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发展与高校扩招研究--“扩招”现象的深层原因分析_大学扩招论文

高等教育发展与高校扩招研究--“扩招”现象的深层原因分析_大学扩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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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普遍高校计划招生达到153万人以上,与1998年的108万人相比增幅高达44%,实际招生增幅高达47.8%,至使该年度高考生的录取率达到了58%左右,成了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现象。这一现象是政府决策导致的偶然结果还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呢?正确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对于促进高等教育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实现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表面来看,这次“扩招”现象似乎是政府基于拉动国内消费,推动经济增长需要的一种政策手段。最近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经济出现通货紧缩的趋势,消费疲软,投资减少。社会各界尤其是经济界对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以拉动国内消费需求的呼声很高,对利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刺激短期经济增长,使之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有些专家甚至估算,通过扩大招收自费生300万人,将扩大内需270亿元,加上边际消费,总共可扩大内需1350亿元[1]。因而, 拉动我国消费、刺激经济增长被认为是导致1999年扩招的一个非常直接的原因。显然,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如果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可以这样认为,这次“扩招”是在特定历史阶段,我国高等教育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的非常规、跳跃性发展。

首先,在我国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并将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带动下,大众高等教育已呼之欲出。由于经济、政治、社会、人口等因素的综合影响,高等教育的量的扩张已成为一个世界性趋势。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现代教育的实质越来越体现在追求良好的生活质量,发扬“以人为本”的精神,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而更好、更多的就业机会是良好生活质量的根本保障。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把教育视为促进自身社会地位变动的基本手段,尤其是在我国,受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人们历来重视教育对改变自身命运的作用。当知识经济即将来临之时,越来越多的人着眼于将来的职业而希望获得更好更多的学习机会,希望获得更高的学位。对于这种接受教育的社会需求心理,理应尽最大的努力去满足。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缩小人们的需要与能力(包括其自身的能力与社会的供给能力)间的差距。

其次,产业的迅速提升和结构性就业矛盾,促使教育重心的上移。随着我国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实施,传统产业正在进行改造,高新技术产业逐步发展,经济的技术含量不断增加,就业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文化素质低的劳动者正面临着就业的巨大压力。中国的就业模式将从高就业模式向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正常就业模式转变,人力资源的分析与利用逐渐走向市场化,教育与就业间的联系紧密度将大大提高。据统计,中国总人口就业率1998年为56%,大大高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水平(1990年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的总人口就业率分别为40.2%、51.8%、31.2%和43.7%,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为49%,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为46%),属于高就业模式[2]。而我国的人口基数大, 高人口就业率已形成巨大规模的劳动力供给,造成了持久的就业压力。所以,我国今后的就业战略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劳动力资源。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作用,有效地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合理地配置人力资源,促进就业人口的适度增长和就业结构的迅速改变,这是中国实现经济可持续性增长的关键;另一方面,要正确对待我国就业模式在转变过程中带来的总人口就业率呈长期下降的趋势,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拓宽就业渠道的基础上,应面向更多的人,建立起更灵活的、更实用的学习制度和培训制度,推进教育重心不断上移,提高劳动力的转岗能力和下岗人员的再就业能力,缓解结构性高失业率,这是今后中国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任务。当教育与就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时,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就有了更现实的社会基础。

第三,在我国人口不断增加的巨大压力下,规模太小的高等教育必将进行指数震荡式的扩张。从人口因素来看,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与适龄人口进入高峰期给大学招生带来了压力。通过国际比较可以看出,与我国经济水平相当的发展中国家(指人均GDP), 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均比我国高,一般达到13%—18%[3],而我国1998年仅达9.1%。我国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到2010年,全国人口受教育年限应达到发展中国家先进水平,高等教育规模有较大扩展,入学率接近15%。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由于初中教育普及程度的不断提高及适龄人口高峰的同步出现,高中入学人数及毕业生人数在今后的若干年内将以10%左右的速度急剧上升,因而对高等学校扩大招生规模形成巨大压力。据测算,我国高等教育学龄人口(18—21岁)的高峰期为2006—2010年,年平均数为8955 万人,峰顶为2007 年,达9200万人,2010年为8660万人[4]。按照毛入学率15%的目标,2010 年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将达到1300万人左右(1998年为642.99万人,仅包含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本专科学生与研究生)。可见,要实现这一规模目标,高等教育必需有一个指数震荡式的发展过程,扩招不可避免,但扩招幅度应控制在各种条件可接受的范围内。

第四,我国高等教育目前存在的办学矛盾,也需要通过外力来实现改革与发展的突破。“扩招”是教育改革与发展所寻求到的一个最佳“突破口”。这次扩招,老百姓尤其是学生和家长皆大欢喜,但对于高校而言,却面临着一次严峻的考验和巨大的压力。要让学校的“扩招”压力转变为动力,关键要解决高等教育改革中遇到的几个突出矛盾。一是部分高校(主要指民办高校)办学的市场化、社会化定位与其管理运作的非产业化、非经营性之间的矛盾。如果这些学校在招生的数量、种类、规格及收费标准等方面不具备足够的自主权,如同企业对自身的产品开发规模没有选择权就不可能具有市场竞争力一样,学校难以真正引入产业化运作机制。二是高考对基础教育的“指挥棒”作用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之间的矛盾。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主题,为我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指明了方向。然而解决高考的“指挥棒”问题,前提首先是高等教育规模要扩大。三是高等教育的质量控制与办学模式多元化之间的矛盾。只有实现高等教育办学模式的多元化,才能从根本上满足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在同一质量标准模式下,高校的办学模式难以分化,各自的办学特色更难以显现。“扩招”提高了学校与学生的选择性,促动了学校办学模式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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