平台，具体表现为在理论上建立了由科研人员组成的咨询专家库；在方法上突破了债权式投资和股权式投资的限制；在路径上形成了银行与创投企业、证券公司建立紧密的合作网络；在模式上构建内紧外松的风控模式和退出模式。
4.2.4 纽约湾区 以金融服务+科技载体为特征的金融驱动模式。纽约湾区具有多元化的资本市场融资体系，它是促使湾区高科技产业和创业投资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整个资本市场中处于中间层次，有以证券交易所为代表的主板市场和二板市场、以场外柜台交易系统为代表的三板市场以及非正规市场上流通的私人权益资本市场，这些作为主要融资渠道，有效服务了湾区信息技术企业的基本需求。在此基础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科技得到了蓬勃的发展，特别受到移动支付、社交网络、搜索引擎和云计算等技术平台的支持，湾区互联网金融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同时，纽约湾区还有良好的激励机制，即政府在扶植和引导金融投资的同时对风投业务基本不干预，任其自由发展，主要原因是风投文化与政府文化很难相容。
5 湾区建设的一般性理论模式
通过对“四大湾区”的比较和综合分析，本研究认为，湾区经济带的创新驱动发展要结合地区特色的创新体系、驱动机制以及产业发展环境来进行布局。根据前文对“四大湾区”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的总结，本研究进一步提出了湾区经济带创新驱动发展的一般性理论模式，如图2 所示。
图2 湾区建设的一般性理论模式
Figure 2 General theoretical model of bay area construction
在湾区建设的起步阶段要以任务驱动为导向；在技术供给侧端，应以政府为主导力量加强推动，通过政策保障聚集科教资源，特别是兼顾海外的科教资源以及其他区域的科教资源；湾区发展战略起步期的侧重点要以整合战略性产业为主，通过匹配合适的创投资源与营造良好的创新文化氛围来实现国家战略产业的规模化和集群化发展，以此凸显湾区产业的战略效应；同时，积极发挥湾区载体平台的基础功能，加快湾区创新要素流动、降低战略产业生产边际成本、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辐射周边地区的协同发展，以此实现湾区战略产业的核心技术在短时间内产生溢出效应的目标。
与开头呼应，我以为，95后的一代人，是真正的新人，是全球化乃至信息、智能时代的新新人类，而85年之前的，大抵还属于农耕时代。儿子之表现及95后大学生的表现，使我心生感慨。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完全不了解新一代了。而新一代，他们的起点乃至对当下、未来世界的理解和掌控，显然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和预期。
在湾区建设的发展阶段要以兴趣驱动为导向；在技术需求端，应以市场为主导力量引导，通过湾区内部激励机制来引导市场资源与企业资源相匹配、相融合，以此达到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型企业不断涌现的目的；湾区发展战略要从战略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变，不仅要巩固优势产业的全球地位，还要兼顾未来产业的探索与布局；同时，经过起步阶段的沉淀与积累，创新载体由分散走向集中，平台的功能也更加多样化，聚焦的目标更加具体，湾区官产学研创等5 个领域产生了极强的交互性，加速科教资源向科教资本的转化速率，技术由局部溢出向全面扩散迈进。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虽然本文极力想解决不同文化背景、发展周期、区域优势、产业基础的湾区经济带在创新驱动的大背景下如何更有效地发展问题，也选取了全球最知名的“四大湾区”作为典型研究案例，但遗憾的是，在区域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研究“四大湾区”发展的文献极为匮乏，导致本文一些评价指标的核心内容也只找到了较为宏观的数据，致使案例分析和总结中会出现一些偏差和不合理之处。不过，本文希望通过对湾区经济带的一般性发展规律的总结引起学界对湾区经济带案例研究的关注，并希望通过不断地研究和补充相关数据来建立更加有说服力的理论模式，为进一步指导湾区经济实践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刘艳霞. 国内外湾区经济发展研究与启示[J]. 城市观察, 2014(3)： 155-163.
[2] 鲁志国, 潘凤, 闫振坤. 全球湾区经济比较与综合评价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5, 32(11)： 112-116.
[3] 李凡, 谢加加. 深圳与旧金山湾区经济的比较[J]. 中国经济特区研究, 2015(00)： 188-197.
[4] 伍凤兰, 陶一桃, 申勇. 湾区经济演进的动力机制研究： 国际案例与启示[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5, 32(23)： 31-35.
[5] 马忠新, 伍凤兰. 湾区经济表征及其开放机理发凡[J]. 改革, 2016(9)： 88-96.
[6] 张锐. 世界湾区经济的建设经验与启示[J]. 中国国情国力, 2017(5)： 31-34.
[7] 俞少奇. 国内外发展湾区经济的经验与启示[J]. 福建金融, 2016(6)： 42-45.
[8] ROMER P M.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94(5)： 1002-1037.
[9] PORTER M.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0, 68(2)： 73-91.
[10] 霍国庆, 杨阳, 张古鹏. 新常态背景下中国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理论模型的构建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7(6)： 79-95.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Global Four Bay Areas Development Models Under the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Li Nan1 Wang Zhouyi2 Yang Yang31 National Science Libra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2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3 Th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Abstract: [Purpose/signif icance] This paper analyses and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ay Area Economic Zone, then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path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ay Area Economic Zone. [Method/proces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key factors of regional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using case retrospective and inductive deductive methods, this research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global four bay areas with the method of case retrieval, induction and deduction, and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types, characteristics and models of the global Four Bay Areas. [Result/conclusion] The development models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BA), Tokyo, San Francisco and New York are policy-driven, market-driven, technology-driven and f inancial-driven respectively. The supply sid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ay Area is generally dominated by the government, which realizes the sustainable spillover effect of education resources by integrating investment sources and creating cultural atmosphere, so as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nd gradually evolve into strategic industries. The demand side of the Bay Area is generally dominated by the market, which realizes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market resources and enterprise resources through technology transfer platform, promotes the continuous diffusion and radiation of education resources, eventually leads to the continuous emergence and rise of regional technology-based emerging industries (future industries).
Keywords: innovation driven key factors typical cases Four Bay Areas development model
分类号： C34
DOI：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19.03.11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作者简介： 李楠(ORCID：0000-0002-7576-1870)，业务秘书，中级，硕士，E-mail：linan@mail.las.ac.cn；王周谊，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副研究员，博士；杨阳（ORCID：0000-0003-0193-4609），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博士后，E-mail：yangyang@ihns.ac.cn。
作者贡献说明：
李 楠：提出研究思路，撰写文章；
王周谊：设计研究方案，收集数据；
杨 阳：采集、清洗数据，修改文章。
收稿日期： 2019-04-16 修回日期：2019-04-24
标签：创新驱动论文; 影响因素论文; 典型案例论文; 四大湾区论文; 发展模式论文;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论文; 北京大学论文;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