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职业教育经费支出体制的问题及改革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支出论文,教育经费论文,体制论文,方向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6)09-0018-04 职业教育的良性发展对满足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发展需求、解决社会结构性失业、加快城市化进程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等均具有重要意义。从党的十六大提出“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到十七大提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再到十八大提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国家对发展职业教育的要求不断提高。发展职业教育具有极强的时代性和迫切性，要求构建一套既符合我国国情又与国际标准接轨的现代职业教育管理体系。 目前学界围绕职业教育管理体系，主要开展两方面研究：一是借鉴德国、美国、加拿大等职业教育先进国家的经验，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定位、体系和模式等多方面问题进行研讨；二是着眼于职业教育的投入机制，深入剖析如何摆脱单一财政筹资、建立多元的资金筹集渠道。这两类研究为我国现阶段职业教育管理的制度设计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也表明学者对职业教育管理问题的重视。然而，受传统观念影响，目前学界对于与投入机制相对应的支出机制的关注程度却不高，少数关注的研究者也主要着眼于职业教育绩效评估机制，鲜有对职业教育支出机制的理论探索和多维思考。构建适宜职业教育发展的支出机制，最大限度地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职业教育培训产出的质量和效益，以高效率的职业教育支出体制支撑产业升级，应是当前积极研究的问题。本文从分析我国现行支出机制存在的问题出发，探讨机制存在症结的原因，并对优化职业教育支出机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我国职业教育经费支出机制存在的问题 支出机制作为职业教育管理体系的最终环节，决定着职业教育的产出质量。支出管理质量的好坏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产出的学员能否达到现代技术岗位要求。目前我国职业教育机制已经日趋完善，拥有多种职教培训部门，管理主体呈现多元化特征，包括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主管部门、行业组织和企业，还有部分以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体形式参与管理工作。这种多头管理的模式有效确保了职业教育培训的广度，扩大了培训覆盖面，对短时间内迅速壮大农民工培训队伍、普及初等职业技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现行的培训机构按类别的不同分为资格证书培训和岗位证书培训，以及一些重点扶持少数民族的职教培训课程。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3)》的数据，截止到2012年，我国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有112293所，教学班536037个，结业生数为47155968人，为各产业培养出了一大批高技能人才，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职业教育支出体制不断取得进步的同时，应当看到，因为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以及利益部门之间的冲突和阻挠，至今仍然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十三五”规划所确定的产业升级步伐的加快，要求我们加快推进与技术进步、生产方式变革相配套、产教深度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进程。 (一)经费支出多头管理 现阶段，我国教育、发展改革、财政、农业、扶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众多管理部门各自都有负责职教工作的部署和管理，大多经由财政直接拨款获得培训资金，各自建有相对独立的培训组织，按照上级政策指令或者各自制定标准来确定学员资格、选拔学员、开办培训课程以及设定考核标准，即这些部门都拥有一定的权力来决定资金的使用和分配。但是，部门之间往往彼此缺乏沟通和交流，导致支出机制存在明显的混乱性，缺乏系统观念，甚至办学体制和模式都存在矛盾性，不能做到统筹规划、联合办学，主要表现为不同部门之间存在某些恶性竞争、攀比以获取更多的经费数量，忽视资金的利用效率，导致教育和培训资金的利用率偏低；单个部门的培训课程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基础培训存在较大的重复性，缺乏培训优势和特色课程；多方管理主体模式使得很多制度和政策难以统筹安排，培训标准不一致，导致农民工不能灵活多样地在不同组织机构之间进行培训转换，参加的培训课程过于单一。 这种多头管理、支出混乱的机制将影响职业教育管理的进一步优化升级。一是导致职教管理体制不顺畅。多部门管理，权力划分不清晰，相互推卸责任，过分追逐培训资金的数量，由于经费支出质量难以衡量，就忽视支出质量。例如，某些机构会故意夸大预算资金，以便获取更多资金留做他用，这不利于财政部科学地统筹安排支出资金。二是导致我国职教管理机构的公信力下降。社会不相信政府能把纳税资金保质保量地用在提高农民工职业教育技能上，对教育机构的责任定位、管理水平和培训效果存在怀疑，使得政府作为职业教育这一准公共物品管理主体的服务功能严重缺位。三是挫伤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培训的积极性。各机构缺乏课程联系和有机转换，考核指标差异较大，转换学分不方便，不便于农民工跨班级、跨课程以及跨机构灵活支配时间和选择培训课程。特别是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具有相对较高的权利意识，这样不尽合理的培训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会打消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对职业教育培训失去信心，甚至带来一些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 (二)经费支出绩效不明显 现阶段职业教育培训的支出绩效不明显。一方面，培训机构并不太重视培训效果。务工人员往往培训一段时间后就可拿到一个证书，作为进入技术企业的一个“敲门砖”。培训机构并不考虑课程结构是否合理，导致有些农民工虽多次参加培训，但通过培训，工作技能有所提升的人很少，依然不能达到技能型人才的标准。另一方面，根据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合同性质的不同，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类，两种类型的农民工在技能方面差异较大，对培训的需求有所不同。但是，现阶段大多数培训组织不能根据农民工的类型实施有针对性的培训，往往导致体制内的农民工多次接受相同培训，体制外的农民工无法获得培训机会，从而使得总体支出绩效不明显。此外，培训内容没有进行合理的规划安排，没有区分一般性培训和特殊性培训，“眉毛胡子一把抓”，导致有些农民工接受的全是一般性培训，没有掌握过硬的职业技能，而有部分人虽然在某一技能领域技术过硬，但技能适用范围过于狭隘，不利于今后工作的灵活调换。 这些问题都将阻碍职业教育的健康良性发展。一是支出机制的缺陷将进一步影响投入机制实施的效果。投入和支出是相辅相成、互为统一的，任何一方存在缺陷都将导致整体培训结构的断裂。社会公众对职业教育培训功能的不信任感将会增加，从而打消支持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这样将会影响培训组织进行民间筹资，不利于拓宽除财政以外的多元筹资渠道。二是不能够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教育的诉求。他们对职业教育在改善经济报酬、提高社会身份方面抱以很大的期望，但眼下这种低效率的培训结构并不能满足他们这种迫切的需求。三是不利于相关产业的技术革新。中国版的“工业4.0”规划——《中国制造2025》把制造业看作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要求我国加快提高产业工人的技术水平，以技术带动创新和质量。如果职业教育不能培养出一大批可以投身于生产第一线的素质高、技能强的产业工人，将会影响我国制造业、技术服务业等产业技术革新的步伐。 (三)经费支出结构不均衡 一是现阶段的职业教育培训经费更多地偏向于短期化培训。2013年，参加职业技术培训的总人数为47155968人，其中参加一个月以内职业技术培训的有29686597人，占比为62.954％；三个月以上的培训组织占比很小，尤其是一年及以上的培训，占比仅有2.030％。过短的培训时间不利于进行技能密集度高的培训，学员只能学习到一些培训周期短、知识密集度低、技术替代性高的低端制造业技能知识，对于技术难度大、技能密集度高的专业技能往往浅尝辄止，不利于提高高新科技产业工人的职业技术，不利于培养基础扎实、动手能力强的中高级蓝领工人。 二是城乡之间支出不均衡，存在较为明显的二元结构，职业教育的农村生均经费支出远低于城市。以职业高中为例，农村区域中全国教育和其他部门、地方教育和其他部门的生均经费支出均低于全国平均值13301.83元和13299.84元，分别相差2510.08元和2508.09元，这表明农村职业教育经费支出与城镇相比存在差距，仍处于较低水平(见表1)。这种城乡差别不利于解决农村近年来的结构性失业问题，限制了将农村剩余劳动力投向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