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欢欢[1]2007年在《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出现的特殊政治现象，这一现象必然对我国经济、社会、政治诸领域产生重要的影响，如何正确认识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现状和参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何规范该阶层政治参与行为以兴利除弊，已成为当前极为重要而紧迫的课题。我国的宪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相应条款为私营企业主阶层参与政治构筑了法理性依据，私营企业主阶层不断提高的经济地位和日益增长的文化素质分别是其参与政治的现实依据和能力依据。如今，私营企业主阶层广泛参与到人大、政协、政党组织等党政机构中，行使着参与政治的权利。但是，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仍存在着一些问题：政治参与目的层次低，参与政治大多是为了获取个人利益；政治参与行为以有序化为主，无序政治参与时有发生；政治参与不足和政治参与过度同时存在。从总体上看，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之所以存在上述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现代民主政治参与文化底蕴不足；现有政治参与渠道有限，参与渠道不够畅通；政治参与制度化水平低。通过对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现状进行全面分析，重点探讨了针对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问题，提出的建议和思考：加强教育引导，提升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素质；积极推动私营企业主阶层有序政治参与，拓宽政治参与渠道；政治参与必须要坚持一定的限度；营造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良好环境。
国晓光[2]2016年在《秩序、吸纳与权力重构》文中指出本文的核心任务是以政党适应性理论和法团主义理论为理论资源,研究国家为何以及如何对市场化进程中产生的私营企业主群体进行政治整合,并关注政治整合产生的影响。本文通过自上而下地观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的政治整合策略,分析国家如何在推进经济市场化的同时,将私营企业主群体整合进政党国家的权力结构之中,从而避免其成为游离于体制外的独立性甚至是对抗性力量。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变迁的基本线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结束了旧的分裂秩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一元化政治秩序,并开启了由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化需要政治秩序,然而现代化本身又是挑战政治秩序和削弱政治权威的力量,这在中国集中表现为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市场化改革使经济和社会领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多元化格局,这种多元化格局造成的结构分化,又对政党国家体制下的政治秩序形成了挑战,这种挑战可能冲击以政党国家为核心所建构的政治秩序。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政治生活的一条主线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保持国家权力作用于经济社会生活的有效性,加强中国共产党对于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影响力。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崛起的私营企业主群体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特征的力量,对这一群体的政治整合,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维持既有政治秩序的必然选择。国家对私营企业主的整合策略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政权组织为载体的整合;一类是以行会商会等经济类社团为载体的整合。组织是国家权力网络的依托,正是通过组织网络,国家在横向和纵向上实现了对整个社会的管控。国家意识形态的适应性变革赋予私营经济以合法的政治地位,赋予私营企业主以合法的政治身份,这为政治整合提供了前提。组织开放使私营企业主有机会加入党组织,基于政治忠诚、经济实力和社会声望等标准的政治安排,使少数有影响力的企业主有机会进入人大、政协等政权组织。私营企业的党建工作实现了政党组织在私营经济部门的拓展和渗透。当私营企业主群体伴随市场化改革而发展壮大时,国家通过行业协会商会等经济类社团建构起与私营企业主的法团式联系。行会商会聚集了各企业的领导者,是国家联系私营企业主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国家整合私营企业主的重要场域。经济类社团的生成方式、监管模式均呈现了法团主义的基本特征,它们在国家政治整合中承担了规训会员企业主、表达企业主的利益诉求等功能。行会商会等社团组织与行政机关脱钩的改革,并不意味着这类社会团体获得了独立自主的发展空间,因为政府在减少行政权力干预的同时,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类社团的党组织覆盖,以党的组织性权力填补了行政性权力退出之后形成的国家权力真空,政党权力取代政府权力成为管控行会商会的手段,维持了国家对行会商会的权力控制。在国家政治整合的策略之下,这类社团很难成为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象征进而成为民主化的基础。国家对私营企业主的政治整合产生了重要影响,实现了国家权力的重构。政治整合加深了私营企业主内部的分化性,增加了其开展集体行动的困难;政治整合增强了国家对私营部门和私营企业主的控制能力;政治整合建构了合作互嵌的国家—社会关系;政治整合增强了政体的包容性、政权的合法性与政党的适应性,促进了中国政党国家体制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在国家整合社会的领域,动态的制度改进和灵活的政策调整,已经使这一体制较为有效地应对了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所带来的冲击。国家对私营企业主的整合策略实现了国家权力的重新组合和重新布局,这些整合策略对现代化理论提出了挑战。市场化改革解构了国家全能主义的政治形态,但并未推动这一格局转向社会制衡国家,而是走向了国家整合社会的法团主义格局。此外,在国家政治整合的策略中,政治参与机会向私营企业主群体倾斜,相应地压缩了其他社会阶层的政治空间,造成了不平等的参与机会和不平等的政策结构。资本和权力的融合增强了资本的支配力,对国家自主性造成了消极影响,并增加了权力腐败的机会。在当代中国,民族资本家的消失和私营企业主的再崛起深受政治权力的影响。私营企业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参与是国家整合策略的产物,是国家主动选择政治开放的结果,他们的政治地位具有极强的赋予性,他们政治参与的空间和方式已被整合到了政党国家的制度框架内。
刘冬梅[3]2014年在《社会转型期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有序政治参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处于全面社会转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同程度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我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它既不同于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也不同于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模式,因此中国社会转型是独具特色的双重社会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原来的产业结构、分配结构,使得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不复存在,社会结构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就是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转型而成长起来的新阶层中的一部分。私营企业主阶层是推进我国社会全面发展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同时也是我国和谐社会、政治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建设和谐社会、政治文明的应有之意。但是由于现有政治体制建设还不够完备,相关的参与渠道供不应求以及这一阶层所特有的阶层特点等因素的限制,私营企业主在政治参与中表现出种种的局限性。从实践来看,关于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这一问题,有些学者不负责任的言论以及有些媒体不加甄别的报道,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了观众,混淆了人们的视野,造成社会价值观的混乱和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和谐。本文就如何引导这一阶层有序政治参与,为我国和谐小康社会建成及为中国梦的实现添砖加瓦,阐释了自己的看法。本文分导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正文由三章内容组成。第一章是对研究问题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和解读,对政治参与及有序政治参与就本文研究背景下作了相关理论分析,对私营企业及私营企业主阶层这一核心概念作了重新界定,并对这一阶层产生的背景及发展过程作了分析。第二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是对当前社会转型期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现状分析。具体分为四个部分,第一是对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条件分析和动机透视；第二是对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特点和方式的分析,尤其是对体制外政治参与方式的分析,从其产生原因及其表现形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第三是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历程及其发展趋势的分析,其参与历程大致经历了体制外的徘徊、无序有限参与向有序参与发展和有序扩大这三大阶段；第四是对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中出现的困境及其原因的分析。第三章是对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路径选择分析,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入手,选择从制度建设、文化建设、组织建设和自身建设几个角度出发,就如何规范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
杜绍婷[4]2018年在《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我国私营经济经历了从消弭到蓬勃,是源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关政策的扶持。随着改革开放国经济快速发展,私营经济逐渐发展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私营企业主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影响到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社会地位提高,私营企业主积极寻求参政议政的渠道,通过多种方式渐进的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在政治生活中表达自己的诉求。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有两方面益处:一方面,私营企业主对于国家政权不是否定者而是支持者;另一方面,当前的私营企业主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并不具有破坏力量,反而是国家政权巩固的积极力量。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逐渐成为实现现代民主之路的途径之一,同时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志。在我国,私营企业主参政议政仍有众多问题亟待解决,私营企业主阶层自身素质不高、参政水平不高、参政目的不明确等等,这都需要国家政策对其加以规范引导,政府通过制度规范与法律保障私营企业政治参与的同时,也对私营企业主阶层进行管理,从而更好地促进私营企业主阶层为国家服务,政府通过制定科学的政治参与策略、构建高效的政治参与渠道、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来保障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从而促进政府决策更加科学、民主。国内外已有众多专家学者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问题展开研究,学者们对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动机、参与渠道以及不同时代背景下参与意识的变化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富有启示意义的探讨。本文针对的是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研究。通过研究梳理能够及早发现现阶段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矛盾,从而寻找恰当的方式化解,正确引导、规范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让其有效表达政治、经济方面诉求。通过深入浅出研究梳理得出的结论,能够对我国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进程、政府执政策略以及政治民主化进程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刘妙妙[5]2008年在《现阶段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研究》文中认为政治参与是政治学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直为西方学者们关注。从古希腊的城邦政治到现代的民主宪政,从人类最初的氏族直接民主到现代社会完善的代议制民主,公民政治参与的思想源远流长,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博大精深,亚里士多德、卢梭、杰弗逊、托克维尔等众多思想家对政治参与理论都有深刻的论述。随着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公民政治参与的水平和程度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尺。在我国,随着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和公民权利意识、参与意识的增强,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呈现出良好势头,社会公众普遍表现出了关心政治、参与政治的热情。中共十六大提出把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作为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方式。私营企业主是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生事物。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强大和社会影响力的提升,他们越来越多地把目光投向了社会政治领域,要求以特有的方式表达本群体的政治诉求。中共十六大以来,充分肯定了私营企业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地位,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空前高涨,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已成为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的一股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从我国社会宏观角度考察,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有利于推动政治文明和法制建设的进程,有利于推动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扩大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肯定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目前我国私营企业主在制度化参与过程中存在着参与目标水平不高、组织化程度较低、对政府决策影响力不足等问题,在非制度化参与过程中也有不和谐的表现时有出现。这些问题与不足将促使我们去分析现阶段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现状,找出存在的问题,探寻一条既能吸引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又能对其进行教育和引导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本文将从拓宽政治参与渠道,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净化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社会环境、建立参与型政治文化,引导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健康有序发展三个角度提出对策,寻求能够推动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良性发展的可行性方案。
朱益飞[6]2015年在《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研究》文中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十八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改革开放以来,私营经济发展迅猛,私营企业主阶层不断壮大,他们的政治需求也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日趋强烈。因此,应重视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热情和需求。十八大报告提出,应当“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鼓励和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大贡献”。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这是摆在中共面前的重要而紧迫的课题。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人民”的一部分,在中共构建的政治体系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参与,在新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新中国初期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是人们思考和审视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行为的历史起点。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理论为基础,立足新中国初期国际国内社会现实环境,在广泛收集、整理、归纳和分析研究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有关文献资料基础上,运用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理论渊源、发展脉络、基本内涵、参与实践、历史启示及其对当代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价值进行了全面论述。本文深入阐述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和民族资产阶级相互之间正向政治认同生成的基本历程,从政治学研究视野论述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动力和基本模式,全面系统回顾了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在诸领域的政治参与实践,并对参与实践的意义和不足进行了辩证分析,提炼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历史经验。通过对当代私营经济、私营企业主阶层与新中国初期私营资本、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异同对比,在对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历史经验总结基础上,提出了发展和完善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基本路径。全文除绪论、结语外,共分六章。第一章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理论探讨。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形成的历史背景,探讨了民族资产阶级形成的过程,指出了工商业者、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以及部分政党成员是这个阶级的群众基础,软弱性、革命性是其基本特点。狭义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采用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剥削工人阶级剩余价值且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阶级。狭义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具有一定知识水准、经营能力、技术水平的实业资本家。广义的民族资产阶级除了狭义民族资产阶级所指范畴之外,还包括实业资本家的外围和从属部分。主要由充当这个阶级先锋队和利益代表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所组成。本章还分析了政治参与的内涵、分类、形式以及意义,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以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政治参与理论以及统一战线理论作为理论指导。第二章民主革命时期政治认同的形成——基于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双重视角。首先探讨了政治认同及其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在负向政治认同下,政治参与容易与社会历史前进的方向、人类的理想追求背道而驰,正向政治认同下的有序政治参与对政治稳定具有积极意义。本章在中共党史一般分期基础上,探讨了中共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时期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认同,同时对民主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共政治认同的嬗变历程进行分析。总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认同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在主客观条件影响下,新中国初期二者最终建立了相互之间的正向政治认同。第三章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一般分析。从政治生态学角度分析了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环境,具体包括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以及国际生态,进而深化对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实践的理解。人民政协、人大以及工商联是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主要平台,论述了三大主要平台的基本构成、运行机制和政治参与中的基本效能。从政治学视野研究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动力：民主信念、利益驱动、政党支持、政治分配以及政治情感。本章认为,政治选举、政治决策、体系介入、政治接触以及政治运动构成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基本途径,通过对政治参与动力和途径的分析,建立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研究的基本框架。第四章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实践。在筹建新中国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响应中共号召北上参政,积极筹备新政协并参加政协全体会议,见证并参与了若干建国程序。参与经济建设的决策与协商,动员并购买胜利公债,推动新中国企业发展,参与建立劳资协商会议制度。在土地改革中,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调研,推动制定并贯彻土地改革法。“五反”运动中民族资产阶级发表看法,拥护“五反”运动,积极号召工商界参与“五反”运动、坦白和检举不法行为。参与抗美援朝重大决策,赞成中共出兵朝鲜的建议,广泛开展爱国宣传和动员,开展捐献行动并赴朝鲜慰问,投身爱国增产运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过程中,他们认同过渡时期总路线及五四宪法,表达民族资产阶级利益诉求,为改造献言献策。在国际事务中,民族资产阶级通过经济外交助推政府外交,活跃于国际政治舞台。第五章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评析。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政治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理论,促进了新中国初期政治稳定,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先河。经济上,支持建立了国营经济,促进了私营资本发展。社会意义方面,安抚了工商业者情绪,促进新中国初期社会整合。但是,政治参与在制度方面存在不足,民族资产阶级存在或“左”或“右”参政倾向,精英式政治参与淡化了大众政治参与,而且被动政治参与倾向明显。中共方面对民族资产阶级参政一度存在“左”的错误认识,没有能够有效推进制度化政治参与。本章总结了政治参与的基本经验,即：坚持中共政治领导是基本前提,正确认识和看待私人资本主义问题是保障,切实维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是关键,加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核心,民族资产阶级参政素质的不断提升是内在动力。第六章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当代价值。讨论了新时期以来私营经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并将他们与新中国初期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民族资产阶级的异同进行对比,指出新时期私营企业主的生存环境和自身特征与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环境和特征相比已经发生变化,但新中国初期的一些基本经验对今天仍有参考价值。本章对当代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历程进行了梳理,概括了政治参与的模式,指出当前私营企业政治参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总结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本章指出发展和完善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方向,促进政治参与渐进有序有度发展,加强参与型政治文化建设,促进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综合素质的提升,推进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法制化进程,完善和优化政治参与渠道。
王瑜[7]2013年在《社会转型期私营企业主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风险研究》文中指出社会转型期，私营企业主的利益诉求已处于旺盛的爆发阶段，他们已经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反映自己的意见建议，表达自己对物质利益的诉求和对政治权利的渴望，并且这种表达不管是数量上，还是在程度上，也无论是在强度上，还是广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这种状况与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的阶段性特征交织在一起，使得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行为变得更加不好把握和预测，很容易引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风险。私营企业主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重要的统战对象，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主走上国家政治舞台，成为我国现代政治生活中令人瞩目的新现象。本文立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视角，突破了以往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研究“大而统”的框架，创新性地将风险这一理念运用于私营企业主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领域，并结合时代大背景，探索社会转型时期私营企业主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风险问题。在本文的逻辑结构中，首先对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风险的各个概念作出解释，阐述私营企业主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风险研究的理论基础，同时划分了私营企业主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风险的类型，对其实质和特征进行阐述，接着从宏观的外部大环境、中观的实践操作环节与微观的私营企业主自身素质素养三大方面具体分析了社会转型期私营企业主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风险的发生机理，同时总结了私营企业主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风险可能释放的正效应与明显存在的负效应，最后与其发生机理相对应，从三个角度提出对私营企业主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风险的应对策略。本文认为，私营企业主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风险的产生并非出于偶然性，它是时代背景与私营企业主阶层自身相结合的必然产物，是在政治系统民主化程度不高与社会利益格局重组的新形势下私营企业主由于参与动机的狭隘以及政治素质与文化水平的相对落后，在政治参与过程中所必然表现出的不理性与情绪化行为。私营企业主容易采取极端的手段，通过不正规的参与渠道，不遵守正式的参与规则，进而诉诸于非制度化方式实现政治参与而引发的风险。私营企业主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风险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客观风险利益理论、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凯恩斯主义的主观风险利益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风险利益理论为研究依据，从私营企业主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心理状态、风险引爆方式、风险表现形式与风险危害程度四个方面进行类型划分，进而揭示出私营企业主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风险实质上是对利益的一种特殊关注、对秩序的一种特殊挑战、对结果的一种特殊博弈，并且总结了它的四大特征，即物质利益性、冲突对抗性、可控可测性和综合复杂性。从发生机理上分析，社会转型引发的一系列阶层分化、利益冲突和思想激荡等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掣肘以及开放背景下国际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冲击是私营企业主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风险产生的大环境，同时政治参与资格确认不科学、信息不对称、渠道不畅通、效能不突出等实践操作环节是其产生的客观因素，再加上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动机不纯、技能欠缺、素养不足、心态失衡、认知不高等自身因素，导致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风险发生的必然性。私营企业主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风险是把双刃剑，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它存在着渠道阻塞、道德风险、路径依赖、溢出效应、阶层撕裂等明显的负效应，但是通过有效引导，私营企业主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风险也有可能释放诸如宣泄功能、认同效应、指向意义、强化作用和警示效用等正效应。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进程，重视政治参与风险并不意味着将市场行为泛政治化，关键在于学会运用制度规则趋利避害，使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行为和经济活动处于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在社会转型利益重构关键时期，党和政府必须对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加以合理引导：第一，从改善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外部大环境入手，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净化社会风气并积极倡导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第二，从改进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实践的操作环节入手，对私营企业主公开政治参与资格，透明政治参与的信息，拓宽政治参与渠道，规范政治参与过程，完善政治参与环节且提升政治参与效能。第三，从完善私营企业主阶层自身的素质素养入手风险，端正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动机，增强政治参与技能，提高政治参与素养，引导政治参与心态，培育政治参与认知。通过这些举措把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控制在现有制度许可和容纳范围之内，切实将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风险降低到最小程度。
刘玮[8]2010年在《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探析》文中指出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大力推进,在国家政策的鼓励和引导支持下,私营经济已经成为迅猛发展为国家经济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私营企业主成为一个迅速崛起并日益扩大的社会阶层,凭借他们经济上的强大实力以及不断提高的自身素质,他们在政治参与中的影响越来越深远,这必然会对我国社会、政治、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研究他们的政治参与有利于我国政治和经济的和谐发展。国家宪法和不断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该阶层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为其提供了现实依据,而日益增长的文化素质也为他们提供了能力依据,但是,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还存在诸如政治参与目的层次低、参与行为方式单一、参与无序、参与不足或是参与过度等问题。为了更好的对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进行更好的规范和引导,应当充分把握他们的政治参与现状,对参与动机、途径、方式及社会效应等方面做深入的探析,以便及时提出对策,使得他们的政治参与更有利于我国政治和经济的和谐稳定发展。
何轩, 马骏[9]2016年在《执政党对私营企业的统合策略及其效应分析:基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文中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呈现政党国家与社会渐次分离的状况,集中体现在执政党权力范围的收缩和以私营企业为代表的社会新兴力量的成长与集聚。首先,本文通过理论阐述和案例分析发现,执政党与私营企业之间并非单向的吸纳与嵌入,更多表现为一种相互融入的共生关系。其次,基于对第九次全国私营企业家调查数据的分析进一步发现,在所辖企业中设立了党组织且自身具有党员身份的私营企业主对于执政党相关政策的认可度更高,同时也更加偏好生产性活动和长期导向活动的投入。结论表明,中国共产党通过自下而上的政治吸纳型和自上而下的组织嵌入型统合这两种分散政治压力的有效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私营企业的分类控制,在巩固执政合法性的同时,成功引导私营企业承担社会功能。
陶甲[10]2013年在《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政治参与问题是21世纪初中国政治发展中面临的重大课题。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界催生了一个新的独立团体——私营企业主阶层。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各界开始普遍关注新形势下的政治。中国私营企业主已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群体，成为中国新社会阶层逐渐发展的重要力量。经济实力的日益增长，促使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意识越来越强烈，并且广泛地参与到政治领域，影响政治系统的决策。尤其是2012年以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开展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对私营企业主阶层带来巨大影响。如何更好地使其为社会主义发展创造更大价值，是我们探讨的主要内容。通过对现阶段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现状的调查研究发现，当下私营企业主阶层并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政治参与的目的往往是名分，即获得国家的认可，也可以是通过获得一定的政治资本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学术上,目前中国理论界对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广度或深度，都存在研究不足问题，理论落后实际。针对如何培育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机制这一现象，还没有形成较为成熟、实践性较强的理论体系。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研究的更深层次领域还有更大的探索空间。本文运用政治学、社会学相关理论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问题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同时对于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以及如何完善参与机制进行的实地调查研究，拓展了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问题的新视角。研究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能够进一步发展私营经济的深层次问题。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社会主义条件下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问题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加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完善社会学关于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理论，同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
参考文献：
[1].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研究[D]. 张欢欢. 大连理工大学. 2007
[2]. 秩序、吸纳与权力重构[D]. 国晓光. 吉林大学. 2016
[3]. 社会转型期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有序政治参与研究[D]. 刘冬梅. 陕西师范大学. 2014
[4]. 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问题研究[D]. 杜绍婷. 电子科技大学. 2018
[5]. 现阶段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研究[D]. 刘妙妙.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6]. 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研究[D]. 朱益飞. 扬州大学. 2015
[7]. 社会转型期私营企业主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风险研究[D]. 王瑜. 浙江财经大学. 2013
[8]. 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探析[D]. 刘玮. 西北大学. 2010
[9]. 执政党对私营企业的统合策略及其效应分析:基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 何轩, 马骏. 社会. 2016
[10]. 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问题研究[D]. 陶甲. 曲阜师范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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