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与广西抗战文化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山西论文,广西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0-2987(1999)02-0098-103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化，分为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化，以武汉、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文化，以华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根据地文化，以桂林为中心的大后方文化和以北平、上海为中心的沦陷区文化。由于所处地域、社会性质的不同，以上各区域的文化就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点。广西与山西分属两个不同的抗战地域，参战的时间及抗战中的作用亦不同，由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抗战文化。又由于两地均为地方实力派，同处全民抗战的大环境中，为了各自的生存，在接纳文化人和开展抗战文化运动方面，都形成了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的宽松的抗战文化氛围，结出了丰硕的抗战文化成果，并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一、两地抗战文化背景比较
在山西，1936年5月的红军东征引起了山西政局的极大变化，阎锡山亲眼看到了这支新型军队的强大威力。在这之后，蒋介石在红军进入山西期间派来的5个师盘踞在山西不走，成为阎锡山的心腹之患，同时“九·一八”事变及“华北事变”以来，日军在归绥、包头、宁夏、阿拉善旗、额尔济旗及太原等地设立特务机关，侵略势力日益逼近山西。在这种形势下，阎锡山制定了“联共、抗日、拥蒋”的总方针。到全面抗战爆发，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阎锡山最终提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使山西在抗战初期成为全国最先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地区，成为追求进步，积极抗日的文化人士向往的地方。而抗战时期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广西新桂系，经过两次蒋桂战争、中原大战、“两广事变”，同蒋介石是既互相合作又充满矛盾。在地理环境上，武汉沦陷后，广西省会桂林成为西南和东南的交通枢纽，再加上中国共产党对桂系成功地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最终促成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成立。这一切都促使大批进步文化人士在广州、武汉失陷后，舍重庆而远赴广西省会桂林。
由此可见，广西、山西两地在军事地理位置上，一个地处西南边陲，一个号称“华北屋脊”，都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从政治形势看，二者都是与蒋介石政权有矛盾的地方实力派，在抗日的旗帜下，都接受了蒋介石的领导。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都成功地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两地进步的、宽松的文化环境，都吸引了大批文化人士的到来。在广西，形成了长达6年的“桂林文化城”，成为国民党大后方的抗日文化中心，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到1944年，路过桂林，在桂林逗留和居住过的文化人士达1000余人，在桂林发表作品的达2000人以上，其中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作家、艺术家达200人。文化人云集，带来了各种文化团体的活跃，使新闻、出版、文学、戏剧、音乐、美术、教育事业空前繁荣，一举改变了战前文化相对落后的局面。在山西，1937年冬，经一些与阎锡山合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倡议，在临汾成立了民族革命大学，由阎锡山任校长，实际负责人是共产党人，这是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进步学校，学生来自全国各地18个省份。在民大教授中，有许多民主进步人士和著名学者，如江隆基、李公朴、杜心源、杜任之、何思敬、陈唯实、施复亮、侯外庐、端木蕻良、艾青、萧红、萧军等。他们在山西从事的教学和文学活动，推动了山西抗战文化的兴起。
二、两地抗战文化特点比较
首先，两地抗战文化涵盖类型不同。山西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其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迅即成为抗日的最前线。平型关大捷、忻口战役、太原保卫战等都是在全国抗战史上很有影响的战役。随着战事急转直下，太原、临汾相继失守，按照毛泽东《论持久战》的预见，日本帝国主义在抗战初期以其军事实力占据了山西的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阎锡山势力退据晋西南一隅，而中国共产党则在广大乡村进行着开拓抗日根据地的艰苦工作。这样，在山西就形成了敌后抗日根据地、阎统区和沦陷区。表现在文化形态上，包括抗日根据地文化、阎统区文化和沦陷区文化，起主导作用的则是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山西抗战文化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在抗战初期，由于举国上下团结抗战的良好政治氛围，血与火的战争现实，给了广大文化工作者强烈的震动和刺激。他们拿起了最便捷的武器——报告文学，街头诗、街头剧、独幕剧等轻小的文艺形式，迅速地反映现实，直接地服务于战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向广大后方人民报告山西前线的战况。因此，这一时期的山西抗战文化中，报告文学、街头诗、街头剧、独幕剧等小型作品大量涌现，尤其是周立波、沙汀、黄钢、宋之的，陈荒煤以及吴伯萧等的报告文学作品，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而到1938年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内对日妥协空气弥漫，在山西，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晋西事变”，阎锡山虽然还保留在抗日的阵营里，没有公开投敌，但山西抗战的实际重任已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山西新军身上。晋西事变后，在阎锡山驻防的晋西南地区，一些从事抗战文艺的作家艺术家被迫相继离去，积极宣传抗战的《西线文艺》也被迫停刊，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内，广大文化工作者深入到“敌后之敌后”，开展政治攻势，有力地配合了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在创作方面，随着对战争艰苦性长期性的深切了解以及对根据地生活的亲身体验，许多作品反映的题材逐渐扩大，作品的思想内容也进一步深化。许多作家逐渐把创作视野扩展到军民关系、敌区工作、减租减息、生产自救以及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斗争等更为广泛的生活领域。其主要表现即是报告文学数量逐渐减少和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日益增多，并且出现了反映抗日根据地生活的多幕剧和长诗等。而同一时期在沦陷区内、日本帝国主义则开展奴化教育。竭力宣传“中日同文同种”、“亲仁善邻”、“剿灭共党”
、“和平反共”。在奴化教育内容上，日寇废除了抗战爆发前印发的各类教科书，在中小学中把日语定为主课之一，将封建糟粕给予奴化注释，开设“新民主义课”，大讲生存竞争，优胜劣汰之说，污蔑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并组织中小学校长赴日参观团，妄图培养一批推行奴化教育的汉奸，以巩固其殖民统治。
在广西，从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桂林设八路军办事处至1944年9月湘桂大撤退止，前后共6年时间，广西一直是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其省会桂林成为国统区进步文化中心。原在武汉属郭沫若领导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的部分骨干，武汉失陷后转移到桂林工作，与先后从东北、华北、华东、湖南及广东、香港等沦陷区撤退、云集于桂林的大批文化界进步人士，汇集成一支强大的抗日文化队伍。周恩来曾三次亲临桂林，对国统区的进步文化工作，作了具体指示和具体部署。在大批作家、艺术家和著名学者共同努力下，桂林进步文化团体，尤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这些团体经常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宣传活动。出版事业更是兴旺发达，先后在桂林创刊和复刊的报纸杂志有《救亡日报》、《力报》、《大公报》等将近200余种。《新华日报》在桂林设有营业分处。重庆出版的《群众》、《文艺阵地》、《全民抗战》、《读书日报》以及延安出版的《解放》、《文艺路线》、《中国青年》等革命报刊，也在桂林翻印、发行。据统计，抗战时期在桂林开设的书店、出版社达179家，印刷厂109家，出版了上千种文艺书籍，马列主义著作和哲学理论读物也多有印行。
其次，两地抗战文化涵盖的内容和范围不同。由于两地在抗战中一个处于抗战前线，一个处于西南大后方，在抗战文化的内容和涵盖范围上就有所不同。在山西，尤其在抗战初期，由于战争环境的限制，不允许作家们作冷静的思考和过多的艺术锤炼，许多作品都是应宣传鼓动之需的急就章，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带有明显战时文艺的特点。它们能够迅速反映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每一个事件，相当有效地把民族革命的精神和思想传播到广大读者的心中。抗战中期以后，以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根据地抗战文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代表即为赵树理的小说，以其新颖独特的大众化风格反映了太行根据地人民全新的生活，成为实践贯彻毛泽东文化方向的一面旗帜。在晋绥抗日根据地，则有马烽、西戒、孙谦、胡正、束为等一批文学新人的崛起。马峰、西戒的《吕梁英雄传》成为山西抗战时期长篇小说创作的代表作之一。与此同时，以秧歌剧为标志的群众性文艺活动也空前活跃，各根据地先后创作出一批反映现实斗争生活、歌颂抗日英雄人物的独幕剧和多幕剧，涌现出一大批群众喜闻乐观的新型秧歌剧和新歌剧，农民业余剧团遍及山西各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农村，工农兵成了文艺的真正主人。由此可见，山西的抗战文化多侧重于文化启蒙读物和文学艺术作品，其抗战文化成就也多表现于此。
在广西，由于远离火热的战争生活，相对安静的工作环境及进步文化人士结构的不同，抗战文化成就的表现也是多方面的。当时云集桂林的进步文化界人士既有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又有大批作家和艺术家，还有一批专家和教授，正如当年报纸所说，“留桂的文化工作者，无论质和量，有一时期都占全国第一位”。桂林文化城不仅在文学艺术方面呈现了空前的繁荣，许多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在唤醒人民、打击敌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社会科学方面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社会科学团体和刊物中，影响较大的有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广西建设研究会和《中国农村》（战时特刊）、《建设研究》、《文化杂志》、《国民公论》（桂林版）、《半月文萃》、《广西教育研究》、《青年生活》、《中学生》（战时半月刊）、《广西妇女》等。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文艺理论、教育学等社会科学研究和著作也很活跃。如在桂林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专著有《中国近代史百年教程》（文供版）、《中国近百年史十讲》、《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生活版）、《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等。这些著作代表了进步的、革命的新兴的社会科学，对培育青年一代走向进步、向上的革命道路，对唤醒人民共同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两地抗战文化共性比较
首先，两地都形成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山西，除统一战线性质的民族革命大学外，同时来到山西的文化宣传团体还有上海救亡演剧一队、抗敌演剧第三队、李公朴率领的抗战建国教导团，陈波儿率领的全国妇女儿童考察团等。中国共产党方面，有延安派出的“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阎锡山驻防的晋西南也办起了《西线文艺》，发表宣传团结抗战的报告文学、诗歌、小说和戏剧作品。在报刊方面，有中共北方局机关报华北《新华月报》以及《晋察冀日报》、《战士报》、《战地通讯》、《前线》、《五日时事报》、《中国人报》、《牺牲救国》等。在阎锡山方面，则有《阵中日报》，这是抗战时期第二战区的军报，也是阎锡山统治区的唯一报纸，以报道第二战区的军事新闻为主；《自由中国》（月刊），这个刊物依托山西驻汉口办事处、民革通讯社汉口分社，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毛泽东、冯玉祥为该杂志的亲笔题词，郭沫若、成仿吾、田汉、陈伯达、周扬、艾思奇、何干之等为主要撰稿者。该杂志的发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民族革命通讯社则为山西战地新闻通讯机构，受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领导，1938年下半年成立了香港、重庆、成都和本战区的绥蒙、雁北、五台、岢岚、上党、汾西、平陆、河口等10个分社。在抗战文协团体方面，1939年初，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先后在武乡成立。此后，晋察冀、晋绥抗日根据地的文协组织也相继成立，在阎锡山驻防的晋西南也成立了第二战区文化抗敌协会，统一领导那里的抗战文化。在广西桂林，1937年10月成立了广西建设研究会，它旨在延揽大批进步文化人士。研究会的实际主持者是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研究会出版的综合性刊物《建设研究》，包罗了方方面面的观点，为此后广西抗日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39年10月，以研究会为依托，由胡愈之发起成立了文化供应社，他聘请了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入社工作，在短短的几年内，文化供应社出版了近千种图书。这一系列活动，都是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体现。
其次，两地都首次公开出版了马列著作和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的著作，它标志着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得到了社会的公认和人民的拥护。在山西，较早出版的毛泽东著作有《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地位》、《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等。1938年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成立后，于次年出版了《毛泽东论文集》，收集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及前途》等论文、演讲共23篇，这是我国最早出版的毛泽东论文集。1942年全党整风后，山西各根据地的毛泽东著作出版出现高潮，主要有《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党入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组织起来》等。
在马列著作出版方面，1939年3月，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出版了《马恩通讯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斯大林选集》（1-4卷）、《马克思主义论民族问题》、《马恩列斯论军事》、《马恩列斯论思想方法》等。
在广西，马列著作的传播，主要通过新华日报桂林分馆、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等出版发行。主要有《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法兰西内战》、《雇佣劳动与资本》、《工资价格与利润》、《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马恩通信集》、《列宁选集》。新知书店出版了《列宁主义问题》、《共产国际纲领》、《马恩论中国》、《列宁论中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生活书店则出版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列宁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等。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资本论》（共三卷）。
毛泽东著作在桂林的出版和发行主要有《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3本。另外，还出版了一些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和汇编本，如单行本《论新阶段》、《目前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汇编本《毛泽东救国言论选集》，其中主要收录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新阶段》、《与英国记者贝兰特的谈话》等，共11篇。这些著作对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们的头脑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三、两地抗战文化都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大众性和民族性。
现实性。两地的文化工作者，继承和发扬了“五·四”运动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紧密配合抗日救亡的斗争现实，勇敢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无情地揭露了汉奸卖国贼的不抵抗政策和投降卖国行径。在大汉奸汪精卫公开投敌时，桂林的进步文化工作者纷纷走上街头或深入农村、工厂，用各种文艺形式进行讨汪宣传，桂林戏剧界进行了大规模的反汪会演，欧阳予倩领导的桂林实验剧团，演出了讽刺汪精卫之流的新桂剧《胜利年》，文协桂林分会组织作家分别给《救亡日报》、《新华日报》等报刊撰写声讨文章。在山西的各抗日根据地，文化工作者不管利用哪一种创作形式，都是取材于现实，作用于现实，在抗战文化上，呈现出村村有组织，全民皆抗日的局面。
民族性与大众性。八年抗战中，作为观念形态的变化，文化走出了象牙塔，走到了广大人民群众中。广大文化工作者既是战士，又是文学家、艺术家，以饱满的热情讴歌抗日战争的英雄模范人物。同时，广大人民群众也行动起来，登上了群众文化的大舞台，在抗日洪流中，造就了一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文化大军。在山西，民族的抗战的音乐充分发挥了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激励作用。主要有桂涛声与冼星海的《在太行山上》，塞克、贺绿汀的《全面抗战》，启海、冼星海的《到敌人后方去》，青新的《大刀进行曲》，以及冼星海、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等，均成为中国现代音乐史的名篇。在戏剧方面，各根据地都自己的剧团，在太行区有鲁艺实验剧团、抗大文工团、前哨剧团、生力剧团等数十个演出团体；在晋察冀边区有西北战地股务团、联大文工团、抗大文工团及1937年北岳区成立的军区抗敌剧社和四个军分区剧社；在晋绥边区有战线剧团、八路军第120师的战斗剧社、七月剧社、吕梁剧社、雁门剧社及三大战略区广大农村的大量业余剧团，构成庞大的抗战戏剧阵容。在这些戏剧团体中，有上演歌舞，话剧、歌剧的综合性文工团，也有上演京剧、晋剧、上党梆子、黎城大落子、武安平调、武安落子、晋北大秧歌等各种秧歌及二人台、道情、小花双等的民间剧团。在美术方面，抗战初期以墙头画配合写标语为主要形式，当大批美术工作者进入根据地后，各军区、艺术院校、美协相继出版了《新美术》、《华北画报》、《火线画报》等美术刊物。在群众性文化教育上，举办冬学扫盲班，在带领群众识字学文化的同时，进行普及的政治思想教育、时事教育、文教、卫生、科学、体育活动等。在出版界，1938年，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供小学生和抗日战士学习的《战时读本》共四册，解决了当时学校的教材问题。还有腊印本《新识字入门》、《识字课本》以及“太行文化丛书”，“西北小丛书”、《农村应用文》、《夏天的卫生》、《新千字文》、《山西明细地图》、《农家历》、《庄稼杂志》、《古话正误》等。
在广西，当时桂林的戏剧、诗歌、小说、美术、音乐界都曾就文化的当前任务，以及通俗化和民族形式的含义与运用问题展开讨论。桂林各个文艺组织经常举办各种通俗的大众化文艺活动，如街头绘画、“六月街头诗”、诗传单等，涌现了许多反映抗战的具有民族形式的通俗作品，如黄新波木刻连续画《老当益壮》、《新水浒》，王鲁彦的小说《胡蒲妙计收伪军》以及欧阳予倩的桂剧《梁红玉》、《木兰从军》，田汉的湘剧《新会缘桥》，新平剧《岳飞》等。
第四，在文学艺术领域，两地都创作出一大批有影响的作品，丰富了我国现代文学宝库，并造就了一支强有力的文艺新军。
在山西，以人民作家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旦派”，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有影响的一个流派，它标志着中国新文学在民族化、大众化道路上迈进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赵树理的带动下，山西出现了一大批从事大众化、民族化文艺创作的作家。《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吕梁英雄传》等作品丰富了我国现代文学宝库。此外，李公仆的长篇报告文学《华北敌后——晋察冀》及音乐名篇《黄河大合唱》等，也从不同的角度歌颂了根据地人民英勇不屈的抗战精神。
在广西桂林，进步文艺作品数量之多，可以说居国统区之首。在质量上，长篇小说主要有茅盾的《霜叶红于二月花》及艾芜的《山野》等。在短篇小说方面，茅盾一生共创作的十几个短篇小说中，有9篇是在桂林创作和发表的。张天翼、老舍、郭沫若等也分别在桂林创作和首次发表了长篇童话《金鸭帝国》、《大地龙蛇》、诗作《罪恶的金字塔》等。此外，戏剧、诗歌、散文创作上也留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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