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大学生心理精准帮扶模型建构
——基于社会支持和情绪调节的链式中介效应
周 莹
(临沂大学 教育学院，山东 临沂 276000)
[摘要] 在精准扶贫攻坚阶段，心理扶贫亦须精准。贫困大学生帮扶工作不能单纯以经济资助代替帮扶的整体范畴，也要在帮扶工作中充分考虑贫困生群体的心理特征。本研究在参考了权威问卷并结合专家和贫困生访谈后，编制了符合当下贫困生群体特征的生活应激事件量表；将外源性的社会支持系统和激发贫困生内在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结合，建构心理精准帮扶的内外源链式中介研究模型。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精准预防-精准识别-精准建构-精准干预”的方案，帮助贫困生心理脱贫。
[关键词] 贫困生；心理扶贫；生活应激；社会支持；情绪调节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回顾
贫困大学生帮扶是我国精准扶贫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据教育部统计资料显示，2017年全国重点高校共录取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10万人，较2016年增长9.3%[注]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2017年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再增长9.3%》，2017年8月28日。 ，作为高校中数量较大、不容忽视的特殊群体，贫困生因物质贫困和资源匮乏饱受经济问题困扰。自1999年6月国家多部门印发《关于国家助学贷款的管理规定(试行)》(国办发〔1999〕58号)以来，通过一系列资助政策对贫困生的帮扶力度和效果逐年增强。然而，同普通大学生相比，贫困生除了经济上的困难，还存在自卑、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注] 王静、孙婧：《高校大学生“精准扶贫”实践路径探析》，《高教学刊》2016年第16期。 。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在精准扶贫战略的攻坚阶段，心理精准帮扶才能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注] 傅安国、黄希庭：《开展心理精准扶贫 破解世代贫困难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3月5日;谢治菊、李小勇：《认知科学与贫困治理》，《探索》2017年第6期。 。然而，现阶段的帮扶工作多是“输血式”的资金救助，如何做到助人自助，形成“造血式”的多元化干预路径是一个重要议题。
当前，诸多关于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研究结论不一。有研究表明，95%的贫困生认为国家助学贷款等经济方面的资助帮助他们缓解了经济压力、激发了学习动力[注] 张梅、孙冬青、辛自强等：《我国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变迁的横断历史研究：1998—2015》，《心理发展与教育》2018年第5期。 。然而，也有研究显示，相对于普通大学生，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大学生，尤其是被认定为贫困生的大学生，其心理健康水平明显低于非困生[注] 程刚、张大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抑郁情绪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心理与行为研究》2018年第2期；张吉庆、涂叶满：《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追踪观察》，《中国学校卫生》2015年第11期。 。贫困大学生心理问题主要表现在精神病性、人际关系敏感、焦虑、敌对因子等[注] 梁雅丽、姚应水、石玮等：《贫困大学新生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的关系》，《中国学校卫生》2013年第6期。 ，其中抑郁是一种典型表现，也是贫困生心理健康较差的重要表征之一[注] Dixon, S. K.et al, “Depression and College Stress among University Undergraduates: Do Mattering and Self-esteem Make a Difference?”, in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 , Vol.49(2008), pp.412-424.。据此，本研究选取抑郁这一突出心理问题作为因变量。影响贫困生抑郁心理的因素有哪些？国内外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就该问题展开了研究。
3) 更新:经过分裂步骤产生子集的某些整体特征可能与原始数据并不一致，为了保持数控机床热误差数据的这些整体特征，需要一个更新的过程。将更新过程用算子U来代替，其过程为：
抑郁的产生与发展受到个体内外各种因素影响，其中大量研究结果指出，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历的社会生活情景和重要事件的累积，会增加个体的抑郁易感性[注] Kendler K.S.et al, “The Interrelationship of Neuroticism, Sex, and Stressful Life Events in the Prediction of Episodes of Major Depression”, in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 Vol.161(2004), pp.631-636; Kessler RC., “The Effects of Stressful Life Events on Depression”, i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 Vol.48(1997), pp.191-214.。并且，同单一危机事件或转折性生活事件相比，这些日常生活应激事件(Life Stress Events)长期累积形成的叠加效应对个体的身心发展危害更大[注] Kanner, A.D.et al, “Comparison of Two Modes of Stress Measurement: Daily Hassles and Uplifts versus Major Life Events”, in 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ine , Vol.4(1981), pp.1-39.。目前，国内对致贫生活应激事件的研究除了以往较多关注的经济负担和资源匮乏外，近些年也显示出诸多复杂应激条件，主要涉及个体、人际、环境三个层面：个体层面主要包含自身能力、“贫困生”标签化[注] 徐璐璐、吴佩佩、贺雯：《贫困大学生元刻板印象威胁对群际关系的影响：群际焦虑的中介和自尊的调节作用》，《心理发展与教育》2018年第4期。 、家庭代际传递的贫困文化等；人际层面涉及城乡差异、阶层固化、文化疏离感，以致形成封闭又难以逾越的文化圈[注] 叶宝娟：《文化疏离感对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和文化智力的调节作用》，《心理科学》2017年第1期。 ；环境层面主要是学校、制度方面，比如贫困生资格认定中隐私信息过分透明导致 “歧视知觉”增加，甚至部分大学生放弃申请学校的各种补助[注] 谢其利、宛蓉、张睿等：《歧视知觉与农村贫困大学生孤独感：核心自我评价、朋友支持的中介作用》，《心理发展与教育》2016年第5期。 。
国外研究经历了从物质资本到人力资本、从注重外部因素到聚焦个体内在机制的研究脉络。20世纪50年代，从英国学者罗森斯坦·罗丹和美国的罗斯托为代表的单纯强调物资匮乏导致的贫困，到60年代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主张教育为阻断贫困产生的作用，再到阿玛蒂亚·森于2003年提出，人的能力及全方位素养的缺失是导致贫困的主要诱因。这些观点虽然各有价值，但也存在以下几个问题：观点较为片面，缺乏立体生态环境下致贫归因的审视；现有研究缺乏有效的测量工具，数据掌握不全面；帮扶手段碎片化、短视化现象严重。因此，针对高校贫困生生活应激事件的精准量化识别，以及这些事件对高校贫困生身心发展产生的具体影响，正是下一步心理精准扶贫首先需要回答的源头性问题。生活应激事件如何影响贫困生抑郁心理？中介分析可以揭示自变量(生活应激事件)“怎样”对因变量(抑郁)起作用[注] 温忠麟、叶宝娟：《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方法：竞争还是替补》，《心理学报》2014年第5期。 。所以，应探讨生活应激影响贫困生抑郁心理的中介机制。
应激的压力缓冲模型(Stress Buffering Model)[注] Lazarus, R.et al, “Stress, Appraisal and Coping”,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指出，即使面对同样的事件或相同强度的压力，个体会因环境或个人认知因素的不同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而这些应激源与应激反应之间的中介因素发挥了积极或消极的作用[注] Cohen, S.et al,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Stress and Disorder”, in R .W .J .Neufeld (Ed.), Advances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Psychological Stress, 1988, pp.235-283.。能够缓解负面应激反应(如抑郁)的中介变量称为保护性变量(Protective factor)，相反，引起问题行为或加重负面应激反应的是威胁性变量(Risk factor)[注] Rutter, M, “Psychosocial Resilience and Protective Mechanism”, in J .Rolf .A .Masten .et al (Eds.),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pathology,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81-214.。Gerdes将保护性变量分为内源性的个人因素和外源性的社会因素[注] Gerdes. H.et al, “Emotional, Social, and Academic Adjust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Retention”, in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 Vol.72(1994), pp.281-288.。具体到以往心理精准帮扶模型的研究中，多是单一保护性变量，即要么是外源性的家庭、学校、社会系统，要么是内生性的个人认知、应对方式、情绪等因素。但序列性的中介变量，特别是结合外源性-内生性系统的序列模型建构不足。从外源性的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 System, 以下简称SSS)视角看，黄希庭以世代贫困(Intergenerational Poverty)为线索，首次提出“心理精准扶贫”[注] 傅安国、黄希庭：《开展心理精准扶贫 破解世代贫困难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3月5日。 。徐海燕从社会支持视角，提出开展具有区域民族特色的精准心理扶贫研究[注] 徐海燕：《社会支持视角下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精准心理扶贫研究》，《科教导刊》2016年第6期。 。从内生性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以下简称CERS)视角看，CERS对由于负性生活事件导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社交焦虑、抑郁等有重要的缓解作用[注] 参见伍新春、周宵、刘淋淋等：《青少年的感恩对创伤后成长的影响：社会支持与主动反刍的中介作用》，《心理科学》2014年第5期；曾嘉鸿、陆爱桃、郭熠阳等：《高校贫困生的社会支持和社交焦虑的关系: 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心理研究》2017年第2期；杨慧芳、熊俊霞、董潮恩：《大学生情绪调节方式在社会支持与抑郁间的中介作用》，《中国学校卫生》2017年第8期。 。从以上研究成果观察，将SSS和CERS做序列中介进行定量研究的文献较少。并且，由于社会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时期和大学管理体制的差异性，国外文献中现有的路径模型能否直接运用还有待商榷。
本研究通过单因素方差检验ANOVA对625名贫困生进行多组样本间差异显著性分析，所得结果见表2。生活应激方面呈现显著性差异(t =11.565,p <.001)，大四学生的生活应激水平最高，大二和大三的学生比大一的学生应激水平高。抑郁方面总体水平上呈现年级间的显著性差异(t =8.379,p <.001)，大一年级学生抑郁水平最低。SSS和CERS方面，总体水平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SSS的信息支持维度(t =3.417,p <.05)呈现年级间的显著性差异，即大一和大三的学生获得的信息支持高于大二和大四的学生。CERS的积极重新关注(t =3.860,p <.01)和积极重新评价(t =3.267,p <.05)呈现显著性差异，其中大一和大三的学生更多地使用积极重新关注和评价这两种情绪调节策略。
综上所述，以往心理精准扶贫的整个过程，缺乏贫困大学生心理动态的数据信息化管理手段，仅仅对贫困生家庭收入、消费能力等信息做建档立卡，而对每位贫困生的具体致贫原因、心理问题程度和正在接受的帮扶手段、效果却难以客观考量和追踪调研。这将直接导致贫困生易遭受“心理返贫”和“物质返贫”的双重打击。综上，本研究建立了如图1所示的假设模型，并提出两个假设：
假设1：生活应激事件对高校贫困生抑郁有正向预测作用；
假设2：在生活应激事件对高校贫困生抑郁的影响过程中，SSS和CERS充当链式中介作用。
图 1拟检验的假设模型 M1
二、数据测量
(一)调查对象与测量工具
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进行SSS和CERS链式中介效应的检验。采用Amos23.0建模与分析。
本研究为了确定自变量(生活应激事件)和中介变量(SSS)对因变量(抑郁)的预测作用，采用Baron&Kenny的因果逐步回归分析法，以抑郁为因变量，生活应激事件和SSS为预测变量进行多元层次回归分析。结果(表4)发现，第一阶段生活应激事件(自变量)显著负向预测SSS(B =-.267,p <.001)；第二阶段生活应激事件(自变量)显著正向预测抑郁(B =.580,p <.001)；第三阶段加入SSS(中介变量)后，生活应激事件对抑郁的直接效应减弱(B =.501,p <.001)，SSS显著负向预测抑郁(B =-.295,p <.001)。
本研究参考了国内外普通大学生和贫困大学生生活应激事件的相关量表和文献，从压力源出发编制贫困大学生可能遭遇的生活应激题项并进行无记名问卷调查。生活应激事件量表共50题，分为以下8个维度：价值观、朋友关系、经济状况、师生关系、家庭、恋爱、职业规划、学业状况，每个维度包含4—8题。问卷设计基于5点Likert量表形式进行计分，得分越多表明生活应激程度越高。经检验，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922，KMO值为0.898>0.8，Bartlett球形检验sig值为0.000<0.05，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在传统教学中，教师在备课时更多的考虑是怎怎样才能讲的到位，怎样才能让学生听明白听得懂。而合作学习的理论认为，教师备课时应该更多的考虑如何使学生更加主动的积极的参与学习，使学生学得更多更好。合作学习的实践成果是由学习目标和学习内容的特点决定的。所以，教师精心选择适用于合作学习的学习内容就显得尤为重要。要使合作学习进行得有价值有成果，教师首先就应该要吃透教材，在深入理解教材的基础上制定出具体的、适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结构的学习内容和学习任务。
《巴斯蒂安钢琴基础教程》（Bastien Piano Basics）是我国引进的第一套由钢琴基础、乐理、技巧、演奏等分册构成的全套钢琴教程。这套多级多册、彩色印刷、排版新颖并配有卡通形象和插图，同时培养学生全面能力的教材，与以往的钢琴教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采用皮尔逊对生活应激与抑郁、SSS、CERS进行相关分析(表略)。生活应激总体同抑郁总体呈现显著正相关(r =.58，p <.001)，和CERS总体呈显著负相关(r =-.18,p <.001)，和SSS总体呈现显著负相关(r =-.27,p <.001)。抑郁同SSS总体呈显著负相关且相关程度较高(r =-.43,p <.001)，抑郁同CERS总体呈显著负相关(r =-.38,p <.001)。SSS和CERS总体呈现较高的显著正相关(r =.72,p <.001)。
及时进行司法确认，为调解提供法治保障。调解协议效力的司法确认是当前诉调衔接机制中的关键环节，也是“枫桥经验”实践纳入法治轨道的必然要求。全市法院着力规范和细化司法确认程序，采取各种措施引导和保障当事人及时向法院申请对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以增强调解协议的权威性和强制力。司法确认工作既给选择非诉途径化解矛盾的当事人吃了定心丸、为民间调解协议加了安全锁，也为基层矛盾的自我化解构筑了法治保障。
采用朴智元根据Cobb和Wills对社会支持的分类编制的社会支持量表(Social Support Scale)，该量表共25道5级Likert题项，分为情感支持(共11项)和信息支持(共9项)两个维度，得分越多表明获得的社会支持程度越高。本量表先由教育心理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翻译成中文，然后交由留韩教育学博士再翻译成韩文，并由教育学专业教授进行进一步修改和调整。经检验，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939，KMO值为0.962>0.8，Bartlett球形检验sig值为0.000<0.05，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3. 认知情绪调节策略量表(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Questionnaire)
采用由Garnefski等人编制的自我评估问卷，国内研究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应用最为广泛的有朱熊兆的中文修订版且信度良好。问卷由积极重新关注、积极重新评价、理性分析、积极重新计划、接受5种适应性策略，以及责难自己、灾难化、责难他人、沉思4种非适应性策略共9个量表组成。由于本文致力于探寻缓解贫困大学生抑郁情绪的模型，因此选取积极重新关注(4项)、积极重新评价(4项)、理性分析(4项)、积极重新计划(4项)、接受(4项)5种适应性策略，采用1(从不)—5(总是)5级Likert题项。CERS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1，5个分量表的α系数为0.48—0.91，全量表的重测信度0.906，5个分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591—0.790。
4. 流调用抑郁量表(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Depression)
分子对接技术筛选黑沙蒿中黄酮类化合物的PPAR-γ激动活性成分 ………………………………………… 肖 音等（1）： 58
本研究使用SPSS18.0及AMOS23.0软件对数据资料进行管理与分析。首先，修订生活应激事件问卷。在正式问卷形成之前，通过前期相关量表收集、专家咨询和贫困生访谈，确定贫困生背后潜隐的生活应激因素，作为修订初始量表的参考资料。并咨询3—5位专家对量表的问题项进行修改和完善，对约200名贫困生进行小范围施测，征集被试对问卷的反馈和修改意见。其次，对贫困大学生生活应激量表和社会支持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信度效度检验。第三，使用SPSS软件就抑郁影响因素的分布特点进行独立样本t 检验、变量间Pearson相关分析和中介变量逐步检验分析。最后，使用AMOS进行链式中介检验和模型拟合度检验。
(二)研究程序与分析工具
在征得调查学校领导及相关工作人员的同意后，研究团队以学校为单位展开调查。主试由受过教育学或心理学专业训练的人员担任，将统一标准化指导语和量表填答方式向被试做详细介绍，被试自填。同时在指导语中强调对被试的隐私保护及调查结果的完全保密，要求被试依据自身实际状况如实填答，完成后当场收回问卷。问卷填答时间约为25分钟。
鄱阳湖区圩堤管理单位与堤防管理人员在以往的堤防管理工作中，特别是在在历次的抗洪抢险工作中，在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下，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为防洪减灾、为当地的工农业生产和购买经济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重要圩堤管理单位基本分为县、乡管理模式。如廿四联圩长90km，由新建县廿四联圩管理局管理，属事业单位，管理员6人，年均投入维护资金10万元。这种管理性质的差异体现在管理工作中的结果是职能不清，责任不明，有事无人管，经费无保证。
CES-D是评定个体抑郁状态的问卷，主要判定过去一周时间内抑郁症状或感觉出现的频率。CES-D共20题，其中4个为反向计分，每个条目分为1—3级评分。本研究采用Radolff四因素结构，包含抑郁情绪、积极情绪、躯体症状、人际4个维度。全量表的重测信度0.877，4个分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441—0.854。
三、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变量间的关系
对贫困生的生活应激、抑郁、情绪调节和社会支持等变量在男女性别上进行均值比较t 检验，所得结果见表1。生活应激方面，总体看男生显著高于女生(t =3.60,p <.001)，抑郁方面，男女生群体在总体水平和两个维度上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CERS方面，男女生群体在总体水平上虽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在积极重新关注(t =-2.12,p <.001)和理性分析(t =-2.68,p <.001)两个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即女生在面对生活应激事件造成的抑郁时，比男生更善于使用积极重新关注和理性分析这两种积极情绪调节策略。SSS方面，女生不仅在总体水平上显著高于男生群体(t =-3.89,p <.001)，并且在信息支持(t =-3.40,p <.001)和情感支持(t =-3.82,p <.001)两个维度上均高于男生群体，即相对于男生，女生更多地使用社会支持手段。
表 1各变量间的性别差异
*p <.05, **p <.01，***p <.001
半夜里，妻子身上痒，由不得不伸手抓一抓。有时候，手抓痒，人没醒，一动一动却把我倒腾醒。我是一觉睡到天亮的人，半夜醒过来，好长时间睡不着。我不能跟妻子分被窝睡，更不能分床睡，只能有意无意地离开妻子远一点。妻子睡觉有一个习惯，喜欢一只胳膊搭在我身上，好像这样她睡觉才有安全感。要是搭过来的一只胳膊空下来，她会迷迷糊糊地咕哝说，你的人呢？你人哪里去了！有时候，我确实离开她远了一点，脱离开她胳膊的监控。有时候，我被她抓痒折腾醒，躺在床上睡不着觉，去卫生间小便。不管前者后者，妻子挪一挪身子紧靠我，伸开胳膊重新搭在我身上，一小会就安全地睡着了。
(二)生活应激事件、抑郁、CERS和SSS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2. 社会支持量表(Social Support Scale)
一是开放性。在企业财务处或会计师事务所等服务单位，现场设置会计学专业教学课堂，学生采用分组或者独体分散的模式进行课堂内容学习。
此外，郭凤营分析，未来蛋鸡养殖的两大主力主要是百万级大型养殖场和5～50万中等规模养殖场，并且智能化将成为养殖模式的主流，这必将伴随养殖成本的增加和管理成本的增加，养殖场向适度规模化、标准化、自动化、智能化养殖方向发展的趋势已经是不可挡。而且蛋鸡养殖也会发生从散户到专业化、从数量型到品质型、从省钱思维到溢价思维、从养殖型到经营型、从单打独斗到协同合作的转化。
表 2各变量间的年级差异
***p <.001
(三)生活应激事件、SSS和CERS对抑郁预测作用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生活应激、SSS、CERS以及抑郁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这符合进一步对SSS和CERS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的统计学要求。为进一步验证生活应激、SSS和CERS对抑郁的预测作用，以抑郁得分作为因变量，选取生活应激8个维度、SSS的2个维度和CERS的5个维度作为自变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来评估各维度对抑郁的影响，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生活应激事件变量的价值观(B =.32,p <.001)、朋友(B =.16,p <.001)、家庭(B =.17,p <.001)和恋爱(B =.12,p <.01)4个维度对抑郁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总体上生活应激事件对抑郁的影响呈显著正相关，可以解释39.8%的总体差异(F =50.428,p <.001)。CERS的积极重新关注(B =-.36,p <.001)、积极重新评价(B =-.26,p <.001)和接受(B =-.25,p <.001)3个维度对抑郁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总体上CERS对抑郁的影响呈显著负相关，可以解释27.5%的总体差异(F =46.420,p <.001)。SSS的信息支持(B =-.74,p <.001)和情感支持(B =-.30,p <.001)对抑郁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总体上社会支持变量对抑郁的影响呈显著负相关，可以解释30.1%的总体差异(F =132.136,p <.001)。
表 3生活应激事件、 SSS和 CERS对抑郁预测作用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四)社会支持系统和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效应检验
1. 生活应激事件量表(Life Stress Events Scale)
同样，为了确定自变量(生活应激事件)和中介变量(CERS)对因变量(抑郁)的预测作用，以抑郁为因变量，生活应激和CERS为预测变量进行多元层次回归分析。结果(表5)发现，第一阶段生活应激事件(自变量)显著负向预测CERS(B =-.180,p <.001)；第二阶段生活应激事件(自变量)显著正向预测抑郁(B =.580,p <.001)；第三阶段加入CERS(中介变量)后，生活应激事件对抑郁的直接效应减弱(B =.529,p <.001)，SSS显著负向预测抑郁(B =-.293,p <.001)。
表 4社会支持系统的中介效应检验
***p <.001
表 5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效应检验
***p <.001
(五)社会支持系统和认知情绪调节策略链式中介效应的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本研究选择国内2—3个经济较不发达的城市，对约8所高校不同年级的贫困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根据学校资助中心或学工部提供的贫困生数据库名单，进行内部招募以保护贫困生的隐私；主要筛选标准为家庭经济困难，人均月收入低于所在城市低保线的贫困生)。共发出问卷700份，回收问卷646份(回收率92.3%)，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625份(有效率96.7%)。其中男生297人(占47.5%)，女生328人(占52.5%)。被试年纪结构为大一228名(36.5%)，大二148名(23.7%)，大三140名(22.4%)，大四109名(17.4%)。
图 2修正后链式中介效应的结构方程模型 M2
本研究对SSS、CERS在生活应激事件和抑郁的中介模型进行验证，如表6所示，模型拟合指数良好(X2=206.269，df=29，p <.001，CFI=.945, RMSEA=.100)，但生活应激事件至CERS的路径(C .R .=1.79,p >.05)、SSS至抑郁(C .R .=0.28,p >.05)的路径不显著(表7)，M1模型(图1)没有得到支持。进一步验证链式中介模型M2(图2)，修正后模型拟合指数良好(X2=209.786，df=31，p <.001，CFI=.944, RMSEA=.097)。并且生活应激事件至SSS(C .R .=-7.83,p <.001)、SSS至CERS(C .R .=21.43,p <.001)、CERS至抑郁(C .R .=-5.21,p <.001)的路径显著，同时生活应激事件至抑郁的路径系数仍显著(C .R .=10.92,p <.001)，说明SSS和CERS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综上，M2模型拟合指标均达到统计测量学标准，表示接受该模型。
表 6M1中介作用模型拟合指数
表 7M1路径系数估计表
***p <.001
根据M2结果计算(表略)，首先，生活应激事件对SSS的直接效应为-.433(p <.01)，对CERS和抑郁的总效应分别为-.289(p <.01)和.818(p <.001)。生活应激事件对CERS和抑郁间接效应的路径为生活应激事件→SSS→CERS，生活应激事件→SSS→CERS→抑郁。虽然生活应激事件对CERS的直接效应不显著(B =.081,p >.05)，但生活应激事件通过SSS对其产生间接效应(B =-.370,p <.01)。其次，SSS对CERS的直接效应为.856(p <.01)，对抑郁的总效应为-.202(p <.01)。SSS对抑郁间接效应的路径为SSS→CERS→抑郁。虽然SSS对抑郁的直接效应不显著(B =.026,p >.05)，但SSS通过CERS对其产生间接效应(B =-.228,p <.01)。最后，CERS对抑郁的直接效应为-.266(p <.01)。
生活历史一片空白。没有信物，没有纪念，除了地图册中母亲的一张素描、一枚戒指和保存下来的少量照片。她只能在逐步建立的现实生活中添加未曾有过的存在，比如婚姻，以及孩子。
四、结论与讨论
以上研究表明，贫困大学生整体上比普通大学生生活应激水平要高，其中来自于职业规划方面的压力最大，之后依次为学业、价值观、家庭、经济和师生关系等。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研究中经济压力等物质性匮乏是导致贫困生心理问题的突出因素，但本研究数据显示，当今贫困生来自个体职业发展和人生规划等内在需求的压力逐渐加大。并且生活应激事件和抑郁的相关分析显示，价值观和抑郁的相关程度更高。这表明，一方面，1999年至今针对高校学生“奖、贷、助、补、减”等一系列“多元混合”的资助政策体系帮扶效果显著，有力地帮助贫困大学生缓解了经济压力[注] 李琳：《对当前高校多元化学生资助体系现状的思考》，《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6年第5期。 ；但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到，贫困生经济诉求在得到有效关切后，关于个人能力发展、职业拓展和社会融合等个人提升方面的需求正日益旺盛。
对贫困生的生活应激事件、抑郁在男女性别特征上的统计结果显示，生活应激事件总体看男生显著高于女生，其中经济状况、恋爱和职业规划3个方面也显著高于女生。但在抑郁心理方面，男女生群体在总体水平和两个维度上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和以往研究中男大学生心理健康随年代变迁改善比女大学生更为迅速的结果[注] 辛自强、张梅、何琳：《大学生心理健康变迁的横断历史研究》，《心理学报》2012年第5期。 相反。其原因分析可能为，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原国家人口和计生委)自2003年开始在11个省(区)的11个县(市)启动“关爱女孩行动” 试点工作以来，女生尤其是来自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女生在上学、就业和心理健康层面受到重视有关。相关研究也显示，女贫困生群体心理上更加敏感、易受情绪问题困扰、抑郁易感性也更强，相应问题若得到足够重视和及时干预，其情绪和心理问题的改善也必定明显[注] 国力心：《高校贫困女大学生人际交往心理问题研究》，长春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
同时，男女贫困生群体在面对生活应激事件导致的抑郁心理时，女贫困生在社会支持获得方面不仅在总体水平上显著高于男生群体，并且在信息支持和情感支持两个方面均高于男生群体，即相对于男生，女生更多地使用社会支持手段，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情绪调节方面，男女生群体在总体水平上虽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在积极重新关注和理性分析两个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女生在面对生活应激事件造成的抑郁情绪时，比男生更善于使用积极重新关注和理性分析这两种积极情绪调节策略。
本研究进行年级间差异显著性分析结果表明，大四学生的生活应激水平最高。在价值观、经济状况、家庭和职业规划方面，大四学生均高于其他年级的贫困生，学业方面大二和大四学生生活应激水平最高。同时，抑郁方面不仅总体水平上呈现年级间的显著性差异，在抑郁情绪、人际和躯体症状三方面呈现显著性差异。这些生活应激事件的年级特点也同样反映在社会支持和情绪调节方面：虽然总体水平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具体维度看，大一和大三的学生获得的信息支持高于大二和大四的学生。情绪调节的积极重新关注和积极重新评价呈现显著性差异，其中大一和大三的学生更多地使用积极重新关注和评价这两种情绪调节策略。相关研究也显示，即将毕业的大四贫困生面临的首要挑战就是就业压力，而大四学生如果在此时期既没有得到来自外源性学校和相关帮扶机构充分的就业信息和生活指导，也没有充分获得家人的情感支持，那么容易造成更严重的情绪和心理问题，由此导致的对未来的不确定感、迷茫、失落感将陡增[注] 杨静：《社会支持在贫困大学生父母养育方式与心理健康间的中介作用》，《中国学校卫生》2016年第7期。 。
研究发现，生活应激事件同抑郁变量间成正相关且相关程度较高。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注] 参见席畅、凌宇、钟明天等：《神经质在大学生应激与抑郁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6年第4期；薛朝霞、卢莉、梁执群：《贫困大学生抑郁情绪调查研究》，《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0年第7期。 。KS Kendler等人在对生活应激事件与抑郁关系的研究中也发现，在抑郁症发病前约有92%的人都经历过琐碎的、无规律的生活应激事件，表明二者之间有紧密关系[注] Kendler KS.et al, “Life Event Dimensions of Loss, Humiliation, Entrapment, and Danger in the Prediction of Onsets of Major Depression and Generalized Anxiety”, in Arch Gen Psychiatry , Vol.60(2003), pp.789-96.。而且本研究显示信息支持、积极重新评价和积极再关注情绪调节策略与抑郁水平呈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在面对生活应激事件导致的抑郁心理时，缺少相应社会支持手段和积极情绪调节策略的贫困生，更容易表现出抑郁的症状。并且，社会支持和情绪调节呈现显著正相关，这表明有更高水平社会支持手段的贫困生更倾向使用积极情绪调节策略，对应激事件进行积极重评和关注来降低抑郁水平。据此，假设1成立。
基于这种关系本研究进一步探讨生活应激事件与抑郁水平间关系，建立SSS和CERS链式中介模型探讨二者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结构方程模型显示，生活应激事件至SSS、SSS至CERS、CERS至抑郁的路径显著，SSS和CERS共同起到了链式中介作用。由此可知，在实证的角度证明了贫困生在面对生活应激事件导致的抑郁时，环境因素的SSS和个体内在因素的CERS结合，会更有利于缓解抑郁等不良情绪。这也验证了Emmons[注] Emmons RA.et al, “Emotional Conflict and Well-Being; Relation to Perceived Availability, Daily Utilization, and Observer Reports of Social Support”, i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 Vol.68(1995), pp.947-959.和King[注] King LA, “Ambivalence Over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Reading Emotions in Situations and Faces”, i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 Vol.74(1998), pp.753-762.的前期研究成果：情绪表达冲突的个体会较少的体会到来自于他人的帮助和关怀。高情绪表达的个体在社会交往中存在很大的不适应性，不仅影响其社交能力，限制的交际圈更促使其自闭情绪和更多地使用负向情绪调节，这样消极的认知会加重个体的抑郁水平[注] 叶俊杰：《领悟社会支持、实际社会支持与大学生抑郁》，《心理科学》2006年第5期。 。据此，假设2成立。
基于实证研究的链式中介模型，本研究提出“精准预防-精准识别-精准建构-精准干预”的方案，帮助贫困生“心理脱贫”：首先通过“精准预防”为高校贫困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预防方案，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供贫困生生活压力和支持手段的测评工具，同个人建档立卡信息一起，收集心理精准帮扶数据信息，动态追踪贫困生突出的心理问题，做到及早发现、及早干预。其次，“精准识别”贫困生致贫生活应激事件。从源头找寻贫困生的生活应激源，才能进一步明确“个体-人际-环境”等立体生态系统中心理问题的影响因素，认识贫困生的心理特征，有针对性地制定帮扶策略。第三，“精准建构”心理帮扶的内外机制，通过外源性的社会支持系统和内生性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为链式中介的研究模型，克服单一中介视角的片面性，建立生态系统内及生态系统间缓解贫困生心理问题的联合作用机制。精准指导贫困生学业、就业、心理等一系列核心问题，让贫困生不仅“上得了学”，还能“上的好学”。最后，“精准干预”贫困生的问题心理，通过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实施生活应激源和焦虑、抑郁等问卷，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咨询和介入，提供朋辈、老乡联络会等人际支持以及学业指导和就业岗位信息指导等社会支持系统；同时激发学生的内在动力，分阶段训练学生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使贫困生参与到积极心理共建中。综上，在具体的施策过程中，既织好外源性社会支持系统的“面”，也要激发个体内生性情绪调节策略的“点”，通过建立贫困生心理健康数据库，促进高校贫困生的物质、心理双向脱贫。
收稿日期： 2019-02-20
作者简介： 周 莹(1988—)，女，教育学博士，临沂大学教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心理学。
基金项目： 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大委托项目“习近平新时代教育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8AWTJ51)、临沂大学2018年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精准扶贫背景下山东高校贫困生心理健康影响机制研究” (项目编号：18LUBK20)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C91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45[2019]06-0168-08
(责任编辑：陆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