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超越、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20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中国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整整20个春秋过去了。随着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步步深入，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在成为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事业的20年，是反思与超越的20年，是取得重大新发展的20年。
新进展之一：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扭转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
“文革”结束后，通过对“四人帮”“上层建筑决定论”、“生产关系决定论”等错误理论的清算，当代中国哲学界正开始从万马齐喑的局面中复苏过来，但拨乱反正的格局尚未从根本上形成，一个又一个沉重的疑问依然困惑着一个个领域，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
十年浩劫中，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猖獗，教条主义横行，不仅严重干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在理论界造成了极大的混乱，给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带来严峻的局面。其主要表现是：受斯大林和苏联哲学影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公式化的理解，将其肢解为一些简单教条，予以机械堆积，加以贴标签式的生搬硬套；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故步自封的僵化的终极真理，只看到其真理绝对性的一面，看不到其真理的相对性、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另一面；在对马克思哲学学说来源的理解上，只看到马克思对其先驱者的扬弃，看不到对同时代人的理论的批判与汲取，把气象万千的马克思哲学思想定格在狭隘的视野里，加以简单化和庸俗化。诸如此类的种种弊端，究其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这种倾向非但不能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繁荣与发展，反而必然使之陷于贫困与危机。任何时代哲学的发展，其首要的前提是反思以往的失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也不能不从反思起步。这一反思所采取的形式，就是展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其最大成果，是从方法论视角，从根本上扭转了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教条主义倾向。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场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现代迷信的羁绊，澄清了理论界的大是大非，树立了实践的权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扬起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帜，恢复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有力地带动了我国哲学界、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进入了反思与迅速发展的新阶段，首先是在方法论上深刻反思了教条主义的实质与严重危害。
20年来波澜壮阔的实践，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找到了最为适宜的生长环境，重新焕发了旺盛的生命力。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创新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再也不是抽象的教条和说教，而是和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来自实践、指导实践的有力的理论武器。
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从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到江泽民同志的十五大报告，这一现实过程的逻辑展开，引发了理论界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尤其是市场经济大潮中的种种困惑进行认真的哲学思考。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建树越来越显示出准确的定位意义，面对现实的历史进程，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并把它上升到哲学的层面作出正确解答。这种与时代的真实的紧密联系和准确深刻的概括，本身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品格所在。
新进展之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研究的推进
20年来，中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认识与研究的深化，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理论界一开始是按照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的。这种理解突出本体论，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和运用，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是“整个世界”及其运动发展规律，自然界的“一般图景”是其研究的重点和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只要对自然界作出科学的说明，人类社会历史领域和思维领域的规律就不证自明。这种理解对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将之局限在认识论领域，忽视对主体人的研究，这就不易与直观的旧唯物主义划清界限；同时，它也曲解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关系，没有看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在前，对它们之间实际的内在逻辑缺乏正确的认识。
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推动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新探索，出现了与主体论相对立的观点，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认识论。这种理解将辩证唯物主义侧重于思维方面，以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的论述：“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3页。）为依据，并强调列宁《哲学笔记》中关于辩证法、逻辑学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三者同一的观点以及“哲学史即认识史”的所谓“列宁哲学史定义”，以此突出认识论在马克思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其实，恩格斯的上述论述是针对旧哲学所谓“科学的科学”而言，而列宁关于三者同一的明确论述只有一处，即“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注：《哲学笔记》，第375页。），其本意是揭示这三者的内在联系，是强调三者“应用”于同一门科学，而不是指三者仅是认识论一门科学。此外，“列宁哲学史定义”亦是一场误会，并非是列宁本意和原话，对此，新版《哲学笔记》已作了修正。
随着研究的深入，又出现了试图把第一种理解和第二种理解综合起来的第三种观点，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本体论”又是“认识论”。这种理解在实质上是第二种理解的延伸，中心仍然是认识论。此外，有的观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历史唯物主义一体化的哲学”，还有的观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划分为最高层次的元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中间层次的部门哲学、最低层次的应用哲学这三个层次。这几种理解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从一定角度弥补了传统理解的局限，但均在总体上只突出一点，因而也难免失于偏颇。
这里需要突出辨析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观点。这一种观点突出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克服了传统理解中仅把实践限制在认识中的局限，从而对主体、客体、主客体关系以及对自然观和历史观的认识都达到新的层面，从本质上与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然而，“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一概念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句话“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中引申出来的，他们当时对唯物主义的理解，是指“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实践的”这一定语不过是强调其改变世界和指导实践的功能，而不是把“实践”等同于“物”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一点从这句话的全文也可以看出来：“实践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页。）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唯物史观作全面探索时，自称自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主张通过行动来改变不合理的异化现实；“实践的唯物主义”强调通过实际活动改变现存世界，与之有相似之处。恩格斯后来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把唯物史观称作“历史唯物主义”，也是从特定的着眼点予以强调。
由上可见，20年来，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认识在不断深化：
第一，理清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系。经过20年的研究，特别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门学科的开创，学界逐渐认识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早作为理论体系阐述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中的本体论、自然观和认识论等是在以后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中才逐渐发展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得到系统阐述的。正是出于这一原因，马克思、恩格斯使用唯物史观的范畴早于使用辩证唯物主义以指称自己的哲学，以至于在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唯物史观的片面观念。辩证唯物主义范畴则是由狄慈根在1886年的《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中最早明确提出，普列汉诺夫在1891年《黑格尔逝世60周年》中又加以使用。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系的这一辨析，从马哲史的角度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构成进程。
第二，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认识。这是从对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讨论的深化开始的。在相当长的时期，我国哲学界在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把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视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根本的原理，另一种观点则批评恩格斯在这一问题上的片面性和肤浅性，认为没有与旧唯物主义划清界限。其实，恩格斯在谈到哲学基本问题时，其“全部哲学”这个提法在时间上是有限制的，他特别强调他所谈的哲学基本问题是针对近代哲学而言；在谈完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的内容之后，恩格斯又把自己的论述明确地限制在“以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这是由他在研究哲学史时所运用的历史主义方法论所决定的。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讨论引发了深入的探索，有些学者提出了哲学基本问题应是研究以实践为中介、以现实的人为主体的人与世界的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客观世界是人的实践对象，人也只有在自己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实现自己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认识客观世界；如果忽略实践，看不到实践活动产生的属人的世界，则无法科学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所以，本体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居于核心地位，因为任何哲学都不能不回答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这种见解认为，本体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和马哲史史实得到印证，马克思、恩格斯把实践导入哲学基本问题，决不是否定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也不是把实践提到本体的高度。虽然本体包括自然本体和社会本体，自然本体在人类产生之后日益变成“人化的自然”或“属人的自然”，社会本体是人的实践活动和物质自然相结合的产物，但它们必须以“原始的自然”为前提。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方面强调实践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另一方面又强调“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保持着”。据此，我国学界20年的研究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所谓“拒斥形而上学”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史实，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更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和未来，当然，对这一本体论的认识本身还须不断继续深入。
第三，拓深了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认识。长期以来，我国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纵向的历史展开和横向的逻辑联系上缺乏系统的研究。经过20年的研究，在这两方面也同样取得了重要进展。在纵向历史上，开展了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史的比较深入的研究，研究者们看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时期，由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发展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活动是紧紧围绕历史唯物主义这个中心进行的。但是，由于探索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以及对唯心史观认识论根源批判的客观需要，反过来又推动马克思恩格斯去研究和解决认识论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开始创立科学的实践观并将其导入认识论，进而探讨了认识的主体和客体及其辩证关系；在《神圣家族》中为了批判黑格尔哲学的需要，他们通过对思辨哲学秘密的剖析，揭示了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的认识辩证过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提出并解决了认识论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实现了认识论史上的革命，并在《资本论》和《反杜林论》中得到了系统的丰富和发展。这些研究均填补了空白。横向的研究则涉及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由于对实践范畴认识的新进展（生产与交往的辩证统一），从而对主体性、主客体的关系以及真理观等方面，作了新的探索，认识到主体性以及主客体的关系问题不仅仅是认识论问题，同时也是本体论和历史观问题，只有把它们统一为总体，才能深刻把握其本质；同时从生产与交往的辩证统一上看，主体－客体关系在逻辑上应先有一个主体－主体的交往关系；在真理观上，对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标准的认识、对真理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辩证统一、对真理绝对性与相对性的辩证统一等认识，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第四，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认识。长期以来，我国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突出对立统一规律，而在对立统一规律中又突出矛盾的斗争性而忽视矛盾的同一性，从而带有较大的片面性。20年来，随着对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纵向历史和横向内在联系探讨的步步深入，学界在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研究的基础上，除了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三大规律及其各个组成部分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作深入研究外，还根据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突出“否定性辩证法”的思想以及《资本论》第1卷1872年第二版跋中谈到唯物辩证法的本质时强调“否定性辩证法”的思路，突出了“否定性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极其重要的地位。应当讲，这是深化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的一条重要思路。
第五，从总体上讲，历史唯物主义领域研究的进展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就社会结构理论而言，不仅深化了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其辩证关系的认识，批判了“生产关系决定论”和“上层建筑决定论”，而且深入探讨了人类自身生产、血缘亲属关系（“社会基础”）和亲属制度及其辩证关系，进而把这两套范畴系统有机地结合起来，因为这两种生产均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归根结底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从而把对社会结构理论的认识推进了一步。(2)就社会过程理论而言，传统观点把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作为人类社会形态历史进展的普遍规律，过多地强调其统一性，对其多样性有所忽视。20年来，随着对东方落后国家历史发展中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而进入社会主义这一重要现象的研究，学界出现了以“原生形态”（原始公有制）→“次生形态”（私有制）→“再生形态”（未来共产主义公有制）或“人对人依赖的自然经济形态”→人对物依赖的商品经济形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计划经济形态来取代“五形态”，这虽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却揭示了社会形态演进的多样性，启动了对各个国家、民族具体道路之间辩证关系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一致的共识：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演进，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只有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结构上才能得到体现，其运行规则是：从逻辑上的抽象到思维上的具体之进展，与研究对象在历史上的进化发展过程在总体上是一致的，因而它不是简单列举和归纳统计的产物，也并非必然地依次在每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过程中重复展开。归根结柢，这一切取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以及由之所决定和表现出来的历史环境。(3)突出了唯物史观“生产普照的光”的方法（即任何一种社会形态或任何一个世界体系都是由多种社会属性的生产所构成，其中有一种生产必然处于主导的地位，决定其它种类的生产，使之在其“生产普照的光”的照耀下，具有相类似的社会属性）、世界普遍交往的方法、“头足倒置”的方法（这是恩格斯晚年致康·施米特的信中针对“经济决定论”提出的，突出上层建筑反作用，说明虽然经济基础是归根结柢起决定性作用，但一走出何者为第一性的范围，一切都是相对的，上层建筑往往总是表现为“头足倒置”地决定经济基础）、历史评价的方法、辩证决定论的方法。一言概之，从历史观的高度，揭示了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
由上可见，20年来，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认识获得了很大进展，其根本原因是突破了以往仅仅把实践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范畴的传统观点，而将之确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克服了忽视交往（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活动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的地位和作用、把它仅仅理解为生产活动的局限，正确地说明了生产和交往是实践活动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对实践的这种新理解，为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认识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和认识的“支撑点”。
新进展之三：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领域
长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一般是把马克思主义从人类思想文化整体中抽取出来；把哲学从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抽出来；把唯物史观等分别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抽出来，加以分门别类的研究，这种研究在一定范围内是必要的，但如果仅限于此，必然使研究的范围越来越窄。20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组成部分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其他组成部分以及马克思主义同人类思想文化的整体结合起来，不断拓展出新的领域。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580页。）。这里“体系”含义的一个重要内涵，是指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一个有机整体。20年来，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一方面看到了它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子系统有着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理论内容和发展逻辑，另一方面看到了它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之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研究者运用从整体到部分、再从部分到整体的方法，从三个组成部分的辩证的、结构性和相互作用的联系中努力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把它放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大视野中加以考察，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领域。
（一）拓展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研究 学界历来根据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区分，把德国古典哲学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把古典经济学看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把19世纪三大空想主义看作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限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时期。20年来，随着研究的步步深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研究也在不断拓新。如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三大理论来源虽说是主要的，但还应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所研究过的人类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如英法唯物主义、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派等。而且，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不断发展中形成的科学体系，同时代人理论学说中的合理成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甚为重要。为此，理论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横向理论来源的新概念，阐发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存的同时代人的理论学说中的合理成果，经过批判吸收，都有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从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应是纵向与横向及两者的辩证统一。
（二）拓展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年来重要成果之一，就是用理论的观点研究历史和用历史的观点研究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一新领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到其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意识形态背景中加以审视，同时又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各个阶段特点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从而比较具体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又是怎样从简单到复杂、从贫乏到丰富、从朦胧到清晰，从而较全面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过程的全貌。
（三）开拓了人学研究新领域 这一新领域的开拓不是偶然的。由于革命和战争的特定环境以及建国以来“左”的思潮的影响，造成对人的问题多有忽视，研究不够。例如，在研究主客体问题时，历来往往把它限制在认识论领域。人学研究领域的开拓，使人们认识到这一问题首先是历史观的问题而不是认识论的问题，而人作为一切活动的主体，其活动大体上可以区分为实践、认识和评价，这三种活动互相交错，具有各自的主体性和客体性，从而形成了丰富复杂的主客体关系。对主客体关系研究的这一深化，又把以往很少研究的价值论领域凸现出来，因为这一领域反映了人类社会历史不仅是自然历史过程，同时也是现实的人能动地创造历史的过程，它们的辩证统一必然把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问题凸现出来，而价值论的凸现又把历史观和真理观的关系问题突出出来，因为离开了科学的历史观，不可能把握真理（甚至连科学地提出问题也做不到），而科学的历史观又与价值观联系在一起，只有坚持无产阶级价值观和唯物史观的有机统一，才有可能走向真理。
（四）拓展了应用哲学研究的新领域 虽然对这一新领域的拓展，看法存有分歧（有的学者提出了正如牛的使用不是牛，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各门具体学科中的应用不是哲学），但20年来各种应用哲学（如经济哲学、管理哲学、改革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教育哲学等）的建立，沟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门具体学科的联系，因而还是有其合理性的。
（五）开辟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领域 这一新研究领域集中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以及苏东一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加以研究，同时也涉及到了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翻译和介绍了大量的有关资料，从而开阔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视野。例如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时，正确地看到了它们是举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研究马克思主义应当研究的问题，特别是他们对当代西方现实的研究和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反思，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范畴、方法，极具启发性。西方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晚年“人类学笔记”的研究都比我们先行一步，卢卡奇对总体性范畴的研究，古尔德对《1857-1858经济学手稿》等的研究，都是如此。
（六）拓展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辩对手的研究 长期以来，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相当薄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作为被其扬弃对象的各种理论思潮的内在关系的研究基本处于脱节状态。20年来拓展了这一研究新领域，比较深入地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各个阶段与论辩对手的对立统一关系，从而加深了多方面的理解。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时期的重点和特点，就与其论辩对手有密切联系：(1)为了把唯心主义从历史观这一个“避难所”中驱赶出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点是唯物史观；而相对于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的“直观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又突出了实践性这一根本特点；(2)相对于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的唯心主义思想解放，马克思主义哲学突出强调了思想解放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变革的客观要求；(3)相对于旧哲学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
列宁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特点时深刻地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方面会被分别“突出出来”，“提升”到“首位”。马克思主义哲学20年的研究进程也同样如此。我们在总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20年的历程时，必须把它放到其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加以研究，才能不断深化理解。本文对之作一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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