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弱性阻碍民企发展——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教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大学论文,三大论文,民企论文,学院院长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多年前，恐怕没有人想到，中国会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创造一段关于增长的神话，恐怕也没有人想到，民营经济会在随后的国民经济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虽然中国的改革不是从民营化开始的，民营经济却从20世纪80年代的零点起步，在传统体制的夹缝中顽强生长、日益壮大，中国经济已经形成国有、三资、民营经济共同发展的态势。
但是，民营经济的勃勃生机并不能掩饰面临的发展困境，要想取得长久进步和持续繁荣，除了需要为其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外，民营企业也需要克服自身积累的一些痼疾。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剖析了民营企业发展中的天生弱性，其中的许多论述对于民营企业的未来走向极具启发性。
产权制度缺陷
我有一杯水，别人给我钱，可以卖给别人，是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的交易，没有任何问题。我有某产品的进口配额审批权，别人给我钱，我也可以卖给别人，也是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的交易，这却成了腐败。不同的是后者的交易对象不是纯经济权利，而是超经济的行政权利，这种权利是不能按市场规则进行交易的。
刘伟指出，我们所知道的是国有企业存在大量的超经济权利，政企合一是最明显的表现。实际上，民营企业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情况甚至更为严重。与国有企业的超经济权利不一样，民营企业的超经济权利表现为“三缘性”：血缘、亲缘和地缘。这样，民营企业的产权就表现出很强的家庭宗法性，企业的产权交易不仅受市场规则的约束，更主要是受到家庭宗法规则的约束。
市场的本质是交易，交易的对象是产权，市场上的交易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物体位移，实质上是在交换产权，要求拥有对方财产权益的一种合法权利，有交易就会有产权的变更。交易的发生，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产权是可交易的，产权的可交易性是企业能否适应市场的关键。
企业中权利的存在形式多种多样，经济权利、行政权利、文化权利等等。性质不一样，交易的规则不同。经济权利的交易规则是等价交换，行政权利的交易规则就是上级服从下级。因此，只有产权是一种纯粹的经济权利时，产权交易才能按市场约束、才能按等价交换原则进行。要是行政权利也能按等价交换进行，那就是腐败了。
民营企业的产权中存在大量的超经济权利，其中主要的是家庭宗法性。当这种超经济权利存在时，产权的交易必然首先按超经济规则进行，从而使得企业行为与市场要求扭曲。企业产权的可交易性不能满足市场交易要求，企业也就不可能适应市场的发展了。产权是否是纯经济权利，是解决产权可交易性的关键。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的置民恒产论是一种“仁政”的经济思想。这段话，常常被用来说明产权的重要性。为什么我国的民营经济能在如此不利的境遇中取得引人瞩目的成效，一个流传甚广的信念是：民营企业产权明晰。民营企业产权是否真如我们的直观感觉那样已经清晰厘定了呢？
刘伟的判断一针见血，民营企业产权界区并不清晰，从而没有解决好交易的效率问题。
狭义意义上的民营企业也就是私营企业，从排他性的角度看，产权似乎是清晰的。确实，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比较是更清晰，与市场交易的要求比较却是不够清晰。很多民营企业的排他性是建立在家庭或是朋友而不是自然人的基础上，只要终极产权不是建立在自然人基础上，产权就总是不清晰的。以家庭或是朋友为基础进行产权安排，一个必然的代价就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自然人之间分割企业的法人财产。
正规的现代企业，除非破产，企业的法人财产是不允许分割的。保证企业法人财产的完整性，实质上也是确保终极产权所有人的利益。现在我们民营企业的情况是，终极产权建立在家庭或是朋友上而不是自然人，对每个人来讲并不明确。在这些企业的发展初期，可能关注的焦点是怎样把企业做大，关心的是财产的积累，企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以后，更为关注的焦点就会转向利益分配，制度上没有分割财产的限制，主观上有了分割财产的意愿，企业的法人财产权最后不得不分割了事。
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责怪中国的民营企业主特别不合群，或是责怪他们太过短视。任何一种行为的产生都有背后深刻的制度根源，把抵御市场冲击寄托在亲情和友情上是一种脆弱主观愿望。
很多民营企业，比如我们的一些高科技企业，因为各种环境和机遇使然，企业确实就成长了起来，而且几乎是一夜之间长大。但是他们往往并没有在产权上做好准备，企业是大厦，产权是沼泽地，这种状况很危险，而且问题拖得越久，解决起来的难度越大，成本越是高昂。
另有一些民营企业，在创业初期，为了避税也好、方便贷款还是规避政治风险也好，往往愿意以集体所有这样的形式，给自己领一顶“红帽子”，实质上这些企业却是私人的。但是，因为挂靠集体，在产权上也不清晰，一旦企业做大，争夺利益、分割财产也就不可避免。
企业产权在多大程度上不清晰，也就在多大程度上伤害企业的成长性。对企业的产权进行清晰界定不是为了界定而界定，而是要在企业中找到最负责任的人。一个有效的产权安排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最根本的是要找到能够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的人。
刘伟指出，企业是一个团队，是各种要素的集合体。调动各种资源，实现企业最有效率的运作，需要解决好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激励和约束问题。企业本身需要一套精巧的制度设计，外部也需要一个相适应的制度环境。
一般说来，民营企业由于产权属性决定了就是一种家长制的管理。在创业初期或企业发展的一定阶段，可以更多地享受成员相互间的“忠诚”、“信任”带来的便利或低廉的监督成本。但当企业成长到一定程度，其产权的家庭亲情或是朋友友情所固有的封闭性，均可能降低其产权交易的社会广泛性。实际上，从市场的适应性角度看，民营企业在治理结构上的问题可能比国有企业更加尖锐。
也有一些民营企业采用委托代理机制，聘用职业经理人。与国外完备的经理人市场比较，我国的外部经理人市场是极不成熟的，民营企业的老板在选择经理人时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可选择的途径很狭窄，选择合格经理人的机会小，风险很大。
更为严重的是没有严格的监督和惩戒机制，把企业置于非常不利的境地。从市场看，如果有较完备的经理人市场，经理人搞砸了需要付出人力资本代价，而人力资本积累起来很慢，折旧起来却是很快。在我国，经理人却没有这种风险。从行政上看，国有企业中还有一套严格的监控和选拔机制。民营企业没有，因而无论是按照市场还是按照行政都没有限制和约束，漏洞很大，代理人常常会损害委托人的权利，而且很难以发现，即便是发现了，惩治起来也很困难。
管理制度的两难
一位先生对朋友抱怨说，家里雇了个保姆很能干，可总感觉她不是一好人，老琢磨着是不是私吞了买菜的零钱，会不会突然偷了我们家的东西，或是挟款而逃了，心里总觉着不塌实。朋友告诉他，你还是自己亲手打理家务吧，你没有坐享其成的命。
说到企业管理制度，刘伟指出，民营企业在管理制度上面临两个选择：家族制的管理模式和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这两种制度本身没有孰优孰劣的问题，他们都是生产关系的范畴，分别适应不同的生产力，适用于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我们的一些民营企业已经度过了发展的洪荒时期，外部环境已经发生急剧变迁，民营企业需要新思维，需要着眼未来企业长期性成长需要的总体思维。在忠诚效率之间如何选择，他们正经受着巨大的矛盾和痛苦。
一些民营企业也有借鉴现代企业的一些管理模式，聘用职业经理人。不过，现在的民营企业中信息不对称问题越来越突出，很难用制度缓和。管理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的前提是信息的对称性，客观上，对代理人的监督，市场评价的准备都不充分，欺诈行为和不忠诚难以发现，发现了也得不到惩治。主观上，早期一批民营企业家凭借天赋和感觉，以及机遇等因素成长了起来，管理半径拉长了以后，驾驭能力越来越弱，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学习、掌握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客观上没有制度保障，主观上有差距，管理有效性和权威性必然受到影响，无论是司法程序或是私下了解，出现问题以后的处理成本很高。
另外，民营企业管理内部授权的权利边界也不规范。没有制约机制，程序化程度很低，管理起来很随意。这种简单明了的管理方式往往成为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的美丽托辞。确实，民营企业的决策行为比国有企业更直截了当。这种不规范的管理和权责模糊的现状实际上隐含着管理中的巨大风险。
中国有古话“富不过三代”，民营企业的产权如果不是社会化、资本化，而是封闭的，权利转移只能留给后代。我们看到了一些成功的民营企业，实际上还有更多的失败者，有天赋、机遇等的因素，但是后代不一定具备这些因素，代沟之间的产权转接必然带来企业再成长的局限。
成长青春期的诱惑
牛身上有一种虱子，从诞生那天起，就开始拼命地吸食牛血。到了最后，虱子大了，肚子圆了，再也没有能力消化了，生命也到了尽头，虱子竟是活活地给撑死了！
刘伟表示，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中国的民营企业已经步入“成长青春期”，能否跨越青春期，长大成人，关键要看能否经受得住青春期的种种“诱惑”。
第一个诱惑就是过度的“增长欲”。我们相当一批的民营企业因为种种偶然和必然的因素，把握住了难得的机遇，创造了一夜暴富的惊人奇迹，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功。这些成功的客观经历，使他们相信自己还能继续成功，自信心膨胀，主观上有一种寻求高增长的强烈冲动。企业小的时候，追求高增长，实现短期销售利润最大化，这种短期行为同时也蕴含着巨大风险。长大后需要追求长期赢利最大化，同时也是风险最小化，如果过于追求高的增长率，就会把企业始终置于高风险状态下，常常一着失手，满盘皆输。
第二个诱惑是盲目的多元化。企业在某个领域长大了，其实是有意无意间已经浸润多年，做了好多准备。随后别人马上就会跟进，利润肯定要摊薄，进入平均利润率水平。这时候以多元化来追求高的增长率就带有盲目性和赌博性质。
民营企业老是叫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很多企业盘子很大，从电子产品到房地产，从生物保健到纳米技术，没有自己的主业，多元化本身带有很大的盲目性。通过兼并实现多元化的方式有3种，纵向兼并的是同一产品的不同环节，横向兼并的是同一产品的不同厂家。只有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才会出现跨行业、地区的混合兼并，很多民营企业还有较大的自身发展空间，完全没有必要进行多元化的兼并，即便是发展多元化最好是产品多元化，不要部门多元化，不要领域多元化。
第三个诱惑是与多元化相伴而来的产业空心化后果。民营企业盲目追求多元化，到了最后可能发现，做什么就赔什么，经营行为到了最后越来越具有投机性和泡沫化。很多企业已经不是多元，而是无业了。甚至不得不搞一些炒作来维持，距离实业越来越远。
第四个诱惑是行为政治化。一些民营企业经常搞大量的非经济活动，请官员、媒体、专家来捧场作秀，拉虎皮，做大旗，欺骗市场或是欺骗银行，并不好好做实业。
对民营企业而言，并不需要片面追求经济行为规模化，不一定要搞大，只要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就已经足够。市场上更大的空间是那些小而精的企业，太大了反而不容易找到自己的位置。中国的民营企业也要避免改革病和现代化病，现代企业制度和家庭制企业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不适合，与不同的历史阶段有关，不要看着别人搞了就盲目跟风。实际上，即便在美国，现代企业也只不过占企业总数的7%-8%，不及10%，大部分都是通常意义上的古典企业，生生不息、活力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