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的经验和价值——西方女性主义社会学的尝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价值论文,经验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的兴盛是20世纪不可忽视的学术现象。它起源于60、7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的政治风暴，因此可视之为女性主义向文化界、学术界的进军（注：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是指19世纪中叶到1920年代的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诞生于1960年代，西蒙·德·波娃的《第二性》（1949年出版）和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1963年出版）为这次浪潮提供了理论基础。关于女性主义研究的兴起及其与女性主义运动的关系，可参见拙著《科学、文化与性别：女性主义的诠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导论”中的论述。）；它又与同时代风靡西方的反主流文化浪潮相契合，带有很强的反主流意识和批判意识，因而常常被归类为批判理论或后现代主义的一种。与女性主义在其它学科的表现相类似，社会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集中于对学科本身的男性中心导向的批判，倡导在女性经验基础上建立新的学科范式。尽管女性主义自身在社会学话语的批判与重建问题上还存在着诸多分歧，主流社会学界对女性主义在社会学中的工作也有各种评价，但学术界已经无法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在社会学中发出的声音置之不理，当代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流派的教科书都无法将女性主义理论或性别分析方法排除在外（注：如华夏出版社最新出版的“高校经典教材译丛·社会学”列读本中，都包含着与性别研究和女性主义相关的章节和内容。参见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论》（上、下），2001年；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上、下），2000年；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2000年。）。由于立足于一种全新的社会性别(gender)视点，强调女性作为“他者”的经验和价值（注：西蒙·德·波娃在《第二性》中谈到，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和文化长河中，男人是作为绝对的主体(the Subject)存在的，人就是指男人；而女人是作为男人的对立面和附属体存在，是男人的客体和“他者”(the Other)。由于女人一直被界定为天生的“他者”，现实世界被认为是男性主宰和统治的，两性之间不可能存在平等。要使妇女走向真正的解放，必须摆脱“他者”的地位，成为真正“独立的女人”（参见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上、下），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后来的女性主义者却看到了女性作为“他者”所独有的经验和价值，认为它可以克服男性经验所具有的偏颇而成为更加富于人性的知识的来源。文中所说的“他者”就是指女性主义强调的女人相对于男人所处的边缘化的、陌生人的特殊处境和地位。），女性主义社会学开辟了一种日常生活的社会学图景，这种尝试对社会学很具启发意义，西方女性主义也因此在学界获得了自己一块稳固的地盘。
一、女性主义介入社会学的背景
作为一种学术思潮，西方女性主义是在20世纪70年代介入各学科的。此时，西方社会学领域有两个值得一提的现象为女性主义提供了机遇：一是长期以来社会学内部形成的对女性或性别问题的普遍忽视；一是社会学包罗万象的统一理论的式微和反实证主义潮流的兴起。
长期以来，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中，女性被大大地忽略了。他们一般仅仅出现在像家庭、生育、性等较为狭窄的研究领域之内，正如在实际生活中女人的空间仅仅局限于这些所谓个人、身体和家庭等私密领域一样。因此，关于女性的研究在传统社会学中处于边缘位置。这与他们在社会中的边缘位置极其一致，也体现了社会学的创立者们有关这一学科的最初梦想，即社会学就是以自然科学的技巧和模式去如实描绘社会秩序和人类行为。他们相信，在社会世界中，如同在自然界一样存在着一种合理的自然秩序，而关于女性和家庭的位置就是构成这一合理秩序的一个部分。
在社会学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功能主义那里，社会是个有机整体，而家庭一向被视为社会的一个功能单位。由于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天然差异，女性的功能只能是在家庭里承担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女性服务于家庭中的男性，而家庭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系则由男性来承担。男性和女性的角色分工和功能分化，构成了社会有机体趋于稳定和平衡以及社会演进合理化的一个基石。因此，是女性的自然状态造就了劳动力的分工和男性权威的体制，也就是说，父权制在功能主义那里被视为是社会体制是一种自然演化形式（注：参见J.C.Ollenburger & H.A.Moore,A Sociology of Women:The Intersection of Patriarchy,Capitalism,and Colonization,2[nd],Prentice Hall,1998,pp.10-11。）。
冲突论者则认为，社会的变革与进步是通过不同群体和阶级之间的彼此冲突和斗争实现的，男性和女性就处在冲突的双方。这种冲突来自双方在财富和权力方面的不平等分配，男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位置始终处于优势，而女性则处于受压迫的位置。女性一方面成为婚姻买卖中的一种特殊财产，另一方面也成为劳动力市场上最底层的被剥夺者。其原因就在于女性在生理上比男性弱，她们是作为男性的性对象和私人财产而存在的，于是性别的分化导致两性在经济、政治各方面的不平等的冲突，这种冲突最终将会带来社会的变革。
可以看出，对于两性的分工与功能的解说，无论是功能主义者还是冲突主义者，过去主流社会学理论基本上都是以传统的性别角色理论为基础，只不过得出的结论不同而已（以协调为宗旨或以变革为目标）。这些理论模式都是建立在男女性别差异的“生物决定论”的解说基础之上，是以男性的经验、利益为基础的，符合父权制结构的社会机制以及性别主义(sexist)的范式，因此，女性在社会学中的位置就像她们在社会中的位置一样，始终是无足轻重的，或者可以说是无形的、边缘的、歪曲的甚至完全缺席的。这种现象随着当代女性主义运动的深入以及跨学科女性研究的发展而日益受到学院派女性主义的抨击。女性主义试图从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维度出发，对社会中的女性位置做出重新分析和解说，并且致力于改革女性和性别研究本身在社会学学科中的边缘地位。
与此同时，作为一种学科建制和知识模式的社会学本身也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刚刚从战后的绝望与憧憬中走出来的西方世界又重新受到阶级冲突、种族冲突和民族冲突的困扰，各种各样的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学生运动汇集成一股声势浩大的反政府、反现存制度的巨流，并使青年人成为反叛文化的主体。他们在知识精英的引导下对战后社会进行了不懈的批评，使以后主流文化为特征的运动在整个西方社会以及思想界和文化界愈演愈烈。在美国，帕森斯时代所推崇的那种社会稳定和进步的意识形态假设受到普遍的怀疑，曾经雄踞霸主地位多年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面对新的社会结构变迁和意识形态的衰落，也显得无能为力。因此，受到批判和质疑的不仅仅是功能理论本身，还有作为社会学理想目标的帕森斯式的庞大社会运行系统理论存在的可能性。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文·古德纳在《即将到来的西方社会学危机》一书中就表达了这种质疑（注：参见A.W.Gouldner,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New York:Basic Books,1970,Inc。），进而倡导建立一种“反思社会学”(reflective sociology)来取代代表社会秩序普遍话语的传统社会学。
另一方面，从学术和思想领域看，20世纪60年代以后现象学、解释学、批判理论等思潮的广泛传播也使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模式基础的实证主义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对社会学基本概念和方法的重新审视、批判和尝试成为社会学家工作的一个当务之急。美国社会学家斯梅尔塞在谈到战后美国的社会学状况时指出，研究主题、视角和方法论类型的分化已成为这一学科的标志，它带来两种结果：一是每个亚研究领域内解释框架的日益丰富多彩，二是在关于什么是知识的核心组织基础的问题上越来越缺少一致性。然而一方面是社会学的这种四分五裂和日益专业化所带来的问题，另一方面是社会学家越来越依赖于自然科学模式的陷阱，二者同时并存。对技巧和实证科学的强调充斥着这个学科，结果导致曾经作为社会学思想中心的哲学的、道德的和社会问题的传统逐步走向边缘化。这种对不变的关系和精确的技巧以及程序实用性的追求作为美国社会学的主导范式至今仍然占据着核心的位置。它使社会学家们误以为不是以研究问题来界定所用的方法，而是以研究技巧来界定社会学问题的提出。这种方法论的霸权威胁到社会学作为一种可行的学科事业的前景，导致学科本身的危机和边缘化（注：参见T.R.Vaughan,The Crisi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ology:A Critique of the Discipline's Dominant Paradigm,In T.R.Vaughan,et al,eds.,A Critique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ology,1993。）。
华伦斯坦等人在谈到战后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时也指出，对定量分析和数学模型的依赖已成为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的普遍趋势，这导致学科各自独特方法论的削弱以及学科之间多方面的重合，因此要寻找学科之间明确的分界线变得越来越难，每门学科自身也变得越来越不纯粹，从而导致人们对学科内部统一性以及学术前提合法性的怀疑。各种各样跨学科的东西便在这时应运而生，女性研究就是其中的一个。另外，以普遍主义标榜的社会科学日益受到偏狭性的挑战。人们开始认识到，在科学普遍性的旗号下，形形色色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原先被确认为理性的反映和体现，成为决定诸多知识形式命运的普遍范式，实际上却只不过代表着某一群体、某一区域的特殊利益。西方社会科学就是“凭借其经济上的优势和精神上的卓异”来向全世界传播自己的观点，在它作为社会科学典范的面貌下掩盖的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偏狭追求（注：参见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第二章（三联书店，1997年。）。因此随着后现代主义而兴起的文化研究以怀疑主义的姿态对所有以追求普遍性为目标的所谓“宏大叙事”展开了挑战，女性主义者以普遍的男性话语为批判目标，也毫不迟疑地加入了这些持异见的挑战者的行列。
二、女性主义对社会学传统的批判
女性主义介入社会学的第一步就是对传统社会学进行不遗余力的批判，这种批判是系统的而不是零散的，内容涉及从具体的研究领域、主题到基本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的方方面面。在20世纪70年代一本颇具影响力的论文集《另一种声音：社会生活与社会科学的女性主义观点》中就收集了当时的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对社会学的主要批评和新见解，编者在那篇著名的导言中列举的六个方面成为女性主义社会学的经典批判（注：参见M.Millman & R.M.Kanter,Another Voice: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Social Life and Social Science,Introduction,New York:Anchor Books,1975。）：一是社会学中传统的界定模式忽视了社会研究的许多重要领域；二是社会学集中于公共的、官方的、有形的或戏剧性的角色扮演者和情景定义上，忽视了女性参与最多的那些非官方的、支持性的、私人的、无形的或不具戏剧性的社会生活领域；三是社会学假定男性和女性处在一个“单一的社会”里，并从中可以概括出对所有参与者同等适用的普遍性，而实际上男性和女性处在两个不同的社会世界中；四是社会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忽视了作为社会现象和行为的最重要解释变量——性别因素的作用；五是社会学总是以解释现状、为现存的权力分配结构提供合理性为目标，而女性主义则提出社会科学应该以探讨必需的社会变革，鼓励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更富于人性的社会为己任；六是社会学中过于强调量化的研究方法和技巧，这种倾向可能限制了研究者的视野并得出有问题的结论，因此女性主义倡导在方法论上的多元化尝试。
这六个方面又可以概括分为两个部分，前三点主要集中于社会学中女性及其相关议题的被忽视、冷落和歪曲，包括研究领域和界限的偏狭界定以及研究前提和结论的偏差和曲解。后三点主要集中在社会学研究基本框架及主导理论和方法模式上的男性中心导向，包括对社会学本身的知识模式和方法论基础的理解和争论。也就是说，前一部分着手在社会学现有框架内的批评和修补，后一部分则着力于对社会学传统和框架本身的批判和重建。
具体地说，女性主义对社会学中性别主义传统的批判几乎遍及社会学的各个领域。例如在作为社会学核心的社会结构与分层问题上，女性主义社会学家琼·艾克(Joan Acker)就对传统分层理论中以家庭作为分层体系的基本单位、以家庭中男性户主的地位替代女性地位的做法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测量方法没有看到性别因素对劳动分工和个人地位产生的影响，并且运用双重标准（即男人以职业、女人以婚姻）作为测量阶层地位的范畴标准，是一种“智识上的性别主义”(intellectual sexism)。它不仅抹杀了家庭与劳动力市场上的两性差异，而且也导致人们对社会结构和分层的真实境况的歪曲理解（注：参见J.Acker,Wome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A Case of Intellectual Sexism,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78,1973.pp.936-945。）。在家庭问题上，传统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帕森斯结构功能学说认为，核心家庭中男人的工具性角色和女人的表意性角色分工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工业社会的需求。女性主义对此也提出了质疑，指出不存在任何基于生理需求和所谓天然角色分工的特定的家庭形式。家庭结构及其意识形态是社会建构而成的，同时，被建构的还有外在的社会和权力关系（注：参见B.Thorne,with Yalom,Marilyn,eds.,2[nd],Rethinking the Family:Some Feminist Questions (New York:Longman,1992)中的文章。）。在女性主义看来，所谓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以及与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之间的对应，是基于生物决定论的一种文化诡计。它预设了男性和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现有角色分工和地位的合理性，也为社会学将女性及相关议题排除在外提供了理由。由此看来，女性主义对社会学传统的批判如果再向前迈进一步，就会导向对社会学的主导概念、框架、理论和方法的男性中心导向的挑战。
70年代初期，女性主义学者对社会学中由于结构功能学派的倡导而广为应用的性别角色理论提出了批评。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列举了这一理论至少三个相互关联的弱点（注：参见M.W.Osmond & B.Thorne,Feminist Theories: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 in Families and Society,In P.G.Boss,et al.eds.,Family Theories and Methods:A Contextual Approach,New YorK:Plenum Press,1993。）：(1)性别角色理论作为社会理论是值得质疑的，因为它将一个生物术语与一个社会术语连接在一起，暗示社会是循着自然倾向发展的，而生物性别的差异又总是可以通过更加高级的社会角色的形式显现出来。因此性别角色理论总是热衷于研究性别差异，从而落入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的僵化的二元框架。(2)性别角色理论没有实现将个体与社会有效地连接起来的承诺。社会决定论强调个体是由他们的社会角色决定的，因此人类无法摆脱性别角色的规定。一旦人的行为违反了角色规定，性别角色理论总是责难这些人而不是性别体系本身。(3)性别角色理论最根本的弱点是无法说明性别关系中存在的权力、不平等和冲突。角色理论假定在界定地位阶层和角色期待时，起作用的是公正的、非个人的“标准化因素”，它忽视了下面这种可能性，即那些制定角色规则的人是从他们自身利益出发的。因此女性主义主张彻底摒弃“角色”这一不合适的概念，并以社会性别这一概念取而代之。随着女性主义批评的不断积累，社会性别关系(gender relations)的概念被用来取代传统的性别角色概念，以至于1979年美国社会学学会的性别角色部成员投票一致通过，将他们部的名称改为性别与社会性别(sex and gender)部。
女性主义还对作为社会学传统框架基础的公共与私人的两分法提出了挑战。社会学中男性及男性活动的相关领域如国家、市场等一向被视为是公共领域而赋予重要性，而女性及女性相关领域如家庭、情感等被视为私人领域而遭轻视。公共私域的分野与男女角色的分离相对应，形成了传统社会学家关于社会、劳动分工以及家庭的意识形态，也规定了社会学研究中孰轻孰重的排序。女性主义对工作和家庭等概念重新进行了定义，指出传统的工作概念是依据男人的职业和组织特点来界定的，家庭的概念是以那种中产阶级的核心家庭模式为标准，它们都建基于公私二元论的意识形态。其实家庭内外的工作组织都受到父权制的性别体系以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双重影响；男性不是家庭中惟一的挣钱养家者，女性也不是在经济上难以独立的依附者；女性的从属地位不是仅仅体现在家庭中或仅仅体现在经济体系中，二者并非是分离的，而是相互作用的结果（注：参见M.W.Osmond & B.Thorne,Feminist Theories: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 in Families and Society,In P.G.Boss,et al.eds.,Family Theories and Methods:A Contextual Approach,New York:Plenum Press,1993。）。因此社会性别理论本身超越了公共与私人、男性与女性的传统两分法，也为将传统社会学中被忽略或边缘化的领域或议题纳入社会学主流提供了合理性依据。
社会学传统模式的核心就是对价值中立的客观性的追求，这一目标直接来自实证主义。女性主义是实证主义的坚定反对者。他们认为，社会学虽然标榜客观地描述社会世界，但在研究过程中保持价值中立是不可能的。研究者在三个领域都会受到价值的侵扰：一是选择被研究的问题时，二是决定用什么方式进行研究时，三是对所收集的资料和发现的证据进行解释时。事实不会自己说话，因此研究过程中价值的作用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注：J.C.Ollenburger,op.cit.,p.62.）。社会学家以科学为名，宣称研究过程不涉入任何主观的价值倾向，实际上是在借此帮助维系一种使女性居于从属地位的男性意识形态，所谓的客观性是代表男性特殊利益、观点和经验的男性的客观性。关于这一点，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多萝西·史密斯(Dorothy Smith)的批判最为激进。她认为，在对社会生活的男性特色理解与社会学所推崇的概念框架以及统治他人所需要的知识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幸的契合。社会学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统治所需的概念霸权的一部分，它代表的是男性的所谓社会普遍性，是被男性占为己有的领地。它不仅缺乏“科学”性，而且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我们社会的统治是通过概念和符号完成的，社会学的概念和模式对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它可以视为这个社会统治实践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使女性的被压迫和从属地位得以延续的帮凶（注：参见D.E.Smith,Women's Perspective as a Radical Critique of Sociology,in Feminism and Methodology,ed.,Sandra Harding,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
出于对客观性的追求，社会学中通行的方法是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分离开来，将被研究的人当做可操作的物来对待，女性主义称这种研究模式为“形同强奸的研究”。其最典型的是量化方法，通过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等技巧，强调观察者的中立、强调材料和证据的可靠，从而强调结果分析和判断的客观性。女性主义认为这种研究框架人为地拉大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是被动的，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分析的概念和范畴以及解释的框架和理论都是研究者预先强加于被研究者之上，因此它实际上反映了标准的男性中心立场和导向，是充满意识形态偏颇的。大部分女性主义者倡导社会学研究中的质化方法，认为这种研究模式中被研究者不致沦为零碎的可操作物，研究对象的立场、观点和声音不容易被忽视，易于在被研究者与研究者之间建立起更加平等的关系（注：参见P.Abbott & C.Wallace《女性主义观点的社会学》，（台北）巨流文化出版社，1996年。实际上，女性主义在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量化和质化问题上存在诸多争论，他们通常对前者采取较严厉的排斥态度，对后者则较为推崇。但是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者也采纳了更加包容和开放的态度，即倡导方法上的多元化追求。参见S.Reinharz,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J.Sprague & M.K.Zimmerman,Quality and Quantity:Reconstructing Feminist Methodology,The American Sociologist,Spring 1989;C.Miller with C.Treitel,Feminist Research Methods: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Greenwood Press,1991;A.Oakley,Experiments in Knowing:Gender and Method in the Social Sciences,NewYork:The New Press,2000。）。在女性主义看来，社会学研究中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研究者本身是研究对象的一部分，他们不可能保持中立——无论是他们对世界的认识还是所使用的框架语言都不是纯净而透明的。每一种研究方式都是一种建构，都存在偏见。价值的涉入不仅仅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研究者必须时时反省和意识到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喜好如何影响了研究的进程和结果，因此社会学必须具备一种反省能力。
三、女性主义社会学的新尝试
女性主义对于社会学来说并不仅仅是一个批判的角色，它还致力于对社会学研究议题的重新规划、解释和修正，同时试图通过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的变革来建构与传统社会学相异的女性主义社会学。
（一）女性主义对社会学中的一些传统议题做出了重新解释，并开发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
女性主义第一次将两性不平等与劳动力的性别分工联系起来。马克思女性主义认为（注：西方女性主义有许多流派，文中提到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一般被认为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三大经典流派，相对于古典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来说更加激进。20世纪80、90年代以后，又出现许多新的变种及更加激进的流派，如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有色人种女性主义、同性恋女性主义等等。参见R.P.Tong,Feminist Thought,2[nd],Westview Press,1998。），传统的家庭以及家庭意识形态下的性别分工，可以解释女性进入劳动市场后何以会处于较为劣势的地位，以及资本家何以会以不同于男性的方式来利用女性劳动力。女性似乎是工业社会中的“劳动后备军”，在经济扩张时被推入劳动市场，不景气时又被最先踢开。她们所从事的多半是无技术的廉价劳动，正如女性在家庭中的劳动一样，没有经济报酬或者报酬极其低微。这是因为劳动的性别分工已经成为一种制度性的东西，造成了男女在职业上的分隔，这种分隔既产生于传统的性别意识形态，又恰好满足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力的不同需求。激进女性主义则认为，传统的父权制体制——即男性统治和支配女性的体制是造成女性在劳动市场上处于劣势的主要原因。男性乐于从女性的家务劳动中获利，同时将女性排斥在男性所控制的雇佣劳动之外，或者以家庭中同样的方式去剥削工作中的女人，这种体制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它长期存在，不过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得更加突出罢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与父权制是相互促进的两个体制，通过性别分工的机制，它们共同维护了男性在就业市场和家庭生活中对女人的优势和支配地位。女性的低工资使她们必须在经济上依赖于男性，这样一来就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从属地位加剧了她们在家庭中的从属性，而在家庭中的从属性反过来又加剧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的从属地位。因此劳动力的性别分工是女性受到性别体制和阶级体制双重压迫的体现。
女性主义驳斥了传统社会学中将“工作”仅仅局限于劳动力市场上以男性为主所从事的有酬劳动的狭隘定义，认为女性在家庭内所从事的繁重的家务劳动不应该排除在“工作”范围之外，由此开辟了对家务劳动的专门研究（注：早期较有影响的研究见A.Oakley,The Sociology of Housework,London:Martin Robertson,1974。）。
女性主义还质疑那种将生育孩子、行使母职简单地视为女性的“天性”或“本能”的说法，认为母性(motherhood)并不是出于女性的所谓生物本能，而是社会建构的角色要求。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要成为母亲，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必须由母亲来照顾。女性主义主张，在生养孩子的问题上，女性应该有更多的自主选择的权利，在养育孩子的组织方式上需要有历史的和跨文化的变革。艾德丽安·里奇(Adrienne Rich)从自己作为母亲的亲身体验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母性作为制度和意识形态以及作为经验的区分，认为父权制社会中的母性制度是建立在女性从属地位的基础上的，男性专业人员（医生等）与宗教、社会团体联合控制了女性的身体，堵塞了她们进行节育或流产的渠道，树立起一种既理想化又低微的母亲形象，这种形象与实际上作为母亲的复杂的、活生生的经验是不同的（注：参见A.Rich,Of Woman Born: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New York:Bantam,1977。）。倾听女性从自己的经验发出的声音，通过这种方式，女性主义关于母性问题提出了许多新鲜的见解，并由此拓展了家庭社会学的研究议题。
女性主义也开辟了为传统社会学所忽略或不容的新的研究领域和议题，如家庭暴力、性骚扰、同性恋的研究等等。女性主义从性别不平等的角度审视家庭暴力的原因，谴责了那种“责备受害者”的立场以及以保护家庭私领域的名义对它不予干涉的态度，认为正是这种普遍存在的立场、态度和偏见，维护了男性在家庭中的绝对支配地位和男性统治社会的正常运行。女性主义还提出了“性骚扰”的概念，指出性行为并非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生理的和本能的反映，而且也是社会建构的与性别意识形态相一致的东西。因此像性骚扰、性侵犯、强奸和婚内强奸等都可以视为男性对女性施展权力和控制欲望的一种行为，体现了两性之间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女性主义将有关同性恋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在女性主义看来，性关系和性倾向也不是天生的或本能的，而是社会历史和文化共同建构的。它的标准模式就是以白人男性的异性恋经验为基础的性关系模式，因此长期以来异性恋被视为正常的性关系，而其他不同类型的性活动则被视为是反常的、病态的。女性主义试图打破这种强制性的标准男性异性恋模式，寻求以女性自身的话语来探讨和命名不同形式的各种性关系和性身分认同的含义。通过对同性恋群体和社区的研究，女性主义发现性认同并不是简单地产生于个体，而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具体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情境中形成的。同性恋不仅仅代表一种不同于异性恋的性倾向或性行为，而且代表着基于个人身分认同的一种不同生活方式的选择，因此它不是给定的，而是可变的。在20世纪70年代激进女性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同性恋成为对男性统治构成挑战的一种政治姿态。而到了80年代，同性恋作为一种“集体认同”和性亚文化，其统一身分和共性遭到了怀疑，因为同性恋群体内部存在多元化的性行为和性观念。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提出了所谓“酷儿理论”(queer theory)，以酷儿指代“所有在性倾向方面与主流文化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别规范或性规范不符的人”。这种理论既反对异性恋的压迫，又反对同性恋的同化，它对所有被权力边缘化的人们的行为持包容态度。同时它不仅挑战了传统的男性／女性、同性恋／异性恋的两分法结构，而且还挑战了正统的同性恋文化和价值观念，因而“是一种具有很强颠覆性的理论”（注：李银河：《关于酷儿理论》，见葛尔·罗宾等著《酷儿理论：西方90年代性思潮》，时事出版社，2000年。）。女性主义关于酷儿的研究，开拓了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地和新视角。
（二）女性主义社会学的理论追求与方法论尝试
女性主义并不满足于在具体的研究领域和议题上进行修修补补，从一开始他们就认定了社会学的传统是男性中心导向的，因此他们最终的目标是要彻底改变社会学的现有模式和框架，建构女性主义的社会学，为此他们在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社会性别是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女性主义最早致力于将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区分开来，强调性别的社会建构性。社会性别在女性主义眼里不仅仅代表一种个人的性别身分，还是一种反映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的符号。女性主义学者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将社会性别概括为三种含义（注：参见S.Harding,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pp.17-18。）：一是个体或个人性别，这是性别身分认同的核心，也就是人们意识到自己是男性或女性、并将某些现象与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联系起来的性别认知。这种认知开始于童年时代，而建构一个性别化的自我意识的进程终其一身。二是结构性别，也就是作为社会组织和结构的总体特征的性别。劳动的性别分工、职业的性别分隔都体现了这种制度性的性别，还有教育、司法、宗教、医疗等几乎所有国家体系的构造都体现了性别关系。三是符号或文化性别，也就是在特有的社会文化情境中作为男性女性的规范性含义。例如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二元划分提供了使男女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合法化的统治的意识形态，所谓“男子汉”和“贤妻良母”的说法则规范了婚姻生活中隐匿的一种权力关系。
在社会性别理论的基础上，女性主义试图建立自己的研究模式，然而，关于什么是女性主义研究，存在着众多的说法。女性主义社会学家莉丝·斯坦利(Liz Stanley)和苏·怀斯(Sue Wise)认为，女性主义研究就是具有女性主义意识(feminist consciousness)的研究方式，而所谓女性主义意识就是女性看待社会世界时与传统的性别主义相异的独有观点（注：参见L.Stanley & S.Wise,Breaking Out:Feminist Consciousness and Feminist Research.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3。）。因此也可以说女性主义研究体现了一种女性主义的视角，它的特点如下：(1)将社会性别作为最基本的组织概念，这一概念不仅像种族和阶级一样是一种社会结构，也是一种根本的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基础。因此女性主义不是简单地将性别作为一种个体特征，而是视为社会组织的一个核心原则，是所有制度机构的人们通过日常的互动过程建构起来的社会元素。(2)认为不存在单一的社会世界以及不变的性别关系，因此性别关系必须置于特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情境中加以分析和考察。(3)假定女性经验的特殊价值，并将它视为研究的来源和出发点，把它放在研究的核心位置。女性经验的显性化和多元化揭开了认知世界的新方式。(4)强调研究的价值取向，质疑现有研究的“有效性”和“客观性”，明确提出女性主义研究的目的不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认识这个世界，而且要改变这个世界（注：同第122页注①。）。
舒拉米特·雷恩哈茨(Shulamit Reinharz)从方法论的角度界定了女性主义研究。她将女性主义研究的方法论归纳为10条（注：参见S.Reinharz,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240。）：(1)女性主义是一种视角，不是一种研究方法；(2)女性主义运用了多样化的研究方法；(3)女性主义研究包括对非女性主义研究的持续批评；(4)女性主义研究是由女性主义理论所引导的；(5)女性主义研究可以是跨学科的；(6)女性主义研究以推进社会变革为目标；(7)女性主义研究努力再现人类的多样性；(8)女性主义研究常常将作为人的研究者包含在研究过程当中；(9)女性主义研究常常试图与被研究者形成特殊的互动关系；(10)女性主义研究常常与读者之间建立一种特殊的联系。总之，女性主义研究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它强调从女性的自我经验出发，强调研究者作为主体的介入以及与研究对象的互动关系，着眼于对男性中心主义的批判，是一种为了女性而不仅仅是关于女性的研究。
多萝西·史密斯明确提出了女性主义社会学就是一种“为女性的社会学”(a sociology for women)（注：参见D.Smith,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A Feminist Sociology,Bost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7。），所谓“为女性”是指从外在于统治关系的女性立场出发来解说社会和社会关系，把女性所在的日常生活世界作为研究问题的起点。她认为，传统的社会学是一种适合于男人的结构化的抽象知识模式，由于公共与私人领域的划分，女性被迫呆在家里，外在于男人的统治结构，无法从具体的日常生活中分离出抽象的知识，因此女性社会学家时时处在一种“分裂的意识”(bifurcated consciousness)当中。现有的社会学运用的是一种围绕男性模式形成的语言，这就使得女性无法充分地参与到社会学中。因此有必要重新构造社会学家与知识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将研究者置于其具体的情境之中，把研究者自身的经验作为构成其知识的首要基础。史密斯倡导一种始于女性日常生活经验的情境化的反思社会学，认为只有这种知识才能摆脱男性主宰的统治关系而成为社会变革的力量。
女性主义社会学家马乔里·戴佛(Marjorie Devault)将女性主义研究视为一种叙说真理(speaking truth)的实践活动，其核心思想产生于对以往未被注意的经验的系统关注。她坚持女性的谈话不仅仅是闲话或民间故事，而是构成经验知识的重要内容。这些知识以往被模糊和歪曲了，女性主义的目的就是要揭示和提炼它们。她认为，女性主义的见解强化了经验研究，因为比起那些宏大理论和主导叙事所阐述的令人怀疑的真理，女性主义的真理更小、更加特制、更为集中地指向真理。女性主义阐述各种各样的经验，而不是坚持一种实在，因此对许多人来说，它都比传统学术所追求的那种抽象的、表面上宣称的普遍体系更加坚实和有用（注：参见M.L.DeVault,Liberating Method:Feminism and Social Research,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9,pp.1-3。）。但是戴佛认为，总的来说，女性主义研究者只是修改了而不是发明了研究方法，不过他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方法论，其核心就是批判现有的知识生产机制对性别压迫的支持和维护。女性主义方法论体系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研究实践标准：(1)女性主义追寻一种以“发掘”为己任的方法论，即改变男性所关注的标准实践的重心，以便揭示女性所在的位置和视角。女性主义研究的大部分工作是“将女性带入”，去发现被忽略、被删改、被压制的东西，揭示女性实际生活的多样性以及造成那些生活中诸多东西无形化的机制。(2)女性主义追寻一种使研究过程中对被研究者的伤害和控制达到最小化的目标。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吸收草根组织和职业妇女组织的工作方法，以便形成更加包容性的程序和更少等级关系的结构。(3)女性主义追寻一种支持对女性价值的研究，并导向有利于女性的社会变革与行动的方法论。戴佛认为，这些女性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以往冷漠的、歪曲的、无激情的社会科学研究程序的新的可能性选择。但是女性主义方法论并不是一些固定的教条，而是一种不断变化的对话，它必须保持一种开放的和暂时的特征（注：参见M.L.DeVault,Liberating Method:Feminism and Social Research,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9,pp.27-32。）。
女性主义关于社会学方法论的多样性的强调，不仅包括在研究手段上包容和利用所有可能的技巧和资源（比如所谓量化和质化、硬的和软的、客观的和主观的，等等），而且包括对作为其研究出发点和知识来源的女性经验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的重视（不但重视白人中产阶级异性恋女性的经验，也不能忽略有色人种、工人阶级和第三世界女性以及同性恋女性的经验），也就是将性别因素与种族、阶级等因素交叉起来考虑。他们意识到单向度的或统一的女性主义方法论的危险，因为女人的生活和经验本身不是单向度的和统一的，这就要求女性主义社会学应在制度上形成一种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程序，让作为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女性共同用自己的语言说出自己在各个领域的生活体验。因而女性主义社会学无论有多少种不同的定义和方案，从根本上说都可以归结为一种源于日常生活经验、强调作为“他者”的女性主体价值的反思社会学。
四、女性主义在当代社会学中的影响
女性主义介入社会学后形成的冲击波，对主流社会学无论在建制方面还是在智识方面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以美国为例，女性主义渗入美国大学及社会学研究领域已经30多年，一个明显的建制方面的变化是促进了女性社会学家人数的大幅度增长。1970年，美国社会学界只有18%的博士学位是授予女性的，此后这一比例获得了持续稳定的攀升，1988年达到53%。女性获得终身职位的教师人数也增加了，1991年女性占社会学终身教授的比例达29%（其中46%为助理教授，30%为副教授，20%为正教授）。而在美国社会学学会的理论部也有28%的成员是女性（注：参见B.Laslett & B.Thorne,Life Histories of a Movement:An Introduction,in B.Laslett & B.Thorne,eds.,Feminist Sociology:Life Histories of a Movement,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7。）。现在，性别与社会性别部已成为美国社会学学会中最大的研究部门，1995年这个部有87%的女性成员，以及相对于其他各部更高的研究生比例。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已经把性别社会学变成一门显学，给它套上了学科合法性的外衣。它的名字罗列在学科目录和工作职位表上，成为一个博士专业，需要通过资格考试，有专门的期刊杂志和评奖与奖励机构，以及具有国家声誉的学者网络。可以说，社会学中女性主义的研究共同体已经形成并且越来越走向成熟。
从智识方面看，女性主义对社会学的影响则要复杂得多。如果说女性主义社会学在增加新的研究议题、对传统主题进行新的解释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成就的话，那么，他们在对主流社会学的知识和权力基础进行批判，以及建立新的知识框架和方法论模式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芭芭拉·莱斯勒特(Barbara Laslett)和贝尔芮·索恩(Barrie Thorne)认为，通过将性别作为分析的核心范畴以及探讨私人的（性关系和情感）与公共的（政治和物质资源以及文化资本）领域之间的关系，女性主义研究已经大大丰富了社会学的常规主题，使得女性和性别研究在学术界的代表性和权力大大增加；但是70年代宣告的那种从女性经验出发、以性别为分析范畴将改变整个学科的主导框架，改变制度、组织、社会、自我、阶级、工作、文化、家庭甚至研究方法论的努力似乎并没有完全实现。学术界依然是白人中产阶级男性占据着主导地位，并由他们建立学术研究的准则和范式并进行实践。女性主义研究依然处于边缘化的位置，女性主义理论和主流社会学理论继续在两个不同的认知和建制轨道上前行，彼此之间尚缺乏有意义的对话（注：参见B.Laslett & B.Thorne,Life Histories of a Movement:An Introduction,in B.Laslett & B.Thorne,eds.,Feminist Sociology:Life Histories of a Movement,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7。）。
然而女性主义对当代社会学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这就是对主流社会学的性别主义模式的批判和对社会学理论以及研究视野的丰富和拓展。传统社会学模式中的性别主义不仅忽视了女性的生活经验和感受、使其无形化和边缘化，而且扭曲了对整个社会世界运行秩序和人类生活状况的全面公正的理解。通过批判性地检视社会学研究中的具体议题和结论以及社会学传统范式存在的弊端，女性主义从独特的女性经验和“他者”立场出发，不仅以女性主义理论填补了社会学传统理论中的一些空白，用性别分析的视角挑战已有的一些正统见解，更重要的是启示人们重新审视那些习以为常的公认的所谓普遍性主张和客观性结论中所蕴涵的权力关系，从而成为后帕森斯时代反思社会学潮流中一股不可轻视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主义社会学不仅仅是社会学中的一场性别革命，同时也是基于性别视角的一场知识变革，因此它的影响不能不说是深远的。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革命或变革无论以主流学界的所谓范式革命的“成功”标准而论，还是就女性主义自身所梦想的解放目标而言，都还相距甚远。女性主义在社会学中的知识变革最初始于填补鸿沟，即纠正性别偏见以及创造来自女性经验的新主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主义发现许多鸿沟都是由同一原因造成的，即现有的范式系统地忽略或抹杀了女性经验或性别制度的重要性。这种发现促使女性主义重新思考社会学各领域现有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因此女性主义在发现和填补社会学知识的空白方面做了大量有价值的工作，这些工作证明了传统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中存在着系统的缺陷。但是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在学科基本范式的重构这一问题上取得的成功则要少得多，朱迪丝·斯黛西(Judith Stacey)和贝尔芮·索恩在8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就失望地称之为《社会学中女性主义革命的迷失》（注：参见J.Stacey & B.Thorne,The Missing Feminist Revolution in Sociology,Social Problems,1985,vol.32,no.4。）。她们认为，范式转换的过程包括两个独立的方面，即现有概念框架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为本领域中的其他学者所接受。相对于人类学、历史学和文学批评等领域，女性主义社会学既被主流社会学所吸收同化，同时又被其牵制孤立，这种特殊的状态表明女性主义所期待的范式转换并没有完成。
这一悲观的女性主义社会学革命迷失论发表之后的几十年中，女性主义在对社会学基本框架的挑战和重建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在学科中占有越来越大的领地。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学者可以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内享受合法研究和与同事共同合作的环境，获得令人尊敬和重视的学术生涯。斯黛西甚至担心这样的成功潜伏着新的知识和政治危险，即女性主义者可能会因此丧失反正统语言和研究问题的热情和冲动，或者更少地参与到越轨的知识革新形式中去，从而挫钝批判的锋芒并忽视公众的可理解性，而这些曾经是女性主义知识革命计划的一部分（注：参见J.Stacey,Disloyal to the Disciplines:A Feminist Trajectory in the Borderlands,In B.Laslett & B.Thorne,eds.,Feminist Sociology:Life Histories of a Movement,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7。）。另外，后现代话语的兴起使女性主义更加关注女性之间以及女性和男性之间差异的多样性和多元化的主体概念，关于女性主义话语的统一模式遭到怀疑，而局限于独立的学科结构和专业框架的讨论也被视为是一种本质主义的企图。因此在十年后斯黛西和索恩发表的一篇题为《社会学中的女性主义革命依然迷失吗？》的文章中，她们把所谓“社会学中的女性主义革命”看成是自我冲突的、有缺陷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假定智识上的革命是通过独立的学科完成的，并且把现有的知识分界看成是完整无缺的，这样一种界定学科结构的方式体现了一种本质主义的倾向（注：参见J.Stacey & B.Thorne,Is Sociology Still Missing Its Feminist Revolution? Perspectives:The ASA Theory Section Newsletter,1996,vol.18,no.3。）。女性主义更加提倡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并且呼吁将政治旨趣与思想旨趣结合起来，反对知识普遍性旗帜下的男性中心主义。同时，他们意识到，女性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运动，而是包含着相互冲突的理论和政治视角，表现出支离破碎的多样性，社会性别范畴也必须与阶级、种族等范畴结合起来分析才能获得更加无偏见的知识。这样一来，当初给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带来挫折感的所谓统一范式革命的失败，如今反而成为女性主义社会学避免话语霸权与专制而走向平等与开放的一种优势所在。
尽管关于女性主义社会学的规划有所谓整合、分离和重建三种方案（注：参见P.Abbott & C.Wallace《女性主义观点的社会学》。），但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者已经将第三种方案（革命或重建）作为自己的目标。总体来说，他们或多或少为此做出了努力，并相信这一努力是值得的，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中最明显的是让沉没于人群之中的女性经验名正言顺地浮现在社会学的桌面上，让来自日常生活世界的琐细情景成为知识的合法来源。这一理念虽然还没有完全实现，但其所倡导的知识论目标是与近几十年来西方学界的时尚相一致的，即对地方性知识价值的推崇。然而，一方面，这种目标是建立在性别二元论（男性经验与女性经验之间的对立）基础上的，由于将社会性别视为核心范畴并以女性的“他者”立场作为女性主义经验知识的独特价值和优势所在，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在对传统范式的批判上远比在知识重建上做得更好。这是女性主义社会学的遗憾之一。另一方面，由于过于关注从学术界的边缘进入核心的进程，在获得学术界相对独立地位的同时，学院派女性主义或多或少脱离了现实的政治实践和最终的解放目标，这样就有可能使女性主义研究丧失自己的思想和学术资源而走向真正的迷失。这是女性主义社会学的遗憾之二。这些问题的存在迫使女性主义不得不采取一个特殊的研究策略：他们既不能成为传统意义上的纯粹的学者，也不能使研究沦为服务于运动目标的简单工具。所以在女性主义社会学家中出现的两个普遍倾向是：强调学科边界的式微和学术边界的式微，也就是说，在跨学科领域以及跨学术和社会领域寻找自己的发展空间。这使得至今仍处在边界状态的女性主义社会学获得了无限丰富的文化资源和自由拓展的空间，也表明社会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道路还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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