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农户福利变化的模糊评价——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地论文,农户论文,福利论文,模糊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农地流转为城市用地是个必然现象，农地城市流转的同时会产生大量的被征地农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2003)曾谈到：“大体上每征用1亩地会造成1.4人失去土地。依此推算，全国至少有3400万农民因征地失去土地”。对于农民来说，土地是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来源，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自古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度中，农民对土地更是具有情感和心理上的依赖性。尽管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的不断加快，这种依赖会有所减弱，但是在农民从土地上彻底转移出去之前，土地依旧是农民最重要的资产。由于国家现行的征地补偿安置政策往往不能使农民继续维持征地前的生活水平，甚至有些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因征地而陷于困境，从而引发了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
现有的对失地农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他们进行补偿安置的合理性探讨（周诚，2003；卢海元，2003；赵锡斌等，2003；张晓玲等，2006）、土地对农民的多重效用（王克强等，1998，2005）以及失地农民的生活状况分析等。其中，对失地农民生活状况的研究大多是对现象的描述性分析。如九三学社2003年所作的一项调查表明，60%的失地农民生活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刘传江，李桂芝，2004）。陈琳等(2006)分析了征地过程中农民的生活状况与亲身感受，但她的分析主要是叙述性的描述；雷寰(2005)在他的博士论文里探讨了失地农民的利益得失，但这些研究都未对农民生活状况的改变进行量化分析。
国家作为社会决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应尽量保证政策的执行不使各权利主体的福利下降。在农地城市流转过程中，则应保证被征地农民至少能维持征地前的生活水平，在此基础上，再采取措施进一步增强农民的生存能力，提升其生活质量。因此，首先应研究农地城市流转过程中农民生活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农民的家庭特征以及当地社会经济条件对农民福利的变化有着怎样的影响，应该采取何种措施维护农民的福利。本文试图在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可行能力方法(Capability Approach)框架下分析农地城市流转中农民福利的变化。文章结构如下：第二部分简要介绍森的可行能力方法；第三部分探讨构成农民福利的功能性活动和相关指标，并确定与福利变化紧密联系的转换因素；第四部分进行农民福利的实证研究；最后是政策涵义和讨论。
二、森的可行能力方法概述
（一）传统福利衡量方法的缺陷
传统的福利经济学中，福利被认为是个人或集体偏好的反映，是由于消费一定的商品或服务而得到的效用。在由边沁、艾奇沃斯、马歇尔、庇古等建立起来的这一传统效用理论框架中，效用反映的是一个人所获得的幸福、满足程度或者愿望的实现。这一概念主要的缺陷在于它把“福利看作本质上是一种心理特征”（森，2002），从而是个高度主观的东西，因此得出的判断可能会产生误导性的结论。由于度量“满足程度”在技术上的困难，在实证研究中，往往用收入来代替效用。但是，无论是效用还是收入，对于我们所讨论的农地城市流转中农民福利变化的分析都具有局限性。
就效用衡量而言。首先，这种以快乐或满足程度为评价基础的方法，未能充分反映其他潜在的重要内容，如个人自由、公共权利的获得和侵犯、个人健康、休闲娱乐的时间、社会关系、就业状况等。其次，人们的愿望和快乐随着具体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因此效用易受“适应性行为和心理调节（森，2002）”的影响。例如长期难以达到温饱的贫民偶尔享受了一顿大餐，他当时感受到的快乐是从未有过的，难道能说明他的福利就彻底改善了吗？在本研究中，有些地方由于国家的征地补偿政策不能得到很好的执行，从而激发了农民的不满情绪，使用效用衡量法则可能歪曲或夸大农民真正的福利损失，不能正确反映由农地城市流转带来的客观福利变化。再次，客观环境相同的情况下，由于个体的差异，不同的人也会获得不同的效用，因为“同一商品组合必定给不同的人们（即使他们的需求函数是相同的时候）提供相同水平的效用这一假定是完全任意的（森，2002）”。例如在农地城市流转的背景下，农民失地后可能面临相同的非农就业机会，但谁能获得就受自身条件、环境条件等影响。
以收入作为衡量福利的指标又太过粗略，它至多体现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经济理性下所得货币多少的差异。收入的作用随人的特征、随环境而变，不能反映在获取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农民个体之间的异质性以及地区社会经济环境的差异，同时，收入也无法揭示由农地城市流转带来的环境变化、农民就业状况的改变等重要变量。
（二）森的可行能力方法
森于20世纪80～90年代提出了他的可行能力方法框架。该方法实际上重新定义了福利的概念，他根据一个人实际能做什么和能成为什么来描述个人福利。能力方法的核心在于人们追求所珍视的生活的自由，即可根据个人的能力去采取有价值的行动和达到生命中有价值的状态（森，1993）。在这一观点下，生活被看作相互关联的功能性活动(functionings)的集合，对福利的评估可通过评估这些组成成分来实现。功能性活动反映一个人认为值得去做或达到的多种多样的事情和状态（森，2002）。如果获得的功能性活动组成了一个人的福利，能力(capability)则反映了一个人可以获得福利的真正机会和选择的自由，是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向量的集合。“森实际上强调，影响个人福利水平或者生活水平的不是物品本身，而是物品能够为人们带来什么，以及人们能够利用这些物品做些什么（姚明霞，2005）。”因此，可获得的功能性活动和可行能力与人们的个体特征和社会经济条件紧密相关，相同的资源被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下可转换成不同的功能性活动。实际上，能力集是不能被直接观察的，因此，在实证中一般分析福利与可获得的功能性活动之间的关系，森自己也指出“某些可行能力比其他一些可行能力更难测度，在试图对它们进行‘度量’时，由此所隐藏的东西有时可能比揭示的还多（森，2002）。”图1是可行能力方法基本原理图解。
图1 可行能力方法
森的可行能力方法作为福利分析的更为完整的理论框架得到了广泛认同。该方法考虑了除效用之外组成福利的更多内容，并研究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强调追求的目标应该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其中不仅包括个人效用的提高，而且包括自由、平等、个人权利等伦理方面的保证和提高。森的能力概念避免了功利主义者的效用所引起的歧义，即能力不是一种愉悦，而是关于一个人选择集的度量，因此避免了效用比较问题（姚洋，2002）。通过该方法，贫困、剥夺和不平等等问题都呈现出了一种新的、更清晰的含义(Martinetti,2000)。
要将森的这一理论运用于实践存在较大的困难，因为其与传统的福利衡量方法相比需要更多的信息，对方法论的要求也更高。在一定程度上，森本人也承认在实证应用中完全体现可行能力的思想还存在很多困难。但是，仍有许多学者进行了尝试性研究(Martinetti,2000; Tommaso,2006)，而根据森的可行能力方法建立起来的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则是对该理论的最好实践，该方法在联合国人权报告和世界银行的年度发展报告中的广泛应用使其在全球范围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胡道玖，2006）。
能力方法“集中注意具有自身固有的重要性的剥夺”（森，2002），使用能力方法可以合理地识别失地后农民可行能力的变化，而收入只是产生可行能力的一种工具，而且不是惟一工具（森，2002）。农户低收入并不能反映其低的可行能力，因为不同特征的农户其收入与能力之间的关系不同。因此，通过分析可行能力来讨论农民福利的变化更为合理。
国家保证土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30年不变，温家宝总理甚至承诺“农民对土地的生产经营权将长期不变，也就是永远不变”。在这一制度前提下，被征地农民与其他普通农民相比，被征地后丧失的主要权益之一就是农地发展权。失去农地就意味着未来不再拥有将农地用于其他用途而取得收益的权力，是一种可行能力的丧失。正如富人节食和穷人被迫挨饿，二者所实现的功能性活动也许相同，即可能都是摄入很少的食物量，但他们面临的选择机会却各异。富人感觉节食痛苦还可以选择多吃东西，但穷人就没有这样的可行能力。尽管现在农民的兼业化水平在提高，但在拥有和没有农地的情况下兼业是不同的。
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把扩展自由作为发展的首要目的，体现了他对社会最底层群体的关怀。在我国农地城市流转的过程中，农民群体的福利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因此引发了很多问题。本文试图以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为基础，构建被征地农民功能指标体系，通过模糊评价方法对农民福利变化进行衡量评价。
三、农民福利的构成
（一）研究对象的确定
尽管在森的理论探讨中确定的研究对象是个人，但他在实证讨论中通常使用群体、地区或国家层面上的数据，如在研究种族不平等问题时使用群体层面上的数据；研究印度与撒哈拉以南的贫困和剥夺问题时，他依赖于国家和地区水平上的数据。而在讨论农地城市流转导致农民福利变化这一议题时，一方面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是基本的决策单位，以家庭为研究对象较为合适；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和浓厚的亲情关系，部分家庭成员好的状况带给其他成员的满足度是很大的，而不论其他成员实际的福利状况如何，所以在这里将农户家庭定为研究对象。
（二）组成农民福利的功能性活动及相关指标
前面已经提到，能力不可直接观察，所以福利的衡量一般在评估功能性活动的基础上进行。森考察了5种工具性自由：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障（森，2002）。这些工具性自由能直接扩展人们的可行能力，它们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强化。在发达国家，以单个人为福利的研究对象，一般选取的功能性活动主要包括5个方面：居住条件、健康状况、教育和知识、社交、心理状况。有的研究还加上了劳动力市场状态和家庭经济资源两个功能性活动(Martinetti,2000)。一般地，农民福利也应包括很多内容，这里主要评价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可能发生变化的农民福利的主要功能性活动，即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以及农地城市流转的现实特征，选择针对被征地农民的功能性活动，进行“突出的可行能力比较”。对于农地城市流转过程涉及到的农民来说，他们失去的不仅是土地本身，还包括土地带来的财富和权利，即农地的发展权、农民的就业权利以及农民享受优美的田园风光的权利等诸多内容。以下详细考查组成农民福利的功能性活动。
1.家庭经济收入
前文论述，用收入代替福利具有若干缺陷。严格来讲，收入只能反映获得功能性活动的工具大小，而不是功能本身。但是，实际上它仍是达到福利的一个重要途径，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的国家，农民的经济收入仍是提高其生活质量的关键决定因素，因此考虑把经济收入作为组成福利的功能性活动之一。Sara(2001)也认为家庭经济资源可以反映家庭成员的社会地位，其可用的商品和服务以及紧急情况发生后是否感觉安全的主观感受也可以反映家庭生活的舒适度。农地城市流转使得农民家庭资源禀赋发生变化，承包地从有到无，农民失去了获得持续性农业收益的机会，即使对于那些原本就有非农收入的家庭来说，也必须重新考虑经济收入的来源问题，更不用说那些以农业产出为唯一收入来源的农民了。因此，农地城市流转后农民福利受到影响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经济收入。
反映这一功能性活动的指标有：农业收入、非农业收入以及纯收入。这些指标旨在揭示收入获取的能力和结果。一般情况下，农地流转后，农民的农业收入减少，非农收入增加，总收入变动方向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同时，农地城市流转后，农户的非预期性开支可能增加，从而导致纯收入发生变化。
2.社会保障
在我国，世世代代的农民都将土地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农民对土地具有很强的依附心理，这主要是由于农地可以给予农民生活上的保障，同时还具有失业保险的作用。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农民耕种自家农地即可保证家庭对粮食蔬菜的基本需求，这从而又引致出了农地的失业保险作用，即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没有失业的后顾之忧。王克强等(2005)通过对甘肃、湖北、江苏、上海4省市的调查发现，集体土地对本集体农民的6大效用中，生活保障功效和就业机会保障功效排在效用重要性序列的第一和第三位，由此足以看出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对农民的重要性。另外，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应该享有集体提供的农村社会保障，而当农地城市流转后农民的农村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他们是否能享受城镇居民的一系列保障措施，这些保障措施更为完备还是欠缺，也是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反映生活保障作用的指标选取的是恩格尔系数。因为农地城市流转前，农民的日常食品需求都依靠自家农地的产出，包括稻米、小麦、蔬菜、肉类等，而土地被转用后，农户承包使用的农地面积减少，甚至是无地可种、无地可养，食品支出等家庭生活开支可能增加。因此，采用恩格尔系数说明农地的生活保障作用。农地城市流转后这一比值变化越大说明农地的流转对农民的生活保障影响越大。农地面积则可用来反映农地对农民的失业保险作用，该值越大说明农地对农民的失业保险作用越大。
3.居住条件
居住是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住房最原始的功能是遮风挡雨、御寒防冻，主要起着保护性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居住条件的要求不再是满足于对生存和生活条件的需求，而是越来越看重住房的视觉感受和舒适程度。Ingrid Robeyns(2003)认为“从工具性角度来讲，好的居住条件与好的心理和生理健康密切相关”；除此之外，住房实际上也是居住者身份的象征(Bratt,2002)，往往对个人的心理有实质影响。对于那些由于农地城市流转原有房屋被征收的农户，现住房不论是周转房，还是新盖房屋，现实的居住条件和农民的心理都发生了变化，因此应将描述房屋的指标纳入进来，选择人均居住面积和房屋结构加以评价。指标人均居住面积反映的是房屋的舒适程度，该值越大，表明有更高的舒适度。房屋结构反映农民居住房屋品质的好坏。这两个指标对居住功能的实现都有正向影响。
4.社区生活
农地城市流转后，原来的农用地转变为工厂、学校、道路等城市用地，农民的社区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居住区附近道路的开通，厂房、学校的修建使得当地的居住人口变得复杂，影响社区的治安，从而影响农民福利状况。因此选用社区治安状况来反映社区生活的质量，这项指标主要从农民主观认识的角度来体现①。
5.环境
农地流转是一种明显的美学损坏，特别是对某些相当脆弱的客体，如环境或生态系统有较大的冲击(Hart J.F.,1976)。农地城市流转前，农民居住地的周围可能都是农田，环境状况相对良好；农地流转后，农田变成了公路、学校甚至工厂，当地自然景观遭到破坏，噪音污染、空气质量下降等问题都可能出现，使农民的环境福利受损。因此，在考查农地城市流转对农民福利的影响时必须将环境因素纳入其中，当然，这些因素主要是农民的主观感受和认识程度。
选取的指标包括对空气质量状况、噪音污染、自然景观破坏程度的感受。如果被调查者认识到了环境质量的下降，就说明已经对他的功能性活动产生了负面影响。
6.心理
森从来没有否认快乐是一个人所获得的福利的重要内容，只不过认为快乐不是评价福利的惟一标准。这里将被征地农民的心理状况列入进来进一步验证并补充上述功能性活动对福利的评价结果。
由于农地城市流转后，被迫外出打工的农民增多，因此心理功能的衡量内容为农民外出打工对夫妻感情的影响。
（三）确定转换因素(conversion factors)
在福利“生产”的过程中，由于个人、社会、环境等的差异，商品和服务向福利的转换程度和效率也各不相同，这些差异被称作转换因素。转换因素不直接产生福利，但在森的能力方法中它们却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可以促进或阻碍商品向功能性活动的转换。传统的福利衡量将收入或资源直接当作福利来评估，实际上，相同的资源在不同的状况下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具有不同的意义。例如，相对于文盲来说，同等的收入水平给予文化程度较高的人会得到更高的可行能力。可行能力方法的优点之一就在于可以反映将商品向功能性活动转换过程中的种种差异。森将这些差异分为5类：个人的异质性、环境的多样性、社会氛围的差异、人际关系的差别以及家庭内部的分配（森，2002）。在研究农地城市流转对农民福利的影响时，也应考虑农户特征的不同、被征地块的差异等因素对资源的转换作用。本研究中将转换因素分为两类：家庭特征和地区社会经济环境②。
1.家庭特征
农户特征与家庭成员所获福利息息相关。这些特征一般包括：被抚养人口占家庭总人口的比重、成员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成员平均年龄、非农就业人数占家庭总人口的比重、女性人口占家庭人口比重。一般而言，家庭被抚养人口越多，成员健康状况越差，为达到同等的福利水平就需要更多的功能性活动被转换；而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平均年龄趋于青壮年，非农就业机会就相对越多，越容易获得非农收入；在我国，非农行业的收入通常要高于从事农业的收入，家庭中从事非农就业的人数越多，我们认为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越小；女性的劳动能力一般较男性差，所以会影响家庭的福利状况。
2.地区社会经济环境
不同地区的人们可获得的功能性活动与当地社会经济条件紧密相关。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人们所处的大环境或社会发展背景不同，拥有的机会就不同。森提出社会氛围的因素包括特定地区的公共教育的安排、犯罪和暴力事件的泛滥或匿迹等（森，2002）。本文主要考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二三产业产值比重、地均GDP、农用地地均农林牧渔产值可反映地区第二三产业的发展状况和土地利用经济效益；指标：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可反映地区城镇居民和农民收入情况。
四、农民福利实证研究
（一）计算方法
1.模糊数学及研究领域的模糊性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现象和问题都无法运用经典数学方法加以描述和解决（例如贫困、温饱、小康等模糊概念的量化研究），而由Zadeh教授于1965年提出的模糊数学方法就提供了一种处理这类问题的崭新思路。模糊数学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的研究领域，这一方法近来被应用在了公平性研究、福利分析以及贫困的衡量中(Martinetti 2000; Cerioli and Zani,1990; Cheli and Lemmi,1995)。
森将福利定义为“一个人选择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实质自由（森，2002）”，他自己也认为福利是一个广泛和在一定程度上模糊的概念（森，1992）。福利在本质上的模糊性和复杂性使得无法精确地将其界定清楚，因为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极端概念，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无法得出福利状况好或坏的绝对结论。在福利衡量过程中笔者所选取的一些指标属于主观评价指标，由于其中主观判断的因素具有模糊性，因此，模糊集方法就可突显其处理模糊问题的优势。在本文中，笔者尝试计算农户福利的模糊评价值。
2.对福利变化的模糊评价
(2)隶属函数的设定。运用模糊方法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于选择合适的隶属函数。隶属函数的选择依赖于研究背景和指标的类型。一般情况下，指标变量分为3种类型：虚拟二分变量、连续变量和虚拟定性变量(Miceli,1998)。
当指标变量为连续值时，Cerioli和Zani(1990)将连续变量的隶属函数定义为：
在对福利进行评估时，所研究的内容常常无法得到定量的数据，只能通过语言定性描述，这就是虚拟定性变量。虚拟定性变量是对研究对象进行不同程度的主观评价。例如在对一种状况进行满意程度的评价时，可以设置：很满意，一般满意，不满意，很不满意这4种状态。假设一项研究中有m种状态，为这m种状态依次赋值
(3)指标的加总。在得到初级指标隶属度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将隶属度加总成一个综合指标，这就涉及到指标的权重问题，这是运用模糊方法的又一关键。
如果认为各指标的重要性难分伯仲，那么可采用Martinetti(2000)提出的下式来获得指标的加总：
而如果认为各指标在福利获得的过程中起的作用各不相同，就需要根据理论和实际为各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
Cheli和Lemmi(1995)将权重结构定义为：
其中，
，反映n个农户第i个功能子集中第j项指标的均值。该权重公式可保证给予隶属度较小的变量以较大的权重，在福利评价时更关注获得程度较低的指标和功能。
在获得初级指标隶属度和权重的基础上，就可计算各功能的隶属度，Cerioli和Zani(1990)提出使用(7)式的加总公式：
其中，k表示在第i个功能子集中包含k个初级指标。该公式可保证在其他农户福利状况不变的情况下，提高某单个农户的福利指标隶属度水平，农户整体的水平是增加的。
Miceli(1998)使用上面的隶属函数和加权公式、加总公式研究了1990年瑞士家庭的贫困状况。Cheli(1995)对英国1991年和1992年家庭贫困状况进行了多维评估。在下面的实证应用中，笔者将借用上述函数进行农地城市流转农民福利变化的模糊评判。
（二）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城乡生态经济交错区是城市生态经济系统和农村生态经济系统的交接地带，是城乡矛盾、城乡土地利用竞争、土地投机行为表现最剧烈的地段 （张安录，1999）。这一地带也是农地城市流转的集中区域。
近年来，武汉市经济发展迅速，城市扩张占用了大量农地。1996年武汉市的建设用地为113464.17公顷，2005年则增加到134213.59公顷，9年间增加了20000多公顷。而同期农用地减少了16000多公顷，其中1997～2004年间建设用地占用耕地面积达到98351.7公顷③。随着农地城市流转的进行，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相继出现，被征地农民福利状况的改变就是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下面以武汉市为例，分析被征地农民的福利变化情况。
本文的实证研究选择了武汉市5个区（包括洪山区、汉阳区、江夏区、蔡甸区和东西湖区）处于城乡交错区的31个村作为调查区域，针对被征地农民进行随机入户访谈填写调查问卷，获得171份有效问卷。
（三）被征地农民的福利变化评价结果
1.被征地农民功能指标变化评价结果
根据第三部分所作的讨论，选择如表1所示的功能和指标来研究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农民福利的变化。
以下是计算指标隶属度时对最大、最小值的选取说明：
(1)在对农业收入进行隶属度计算时，考虑土地的亩均收益是有限度的，所以首先计算样本的最大亩均收益和最小亩均收益，这两个值乘以每个农户的土地面积即为每个农户可能获得的最大和最小农业收入。根据样本数据计算可得农地流转前最大亩均收益为8100元／亩，流转后最大亩均收益为8600元／亩，最小亩均收益都为0元／亩。农民的实际农业收入与最大农业收入相差越小，计算出的隶属度应越大，说明该农户对土地资源的利用程度较高。
(2)非农业收入与农户家庭中从事非农领域就业的人数有关，最大的非农收入乘以家庭非农就业人数就可得出该家庭非农业总收入。由于农地城市流转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城乡结合部，农民非农就业的机会较多，同时鉴于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普遍高于农村居民，因此选择2005年武汉市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参考的人均非农业收入最大值，认为如果达到这个水平其福利状况就是好的。最小值设为0。根据《武汉统计年鉴2006》，2005年武汉市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850元。另外，国家对被征地农户以一次性货币补偿，将补偿额按30年土地承包经营权折算年均收入，将该收入计入非农业收入中。
(3)在计算纯收入的隶属度时，参考了国家统计局和农业部于1996年3月共同制定下发的小康标准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选择温饱标准300元作为最小值，小康标准1200元作为最大值，并在应用时进行了价格指数的修正。
(4)计算农地面积的隶属度时，取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人均0.8亩的警戒线为最低水平，以保持征地前人均农地2.29亩为维持福利的中间状态，在此基础上确定最大的人均农地为3.09亩。
(5)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④。虽然我国制定的恩格尔系数小康标准是50%（周长城，2004），但考虑这个值是包括城镇居民在内的复合指标，而农民自家生产的食品比例已经很高，所以本文按照联合国制定的标准，即恩格尔系数的最大值取59%，最小值取30%。由于恩格尔系数与福利状况负向相关，所以采用(3)式计算。
(6)根据建设部颁布的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居住的指标，农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40平方米（程衍方，2005），本文将该标准设为人均居住面积的最大值，认为等于或超过该标准，农民的居住福利状况就是好的。最低标准采用武汉市房产管理局发布的对住房困难户的界定标准，即人均住房面积不足6平方米⑤，认为低于这个水平其住房福利状况就是差的。
表1 农地城市流转农民福利状况的模糊评价
注：变量类型中C表示连续变量、Q表示虚拟定性变量、D表示虚拟二分变量。计算过程中，为符合数学意义，将数值1和0分别改为0.999和0.001。
表2 各功能隶属度农户比重分布(%)
2.按照转换因素对被征地农民福利变化的分解
由于家庭特征和地区社会经济特征的差异，农户之间的福利变化也各不相同。本文由于受所获取资料的限制，仅选择家庭特征—被抚养人口占家庭总人口的比重(T1)、被访者受教育程度(T2)和地区特征－地均GDP(T3)、农用地地均农林牧渔产值(T4)为例分析转换因素的差异导致的农民福利变化的差异。
（四）结论
结论1：从表1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武汉市城乡交错区的农户福利水平偏低（征地前后农户总指数均小于0.5），且在农地流转后其福利水平有一定程度下降。农地城市流转对农民福利各功能获取情况的影响各不相同。在农地流转前，农民的居住条件、社区生活、环境状况以及心理都处于较好的福利状态，而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保障方面则较差，农地流转后，这两方面非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
1.在农户的经济状况方面
由于农地流转后，农民可耕种的土地减少，农业收入大幅度下降，为了维持正常的家庭开支，农民必须想方设法进入非农领域。计算结果也可以看出，农地流转后，农民的非农收入从流转前较差的状况(0.365)转变到超过0.7的水平，即突破了0.5这一不好也不差的模糊状态，向好的方向转变。这一方面是由于非农收入中加入了征地补偿费折算的年均收入，另一方面也可反映出农民在自家农地减少后必须进入非农领域赚取收入以维持正常的家庭生活。由于农地流转后，农民原先通过耕种土地所获得的食品需从市场上购买，从而使得总支出增加，纯收入获取状况变差。通过以上3项综合反映的农户经济状况呈现变差的趋势，因为农地流转前，农民的经济实力原本就较弱，在流转之后，农民必须重新创建家庭经济收入渠道，这在短期内无法达到很好的效果。
2.在社会保障功能方面
由于农地的流转，原本由农地带给农民的保障效用急剧下降。同时，由于食品支出的增加，总收入未能同步增加，由恩格尔系数反映的农地生活保障功能带给农民的效用下降。相反，农地城市流转后，国家给被征地农民以养老保障，这对于农民来说是一项改进，因此这方面的模糊评价值有所上升。但被征地农户获得总社会保障功能的状况变差。
表3 不同转换因素下的农地城市流转农民福利状况的模糊评价⑥
注：汉阳区、洪山区、东西湖区以及蔡甸、江夏区的地均GDP分别是483.88万元／公顷、33.02万元／公顷、16.77万元／公顷、4.51万元／公顷、4.05万元／公顷，这几个区的农用地地均农林牧渔产值依次分别是5.70万元／公顷、4.55万元／公顷、4.07万元／公顷、2.74万元／公顷、3.11万元／公顷。
3.在农民的居住条件方面
样本农户在农地流转前的人均居住面积就达54平方米，已经超过国家的小康标准，在流转后，原有住房被征收的农户获得安置房，虽然人均居住面积减少，其福利状况有所下降，但安置房的房屋品质要优于以前，房屋结构的评判指数增加。两个指标综合得到的居住条件指数也有较小幅度的增加。
4.社区生活方面
本研究中农民的社区生活只考查了治安状况这一项指标。农地城市流转后，农民居住地周围的社会环境变得复杂，流动人口增多，治安状况从从前的不好也不坏的中间状态转变为0.374的较差状态。
5.环境功能方面
在组成农民福利的6个功能中，环境功能在农地流转前后的变化幅度最大，从流转前的0.947下降为0.358，可见农地变为城市用地后对于农民而言其环境功能受到了较为严重的损害。其中，空气质量、噪音污染和自然景观破坏3个指标反映的福利状况下降程度接近，但由于自然景观破坏反映最为直接明显，所以该指标变化最大。
6.农民心理状况
本研究中选取的指标是夫妻感情状况的变化。该指标反映由于农地流转后家庭成员外出打工对夫妻感情的影响是较大的，但仍好于0.500的模糊水平。
结论2：表2的结果显示，从福利的总体水平来看，农地城市流转前，绝大部分(75.4%)的农户福利评价值介于0.201至0.300之间，福利状况整体较差，13.5%的农户低于这个水平，但没有农户处在小于0.100这一最差的福利区段，另有4%的农户福利状况较好，高于0.500的模糊界线。但农地城市流转后，最差福利状态的农户从无到有，增加到9.4%，福利评价值介于0.301～0.500之间、状况稍差的农户比例从8.2%增加到22.2%，而大于0.500的农户比例降为0.6%，总的状况是99.4%的农户福利状况处在0.000-0.500区间中，但福利分布在该区间更为分散，从中可以看出，农地城市流转对绝大多数被征地农户的福利状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农户福利格局发生变化。其中，农地城市流转后家庭经济状况最差的农户增加了15.2%，而且农地城市流转非但未改善绝大多数农户获得社会保障功能差的状况，反而进一步恶化，使原本社会保障功能获得较好的3.6%的农户评价值降到0.500以下；居住条件较好的农户比例有所增加，但也有由于原住房被征，对新建房不满意或现住周转房等原因，住房条件最差的农户增加了0.6%；农地城市流转后，农民对社区治安状况的感受较之以前变得复杂，相对于农地流转前97.7%的农户集中在0.401～0.500的隶属度水平上，农地流转后37.4%的农民感觉社区治安很差，但也有12.9%的农民感觉很好；对于福利的环境功能和好的心理状态的获取方面，都有很大比例的农民从之前最好的状况变为最差。
结论3：通过表3可以看出，被抚养人口比重最大和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农户是受农地城市流转影响最大的两类农户，其模糊评判指数前后的差值都在0.1以上，而其他家庭在被抚养人口比重和受教育程度方面的差异与其福利变化没有很明显的直接联系。被抚养人口比重超过75%，例如一家4口中只有1个劳动力时，土地对这类家庭的保障作用最大，这对于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家庭也是一样。这一结果又一次反映了在农村家庭劳动力数量的重要性以及文化知识对福利获得的巨大促进作用。地区社会经济条件对农民福利变化的影响方面。地均GDP最大的汉阳区被征地农户福利变化最大。汉阳区农民农地流转前家庭经济状况在5个区中最好，但这个区的农民同时也受农地城市流转影响最大，流转后福利指数从0.430减少到0.177，但他们的居住状况和社区生活没有很明显的变化，这也许是由于该区的开发程度已经较大，农地流转对该区农民生活的影响不显著。地均GDP最小的江夏区和蔡甸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功能和社区生活受损最大。而东西湖区处于5个区中由地均GDP反映的土地产出的中等水平，其被征地农户总体福利状况虽然仍处于较差水平，但却呈现正向变动的趋势，其中家庭经济状况、社会保障、居住条件都向好的方向发展。
农用地地均农林牧渔产值最小的江夏区被征地农户福利变化最大。但总体来说，各区农地产出的差异不大，该值对被征地农民福利的影响不显著。
五、政策涵义与讨论
（一）简要的政策涵义
森强调了人的主体性(Agency)地位，认为我们不仅仅是健康的或生病的人，而且应该是能够做出选择和采取行动的人。他强调对于被剥夺的群体，应该通过地位独立和素质提升来增强他们的声音和主体性。对于被征地农民也是如此。虽然在不同的转换因素下被征地农民福利水平有上升也有下降，但农民总体福利水平不高，仅处在隶属度为0.3～0.4这样较差的阶段中，改善农民的福利状况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功能指标来看，家庭经济状况、社会保障和环境的权重很大，说明这3项功能是影响农民福利获得的主要因素。要使被征地农民福利水平上升，主要应增加他们的经济收入，跟进社会保障措施，同时注意对环境的保护，改善社区的生活条件。农地城市流转后，被征地农民的福利水平从0.389降到0.338，说明当前国家实行的单一货币化补偿方式并未增进农民福利或至少维持农民以前的福利水平，反而对农民福利有所损害。
从转换因素方面看，教育水平是影响农民福利状况的主要因素之一。提高被征地农民的素质最为直接和迅速的方法是对他们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使他们掌握一项实实在在的技能，增强其谋生能力。在经济发展方面，武汉市的GDP主要是以第二、三产业为主导，经济增长中农业的贡献额较少，但经济增长却往往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农民并未从经济的增长中获得明显好处。
总之，国家的征地补偿安置方式不应只发放补偿金，而应以促进农民就业为主。对家庭收入低、被抚养人口多、文化水平低的农户应给予特别关注和照顾。作为长效机制，国家应加大基础教育投入力度，增强农民获得非农就业机会的能力，与此同时，完善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尽量减少他们的医疗和教育支出。
（二）讨论
第一，本文在分析被征地农民福利过程中选取了6个方面的功能性活动，选择的功能性活动不同、指标不同，反映的农民福利内容就会不同，从而揭示不同的侧面。在这方面，森也认为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应选取不同的指标体系。选择指标体系的准确性直接影响到评价结果，如何确定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仍值得探讨。例如一些指标的变化也许并不完全起因于农地城市流转，其中还可能包括社会经济发展等因素，如交通条件、治安状况等的改变。因此用这些指标反映农地流转后农民福利变化可能有偏差。
第二，由于受获取资料所限，本文的实证部分只分析了农民福利的6个功能性活动变化，未能覆盖理论研究中提出的全部功能性活动，得出的结论只能大致反映农民福利的变化，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全面加以考查。在实证部分，转换因素应选择被调查农民所在乡镇的社会经济数据，但由于获取资料困难，只能扩大到区这一范围，可能影响评价结果。
第三，本文选取了武汉市城乡结合部的5个区作为调查研究区域，研究结果仅能反映该地区的农地城市流转农民福利的变化，而被征地农民问题在全国都是个焦点问题，因此对全国被征地农民福利问题的反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注释：
①实证中以被调查农民个人的态度代表其整个家庭的认知。(5)(6)中的指标同样如此。
②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笔者认为分析环境多样性对农民福利的影响意义不大；人际关系的差别主要反映不同社会之间的差异，在此也忽略分析；而本文将研究对象定为农户，可忽略家庭内部的分配，所以不考虑这3种差异。
③数据来源：武汉市规划国土资源局。
④数据来源：http://ks.cn.yahoo.com/question/?& qid= 1406122201798&source=ysearch_ks_question_zjtj
⑤数据来源：http:/www.whfcj.gov.cn/include/showarticle.asp? id=9701
⑥江夏区和蔡甸区的地均GDP相近，将这两个区划分一类；洪山区和东西湖区农用地地均农林牧渔产值相近，划为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