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语言学50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学论文,新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我国传统的语言学向来以书面材料为重点，汉字的研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种研究开始得很早，但是一直未从传统的“小学”中独立出来。本世纪初，由于受西方语言学的影响，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与文字的研究应该分开；到30年代，唐兰先生强调“文字的形体的研究”，他的《古文字学导论》一书标志着现代意义的汉字学的建立。
汉字学研究一般可分为古文字研究和一般性汉字研究两大部分。对古文字的研究由来已久，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大量古文字资料的出土，带来了古文字研究的新高潮，又由于现代语言学的影响，古文字研究的方法大大加强了科学性，逐渐摆脱了旧的金石学和传统文字学的束缚，呈现出了新的面貌。本世纪的前50年，前人对古文字资料作了大量的整理、著录、考释和其他研究工作。在甲骨文研究方面，有人编辑了甲骨文字典或甲骨文编，有人还对殷墟甲骨文的分期断代进行了研究；在金文研究方面，有人编辑了金文字编等字典，有人进行了金文的断代和分区、分域的研究；在战国文字方面，也有不少研究成果。本世纪后50年，古文字研究成果更加辉煌。随着新的出土资料的不断增加，研究上也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除了进一步进行整理、著录、考释，编写更新更全的各类古文字字典或文编以外，考释、研究方法也更为先进，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从语言的角度利用现代语言学的知识来考释、研究古文字，从而为汉语史研究提供不少新的资料和结论；另外，大家还尽量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来帮助古文字学的研究（例如近几年来进行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也有助于提高结论的科学性。古文字研究的各个分支中，战国文字的研究发展得最为迅速。这方面的资料自50年代以来不断有所发现，近年来在战国金文、陶文、玺印文字、钱币文字特别是简牍文字研究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彻底改变了过去战国文字研究比较冷落的局面。需要顺便提到的是，本世纪后50年主要是近二三十年来，还加强了对汉代以后、现代汉字以前的文字的研究，特别是俗字的整理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在一般性汉字研究方面，诸如汉字的性质、起源，汉字形体的演变，汉字结构的类型，以及《说文》、“六书”等，本世纪前50年均有学者进行研究，并取得较好的成绩。关于汉字性质的问题，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成为讨论的热点，虽然至今并无定论，但有人提出“在认识汉字的性质时，有必要区分文字作为词或语素的符号和文字所使用的符号这两个层次，而汉字的性质应当由汉字的字符的性质来决定”（裘锡圭语），这种观点已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这种认识无疑比先前认为“汉字是表意文字”，或单纯认为“汉字是语素文字”要科学、深刻得多。关于汉字起源的问题，大家讨论的重点集中在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刻划或绘写符号是否汉字的问题上。这个问题从50年代以来也一直是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现在虽无定论，但也有共识，那就是判定这些符号是否汉字应当看它们是否真正用于记录汉语。对于汉字形体的演变，本世纪后50年也比前50年在认识上更加深入，突出的一点是大多数人认识到了汉字演变过程中正体的关系特别是俗体在整个汉字形体演变中所起的作用。对于汉字结构类型的研究，已有不少人突破了“六书”说的局限，提出了新的“三书说”。还有学者受现代语言学中“音位”、“义位”等概念的启发，提出了“汉字构形学”的说法，认为汉字构形的基本元素是“形位”，并采用计算机处理技术，对古文字的构形系统进行了研究。有关《说文》的研究，后50年也比前50年大有进展。除了继续就与《说文》有关的字体、六书、声韵进行深入研究外，还结合文献典籍和古文字资料，纠正《说文》的错误，并扩展到语言乃至社会文化来进行研究，揭示《说文》所蕴含、反映的语言素材以及社会状况。以上所谈到的各方面的问题，都发表、出版了大量的论著或相关的工具书。本世纪后50年在汉字学研究上还值得一提的是，重视和加强了现代汉字（即“现代汉语用字”）的研究，这包括现代汉字正字法的研究，现代汉字定量、定形、定音、定序标准化的研究，现代汉字应用（人际界面的应用和人机界面的应用）的研究，以及现代汉字的前途与现代汉字的评价的研究等。这种研究不仅有助于人们对汉字的学习与应用，有助于提高识字教育和汉字输入的质量，而且为国家制定、推行科学的文字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在80年代后迅速形成为汉字学的一个新的分支——现代汉字学。
2.汉语音韵学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古老学科， 有着巨大的成就。 但20世纪以前，甚至到本世纪20年代，音韵学研究基本走的是传统的治学之路，一直运用传统的文献考据方法，代表人物是章炳麟、黄侃，他们被认为是“清代古音学的殿军”，言外之意，他们的古音学说是属于上一个时代的。20世纪随着西学东渐，音韵学研究也逐步走上了独立的现代化的道路。音韵研究不再只是考证古音系统，而重在审音和古音值的构拟。于是开始采用新的手段、新的方法，运用新的材料。例如用国际音标记音，开始借鉴、运用现代语音学的一些研究分析方法，注意运用方言材料，等等。同时加强了断代汉语音系的研究，极大地推进了音韵学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一些学者系统译介瑞典汉学家高本汉（ Bernhard J.Karlgren）关于汉语中古音的构拟学说。他们肯定高本汉学说的同时，对高本汉的一些说法提出了不少批评、修改意见。构拟方法的引进使中国音韵学的研究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形成了音韵学研究的新高潮，并推动了近代音韵的研究和等韵的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虽然继续进行一些系统的断代语音研究和专题研究，但总起来说，研究工作明显冷落，也比较分散，研究处于低潮。新中国建立初期，“左”的思潮泛滥，音韵学研究在批判声中艰难地前进。50年代后期，音韵学的研究与教学开始受到重视，特别是开展了对《切韵》音系和《中原音韵》音系的研究与讨论。正当音韵学研究开始平稳发展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又使音韵学研究停顿下来，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音韵学才得以进入大发展的时期。据不精确的统计，80年代以来发表的音韵学方面的论文数是前80年发表的论文数的两倍半，而且无论是研究领域还是研究方法都有很大的突破。从研究领域看，无论上古音的研究（包括先秦声母、韵部和声调的研究，两汉音系的研究，以及甲骨文时代汉语语音的研究，乃至“原始汉语”音系的研究），无论中古音的研究（包括《切韵》、《广韵》音系的研究，诗文用韵的研究，反切的研究，以及梵汉等对音的研究），也无论近代音的研究（包括宋代语音研究，元代语音研究，明清语音研究，以及《中原音韵》音系的研究、等韵的研究），都大大深化，都有所开拓。此外，加强了汉语语音史和音韵学史的研究。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时期还特别重视历代诗文用韵研究，而且可以说这成了这一时期音韵研究的一大特点。从魏晋南北朝直至宋元的韵文，包括敦煌变文的用韵，都有学者进行分析研究，这为进一步了解、研究汉魏以来的汉语韵部的分合情况提供了翔实、可靠的例证。而在古音构拟上，不仅延伸到周代以前的甲骨文时代的汉语语音的构拟问题，甚至涉及所谓“原始汉语”的语音构拟问题，而且在研究方法上比较重视亲属语言之间语音的对比研究和注意运用汉外对音资料。总之，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各种因素的推动，汉语音韵学研究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
3.训诂学在中国也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它极盛于清代乾嘉，但鸦片战争后，训诂学一度呈现衰微之势。本世纪初，章太炎在日本东京举办国学讲习会。章太炎虽“在熔铸古今之外，又会通中西”（季羡林语），但由于时代和他本人的局限，他并未能全面重整训诂学，建立起新的训诂学理论。直到20年代，才由他的学生黄侃开设训诂学课程，初步建立起训诂学理论。30—40年代，还曾就训诂学的性质、范围、训诂方法与原则展开过讨论，出现过“温故而知新”的训诂论著，如齐佩瑢《训诂学概论》就有所革新，有所前进。但进入50年代后，训诂学重又受到冷落。造成这个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50年代后一直开展对所谓“厚古薄今”、“封资修”的批判，强调“厚今薄古”，强调开展现代词汇的研究，这当然会影响训诂学的研究，但这还只是客观原因；更有其主观原因，那就是传统训诂学本身缺乏科学的体系，特别是缺乏科学的理论、方法。直到80年代，训诂学才又受到重视。
训诂学的基本任务是解释文献字词。80年代的训诂学研究正是围绕着怎样以今语释古语解决好古书的阅读和注释问题而展开的。同时，进一步开展了训诂学史的研究、训诂名家名著的研究、训诂方法的研究、近代汉语训诂研究，以及汉语同源字（词）的研究。更值得注意的是，加强了现代训诂学理论的基础建设，探讨训诂学与现代科学接轨的问题，重视将现代语义学的理论、方法引入训诂学研究，并注意综合运用语言学和文献学的知识来解决古书中的疑难问题，力求促使“经验训诂学”向“理论训诂学”转化。
4.在20世纪这一百年中，我国语言学的发展中要数汉语语法学的发展最快，成果最显著。汉语语法研究是从古代汉语语法研究开始的，《马氏文通》是一部古代汉语语法专著。但从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这第一部白话文语法著作于1924年问世以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一直是本世纪汉语语法研究的主流。经过30年代末40年代初开展的“中国文法革新”大讨论，加之一批当年的中青年语法学者的努力探索，40年代出现了20世纪前半叶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鼎盛时期，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是那个时期的代表作。这几部语法专著虽各具特色，但都以普通语言学理论为指导，并都以挖掘汉语语法特点为宗旨，揭示了不少汉语语法自身的特殊规律。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今世界语言学研究领域内普遍关注和广泛运用的一些语法思想和分析方法，诸如“语义格”、“动词的价”“中心词说”、“范畴论”、“变换”、“语用分析”、“篇章分析”，以及语法规则的形式化表示等，其实在20世纪前半叶的我国汉语语法论著中，都已有萌芽，甚至已有所实践，只是所用术语不同而已。遗憾的是由于我国许多学者缺乏强烈的理论意识，所以这些语法思想和分析方法都没有上升到理论上来加以论述或阐释，因而鲜为人知。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科学文化水平和语文修养的需要，为纯洁祖国语言，加强了汉语语文知识，其中包括汉语语法知识的普及教育，吕叔湘、朱德熙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起到了“匡谬正伪”的作用。语法知识的普及大大促进了现代汉语语法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与此同时，随着赵元任的《北京口语语法》（李荣译）一书的翻译出版，美国描写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开始影响着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但是不能不指出，总起来说50—60年代美国描写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一直处于被批判的地位。这种批判使整个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停留在哪个句子成分由哪个词语充任，哪个词语可以作哪个句子成分这样的水平上。可喜的是，当时还是有一些眼光敏锐的语法学者不理会这种批判，冒着被批判的危险，不声不响地默默无闻地继续沿着描写语言学的研究路子，对现代汉语语法进行探索性的研究；80年代后，他们成了语法研究的中坚力量。1966—1976年是一段空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80年代以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语法研究的视野大大开阔了，语法研究的方面大大拓宽了，研究队伍扩大了，研究路子多样化了。就80年代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说，在口语语法的调查研究上、在动词研究上、在句法歧义研究上、在虚语研究上、在汉语句型研究上、在复句研究上、在句群研究上、在方言语法研究上、在双语语法对比研究上全面大丰收，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而在理论建树上，大致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是分析方法大进展——层次分析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变换分析、语义特征分析、“格”语法分析、配价分析等广泛使用，并提出了语义指向分析，自觉地走上了力求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互相渗透、互相验证、互相结合的研究道路；二是开始确立了立体研究的观念，这具体体现在“三个平面（句法、语义、语用）”（也有人称为“表、里、值”）研究思路的确认，以及普通话、方言、古代汉语互相参照、互相结合的研究思路的提出，而在对待国外语言学理论方法上，也开始采取开放的、多元论的方针，从各种学派、各种理论中吸取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并紧密结合汉语研究的实际加以改造发展。总之，80年代在深入挖掘汉语语法事实上，在进一步揭示汉语语法规律上，在语法理论（包括分析方法）的建树上，都有较大的前进。而进入90年代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又有新的进展。一是进一步加强了句法语义研究和探索；二是开展了汉语形式语法学、汉语功能语法学和汉语认知语法学的研究；三是加强了关于汉语语法研究的理论思考，这集中反映在如何处理好人类语言的共性与汉语特性关系的思考上和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到底应该以什么为“本位”（词本位？句本位？词组本位？字本位？小句本位？还是词和词组的双本位？还是无需本位？）的讨论上；四是加强了应用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外汉语语法教学中语法问题的研究、中学语文教学中语法问题的研究和中文信息处理中语法问题的研究。
以上说的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至于古代汉语语法研究，自《马氏文通》之后继续有一些古代汉语语法专著出版，并有一些学者开展了一些古代汉语语法的专题研究、古今汉语语法比较研究、方言虚词研究和一些专书语法研究；50年代更由王力开创了汉语语法的历时研究，这为后来的汉语语法史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总起来说，“文革”之前，研究队伍很小，研究手段和方法都比较落后，研究路子也比较窄，而且不少人的研究还带有训释的色彩，进展缓慢。八十年代后古代汉语语法研究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研究队伍扩大了，研究方法也比较现代化了，特别是逐步形成了一些新的比较科学的研究观念，诸如“要有明确的时代观点，语料不可古今杂糅”、“必须重视语法的系统性，要从语法系统去考虑问题”、“要注意吸取各种语言学理论中有利于古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东西”、“加强专书、断代语法研究”以及“既要有定性分析，又要有定量分析”（郭锡良语）等。因此，八十年代以来，除了继续开展古代汉语语法专题研究、文言虚词研究、汉语语法史研究外，还特别加强了断代语法研究和专书语法研究，出现了一些较好的研究成果。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始于本世纪20年代末，1928年“师大国文系始设‘近代语研究’一选科”（黎锦熙语）。三四十年代黎锦熙、吕叔湘分别发表了若干篇研究近代汉语“把”字结构和个别代词、量词以及虚词的论文。黎、吕二位可以说是我国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奠基者。但由于种种原因，近代汉语语法研究一直比较薄弱。八十年代后，也有了可喜的进展。首先加强了语料的整理和认定，其次开展了一些专题研究，内容涉及近代汉语指称代词、近代汉语各类虚词以及“把”字句、“被”字句、动补式等，另外也有学者开展了佛教语言的研究。而近代汉语研究方法也大大改进了。但研究队伍还是太小，相对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和古代汉语语法研究来说，近代汉语语法研究还比较薄弱。
5.我国汉语语音研究有悠久的历史，但现代汉语语音研究则始于本世纪。本世纪西方的语音研究理论和方法也对我国的语音研究产生巨大的影响。20世纪初，实验语音学进入萌芽阶段。刘复的《四声实验录》（1924 ）是中国第一部用实验方法研究汉语语音的著作。
赵元任于1930年创制了五度制标调法，1934年又发表了著名的《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The Non-uniqueness of Phonemic Solutions of PhoneticSystem）一文。前者已成为国际通行的标记声调的方法，后者被誉为音位学创始时期的经典著作之一。50—60年代，结合汉语拼音字母的设立，加强了对普通话音位及其音值的研究，其中包括轻音、儿化的研究，虽整体理论水平不高，但也出现了少数从整体模式着眼分析普通话音系的好文章。80年代以后，汉语语音研究也有了较好的发展。这一方面已经中断了数十年的实验语音学研究在本世纪最后二十年得到了全面恢复，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高校的一些机构先后建立了语音实验室，用现代语音实验的方法分析了普通话元音、辅音、声调、轻重音和语调等，为言语工程提供了可靠的汉语语音特征参量；与此同时开展了语音识别和语音合成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90年代后，研究又深入了一步，加强了协同发音、语流音变的实验分析，使汉语语音合成技术有了明显的进步，语音合成的自然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另一方面，西方新兴的音系学理论和研究成果陆续介绍到中国来，使汉语音系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先后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运用音系学理论研究汉语音系问题的论文，挖掘了不少新的规律，特别是揭示了汉语无论是共时成分的组合模式或交替模式，还是历时音变，都以单字音为控制枢纽的规律，这无疑丰富了普遍韵律层级模式的学说。音系学研究虽有不小的进展，但研究还只限于短语以下的层面，对于更高层面的韵律问题、韵律与句法的关系问题等，都还缺乏研究，而目前的研究队伍很小，且研究音系学的学者与从事实验语音学研究的学者结合也不够，这都影响着汉语语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6.汉语词汇的研究也有两千年的历史，但是现代意义上的汉语词汇研究也是从本世纪开始的。首先是观念的根本转变。在本世纪之前，一般只有字的概念，没有词的概念。最早先后明确提出要区分字和词的是章士钊和黎锦熙。词本位的确立是现代汉语词汇学建立的前提，不过现代汉语词汇学在现代汉语研究中一直是个薄弱环节。本世纪前50年，有关现代汉语词的界定、汉语构词法、外来词、熟语（包括成语、歇后语、谚语等）以及词义（包括同义词、反义词）等方面虽都有所研究和探讨，但成果甚微。50年代后，特别是“文革”以后，现代汉语词汇研究有较大的发展，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关于词的界定问题，有了较深入的探讨，虽未取得一致意见，但摸清了词与非词问题的症结之所在，而且开始认识到现代汉语词汇存在着多层面性，因此现代汉语里的词不是只用一种方法或一种理论就能加以界定的。进入90年代后出现了一种新的意见，认为词是印欧语里的东西，汉语里只存在字，根本就不存在词这种东西。孰是孰非，有待进一步研究讨论，不过这些看法的提出推动了人们对汉语词的思考。二是对于汉语构词法有了较系统的研究。对于现代汉语里的合成词，不仅细分为重叠式（词根重叠）、派生式（词根与词缀合成，亦称附加式）和复合式（词根与词根合成）三种类型，而且对复合式合成词的构造方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80年代后，有学者提出了造词法的问题，认为就汉语说更应重视造词法。三是对现代汉语词汇规范化问题进行了有益的讨论，并且群策群力通过深入的调查，编写出版了《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1996），对现代汉语词汇规范化工作起了推动作用。四是全面展开对熟语的调查研究，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特别是对成语的探源有了很大的突破。五是词义研究完全摆脱了训诂学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义素分析法”的引入，“词义构成成分分析法”的提出，标志着汉语词义研究逐步走向成熟，从而对词义的性质、词义的演变、同义现象、反义现象和词的释义问题等的研究更趋深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此外，从80年代开始为适应中文信息处理的需要，加强了词义分类的研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也积累了一定的研究经验。词义研究很重要，但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课题，今后还得花大力气进行研究探索。
7.辞书编纂，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延绵不断，汉初的《尔雅》和东汉的《说文解字》便分别是词典、字典的先河。本世纪前半叶，随着西学东渐，新词语大量增加，学术界也开始探讨新的辞书编纂理论与方法，加之为适应国语运动的需要，辞书编纂出现了新的热潮，先后编纂出版了一大批字典、词典，有影响的如《中华大字典》、《辞源》、《辞海》、《国语辞典》等。在辞书编纂理论和条目检索上也有明显进步。这一阶段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革”后，由于政府的高度重视，加之为适应推广普通话以及经济、文化、科技飞速发展的需要，辞书编纂工作和辞书研究工作也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据不完全的统计，本世纪后半叶我国辞书出版总数大约在6000种以上。一方面编纂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语文辞书，小型的如《新华字典》，中型的如《现代汉语词典》，大型的如新版《辞源》、新版《辞海》、《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这些辞书虽都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无论在收字、收词上，无论在编排检索上，无论在注音释义上，应该说比以往的辞书都有较大的超越。另一方面编纂出版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汉语方言大词典》这样一些有巨大影响和划时代意义的辞书，为中国辞书发展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至于各个学科、各种门类、各种类型、各种用途的辞书如雨后春笋，数不胜数。不过也不能不指出，由于受经济利益的驱动，这一阶段也出版了不少内容重复、粗制滥造、甚至剽窃的辞书，这种现象已引起有关部门的严重关注，受到学术界、出版界的严厉批评。80年代以来，也加强了辞书编纂的理论研究，有人提出了建立辞书学或词典学的必要性，并已编写出版了相应的著作。
8.我国在2000多年前就开始了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西汉扬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便是我国最早的方言调查研究的成果。不过现代方言的调查研究是于20年代初由民间歌谣的采集研究引发起来的。但由于种种条件不具备，所以并无成果问世。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才开始了真正的汉语方言调查研究。赵元任最早按《切韵》声韵调系统设计了收字达3567个的《方言调查表格》，供方言调查之用。在短短的十年间出版了多部高质量的汉语方言调查报告和汉语方言的研究专著，如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研究》、《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罗常培的《厦门音系》、《临川音系》、《钟祥方言记录》等，内容涉及古代方言描写研究和汉语方言分区等。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和推广普通话工作的需要，195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根据赵元任的《方言调查表格》先后编制了《方言调查字表》、《方言调查词汇手册》、《方言调查简表》、《古今字音对照手册》和《汉语方言调查手册》，1956年开始在全国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汉语方言普查工作。这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汉语方言资料，更重要的是加深了人们对汉语方言的认识，改变了以往只是少数人关注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工作的局面。当代方言的描写研究和方言分区的讨论进一步深入。十年动乱，方言调查和方言研究中断。“文革”后，汉语方言调查和研究迅速恢复和发展，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一是方言调查与描写更趋全面，这不仅反映在所调查、描写的方言点大幅度增加，而且还反映在除了调查、描写方言语音外，加强了方言词汇、方言语法的调查描写。二是开展了方言志的编写和方言地图的绘制。三是由方言现象的调查描写进展到方言演变规律的探求，包括语言接触所引起的演变规律的探求。四是开始注意联系社会的方方面面来研究探求各方言所呈现的不同变异，将汉语方言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并使人们更看到方言研究的价值。这一时期的方言调查和方言研究的成果突出反映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的《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1988）的出版和由江苏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41种分卷本以及上海教育出版社发行的《现代汉语方言音库》40种的最后（1999）全部问世。这可以说是我国语言科学的基本建设。这不仅对于方言研究本身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使汉语方言研究在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取得了综合平衡的发展，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了汉语方言的分歧性和统一性两方面的本质特征，也不仅为整个汉语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新鲜事实，有利于整个汉语研究水平的大幅度提高，而且对国家的语言决策和相关学科的建设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9.中国对汉语修辞的研究也由来已久，刘勰《文心雕龙》中《声律》至《指瑕》九篇可以说是较好地总结了先秦至南朝宋齐时代文学创作中的“辞采”经验，所谓“辞采”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说的修辞。但汉语修辞学真正成为中国语言学中的一个独立分支，那是本世纪的事。第一个提出“积极（修辞）”“消极（修辞）”概念的是龙伯纯的《文字发凡·修辞学》（1905），第一个使用“（修）辞格”术语的是唐钺的《修辞格》（1923），而真正建立起比较科学、完整的现代汉语修辞学体系的是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1932），他明确提出“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的修辞宗旨。之后，汉语修辞学的论著虽不少，但都没有超出《修辞学发凡》，且多以方言文为研究对象。
50年代后，均以现代汉语修辞现象为研究对象，并在陈望道修辞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结合现实语境，注意交际效果”的原则。在此原则指导下，以语言的三要素（语音、词汇、语法）为基础，以获得最佳表达效果为目的，联系现实语境，从表达态度、表达方法、表达效果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无论在积极修辞方面还是消极修辞方面，都有较好的研究成果，论著远比以往多。在积极修辞方面，加强了辞格的结构特征研究和不同辞格在各类语体中的实际运用的研究，而且注意将辞格研究与语音、词汇、语法各要素的研究结合起来。在消极修辞方面，开展了正反两方面的研究。一方面加强了词语锤炼、句式选择和段落篇章修辞的研究，提出了“寻常词语艺术化”、“于平淡中见神奇”的修辞新观点；另一方面加强了病例分析，说明不注意遣词造句会严重影响表达效果，这从反面说明了修辞的重要性。从发展趋势和实际需求看，今后研究的注意力不能放在辞格的细分类和新辞格的创立上，而应作更深入的有系统的研究，以使现代汉语修辞研究能真正有助于人们的说话、写作。
10.语用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在本世纪70年代才被确认， 其标志是《语用学杂志》（Joumal of Pragmatics）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出版发行。它主要研究符号和符号使用者的关系。传统修辞学中的所谓词语的锤炼、句式的选择，作文学中的所谓衔接、连贯、得体以及篇章结构等，实际就涉及语用学的问题。70年代末我国开始介绍国外语用学理论和国外进行语用研究的趋势，这立刻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先后发表出版了一些译介性的、评论性的论著和一些研究性的论文，而且迅速将语用研究推广到其他分支学科。语言的语用研究是相当艰难复杂的。应该承认，语用学在我国尚未完全成熟，系统的研究尚未开始，真正有分量的研究汉语语用问题（包括话语分析）的论著尚未见到。这个新兴学科很有开发价值，大有发展前途。我们期待着语用学在我国走向成熟。
1950年我国就把对外汉语教学列为教育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70年代末就提出要把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来研究，到80年代，随着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的蓬勃发展，对外汉语教学逐渐形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并开展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进行了必要的理论建设，还作了大量有关语音、词汇、语法、汉字及其教学法的实际研究，发表出版了一大批论著，建立了 HSK（汉语水平考试）的考试制度。但总起来说，对外汉语教学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远远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对外汉语教学不同于对本族人的语文教学，教学中所出现的问题，所要解决的问题，有许多可能能成为汉语本体研究的突破口。所以，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也是很有开发价值，大有发展前途的。当务之急是要围绕着“怎样在最短的时间里让外国或外族学生尽快学习、掌握好汉语”这一基本问题全盘规划，开展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加强相应的教材建设。
11.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是中国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始于本世纪20年代末；而30年代由于爆发了抗日战争，北大、清华等高校和一些研究机构内迁到西南地区，一些语言学家如罗常培、赵元任、李方桂等跟他们的学生便深入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调查了壮侗、苗瑶和藏缅语族诸语言，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发表出版了一批调查研究成果，开拓了少数民族语言学这一研究领域。
新中国成立后， 为了帮助国家制定民族政策和民族语文政策， 1950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后即先后派遣专家学者分赴西南、西北、中南以及海南岛等地区深入调查了当地少数民族语言，而1955年首届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以后，制定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远景规划，开办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训练班，进一步组织700多人， 分赴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更深入、细致的语言调查，使少数民族语言调查与研究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文革”后，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与研究更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研究队伍不断扩大，不仅先后调查了近千个点，积累了十多万人次的抽样调查资料，取得了十多万个各种数据，获得了大量有关少数民族语言分布、少数民族语言关系、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和影响以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而且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了全面的描写与多方面的研究。先后出版少数民族语言简志近60种，并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的研究：一是各少数民族语言的专题研究，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等；二是少数民族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包括少数民族语音谱系分类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各语系、语族、语支的构拟与研究，以及各少数民族语言历史演变的研究；三是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之间接触与影响的研究，包括汉语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的研究和少数民族语言对少数民族所使用的汉语的影响的研究；四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应用的研究，如少数民族语言规划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的研究、某些少数民族语言信息处理的研究、某些少数民族文字的研究等；五是某些少数民族古文字、古文献的研究。各项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丰硕的研究成果，发表了2000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大量的专著和工具书。在上述各项研究的研究成果中，多有创见，不乏理论建树，诸如“语义学比较法”（即利用两种语言中共同具有许多形同义异的语词对应式的情况来证明其发生学关系的一种方法）；汉语起源多源论和汉藏语系是以汉语为主体的聚合型语群的观点；关于动词自主和非自主范畴的理论；等等。这丰富了普通语言学理论，引起国际语言学界的重视，对汉语本体研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2.理论语言学亦称普通语言学或一般语言学， 它是研究人类语言的性质、功能、结构规则和演变规律的。随着西方语言学的不断传入，于本世纪20年代开始有学者系统地把西方语言学理论引进中国，胡以鲁的《国语学草创》（1923）便是第一个为中国普通语言学研究搭了一个间架。初始时期当然还是偏重于介绍和引进。30—40年代，一些学者注重运用西方理论来研究、分析汉语。历史比较法和内部拟测法的运用，极大地推动了汉语史的研究；而汉语语法研究也在中西结合的道路上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是，理论意识普遍薄弱，既未开展对语言理论的研究，更未能从汉语自身的研究中去升华理论，因此本世纪50年代之前理论语言学在中国未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50年代开始由于受当时苏联语言学的影响，语言理论的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到60年代初语言理论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其代表人物是北京的高名凯、岑麒祥，南京的方光焘。他们三人早年都留学法国，崇尚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并都致力于语言理论的研究与教学，50年代又都转向介绍苏联语言学。但他们的研究又各有侧重——高名凯偏重于理论研究；岑麒祥研究多于介绍，在语言学史的学科建设上有一定贡献；方光焘则更多地是运用普通语言学理论来总结汉语研究的经验。由于时代的局限，当时对苏联语言学理论持“一边倒”的态度，对西方语言学理论持批判的态度，因而极大地阻碍了我国理论语言学的正常发展。70年代末以后整个学术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语言理论的研究一方面加强了与国外语言学界的联系，并对国外语言学开始采取多元论的立场，不囿于一家一派之学说，另一方面更努力探求既立足于汉语、又力求从人类语言共性的基点来看汉语这样一种中西结合的研究道路。而语言理论研究也不局限于先前一些主要从事语言理论研究的学者，一些从事汉语研究的学者也大大加强了理论意识，注意及时从自己的研究中作理论概括和升华工作。正是在这样一种研究思想的指导下，70年代末，特别是80年代以来在语言理论研究上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或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或在西方已有的理论方法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论说。突出的如：叠置式音变理论，语义指向的理论方法，动词中心说，动词过程结构的理论，“三结合（普通话、方言、古汉语）”的研究方法，变换分析中的平行性原则和同一性原则，语言接触“互协过程”的无界而有阶的理论，等等。这些无疑丰富了普通语言学理论与方法。
13.本世纪后半叶， 出现了一些新的交叉性的语言学分支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交叉的如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与理科一些学科交叉的如心理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等。
13.1本世纪30—40年代，我国就有少数学者开展有关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内容的调查与研究，1950年问世的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后来对国外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成果陆续有所介绍。但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是从80年代开始的。1980年以来，相继发表、出版了一批论著。有一般性理论研究的（如有关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的性质、对象、范围和研究方法等），有专就某个领域、某个社团的语言进行研究的（如法律语言研究、新闻语言研究、广告语言研究、教学语言等），有就语言交际进行研究的（如礼貌语言研究、公关语言研究、体态语研究、言语交际研究、叫卖语言研究等），有就语言计划和语言政策进行研究的，有就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进行研究的，等等。我国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基础薄弱，但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而它们的研究都必须建立在广泛而深入的社会文化调查的基础上，这除了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让更多的人来关心，来参与外，更需投入一定的财力，并加强该学科的知识积累，使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得到更好的发展。
13.2心理语言学是本世纪50年代首先在美国兴起的语言学和心理学交叉的一门学科。它主要研究人类个体语言的理解、产生和习得。在我国，心理语言学及其相关的儿童语言研究，可以说发轫于本世纪初，但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和人为的认识上的偏误（将心理学看作是唯心主义的东西），因此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心理语言学和儿童语言研究才受到我国学者的重视。一方面不断介绍国外心理语言学理论、儿童语言研究的成果和心理语言学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努力组织队伍，以课题带动研究，开展多方面的研究。在语言的知觉理解的研究方面和儿童语言习得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绩。先后发表出版了一大批论著。到目前为止，我国在心理语言学和儿童语言研究方面都已积累了丰富的材料，提出了一些理论问题，在研究方法上也有自己的发展，在香港还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儿童语言资料库（香港粤语儿童粤语资料库）。但是，总起来说我国心理语言学和儿童语言研究还很薄弱，研究队伍还是比较小，相关的学科之间沟通也很不够，研究资料、研究成果共享也不够，研究手段也还不够先进，研究还只局限在少数课题上，许多领域（如话语篇章的理解、个体语言的产生、语言与大脑的关系、言语交际的心理机制等）尚未涉足。但随着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心理语言学和儿童语言研究会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和发展。
13.3计算语言学（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也叫“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它是计算机诞生后所出现的语言学中一个新的交叉性的分支学科，其主要任务是指导语言信息处理技术的开发，以建立一个基于某种语言信息理论模型的能够给出理解自然语言（诸如汉语或英语）的结果的计算机系统，使人机会话、双语机器翻译、自动生成文摘、情报自动检索、计算机辅助教学等能得以逐步实现。计算语言学是从机器翻译研究开始的，我国是最早开展机器翻译研究的国家之一，50年代中期就成功地进行过机器翻译试验，当时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60年代中期研究停顿了。70年代末又恢复研究，而真正较大规模的、较系统的研究那是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现在，字处理（解决汉字输入问题）虽还未达到圆满、理想的地步，但基本能满足现阶段的需要。词处理（包括自动分词和词性标注）已取得较好的研究成果，虽还需人工干预，但已达到85%左右的实际使用效果。句处理（主要解决句子意思自动理解问题）也已起步。句处理的难度远远超过字处理和词处理，因为句处理不仅面临着复杂的语音问题、句法规则问题，更面临着复杂的语义问题、知识背景、文化背景等一系列问题。现在，在句处理方面已形成多种处理、理解汉语句子的策略和方案——一是以理性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基于规则的处理方法，这种方法或是以一定的形式文法系统来表述自然语言中大小成分间的组合规则，或是“以概念化、层次化、网络化（简称‘HNC ’）为基础”来提供概念组合、语义表述的规则；二是以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基于语料库统计方法，这种方法是以各种统计数据来显示语言成分间的组合可能性。为解决汉语句处理问题，已开发了好几个不同规模的汉语语料库，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现代汉语信息词典。但是在句处理上问题还是一大堆，至今尚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汉语研究所提供的知识远远不能满足汉语句处理的需要。因为无论是哪种处理策略和方案，都离不开自然语言（汉语）的知识，而目前有关汉语的知识远远不能满足中文信息处理的需要。汉语研究的不足已成为使中文信息处理滞后的瓶颈。问题还在于在我国普遍对语言学了解、重视不够，从事计算机科学研究的学者和从事汉语研究的学者也没有很好的结合，更缺乏既懂语言学又懂计算机科学的新型研究人才，加之我国多数学者将主要精力用于实用系统的开发，理论研究相对薄弱，所以从总体上看，我国计算语言学，或者说自然语言处理与国际水平比较还有较大的差距。
14.除以上所述，本世纪后50年，特别是80年代以来， 还开展了语言学史的研究，先后出版了多部著作——有讲述世界语言学史的，有讲述中国语言学史的，有讲述汉语言学各分支学科的发展史的，如中国文字学史、汉语音韵学史、汉语词汇学史、汉语语法学史、汉语修辞学史、中国理论语言学史等。这对帮助人们了解我国语言学研究的源流、流派，我国语言学发展的规律，展望未来的语言研究的走向和发展，将起积极的作用。今后语言学史的研究似更需从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的角度进行理论性的总结。
要从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的角度简述本世纪我国语言学的发展情况，特别是新中国建立50年以来我国语言学的进展情况，我本人是很难胜任的。一则我自知学识浅薄，二则我自己的研究只局限于一个方面，对我国语言学的发展全貌并不很了解。虽写前翻阅了有关语言学各分支的一些论文、专著，阅读了一些学者专家所撰写的有关史论，参考了近两年来发表出版的有关谈论中国语言学发展史的论著，但一写起来，还是深感力不从心。因此，所述定然挂一漏万，偏颇错误之处更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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