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历史发展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式向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内涵论文,社会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确立了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根本取向的社会发展路径。这种谋求社会发展的实践，历史上缺乏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现实中还面临着来自“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挑战与挤压。因此，更需自主自觉的理论指导与顶层设计[1]。这就必然要求与之相应的理论创新，特别是指导思想体系方面的创新。 因此，深入推进以中国化为基本方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从而提升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指导力与引领力，就非常重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民族化、时代化等方面出现了相当繁荣的研究成果。但与此相对应的是，马克思主义整合社会力量、主导社会意识形态、引领社会发展实践的能力却相对弱化；除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方面复杂的原因之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自身是否也存在某些问题？因此，从理论体系内部进行审视，从理论内涵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就非常必要。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界定及其问题 提出并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初始性文本，主要来自于艾思奇(1938年4月[2]) 和毛泽东(1938年10月[3]、1942年[4]等) 。已有的研究成果是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主要形成了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包含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道路和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形态)的统一①。这是多数研究者普遍认可的一种看法，其不足之处仍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蕴含的理论品质、根本精神与思考问题的基本思维方式等具有“普遍性”的内涵要素并未重视，也没能深入分析其能够中国化的内在理论动力机制，因此，这里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仍然停留在外在的物化结果和论断层面。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时代化、具体化和民族化[5]。该论断把重点放在中国的“特殊性”与“具体化”，还是轻视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条件的必要认知，因此，在“中国化”的过程中，面对复杂多变的中国现实，容易发生两种倾向：一是容易“跟潮流”而迷失自我；二是容易丧失应有的“发言权”，因不能引领社会生活的发展而渐趋“边缘化”。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中国特殊的社会变革发展的实践进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学习与创新互动的过程与结果构成的统一体[6]。这一论断的优点与独特之处在于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问题”，缺点仍然在于将“学习与创新互动”的发展动力仅仅归结为中国特殊性的社会发展实践，忽略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在人类思想史上引发伟大革命的思想体系所具有的特殊的理论先导性，也就没有进一步追问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什么会有这种独特的先导性。 第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区分为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政治层面的中国化是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学术层面的中国化是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7]。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进程(也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并被接受、发展的历史过程)，决定了这种区分仅在学理上和学科建设上有一定的意义；而当我们直面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时，这种区分的意义并不大。因为，当代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从整体的历史结构来讲，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政治性谋划与决策之中，这反而需要学术层面的中国化为政治层面的中国化提供更好的服务。 第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流”，马克思主义是“源”[8]。这种看法轻视了中国化的“特殊性”，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活生生的“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上诸论，表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共同要点是：(1)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用来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2)把中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的成功经验提升为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具体发展的历史过程。 上述观点中，也有几个共同的问题没有得到重视和阐释：(1)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②和“基本精神与根本方法”，那么，它们是什么？(2)它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3)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体系，自身内在的动力发展机制是什么？即它能够与时俱进的内部原因是什么？换言之，这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内涵式问题，实质上表达的是怎样才能更主动自觉地从理论体系内部促进马克思主义更有效地中国化，从而高效地指导和引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内在的理论品质及其发展要求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16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9]。进一步说，如果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彻底的科学性、坚定的革命性、自觉的实践性)的反映[10]，那么，什么内部力量促使马克思主义能够在理论本质上是彻底、坚决与自觉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具有时代局限性。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序言中表明的:“不管最近二十五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地方本来可以做某些修改。这些基本原理的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现在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应该有不同的写法了。”③德里达也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论述赞颂有加[11]。 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对自身理论前提、范围、条件的明悉以及对自身理论缺陷的积极扬弃，即自我批判性，这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精神。 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也体现出强烈的“自我批判”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各自不同的经历，循着不同的道路，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而后在他们最初的共同的理论探讨和研究过程中，发现了唯物史观，从而初步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同时表达了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社会理想，发表了这一思想转变过程的结晶——《共产党宣言》[12]。 这种批判性，在第一个天才的发现——“唯物史观”的探索方面最具有代表性。马克思走的是从理论认识上探索“历史之谜”的道路：(1)从《博士论文》中对古希腊罗马哲学中的“历史主体”的批判关注到“自我意识”在历史上的作用，发展为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侧重于从“哲学批判”上来探索历史；(2)发展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以“异化劳动”为核心范畴，重点从“经济学批判”④来探究历史之谜；(3)在马克思晚年时期，再进一步发展为对后进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关注，着重阐述“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历史之谜”，从而反对把唯物史观当作公式到处套用(如《历史学笔记》)⑤。在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始终坚持了批判的彻底性，即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向度展开，追求并达到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 正是在上述一系列前后相承的批判中，马克思逐步发现了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新坐标——实践，完成了其哲学上的“实践论”转向——“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3]，不仅实现了哲学上的伟大变革，而且实现了社会发展观的革命，通过对“人的本质”“社会的本质”“解决人和社会问题的方法”“发展的价值诉求”等命题的解答，建构着全新的社会历史发展理论。 综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的批判本性以及马克思主义对人身处其中的社会历史的探索与批判，是其能够“与时俱进”的内在根本原因。这种批判性的本质是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在澄清前提与划定界限后对自身“条件性”“有限性”的积极扬弃[14]，其基本要素有：(1)用什么方法来批判？——实践基础上的唯物辩证法；(2)为了什么批判(价值立场)？——人的发展及社会进步；(3)批判什么(现实对象)？——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劳动异化与人的“异化”；(4)批判的直接结果？——新的理论体系的建构及其对社会发展的指导。 换个角度来看，这种积极扬弃也就是一种主动建构。在马克思基于实践范式的建构中，深刻体现着其价值追求——对“人”的关注与关怀。实质上也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要求。作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具体路径之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继承“批判”这一普遍的理论品质与根本的内在精神⑥，即在理性向度上面向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有一种自我批判与主动构建的能力，在价值向度上追求“人的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面临的特殊社会历史条件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发展因资本列强的侵略而与西方社会紧密关联，这种关联不仅表现为“欧风美雨”[15]下中国与西方的会通与相近，而且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状态：从与自身历史的关系来看，中国近代的社会变革是转折性的而不是顺承性的，是外力作用下被动的要求而不是内部主动发展的需要；从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来看，是落后应急(救亡)之下的赶超而不是先进发达之下的扩展。 上述情况，从整体结构上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前提——来自西方发达世界外在的“生存危机压力”(主要在近代中国)与“发展危机压力”(主要在当代中国)一直交织并存⑦、历史境遇——近代以来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基本地位没有变⑧、历史意识——“生存危机”统摄下的爱国、反侵略与富强共识⑨、历史任务——现代化道路上鲜明的“共时性”即多重任务交织并存在一个历史阶段⑩，这些都体现出明显的“中国特色”并构成了“中国特色”的基本历史内涵。 近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正是在化解民族生存危机、探索国家出路的过程中，学习、引入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历史条件。 随着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逐步展开，中国又以自身独特的发展路径和“建设现代化”(即“未完成现代化”)的身份步入了现代、融入了全球化，同时也就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与社会的“后现代化”“反省现代化”“批判现代化”等种种思潮和观念的影响与冲击。所有这些，很容易导致人们在社会文化心理上有强烈的“时空错位感”与“时空交替感”并存。因此，如何真实准确地定位自己、把握自己，避免迷失自我的危险，作为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就应当有所担当：通过“批判”廓清问题的前提、范围与条件，立足于中国具体社会发展实践和对“中国人”的观照，通过主动的理论构建来回应“中国特色”的难题，从而凝聚发展共识，引领价值观念。简言之，这种担当就是在三个基本向度即批判性、建构性与主体关怀上积极地“中国化”。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现实历史条件逐渐从“生存危机”转变为“发展危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逐步累积起来的“发展危机”往往具有“二难性”：一方面，中国社马克思主义会发展的物质基础还不成熟；另一方面，在商品经济的历史条件下，由于资本与劳动对抗而决定的市场经济、科学技术(11)、社会分工以及工业化等弊端已经产生，这些弊病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制约下虽不占主流，但对其危害也不能低估，特别是这些弊病从不同方面都共同指向并促使了“人的异化”和阻碍着“人的发展”。这是一种典型的“共时性”二难问题。如前文所言，由于当前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处的整体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外在压力没有变、在世界格局中的基本地位没有变、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没有变，从而若要有效化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共时性”二难问题，就必须从“学习型现代化”转向“反省型现代化”，反省的首要条件就是批判意识[16]。 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面临的特殊社会历史条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上提出的基本要求是：自觉的批判意识、积极的建构意识和对“人的发展”的普遍关注。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式向度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根本精神以及中国特殊的社会变革与发展实践，都内在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式向度。 (一)首要向度：批判性 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根本精神与理论品性。这种内在精神体现在方法论上就是唯物辩证法。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革命的。”[17]所以，可以简要地把批判性理解为在对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对事物否定的理解，从事物的运动中、暂时性中去理解事物。简言之，批判性就是在明悉前提、范围、条件的状态下对事物认知的积极扬弃。 以感性实践为基础，围绕着探索历史之谜这个中心问题，从“人的解放”这一基本的价值立场出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展开了多角度的批判。(1)在理性维度上，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肯定了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活动的丰富多样:“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8](2)在价值维度上，资本主义商品—货币—资本之间的内在逻辑将人的发展带到了人对物的依赖阶段，历史主体(人)因为资本的剥削而陷入了简单化、单向度与极端价值贫困的境地。总的来看，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在价值维度上。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任务就是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精神，如前文所言，这也是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思维品质上最为欠缺的地方。通过“批判”，在世界历史的潮流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准确定位，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前提、范围与发展条件，从而客观地认识把握自己。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前提性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首要向度。 要达成这一点，在中国，需要双向批判：(1)自我批判(向内)，从而明确社会主义在根本的优越性与其在具体历史发展阶段中的问题；(2)批判资本主义在当代的发展演变(向外)，明确其根本的历史局限性和具体社会发展实践上的成就与经验。更需要二维的自我批判：(1)从实践理性的维度，通过批判，揭示在商品经济这一客观历史条件下，商品、资本、市场、工业化等对发展生产力的积极作用——合规律性，又要明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资本、技术、工业化、市场化等方面的不成熟，仍然难免它们带来的社会发展负效应——即不合规律性，从而自觉地谋划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蓝图——即合规律性，通过对商品经济下市场化等的谨慎内省来发展资本、技术、工业化、市场化，积累社会主义发展所必须的物质性基础；(2)在实践价值的维度下，通过批判，既把握社会主义制度对“人”的发展的根本解放意义——合目的性，又明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给“人”带来的各种“异化”及其原因——不合目的性，从而逐步消除这些不合目的性的社会条件，促进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合目的性。这些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批判性向度上发展的特殊路径与特殊任务。 (二)中心向度：建构性 因为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基础，把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批判建立在感性具体的实践活动之上，而社会实践本身就具有强烈的主观能动性，这种主观能动性实际上就是主体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带着目的主动建构活动。换个角度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条件下，上述“双向批判”与“二维批判”在社会发展实践上的必然结果就是“双重建构”：在实践理性方面由不成熟走向成熟，在实践价值上由人的片面发展走向人的全面发展。所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南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主要就是一个主动建构、自我发展、自我变革的历史进程，是一个逐步消灭现实不合理状况和条件的社会发展运动。 所以，批判的目的在于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建构性向度上的发展，就必然内在地要求从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和根本精神中汲取理论力量，从而提升马克思主义对外部实践活动的主动介入能力和引领整合能力，也就是理论创新与凝聚共识，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心任务。 理论内部的批判力必须与社会发展实践相结合，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社会才会向着“人的高度” [19]的方向发展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0]“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21] 因此，在建构向度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其关键要点就在于：第一，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彻底性，这就要求对其批判性唯物辩证法的忠实继承与发扬；但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大多用唯物辩证法研究中国具体问题，而将唯物辩证法内在的思想批判性弱化或放弃。其结果是：(1)理论悬浮于实践之上，丧失了向中国社会丰富发展的具体实践“提问”的能力，以所谓“主流—支流”的模式化话语对中国社会发展实践中产生的尖锐问题认识不足或视而不见，往往错失改革的时机，使发展性问题累积转化为“政治合法性”问题，从而进一步消解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精神动力。(2)理论陷入具体实践的感性之中而不能自拔，不能将改革发展中的问题分类识别，将某些具体问题泛化、片面化，而把某些普遍的制度性问题部门化、具体化，似乎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处处都是问题，同样导致人们很难达成改革与发展的共识，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发生认同上的偏差。 第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说服群众”“掌握群众”的能力。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必须明确地站在“中国人的发展”以及“中国人怎样发展”的价值立场上来，首先以“中国人”为本，关注“中国人”在生产实践、社会发展过程当中的特殊性，然后用“中国的民族形式”去说明“中国人的社会发展问题”，以期“掌握群众”，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引导中国社会发展的“物质力量”。但实际中的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研究，要么为这种价值立场做空洞的理论辩护和注释，要么立场不明或缺乏“中国意识”，为了“学术”而“学术”。这表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建构性”上还有很大的“有所作为”的发展空间。 第三，在“批判”和“掌握群众”的建构性向度上，还必须培养“开拓”的信心与勇气，增强对中国社会发展状态与趋势的前瞻性预见，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促进现代民族品质的培育。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先例可循，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发展规律有其特殊性——不可重复性。因此，社会发展规律在实践中就会表现出多种形态，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发展就会出现一般形态、特殊形态甚至具体阶段的具体形态。所以，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实践不停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构性的发展就会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本文开头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引领整合能力的下降，实际上就是其建构能力不足的反映。这里，建构的基本思维方式是唯物辩证法，建构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能否整合引领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 (三)价值向度：人的发展 人的解放、个人的全面发展、人作为目的被实现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改造世界的目的在于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中国在近代选择并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内在直接的价值追求正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立场当然地就是人的发展及社会的进步。在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资本主义时代，人的出现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危机紧密联系，资本主义为人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历史道路，创造了新的历史条件，但资本逻辑下极度物化的社会实践，又将人推入商品“物欲”的泥潭，人的发展表现为对物的严重依赖而异化，主体出现了极度的价值贫困。因此，人的进一步发展就必须消除货币—资本的逻辑。 近代的中国人不仅被资本异化，而且被“三座大山”所奴役。人的生存危机压倒了人的发展诉求。“人”的出场与救亡图存密切相关，对人的发展要求以化解民族生存危机为纲。首先表现为理性维度上对人之“才”的迫切需要，从“实学”之才到“洋务人才”，无论是梁启超主张的“新民”还是陈独秀倡导的“新青年”，这些人才面对的“异化”与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时代劳动者自身劳动的异化不同，近代中国人处于双重异化之中：一是异域民族以侵略的方式将中国人置于“异化”式的奴役状态；二是欧美列强又以资本的逻辑将中国人的劳动再次“异化”——中国人劳动的越多，外来的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则越强，从而自身的生存发展会面临更大的危机。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在中国，人的发展首先得破解生存危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立足于中国社会与革命的具体实践，一方面批判并扬弃了苏联模式，另一方面积极构建了具有中国气派的新民主主义理论，阐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与具体纲领并最终成功地解决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为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发展创建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人的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制度优越性。与新中国成立前相比，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与发展，劳动者当家作主享有广泛的政治权利，马克思主义主导下的意识形态特别是思想道德体系，秩序良好的社会环境等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与保障。这时，人们的幸福感与尊严感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劳动者的价值得到了尊重。党领导的国家政权获得了广泛的政治合法性与权威，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就自然地被时代化、大众化、具体化到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 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规律的认识并没有因此而得以完成，于是出现了以“温饱问题”为表征的内部发展危机，在此背景下开启的改革开放，创新地定位了我国最大的实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重新肯定“商品经济”的积极意义并将其逐步引导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上。至此，马克思所批判的商品—货币—资本的异化特质在局部也就必然表现出来，人的异化也就在特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所难免。但应当注意到两个不同：(1)这种异化与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的异化相比，不是根本上的，而是在克服了资本主义异化的总根源(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制)的条件下，是特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产物；(2)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异化是在公有制为主体、人民民主专政的范围下，既表现为物质生产的不发达对人的发展的限制，又表现为人的劳动的异化。 至此，我们会发现，中国“人的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发展”，其内在的理路结构明显不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由人的发展(或解放)进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最后促成社会的全面进步，对其中发展危机的反思批判又引领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则表现为先化解民族生存危机，进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以求得社会进步，从而推动人的发展与个性成长。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还具有或承担着人的个性成长与发展、不断建构基本制度认同与现代国家认同的历史使命(12)。 面对“异化”，面对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与人的发展的不仅不同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引发着新的社会发展危机，党立足于实践的价值维度，将马克思主义与当前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提出了“科学发展”“以人为本”，通过逐步“消灭现实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22]来消除阻碍人的发展的一系列问题，促进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和谐。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向度上，“以人为本”的人以何种形态存在？有哪些合理的发展诉求？治国方略应怎样转变才能实现这些要求？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价值向度上的延伸发展，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能够引领社会思潮、凝聚发展共识的关键所在否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能会在大众化的外表下逐渐丧失基本的“话语权”和引领力。 综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内涵式发展向度，批判性与建构性向度侧重于理性(认识)层次，人的发展向度侧重的是价值(实践)层次。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部动力机制，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实践中的特殊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既需要在社会发展实践中通过批判性、建构性与人的发展客观冷静地确立历史方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因各种影响而迷失自我；又需要在指导思想上，在批判性、建构性与人的发展这样几个基本的内涵式向度上有所开拓，这样才能在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持久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发展其理论先导与思想引领的内在能力。 注释： ①具体论述可参见陈占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7年第1期；边立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与理论成果》，《理论视野》，2007年第4期；许雁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及其历史进程》，《经济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4期。 ②不能仅仅理解为现成的一般性的、结论性的原理。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249页。在1888年《宣言》的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又重新引述了这段话。 ④这一手稿中的批判以“经济学批判”为中心，但并不局限于此，主要包括：(1)以“异化劳动学说”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2)以“人的本质”为中心的哲学批判；(3)以扬弃异化为核心的共产主义批判；(4)对黑格尔哲学的全面批判(特别是对黑格尔一般辩证法的批判)。这不仅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而且反映出其基本立场。 ⑤由于本文主旨和篇幅的限制，对马克思在各层面“批判”的具体展开，可参阅余源培、吴晓明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导读》，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⑥德里达也认为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神和最具活力的部分，因而最值得继承弘扬。参见(法)雅克·德里达著、何一译：《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122—125页。 ⑦对当代中国而言，“发展危机”若化解不好，在当前的国际格局下会急速地转化为“生存危机”。因此，“中国特色”的历史前提与动力从根本上来讲在于“生存危机”。 ⑧长期处于弱势甚至无权的状态，基本没有国际规则的制定权，常常成为世界强权掠夺、遏制和指责的对象，无论在法理上、道义上还是事实上，中国很难把国内的危机导引到他国，也很难“巧取豪夺”别国的财富与资源。所以，中国在应对危机方面，只能将主要化解机制的建设放在国内。这又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需要更强的吸引力、凝聚力与魅力等文化软实力的支撑，才能在当今世界格局中谋求合作与发展。 ⑨与中国不同，西方社会基本形成了以发达、先进与现代化为核心内容的“历史优越感”意识，在这种意识的指引下，其他国家和民族基本上是“被改造的对象”，因此，这种历史意识就具有“改造他者”的内在冲动。当然，这种冲动也是一种变革意识———西方主导下世界秩序的变革与重构。 ⑩往往表现为“既要/又要”式的二难困境，而西方欧美社会主要表现为“历时性”。 (11)科学技术的合理性日益广泛并正在转化为技术的拜物教。对此，哈贝马斯在其著作《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有专门的论述。问题在于，哈贝马斯的论述在哪种意义上切合于中国？ (12)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我国边疆地区的不稳定，特别是“疆独”势力与“藏独”势力的存在，其根源之一还在于社会发展不到位，民众的现代国家认同根基不牢固。标签：马克思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中国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