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转移支付与地方征税行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移支付论文,财政论文,地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78(2016)06-0016-12 转移支付制度作为调节政府间财政收入分配关系的基本制度，其作用是推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由于均等化转移支付会改变地区间税收收入的分成关系，尤其是如果来自于中央政府的无偿转移支付资金被地方政府用作对本地征税成本的替代，则转移支付的增加很可能会降低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Inman，1988；Litvack et al.，1998)，这不仅会加大地方的财政收支缺口，也会造成地方财政对上级转移制度的更大依赖。 之前关于转移支付对我国地方财政行为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转移支付对地区财力均等化、地方财政支出行为的影响特征(郭庆旺和贾俊雪，2008；尹恒和朱虹，2011)，而针对转移支付影响地方财政收入行为的研究较为匮乏。仅有的几项研究，围绕着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等对地方税收努力的影响展开，且基本上都发现：均等化转移支付对我国各省区税收努力存在消极影响，但配套性转移支付、税收返还对税收努力的影响则呈现为弱正相关特征(Liu和Zhao，2011；胡祖铨等，2013)。在目前我国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不完全对应的体制下，地方政府的税收行为选择不仅会影响到其当期的税收收入，还会通过资本和劳动要素的流动，引发地区间财政收入分配关系的动态调整，因此，要全面把握财政转移支付对各地区税收努力的影响特征，当然不能忽视地区间财政竞争的动态博弈关系，尤其是应纳入地区间财政竞争地位、竞争策略选择的交互关系项，以考察地方政府征税行为选择可能存在的策略外溢问题。 本文基于中国现行财政预算实践中所普遍存在的“基数法”特征，全面考察了转移支付的税收努力效应、地方税收努力策略行为的外溢特征。论文的主要贡献有两点：一是采用随机边界分析(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简称SFA)估算各省区税收规模的最优边界，获得了一个更加稳健的地方税收努力指数集变量。二是从地区间税收竞争博弈的角度，分析了地方征税行为的策略外溢效应，发现地方政府的征税行为呈现显著的策略替代特征。 论文以下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为相关文献评述；第三部分为计量分析模型与变量说明；第四部分是计量分析结果，检验地区间税收竞争策略的外溢特征；最后为本文的结论。 二、文献评述 关于转移支付与地方税收努力的关系目前在理论上并未取得一致。Inman(1988)、Litvack et al.(1998)等基于“理性人”收益最大化假说，指出：由于地方政府不能内部化其征税成本，因此，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更倾向于被地方政府用来替代融资成本较高的地方税收，因而转移支付会导致地方政府降低税收努力，并造成地方财政运行效率及财政自主性的下降。①但Smart(1998)、Egger et al.(2010)等在地区间税收竞争背景下，得出的结论却相反。他们认为，尽管地方税率提高会导致本地区税源外流以及税收收入减少，但在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下，这又会导致该地区获得的转移性财政资金流入增加，因此，均等化转移支付对地方税收努力存在反向激励，提高本地税率反而能够获得上级的财政补助。此外，“粘蝇纸效应”理论也认为，与通过税收征集组织的公共支出相比，由转移支付引致的公共支出水平更高(Hines et al.，1995)，由此而产生的地方财力缺口需要通过提高地区税收努力或举债来弥补，也即转移支付与地方税收努力之间可能存在正相关关系。 转移支付对税收努力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莫衷一是。Dahlby和Wilson(1994)在对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财力再分配实践进行考察时发现，无论是明确表述为“财力均等化”机制，还是隐含在“收入分享计划”内，转移支付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与地方税基或所谓的“税收能力”负相关。Nicholson-Crotty(2008)使用美国1971-1996年各州数据进行的研究同样发现，上级转移支付对本地税收努力存在着一个显著负向影响，并且，这一负相关特征在条件性转移支付和监督更规范的政府补助项目(如医疗补助计划)中同样成立。但Buettner(2006)以德国的城市级数据为样本，考察了地区间财力均等化机制对地方营业税率选择的激励效果，结果却发现，各地区针对公共支出的边际征收率对税率有显著为正的影响，只有对那些接受转移支付援助的地区，财力均等化转移支付对地方实际税率存在显著的负向抑制。 关于中国的转移支付实践对地方政府财政努力影响的研究相对比较少。乔宝云等(2006)、张恒龙和陈宪(2007)对分税制以来我国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努力的相关性进行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我国现行转移支付制度总体上不利于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努力，转移支付会降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征集的积极性。Liu和Zhao(2011)利用中国1995-2007年的分省级数据，也发现总量转移支付和均等化转移支付对各省区税收努力存在着消极影响，而税收返还的效果则不明确。不过，李永友和沈玉平(2009)采用各地区税收的相对课征水平作为税收努力指数，却发现转移支付会促进地方税收努力，他们认为这是因为专项转移支付需要地方配套，为了争取更多的地方专项资金，地方政府必然要增加其税收努力方可筹集更多的配套资金。② 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不仅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行为博弈，地区间财政收支行为也必然存在着空间策略的交互影响。如Hettich和Winer(1999)研究了美国中部和南部25个州政府关于烟草税征收的策略互动效应，结果发现不同地区选择课征的税率存在显著的策略替代行为。Baretti et al.(2002)关于德国的研究也表明，地区政府之间的征税行为存在策略性特征：在给定其他地区征税策略不变时，本地区会选择相对较低的税收征管力度。郭杰和李涛(2009)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也发现：我国各省份在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财产税的税负表现出显著的空间策略互补，但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等流动性较低的税种则表现出显著的策略替代。 转移支付与地方税收努力选择不应该是单向的，如一个地区为了吸引外来投资采取的低税率政策，该地区吸引的投资增加是以其他地区投资相对下降为代价的，而这种“财政竞争外部性”当然又会改变各地区在财政转移支付分配中的地位。无论地方的税收竞争策略最终会得到上级转移支付补助的怎样回应，针对其他地方政府的行为预期无疑都将触发地区政府的财政策略行为。对那些具有竞争优势的经济发达地区，其财政外溢性使得地方政府可以将自己的支出成本转嫁给其他地方政府，如杨龙见和尹恒(2014)的研究就发现，贫穷县的营业税率总体上高于富裕县，这主要是由于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流向相邻的富裕县，使得贫穷县不得不通过提高税收征管筹集财力。当然，地区间征税行为的社会福利效应最终还依赖于均等化转移支付的收入补偿的力度大小。根据Bucovetsky(1998)的最优课税模型所得出的研究结果，当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收入的直接贡献不是非常高时，均等化转移支付会引致较高的地方均衡税率水平，也即，在财政均等化分配力度较小时，地方财政支出压力会迫使地方政府加强税收征管或扩大税基。考虑到中国目前转移支付资金补助的力度在不同地区差异巨大，地区间征税行为的异质性也应该比较高。 三、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一)计量分析模型 因为地方税收努力影响因素的多元性和中国地方政治生态中的政绩竞赛问题，本文在Smart(1998)以及胡祖铨等(2013)的分析基础上，建立如下基准回归模型，以检验转移支付与地方税收努力的基本关联特征。
(1)式中，
表示i地区在t期的税收努力水平
，地方税收努力变量计算借鉴Battese和Coelli(1992)提出的适用于面板数据估计的SFA模型，具体方法见下文的变量说明；Tr为转移支付指标，在本文中，除了测度净转移支付的影响之外，也区分均衡性和专项转移支付两种支出结构的差异效应；Rc为公共服务支出；Pt则为所得税改革政策变量。控制变量集X包括人均产出pgdp、产业结构fi、人口规模popul、城市化水平urban、地区财政支出水平expbd，分别用以捕捉经济发展水平、税源分布、人口增长、市场集聚以及地方支出责任和成本对本地税收征收努力的影响。此外，
为个体效应，
为时间效应，ε为随机扰动项。 在地区之间财政竞争和经济增长竞争的双重压力下，地方政府的征税行为可能不是相互独立的，特别是考虑到税收政策的空间外溢效应以及异质性地区竞争时，一个地区的征税行为将不可避免受到其他地区征税策略的影响，③为此，本文在回归中纳入地区间税收努力的外溢效应，设定空间自相关(SARAR)模型如下：④
在(2-1)式中，
为税收努力的空间滞后项，此处的W为空间权重矩阵，表示竞争性地区之间税收努力选择的相互影响，
为空间权重矩阵W中的元素，用来衡量地区i与竞争性地区j之间的空间相依特征；在空间权重矩阵W构造完成之后，对其进行行标准化处理，以保证W中各行元素之和为1，这样，
就可表示竞争性地区的税收努力对本地区征税策略选择的平均影响；ρ是税收努力的策略反应系数，其符号和显著性可以用来反映地区间税收努力外溢效应的特征。 考虑到本文所关注的焦点是竞争性地区的税收努力对本地区税收努力的影响，这必须排除那些地区间共同的外生扰动因素(如风俗习惯、地理环境、文化观念等)带来的空间相关性扰动。⑤为此，在传统的空间滞后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残差项的空间滞后，以控制地区之间因不可观测的空间扰动相关导致偏误的可能影响。
为残差项的空间滞后，我们设定其对应的空间权重矩阵与因变量所使用的空间权重矩阵W相同。 另外，地方税收努力除受到竞争性地区征税策略外溢的直接影响外，也可能受到转移支付资金的非均衡分配以及地区之间公共服务支出的“标尺竞争”效应的影响。为了发掘转移支付在地区之间的差异化政策实施影响，以及由公共福利竞争所引致的空间外溢效应，本文在方程(2-1)中加入转移支付和公共服务支出的空间滞后项，得到如下广义空间杜宾(SDM)模型：⑥
(二)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 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中，正确识别并选择空间权重矩阵的类型及其元素构成极为关键。Anselin(1988)、Anselin et al.(2004)以及Revelli(2005)等人的研究均证明：关于空间权重矩阵设定，最合适的做法是依据空间数据自身的特征和地理单元分布的规律客观生成，而不是由研究者主观设定。但在实际研究中，囿于样本数据和高维空间统计技术限制，这一要求在多数情况下还难以实现。本文的分析参考Boarnet et al.(2006)的做法，以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为标识，建立空间回归模型来辨别地区间税收努力的策略外溢效应，并与依据二元邻接权重矩阵的空间回归结果进行对比。具体地说，本文首先采用二进制行政邻接标准建立空间权重矩阵
。对二进制空间邻接权重矩阵
，设定其主对角线中元素取值为0，其他元素则满足：
其中，
分别为地区i与地区j在考察期内的人均产出水平(以1998年CPI价格指数为基期进行平减)均值，β为i与j两者共享边界的长度占样本i总边界长度的比例，
则为地区i与地区j的两地区省地中心距离，数据根据google地图提供的中国各省份中心位置的经纬度坐标计算获得。在依据上述原则完成矩阵构造之后，我们对矩阵
施以行标准化处理，即令
，然后再利用行标准化为1后的权重将i省区的所有竞争性省份的税收努力加总成为一个加权平均值，用以反映竞争性地区对本地税收努力策略选择的总体平均影响。 (三)变量与数据说明 因变量——税收努力。税收努力(tax effort)衡量的是地方政府对本地区税基的整体利用程度。之前的多数研究，一般采用“税柄法”来测度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不过“税柄法”存在的固有缺陷往往也导致其会高估地方税收努力水平。⑦本文采用随机边界分析(SFA)估算各年地区税收规模的最优边界，然后通过将SFA方法测算的各地区潜在税收规模对该地区实际征税额进行平减以获得地方税收努力指数。税收努力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
表示本级地方税收实际征收额、
为利用SFA方法估算的地区税收能力(最优税收收入规模边界)。⑧我们借鉴胡祖铨等(2013)的做法，选取地方政府负有实际征管职责、在本级地方税收中占比最大的7个地方性税种作为衡量地方税收能力的税基来源。⑨ 转移支付(Tr)。除关注净转移支付之外，本文也区分均衡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指标的不同作用。净转移支付数据通过《中国财政年鉴》中历年各地区财政预算收支决算表中“中央补助收入减各地区上解中央支出”得到，5个计划单列市数据加总到相应年份省级数据中核算，时间跨度为1999-2011年；均衡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依据《地方财政统计资料》中“财政体制管理资料”对各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2007年之后称均衡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数据的分类统计(2008年后取自各省区一般预算收支平衡表)，时间跨度从1999年到2009年。⑩ 公共服务支出(Rc)。本文采用Rc指标来显示地方政府的公共福利支出偏好，在数值上，Rc=地方本级教育、医疗卫生支出年增长率/地区gdp年均增长率，Rc指标衡量福利支出的相对增幅，其构建基于以下考虑：教育和医疗卫生是地方政府提供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公共品，也是最能体现社会公共服务影响居民福利的支出项目。 政策冲击(Pt)。2002年中央关于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的方案，对地方政府的财权做了进一步限制，从而可能对地方政府的征税行为产生较大影响。我们以2002年为界设定虚拟变量来反映这一政策冲击的影响，2002年及其后年份取值为1，之前则取值为0。直观上，所得税分享改革由于降低了地方政府可获取的财源财力，可能促使地方提高税收努力，但纵向转移支付援助提高又会缓解地方的财政支出压力，如果资金净流入地区把转移支付更多地当成对本地区征税成本的替代，则可能会导致其降低地方税收努力，因此税收政策冲击的税收努力效应并不明确。 控制变量包括三类。一是经济发展变量，包括人均收入(Pgdp)和产业结构(Fi)，用来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其所处发展阶段对地区税收征管效率的影响。一般来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则其税收征管技术进而征纳效率相应也会越高；而第一产业占比越大的地区，其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则相对偏低，同时第一产业(农业)所能提供的税源又极其有限，这就使得政府不得不努力提高地区税收筹集努力以应对地区间公共服务竞争所带来的财政支出压力。二是社会人口特征变量，包括城市化率(Urban)和人口规模(Popul)。通常一个地区城市化水平越高、人口规模越大，则其地区公共服务供给的需求及规模也会越大，进而对当地税收征集力度的紧迫性和压力也越明显。三是支出责任变量，以地区财政支出水平(Expbd)表示。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越大，则其面临的相对财政压力也会越大，由此引致地方当局对提升税收努力的促进作用也越显著。 分地区、分税种税收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税务年鉴》；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等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对外开放、公共支出指标则依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而得。考虑到西藏地区数据缺失较多，本文的分析样本为选择除西藏之外的30个省级行政地区。 四、计量分析结果 (一)转移支付资金净流动与地方税收努力 转移支付作为一种地区间财力再分配机制，对于财力状况各异地区的政府征税策略显然有不同的激励效应。正如Buettner(2006)所指出的，均等化转移支付机制对于地区税收政策的激励效应可能与地区在财政再分配过程中的地位有关。有鉴于此，表1首先考察了财政资金净流出和净流入地区(11)地方税收努力激励效应特征。 表1的回归结果显示，转移支付的系数虽然在4个回归模型中均呈现负相关特征，说明财政转移支付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地区政府的税收努力，但是Tr指标只在财政资金净流入的省份表现出统计显著的特征，也即，转移支付的负向抑制效应在获得财政资金净流入的地区高度显著，而对财政资金净流出地区作用不明显，这意味着，在转移支付实施过程中，由地区初始财力状况决定的财政再分配地位对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有着显著影响。对于财力净流入地区，外部资金的援助能够有效弥补本地区自筹税收收入的征管成本，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该地区提升税收努力的积极性；而对于财力净流出地区，财政资金的流出(支出贡献)本身即被视为是一种无偿的税收损失，且其能从均等化财力机制中获得的转移支付也相对偏少，在地区竞争的背景下，地区当局提升本地区税收努力水平的动力也会不足。 公共服务支出Rc的系数在回归中均为正值，但同样只在财力净流入地区的两个模型中统计显著。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转移支付资金净流入地区一般是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其地方教育和卫生发展水平也相对滞后，地方政府提高教育、卫生支出的边际收益更为显著，进而其对提升地方税收努力的激励作用可能越大；相反，对于那些财力较为富足的地区，其地方性基本公共服务相对也较为完善，因而政府努力增加公共服务支出的“增量收益”特征可能不尽明显。
税收政策冲击Pt的回归系数在全部模型中显著为负，表明2002年以来实施的所得税分享改革不利于地方政府提高税收努力，并且这一特征在转移支付资金净流出的财力富裕地区的反应尤为强烈。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统筹视角看，Pt指标对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选择影响为负，说明地方对于所得税分享改革的回应是“非合作的”策略替代。 控制变量方面，经济发展水平(pgdp)、城市化率(urban)、人口规模(popul)以及地区财政支出水平(expbd)四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大多数回归模型中均显著为正。经济发达地区市场化发展、涉税信息化程度相对更高，税务机关更容易防止税收不遵从；同时，富裕地区接受自中央转移支付的数额更少，也迫使该地区需通过更多挖掘本级地方税收来满足支出需要。城市化进程体现现代工业活动的地区集聚，城市聚集的税源更丰富，从而提升地方的税收征管效率。人口规模和财政支出指标为正，反映由人口增长导致的公共品供给需求增加和供给成本增大，以及地区总体支出责任安排对地区征税行为的正向促进。 (二)转移支付与地区税收努力的空间外溢性 地方税收努力根本上是地方政府应对地区间税收竞争所采取的主动性策略行为，地区税收努力选择除了受到地区初始财力状况、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以及支出责任安排等因素影响外，也应当与临近竞争性地区采取的税收政策有关。为考察我国地区间征税行为的策略选择交互关系特征，有必要引入空间交互视角的分析。表2报告的是不同类型转移支付对政府间税收努力的空间策略互动特征。 税收努力空间滞后项W×TE的回归系数ρ在8个回归模型中均显著负相关，说明地方政府针对竞争性地区的税收努力选择表现出明显的策略替代特征。对于地方政府间税收努力的策略替代特征，我们认为它应是内生于地区之间为经济增长而竞争的进程之中：即在同时面临经济增长压力的背景下，若竞争性地区选择通过有意提高征税力度来为投资和支出活动筹资，本地政府则有可能通过选择降低税收执法或征管强度、实施更具竞争力的税收优惠举措来吸引资金、技术等要素涌入，以求得本地区对于追逐经济发展的局部优势。地方政府之间税收努力博弈的“竞次”，显示出我国非协调的税收竞争导致了市场经济的低效率运行。 从表2左侧MLE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空间误差项W·ε的系数λ在模型(1)～(4)中均为正，并且在1%显著性水平上成立，这佐证了我们选择SARAR模型设定有其合理性；同时也表明，在关于税收努力策略外溢的影响因素中，除了地区之间直接的税收竞争博弈之外，地理环境、文化传统、风俗观念等不可观测的因素也会对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的选择产生促进作用。 税收优惠和公共服务水平构成地区间增长竞争的主要手段，当地区同时运用这两种政策工具时，两者之间的替代和互补关系特征有可能会影响地区关于税收努力的策略选择。本文希望探究的问题是：地区间公共服务竞争对地方税收努力选择产生的引致和传导效应如何？表2右侧的SDM模型估计结果揭示了公共服务支出的空间外溢效应的作用特征。空间滞后项W·Rc的系数
在4个模型中均至少在5%置信水平上为正数，表明地区政府之间关于公共服务的支出竞争对于地方税收努力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在目前政府间“为福利而竞争”态势愈发明显的情形下(陈钊和徐彤，2011)，地方政府对本辖区居民的公共福利越重视并努力增加支出水平时，当然会引起竞争性地区的策略模仿，并引致其选择更高的税收努力程度。 转移支付空间滞后项W×Tr的系数
，在均衡性转移支付模型中均与地区税收努力正相关，并在依经济距离权重矩阵进行的空间回归中显著。
的系数为正，体现了转移支付政策的地区间财力再分配对于地区政府征税行为存在不同的激励：竞争性地区获得的转移支付越多，意味着这些地区能够缓解本地公共支出压力的财政环境越宽松，进而会使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紧迫性降低；但对于那些无法获得均衡性转移支付的地区而言，其地方政府要改善本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则只能依赖自身提高征税努力。在本文所选择的两个权重矩阵中，只有以经济权重矩阵加权的转移支付空间滞后项的回归系数显著，应该反映了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性。 专项转移支付的外溢效应在模型(7)和模型(8)中虽然不显著，但回归系数均为负数，这个结果可能与专项转移支付主要遵循“项目法”的分配制度有关，中央政府为改变某一地区社会经济的落后状况、依据特定目标针对某一地区大型经济建设项目的扶持，可能更多体现了国家的地区发展政策，而不单单是对不同地区进行差异化的财政能力扶持。
中国式财政分权的管理体制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改善官员激励机制等方面无疑发挥了显著作用，但地区之间非合意的税收竞争也导致财政收入流失和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本文利用1999-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财政转移支付对地区税收努力的影响，并考察、确认了地方征税行为的策略外溢特征，本文研究的基本发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财政转移支付总体上会抑制地区政府的税收努力，尤其是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会削弱地方税收征管的激励。这表明为推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落后地区发展，不仅要营造一个严格遵从税法的社会环境，还需要进一步减少专项转移支付的规模、提高以财力均等化为目标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占比，进而构建一个地区间激励兼容的财政收入再分配制度，以矫正各地区之间在经济竞争中的起点不公问题，尽可能减少财力再分配对地方税收努力的消极影响。 第二，税收努力空间滞后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数，反映了目前地区间税收征管过程中的策略替代特性。正是因为各种主观客观因素造成的地方征税努力的策略性空间，使得地区间税收竞争的“囚徒困境”目前依然未得到有效遏制，这意味着目前我国的地区间财政关系的协调机制存在一定的低效率及失范问题，因而，规范地方政府的各种竞争性税收优惠权需要切实推进。 第三，在纳入地理单元交互影响的空间回归中，本文发现竞争性地区的税收策略选择、转移支付分配以及公共支出偏好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本地区政府的税收努力。地区间公共服务支出偏好对税收努力存在显著的正向外溢效应，体现了各地区普遍存在着通过改善地方福利的“标尺竞争”策略模仿行为，这应当反映了我国近年来加大民生支出的财政政策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 ①正如Litvack et al.(1998)所指出的，因为相比转移支付，地方政府不能够内部化其税收征收的成本，因而其最优决策是用中央转移支付的援助来替代成本较高的地方征税收入。 ②不过，配套性转移支付的占比数据并不清楚，总体上的比例应该是逐步减少，尤其是对本文所关注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应该更是如此。 ③在我们分别以0-1行政邻接、地理距离和社会经济标准建立空间权重矩阵，对地区税收努力的空间相关性进行检测时发现，地区间税收努力确实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以上述三种权重矩阵测得的Moran's I指数及其对应的P值概率分别为-0.1209(0.002)、-0.0551(0.030)、-0.1305(0.004)，从而能够证明我们关于地区征税策略存在外溢性的推测。 ④SARAR模型，即“带空间自回归误差项的空间自回归模型”，又称广义空间自相关SAC模型，在LeSage和Pace(2009)以及Elhorst(2014)的论述中，SAC模型综合了因变量和误差项空间相关的特征，因此相比传统的SAR模型(不考虑空间误差因素，因而可能高估因变量的外溢效应)，其对于因变量空间外溢效应的确认识别相对更为准确。从模型(2-1)中也可以看出，当ρ或λ分别取0时，SAC模型分别退化为空间自回归(SAR)模型和空间误差(SEM)模型。 ⑤Smirnov和Anslin(2001)指出，地理环境、社会规则和文化观念等不可观测因素往往具有空间上的延续性，如果忽视这一误差项的空间相关，将可能导致回归倾向于高估因变量的空间外溢效应。为正确估计空间交互效应，必须剥离由误差因素导致的空间自回归效应。 ⑥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Lag Durbin Model，SDM)是在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SLM)基础上发展而来，可以同时引入被解释变量和部分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考虑到在除税收努力外，转移支付分配过程本身也可能存在空间依赖，采用SDM模型更接近我国转移支付的差异化政策实际。 ⑦“税柄法”一般假设税收收入与各税柄(经济税源)之间存在着相对稳定的比例关系，因而可以利用实际税收收入与经过回归拟合的预期税收收入之比来反映地方税收努力(关于“税柄法”应用的具体论述，可参见Bird et al.，(2008))。不过，因为“税柄法”拟合的税收能力是控制各个“税柄”得到的期望值，它并不能对诸如信息不对称、逃避税等征税无效率造成的税收损失进行分离，而是把回归过程中的统计误差和效率损失都归结为随机扰动影响，以此平减得到的税收努力指标会倾向于高估地方政府的税收征纳水平，具体参见乔宝云等(2009)。 ⑧利用SFA技术估算TC[，sfa]的过程和具体结果限于篇幅未报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⑨这七个地方性税种分别为营业税、房产税、个人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契税、城市房地产税。2012年，七个税种的税收收入占本级地方税收收入的比重为77.67%(《中国税务年鉴2013》)。当然，因为我国目前税收立法权的高度集中，地方政府常常是采用财政返还的方式实施税收优惠竞争，本文这里的考察实际上无法度量出此类税收优惠竞争对要素流动、经济增长的影响，因而可能存在一定的测度偏差。感谢审稿人指出这个问题。 ⑩专项转移支付数据在2005-2007年空缺，我们在核算对应年份各省专项转移支付的过程中，先以有明确统计的2004年和2008年专项转移支付数据作为比对基础以验证计算口径的偏差，发现采用粗略口径计算(净转移支付—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数额与真实数额相比偏差并不很大(在5%以内)，但计算出的2007年数据与2006年相比有较大跳跃，甚至有部分地区超过2008年真实统计，为此，我们对2007年数据取2006年与2008年平均值。 (11)财政资金净转移等于各省区各年征收的国税、地税收入之和减该省地方本级支出合计(不含上解中央的支出以及年终预算结余支出)。当财政资金净转移额大于0时，则看作财政资金净流出省；反之，作为财政资金净流入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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