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调控日趋完善“九五”经济续写辉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税收论文,续写论文,辉煌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九五”时期，我国税收调控实现了扩大税收总量同优化税收收入结构的有机结合
“九五”时期，我国税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突出地表现为税收总量的大幅度增长。我国1999年税收收入突破了万亿大关，达到10312亿元，预计2000年税收收入将达到创记录的12000亿元以上。“九五”期间的税收收入额是“八五”期间税收收入额的2.2倍，年增加税收1200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5%左右。税收收入的迅速增长，无疑扭转了改革开放以来，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下滑的趋势。从1996年到1999年的四年间，税收占GDP的比重提高了2.4个百分点，这表明税收与GDP的关系已渐趋稳定。
“九五”期间，税收对经济调控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更加注重税收收入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首先表现为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力度，不断增加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收贡献率，发挥了有效的调控作用。
其次，协调和平衡了地区间的收入格局。“九五”期间，为配合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税收通过税式支出等的方式，对于西部地区收入水平低，但税收负担相对重于东南沿海地区的收入格局进行了程度不同的调节。
再次，为培育新税源，改变传统产业下税收收入来源渠道单一、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税负不合理的局面，“九五”期间，税收加强了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扶持力度。今年国家出台了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即对纳入全国试点范围的非营利性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再担保机构，可由地方政府确定，对其从事担保业务收入，3年内免征营业税。
二、“九五”时期，我国税收调控实现了刺激投资需求与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启动消费的有机结合
“九五”期间，为了启动投资需求，贯彻国家产业政策，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投资需求的税收政策。主要表现在，通过税种的减征、停征和投资抵免等多种政策手段，加大了投资领域的宏观调控力度。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前我国税制中因存在着限制投资因素对经济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并为下一步更加市场化的税制改革赢得了时间。此外，为启动我国房地产市场，从1999年8月1日起，对涉及房地产的营业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等给予一定减免，这对于激活房地产业，引导居民消费具有重大意义。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还出台了《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暂行办法》，规定凡在我国境内投资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企业，其项目所需国产设备投资的40%可以从企业技术改造项目设备购置当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这项政策对于引导企业投资方向，贯彻国家产业政策起到了积极作用。
然而，投资仅仅是生产的开始，只有加大相应的消费规模，我国的经济才能真正步入良性循环。为此，政府在“九五”期间采取了一系列调整居民收入分配政策，以刺激消费，为投资再添“一把柴”。这其中对消费与投资影响最为显著的调控措施当属1999年11月我国恢复对居民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据资料统计，自1999年下半年以来，出现了居民储蓄存款增幅明显下降的趋势。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从1999年底的11.64%降至今年6月的6.2%。在居民储蓄存款下降的同时，今年上半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1%，与上年同期增长6.8%相比，增幅高出3.3个百分点。征收利息税对于促进民间投资，改善投资结构，形成符合市场原则的投资增长机制具有积极的影响。
三、“九五”时期，我国税收调控政策实现了积极与稳健的有机结合
自1998年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税收调控作用日益突出，力度也在不断加大。但在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采取了稳健的策略，避免了因操之过急可能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为了刺激企业的投资需求，消除现行税制中对投资的不利影响，中央政府对于1991年旨在控制投资规模、引导投资方向的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采取了两个步骤的调整：第一步，在1999年下半年对该税实行按照现行税率减半征税的政策措施；第二步，则是在2000年1月1日暂停征收此税。这两步调整有效地避免了立即停征该税可能造成的地方财力下降过快，财力分配困难对经济所产生的波动。
“九五”期间，税收决策部门首先对于一些矛盾比较突出，同时又是国家急需发展的领域，采取了某些过渡性政策措施。例如，对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计算机软件产品，可按法定17%的税率征收后，对实际税负超过6%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以达到缓解因生产型增值税造成的重复课征问题。
消费税所设置的11个征税税目，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一些消费品已明显为大众消费品，对其征税明显不利于促进消费，且是导致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尽管消费税的整体调整与改革势在必行，但近年来，税收决策部门根据经济的变化，对于消费税税目中个别消费品税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
四、“九五”时期，我国税收调控实现了刺激内需与加快外贸出口的有机结合
“九五”期间，我国针对拉动内需出台了一系列的税收调控措施。其中，为激活我国房地产业出台了有关涉及房地产的营业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等给予一定减免的税收优惠政策，从而盘活了因大量空置房屋而沉淀的资金，拉动了国内房地产需求。近年来，住房建设每年拉动GDP增长1.5～2个百分点。对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停征，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间投资。而对居民储蓄存款利息恢复征税，则及时、有效地将居民手中的剩余资金引导到了投资、消费领域。
在此期间，我国税收在对拉动内需进行有效调控的同时，调整了出口退税税率，千方百计地加快我国外贸出口。针对1997年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给我国造成的外贸出口持续下滑的严重局面，1998年10月，国家开始调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并且在1999年1月和7月，又两次调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使出口商品的综合退税率达到了15%以上，提高了5个百分点。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我国外贸出口持续下滑的局面得到了有效的扼制，大大提升了我国外贸出口的增长速度。今年前8个月，外贸进出口总额已达到301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6.7%，其中出口1593亿美元，增长34.6%。
五、“九五”时期，我国税收调控实现了适度减税与适度增税的有机结合
“九五”期间，我国经济所面临的通货紧缩问题是由于多种深层次的原因造成的，因此，扭转这种局面是不能在短期内毕其功于一役的。解决问题的手段也必须是多方面的调控措施综合并举，协调配套。“九五”时期，我们准确地理解了税收调控作用的范围及其局限性，在指定政策时将所采取的减税措施与增税措施严格地限定在适当的范围内，避免产生因减税减少了财政收入不利于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增税增强了政府支出但又抑制了民间投资与扩大消费的情况发生。本着减税并不意味着减收的结构性调整原则。在‘九五”期间灵活运用税收经济杠杆刺激经济的同时，不仅没有引起税收总量的下滑，反而使其持续上升，有力地保证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和经济的快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