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女性主义哲学中的彻底非二元论_二元论论文

生态女性主义哲学中的彻底非二元论_二元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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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的生态女权主义著作、文章和讲演中,显现出时下熟悉的拒斥二元论的态度,它们认为女性、自然、身体、情感、关联性、受容性以及私人领域等概念在西方社会中贬值了,以二元论世界观看来,它们只是依附于“更高的”相对物(男性、文化、心灵、理性、自主、攻击性、公共领域)而存在。因此,将注意力集中在女权主义对二元论的这种态度上可能是正确的。虽然生态女权主义哲学提出了种种对实在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不同理解,但还远没有到达彻底的非二元论的地步,甚至倾向于把它当作名声不好的东西扔掉。所以我现在要提一提它。

非二元论的最低要求是承认这样一个观点:人与其他实在物从本性上讲是自主的实体,他们以某种与他物相互依赖的关系而存在。彻底的非二元论走得更远,他们断言存在是统一的整体,是形式、运动、空间和时间微妙一体的格式塔。本文的目的是促进生态女权主义的彻底的非二元论态度。

首先,我要谈谈有关这个讨论的背景,谈谈许多生态女权主义哲学家拒不承认存在是统一的整体,而现代世界观和后现代解构世界观也都不承认这一点。在第二部分,我将对关于存在的统一整体性的经验认识提出一个现象学评价。最后部分,我要讨论我所谓“生态后现代主义”的本体论含义,这与生态女权主义哲学、彻底的非二元论以及我在本文开头提出的那些关切都有关系。

对几种相关理论的考察

有一个生态女权主义哲学家(我很欣赏她的著作)读了我这篇文章较早的一个版本后给我写来一封友好但却叫人害怕的信,信中充满了大写的短语,还有好些内容加了着重号。她苦口婆心地向我解释,如果我在讨论对二元论态度时不再提起存在的统一整体性,我将受到正宗生态女权主义哲学家的接纳!天哪,我不能那样做,我要保持我们的经验真实感。这件事真切反映了现时对可接受的哲学选择的限制。

将彻底的非二元论纳入哲学中令人尊敬的一族,主要有三个障碍:第一,现代西方文化中科学和客观主义对不可量化之物和较物质更微妙之物的全面抛弃。第二,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对当代知识分子(尤其在学院里)思想的紧抓不放。第三,女权主义对基于家长制理解下的非二元论的怀疑。

(一)现代西方哲学的偏见

现代西方传统的文化遗产明显使大多数当代哲学家对有机论和非二元论取贬抑态度,把它们看作尚且幼稚的、原本攀附于已经败下阵来的浪漫主义的东西,它们已经为各种各样的分析的方向所代替。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宣称要与西方传统决裂,他们一直对非二元论深恶痛绝,并把它当做“奇谈怪论”一抛了之。哲学解构主义思潮拥护一种新理性主义,后者仅在下述意义上受到了人们的注意,即它把对“普遍物”的关注转为对局部的、特殊的背景的关注,启蒙时代理性主义的其他许多偏见未受触动。

非二元论的第二个文化对手来自现代西方个人主义的登台。按照这个趋势,个人与周围世界的根本性及保护性分离(极端的非连续性)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存在的统一整体性要是得到承认的话,个人就有被消灭的危险。这种对非二元论的反对(即捍卫个人与周围世界对立的西方二元论核心)经常由十分强烈的情感色彩表达出来。显然,非二元论被误认为了一元论。我和其他一些人把二元论理解为关系的动态系统。其中所有特殊的现象都同时既是独立的部分,又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部分并非出自整体,反过来也一样。一方组成了另一方。非二元论者经常援引“网”来作比喻,但对我来说,这个比喻似乎缺少动态的意思,不能传达整体和差异、非二元性与特殊性之间的过渡。

(二)解构性的现代主义的态度

这种思潮强调知识的社会构成因素,他们断言知识(话语)的概念传统是为服务于某一文化或亚文化中的控制力量而建立起来的。如果解构的计划仅仅包含了向概念的统治模式进行挑战的话,女权主义还能反对什么呢?事实上,女权主义者和其他积极分子的这类分析著作比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要出现得更早,当然,这类著作的增多是喜人的进步。

我最关心的还是随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世界观而来的意识形态信仰。解构主义者(也称后“结构主义者”)注意到概念是社会性的产物,接着,他们作了一个飞跃,断定人类经验里只有社会性构成因素。他们认为,人类的每一个观念都是在社会上某个时间和地点发生的,但这不包括差异性、特殊性和固有的自主性这类观念。解构主义相信,“唯有差异,别无其他”的观念是唯一的中性岛,人们从这里来对社会构成进行全方位的审视。

按这种思潮说来,有悖于纯粹差异和自主性的东西(像承认存在的统一整体性之类)是最令人讨厌的念头。差异性观念被当作了显而易见的真理,而内在连续性的观念则当作“一个虚构的实体”抛在了一边。将“根本的实在”这种份量的概念加在差异性和特殊性上,肯定不是中性的立场,它是意识形态的选择。人类社会、地球、宇宙“唯有差异,别无其他”,这种认识的根据何在?他们对宇宙和人类事务中可能存在的内在统一性的先验否定势必把一大片尚未暴露的观念领域推给对手,就像我在讨论中要说到的那样。然而,多数生态女权主义哲学家赞同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假设,但他(她)们远没有到达极端的“孤独牛仔性格”。

解构主义者广为流传的那个主张(即一切关系皆为政治性的,它由权力关系构成)改变了人们的思考方式,生态女权主义哲学家正是依靠这种方式才可以去注意存在的统一整体性。解构主义者正确指出,唯心地建构统一体和有机体常常在历史上造成对人的政治压抑。他们从这类事例中推导出(完全分离的存在的)协同是可以接受的概念,而统一却不可以〔1〕。我感到, 这种政治哲学的广度于所有对宇宙的本体论理解来说是非常有限的。它的基础是解构主义所谓一切关系本来就是权力的载体,或者说是政治的,难道人与人之间的其他形形色色的细小关系也是吗?

对于受这种思潮影响的生态女权主义哲学家来说,当代物理学探索的宇宙过程就像“一个可疑的形而上学神圣”结构一样是不可信的。而源于生态学领域的某些观察(即强调“有机体分离的、非相互关联的自主体及层系分类”的重要性)却被当做生态理论的“有见识的”说法得到了接受。它们无论较后现代物理学还是全部生态学观察都具有高得多的价值,因为人们相信反全体的观念能保护自己,以免走入有机论的错误假设中去。〔2〕

(三)女权主义的关怀

生态女权主义哲学家同样发现了人与自然完全同一(如各类男性哲学家提出的那样)是有问题的,理由就在性政治学中。比如,如果自我扩张的意义能设定男性自我向宇宙的扩张(“smos,C’estmoo ”)〔3〕。那么自我扩张的深生态学意义(或者称“生态学自我”)在很大程度上就没有吸引力了。我个人并没有从阿恩·奈斯所造的“生态学自我”术语里读出这些意思,不过,一些深刻的男性生态学家却提出了对其关注的理由。有关女权主义对生态学自我的观念的批评是建立在“自我”的社会化于男性和女性是完全不同的这样的认识基础上的。既然在现代西方家长制的文化中男人的社会地位高于自然,而妇女的地位则因其被视为自然的一部分而受到轻视,所以,两性决不能循同一条道路去到达生态学时代自我的丰富内涵〔4〕。

女权主义的第二个关怀在于,西方妇女的传统社会化内容是培养自我同一性的某种不甚严密、松懈的定义范围,以便于让自己顺应周围其他人的需要。因此,男性生态哲学家对自我的武断界定以及对自我扩张的理想化处理唤起了人们去关注女性的受压榨。

对彻底非二元论的经验认识

要是非二元论概念仅限于自主的实体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的意思,那么,在多数当代哲学家圈子里,特别在生态哲学家当中,就会对存在的统一整体性认识给以冷淡的接受,这多少让人感到一丝暖意。这种对二元论观点的态度在很多生态女权主义哲学家看来是可以接受的,他们反对任何更强烈、更激进的非二元论。我相信,引起人们对彻底非二元论的注意需要理直气壮地重新审视现时占统治地位的认识论的概念,因为我的证据大部分都藏在那些目前受到轻视、靠边站的认识论理论之中。

人们在各种各样的情形中已经感受到宇宙和统一体中固有的、连续的系统性,它是与各种特殊性、主体性相随而生而非取而代之的。生态哲学要是知道人的感知是多价的,各种类型的知觉都可能发生,其中许多还是不可言说的话,它将大大丰富自己的内容。还有,承认知觉的等级也是必要的。非连续性在一种知觉水平层面上似乎明显不过,而在另一种水平层面却隐蔽不见。

(一)女性身体的寓言

如今要在生态女权主义哲学圈子内讨论基于女性体格特征的体验,人们必须首先回答解构主义者的下述责难:“妇女”完全是一种社会构成,妇女的任何经验都是“总体化的”,都是对个人的压迫。我觉得问题不在于妇女身上这种普遍本质的结构,而是以下事实(即所有特殊文化背景下的女性都随月亮盈亏的节奏定期来经,她们能够生育子女,也能够替婴儿将食物转化为奶)是否对我们体验生命的方式有所影响。解构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将门砰然关闭,他们把性看作值得注意的社会构成,它是由沉默的身体衍生出来的,正如文化常常被理解为从沉默的自然构成出来的一样,但我感到生态女权主义为此应该探索一下。

妇女身心的性爱过程常常引起某种意识状态,它们表达和提醒着存在的统一整体性,被誉为是存在统一整体性的“身体寓言”。许多妇女在性高潮过后体验到一种平静的和扩散的心境,它自由飘浮,无边无际。确实,似乎阴蒂存在的目的只是性快感,而这种体验能够在性高潮或稍后阶段扩张人的意识。妇女行经第一天,有时会体验到一种其身体空间边缘飘软不定的感觉。在妊娠和分娩的日子里,我与非我的分界变得模糊不清,令人难以捉摸。在哺育期,怀里摇着自己的骨肉,妇女又一次体验到了梦一般界限不定的感觉。所有这些多多少少让人坠入了对非二元论的体验之中,它告诉人们虽然分离和分立的界限在生活中十分重要,但并不是绝对的。相反,对世界的另一种体验同样是真实的,即使它们在正统的现代西方文化中几乎得不到承认也是一样。

(二)感知自然的统一

第二种体验非二元论的模式是通过沉入自然环境发生的,比如人们在荒野旅行时能遭遇到深深的寂静,这时,二元论感知自我与自然分离的习惯渐渐丧失,内与外的固定界限似乎变得模糊不清,有时让位给了与环境融为一体的活生生的感觉。人们在海边、在大湖边或在后花园里也经常可以体验到种种类似现象,只是程度较轻而已。

(三)幼儿的神奇、统一的世界

第三种体验非二元论的模式发生在幼儿中,许多幼儿通常感受过神奇的事情,他们认为这与自己的世界或世界中的某个东西,如一棵树、一个动物都有联系。虽然幼儿的感官结论大多会遭到西方文化中社会化势力的压制和否定,但许许多多的成年人至少还应记得这样的印象:某种界限模糊不清的存在模式以及生动鲜明的统一世界的知觉。

(四)突然的、不期而遇的非二元论感觉

体验存在的统一整体性知识也能发生在一些不期而遇的时刻,它与特殊的安排或活动没有必然联系。人们回顾起这种体验的时候,经常说自己的意识突然、常常是迅速地被一种浓厚的存在统一整体性感觉抓住了。牛津大学的一位生物学家70年代制定了一个研究计划,其中他和他的研究班子收集了四千多例这类体验,并把它们加以分类。有一个体验统一性的典型例子是这样的,某人正走在伦敦的一条街上,他“突然为一种异常兴奋的感觉抓住了,……所有东西都活了起来,时间凝固在了一点上。”〔5〕这种与存在统一整体性的真情遭遇可能是特别的, 但却不是超自然的。它们更确切地倒可以标上“极自然”的标签,是朝向与世界同在的宇宙本性的一次旅行。

(五)土著人的统一的世界观

大多数未开化民族的文化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地球是活的,人与它不可分离。传统的土著人一般把存在的大家庭理解成是由无限巨神的种种显现构成的。随着生态女权主义越来越多地了解土著文化,许多人体验到了土著人的全体观念,于是他们发现西方强调绝对非连续性的认识理论是十分僭妄的。

(六)沉思及类似的做法

在东西方许多文化中,意念实践的传统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其中保存了一些有效的技巧,人们以此能体验非二元性。这类实践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如佛教的沉思默想、印度教的瑜珈功、波斯神教的舞蹈、基督教的沉思训练。五花八门的特殊技巧有很多,但如此众多不同的文化体中都出现了有机统一的感受,这个事实表明了在社会构成之外的其他什么东西的存在。〔6〕

(七)当代科学中的全体感

西方文化中的机械论和客观论态度并没有向有关整体性世界观的值得考虑的科学证据屈服。许多科学家逐渐认识到,我们可以只把实在的意义定为包含全体,当然我自己也在其中。以宇宙论观点看,原来以为我们周围的世界是分立的东西的集合体,这些东西相互不发生联系,除非有一股局部的力量使然。这样的概念在已经转变为以为一切相互作用都是统一根本的“宇宙活动”〔8〕的表现。就是说, 宇宙不只是一样东西,而且还是一种存在模式,它从原初为一个火球的时候就是连续性展开的。每一个存在都有其特殊的存在模式(由其直接背景中的事件和关系揭示)和其宇宙的存在模式(由其宇宙论的事件和关系揭示),换句话说,有其微观模式和宏观模式。因此,过去二十年的一些物理学实验(像确立非局部因果关系的贝尔定理的实验)证明了将亚原子粒子和事件看作完全由其所处的局部环境决定的想法是行不通的,发生在宇宙其他地方的事情也直接地、同时地和内在地包含在其中。仅仅把目光集中在存在的微观模式上,从局部看是有效的,但却限制了人的理解力。〔9〕

现代科学的主要变化在于从把自然看作“一个机器”(笛卡儿、牛顿、培根就是这样做的),转变为不仅要去认识自然界的主体性,而且要去大量认识大系统或大团体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复杂能力。“心灵”的观念不再严格局限于有机体个人。比如,自我管理的“决定”显然就一直是由叫做盖娅(我们的行星之家)〔10〕这样一个巨大的生物神经机械系统作出的。

以上所列各种观察非二元论的情形,其中心在于承认存在的统一整体性,而这种整体性似乎把各种分离的事物结合在了一起。既然西方科学的那些最新发现把注意力集中在各种各样非二元论的事例上,那么西方哲学就可能会重新考虑一些事情,这已经极大地使对该现象的讨论非法化了。生态女权主义哲学以其对存在的关系方面的特殊兴趣(女权主义和生态学也关注这些),可能当然地成为非二元论含义和意义的发展地带。

生态后现代主义的本体论含义

我在其他地方提出过一种后现代主义,它越过现代性的失败假设寻求新的转变,并将注意力集中在概念的社会构成因素上,不过,它并不进而坚持人类经验中只有差异和社会构成因素。〔11〕我所谓的生态(生态学的/宇宙论的)后现代主义既承认人类经验中社会构成因素的巨大作用,也承认我们的构成因素中微生物学、生态学、宇宙论以及量子过程的精细作用,当代西方社会对这一点的了解极为有限。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断言,生命中只有专断的社会构成,它毫无理由可言。他们做此断言时,就是继续加强了由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科学进化和启蒙运动开始的弱化人的概念的进程。现代性的这些奠基运动勾勒了人类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却与地球共同体之更大的展开的故事是分离的。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甚至进一步萎缩了人类的故事,他们坚持认为,其中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权力剧和语言游戏。我们除了揭示现代世界观“元叙述”中固有的动态力量以外,还应去打破那个与自然分离的自我同一的现代社会的概念,并将它与一个更充实、更丰富的人的观念联结起来。

生态后现代主义认为,社会构成和人类的其他努力确实有一个基础。人类不是纯粹自主的概念,专横地存在于自然的顶端。然而甚至生态后现代主义在讨论“基础”或“自主”时,也显露出我们词汇的贫乏。生态后现代主义的中心词汇“基础”并不是指一个基本的量子领域,其中人的所有体格特征由这里派生出来。另外,物质/能量振动的领域不是与其在量子水平上每秒几兆地产生和消失的表现相分离存在的。“量子肥皂”不是一个基地或一个源泉,而是物质/能量活动的一部分。人的能量及主体性的基础在于过程的重复之中,比如,一个人遗传所得的行为习性:一个人的认识机能(包括神经突触相互作用处神经细胞组群和路径的持续重新塑造);身体体验对隐喻的影响(大多数概念性思想由此形成);风景、天气及人们身体方面的其他动态对想象力和心情的影响;身-心的自我调节动态;每日显露的强弱电磁场状态等等。

如果人类经验的这些方面都得到承认,那么,人们只要通过关系动态网的意义具体表现出来就可以精确地谈论个人的“自主性”了,而这个网对存在的某一特定时刻来说是构成了的。我们需要新的话语,或者至少要有某种手段能把陈旧的自主性的“孤独的牛仔”意义与伴以主体间性及存在间性的统一的生态学/宇宙论意义区别开来。客观主义、机械主义以及西方哲学传统对大量核心概念的虚妄构建,抑制了深刻的关系感的发展,而这种关系感能注意到十分精微的动态背景。

生态后现代主义为生态女权主义哲学提供了一个可以接受彻底的非二元论的概念体系。这种态度是对早先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及现代观点提出的反对意见的应答。首先,生态后现代主义向解构主义所谓人类经验中的一切关系对(理想化的)自主性来说都是压抑的认识提出了挑战,宇宙论、生态学、生物学及历史学造成的个人身上及个人周围的各种社会关系已引起深奥的主体性或内在精神的展开。

对于解构主义的以下反对意见,即任何普遍的参照物框架都仅仅是“代替主义的普遍化”和“全体化”,生态后现代主义回答道,普遍的或宇宙论的格式塔并不销毁一个原子、一个细胞、一个有机体或一个生态系统的格式塔。任何特殊层面的观测点都永远产生局部的认识,同时都将嵌入更大的背景之中。

关于女权主义关心的“生态学自我”(被男性生态哲学家解释成了男性自我的扩张),就某种角度说,人们不能拒绝考虑那种计划,但自我的增大在生态后现代主义对宇宙中惊人的多样性和深刻的差异性的评价中显示出了它的不当。女权主义担忧,对妇女自我界限的松散定义在历史上受到了鼓励,因为这便于人们利用女性为己服务。与此相关,他们还担忧现代的个人构成会因承认彻底的非二元论而消灭殆尽。对于这两种忧虑,生态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化价值观念给予回答:宇宙中每一个显示出来的主体性都是真实可爱的,而它们在广大体系中的广泛参与也一样是真实可爱的。

在选取对二元论态度时,生态女权主义哲学对生态后现代主义及其彻底二元论的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或许是,在承认人类存在的复杂过程的基础时需要谦恭的品质和殷勤的诺言保证。当然,人类对于无数动态关系模式的了解无疑总是不完全的。但长久以来受到二元论思想灌输的绝对论和还原主义的感知习惯常常像鬼魂一样萦绕在我们周围,干扰着当代人去超越家长制的、权威的和雇佣的社会,去向新的可能性作出努力。生态女权主义对二元论的批评不仅需要多元论评价的加强,而且还需要一个对存在统一整体性的考虑的加入。一个建立在动态基础上,建立在得到承认的部分知识基础上,同时建立在对具体化的和嵌入整体的存在的复杂性的敬畏基础上的本体论,对深刻的社会转变是有贡献的。

* 本文选自Karen J.Warren 编,《生态女权主义:妇女, 文化,自然》,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97年。

注释:

〔1〕 参见克里斯廷·J.科莫:《生态女权主义问题的解决》, 《环境科学伦理学》杂志,第14卷,1992年冬季号,第358—359页。

〔2〕 参见卡伦·J.瓦伦与吉姆·切尼:《生态系统的生态学和形而上学的生态学:个案研究》,《环境伦理学》杂志,第15卷,1993年夏季第二号,第99—116页。

〔3〕 参见瓦尔·普拉姆伍德:《自然,自我和性:女权主义,环境哲学和理性主义的批判》,《Hypatia:女权主义哲学杂志》,第6卷,1991年春季第一号,第13—15页。

〔4〕

参见马丁·基尔:《生态女权主义和深生态学:对同一与差异的反思》,收于《重新编排世界:生态女权主义的出现》,旧金山西拉图书俱乐部出版,1990,第129—132页。

〔5〕 阿利斯特·哈迪: 《男人的精神本性》,牛津大学出版社,1979,第1页。

〔6〕

大量的结构主义的观点可见于史蒂文·卡茨编:《神秘主义与哲学的分析》,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反驳的观点可见于罗伯特·K·C·福斯曼编:《纯粹意识问题:神秘主义与哲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

〔7〕 万和:《活动中的进化和进化中的活动》, 收于彼得·蓬亚得和爱德华·高登史密斯编的:《盖娅与进化》,韦德布里奇生态学中心出版,1989。

〔8〕

参见艾里奇·詹茨:《自我组织的宇宙:进化公式中科学与人的含义》,纽约柏格蒙出版社,1980;大卫·波姆:《整体与隐序》,伦敦劳特利奇与基根·保罗出版社,1980;约翰·布里格和E.大卫·皮特:《骚动的镜子》,纽约哈伯与罗出版社,1989。

〔9〕 同上。另见E.大卫·皮特:《爱因斯坦的月亮:贝尔定理和量子实在的奇怪的问题》,芝加哥当代书社,1990。

〔10〕 詹姆斯.洛夫劳克:《盖娅:地球生命新说》, 牛津大学出版社,1979;《盖娅的时代:我们生活的地球的传记》,纽约诺顿出版社,1988。

〔11〕 查伦·斯普瑞特奈克:《优雅状态:后现代时代意义的发现》,旧金山哈伯科林斯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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