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日关系正常化看周恩来与新中国外交的历史性转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中日关系论文,历史性论文,新中国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新中国对外关系史的研究领域里，发生于1972年的中美、中日关系改善等外交事件一般在“打开新局面”、“取得新发展”、“实现新突破”的意义上受到评价。追究起来，这种评价应当说是基于如下的认识，即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乃新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活动延长线上的自然结果，特别是论及中日关系更有“以民促官”、“长期积累”、“水到渠成”之类的说法。然而，即便是事件本身的意义也提醒我们重新思考：因为打开与西方阵营中两个最主要国家的关系的大门标志着新中国终于走出中苏关系的阴影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范围，同时获得了以自身作用直接影响国际战略格局变动的大国外交空间；而中日建交——由于这是新中国20余年一贯的外交目标，并且日本作为西方阵营在东亚地区冷战的特殊代理者主动按照中国设定的台湾条件解决“中国”的承认问题——则更昭示着新中国外交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这一转折，简单地说，就是由意识形态主导的人民外交向国家利益主导的现实主义外交的转折；研究新中国外交的主要领导者周恩来的思想演变和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实现过程将为此提供充分的说明。
一、人民外交：探索中的曲折实践
中国共产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奋斗目标发动人民革命，所以夺取政权以后必然为新中国的外交带来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革命价值观。1949年11月8日， 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讲话时指出：新中国的外交任务，一方面是联合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因为根据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和世界近代历史的经验，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发展壮大，而“帝国主义正在走向死亡。美国表面上强大，实际上是纸老虎，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经济危机。”这便决定了新中国“开辟外交战线”是要分清敌我，“促使帝国主义死亡”；“外交同军事一样，外交不过是‘文打’而已。”〔1 〕周恩来的革命外交思想与毛泽东是一致的，其具体化，就是毛泽东于建国前夕所阐述的“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以及联合各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等。由于新中国外交本身鲜明的革命性和与苏联结盟、不急于解决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承认问题、一切资本主义国家要求建交必须经过谈判等项政策的局限难免造成新中国政府作为国际法人的外交活动空间狭小，周恩来提出了“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的“人民外交”思想。〔2 〕他指出：要争取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甚至“使美国人民觉醒起来”，“这一点我们中国人民责任也很大，我们要求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就有这个意义。”〔3 〕这种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人民外交便是新中国展开对外关系的基本方式，联苏、反帝、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构成了它的政策框架。
新中国的对日工作充分体现了人民外交的典型特征。早在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以进步大国的姿态关心日本问题了。1949年1月， 新华社于日本大选前发表了题为《日本的选举与中国》的短评，严正指出：“无论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卒愿意与否，人民的中国将要过问对于日本的管制，而日本将要与人民的中国签订和约，并发生经济的政治的关系。”而“最有资格领导日本并与新中国建立真正的亲密的友谊的人们，乃是日本的民主分子，乃是那些手上没有染过中国人血的日本共产党人和其他民主分子。”〔4〕显然， 这里表明的不仅是敢于向单独占领日本的美国抗争，甚至把新中国与日本建立理想关系的希望寄托在日本共产党执政上面了。1949年7月， 斯大林对来莫斯科商讨建国大计的刘少奇说：现在美国正在争取日本，如果达到其目的，以后中国的困难就会大；如果你们能把日本争取到你们这方面来，那资本主义在远东从此就要完蛋。日本人民是很好的，中国人民仇恨日本人的情绪不应该成为你们争取日本的阻碍。但日本上层还有一批反动分子没有被打下去。今后你们的任务，就是要帮助日本共产党及其他进步势力打击日本反动分子。斯大林还对刘少奇谈到了组织东亚各国共产党联盟、中共应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作等问题。总之，苏联希望把中日关系纳入与西方对抗的国际共产主义战略中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迅速从发展与日共的关系着手展开对日人民外交，仅1950年《人民日报》就发表数篇社论，内容涉及支持情报局批评日共党内存在和平取得政权的幻想、鼓励日共以民族统一路线进行反美反政府斗争、呼吁日本人民团结、呼吁日共团结等重大方针政策问题。中国共产党还于6月12 日就美国占领当局和日本吉田政府“整肃”日共中央领导人的暴行专门发表声明抗议。1949年11月在北京举行亚洲澳州工会代表会上，主席团主席刘少奇在开幕词中对日本的“进步工人运动和反对美帝国主义变日本为殖民地的进步的人民运动”表示关注，并希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借鉴中国革命的经验。〔5〕
对于新中国的革命外交姿态，美国是从亚洲均势受到挑战的角度来理解的。新中国的“一边倒”政策和与苏联结盟的行动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后雅尔塔体制下的冷战力量对比，美国便把日本、菲律宾等纳入战略防卫线，从而在亚太地区建立起完整的冷战体系。其后，朝鲜内战的爆发不仅为美国武装侵入台湾海峡提供了借口，而且导致了中朝联合抗美的战争；这更使得中苏、美日之间的亚太地区冷战体制牢牢地固定下来。于是，美国加速实行完全排除中国的片面对日媾和并与日本缔结军事同盟协定，同时压迫日本政府拒绝承认新中国而与台湾蒋介石政权签订和约。由此，中日关系不仅受制于美国的冷战思维下的对华政策，而且还增加了“台湾问题”这一僵硬、复杂的因素。
东亚地区的冷战现实使得中国失去了在国家关系上“争取日本”的前景。又因为没有继承到联合国的席位而被排斥于决定世界事务的普遍性国际组织之外，所以中国虽然是一个大国，但也只能在东亚地区扮演一个被动的主角——经常以体制外抗议者的身份出现，而只有在直接对美作战的情况下才被认真地看作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对手。面对严峻的现实，中国政府在朝鲜停战后开始调整政策。反映在对日关系上，周恩来在1953年9月28 日同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大山郁夫主动谈到了中国“恢复与世界各国的正常关系，特别是与日本的正常关系”和发展中日贸易、打破美国“禁运”政策的希望。〔6 〕朝鲜战争后的“人民外交”便反映了和平的精神，其着眼点已从声援日共取得政权转到以发展民间贸易和文化交流为中心的“以民促官”上来了。而此时的日本也由于朝鲜战争之“特需景气”的消失转而积极促进与中国的贸易，甚至1954年12月成立的鸠山内阁还表示了改善中日关系的愿望，这些给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民促官——带来了乐观的前景。相应地，周恩来的人民外交思想在实践中被加以初步的理论化，其中心思想就是：在两国政府能够直接接触之前先建立“人民的外交关系”，通过“人民团体之间多多来往”发展到“半官方外交”，以此“突破美国对日本的控制”并“推动”政府建立两国外交关系。他甚至称这种人民外交“是在国际关系史上创造了新的范例”，是新中国“整个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7〕
中国政府推动中日交往自然符合日本企业界的经济利益和在野左派政党的政治需要，但由于外交本身的政府行为属性和现代民族国家之人民的国家属性，所谓“人民外交”也就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它没有国际法和对方当事国的任何政治、法律保障因而极其脆弱，除却中日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因素，即便是来自美国甚至台湾的政治压力也会促使日本政府打击“人民外交”的政治企图以至于限制其经济、文化性活动。从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中日民间贸易和交往逐渐扩大并签订了贸易、渔业等民间协定。但1957年2 月组阁的岸信介政府采取一系列露骨地敌视新中国的行动，甚至在1958年4 月公然宣称不承认中国驻日商务机构有悬挂中国国旗的权利，并纵容 5月发生的右派分子侮辱中国国旗事件，中国政府因此中断了包括贸易在内的各个领域的交往。面对来自日本方面的严重挑战，中国政府提出“停止敌视中国、不搞两个中国、不阻挠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发展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但岸信介于1959年2月3日表示对中国奉行“政治经济分离”的方针，〔 8〕实际上是企图在政治上敌视中国的前提下继续从对华贸易中捞取经济实惠。对此，周恩来向 9月来访的前首相石桥湛山阐明了“中日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必须结合起来”的坚定态度。〔9〕但这种努力在1960年6月岸信介政府倒台、池田勇人组阁并局部调整对华政策后才有了某种结果。鉴于池田政府希望加强中日贸易的态度，中国政府提出“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的贸易三原则。日本方面也作出积极反应，自民党元老松村谦三在 1962年9月访华时与周恩来达成了“采取渐进的和积累的方式，谋求两国关系包括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在内的正常化”的一致意见。〔10〕之后，自民党众议员、大日本水产会长高石奇达之助于10月底率团访华，以同廖承志签署《中日综合贸易备忘录》的重大成果修复了中日民间关系。
关于“廖高备忘录”的签订，有些学者认为：由于有着中日双方政府支持和有关部门参与的背景，它标志着中日关系进入了半官方阶段。当然，中日双方根据协议于1964年8 月以后互设的贸易联络处有政府部门的人员参加，这一民间商务代表机关似乎又是半官方机构。然而，日本政府对中方人员不给予外交特权，而要求居留一年以上必须按留指纹、不许悬挂国旗、不许使用密码电报，等等。〔11〕这与岸信介政府时期“政经分离”方针下的处理原则并无不同。1957、1958年，中国方面曾经坚决反对日本方面设置这些侮辱性条件，两国贸易中断。而当时同样与日本未建立外交关系的韩国，其驻日代表却得到了免按手印的政府外交人员待遇。〔12〕由此看来，认定中日关系在60年代前半期进入半官方阶段是过于勉强的——何况到“文革·佐藤”时期政治关系加剧对立，中方驻日贸易联络处横遭暴徒袭击，“五年期廖高贸易协定”也被废止，而改为每年协商的备忘录贸易，因此，可以说并不存在一个连接“民间关系”和“官方正常关系”的“半官方阶段”——毋宁看作是50年代民间关系的恢复与发展。所以，“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设想虽然有过，“人民外交”曾经努力为中日关系正常化开辟道路，却不断因日本政府直接或间接的阻碍而受到挫折。到60年代后半期，池田内阁后的佐藤荣作政府配合美国的远东战略更加直接地敌视中国而不惜破坏本来就很脆弱的经济关系，中国也由于“文化大革命”使中日交流受到干扰和冲击，“人民外交”被重新赋予或强化了它号召世界人民革命的意识形态实质。在1966年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恶化以后，中国方面和日本的一些左派人士提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佐藤反动政府、日共修正主义”四个敌人的口号。认为打击以美帝为首的这四个敌人符合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中日友好运动是世界反美统一战线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3〕这种给中日友好和中日邦交正常化设置颠覆整个世界秩序的革命性目标和前提的理论使得“人民外交”丧失具体、实际操作的可能性，中日恢复邦交的前途似乎更加渺茫了。
二、面向现实：中日建交的过程分析
一般说来，新中国之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人民外交坚持革命的价值观和正义道德理念，因此勇于向现实政治和既成的国际秩序抗争，而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则时常受到忽视——甘愿“为了世界人民的利益承担更大的牺牲”。〔14〕日本是接受美国驻军的西方阵营国家，在中国看来尚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的任务，“人民外交”始终未放弃支持这一目标。然而，现实统治和冷战格局的稳定性使得这种努力看不到希望，中国又有通过对日贸易打破封锁发展经济的实际需要，而且还存在“两个中国”的承认问题，所以，周恩来以现实主义精神较早地淡化了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色彩，积极倡导中日两国政府的外交承认。在“以民促官”策略受到种种挫折之后，周恩来感到有些失望了。1964年2月29 日他在科伦坡对日本记者说“累积的方法”当然有助于改进两国关系，“但是，这并不能迅速实现恢复中日邦交的目的。”他希望“日本政府采取果断的办法，改变中日关系的现状。”〔15〕
日本政府拒不回应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呼吁，是因为东亚冷战体制造成了中日间接近的结构性障碍。对此，周恩来也早有认识并做过说服工作。1955年1月，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村田省藏来访时提出中苏条约以日本为假想敌国的问题，周恩来预感到日苏将比中日更顺利地实现关系正常化。1957年2月， 周恩来针对日本社会党秋山参议员提到的中苏条约之日本条款问题指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确是为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但主要目的，很老实地说是为了对付美国。然而，在既成的美苏对立格局下，中国不能为日本提供美国式的安全庇护。也不能给日本走向国际舞台提供苏联式的帮助或制造苏联式的障碍，因此，日本除了看重中国的原料与市场而作出顺应“人民外交”的表象外，根本没有诚意在恢复中日邦交上采取实际步骤。而对于日本的保守政治和向美一边倒外交，中国政府最自然的理解就是出于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本性和复活军国主义的未死野心，直接的反应就是人民外交之舆论批评和加强与在野党左派力量的来往。所有这些反而加深了中日政府间的隔膜与对立。可见，改变这种状况不仅有待于政策思想的根本性转折，更有待于作为客观存在的国际政治格局发生实质性变动。
中国对外关系停止向与主要大国对立方面恶性发展并开始探索走出困境的转折点，是苏联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武装冲突事件所导致的中苏同盟关系毫无修复可能的破裂，因为在这个高叫“有限主权论”和“国际专政论”甚至扬言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的超级军事大国面前，任何庄严的意识形态批判或勇敢的道德抗议都已显得不合时宜。面对建国20年来从未遇过的国家安全危机和国际孤立困境，毛泽东表示了调整政策的意向。他还催促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老帅研究国际局势。但由于 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仍然作出了“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形势判断和坚决与“美帝、苏修、各国反动派”斗争到底的政治政策，四位老帅既不愿照搬，又怕“唱反调”。对此，周恩来以“主观认识应当随着客观实际的发展而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作出部分甚至全部的修改”坦诚相告。四位老帅经过多次讨论形成了应主动改善中美关系的意见并报告周恩来。毛泽东、周恩来等慎重考虑、反复观察，最后作出了打开中美关系的决断。这标志着新中国领导人以现实主义精神处理大国外交事务，努力构筑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战略格局的开始。而中苏同盟事实上的瓦解、中国加入联合国和中美关系的改善，使得佐藤政府追随美国支持台湾蒋介石政权的政策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周恩来抓住国际格局转换带来的机遇，领导外交部门务实而机智的处理中日间长期存在的问题，于1972年9 月一举实现了中日建交这一多年的宿愿。
台湾问题。对于中国来说，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利益、安全利益与和平统一条件下可能的经济利益。而美、日是最有干涉可能和干涉实力的国家，与它们建交具有在中国设定的条件下建立解决台湾问题的国际政治体制的意义。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暧昧立场排除了在短期内实现中美建交的希望，因此，充分利用中美首脑会谈所昭示于世界的象征意义，不失时机地推动中日建交便显得尤为重要。周恩来认为：日本在台湾经过殖民史而且战后又建立了复杂的利益关系，所以在美国开始有步骤的撤军，特别是坚持“一个中国”立场的蒋介石死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有进入台湾或台独势力倒向日本的可能，果如此必将破坏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相反，如果能尽快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则会有利于和平、有利于阻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这就是说，迫使日本政府在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的前提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将使蒋介石政权失去日本这一在东亚地区的重要支撑，同时也将使日本染指台湾或支持台独的野心受到法律性和体制性抑制。1969年11月，美日首脑发表联合声明，其中涉及坚持日美安全条约和强调“维持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关乎日本安全的内容，受到中国政府的强烈谴责。当中美关系进入改善轨道以后，佐藤政府虽然流露出推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希望，却在台湾问题上迟迟没有让中国政府满意的表示。中国政府则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台条约非法无效应予废除”的三项原则为恢复中日邦交的条件。但佐藤在1972年1 月尼克松访华前夕参加美日首脑会晤时，还接受尼克松“访华与对台政策变更无关”、“美日在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步骤上竞争于我双方不利”的解释，明称日本并不急于和中国建交。〔16〕周恩来及时了解到佐藤顽固、投机的态度和他在国内已难于支撑下去的困境，作出了表示对佐藤政府不抱希望的决断。不久，尼克松访华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承认“一个中国”并回避“美蒋条约”，对日本又造成一次冲击。其后，周恩来对日本的来访者特别是与田中角荣有联系的人士更明确地批评佐藤，表示对新内阁寄予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希望。如此，便一方面打击佐藤政府、促其尽早垮台，另一方面也给后起有望的田中角荣、大平正芳提示了竞选条件，打开了友好之门。这样，田中角荣在7月7日组成新内阁后，7月18日就表明政府充分理解“中日复交三原则”的立场。7月底，周恩来向来访的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详细介绍了中方的建交谈判方案，田中、大平得到此案后表示将去中国谈判解决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 8月12日，周恩来授权姬鹏飞外长宣布欢迎并邀请田中首相访华。由于双方事先明确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大原则，在9月25—29 日的建交谈判过程中虽然对“复交三原则”、结束战争状态等项曾经有不同看法，以致双方妥协作出不公布“废除日台条约”，而由日方宣布它失去意义和不明确写出战争状态结束的具体时间等技术性处理，但达成的联合声明中明记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复交三原则”的立场。同时，周恩来表示照顾日本在台湾的经济利益，同意日本与台湾保持有关领域的交流关系。
日美安全条约问题。在美日、中苏冷战体制下，废除日美安全条约这一“侵略性军事同盟”，一直是中国政府反对美帝国主义扩张和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口号。然而，中苏分裂和中美改善关系打破了旧有的格局，以中美苏大三角为主体的新的全球战略平衡关系同时在生成。这样，是否重新评价日美安全条约便成为讨论中美、中日关系时的焦点问题之一。在中美间的高级会谈中，周恩来通过与基辛格、尼克松交换意见基本消除了对立见解并形成一些新的认识。他承认日美安全条约所规定的美军驻日武装力量对苏联发动军事冒险的预防功能和对日本向军事大国发展的抑制作用，因此，中美上海公报不触及日美安全条约。在处理中日关系时，周恩来从国际格局变动的角度向国内有关方面作了细致的解释，他指出：问题不在名而在实。只要中日建交了，日美安全条约对付中国的那一部分自然就不起作用了，尼克松—佐藤联合声明中关于台湾的那一部分也会动摇。
从日本方面来说，日美安保体制关系到日本的国家安全和美国在远东的战略利益，所以它把坚持日美安全条约、稳定日美关系作为日中复交的大前提。为此，田中首相在来华之前专程于1972年8 月底飞赴夏威夷与尼克松会谈，向因日本急于推进中日关系正常化而心存疑虑的美国政府确认，日本将在“完全而忠实地”执行日美安全条约的前提下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目标。〔17〕田中、大平一行于9月25 日到北京的当天下午，大平外相在首次限制性会谈中就提出：日本政府在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时，不能从日本方面损害和美国的关系以及美国和世界各国的关系。周恩来表示：中日友好不是排他的，我们对日美安全条约有意见，但在联合声明中不提它。周恩来从实际出发处理这一问题，既有利于调整中国的对外关系，以适应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斗争的战略需要，也推动了双方互谅互让，使中日建交得以顺利实现。
战争赔偿问题。中国是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和对日战争的主要战胜国之一，理应按照国际公约获得相应的战争赔偿。根据1945 年7月26 日的中美英三国《波茨坦公告》和战胜国组成的远东委员会于1947年6月19日通过的《对投降后日本之基本政策的决议》，日本必须支付实物赔偿。然而，随着美苏冷战形势的加剧，美国的对日政策由永远根除日本的战争能力转向复兴日本经济以使美国的全球冷战战略在东亚得到日本的支撑，相应地对于赔偿问题的处理也由严而宽，以致于1949年5月被美国宣布中止赔偿。当时， 中国的国民党政府不惜人民利益而积极配合美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放弃赔偿，其原因除不愿将负担加诸战后的日本国民身上的所谓“以德报怨”之外，就是考虑到“在赤色帝国主义虎视眈眈之际，如果削弱日本，则绝对无法获得亚洲的和平与安定，宁可使其成为亚洲未来强大的反共国家。”〔18〕50年代初，美国把持对日媾和工作，苏联无所作为，而新中国则完全被排斥在媾和工作之外。最后，美国操纵旧金山和会只对日本要求象征性的“劳务赔偿”。而蒋介石政权在与日本签订双边和约时连这一点也放弃了。
对于以争取日本脱离美国、背弃台湾为外交目标的中国来说，复杂的索赔谈判显然是不可能被考虑的，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价值观和人民外交政策也决定了新中国政府不会给日本人民增加巨额负担充作战争赔偿。1955年初，鉴于新上台的鸠山政府表示要改善对苏、中的关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并于3月1日通过了《对日政策和对日活动的方针和计划》，其中规定：宣布日本免付赔偿的时间不宜过早，要表示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前不能正式解决，但我方愿意解决该问题。1957年4月15 日周恩来接见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团时，有人提出希望中国以宽大精神处理赔偿问题，周恩来解释说：两国还没有签订和约，我们怎么好事先放弃这个权利，将来要订和约，情况就变了。直到1972年7 月底竹入义胜来访，周恩来在介绍中国的谈判方案时才明确地说：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田中角荣来华后出席欢迎宴会时竟然以“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来表达因侵华战争感到的“遗憾”，而且日方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还说蒋介石政府在“日华条约”中已经放弃赔偿要求，现在联合声明中不宜再提。对此，周恩来严厉批驳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难，毛主席一再强调要区分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但中国人民受到的巨大损害决不可以说是“添了麻烦”。关于赔偿问题，蒋介石逃到台湾已经不能代表中国，他放弃那是慷他人之慨。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偿，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这是对我们的侮辱，简直不能忍受。经过激烈的舌战，日方在这两个问题上作出妥协。这些成果反映在联合声明前言部分里明记日本方面“深刻反省”战争责任和在正文中专设“友好放弃赔偿要求”之条款上。
当然，姑且不论田中等人来华其实抱定了不赔偿之决心，〔19〕仅就日本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和中国政府放弃赔偿要求的仁义之举而言，日本政府的所谓“反省”对中国人民是没有说服力的。但历史地看，日本与曾经遭受其野蛮殖民统治的韩国签订建交条约经过了十几年的艰苦谈判，此间数次因日方拒绝赔偿和为其殖民历史狡辩不欢而散。 即使到1965 年签约时，日本外相也只是声明“在两国长期以来的历史中令人遗憾地有过不幸的阶段，对此表示深刻反省”而已。赔偿也被日本强称作“经济合作”。〔20〕应该说，面对复杂、险恶的国际国内形势，已身患绝症的周恩来以清醒、现实的思路和果断的行动领导中国实现了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外交目标并争取到道义上的胜利，他为向历史和中国人民作出诚恳交代尽了自己的努力。
反霸条款问题。中国迅速改善中美、中日关系的主要目的在于尽快摆脱国际孤立处境，建立遏制苏联军事冒险的国际战略体制。基于共同的利益和认识，中美联合公报有一项特别引人注目的声明，即“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该项反霸条款写在双方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段落之后明显地勾勒出了中美在抑制苏联扩张方面的战略关系。但日本不愿接受反霸条款以免在推进与中国的关系时刺激另一个毗邻的、而且是足以与美国对抗的大国。周恩来了解到日本朝野因领土问题对发展日苏关系、签订和约信心不足，决意迅速实现中日建交并同时确定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意向，以使中日苏这一地区三角关系里的中日关系处于优势。1972年7月29 日周恩来向竹入义胜提示的《中日联合声明要点（草案）》中照搬了中美联合公报的反霸条款，日本大平外相拿到竹入的笔记后交外务省研究，条约局即表示反对。9月9日，日本自民党议员古井喜实、田川诚一等受大平外相委托，来华向中方转达日本政府研究中方草案后提出的对案，其中就没有反霸条款。〔21〕周恩来会见古井等人时没有追究这一问题，但在后来的谈判中坚持保留。可以说，这是周恩来洞察国内外形势所作出的决断。因为日本是发动侵略战争与中国结有民族仇恨的国家，中国在放弃赔偿要求而日本又不作相当程度的谢罪表示的情况下与之建交，容易招致人民群众的困惑与不满。9月初，经周恩来修改、 批发的《外交部关于接待日本田中首相访华的内部宣传提纲》中，针对群众可能在感情上难以接受的现实情况，指出：侵华罪行要由日本军国主义负责。更重要的是时代变了，世界变了，当前对我国威胁最大的是美帝、苏修而特别是苏修，田中主动要求访华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有利于牵制美帝和打击苏修，我们不能用感情代替政策。显而易见，中日建交谈判的结果必须有反对霸权主义的内容，否则就会破坏中国国际国内政策的平衡，处理不好可能危及政治稳定。据日本的谈判参加者说：“条约局对增加这一条是消极的，但在日华和平条约的处理、结束战争状态、要求日本赔偿的权利等问题上，日方要求中方让步的地方有很多。如果什么都按日本的意见办，当然就谈不拢。”而且“只要有美中上海公报可援，同苏联的关系也就不难应付。”这样，在中方同意表明“日中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条件下，日方同意增加反霸条约。〔22〕
在中日联合声明里，反霸条款是唯一涉及中日关系之外的内容，因此是它决定了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世界政治意义。正如中国在田中首相一行离华翌日发表的两报一刊国庆社论所指出的：中美关系的改善和中日建交这些伟大成就，“使那些梦想孤立中国的政策完全破产，也使那种仍然妄图包围中国的反革命计划正在瓦解。”〔23〕当然，日本因与中国相约反霸条款而受到苏联的强烈指责，这使得日本希望在中苏之间实行“等距离外交”变得困难，但苏联霸权主义也越来越孤立。不过也必须指出，在周恩来的思想里，反霸条款并不仅针对苏联，也有约束美国和日本的用意。
三、结语：转折的意义及其局限性
中日建交谈判在短短五天内完成，这是中国在震惊世界的中美关系改善之后以戏剧性的速度创造的又一个外交奇迹。正如毛泽东对田中角荣所说，“可以几十年、百把年达不成协议，也可以在几天内解决问题。”所以，它决不是“长期积累”的自然结果，而是一次历史性转折的成功收获。通过以上对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考察，我们可以说：意识形态主导的人民外交是建国初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对外工作方式，它能够根据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形势及时为新中国确定国际格局坐标，并促进与政治上敌视中国的国家人民之间的交往。经过长期的曲折实践，当70年代初国际格局酝酿变动的时候，新中国外交开始了向国家利益主导的现实主义外交的转折。它是意识形态取向外交向国家利益理性外交的转折，是“促官”意义的人民外交向一般意义的政府间外交的转折，是统战对抗外交向大国对话外交的转折，是“革命·战争”主题外交向“和平·发展”主题外交的转折。
周恩来是这一历史性转折的主要思想先驱者和实践领导者。早在朝鲜停战不久他就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希望改善与包括日本、美国在内的政府间关系。但直到国际战略格局面临重大调整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现实主义外交思想才得以逐渐占据政治决策层的主流地位。其间，他一方面领导推动改善中美、中日关系的实际进程，另一方面还做了许多有关的政策调整和思想澄清工作。他经常提醒要排除极“左”思潮对外交工作的干扰，并以“当前美国、日本没有直接革命的形势”来说明必须与美、日政府发展和平外交关系。他认为极“左”思潮具有世界性，所以他直接对日本在野党人士表明：日本在野党不可能取得政权，中国必须与自民党政府谈判建交。他还看到了中美日苏四大国和平友好乃至建立共同安全协议对亚洲和世界的重要性。
但在中日恢复邦交以后，周恩来以外交胜利的事实批判极“左”思潮并推动外交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和健全外交工作体制与队伍的设想受到了阻挠。1972年国庆社论在起草时曾经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写入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但两次均被姚文元删掉。1972年11月底12月初，周恩来审阅同意的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被张春桥、江青批以质问的意见退回，理由就是反对其中有批判极“左”思潮的提法而主张批右。这种复杂的内部政治斗争预示了周恩来不惜沉疴绝症之身刚得以粗略厘定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行之不远的命运。直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经过几年的反思与摸索，在1982年提出了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明确以维护民族利益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出发点并放弃特指某一国家的反霸目标和联合反霸国际统一战线策略。显然，这与70年代初周恩来领导新中国外交实现的历史性转折有着继承发展的关系。
注释：
〔1〕《新中国的外交》，《周恩来外交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
〔2〕《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周恩来外交文选》，第52 页。
〔3〕《中苏缔约后的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4页。
〔4〕《人民日报》1949年1月21日第1版。
〔5〕《新华月报》1949年12月号，第440页。
〔6〕《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1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116页。
〔7〕《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2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54页。
〔8〕田桓：《战后中日关系年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124页。
〔9〕《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3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72页。
〔10〕《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4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 第16页。
〔11〕〔日〕田中彦明：《日中关系1945—1990》，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版，第56页。
〔12〕林代昭：《战后中日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页。
〔13〕田桓：《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95页。
〔14〕《中国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43页。
〔15〕《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5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 第7页。
〔16〕〔日〕《读卖新闻》1996年2月21日第6版关于美国政府开放有关档案的报道。
〔17〕〔日〕绪方贞子：《战后日中·美中关系》，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版，第87页。
〔18〕林金茎：《战后中日关系之实证研究》台湾财团法人中日关系研究会出版，第45页。
〔19〕《朝日新闻》1997年8月28日第18版有关中日复交25 周年纪念的采访报道。
〔20〕〔日〕荒井信一：《战争责任论》，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208页。
〔21〕〔日〕田川诚一：《日中交涉秘录》，每日新闻社1973年版，第359页。
〔22〕〔日〕永野信利：《天皇及邓小平的握手》，行政问题研究所出版局1983年版，第69页。
〔23〕《人民日报》1972年10月1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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