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的写实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把写实作为一种趋向提出来，是因为在当前多元并存的文学格局中，追究生存之实，展露人性之实，反映现实处境之实等，似已为许多抱有不同文学追求的作家所重视，甚至可以认为，写实作为一种文学精神，已在当前的文学创作中成为一面旗帜。写实的基本含义是求真，因此，真实性便成为这种文学精神的最鲜明的标志。如果不对写实作狭隘的理解，就可以看到，当前各“派”各“流”作家的一大批作品，其实都可以用写实加以涵盖，这是否意味着某种整合，是否是经过一定时期的分殊之后的共同归趋？虽然还不好下定语，但追踪当代文学在追求文学之真旅程中的轨迹，尤其是考察80年代后期开始的转型、流变的情形，对我们把握文学发展的基本走向，恐是不无裨益的。
一
现实主义在中国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因缘。“五四”新文学中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流派所尊奉的“为人生而艺术”的原则，其基本指向是现实人生状况，主旨是揭露社会，唤醒觉悟。作家们有着明确的责任感，以改造人生和社会为己任，把文学视为改造人生和社会的大业。由此，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古人所谓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说，文以载道的观念与现实主义文学之间的承续关系是清晰可辨的。当然，不能否认现代文学史上现实主义的辉煌，但对于政治功利性和教化人心作用的过分渲染和夸大，却暗示着现实主义文学在今后的偏颇发展。
这一偏颇在当代文学中，不仅表现为将文学与政治混为一谈，模糊以至取消文学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区别，而且表现在为了政治的需要、政治理念的表现，对于现实主义“真实性”要求的放弃。虽然，这种情况在建国后的前17年和后10年有所不同，但同样可以把后10年看作是前17年的继续。
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从根本上看，并不能称为现实主义文学。这是因为在当时的文学创作中，真实性原则实际上受到漠视，而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几乎成为一切创作所尊奉的信条。“为了突出地表现英雄人物的光辉品质，有意识地忽略他的一些不重要的缺点，使他在作品中成为群众所向往的理想人物，这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的现实主义者必须同时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①]这在当时是作为一条创作原则提出来的。也就是说，所谓“真实性”是与“理想的表现”和“有意识地忽略”相联系的，即使是以真实人物为基础，也必须为了“理想”的缘故，使之完美无缺。真实性原则在这里被扭曲了。
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对于现实主义文学而言，是题中应有之意。所谓真实，简单地说，就是按照生活原有的样子，不加虚饰和歪曲地表现出来，敢于直面现实、直面历史，挖掘出现实与历史表象后的真实蕴涵。但是在过去，现实主义走了样，为了意识形态的需要，人物可以任意拔高，客观现实也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和粉饰，现实社会关系可以处理得简单化、绝对化。结果是产生了如评论界所言的“伪现实主义文学”。前一段关于如何评价反映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的文学作品的争论，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些作品的真实性问题。据我看，这类作品与其说是现实主义的，不如说是虚假的现实主义，与其说是浪漫主义的，不如说是廉价的浪漫主义。所谓虚假，乃是将社会历史的歧误认作“金光大道”，在真实反映社会关系的口号下，却将虚假的幻象和现象当作发展的真实趋势；所谓廉价，乃是人人都可以随口喊出“超英赶美”，这种脱离历史情境的浪漫情怀给人的只能是自欺欺人的空谈，而文学却将其视为指日可待的理想。文学在这里丧失了判断力，抛弃了独立不羁的品性，而与真实的社会、历史趋势相背离。那么，怎能奢谈其真实性呢？退一步说，就是如有论者言：“这些反映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生活的作品，把历史的真实，从生活面貌到现实关系写得很‘像’了，为什么又不真实了呢？”[②]这里显然是将现象与真实混为一谈了，能把“现象”描述出来的并不一定具有真实的含义，更何况在这些作品中，“生活面貌”和“现实关系”往往是经过了政治理念的过滤和改造过的，“二元对立”的关系是那么鲜明，非左即右，非此即彼，人物的脸上贴着政治标签。如果说这也是写得“像”了，那么文学创作该是多么便当，真实性原则该是多么易于实现。
事实上，在过去的文学实践中，真实性原则不仅难以实现，或者说难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而且随着“写真实”的变成“谬论”，文学则与真实性彻底告别，走上了空瞒骗的道路。这倒不是说作家们要承担什么责任，实际情况是，特殊的政治情势使文学只能走入歧途。并不是说所有的作家都意识不到真实性对于文学创作的至关重要性，同样有许多作家在尝试着写一些反映真实生活情形的作品，只是在政治的高压下，这种愿望只能变得粉碎。
事物走到了极端，必然会产生反弹。长期以来对于真实性原则的漠视和践踏的状况，在新时期开始后，逐渐有所反拨。但平心而论，新时期开始时的文学，虽然以真实性原则为创作的生命，但在运用这一原则去观照社会时，更多的是着眼于一种情绪的宣泄，让文学作为思想观念的载体，所触及的层面比较浅显。无论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还是“改革文学”，对于事实的真实呈现，都不是它们的最终指向，而主要是在情感的层面对社会、历史作评判。激昂的政治热情和对未来的憧憬冲淡了作品的叙事职能，使当时的文学从整体上产生一种抒情的大氛围。这是在人们的思想和情绪遭到长期压抑而无从抒发之后的必然，也许文学只能顺应这个必然，在特定历史阶段充当人们情感宣泄的形式。因此，文学还不可能向社会关系和人性构成的深层作切入，这自然可以理解。但无论如何，七八十年代之交及稍后几年的文学实践，最大的功绩，我认为是重新召回了真实性原则，虽然在实践这一原则上尚不及深入，但毕竟为当代文学的发展划出了一个新的起点。
二
在考察80年代前期的文学创作时，可以感到作家在选材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都是以生活中人们相互间的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的相互纠缠而产生的具有社会意义的事件为表现内容。如上文提到，由于作家过强的政治理念的介入，作品往往呈现较强烈的政治色彩，人物大多也如此。因而总让人感到作品对于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有某种模式化的味道。人物常常是作为政治理念和化身活跃于作品中，明显缺乏作为鲜活的生命个体的感染力。由于这种模式化真实，拉开了与实际生活的距离，其人物也就只能让读者仰叹，而不可能感到亲切。
80年代中后期，追求文学真实的趋向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动态，这就是所谓新潮小说的崛起。乍看起来，很难将新潮小说与写实联系起来，但新潮小说将生命作为独立的个体加以强调，探究人的本能、原欲和感觉，我认为却是打开了通往人性深层的通道。而对人的本性的表现，恰恰是“写实”的主题之一。因此，不能简单地将新潮与写实对立起来，应该看到两者间的这种暗合关系。同样，也不能说新潮小说有意淡化人物的社会性，或是有意模糊社会背景，摆脱现实多种关系的纠缠，而与现实多有疏离，就断定新潮小说完全割断了与现实的脐带，因而无真实性可言。如果这样去看待新潮小说的真实性，至少存在着对“真实性”的误解，也忽略了它们在追求小说真实方面的尝试和努力。
这种尝试和努力首先表现在新潮小说作家普遍追求建立一种“虚构的真实”。在传统的真实观那里，文本与现实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小说真实与具体现实有某种对应关系，离开了具体现实，小说便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种文学真实观所确立的小说真实性，唯一的依据就是客观世界的现实真实。如此一来，虚构对于真实而言，就成为其次的因素。在新潮小说作家看来，小说的真实并非一定要以现实真实为依据，“虚构的真实”也是一种真实，他们反叛了传统的真实性观念，在文本中构建着完全个人化的“真实世界”。这种“虚构的真实”，或称为“文本的真实”，不注重对于现实真实的对应关系，在文本中，你很难读出传统小说中作为背景或作为制约情节发展、人物关系，甚至语言风格因素的历史或现实关系，但仍可感到某种现实的折射。新潮小说文本中对于人物的焦虑、悲痛、不安躁动以至绝望宿命等情绪的肆意铺陈，乃是作家们体验到的现实生活中的客观存在，虽然由于作家们有意抛开现实关系的纠缠而使作品显得抽象和玄虚，但种种体验却是实实在在来自现实的。马原曾说：“一个出色的作家的基本点不会与他的国家以及他的民族的基本点相悖。”[③]但他们忠实于艺术，尤其忠实于自己的体验和精神世界，对“真实性”有着独特的见解。如余华说：“生活是不真实的，生活事实上是真假杂和鱼目混珠。”“对于任何个体来说，真实存在的只能是他的精神。”[④]所以，追求作品的个人化，自我体验化成为先锋小说的基本点之一。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没有也不可能使自己立于云端从事创作，他们的作品之魂仍然是现实的，从余华、苏童等人的许多作品中，我们完全可以深深感到特定时代留下的刻痕，引起心灵的共振。
但是，新潮小说在试图建立“文本真实”的时候，却在叙述方式、语言设置等方面陷入了形式的“泥潭”，文本扑朔迷离、玩弄叙述圈套，追求文本的“自足”，将自己与读者大众渐渐隔离开来，在80年代中期一度使人产生“震惊”效果后，在80年代末几乎就销声匿迹了。有评论指出：“先锋文学和环境及文革记忆的衔接，到80年代后期逐渐脱开了。它开始在平面滑动并向过去的各种文本争取素材，挪用、回收那些曾被抛弃的传统，沿袭旧小说的模式，佯作高深，意义的抽象，字词的刻意讲究……由于针对性的减弱和对读者涵盖面的缩小，先锋文学愈来愈显得是一种书写的事件，我们不再能从中找到和现实的对应关系，甚至是曲折的隐喻关系。”[⑤]新潮小说作为80年代活力洋溢的一个“潮流”，从喧腾到沉寂不过几年，自然有其必然的原因，但据我看，其中重要的一点在于新潮小说与现实的隔离。一旦读者从中只感受到一些虚玄的景象，只看到一些“非人间”的描述，找不到现实的影子，那么，读者将其推出自己的视野之外，恐怕只能是必然的结果。
在这里讨论先锋小说的发展轨迹，并不是有意离开论题，所以必要，就在于它实际预示着当代文学要继续向前发展，除了艺术上的“吸纳新潮”外，对于现实社会、人生的表现，还不能疏离。紧扣现实的人生，开拓表现现实的领域和层面，可能仍然是文学的发展趋向。问题是，在这一要求下，文学将如何运作？
三
1993年，被评论称为“不仅成为文坛上风云一时的人物，而且成为从70年代到90年代的贯穿型的人物，成为当代文坛的一个代表人物”的刘心武，在总结创作经验时写道：“要超越我的弱点，我就必须发挥我思考问题比较深细、艺术感觉比较灵敏和独到的特点，使我的作品能于人见人熟的凡人琐事中，窥到悟出世道人性的惊心动魄一面。”[⑥]这一方面表明了他对于过去创作的认识，更重要的则在于他将在“人见人熟的凡人琐事中”，窥悟世道人性作为新的标帜来追求。写人们耳熟能详的身边琐事，写人们身在其中的生活境遇，无疑是一种贴进现实的写实态度。刘心武将此作为新的目的去追求，对自己而言，完全是个人化的。但是，才过了几年，《风景》、《烦恼人生》等作品以其对普通人的生存状况、现实处境的关注，立即在文坛上引人注目。也许，这些被名为“新写实小说”的作品意蕴与刘心武的写“凡人琐事”有些不同，但不可否认，在写作精神上，“写实”的态度却是相通的。从刘心武的自白中，已可以感到文学的某种发展趋向，那就是“写实趋向”。
这种趋向蕴含着对“真实性”的重新认识。池莉说：“《烦恼人生》中的细节是非常真实的，时间、地点都是真实的，我不篡改客观现实。”[⑦]刘震云说：“新写实真正体现写实，它不要指导人们干什么，而是给读者以感受。作家代表了时代的自我表达能力，作家就是要写生活中人们说不清的东西，作家的思想反映在对生活的独特的体验上。”[⑧]可以看出，“新写实”作家对真实的理解，一是“不篡改客观现实”，即使是细节，都力求保持生活原来的样子；二是这种真实不因为作家的主观因素而在作品中走样，作家与读者是平等的，他只把对生活的“独特的体验”写出来，让读者去感受，不承担教育的“义务”。仅此两点，就使得以《烦恼人生》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不仅与五六十年代的现实主义文学大不相同，就是与新时期至70年代末的文学，也有了明显的区别。在“新写实小说”中，理想色彩褪去了，再也难找到理想的激情、人生的幻想，作家也从教化者的位置上退避下来，只是充当了一个生活的体验者、观察者，当他把体验、观察到的人生世相叙述出来后，他就算完成使命了。
现在来看看首先引人注目的两篇小说：《烦恼人生》和《风景》。前篇以实录笔调，叙述了主人公印家厚，一位工人一天的生活，从夜里闹钟响起，他就陷入了紧张、疲惫、烦恼之中，只有遁入梦乡，这一切才暂时解脱。《风景》则叙述的是13平米的小屋中，11口人的生活境况。作家方方“以十分冷静的目光一滴不漏地看着他们劳碌奔波，看着他们的艰辛的凄惶”，[⑨]在这个空间里，粗俗拥挤，贫困浑噩。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小说并不是如新潮小说那样，因技巧的新异而引人注目，事实上，倒是在叙述上力求通俗平易，而且因为所叙述的事情的“平常态”，就如生活本身一样平实，作者不隐含什么，也不凸现什么，只是将细节、事件一件件地呈现出来。在这里，生活完全以“原始”状态呈现，而且生活事件也不潜藏着什么独特的含义，“恰恰是这样一种‘本真’和‘原始’的呈现，令人震颤，似乎突然发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处境原本是这样的，仿佛倏忽之间从一种不真实的幻觉中回到了切身的真实，从彼岸的想象回到了此岸的审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两部作品所描写的生存境况和情绪状态触及到这个时代的普遍存在和精神困境。”[⑩]其后，《单位》、《一地鸡毛》、《不谈爱情》、《离婚指南》等一批“新写实小说”相继问世，所叙之事也从多方面展示了社会与人性的“原始”之象，其真实的叙述，同样吸引了众多的读者。
对于“生存之实”的展露，不仅在以上例举的作品中体现出来，在“新写实小说”之外的一些不同“流派”的文学创作中也有鲜明体现，比如“知青文学”。从《伤痕》开始反映知青生活，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知青文学走过了一条由充满理想激情与活力，谴责反思、回忆眷恋到对知青生存实况的叙述的路。实际上，一直到80年代末，知青文学创作中一直充盈浓厚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色彩，以《今夜有暴风雪》和《蹉跎岁月》为代表的这一时期的知青文学创作，都重在描写知青的坎坷命运、思想感情，反映了他们的喜怒哀乐、成功与失败，尤其着意于表现心灵的美好与顽强的斗争。人们可以从中明显地感到一种对于理想的执著。“这一时期的知青文学和着新时期之初关注人的命运从中发掘出‘人性’闪光的那些作品的步伐，也与整个思想解放运动强调‘人’的生存价值，倡导‘人道主义’的历史意识相关。在这些作品中的典型人物或事件体现了作者的充满现实的理想主义色彩，和对大写的‘人’的命运的关注。”[(11)]在这一点上，知青文学与这一时期整个文学的精神是一致的。
然而从90年代初开始，知青文学的基本叙事目标发生了深刻转移，反映知青生活的作品便褪去了曾罩在其上的神圣的理想主义光彩，转向了对普通知青生活事实的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吃喝拉撒睡、底层知青的近乎本能的最低要求、琐琐碎碎的生活事件，成为自90年代以后的知青文学共同关心的基本题材。象《北大荒风云录》、《青春无悔》、《知青档案》这类纪实性的知青文学作品集中，再也难找到前期知青文学中那种理想的激情和英雄主义的悲壮，作者都变成了事实的陈述者，给人们提供的只是纯粹的生活事实。在这里，知青文学审视生活的角度、叙事方法，以至功能都发生了鲜明的转变。除在视角上关注日常生活事实这一基本点外，叙事态度也由激昂悲壮转而为不温不火，不急不躁、心平气和，有时还带一些调侃，叙事方式上不刻意追求技巧和词藻，力求平实通俗，与此同时，主观情感几乎完全消隐到客观事实背后，作者无意介入过多，或者根本就是有意保持与陈述对象的距离，只是把事实呈放在那里，除此之外，也无意让作品承担什么教化、认识功能，与前期比较，这时的知青文学里，已不再使人感到“使命意识”和“干预意识”。
显然，“写实”的趋向已不只是“新写实小说”所独具的特征。实际上，正如有的评论指出，“新写实”是先锋作家适者生存的策略，在形而上的精神探求和迷宫般的“语言游戏”与大众隔膜之后，先锋作家纷纷逃往“历史”，并通过写“历史”而逐渐向“写实”靠拢。格非写了《敌人》，苏童写了《米》、余华写了《呼喊与细雨》、北村写了《施洗的河》等等，这些作品中，都让人或多或少地感到了向“写实”的转向。还有论者将“新写实”视为一种艺术精神，从而扩大了其涵盖的领域，指出像《玫瑰门》、《女巫》、《旧址》、《恋爱的季节》和《白鹿原》等作品，“意味着在世纪末这样一个历史高度上，在超越了历史当事人的激动或局限之后相对冷静的心境中对历史存在的重新体验，对历史情境中人的生存过程和生命状态的重新体验，以达到从整体上对20世纪中华民族的命运及历史处境的艺术观照，达到对历史趋势与历史真实的艺术把握”。[(12)]这虽然是一个尚待实现的目标，但写实趋向的强化，却有可能使文学向这个目标逼近。
四
由此看来，“写实趋向”是从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的一个大体走势。这是时代发展给文学提供的一次机会。这个机会则是由社会转型期活跃与紊乱共存，理想主义、理性主义的“幻灭”所创造的。既有的价值体系的离散，憧憬与现实的差异、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社会呈现异常复杂的情势，而新时期伊始关于重建思想、道德，疾呼文明与人道主义的呐喊，在现实的喧杂声中渐次沉寂。在这样的现实境遇中，文学写实趋向的增强，从远因看，无疑是对过去现实主义的极端化、片面化、绝对化发展的反拨。从近因看，则是文学切入现实、贴近生活的必然。因为除了正视现实，直面人生外，文学已无其他道路可选择。这既是现实对文学的要求，也是文学自身的要求，“真正看清我们自己的处境，弄清我们是谁、我们在哪儿是其他一切的前提，如果还没弄清我们在哪儿就高谈阔论，难免凌空蹈虚，历史的教训已经很沉痛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了文学走向‘写实’的历史必然性”。[(13)]
我把文学写实趋向的增强看作是时代为文学提供的一次机会，本意乃是指在社会转型，一切都需要重新构建的现实境遇，恰恰为文学摒弃虚幻的理想色彩，通往实实在在的社会、人生，搭建了一条通道。值得深思的是，正是在高扬理想主义的时代，这条通道却迟迟不得开启。也许，这正是文学发展的某种内在规律，在彼时被压抑的某些方面的自身要求，在条件适合的此时，总是要必然地寻求实现。从这个意义上看，写实趋向的增强乃是文学的内在要求，是文学对现实的多层面作能动开掘的体现。
同样，也要看到，写实趋向 在目前也只能作为一种趋向提出来，它既不是一种文学运动，也不是一种文学潮流。况且，以所谓“新写实小说”为滥殇的“新写实”，目前也只能处在一种欲进又止的境地，事实是“新写实小说”的势头已然呈颓势，其中有诸多原因，我认为又恰恰是时代制约了其发展。理想的幻灭、理性的失落固然使文学能够更多地关注社会、人生的“存在之实”，从而产生令人震颤的效果，但是，一味地对现实作“原生态”、“本真性”的展露，却又大大限制了向“生存本相”挖掘更为深广的历史文化内蕴的可能性。虽然我并不同意有的评论所说“新写实小说”丧失了人文精神的张扬，因为对普通人生存实况的深切关注，实际上正表明了一种人文精神；也不同意所谓“零度感情介入”说，因为此说至少是忽略了作者的“前期感情投入”，至于冷静的叙述态度，则完全是作家叙述方式的自由选择，旁人不宜干涉，而且我还认为这种不事渲染的态度，表明了作家对于读者的尊重；我甚至也不同意有的评论关于这类小说由于拒绝理想的烛照而失去厚重感的说法，因为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在一个摒弃崇高、失落理想、价值失落的现实里，要求作家一定要超出常人，超出环境地构建“理想”与“理性”，多少有些苛刻。作如是看法，是因为“新写实小说”在它表现了某种魅力和切入生活的可能性后，注定只能作为当代文学的一个阶段性现象存在和“消失”，它们固然“于人见人熟的”平凡琐事中，“窥见悟出世道人性”、“惊心动魄”的一些方面，但要“达到对历史趋势与历史真实的艺术把握”，显然是力不从心的。这不是苛求，恰恰是在充分肯定“新写实小说”的“写实”精神的前提下，一种对于当代文学前景的期盼。而且我相信，自新时期以来不断增强的“写实趋向”，必将在文学创作的更深更广的领域得到体现，并不断深化和发展，如果说当代文学今后有什么可大致把握的发展趋向的话，可以肯定，“写实”已是一个日渐清晰的走势。
注释：
①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文学作品而奋斗》，1953年9月24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②郭正元：《真实性、历史主义及其他》，《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1期。
③余华：《虚伪的作品》，《上海文论》1989年第5期。
⑤吴亮：《回顾选择文学》，《作家》1994年第3期。
⑥刘心武：《穿越八十年代》，人大复印资料，1994年2期。
⑦⑧⑨《新写实作家、评论家谈新写实》，《小说评论》1991年第3期。
⑩(12)(13)张德祥：《“新写实”的艺术精神》，《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
(11)赵金龙：《“后知青文学”的新写实趋向》，《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