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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quz Tatar （九姓达怛）见于突厥《毗伽可汗碑》和回纥《磨延啜碑》、《铁尔痕碑》（亦称《磨延啜第二碑》）。三块突厥文碑铭的相关内容大体反映了8世纪上半叶九姓达怛在漠北地区的活动情况。 汉文献对唐末五代宋辽时期的九姓达怛有零星记载。依据这些记载，可以大体勾勒出9世纪中期至12世纪初叶九姓达怛的历史。 本文就九姓达怛的史实和相关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古突厥文碑铭记载的8 世纪上半叶的九姓达怛 后突厥汗国时期，九姓达怛与铁勒诸部关系密切。后突厥政权刚刚建立时，漠北铁勒诸部往往叛附不常，后突厥初期的几位可汗都把主要精力用在征讨漠北诸部上面。据《毗伽可汗碑》东面第33、34行载，当突厥毗伽可汗32岁时，他出征乌古斯。乌古斯人同九姓达怛联合起来，在Aγu地方同突厥打了两次大仗（注：同碑记有：“当我父可汗（指后突厥汗国创始者骨咄禄可汗）去世时，我（毗伽可汗）自己是八岁。”《旧唐书·突厥传上》（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骨咄禄，天授中病卒。”“骨咄禄死时，其子尚幼。”考骨咄禄死在天授二年（691），时毗伽可汗8岁。毗伽可汗32岁出征时，当为唐开元三年，即公元715年。 本文引录的碑铭译文为耿世民先生直接从古突厥文汉译，参见林干《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和林干、高自厚《回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附录。）。这是九姓达怛最初见于突厥文碑铭。九姓达怛联军与突厥的两次战斗发生在公元715年（注：九姓达怛与突厥作战地点Aγu，此地已难确考。 后突厥牙帐设在于都斤山（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铁勒东边诸部大体分布在今贝加尔湖以南、色楞格河、土拉河流域。根据碑文，在同九姓达怛联军作战的稍前一段时间，突厥曾与九姓乌古斯打过仗。当时，突厥泅过土拉河，打败乌古斯，并征服了位于土拉河北的铁勒同罗部。《旧唐书·突厥传上》也有开元四年（716），“默啜又北讨九姓拔曳固， 战于独乐河（即土拉河）”的记载。说明715 年左右，突厥试图征服漠北诸部的战事大都发生在土拉河附近，那么，Aγu应大致在这一地区。）。九姓达怛与其它部落联合反抗强大的突厥，说明它在8 世纪初期的漠北地区已站稳脚跟，有了一席之地。大体而言，后突厥时期，九姓达怛的活动范围当在土拉河以北、贝加尔湖以南、色楞格河以东、鄂嫩河以西这一区域。
根据碑文，经过这两次交战，九姓联军被突厥击破，九姓达怛及部分乌古斯人当归附了后突厥，部分乌古斯人则南向附唐（注：《毗伽可汗碑》东面第34、35行。《旧唐书·突厥传》亦载，开元三年（715 ）秋，“默啜与九姓（乌护）首领阿布思等战于碛北，九姓大溃，人畜多死，阿布思率众来降”。）。此后，碑文记载毗伽可汗屡征回纥、契丹、奚等部落，但不见有九姓达怛事，是因为九姓达怛臣属了突厥。到后突厥汗国末年，突厥贵族内部争夺统治权的斗争日趋激烈，隶属于突厥的铁勒诸部如拔悉密、回纥、葛逻禄等纷纷脱离控制。唐天宝三年（744），回纥推翻后突厥政权，九姓达怛当也摆脱了对突厥的臣附地位。
唐天宝三年，回纥首领骨力裴罗率众攻杀后突厥白眉可汗，“南居突厥故地，徙牙乌德鞬山、嗢昆河之间”，建立了“东极室韦，西金山，南控大漠，尽得古匈奴地”（注：《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的回纥汗国。在回纥建国过程中及汗国建立之初，回纥对漠北许多部落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其中包括对九姓达怛的征服。
回纥第二代可汗磨延啜纪功碑记载，约公元747 年，九姓达怛与八姓乌古斯联军为反抗回纥征服，在
地方同回纥军展开激战。最终，九姓达怛战败，与八姓乌古斯退出了一带。此战败后，九姓达怛并无太大损失，部众、毡帐和畜群依然存在，日常生活秩序也没被打乱，依旧拥有一定实力。也许回纥可汗意识到九姓达怛联军颇难对付，所以派人去劝降九姓达怛。遭到拒绝后，回纥军继续追赶，在Burγu地方与九姓达怛联军相遇（注：两处作战地点和Burγu的位置，已难确考。在《磨延啜第二碑》中又见Burγu：“色楞格、鄂尔浑、土拉等八（条河流）使我愉快。在那里，在Qarγa和Burγu我的两条河之间，我居住着和游牧着”。可见Burγu是条河名。从舆图看，碑文所说的八条河流均在回纥牙帐的北方。九姓达怛与回纥先战于以北。因为回纥汗国的中心地域在鄂尔浑河流域，九姓达怛首战而败，它不可能南向而逃靠近回纥中心地区。碑文说，回纥军撤至色楞格河西岸设防，等待九姓达怛，二地最有可能在色楞格河附近。）。双方交战，九姓达怛又败，牲畜财产遭劫，妇老被掳。九姓达怛与八姓乌古斯不甘心失败，尾随撤军的回纥，双方战事一触即发。根据碑文，回纥在色楞格河西，yilun河南，直到
泉布阵。九姓达怛经
泉而来，直到色楞格河布阵。战斗开始后，回纥军迂回包抄九姓达怛，将联军围堵在色楞格河下游西岸和贝加尔湖南岸之间。九姓达怛三次败绩，大多数人沿着色楞格河逃走。回纥军渡河追赶，并派人劝九姓达怛归降。九姓达怛再次拒降，与回纥在咸湖（Atir）再战，又败，遭追击。十余日后，在
泉及三Birkü 一带，九姓达怛（碑文东面第18行处略称九姓达怛为达怛）与回纥决战，最后失败，部分部众归附了回纥，部分逃走（注：《磨延啜碑》东面第13至19行。碑文在“一半人民内属了，一半人民进入”以下缺损，不知九姓达怛的一支逃往何处。）。经过数次反抗斗争，九姓达怛终于没能敌住回纥的打击而散作两部分，一部分沦为回纥的臣属。《铁尔痕碑》也说：“我天（可）汗之子……又征服了九姓拔野固、九姓鞑靼这许多人民。”（注：北面第13行。）从碑文的这些记载，可知8世纪中期， 九姓达怛活跃在蒙古高原腹地，参与了当时发生的一系列重要事件，对刚刚建立的回纥汗国形成很大威胁。回纥统治者也把九姓达怛看作是重要的敌对势力，列为主要的征讨对象。回纥磨延啜葛勒可汗在征服了九姓达怛以后感到轻松自在（注：《磨延啜碑》北面第18行、19行：“该月十五日，在
泉及三Birkü（地方），我与鞑靼人打了大仗。 一半人民内属了，一半人民进入……从那里我返回了。我在于都斤山麓过了冬，我摆脱了敌人，过着自由〔生活〕。”），也说明九姓达怛是当时漠北地区有实力的一支力量。
九姓达怛附属回纥以后，作为属部参与了汗国内部的一些活动，因颇具实力而在众属部中占有重要地位。根据《铁尔痕碑》南面第28、29行记载，九姓达怛在被征服以后，参加了磨延啜即可汗位的仪式（注：根据汉文史籍记载，骨力裴罗死于唐天宝六年（747）， 《唐会要·回纥》（中华书局点校本，1955年）、《册府元龟·外臣部·继袭》（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主磨延啜747年即位说，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点校本，1956年）主745年说。研究者意见不一致。 与碑文互证，当以747年为是。《磨延啜碑》北面第11行说，猪年（747），“我父可汗（骨力裴罗）去世”。《铁尔痕碑》南面第28、29行说，“三姓葛逻禄于猪年（747），九姓鞑靼……（此处约缺损10—12 个字符）九梅禄……（此处约缺损3—4个字符）将军们，全体普通人民请求我父汗土里燕（Turyan）即位为（可）汗。‘这是祖先的意愿！’——他们说。”）。从碑文撰写形式和内容，可以看出回纥可汗是九姓达怛等被征服部落法权上的可汗，九姓达怛也承认回纥的宗主地位。此外，九姓达怛还参加了回纥为磨延啜建立第二块纪功碑的活动（注：《铁尔痕碑》北面第11、12行：“当书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啊，我的汗，有（这些人）出席：我天（可）汗的骑士（或高贵人士），九姓鞑靼，十七阿热梅禄（ Az Buyruq），同罗部的将军和队伍，回纥人民及我的诸特勤，护卫军首领勇敢的阿塔楚
三姓葛罗禄等这许多人民。” ）。回纥统治者把为可汗建立纪功碑看作是重要的事情。在《铁尔痕碑》文中，回纥统治者将九姓达怛列在各出席集团的第二位，名列许多重要的铁勒部落和一些贵族将军之前，无非是要向异族和后人显示它征服九姓达怛这一外族重要势力的功绩，表明九姓达怛是回纥的属部。在日后的回纥汗国历史中，九姓达怛应起到一定作用。
此后，九姓达怛一名不再见于突厥文回纥碑铭。《磨延啜碑》东面第20行又记，“那一年（虎年，750）秋天，我向东出兵， 问罪于鞑靼人”。这个达怛似难确指。前述九姓达怛的一半归降了回纥，被迁到鄂尔浑河一带游牧；另一半去向因碑铭缺损难辨而不明。按同碑东面第16行说九姓达怛是沿色楞格河下游逃走，回纥先在河西岸布阵，后渡河追击，可知九姓达怛是逃到了色楞格河下游以东某地。根据碑文，750 年夏天，磨延啜是在于都斤山西麓、铁兹河上游的Qasar Qordan汗庭度过的，同年秋天对达怛人的军事行动应当从这里出发。在色楞格河下游以东的九姓达怛大体符合碑文从于都斤山一带向东出兵的记载，不降回纥则成为被问罪的口实。另外，碑文东面第18行又略称九姓达怛为达怛，所以，750年回纥出兵问罪的达怛人极有可能是指747年8 月以后东逃未附的另一部分九姓达怛。但双方是否交兵，九姓余部是否归降回纥，均无记载，具体情况已很难弄清楚（注：回纥诸碑铭在叙述征服邻部的战争时，多用“刺杀了”，“打了仗”，“出击了”，“征服了”等字眼。这条记载作“问罪”，似有所区别。）。总之，8世纪上半叶， 九姓达怛已成为漠北地区各种势力当中较为活跃的一支，在与突厥、回纥等发生多次战争以后，终于被征服，相继成为突厥、回纥的属部，从而进一步受到突厥、回纥等在文化、习俗方面的影响。公元840年， 黠戛斯人推翻回鹘政权，回鹘贵族分几支南迁近塞，与唐朝频繁接触，有关九姓达怛的信息开始在汉文史籍中有所反映。
汉文文献记载的唐末五代时期的九姓达怛 唐末五代，随着回鹘势力在漠北地区的消亡和九姓达怛实力的增强，汉文史籍中出现了有关九姓达怛的记载（注：《新唐书·地理志七》下引贾耽《入四夷道里记》所记自唐中受降城至回纥衙帐途中，在接近衙帐一带有“达旦泊”。按回纥碑铭所载，九姓达怛于747年降附回纥，迁移到衙帐附近游牧。 贾耽书成于801 年，“达旦泊”应是因九姓达怛居住在这一湖泊附近得名。）。唐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8 《代刘沔与回纥宰相书意》记载，会昌二年（842 ），“纥扢斯即移就合罗川，居回鹘旧国，兼以得安西、北庭、达怛等五部落”。纥扢斯即活动在剑河（今叶尼塞河）流域的黠戛斯。唐开成五年（840），黠戛斯大破回鹘，杀可汗。 回鹘诸部逃散，汗国灭亡。黠戛斯占领了鄂尔浑河地区，代替回鹘而成为漠北地区的霸主，并一时占据了安西、北庭，收附了达怛五部落。这五部达怛，应当就是747年被回纥征服而降附的那部分九姓达怛。 《磨延啜啤》说九姓的一半内属了，这五部达怛正与此相合。五部达怛的居地在合罗川（即鄂尔浑河上游谷地）一带也与归属回纥以后九姓达怛的居地相符（注：对李德裕所记，有的论著断句为“安西、北庭达怛等五部落”，故将达怛五部置于北庭原辖区内。有的说达怛一部宋初始居鄂尔浑河，唐会昌时则不然，均与诸回纥碑铭和李德裕的记载相悖。王国维《鞑靼考》（载《观堂集林》卷15，中华书局，1959年）认为，“与安西、北庭连称者，似即西方之九姓鞑靼”。）。由此可知，8世纪中期直至9世纪中期，九姓达怛大致一直臣属于回纥。回鹘汗国灭亡后，又被黠戛斯控制。但黠戛斯占据以鄂尔浑河流域为中心漠北地区的时间不长，又重新回到剑河流域。黠戛斯为什么放弃这一重要地区，原因尚不清楚。从五代以后漠北地区史实看，似与九姓达怛力量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有关。另外，东部室韦一达怛部落的陆续西进蒙古高原中心地区，讲原蒙古语的室韦一达怛部落逐步兴起，突厥语族部落势力的衰弱也是重要因素。黠戛斯人撤出鄂尔浑地区以后，九姓达怛成为这里的主人，迅速发展起来。
五代，九姓达怛与辽、后唐均有往来。《辽史·太祖纪》载，“神册三年（918 ）二月，达旦国来聘”。综观辽代契丹人对室韦人的称呼，除新用一些具体专名外，对室韦一称仍旧使用；对蒙古高原腹地的室韦部落则泛称“阻卜”，偶尔也称“达旦”。918 年聘辽的“达旦”，应指漠北鄂尔浑河一带的九姓达怛，即辽统和二十三年（1005）遣使聘辽的“达旦国九部”（注：10世纪末，宋王延德《使高昌记》记有“九族达靼”，《辽史·圣宗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又记有“达旦国九部”。大概10世纪末年，避入它处的九姓达怛部落已重与先前降附回纥的九姓达怛五部聚合，重新组成九部落。）。九姓达怛在辽建立之初就与契丹人建立了联系，此后双方有战有和。《旧五代史·唐书·庄宗纪第六》和《册府元龟·外臣部·降附》记载有后唐同光三年（925 ）九姓达怛与契丹争战，败后想投附后唐的史实（注：“六月癸亥，云州上言，去年契丹从碛北归帐，达靼因相掩击，其首领于越族帐自碛北以部族羊马三万来降，已到南界。今差使人来赴阙奏事。”《元龟》卷九七七作：“后唐庄宗同光二年三月，蔚州送降附契丹七人。六月，云州节度使李敬文奏达勒（靼）首领涝撒于于越族帐先在碛北，去年，契丹攻破背阴，达勒（靼）因相掩击，涝撒于于（越）率领步（部）族羊马三万逃遁来降，已到金月南界。今差使蒙越到州，便令入奏。”上述达怛地在碛北即大沙漠以北，与九姓达怛居地一致。另外，达怛首领称号于越与九姓达怛相关。“于越”一名为突厥语üge（就是蒙古的兀格，是高官）的汉译。九姓达怛自唐代就与突厥、回纥等关系密切，在室韦—达怛人中较早受突厥文化影响，它的首领用突厥称号。宋初王延德记载的九族达怛首领就用这个称号，也可证明五代时与契丹和后唐发生关系的碛北达怛即唐代以来的九姓达怛。）。五代时期，今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的契丹崛起，西北部地域已与漠北达怛相邻。宋人王延德追述说，“契丹旧为回纥牧羊，达靼旧为回纥牧牛。回纥徙甘州，契丹、达靼遂各争长攻战”（注：王明清《挥麈前录》卷四收王延德《使高昌记》。中华书局，1961年。）。《旧五代史》记载的就是九姓达怛与契丹争战的具体事例。在这次冲突中，九姓达怛战败，首领涝撒于于越率部众南投后唐。后唐清泰元年（934 ），又有“达怛首领没于越等入朝，贡羊马”（注：《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此部达怛首领用于越官号，也应指九姓达怛。
自9世纪中期回鹘汗国衰亡以后， 基本结束了突厥语族部落统治漠北地区的历史。室韦—达怛人趁势西迁，逐步填充了回鹘人所余空地。五代以来，漠北地区已不再是唐代只有九姓达怛这一支室韦—达怛部落的局势了。但可以肯定，五代至宋辽，漠北诸室韦—达怛部落仍以九姓实力最强，与中原地区的交往最为频繁。
宋辽时期的九姓达怛 北宋初年，宋使王延德出使高昌，经行“九族达靼”地，对九姓达怛有一定记载。经过五六十年的研究，中外学者对王延德《使高昌记》的路线、“九族”居地以及与九姓达怛的关系等，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分歧还是较大的（注：参阅《白鸟库吉全集》第4卷第446页，岩波书店，昭和1970年版。王国维《鞑靼考》，《观堂集林》卷15。箭内亘《鞑靼考》，汉译文载《王国维遗书》第14册，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1983年。前田直典《十世纪时代的九族达靼》，载《元朝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3年。岑仲勉《达怛问题》，载《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3期。周良霄《鞑靼杂考》，载《文史》第8辑，中华书局，1980年。）。
王延德此行借道回鹘旧地，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河陇通道为吐蕃、沙州曹氏和甘州回鹘等阻断，另方面更主要的是为达到联络漠北达怛等部落以牵制契丹的目的。延德自公元981年五月出发， 次年四月抵高昌（今新疆吐鲁番）。984 年四月，王延德等还。前后历三年，访问了党项、九姓达怛、回鹘等部落。综合各种记载和宋辽时期漠北地区的形势分析，北宋对九姓达怛的出使，可能使双方在某些方面达成了默契。982 年后，九姓达怛等漠北达怛部落不断掀起反抗契丹的斗争，契丹统治者也试图强化对漠北达怛的统治。以九姓达怛为首的漠北达怛部落对契丹时附时叛，《辽史》等史籍有较多记载（注：《辽史·圣宗纪一》：辽乾亨四年（982），“耶律速撒讨阻卜”。在此之前， 《辽史》有关阻卜的都是前来朝贡的记载。王延德981 年出使，阻卜（达怛）次年即反辽， 二者应有联系。统和元年（983），“速撒献阻卜俘。乙酉，以速撒破阻卜，下诏褒美”。“统和二年……速撒等讨阻卜，杀其酋长挞剌干。”学术界大体证明了《辽史》所记阻卜即漠北地区的达怛。前田直典又证九姓达怛的达干于越王子部即阻卜挞剌干。虽不能确指，但“达干于越王子族”显然是王延德以首领名称呼这一部落。《辽史·圣宗纪四》：统和“十二年八月庚辰朔，诏皇太妃领西北路乌古等部兵及永兴宫分军，抚定西边”。余靖《武溪集·契丹官仪》（广东丛书本）载，“西北路招讨，掌挞笪等边事。”《宋会要辑稿·蕃夷一·契丹》（中华书局影印本，1956年）亦载，齐妃“领兵三万，屯西鄙驴驹儿河（今克鲁伦河），西捍达靼，尽降之”。《续资治通鉴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卷五五有相近记载。王国维据此作达怛即阻卜证据之一。《辽史·萧挞凛传》：统和“十五年敌烈部人杀详稳而叛，遁于西北荒，挞凛将轻骑逐之，因讨阻卜之未服者，诸蕃岁贡方物充于国，自后往来若一家焉”。《辽史·圣宗纪五》：统和“十八年六月，阻卜叛酋鹘碾之弟铁剌不率部众来附，鹘碾无所归，遂降，诏诛之”。统和“二十二年八月庚申，阻卜酋铁剌里来朝。戊辰，铁剌里求婚，不许”（《辽史·属国表》作“许之”）。统和“二十三年六月甲午，阻卜铁剌里遣使贺与宋和。己亥，达旦国九部遣使来聘”。统和“二十五年九月，西北路招讨使萧图玉讨阻卜，破之”。《圣宗纪六》：“二十九年六月丁巳，置阻卜诸部节度使。”《辽史·萧图玉传》载，“萧图玉上言曰：‘阻卜今已服化，宜各分部，治以节度使’。上从之。”）。到辽统和二十九年（1011），辽在征服了漠北地区的阻卜（达怛）诸部以后，设置阻卜（达怛）诸部节度使加以控御。但因“节度使往往非材，部民怨而思叛”，阻卜（达怛）诸部的反辽斗争并未间断，反而声势越来越大。辽天泰元年（1012），阻卜“七部太师阿里底因其部民之怨，杀本部节度使霸暗并屠其家以叛，阻卜执阿里底以献，而沿边诸部皆叛”（注：《辽史》卷九三《萧图玉传》记同一事作“阿里底杀节度使，西奔窝鲁朵城……已而，阻卜复叛，围图玉于可敦城，势甚张。图玉使诸军齐射却之，屯于窝鲁朵城”。据王国维考证，围可敦城的阻卜即《圣宗纪》开泰二年兵围镇州的“达旦”。前田直典认为阻卜阿离底即九族达怛拽利王子。阻卜在可敦城附近者，当即九姓达怛。）。开泰七年，乌古敌烈部都监萧普达谴敌烈骑卒掳掠北阻卜名马（注：《辽史》卷九二《萧普达传》。）。太平六年（1026），阻卜（达怛）诸部皆起而叛辽攻辽，“辽军与战，皆为所败”（注：《辽史》卷一七《圣宗纪八》。《辽史》卷九三《萧惠传》有更具体的记载。）。次年，圣宗诏萧惠再讨阻卜。太平八年以后，阻卜诸部酋长纷纷来降或来朝贡，阻卜（达怛）诸部重又服属契丹。契丹对各部酋长“各进爵有差”（注：参阅《辽史》卷一七《圣宗纪八》及卷一八、一九、二○《兴宗纪》。），加以封赐。西夏兴起后，阻卜骑兵助辽出击，成为辽的附庸军（注：《辽史·兴宗纪二》：重熙十三年“阻卜酋长乌八遣其子执元昊所遣求援使窊邑改来，乞以兵助战，从之”。《兴宗纪三》：重熙十八年“冬十月，北道行军都统耶律敌鲁古率阻卜诸军至贺兰山，获李元昊及其官僚家属，遇夏人三千来战，殪之。”）。从此以后，漠北以九姓达怛为主的部落仍时附时叛契丹，始终成为辽西北的牵制力量。辽道宗年间，九姓达怛掀起了两次规模更大的反辽斗争。辽咸雍五年（1069），“阻卜叛，以晋王仁先为西北路招讨使，领禁军讨之”（注：《辽史》卷二二《道宗纪》。）。《耶律仁先传》记载这次叛乱是以阻卜塔里干为主，别部作策应。塔里干即属前田所考九族达怛的达干于越王子部。这次反辽大概在次年被镇压。大安八年（1092年），阻卜诸部长磨古斯助辽攻边部耶睹刮，因功受左仆射。辽将复讨耶睹刮时，误击磨古斯，北阻卜由是反辽（注：北阻卜磨古斯反辽事，《辽史》的《道宗纪》、卷九四《耶律何鲁扫古传》、卷九六《挞不也传》、卷九七《耶律斡特刺传》、卷九四《耶律那也传》等均有记载，可互证。）。辽派大军及诸蕃部兵征讨，屡遭败绩。阻卜其它部也起而响应北阻卜。辽道宗以西北路招讨使何鲁扫古战不利，诏挞不也替代。磨古斯初作酋长，由挞不也推荐。挞不也上任后，派人劝诱磨古斯。磨古斯绐降，在镇州西南沙碛间杀挞不也。北阻卜的反辽斗争一直持续到辽道宗寿昌六年（1100）。是年，磨古斯被辽西北路招讨使斡特刺擒获，被磔于市。从此，诸阻卜部重附于辽，史籍中也很少见复叛之事。北阻卜磨古斯被辽镇压事，蔡美彪先生考证与《辽道宗哀册》所言“蠢尔鞑靼，自取凶灭；……即戮渠魁，群党归悦”为同一事（注：参阅蔡美彪《辽金石刻中的鞑靼》，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7卷第3期，1952年12月。）。磨古斯如冯承钧先生所考，即克烈部王罕祖父马儿古斯，克烈部就是北阻卜（注：参阅冯承钧《辽金北边部族考》，载《辅仁学志》卷8第1期。周良霄《鞑靼杂考》提出早期塔塔儿与北阻卜大体相当。周先生另文《有关达靼族属的若干问题》（载《历史研究》1995年第6 期）认为北阻卜在《元史》里便是以塔塔儿而著名的强大部族。）。磨古斯本部为北阻卜，兼作阻卜诸部长，说明北阻卜的实力是阻卜诸部中最强的。磨古斯领导的阻卜反辽，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辽朝对镇压磨古斯很重视，也证明了这一点。根据上述记载，北阻卜主要活动在辽镇州地区。这一地区自回鹘汗国亡散，黠戛斯稍作逗留旋即北撤以后，就成为九姓达怛占据的地区。北阻卜的实力和活动地域，都说明它就是九姓达怛部落，也就是辽达旦国九部（注：据辽兴宗重熙六年（1037）李万撰《韩橁墓志铭》（载《辽文汇》卷六），韩氏出使，“过可敦之界，深入达妬。”可敦指回鹘可敦城，辽镇州及西北路招讨司治所，位于今土拉河与鄂尔浑河之间。韩氏深入的达怛，应即北阻卜，也就是九姓达怛。）。九姓达怛——北阻卜（辽达旦国九部）——克烈部应有相承关系。
辽衰落后，九姓达怛后裔逐步复兴，克烈部重新成为蒙古草原的霸主，直至被蒙古部所灭。
中外史学界对《王延德使高昌记》九族达怛的看法 关于王延德《使高昌记》（注：《宋史·高昌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王明清《挥麈前录》卷四及《文献通考·车师前后王传》（万有文库十通本）均有收录，但个别字句互有不同。），中外研究者大致对两个主要问题有不同意见。第一，对王延德所记九族的族属看法不一。白鸟库吉运用语音臆断的方法，认为史文中的打当、登相、阿墩、开道等名称都是达怛语，都可以用蒙古语解释，分别是蒙古语tatari、tata-xu （租税、征发）、tonqsi-xu（掘、穿）、adugun或adùn（马群）、xaidax（单独）的对音，卧（羊）梁劾特亦可用蒙古语解释。王延德所记九族皆为达怛，九族达怛属蒙古人无疑（注：《白鸟库吉全集》第4 卷，第466页。）。沈曾植认为茅女王子即《宋会要辑稿》第197册回鹘条中的貌拿王子，王延德所经诸部大略皆回鹘（注：《海日楼札丛》卷二，钱仲联辑，中华书局，1962年。）。从王国维、箭内亘和岑仲勉对九族居地的论述看，也把王延德所记九族都看作是达怛部落（注：参阅王国维《鞑靼考》，箭内亘《鞑靼考》，岑仲勉《达怛问题》。）。区别是王国维认为王氏所记是近塞达怛，并且名之为南达怛，与其所称西达怛的九姓达怛不同。箭内亘则认为唐末以来的阴山达怛及见于辽宋元三朝记录的贺兰山达怛为沙陀后裔，将九族划入突厥族系。岑仲勉认为王氏所记九族达怛应与回纥可汗碑文九姓达怛相当，九姓当是突厥种。小野川秀美则认为唐末五代辽宋以来，居于河西一带的达怛属羌族部落。九族达怛名称与党项部落名称相同。九族中有党项种，河西达怛属羌族系。具体说，九族达怛中的都啰啰是羌族部落，茅女二族是党项部落，大虫太子和拽利即今甘肃东部附近羌族的大虫族和野利族（注：小野川秀美《汪古部的另一解释》，载《东洋史研究》第2卷4号，1937年4月。）。周良霄也认为都啰啰和茅女子最大可能是党项族，大虫太子族即后唐天成四年及长兴三年所破之党项大虫族（注：前揭周良霄《鞑靼杂考》。）。从王延德所记内容看，将都啰啰等九族都看作是九姓达怛确实是因所记为九个部落名，文中又有九族达怛似乎正相符合而产生的误解。实际上，王延德所记即有党项部落，又有室韦—达怛部落。我们大体赞同黄河南北的都啰啰、茅女子、茅女王子开道等部属党项羌部落的意见。另外，根据史文，屋地因部系达干于越王子之子所统之部，达干于越王子族为九族达怛中尤尊者，这两部确为九姓达怛（Toquz Tatar）后裔， 当无疑问。拽利王子族居合罗川，即在回鹘牙帐及可敦城所在的鄂尔浑河一带，当属九姓达怛部落。阿墩部在漠北地区，亦应属九姓达怛部落。至于卧羊梁劾特部和大虫太子部，虽不能确定其族属，但从记载看，二部似在越过沙漠的漠北回纥之地。10世纪时，漠北地区的室韦—达怛人愈来愈多，故属于室韦—达怛系部落的可能性最大。可见，将王延德所记九族均视为达怛部落，或认为10世纪的达怛名下也包括突厥、回鹘、沙陀等部落的观点是难以立足的。在九族达怛的研究上，更值得一提的是前田直典。对于小野川秀美的观点，前田直典曾予具体辨析，认为大虫太子、拽利和甘肃附近党项羌的大虫、野利地域不同，小野谓10世纪九族达怛属党项羌系的论据薄弱，结论难以成立。前田认为九族达怛是占据漠北鄂尔浑河流域的蒙古系种族，其前身即为突厥文碑铭中的九姓达怛，8 世纪时在色楞格河下游或东边的鄂嫩河一带。九姓达怛是三十姓达怛的别部，是从三十姓居地西迁的一支。卧羊梁劾特一名语言形式属蒙古语，并与大虫太子和拽利地域邻近，在鄂尔浑河一带，都应属九姓达怛。达干于越王子族及屋地因族，王延德有明确说明，应属九姓达怛。都啰和茅女二族既属党项，就不应属九族（姓）达怛。达干于越王子部即《辽史》所载的阻卜达刺干、达里干、达剌乖，拽利王子部即阻卜之阿里覩、阿离底。鄂尔浑、于都斤山地方的九姓达怛即是《辽史》中的阻卜（注：前田直典前揭文。）。无疑，前田提出的观点有许多是合理的、正确的。
第二、对王延德出使路线亦即九族达怛居地看法不一。有的认为，王延德所记合罗川在额济纳河，有的认为合罗川在鄂尔浑河上游一带。由此，对九族居地分成两种不同意见。如松井认为，九族达怛在额济纳河，可敦城在元代的亦集乃（注：松井《契丹可敦城考（附阻卜考）》，载《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1册，1915年1月。）。箭内亘说，自陕（西）、甘（肃）边外西至额济纳河边，有九族达怛居住（注：箭内亘前揭文。）。王国维认为唐末五代以来见于史籍者，只有近塞达怛。此族东起阴山，西逾黄河、额济纳河流域。至北宋中叶，并散居于青海附近。欧阳修《新五代史》所记、王延德使高昌时所经皆是族（注：王国维《鞑靼考》。）。显然，上述学者是把王延德所记九个部落都当成了达怛部落，并将最后几部定在额济纳河流域。对上述诸说，岑仲勉曾予辨驳，并详考《使高昌记》史文，指出王延德的出使路线实为一三角式途径，颇得学者赞同。但他误认为延德所记九族名皆为达怛，将九族达怛住地定在“南起河套南部，逾阴山迤北，直到和林，李国昌父子所依，殆在碛北。旧籍称阴山达靼者，实应包举阴山南北二千余里之地”。（注：岑仲勉前揭文。）虽然正确地指出了王延德行使路线和合罗川是元代的和林川，即可敦城近地，但又将九姓达怛与唐末以来见于汉籍的阴山达怛混为一谈。前田直典所考应更为具体精当。他认为王延德是从夏州（今陕西横山县附近）北至鄂尔多斯北部，在唐丰州南附近渡过黄河。《元和郡县图志》卷4记，元和年间， 从夏州到黄河北面的丰州天德军设有驿路，从夏州经鄂尔多斯北行至丰州为唐代以来通行之路。过黄河后，西北行入沙漠，更西北行至鄂尔浑河流域，顺次访达怛诸部，翻越杭爱山向今巴里坤方向行进，到达伊州（今新疆哈密）。自丰州向北，即走贾耽所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越过沙漠后，所经卧羊梁劾特与Uriangγud音近，与大虫太子族、屋地因、达干于越王子和拽利王子族等在鄂尔浑河流域相邻，应属达怛部落。此外，前田还就延德所记一些具体地名如合罗川、马鬃山等作了考证。
九姓达怛的来源 关于九姓达怛的来源，学界有不同看法（注：王静如《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译释》（载《辅仁学志》第7 卷，第1、2期合刊，1938年12月）认为突厥碑文所记达怛即中原当时史料所记室韦，这是正确的。但他又认为九姓达怛即隋唐九部室韦。从王先生所引《隋书》和《旧唐书》史文看，所说九部室韦是指隋代北室韦九部和唐初所闻九部室韦。对此说，岑仲勉（前引文）曾提出六点质疑，并认为九姓与三十姓，“达怛”之名虽同，而冠称之“九姓”、“三十姓”则异。由于冠称之异，也可能不同族。三十姓达怛是突厥人给予室韦的别名，九姓达怛则当属突厥种。如此，按岑先生Tatar 是“蕃”的意思，突厥人是否会称同族人为“蕃”，也是或可考虑的问题。况且仅凭九姓与三十姓冠称之异就推论不同族，论据是无力的。而王静如先生“碑文之九姓达靼，当即隋唐九部室韦”的看法则又似为冠称相同所迷惑，而疏于考究九姓达怛与九部室韦的地域是否相同，文献记载是否存在矛盾等。所谓隋代北室韦九部落与唐初所知室韦九部并非等同，将二者作为前后相一的室韦部落无疑是错误的。九姓达怛与唐初所闻九部室韦的地域也相差甚远。据诸碑文可知，九姓达怛活动在漠北地区；而汉文记载的九部室韦则在今内蒙古地区东部，属三十姓达怛之域。）。我们认为它是迁入蒙古高原腹地的室韦部落，属东胡后裔。九姓与三十姓最关键的相同点是同被称作“达怛”，《磨延啜碑》又略称九姓达怛为达怛。这一泛称的相同，说明九姓和三十姓的族属应是相同的。如果说九姓是突厥语族部落，那么，突厥人称室韦为三十姓达怛，又称同族人为九姓达怛，这是没有道理的。诸突厥文碑铭所记铁勒诸部落名及非铁勒部落名，大都在汉文史籍中能找到相应的名称。隋唐以来，室韦的活动日益引起中原政权的瞩目，汉文史籍对它的记载逐步多了起来。不过，隋唐沿用的是北朝以来的旧称。而唐初，突厥语族部落对室韦中自称为达怛的强大部落印象深刻，所以，把达怛部落的同族人均赋予相同的称呼。从突厥文诸碑铭看，突厥人和回纥人对邻近各族各部是分辨清楚的，如果九姓与三十姓族属不同，他们不会给两个异族人集团冠以相同的称谓。
九姓达怛大概是在7世纪30年代东突厥政权败亡以后， 趁漠北地区混乱和空虚而西迁的室韦人的一支（注：前田直典前引文认为，8 世纪，九姓达怛已在色楞格河下游，东到鄂嫩河一带居住，是达怛中最先进的部落。9世纪中叶，以回鹘溃散为契机，南据鄂尔浑流域。 九姓达怛属蒙古系种族。韩儒林先生主编的《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上册，第10—11页）认为，7世纪，可能有个别的室韦—达怛部落， 趁着漠北无强敌的机会，逐步向西面寻求新的牧场。8世纪， 大批铁勒人南徙入唐，又为室韦—达怛人的西迁提供了好机会。九姓达怛“可能是最早一批西迁的人数众多而又比较强大的部落”。）。从九姓所处环境、与铁勒部落的交往和后附属回纥等，可知它是较早改变经济生活和受突厥化影响的室韦部落。同日后进入蒙古高原腹地，同样经历了突厥化历程的其他室韦人相比，九姓达怛的突厥化开始得较早，程度较高。这从它的后裔北阻卜即克烈部的情况亦可看出（注：参阅前揭冯承钧文，《元朝史》上册第18—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