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正发党政府对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政策*
成振海**
库尔德问题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具有暴力化、复杂化、跨界性、国际化和长期化等诸多特征，成为中东最持久的难点和热点问题之一”。① 唐志超著：《中东库尔德民族问题透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2页。 作为世界上库尔德人分布最多且长期遭受库尔德问题困扰的国家，土耳其的政治和军队精英一直将该问题视为一个安全问题，它不但严重影响了土耳其国内的政治局势，而且其跨国性特征也深刻塑造了土耳其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其中，邻国伊拉克库尔德人强烈的独立倾向和政治地位的提升令土耳其政府尤为警觉。因此，土耳其长期对伊拉克库尔德人持敌视态度，特别是在1992年随着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的成立，伊北部几乎出现了一个“国中之国”，土耳其对伊库尔德人的敌视态度更甚。
然而，自2008年开始，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的关系迅速解冻，且愈发紧密。那么，正发党政府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关系转变的驱动因素、影响及实质是什么？尽管国内学术界关于中东库尔德问题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在视角上，现有研究成果主要在于伊拉克、土耳其、伊朗和叙利亚四国各自国内库尔德问题的演变，以及域外大国或地区国家与库尔德问题的关系，而有关四国内部对待彼此库尔德问题的立场和态度的研究成果较少。② 肖文超：“中国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述评”，《国际研究参考》，2015年第8期，第54—55页。 本文旨在通过土耳其正发党政府对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政策的转变及其原因和实质的分析，深化国内学界对当前中东库尔德问题复杂性，特别是伊拉克库尔德人寻求独立前景的认知。
实验结果表明，均匀设计法实验得到的ITAE相较于工程整定法更小，稳态性能较好。输出波形图表明，均匀设计法得到的输出曲线与工程整定法相比，超调量、调节时间均有降低，系统的暂态性能有所提高。
一、正发党政府对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政策的演变
自2002年11月土耳其正发党上台执政至2017年9月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举行独立公投前，土耳其政府对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的政策可划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敌视阶段。从2002年11月到2008年中期，土耳其正发党政府对伊拉克库区政府仍然秉持传统的敌视政策。早在2002年8月正发党上台前，由于担心美国和伊拉克一旦爆发战争将可能导致伊北部出现一个独立的库尔德国家，进而诱发土耳其库尔德人的分离主义情绪，威胁土耳其的国家安全，土耳其比伦特·埃杰维特(Bülent Ecevit)政府制定了所谓“红线”政策，③ A. Sait Sonmez and Samed Kurban,“ Turkey’s Northern Iraq Policy within the Dilemma of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s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2003-2015)”, European Scientific Journal, Vol.13,No.2,2017,p.18.即避免出现“敏感底线”。该政策共包含六条内容，其中有关伊北部局势的内容有四条：（1）伊拉克库尔德人宣布独立；（2）摩苏尔和基尔库克被库尔德人控制；（3）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建立联邦制；（4）伊拉克土库曼人被排除在伊北部政治重建进程之外。可见，土耳其“红线”政策主要是预防未来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分离主义。2002年11月，土耳其正发党上台执政，为避免伊拉克战争爆发，土耳其试图在美国、伊拉克和本地区其他阿拉伯国家间进行调解。在正发党政府推动下，2003年1月23日，第一次伊拉克邻国外交会议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同年3月1日，土耳其议会否决了美国的“倒萨”议案，导致土美关系迅速恶化。① Murat Somer,“ Failures of the Discourse of Ethnicity:Turkey,Kurds, and the Emerging Iraq”, Security Dialogue, 36(1), 2005,pp.111-112.然而，土耳其政府很快认识到，土美关系恶化不但会导致其在伊拉克北部影响力的减弱，而且也不符合其总体战略利益。为修复土美关系，维持其在伊北部的影响，3月20日，土耳其议会通过了一份新议案。该议案虽然仍拒绝美国在土耳其领土驻军，但是同意向美军开放领空，提供美国从土耳其北部进入伊拉克的空中走廊。② 章波：“从伊拉克战争看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西亚非洲》，2003年第4期，第15页。
在批准为美军提供空中走廊的当天，土耳其议会同时决定派遣军队进入伊北部，但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2003年7月4日，美军与100名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武装——自由斗士袭击了位于伊拉克苏莱曼尼亚省的土耳其特种部队中心，逮捕了11名土军人，并用布袋套罩头以示羞辱，这再次表明美国对土耳其军事干预伊北部局势的反对态度和土美关系的困境。苏莱曼尼亚事件后，位于该地的土耳其联络处被迫关闭，土军数量急剧减少，土耳其在伊北部的军事和政治影响亦逐渐丧失。此外，为打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美国加大了对伊拉克库区政府的军事支持，并对土耳其反政府武装——库尔德工人党在伊北部的活动置若罔闻。伊北部形势发展使土政府一直以来所秉持的维护伊拉克领土完整的政策受到挑战。在美国支持下，伊拉克库区几乎成为“国中之国”。2005年，伊拉克宪法确立了国家松散的联邦政体，库尔德人对基尔库克的“库尔德化”亦成为一个新问题。然而，由于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美国在中东诸多问题上仍需要其支持与合作。2007年11月，美国布什政府与土耳其正发党政府达成和解，默许土军队进入伊北部打击库工党。此后，2007年12月至2008年2月，正发党政府对伊北部的库工党据点先后发动了3次空袭，并派地面部队进入伊北部，但是与20世纪90年代不同，这些军事行动持续的时间都很短。
2012年，土耳其成为第一个与伊拉克库区政府签署能源出口协议的国家，协议规定伊拉克库区政府将直接向土耳其出售天然气，这是库区政府独立出售本地区能源资源、试图在经济上摆脱伊拉克中央政府的第一步。⑤ Daniel Dombey,“ Turkey Agrees Energy Deal with Kurdish North Iraq”,https://www.ft.com/content/bbde0bf6-a859-11e2-8e5d-001 44feabdc0(上网时间：2018年3月1日) 由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能源主要通过土耳其杰伊汉港出口到国际市场，加上伊库区政府与中央政府关系的不断恶化，伊库区的能源出口几乎全部要依赖土耳其。⑥ Humeyra Pamuk & Orhan Coskun,“ Turkey, Iraqi Kurdistan Clinch Major Energy Pipeline Deals”, http://ekurd.net/mismas/articles/misc2013/11/state7467.htm(上网时间：2018年3月1日) 2013年11月和2014年11月，土耳其与伊库区政府分别签署了能源合作和石油出口协议，到2015年7月，伊拉克库区政府共有1600 万桶原油经土耳其运往国际市场。⑦ “Turkey Plays‘ Key Role’in Iraqi Kurdish Oil”, https://en.haberler.com/turkey-plays-key-role-in-iraqi-kurdish-oil-783919/(上网时间：2018年2月14日) 2016年伊拉克库区政府宣布，到2020年前，其向土耳其年输出天然气量将达到100亿立方米。⑧ “Trading and Operations Update”,http://www.genelenergy.com/media/1327/genel_-_jan14_ts_final.pdf(上网时间：2018年2月8日) 此外，土耳其目前还是伊拉克库区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国、外来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国。⑨ “Trade and Industry”,http://www.kurdistaninvestment.org/trade_industry.html(上网时间：2018年2月8日) 2007年，土耳其对伊拉克的出口总额约为28.45亿美元，其中伊拉克库区约占14.22 亿元，占土对伊总出口的50%。2013年，土耳其对伊拉克出口总额约达119.5 亿美元，其中伊拉克库区约为80.3 亿美元，占对伊拉克总出口的67%。伊拉克库区已成为土耳其的第三大出口市场。⑩ Soner çağaptay and Tyler Evans,“Turkey’s Changing Relations with Iraq: Kurdistan Up, Baghdad Down”, 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turkeys-changing-relations-with-iraq-kurdistanup-baghdad-down(上网时间：2018年3月2日); Ozlem Kayhan Pusane,“Turkey’s Changing Relations with the Iraqi Kurdish Regional Government,”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0,No.2,2016,p.21.根据伊拉克库区政府贸易与工业部的数据，仅2017年上半年，土耳其与伊拉克库区的贸易额就达到50 亿美元。⑪ “Turkey and the KRG after the Referendum: Blocking the Path to Independence”,https://www.csis.org/analysis/turkey-and-krg-afterreferendum-blocking-path-independence(上网时间：2018年3月2日) 由于双方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外界甚至称两者为“未公开的经济联合体”。⑫ Soner Cagaptay,Christina Bache Fidan,and Ege Cansu Sacikara,“Turkey and the KRG: An Undeclared Economic Commonwealth”,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turkey-and-thekrg-an-undeclared-economic-commonwealth(上网时间：2018年2月13日)
这一时期，双方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取得了空前进展。在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对伊拉克实施经济制裁前，伊拉克库区只有少量的土耳其企业，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土耳其企业开始大规模进入伊拉克库尔德地区。① Ayla Oğuş & Can Erbil,“ The Effects of Instability on Bilateral Trade with Iraq”,Turkish Policy Quarterly, 2006,p.2.据统计，2009—2013年，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土耳其企业数量由485 家上升至1500 家。② “Determined to Grow: Economy, Invest in Group”, http://investingroup.org/review/236/determined-to-grow-economy-kurdistan/(上网时间：2018年2月4日) 尽管2014年“伊斯兰国”的兴起和地区局势的恶化使一部分土耳其企业暂时关闭，但到2016年，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土耳其企业仍有近千家，占该地区外国公司总数的40%，③ “Kurdistan Review:Forging Ties Globally”,http://investingroup.org/files/kurdistan-review-2016-SE.pdf(上网时间：2018年2月4日) 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土耳其企业尤为活跃。例如，土耳其企业投资并兴建了伊拉克杜胡克和埃尔比勒机场、政府大楼、医院、旅店、居民住房、学校、发电厂、工厂等等，土耳其企业为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基础设施的重建发挥了关键作用。④ Christina Bache Fidan,“Turkish Business in the Kurdistan Region of Iraq”, http://turkishpolicy.com/article/790/turkish-business-inthe-kurdistan-region-of-iraq(上网时间：2018年2月6日)
第二阶段：调整和转变阶段。从2008 后期至2017年9月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举行独立公投前，正发党政府与伊拉克库区政府建立了以经济合作为基础的紧密伙伴关系，双方关系也由此进入黄金期。土耳其与伊拉克库区政府关系的转变发生在2008年，其中政治关系解冻首当其冲。2008年10月，土耳其驻伊拉克大使穆拉特·奥兹塞里（Murat Özçelik）和土耳其外交部首席顾问艾哈迈德·达乌特奥卢(Ahmet Davutoglu)与伊拉克库区政府总理内奇尔万·巴尔扎尼在巴格达会晤。期间，达乌特奥卢建议双方暂时搁置分歧，而就如何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实现合作展开磋商，包括共同应对恐怖主义问题。③ Charountaki,Marianna,“Turkish Foreign Policy and the Kurdistan Regional Government”,Perceptions, Vol.XVII,No.4,2012,p.192.这一会晤表明正发党政府对库区政府的态度正在发生明显变化。此后，双方高层互动逐渐频繁。2009年3月，土耳其总统阿卜杜拉·居尔在访问巴格达期间会见了内奇尔万·巴尔扎尼，这一行动被外界解读为正发党政府放弃了对伊拉克库区政府长期奉行的不接触、不承认政策，实际上承认了库区政府的特殊地位。同年10月，已升任土耳其外交部长的达乌特奥卢访问伊拉克库区首府埃尔比勒。2010年，土耳其驻埃尔比勒总领事馆建立。2011年，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成为首位访问伊拉克库区政府的土总理。2012年5月，伊拉克库区政府主席马苏德·巴尔扎尼和总理内奇尔万·巴尔扎尼先后访问了安卡拉，进一步强化了伊拉克库区政府与正发党政府的政治和经济关系。2014年，马苏德·巴尔扎尼再次访问安卡拉后不久，升任土耳其总理的达乌特奥卢回访埃尔比勒，宣布将向库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军事支持，包括对自由斗士进行培训，以增强其抵抗“伊斯兰国”的能力。需要强调的是，在2010年之前，土耳其政府与伊拉克库区政府的上述联系主要是通过伊拉克中央政府来进行，而之后两者开始越过伊中央政府，直接开展官方往来。
二、正发党政府政策转变的动因
这显然激怒了崔永元。他接连发布微博，放出“天价片酬”和“大小合同”的消息，一时间刷爆朋友圈。正当人们争论消息真假时，范冰冰工作室的声明反倒间接证实：“范冰冰女士为该演出合约受邀演员，演出酬金及其他细节一并在列”。什么是大小合同，有人解读为“阴阳合同”的变体。通俗点，就是为了少缴税。还有人说，如果大合同收入以账外收入等方式向税务机关瞒报，就不是少缴税的问题了。反对者认为，畸高的片酬收入妨碍了电影行业的健康发展，也加剧了分配体制的扭曲和收入公平性的沦丧。支持者认为，演员高片酬是市场决定的，观众喜欢看、制片方买账，挣多挣少凭本事。
由此可见，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和解进程为正发党政府重塑与伊拉克库区政府的关系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内部环境。⑤ Tarik Oğuzlu,“ Turkey’s Northern Iraq Policy: Competing Perspectives”,Insight Turkey, Vol.10,No.3,2008,pp.10-11.在2013年重启的土耳其国内和解进程中，正发党政府认为伊拉克库区政府主席马苏德·巴尔扎尼作为库尔德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将对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和平进程产生积极影响。2013年11月，受埃尔多安总理邀请，马苏德·巴尔扎尼访问了土耳其迪亚巴克尔，并与埃尔多安总理举行会谈。⑥ Christina Bache, “Mutual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or Economic Imbalance:Turkish Private Sector Presence in the Kurdistan Region of Iraq”,Middle East Critique, 2018,p.6.访问期间，巴尔扎尼表达了对土耳其政治解决库尔德问题的支持，并呼吁土库尔德人停止战争行为，支持正发党政府的和平方案。由此可见，伊拉克库区政府领导人的参与和支持成为正发党政府政治解决境内库尔德问题的重要内容。
第三，地区力量调整和安全局势恶化促使正发党政府寻求与伊拉克库区政府合作。首先，根据2008年美国与伊拉克达成的《美国驻军地位协定》，美军将最终撤出伊拉克。美军撤出后所留下的权力真空为土耳其重建自身势力范围，重塑地区力量平衡提供了机会。① Ozlem Kayhan Pusane,“ Turkey’s Changing Relations with the Iraqi Kurdish Regional Government”, 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20,No.2,2016,p.23.与此同时，由于与土耳其关系不佳，伊拉克库区政府的外交空间受到极大限制，加之与伊拉克马利基政府关系的持续恶化，致使伊拉克库区政府感到更加孤立和不安全。为对抗伊拉克中央政府的潜在威胁，伊库区政府不得不寻求新的地区盟友，而与土耳其的合作无疑将是最理性的选择。其次，叙利亚库尔德政治势力的壮大，特别是叙库尔德主要政治势力——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与土耳其境内库工党的紧密联系，一直是正发党政府的高度关切。正发党政府担心，叙利亚民主联盟党的壮大必将为库工党提供大力支持，导致土国内矛盾丛生的库尔德问题进一步升级。而相较之下，伊拉克库区政府则与库工党界限分明，② 汪波、穆春唤：“叙利亚库尔德人内战前后的政治发展”，《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年第2期，第98—99页。 并可能成为正发党政府打击库工党力量的潜在伙伴。
紧密的能源和贸易关系促进了土耳其正发党政府和伊拉克库区政府在安全问题上的共同利益。正发党政府将强化与伊拉克库区政府的关系视为边缘化库工党，并最终将之根除的手段之一。近年来，库工党不断破坏正发党政府和伊拉克库区政府间的贸易通道和油气管道的安全。根据伊库区政府自然资源部的数据，2015年8月库工党武装对土伊边境石油管道的袭击共造成2.5 亿美元的损失。2016年，土耳其与库工党的冲突导致土耳其与伊库区政府间的跨境贸易减少了近60%。⑧ “ PKK Delegation in Sulaimani to Mediate in PUK Dispute”,http://www.rudaw.net/english/kurdistan/100920162(上网时间：2018年2月13日) 2017年2月，库工党武装袭击了伊拉克库尔德地区至土耳其杰伊汉的油气管道，导致管道停运数周，伊拉克库区政府日损失高达1400 万美元。⑨ “Pipeline Sabotaged by PKK Costing KRG $14m a Day Losses: Ministe”, http://www.rudaw.net/english/kurdistan/230220165(上网时间：2018年2月13日) 油气管道遭袭，2014年以来“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北部的迅速蔓延，全球石油价格下跌，大量叙利亚难民的涌入以及伊拉克国内难民等问题，致使伊拉克库区政府面临巨大财政压力。① Kurdistan Regional Government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Monthly Export Report: August 2015”, http://mnr.krg.org/images/pdfs / EXPORTs / 2015.09.03%20August% 20Monthly% 20Export%20Report%20Updated.pdf(上网时间：2018年2月13日) 对此，土耳其和伊库区政府开始在打击库工党方面展开合作。2013年，双方达成有关伊拉克库区政府将关闭伊北部库工党基地协议，并要求库工党武装分子放下武器，甚至将库工党认定为恐怖组织。2015年，双方决定在埃尔比勒建立一个联合行动中心，协调打击库工党事宜。② A. Sait Sonmez and Samed Kurban,“ Turkey’s Northern Iraq Policy Within the Dilemma of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s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2003-2015)”, European Scientific Journal, Vol.13,No.2,2017,p.28.另外，尽管土耳其针对库工党的跨境军事行动不如20世纪90年代那样频繁，但仍时有发生。例如，2011—2012年，土耳其政府曾派战机对伊北部的库工党基地进行打击。2015年7月，土军队与库工党武装再次爆发冲突，土空军和地面部队先后对伊北部的库工党发动攻击。对此，伊拉克库区政府并未像以往一般予以激烈声讨和抗议，而是仅仅作出低调批评。同时，尽管中东地区政治、安全危机四伏，如伊拉克马利基政府的宗派主义政策、2014年“伊斯兰国”的兴起、库工党及其盟友——叙利亚民主联盟党在叙北部势力的扩张等，但是由于存在共同利益，这些因素不仅未能冲击土耳其与伊拉克库区政府的关系，反而促使双方关系日趋紧密。
第二，土耳其内部库尔德问题的缓和是正发党政府改善与伊拉克库区政府关系的另一驱动因素。长期以来，土耳其政府以凯末尔主义为指导思想，大力建设同质的土耳其民族国家，系统推行土耳其化政策，对土境内的库尔德人实行同化政策，并大力压制和镇压库尔德人的反叛及分离主义思想和行动。③ 唐志超著：《中东库尔德民族问题透视》，第55页。 自2002年，正发党上台后，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问题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缓和的初始阶段（2002—2009年）。正发党政府通过对库尔德问题的审慎反思，对境内库尔德人采取恩威并施的措施，并侧重于拉拢策略，即在打击库尔德分离主义的同时，还采取了承认土耳其存在库尔德问题、解除对库尔德语禁令、取消库尔德人聚居区紧急状态等举措，进而争取库尔德人对正发党政权的支持。第二阶段为和解倡议的提出、停滞和重新推进阶段（2009—2014年）。2009年7月，埃尔多安总理制定了库尔德开放政策，并提出了实施和解的具体步骤，支持库尔德武装分子回国投诚，继续扩大库尔德人语言、文化权利等具体措施。但是，这一政策因遭遇国内有关势力的强烈反对而陷入停滞，直至2013年和解进程重启。第三个阶段是2015年至今的冲突重生、正发党政府采取高压政策时期。④ 唐志超著：《中东库尔德民族问题透视》，第86页；朱传忠：“近年来土耳其政府的库尔德政策探析”，《国际研究参考》，2015年第1期，第23—24页、第27页；张瑞华：“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民族认同’路径探析”，《世界民族》2016年第3期，第21页。
第一，土耳其经济迅速发展对新市场和能源资源的巨大需求是双方关系改善的重要动力。土耳其是一个能源资源较为匮乏的国家，油气等资源对外依赖严重。据估计，到2023年，土耳其年石油消耗量将达到2.18 亿吨，其中75%依赖进口。① “Instrument for Pre-Accession Assistance (IPA II) 2014-2020:Turkey Energy Action Document 2015”, https://ec.europa.eu/neighbourhoodenlargement/sites/near/files/pdf/turkey/ipa/2015/ipa2015-038-405.7-energy.pdf(上网时间：2018年2月9日) 土耳其对天然气需求的明显增长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且天然气已成为土需求增长最快的能源资源。1988年，土耳其国内天然气年消费量为32.52 亿立方米，到 2015年已增至 410.62 亿立方米，2016年虽有所降低，但也达到了370.42亿立方米。② Kadir Ustun and Lesley Dudden ,“ Turkey-KRG Relationship:Mutual Interests,Geopolitical Challenges”,http://setadc.org/turkey-krgrelationship-mutual-interests-geopolitical-challenges/#_ftnref101(上网时间：2018年2月19日)
进入21世纪以来，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在伊北部的自治地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伊拉克库区政府与中央政府石油收入分成协议的达成，以及2005年伊拉克宪法承认库区政府的自治地位和去中央化的伊拉克联邦政治体制的确立，都使得伊库区政府成为伊北部一个重要的政治角色。为适应这一现实需要，正发党政府逐渐调整了相关政策。⑬ “President Barzani, Turkey’s Foreign Minister Davutoglu Hold Historic Meetings,Announce Plans to Open Consulate”, http://cabinet.gov.krd/a/d.aspx?s=02010100&l=12&r=223&a=32216&s=010000(上网时间：2018年2月20日) 具体而言，出于巨大能源资源利益、土耳其国内库尔德问题的缓和以及维护本国安全利益等因素的考虑和需要，正发党政府开始调整和改变对伊拉克库区政府的政策。
长期以来，土耳其的油气资源进口主要依赖俄罗斯和伊朗，为了减轻这种依赖造成的风险，土耳其一直在寻求油气资源来源多元化。对土耳其来说，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不仅是一个发展问题，而且是事关国家安全的战略问题。③ 李艳枝：“试析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能源安全战略”，《国际研究参考》，2017年第10期，第1页；苏春雨：“土耳其能源战略地位分析”，《国际研究参考》，2015年第7期，第6—7页。 例如，2015年11月，土耳其在土叙（叙利亚）边境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24 战机，导致俄土关系急速恶化。作为回应，2016年2月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对土天然气出口减少了10%。④ Jude Clemente,“ Turkey’s Rising Natural Gas Demand Needs U.S.LNG”,https://www.oilandgas360.com/turkeys-rising-natural-gasdemand-needs-u-s-lng(上网时间：2018年2月21日) 这一事件使正发党政府更加坚定了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决心。伊朗方面，虽然美国和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并没有影响到伊朗对土耳其的天然气出口，但伊朗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日益紧张，仍使土伊天然气贸易存在风险。⑤ Nick Tattersall,“ Update 2-Turkey Says Iran Gas Not Covered by US Sanctions”,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turkey-iran-gas/update-2-turkey-says-iran-gas-not-covered-by-us-sanctions-idUSL5E8N432M 20121204(上网时间：2018年2月10日) 自2001年以来，土耳其加大了对本国油气资源的勘探和利用，并大力发展风能、水能、太阳能、核能等新能源。⑥ “Turkey’s Gas Demand Decline:Reasons and Consequences”,https://www.oxfordenergy.org/publications/turkeys-gas-demand-declinereasons-consequences/(上网时间：2018年3月2日) 这些措施虽然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内油气资源消费的增长势头，但是从长期看，油气资源在土耳其的能源消费结构中仍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据估计，与土耳其相毗邻的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油气储量分别约有450 亿桶和5 万亿立方米，这对寻求能源进口多元化的土耳其而言，无疑极具吸引力。⑦ Kadir Ustun and Lesley Dudden,“Turkey-KRG Relationship:Mutual Interests,Geopolitical Challenges”,http://setadc.org/turkey-krgrelationship-mutual-interests-geopolitical-challenges/#_ftnref101(上网时间：2018年2月19日) 对正发党政府而言，加强与伊库区政府的能源合作有三大益处：一是可以从伊拉克库区进口大量廉价的油气资源；二是有助于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更好地保障国家能源供给安全；三是有利于将土耳其建设成为连接中东、高加索能源富足区和欧洲能源匮乏区的能源过境国，提升土耳其在世界能源战略中的地位。因此，改善与伊拉克库区政府的关系也就成为土耳其的最佳选择。
同样，叙利亚民主联盟党在叙利亚库尔德政治中的主导地位也不符合伊拉克库区政府主席马苏德·巴尔扎尼的利益，这主要是由于巴尔扎尼与库工党创建者阿卜杜拉·奥贾兰在历史上形成的敌对关系所致。巴尔扎尼和奥贾兰皆声称是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随着叙利亚政局的发展，双方在库尔德世界领导地位问题上的冲突愈加凸显。而在巴尔扎尼努力加大其对叙利亚库尔德人影响力的同时，叙利亚民主联盟党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上却与库工党更加接近。为此，巴尔扎尼与叙利亚民主联盟党逐渐走向对立。2011年，巴尔扎尼以反对该党激进民族主义议程的叙利亚库尔德全国委员会(Kurdish National Council , KNC)的名义，积极促进叙利亚各库尔德人组织间的团结，并有意将叙库尔德民主联盟党排除在外。正因如此，土耳其也仅选择与巴尔扎尼支持的KNC 合作。尽管无论从军事还是政治上看，KNC 都无法与叙民主联盟党相提并论，且其在叙利亚也无实际控制范围，但土耳其仍只承认其为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唯一代表。
三、正发党政府对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政策的影响和实质
对正发党政府而言，改善与伊拉克库区政府的关系不但具有重要的经济利益，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和安全意义。在经济上，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不但是土耳其新的消费市场和投资地，向土提供了大量丰富廉价的油气资源，助力土耳其能源资源进口多元化的战略，而且有助于提升土世界能源资源重要过境国的地位。在安全上，双方关系的改善促进了土伊边界的稳定，并为土耳其越境打击库工党提供了较为良好的政治条件。
在将GPS测绘技术应用在工程测绘期间，相关管理部门也应将工作重点放在培养测绘人员专业技能上。一方面，针对GPS测绘技术理论知识及实际操作技能在测绘人员群体中开展教育培训活动，使其能够充分发挥出GPS测绘技术应用期间的综合效益；另一方面，构建GPS测绘技术应用管理机制，针对GPS测绘技术实际应用期间存在的局限性制定出与之相应的解决措施，采用业绩考核及奖惩机制相融合的手段，提升GPS测绘技术实际应用过程中的规范性及有效性，以获得更加精准的测绘数据，为工程稳定有序的开展奠定坚实基础。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人们对生活环境质量越来越重视，绿化、美化成为生态建设的主要构成部分，在当前基本农田受保护的情况下，为满足城乡建设苗木的需要，场头废地育苗成为城乡绿化苗木的主要来源。
此外，土耳其与伊库区政府关系的改善为地区稳定埋下了新的安全隐患，导致地区力量的重新分化和整合。由于库尔德问题这种带有跨国界性质的民族矛盾和冲突不仅会影响到争端各方的国家间关系，“还由于宗教、文明等因素的推动，最终严重影响到地区战略安全格局的变化和全球国际关系的整体发展”。② 王联著：《中东政治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因此，正发党政府与伊拉克库区政府的走近也导致了地区国际关系的进一步复杂化。首先，土耳其政府这种绕过伊拉克中央政府，直接与伊地方当局建立官方联系和进行合作的行为，引起了伊中央政府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导致土伊关系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例如，2012年9月，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向伊拉克总理努里·马利基发出访问土耳其的邀请，但遭到后者的严词拒绝。③ Ahmed Hussein,“Turkish Prime Minister Erdogan Invites Iraqi Prime Minister Maliki to Visit Turkey”, http://www.iraqinews.com/baghdad-politics/erdogan-invites-maliki-to-visit-turkey/(上网时间：2018年2月9日) 在马利基政府看来，土耳其政府直接与伊库区政府发展关系的行为，是对其政治权威的侮辱和威胁，而马利基政府在伊拉克的宗派主义政策、与伊朗的密切联系，以及其对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支持，都导致正发党政府一度断绝了与其的合作关系。可见，正发党对伊拉克库区政府政策的转变不得不以牺牲与伊拉克中央政府的关系为代价。其次，正发党政府与伊库区政府关系的加强，助推了后者独立意识的进一步发酵，继而逐渐成为伊拉克联邦生存的最大威胁。另外，双方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正发党政府帮助自由斗士进行训练以及派兵进入伊北部的行为等，均使伊中央政府深感不安。同时，伊拉克库区政府独立倾向的不断上升、对摩苏尔和基尔库克的觊觎也令伊中央政府深感忧虑。这些问题都增加了伊中央政府和库区政府之间爆发冲突的风险。此外，对正发党政府与伊拉克库区政府关系日益紧密感到不安的不只有伊拉克中央政府，除以色列外，其他中东国家均支持伊拉克的领土完整。
然而，自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土耳其政治和军队精英就一直将库尔德问题视为安全问题和跨国整体性问题，即中东各国间的库尔德问题存在联动性和示范效应，他国库尔德人的政治胜利最终会危及土耳其的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④ Burak Bilgehan Özpek,“ Paradigm Shift between Turkey and the Kurds:From‘Clash of the Titans’to‘Game of Thrones’”,Middle East Critique, 2017, p.6.; Cicek Cuma,“ Elimination or Integration of Pro-Kurdish Ppolitics: Limits of the AKP’s Democratic Initiative”,Turkish Studies, Vol 12,No.1,2011,pp.15-16.长期以来，这种基于安全主义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认知，不但深刻影响了土耳其的国内政治和与周边国家关系，而且几乎完全窒息了土耳其社会内部选择除暴力手段之外的其他方式解决库尔德问题的空间。因此，当以埃尔多安为首的土耳其正发党政府调整其内外库尔德问题政策时，土耳其内部很多人认为这是对土库尔德政策传统的偏离。⑤ David Romano,“Iraqi Kurdistan and Turkey: Temporary Marriage?”http://mepc.org/iraqi-kurdistan-and-turkey-temporary-marriage(上网时间：2018年2月16日);Ali Balcı,“Foreign Policy as Domestic Power Struggle:Northern Iraq as a Battlefeld between the AKP and the TAF in 2007-8”, Turk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2(1),2015,p.73.
鉴于叙利亚民主联盟党在叙北部力量的增强，土耳其也希望通过发展与伊拉克库区政府的关系，抵消叙民主联盟党的影响力，保障国家安全和维护地区力量平衡。对伊拉克库区政府而言，与正发党政府关系的改善极大地促进了其经济自给能力，并为巩固库区政权稳定提供了有力支持，但这也进一步激发了其独立倾向。土耳其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经济联系在维持库区政府经济相对独立运转，促使伊北部经济和国际市场相结合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③ Galip Daly,Volution of Turkey-Iraqi Kurdistan ’s Relations, Al Jazeera Centre for Studies,2017,p.4.但需注意的是，土耳其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间的经济关系具有非对称性，即伊库区政府对土耳其的依赖程度远高于后者对前者的依赖。在这方面，伊拉克库尔德领导人也曾表达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伊库区政府总理内奇尔万·巴尔扎尼曾表示：“首先，我们必须至少说服库区周边的一个国家......我们必须有一个合作伙伴，一个可以信任的地区力量”。④ “Turkey and the KRG after the Referendum:Blocking the Path to Independence”,https://www.csis.org/analysis/turkey-and-krg-afterreferendum-blocking-path-independence(上网时间：2018年3月2日) 2014年以来，“伊斯兰国”在伊北部肆虐，伊拉克库区政府武装——自由斗士趁机控制了与中央政府存在争议的大部分地区，对于这种扩张行为，土耳其正发党政府采取了低调的批评甚至默许态度。在言辞上，土耳其官员也减少了对伊拉克库区政府独立倾向的批评，仅将之称为伊拉克内部争端。这使包括马苏德·巴尔扎尼在内的部分伊拉克库区政府领导人认为，土耳其方面的这一表态实际上是对其独立的默许。① Galip Daly, Evolution of Turkey-Iraqi Kurdistan ’s Relations, Al Jazeera Centre for Studies,2017,p.4.
3、降低可能削弱核安保的政治风险。各国不应忽视可能加大核材料和核设施面临的威胁的因素。官员腐败风险高或者治理能力弱的国家应当加强相关努力，确保核材料和核设施的安全。
应当看到，正发党政府与伊拉克库区政府关系的改善是建立在暂时搁置争议基础上的。实际上，正发党政府对后者政策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其放弃了处理库尔德问题的传统范式，而主要是基于理性和实用主义考量。另外，由于埃尔多安和马苏德·巴尔扎尼威权化统治的加强，加剧了各自内部的分裂，双方关系也更多地由这两人的影响力所推动，并未建立起受到广泛支持的、制度性的和平。⑥ Burak Bilgehan Özpek,“ Paradigm Shift between Turkey and the Kurds:From‘Clash of the Titans’to‘Game of Thrones’”,Middle East Critique, 2017,p.15.也就是说，双方关系很可能因一方领导人的更迭而发生变数。此外，尽管土耳其正发党政府与伊拉克库区政府建立起了广泛的经济、特别是能源依赖关系，并在一些地区安全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但这些利益与正发党政府防止伊拉克库区独立、支持伊领土完整的政策显然并行不悖。这一点在2017年6月伊拉克库区政府宣布将于当年9月举行库区独立公投后得到了印证。2017年6月7日，伊拉克库区政府主席马苏德·巴尔扎尼宣布将举行伊库区独立公投后，土耳其外长表示，伊库区政府这一决定是“严重错误”，“对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和伊拉克均有害无益”。随后已担任土耳其总统的埃尔多安公开要求伊拉克库区政府取消公投计划，并在8月和9月先后委派土耳其外交部长梅夫吕特·恰武什奥卢和土耳其国家情报局（MIT）局长哈坎·费丹（Hakan Fidan）前往埃尔比勒作说服工作。9月18日，埃尔多安总统再次向伊拉克总理海德尔·阿巴迪(Haider al-Abadi)保证，土耳其将坚持“维护伊拉克领土完整的承诺”，并表示“土耳其希望就地区安全和稳定问题与伊拉克展开合作”，同时保证土耳其将给予伊拉克中央政府“完全的支持”。在9月20日的联合国大会发言中，埃尔多安总统提到了土耳其所作出的上述努力，并表示他已警告伊拉克库区政府，独立公投可能“将该地区拖入永无休止的种族和宗派战争中”。① “Turkey and the KRG after the Referendum:Blocking the Path Independence”,https://www.csis.org/analysis/turkey-and-krg-after-referendumblocking-path-independence(上网时间：2018年3月2日) 由此可见，土耳其正发党政府并没有放弃其传统的对库尔德问题的认知模式，库尔德问题仍被其视为安全问题和跨国整体性问题，而伊拉克库尔德人的独立公投必将导致土耳其对伊库区政府政策的重新调整。
总之，土耳其正发党政府对伊拉克库区政府政策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它放弃了以安全主义为基础的对库尔德问题的认知，其本质上更多的是基于现实利益的实用主义考量。因此，这种在固有范式限制下所形成的紧密联系，难免有其内在结构性矛盾和不稳定性。
四、结 语
库尔德问题作为一个跨界民族问题，具有长期性、跨国性、动态性、复杂性和国际化等明显特征，深受国际和地区格局变化影响。作为中东库尔德问题的重要风向标，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发展尤其敏感和复杂。我们看到，即使存在库尔德问题的国家之间，在对待彼此的库尔德问题上也没有秉持相同的立场，甚至处于互相矛盾、互相拆台、彼此对立与冲突的状态，这也是导致中东库尔德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并愈加复杂化的重要原因。其中，土耳其正发党政府对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的政策转变鲜明地体现了上述特征。
长期以来，由于担心伊拉克库尔德人政治斗争可能给本国造成安全威胁，土耳其历届政府一直对其保持高度警觉，并不断对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库工党势力进行越境打击。然而，随着伊拉克北部库尔德政治实体的存在已成为既定事实，加之土耳其国内库尔德问题的缓和、巨大的能源资源利益和地区局势带来的共同安全利益，促使土耳其正发党政府转变了对伊拉克库区政府的政策，即由传统的敌对政策转变为以能源合作为基础的“伙伴关系”政策。但是，这一政策的转变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现实主义的利益考量，并不意味着它放弃了对库尔德问题的安全认知。2017年6月，伊拉克库区政府宣布将举行独立公投后，土耳其的反对态度再次表明，安全问题始终是正发党政府对待伊拉克库区政府的首要考量。这种在安全问题限制下的“伙伴关系”并非制度性的和平，而公投事件也必将引起土耳其对伊拉克库区政府和该地区政策新的调整，以维持地区新的力量平衡。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结合全市水域滩涂实际情况，将境内112座水库规划为限制养殖区，面积33.15平方公里，约占全市国土面积的1.51%。包括中型水库、小㈠型水库、小㈡型水库。分布在当阳市境内各镇（办事处）。将所有集体灌溉用水堰塘划定为限制养殖区。
最不利组合取值为：剪力为-5843.460kN，底部垂直力大小为153 032.69kN，弯矩为786 520.44kN·m。单独外筒模型下底部支座荷载数据如表4所示。
*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南库尔德斯坦问题’与英国的中东政策”（16CSS03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程星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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