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盼文[1]2003年在《天津市外汇市场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加强对外汇市场的理论及实务研究，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必然要求。在中国20余年的外汇体制改革和外汇管理的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对外经济交往把外汇资金的运行以及与之相关的外汇管理引入了前沿学科, 随着经济转轨的深入，计划经济条件下采取的行政管理也越来越不适应外汇市场发展的要求,外汇市场的运作与完善对外汇管理部门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要求外汇管理部门既要服务于内外部经济的发展、又要根据不同需要及时调整政策法规。作为中国外汇市场的一部分，天津外汇市场的实证研究也基本分析了市场的发展特征、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发展发向，对天津建设北方经济中心和国际化港口城市，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从四个方面研究了外汇体制改革与天津外汇市场发展：首先，分析了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及市场效应。鉴于历史分析方法的重要意义，本文对外汇体制改革进行了简要回顾，并从国内相关政策和国际视角，对这一变革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其次，对天津市外汇市场进行了实证分析，在交待了全市整体涉外经济背景基础上，循着国际收支、外贸进出口、引进外资、银行结售汇、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这一外汇储备形成线路展开了分析，并系统研究了天津市外汇市场构成成分和交易品种。此后，基于经济转轨后外汇市场的运行态势，论证了市场的发展要求出台新的外汇市场运作机制，并提出了若干提高外汇市场交易效率的建议。最后，以完善外汇市场管理制度为研究结论，对外汇市场管理制度进行了前瞻设计。
孔凡玲[2]2016年在《中俄汇率变动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影响的研究》文中认为汇率又称汇价,是指一种货币对另一种货币的比价关系。汇率作为重要的经济杠杆和短期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汇率的变动,将会对国家的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贸易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中国经济的崛起,使得中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中作用越来越重要,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中的地位显着提高,一直以来关于人民币升值与贬值已经成为了全世界备受瞩目的焦点,这也很好的说明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在国家乃至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中国人民银行2015年9月发布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中国将持续遵循可控性、主动性和渐进性原则,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充分发挥人民币汇率在实现中国经济总量平衡、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及经济转型中的独特作用。中国和俄罗斯建立的长期稳定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为中俄农产品贸易和金融协作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俄农产品贸易快速发展,2010年11月人民币和俄罗斯卢布实现直接兑换,那么,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汇率变动(简称中俄汇率变动)是否会对中俄农产品贸易产生影响以及产生怎样的影响,具体而言,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汇率变动对中俄农产品贸易影响是否符合马歇尔勒纳条件,是否存在J曲线效应,是否符合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升值会导致中国出口俄罗斯农产品减少而进口俄罗斯农产品增加,针对不同的影响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都成为值得研究的问题。在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汇率波动的背景下,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又是俄罗斯联邦国家的近邻,如何充分发挥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汇率这一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推动中俄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不断发展,抓住对俄农产品贸易的比较优势,以俄罗斯农产品市场需求为导向,进一步调整中国对俄农产品出口结构,加快对俄农产品出口的步伐,从而带动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旨在对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汇率变动对中俄农产品贸易的影响进行研究,首先,对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汇率变动对中国出口俄罗斯农产品的影响进行研究,运用ADF单位根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拉格朗日乘数检验、广义差分、误差修正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对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汇率、中国农产品出口价格、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和俄罗斯消费者价格指数对中国出口俄罗斯农产品的影响的长期均衡关系、短期波动机制、因果关系及相互冲击的动态响应进行研究,并基于相同的原理和方法,对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汇率变动对中国出口俄罗斯苹果的影响进行研究,以比较和验证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汇率变动对中国出口俄罗斯农产品影响的结论。其次,基于同样的原理,对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汇率、中国农产品进口价格、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和俄罗斯消费者价格指数对中国进口俄罗斯农产品的影响的长期均衡关系、短期波动机制、因果关系及相互冲击的动态响应进行研究,并基于相同的原理和方法,对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汇率变动对中国进口俄罗斯冻鱼的影响进行研究,以比较和验证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汇率变动对中国进口俄罗斯农产品影响的结论。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汇率变动对中国出口俄罗斯农产品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升值无论长期还是短期都会阻碍中国对俄罗斯农产品出口,从长期看,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每升值1%,中国对俄罗斯农产品出口会降低0.746925%；从短期看,本期的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每升值1%,中国对俄罗斯农产品出口将降低0.871982%,而上一期的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在短期内每升值1%,中国对俄罗斯农产品出口将会增加0.132423%,这符合J曲线效应；中国农产品出口价格水平每上涨1%对中国对俄罗斯农产品出口的长期促进作用可达0.236394%,短期促进作用为0.218179%,且促进作用都显着,这与理论预期相悖；无论长期还是短期,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上涨会促进中国对俄罗斯农产品出口分别增加0.420201%和0.19037%,与理论预期相符,长期促进作用比短期更显着；俄罗斯国内价格水平的上涨对中国对俄罗斯农产品出口在长期、短期都具有拉动作用,拉动作用分别为0.779369%和0.381109%。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汇率变动对中国进口俄罗斯农产品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汇率的变动无论长期还是短期对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农产品影响显着,从长期看,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升值1%,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农产品将增加0.075349%；从短期看,本期和上一期的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每升值1%,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农产品将增加0.601642%和0.374940%,影响作用与理论预期一致；代表中国农产品价格水平的中国农产品进口价格指数和代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对中国进口俄罗斯农产品的影响作用非常大,长期影响各自为0.247703%、1.64782%,短期影响分别为0.277808%和2.332498%,并且两者的影响作用方向与理论预期相一致；代表俄罗斯农产品价格水平的俄罗斯居民消费者物价指数长短期对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农产品的阻碍作用为0.381109%和0.230743%,这种影响作用与理论预期不一致。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汇率变动对中国出口俄罗斯苹果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在影响中国对俄罗斯苹果出口的因素中,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汇率的影响显着,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每升值1%,中国对俄罗斯出口苹果长期将降低1.12297%,短期也将降低0.53566%,这与理论预期相符,也印证了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汇率变动对中国出口俄罗斯农产品的影响结果；代表俄罗斯农产品价格水平的俄罗斯居民消费者物价指数每上涨1%会使中国对俄罗斯苹果出口长期和短期分别增加1.560684%和13.30691%,此影响作用与理论预期相符且与俄罗斯物价水平对中国对俄罗斯农产品出口的影响作用相同；中国苹果出口价格每上涨1%,中国对俄出口苹果长期和短期分别增加0.321726%和0.252506%,此影响作用与理论预期相悖；代表俄罗斯国家收入水平的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对中国出口俄罗斯苹果的影响作用与对中国出口俄罗斯农产品的影响作用相反,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中国出口俄罗斯苹果长期和短期分别降低0.257928%和0.180443%。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汇率变动对中国进口俄罗斯冻鱼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在影响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冻鱼的因素中,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汇率的变动对中国进口俄罗斯冻鱼的影响较显着,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升值1%,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冻鱼将减少0.339063%,这与理论预期不符,从短期来看,本期和上期的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每升值1%,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冻鱼将增加0.415718%和0.165761%,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汇率变动短期对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冻鱼额的增加有促进作用,长期却有阻碍作用；代表中国冻鱼价格水平的中国农产品进口价格指数和代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对中国进口俄罗斯冻鱼具有强的拉动作用,拉动作用分别达到0.269351%和2.590471%,并且二者的影响作用方向与理论预期相一致并与二者对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农产品的影响作用相同；代表俄罗斯农产品价格水平的俄罗斯居民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会使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冻鱼增加,增加作用达0.500709%,此影响作用与理论预期相符且与俄罗斯物价水平对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农产品的影响作用相同。在影响中俄农产品贸易的因素中,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汇率、农产品进出口价格、双边国内生产总值和双边物价水平的影响作用都很显着,而且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汇率等解释变量和中俄农产品进出口之间存在误差校正机制且调整速度较快,无论长期均衡的广义差分结果和短期修正结果都与理论预期基本相符。
夏良科[3]2010年在《汇率、汇率制度与对外直接投资》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是吸收FDI最多的国家之一。FDI对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学界的研究也集中于此；但是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由于规模较小,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近年来,尤其是国家启动并实施了“走出去”战略之后,中国OFDI经历了快速的增长,2002至2008年年均增长速度达到57%。2008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对外直接投资的之比为1：0.5,虽然和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差距,但是已经超过发展中国家1：0.2至1：0.43的一般水平。这说明,中国正由一个全球直接投资的吸收国向来源国转变。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双顺差的不断增加以及微观层面国内企业的不断壮大,可以预期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仍然会保持快速的增长。因此,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研究就成为学界面临的一个重要命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中国的汇率制度也经历了重大的转变。近年来,中国的汇率制度经历了两次重大的改革,第一次是1994年中国开始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从1993年12月的1美元兑换5.8人民币一步并轨到1美元兑换8.70元人民币,之后名义汇率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附近；第二次重大的改革是2005年7月21日起中国开始施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形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人民币汇率的形成越来越趋于市场化,币值的波动也越来越大。现有的研究表明,不仅汇率水平变化会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汇率的波动也是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重要的决定因素。虽然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就有学者开始研究汇率与跨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但是,目前为止对该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而且理论分析的结论和实证检验的结果都存在很大的分歧。这种分歧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跨国投资本身的复杂性和企业的异质性,而各国家发展阶段、汇率制度、市场结构等特点的不同也是重要的原因。当前,对于汇率与OFDI的研究基本都针对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很少。本文以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主要的研究目的有二：是考察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变化和汇率波动对于中国OFDI的短期冲击和长期影响,参考现有的研究并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对结果进行分析；二是利用相同的实证方法分析了世界主要的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汇率与OFDI之间的关系,从整体和个体层面比较了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的异同,尤其是中国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异同,并探究产生异同的原因,以扩展当前对于发展中经济体汇率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认识。除了数据描述分析,本文还综合运用了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法、方差分解以及新近发展的基于向量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的边界检验法。当前国内外学者对人民币汇率与中国企业“走出去”关系的系统研究很少,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类似本文利用规范的实证方法,分析并比较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差异的研究还属首次。本文的主要结论是：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整体规模较小,而且主要都集中于制造业,其中国有企业的比重显着下降,有限责任公司占据了一半的比重；但是,从投资存量来看,国有企业依旧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导力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度集中于叁大避税地,由于避税地区多被国内企业用于投资中转或是逃税,因此,中国企业实际的投资地区或投资产业很大程度上被掩盖了。此外,与全球跨国投资发展的特征相似,跨国并购同样逐渐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方式,而且大型并购案例增多。中国从事跨国并购活动的主体大多是各行业的领先企业,并且以国有企业为主。2.虽然2005年7月份的汇率改革将人民币汇率由单一钉住美元转变为了参考一篮子货币,但是,人民币汇率只是针对美元单边升值；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分析表明,2005年7月对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很大程度上减小了人民币实际购买力的大幅波动,表现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幅度明显小于1994年汇率改革的影响。3.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只在短期内成立；长期内,人民币贬值是推动中国对外投资的因素；但是,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内,汇率的波动都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受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变化的影响较小,但是,对于汇率波动的冲击反应较为敏感。4.长期内,对外直接投资增加有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同时,也会增加人民币汇率的不确定性。5.本币升值和汇率波动与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关系对于发展中经济体在短期和长期内都成立；发达经济体只在长期内成立。后者由于金融系统和市场结构更为完善,长期内汇率对于对外投资的影响要大于前者；对外投资经验的欠缺使发展中经济体短期内对外投资受汇率波动影响明显大于发达经济体。6.个体比较分析表明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的影响要大于非浮动汇率制度；中国由于国有经济比重、经理人道德风险、投资行业分布以及潜在“资本外逃”等因素导致对外投资受汇率影响与其他经济体有所差异。
张玉欣[4]2015年在《天津市入境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些年来,我国着重强调经济转型,政府大力鼓励、支持第叁产业的发展,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第叁产业迎来了蓬勃发展期。2014年,第叁产业对GDP的贡献率高达48.1%,首次超越第二产业对GGDP的贡献率(47.1%),成为我国经济第一大支柱产业。服务贸易的发展,为我国旅游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尤其是入境旅游服务贸易迎来了发展的春天。2014年我国入境旅游人数高达12849.83万人次,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达569.10亿美元,占我国当年GDP(103605.651亿美元)的0.55%,占我国当年服务贸易总额(6043.4亿美元)的9.42%。本文以天津市入境旅游服务贸易作为研究对象,问题研究更加细化,针对性也更强。研究发现,虽然天津市入境旅游服务发展较快,入境旅游人数、旅游外汇收入都呈现良好的上升态势,但是这其中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整体发展水平较低,竞争力较弱；旅游商品缺乏吸引力；旅游基础设施不完善；市内交通承载力不足；创汇结构不合理等。基于此,我认真分析入境旅游服务贸易现状,找出其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的提出提升天津市入境旅游服务贸易的对策建议,希望对天津市乃至全国其他省市入境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具有启发意义。本研究共七章。第一章是导论部分,包括文章的研究背景、意义、文献综述、思路、目的和研究方法。第二章是本研究的基本理论,阐述了研究所涉及的概念和依据的相关理论。第叁章从资源开发、发展规模、市场结构、消费支出结构四个层面对天津市入境旅游服务贸易现状进行详细阐述。第四章在第叁章的基础上,借助市场占有率、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开放度指数叁个指数对天津市入境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进行分析,并结合第叁章的内容找出天津市入境旅游服务贸易存在的问题。第五章是实证分析,在问卷调研数据的基础上,借助SPSS软件进行因子分析,找出服务设施要素、人力要素、资本要素这叁大影响因素,并用回归分析得出因素影响力的大小。第六章在第五章实证分析的基础上从宏观、中观、微观叁个层次提出提升天津市入境旅游服务贸易的对策。建议宏观层面：规范旅游行业秩序,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建立旅游危机应对机制；完善交通体系,建立完善的交通网络。中观层面：合理引导入境旅游者,改善旅游创汇结构；统筹规划旅游企业各种资源,优化投入结构；开发津城特色旅游线路,彰显天津旅游特色。微观层面：加强企业管理建设,优化丰富企业发展方向；加强购物娱乐针对性,提升吸引力；改善企业人才结构,提升旅游服务人才的国际化水平。第七章是结论与展望。
马文鹏[5]2016年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货币政策运用研究》文中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进入深刻的再平衡与再调整时期,这一进程仍在持续。受金融危机影响,加之过去多年高速增长积累的结构性矛盾逐步深化,中国经济进入了增速换挡、结构调整与前期政策消化的叁期迭加阶段,从增速变化、结构调整与动力转换等方面观察,宏观经济处于"新常态"的特征颇为明显。经济新常态下,发展环境与增长条件均在变化,为宏观政策的运用提出了重大挑战。面对产能过剩、负债过高等新常态下经济中的"富贵病",货币政策仍是宏观调控的必备以及重要手段。但在新常态下如何实施货币政策操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一个新问题,没有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事实上,这一时期的货币政策面临松紧两难的矛盾,在操作方式以及理论依据等方面亟需开展深入研究,以为其后续实施提供参考和支持。同时,在货币理论发展方面,金融危机之后,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再次得到了理论界和政策界的关注,传统货币经济理论框架得到了修补与改进,为货币经济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契机。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现实案例以及货币经济理论重塑发展的宝贵经验,为新常态下货币政策运用的探讨提供了鲜活的素材,为相关研究赋予了历史使命。论文综合运用逻辑推理与数据实证的分析方法,对中国经济新常态下货币政策运用问题进行研究,以期对相关研究进行丰富和完善,为国内货币政策操作实践提供建议参考。首先,论文从经济周期、金融市场、资产价格泡沫以及货币的内涵、货币政策的传导、货币政策的分析框架等角度分别对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操作的基础理论进行了梳理与重构,为后面研究的展开提供基础与铺垫。其次,通过对新常态背后的经济周期、人口结构变动趋势等经济增长中的长期因素进行分析,对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因素进行剖解,对过度负债与产能过剩等现实困境进行探究,论文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进行全面分析,以期对新常态内涵获得更深入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新常态下货币政策的运用进行探讨。再次,在对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环境演变与货币信用周期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论文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分别对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以及货币需求函数进行了检验与估计,发现数量型工具在当前仍具有重要优势。模型检验为新常态下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提供了实证依据。然后,通过对金融危机后货币理论改进与完善的反思,在理论方面得到对新常态下货币政策运用的启示。基于以上实证与理论支撑,论文构建了一个新常态下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为国内货币政策操作实践建言献策。同时,论文对SLO、SLF、MLF、PSL、利率走廊与MPA等诸多新型货币政策工具进行了比较与分析,为新常态下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提供建议参考。最后,对全文的研究进行总结,并对进一步的研究进行展望。
李燕[6]2011年在《天津市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过程就是经济资源不断优化配置的过程,而优化资源配置正是金融市场的基本功能。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必须有相应的金融支持才能高效进行。但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促进作用并不是不变的,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或者不同时间的同一地区,由于产业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状况不同,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可能不同。一般情况下金融发展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但有些时候这种促进可能并不明显,甚至起到抑制作用。论文以天津市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调整为研究对象,收集2000—2009年的相关数据,选择金融发展指标和产业结构升级调整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针对天津市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建立经济计量模型进行研究,认为天津市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与金融规模的扩大、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与产业布局的优化是同向关系,与实际利率的提高以及金融储蓄结构的提高呈反向关系,这说明天津市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基于实证研究结论,论文提出天津市应实施规模与效率并重的金融发展战略,从提高天津市吸引FDI规模并优化FDl产业布局、提高并拓宽融资规模和融资渠道、提高金融服务效率、消除金融抑制等多方面采取措施,加快推进天津市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
梁琪, 刘精山, 王睿[7]2019年在《人民币外汇市场压力及其时变溢出效应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从金融压力的视角研究了外汇市场压力对其他金融市场压力的动态关系和影响机制,并进一步通过TVP-VAR-SV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外汇市场压力与我国其他金融市场和行业压力具有显着的非线性动态关系,不同的压力区制和压力程度下有不同的影响效果和冲击程度,并且不同市场压力对外汇市场压力的响应速度不同。在升值压力区制阶段,尤其是强升值压力区制阶段,外汇市场压力的增加会导致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及房地产市场压力的提升,在贬值压力阶段显着提升了银行业和房地产市场的压力水平。因此,为防范外汇市场极端压力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冲击,应继续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并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和金融体系关联性监管机制。
钟卫东[8]2012年在《外汇管制与资产价格》文中认为经济的全球化与金融的自由化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显着特征。国际资本的全球化流动,在规模上不断膨胀,流动速度上也呈加快趋势。国际资本的流动,对一国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对其适当进行管制就成为一国政府理所当然的政策选择。外汇管制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被西方主要工业国广泛用于调控资本流动,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逐渐放弃使用,而主要为发展中国家政府所用。但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和放松的外汇管制背景,致使世界经济危机频发。故时至今日,作为管制国际资本流动的有效手段,外汇管制仍为许多国家所使用,在稳定本币汇率、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应对经济危机及保护本国经济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可以预见,外汇管制在未来的世界经济治理中仍将长期存在。总体而言,世界范围内的外汇管制是逐渐走向宽松的。外汇管制的放松便利了国际资本的流动,国际资本的流动则更直观的表现为一国资产价格的波动。而资产价格的过度波动,往往会对一国的金融与经济体系造成巨大的冲击,甚至引发危机。因而,如何去调和利用经济开放性的有利条件与保持经济稳定及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问题。深入研究外汇管制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有助于我们对上述问题的解答。本文以外汇管制与资产价格为研究对象,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创新性地建立了外汇管制与资产价格关系的理论模型与实证模型,深入剖析了外汇管制变动与资产价格变动之间的作用机制,对外汇管制的演变,特别是中国的外汇管制历史、资本管制状况及汇率制度改革进行了梳理,并结合当前中国资本管制与汇率改革的热点,对资本管制与汇率管制对资产价格的影响进行了细化研究,总结了国际上外汇管制变动对一国经济造成影响的经验及教训,并对我国的外汇管制改革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首先回顾了外汇管制的理论基础及其产生和演变的动态过程,并对外汇管制的主要内容和中国外汇管制变迁进行了总结；其次对外汇管制与资产价格进行了重点研究,构建了外汇管制与资产价格关系的IS-LM-BP理论模型,并运用协整分析与VAR模型等工具,实证分析了中国外汇管制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及其动态作用过程,探讨了我国外汇管制对资产价格产生影响的作用渠道与机制；接着我们又深入讨论了资本管制与外汇管制与资产价格的影响关系,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结论,进一步佐证了我们有关外汇管制与资产价格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结果；鉴于汇率管制是我国外汇管制领域中国际矛盾最为集中的焦点,我们在总结我国汇率制度沿革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国际短期资本流动、资产价格、汇率、货币供应量、国内外利差、人民币预期升值率之间的动态作用过程,揭示了汇率、人民币预期升值率对资产价格的动态影响过程；最后,本文总结了本币升值背景下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外汇管制方面的经验教训,对我国进行外汇管制的经济方面的意义进行了阐述,并对我国的外汇管制改革特别是资本项目开放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21世纪,是我国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我国过去渐进的外汇管制改革,基本上很好地配合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在吸引国际资本、免受世界经济危机波及等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将来,外汇管制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仍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任何轻言快速取消外汇管制的言论及做法都是不符合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现实的。对于外汇管制改革,中国应不急于求成,必须将外汇管制放松的进度把握、时机选择与其他货币政策相配合,与国内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相配合,稳步建立利率、汇率等金融价格的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强完善银行和资本市场的监管机制和综合改革,不断审视和定位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性和兼容性,与内外部经济形势相参照,采取灵活应对的方针,随时调整开放的力度和速度,逐步、顺利地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
孟然[9]2010年在《天津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是金融发展理论的核心内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也较多。但是,目前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别层面,国内研究也主要以全国或省一级的有关数据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没有考虑到不同地区在金融发展方面的差异。天津作为环渤海地区的中心,近些年来其金融和经济都取得了快速的发展。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点作为金融改革创新试点,要建成与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辐射周边省市。这为天津区域金融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因此,对天津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可以为天津未来的金融改革和创新提供政策依据,同时可以促进“环渤海”、“长叁角”、“珠叁角”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综述,阐述了区域金融以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理论基础,并在分析天津金融和经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津、沪、深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和比较,认为天津经济总量的增长与金融规模的扩大、金融中介效率的提高、实际利率的提高是同向的关系；与居民储蓄占所有存款的比重的提高是反向关系。天津的经济增长促进了其金融规模的扩大,而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其他方面并无因果关系,即天津的金融发展属于“需求跟进型”。基于实证研究的结论,天津需要实施供给先导的金融发展战略。因此,应从区域金融生态环境、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服务、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区域金融合作等多方面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天津区域金融的发展,进而带动区域经济的增长。
郝毅, 梁琪, 李政[10]2017年在《境内外人民币外汇市场极端风险溢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构建了人民币外汇市场MVMQ-CAVia R模型,首次对境内外人民币外汇市场间极端风险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MVMQ-CAVia R模型可以较好地反映人民币在岸离岸市场极端风险暴露情况。即期价格中,两个市场间存在双向极端风险溢出,且在岸市场对离岸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更强。远期价格中,只存在离岸市场对在岸市场显着的单向极端风险溢出。研究发现,离岸市场极端风险的历史信息可以用来预测在岸市场未来的极端风险情况。我国未来外汇市场改革应从加强汇率预期管理、提高在岸离岸市场互联互通程度等方面着手进行,同时还需防范离岸市场极端风险对在岸市场造成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 天津市外汇市场实证研究[D]. 吴盼文. 天津财经学院. 2003
[2]. 中俄汇率变动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影响的研究[D]. 孔凡玲. 沈阳农业大学. 2016
[3]. 汇率、汇率制度与对外直接投资[D]. 夏良科. 南开大学. 2010
[4]. 天津市入境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研究[D]. 张玉欣. 天津工业大学. 2015
[5].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货币政策运用研究[D]. 马文鹏. 天津财经大学. 2016
[6]. 天津市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实证研究[D]. 李燕. 天津财经大学. 2011
[7]. 人民币外汇市场压力及其时变溢出效应研究[J]. 梁琪, 刘精山, 王睿. 东岳论丛. 2019
[8]. 外汇管制与资产价格[D]. 钟卫东. 山东大学. 2012
[9]. 天津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D]. 孟然. 天津财经大学. 2010
[10]. 境内外人民币外汇市场极端风险溢出研究[J]. 郝毅, 梁琪, 李政. 国际金融研究.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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