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持续性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3）03-0063-06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进行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就如何认识中国的未来经济前景，国内外学术界、战略界、政策界争论仍酣。实际上，这个问题的争论持续了20多年，中国经济也快速发展了20多年。
关于中国经济是否高速增长、能否持续高速增长的争论，隐含着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是奇迹（Miracle）、神话（Myth）抑或昙花一现（Bubble）？
中国现代化的追赶之路
中国的发展历史是极其独特的，她经历了长期的强盛。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国经济最发达，而且综合国力最强。从公元元年到1500年，中国经济总量远远领先于其他经济体，从公元元年到公元1000年，占世界经济的23％—25％。其后300年是世界工业化的起步阶段，由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特性，中国失去了与世界工业化同时起步的战略机遇，期间西欧追赶并超过中国。1820年到1949年是世界加速工业化的黄金时期，而中国经济由此进入了持续的衰落。1870年，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降为17％，1913年为8.9％，1950年为4.5％。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国开始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从而遏制了1820年以来中国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经济比重不断跌落的局面。但是，由于中国国内政治的起伏跌宕，中国经济的真正腾飞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政策。
作为一个典型的“后发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必然走上一条现代化追赶之路。实际上，现代世界发展就是一部现代化追赶史。从现代经济发展历程看，三个大国成功实现了现代化追赶，带动了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步伐。美国是第一个实现成功追赶的大国，以43年的时间赶上英国。日本是第二个实现成功追赶的典范，以40年的时间接近美国人均水平[1]。1978年，中国开始了追赶。到200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2万亿元，排名世界第六位；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6208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五位[2]。中国现代化追赶战略的初步效应展现。
资料来源：Angus Maddison，The World Economy：AMillennial Perspective，OECD：Paris，2001。
作为后来者，中国的现代化追赶明显体现出“后发优势”。所谓后发优势，一般是指后进国家以较低的成本和较短的时间，学习使用现代化先行者长期积累的高成本发展的技术、知识、信息，并充分利用比较优势，通过开放和贸易进入国内、国际市场，从中获得比较利益，促成新追赶战略目标的实现。其优势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通过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和装备，加速工业化进程；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吸取失败教训；具有强烈的赶超意识等。可以说，这些后发优势同样是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和动力。此外，百年屈辱历史和先进国家的示范效应对中国特别具有激励作用，尤其是中国曾经长期居于世界经济强国，这种历史对比效应是中国实现追赶的巨大动力。中国具有深厚的文化和历史积淀，追比先贤、吸取历史教训是任何理性领导人的必然选择。中国已经从改革开放成功中获得了累积效应，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黎民百姓都从改革开放中获益，期待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国家领导人的声望也与经济发展密切相联。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只有实现追赶的战略目标才能确保国家战略利益尤其是政治利益，这种强大外在压力同样是中国的后发优势之一。
时逢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和知识社会的到来，中国的现代化追赶要实现从传统封闭到全面开放的观念跨越、从传统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以及知识社会的时代跨越，从传统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跨越。这种多层面的跨越要求思想观念变革和制度创新，从传统的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可持续性追赶，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全面转型。以上现代化追赶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加速深化的过程。
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阶段
1978年至今是中国经济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中国进行了影响深远的改革开放，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短缺经济向相对过剩经济、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2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始终保持了高速增长，并顺利度过了经济调整危机和外部经济的负面冲击，宏观经济指标令人振奋；作为全球加工中心的地位已经初步确立起来；中国成为国际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在世界经济舞台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当然，以上对经济增长的线性分析有可能产生误导。正如哈佛大学教授德怀特·珀金斯指出的，“市场改革初期所取得成功大多……来自任务的简单。”[3]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各种社会深层矛盾益发突出，经济目标的实现也与其他层面问题的解决密切相关，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惟一的选择，若干调整势在必然。第一，在发展理论层面，更加重视制度创新的价值。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得益于古典式经济增长，即强调土地、资本、劳动、技术和投资、国内外需求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制度因素逐步成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变量。中国的制度创新是通过对原有制度的否定实现的，从完全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是在对计划经济的否定中完成的，当前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所有制制度是在否定单一公有制模式的基础上实现的。可以说，中国的经济体制创新过程是积极的，逐步加速开放的，并且形成了自我创新机制。只有认识和强调这一点，中国的经济发展才具有了持续性基础。第二，在发展战略上，更加强调增长的质量。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的发展观经历了一个从GDP增长至上到可持续发展的演进历程。中国经济发展强调效益优先，总体而言是一种高速低效的经济增长，依靠廉价资本、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大量投入，规模的快速扩张来推动经济的高速发展，追赶战略的某些负面效应已经在各层面体现出来。今后的经济发展战略应从粗放式数量扩张转向集约式质量提高，这必然首先涉及经济体制的深层次调整、更加关注社会公平等。第三，从发展阶段上看，更加注重于跨越式发展。中国已经从低收入水平的“要素驱动”阶段向中等收入水平过渡的“投资驱动”阶段和“技术驱动”阶段过渡，并着眼于“创新驱动”的跨越，这是中国的后发情势所决定的。
以上三个方面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应该步入一个更加强调体制调整、制度创新、增长质量、全面发展的历史新阶段，其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放弃高速低效的粗放增长方式，转向符合市场经济的高质可持续增长方式。
中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需要实施与以往不同的改革。随着市场力量的逐步壮大，不同部门之间的行政区分越来越缺乏经济学意义。中国的改革措施应该更面向整体经济，并致力于两个目标的实现：强化市场有效运行的框架条件，尤其重要的是明确产权、提高竞争水平、打破区域以及其他保护主义措施、加强企业管理、加强司法体系的独立性和执法能力，为经济发展提供政策环境；促进国内经济的融合，有效利用劳动力和其他资源，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以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新阶段的核心任务是，在今后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即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充实，其经济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人均GDP达到3500美元，这意味着经济增长达到7％以上的高增长率。按照中共十六大报告的解释，全面小康并不一味注重物质提高，还特别关注人民的精神生活，以及所享受的民主权利以及生活环境的进步。这项宏大任务的完成，取决于中国能否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因素，遏制消极因素的负面影响，实行经济可持续的良性发展。
促动积极因素作用的发挥
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始于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宏观决策，始终存在自上而下的决策模式。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的深入和社会生活的多元化，自下而上的推动、自外而内的促动作用亦愈加显著，从而带动了中国经济新增长点的多元化、多层次化，经济发展自主性开始体现，中国经济的增长空间进一步拓展。
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伴随着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而展开的，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发动改革开放，提出、修改和完善具体的改革目标。鉴于此，中国的经济发展实际上存在一个政治周期，并以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为基本界标。2002年，中国领导人实现了新老交替，新领导人权威的确立有赖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这为今后一段时间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十六大报告明确了今后20年的发展战略目标，有了巨大的目标确定性和稳定性。十六大报告集中体现了对改革开放前一个阶段经验教训的总结，提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政策方向，显然将触及更深的改革层面。
其次，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相当大程度上与中央领导人的学习过程有关，他们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现实主义做法，一方面不断学习国外经验、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制度，另一方面则采取定点实验、以点带面、全面推广的渐进战略。2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中国领导人具备较强的经济决策能力，而且中国的经济决策机制逐步走向成熟，形成了学者、专家提供咨询乃至参与决策的专家治国之路。以上政治因素决定了，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治基础是稳固的、坚实的。
其三，一个国家的资源决定着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持续时间。决定经济发展的五大要素是人力资源、资本货物的生产力、资本供应量、自然资源和科技发展水平等。中国人力资源丰富，未来的重大任务之一就是如何从一个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本大国；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消费品和资本货物的生产中心，制造业和加工业的发展迅猛；资本供应量充足，且是全球外资最具有吸引力的国家；中国自身自然资源并不充足，但已经着手积极开发海外能源，而且强大的外汇储备确保中国有能力进口所需资源和原材料；中国的教育水平、科技水平发展迅速，高科技产业成为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因此，从资源角度看，中国的持续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
其四，中国具有广阔的国内市场，且建立区域经济战略带的效应初步得以体现。首先，中国国土面积广阔，经济发展水平明显存在东部、中部、西部的梯次差别，各地区之间存在动态比较优势，如若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则其市场潜力不可低估。1999年启动西部开发战略，目前已经投资6000多亿元，基础设施建设必然拉动经济的发展和国内市场的进一步融合。其次，中国人口超过13亿，且存在巨大的地区收入差别和城乡收入差别，消费市场广阔。再次，从产业结构上讲，中国第二产业比重高于一般中等工业化国家，第三产业低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第二产业多集中在中东部，第三产业更是偏重于东部，产业结构的地区间存在巨大的互补，发展潜力、调整空间巨大。最后，中国积极参与“10+3”（东盟与中日韩）的合作，积极倡议和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意在加强与周边地区的经贸交流和资源开发合作，形成自己的经济战略带，为经济顺利发展创造良好的战略环境。
其五，民营资本启动的制度性障碍已经基本排除，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推动力。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正在发生重要变化，经济增长正由政策主导阶段走向政策与市场共同推动的新阶段。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不能把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对立起来，给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提供了平等的政治地位和依法保护其财产的承诺，对于解放民营经济具有极为根本的意义。
其六，加入WTO的景气效应继续展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强化了国内市场竞争的国际化，形成竞争压力和改革动力，积极推动中国完成市场经济的转轨；其次，中国在政治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有助于中国发挥建设性大国的作用，有机会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和修改；再次，中国继续作为国际社会青睐、信赖的市场，其软、硬环境改善成为引进外资的最基本条件。
另外，申办2008年奥运会和世博会的成功将为中国带来长期经济利益，根据高盛公司的研究报告，奥运会将使得中国2002—2008年GDP增长率提高0.3％[4]。
以上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国际因素等表明，中国具备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现代化建设已经大规模展开，刚从温饱进入小康，不论投资还是消费都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正处于经济迅速扩张的时期。
直面消极因素的严峻挑战
上述因素在发挥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一些消极因素的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直面这些消极因素的严峻挑战。
首先，从制度性因素看，现有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战略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表现在：
一是经济体制调整面临严峻态势。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从总量扩张导向转向结构调整导向增长，从供给要素推动增长转向需求因素拉动增长，从工业化主导带动增长到工业化和服务业共同带动增长，从投资主导刺激增长转向投资和消费共同刺激增长的阶段，但中国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仍然基本维持原有状态。中国农业生产率低下，前景堪忧；工业大而不强，工业改造处于困境；服务业落后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地区发展结构不合理，东西部发展差距持续拉大。
二是长期实施追赶战略扭曲价格体系，恶化了社会公平，严重制约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2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质上是中西部付出巨大成本支持东部发展，导致地区差距越来越大。在追赶心态之下，腐败的滋生和大量寻租活动对收入分配也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三是腐败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越来越严重。中国的腐败现象主要表现在政府机构或公共机构滥用公共权力为本系统人群谋取私利。据统计，近几年腐败损失高达GDP总量的14.5—14.9％[5]。
其次，从社会性因素看，目前面临着严重的贫富差距、失业洪水，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日益严重，社会环境处于不稳定状态，对经济发展形成严重制约。具体表现为：
一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中国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从地区差距角度看，中国既存在收入水平相当于最发达国家的地区，如上海、北京、深圳；也存在收入水平相当于最不发达国家的贵州、西藏等。需要说明的是，某些低收入地区如西藏、新疆、内蒙古等都是中国的战略要地，对中国的未来安全与发展至为关键。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扩大，基尼系数明显上升，公共服务水平十分悬殊。中国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最高收入10％的人口已经占到城镇人口总收入的45％，城镇失业严重，社会不稳定系数增加。中国农村人口收入的差距拉大，农民增收减缓。
二是严重的失业问题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目前，我国城镇实际失业人数超过1900万人，已进入建国以来失业最高峰，导致了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后果。
三是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加。由于贫富差距的扩大和严重的失业压力，一些民众失去安全感、稳定感，不少工人、农民、市民乃至于部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直接影响社会稳定。
其三，从领域性因素看，主要的挑战来自于金融领域和生态环境领域，银行风险和环境污染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
一是银行风险严重。金融体制改革滞后已经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可信度。目前，中国国有银行的坏账总额已经达到GDP的40％，为世界上坏账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国有银行承担了改革开放的成本，很大一部分坏债是国有银行贷款国有企业产生的债务，属于“准国债”。尽管存在种种问题和严重挑战，但金融改革的内部推动力不足，改革措施迟迟不能出台。金融体系的薄弱，部分反映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外资银行将于2007年进入中国国内，金融服务的竞争必然越来越激烈，中国银行业的弊端也会暴露无遗。中国银行业现状已经严重制约了整体经济的发展，其前景事关未来改革能否进行。
二是生态环境污染严重，造成了世界范围最大的生态环境破坏。生态环境脆弱是中国的基本特征之一，过去高速低效的经济增长模式过度集中于能源的消耗上，导致能源加速枯竭，环境污染大大加剧。据官方报道，中国环境污染每年导致GDP损失2830亿元，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发展的部分成果。中国尽管早就意识到生态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1992年就宣布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但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拖了环境保护的后腿，相关措施不力。如果不改变观念，未来的经济发展必然遭受严重制约。
其四，从冲突性因素看，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台独。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遭受直接军事攻击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但仍然存在国土完整和统一问题。目前，台湾当局在岛内推行“去中国化”策略，在国际上积极谋求扩大生存空间，和平走向分裂的危险增大。台独发展必然严重制约中国整体的经济发展布局，如果引发冲突则可能严重干扰大陆的发展进程。另外，中国目前还存在其他冲突性因素。
其五，从国际因素看，随着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中国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和空间，但世界经济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势必更加直接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段时期内，中国会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处于劣势，世界打喷嚏，中国患感冒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从近期因素看，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已经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制约。加入WTO之后，中国国内产业特别是国家重点保护的产业受到严重挑战，中国必然要付出调整成本。此外，中国周边的不稳定形势有可能牵制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组织的国际犯罪、恐怖主义、走私、贩毒、非法移民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近年来对中国的影响呈现增大之势，有可能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因素。
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利弊因素
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发展
第一，转变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中国过去一直强调两个基本观点，即“把蛋糕作大”，“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实际上是把经济增长视为解决面临的各种迫切问题的前提。改革开放之初，这种思想确实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只有部分人绝对受益的弊端开始体现出来，而且导致了严重的贫富不均、地区差距拉大、腐败泛滥等消极因素。尽管中央政府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一直难以得到有效的贯彻，追求GDP增长率、创建政绩工程仍然是地方政府官员赖以升迁的主要“战略”。必须转变片面强调“增长优先”、“效率优先”、“先富论”的发展思想，更加强调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益并重、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
第二，更加关注经济安全。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进一步国际化，经济风险将来源于各个方面。为了更好地维护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建议中央设立国家经济安全委员会，并以此为中心构建完善的经济危机管理机制，着重防范经济风险、经济危机，研究制定危机应对的预案。
第三，根据市场经济的规则转变政府职能。过去几年里，政府的职能有了巨大的转变，但政府对产业的干预并没有实质性的减少，多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更赋予政府干预经济发展的杠杆。下一步改革已经不能只强调某个部门的改革，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使之集中于全国经济发展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实施，加强政府支持经济发展的能力。
第四，切实进行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强调制度和规则，强调对政府行为、市场规则和企业行为的规范化。
第五，建立全国性的统一市场，实现国家的经济统一。中央政府必须制定以统一全国市场为中心的国内发展战略，充分利用和配置各种资源，进一步发挥西部资源丰富，东部经济发达等的各自区域优势。
第六，树立绿色GDP的观念，切实关注环境污染。绿色GDP是一种重要的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的目标。GDP只反映了经济发展，却没有反映出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影响，过高估计了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对中国而言，及早树立绿色GDP的观念，在全国进行绿色GDP统计，对能否确保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