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英的史料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料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阿英在文学史料工作上涉猎广泛，成果巨大。对阿英的史料工作虽然前人也不乏论述 ，但仍缺乏深入的探讨，尤其是对阿英史料学思想的较为全面和系统的研究。本文试图 通过分析、归纳阿英的史料学思想，较为全面地把握其特征和内在结构，以求理解他所 从事的卓越的工作。
阿英为什么致力于史料的保存?为什么保存这些史料而不是其他?他是用怎样的方式保
存这些史料的?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对阿英史料学思想的梳理中，本文将努力提供一个
较为深入的解答。
“三代以上”之感——对史料工作紧迫性的认识
早在三十年代，距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不过十几年的时候，阿英就已经在自觉地搜集和
保存这一运动的史料了。他在新文艺资料上的搜集之丰，也是当时文艺界人所共知的。
1934年，赵家璧为了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要在资料方面寻求帮助时，自然便想到了
阿英。据赵家璧回忆，当时阿英把他邀请到住处，“把藏有新文艺书籍和期刊的木箱都
打开了，我才发现上海各大图书馆所没有的书，他大部分都有，而且以初版本居多，有
的还是作者签名赠送本。大量文学期刊几乎是整套的。”(注：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
学大系>》，《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第166页。)
阿英之所以会这样自觉地搜集、保存这些资料，正在于他对文学史料工作的紧迫性，
有着不同一般的认识。1933年，阿英编辑出版了《中国新文坛秘录》，他在“前记”中
是这么说的：
一九三二年冬，因为要编《现代中国文学史》，从离开了多年的故乡，把所藏的新文
化运动初期的书报杂志，全都带到了上海。
就在翻检这些材料的时候，回想当年，不仅感到了恍如隔世，也觉得许多不曾辑集的
材料，就此埋没下去，真是可惜得很。
于是，便私自打算，想把其间重要的部分挑选出来，编成一部文献的书，既可以免散
佚，便检阅，在文学运动方面，也是很有意义的。(注：《中国新文坛秘录·前记》，
署名“阮无名”，上海南强书局1933年6月初版。)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激烈变动的时期，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反映在文学上也是如
此。阿英在1928年写的《<现代中国文学作家>自序》中，已提到“中国文坛已经走到了
一个新的阶段”，并感慨“可是当日的斗士，有的固然还是在迈步向前，有的却因着抓
不住时代而开始反动。”(注：《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署名“钱杏邨”，上海泰东图 书局1928年7月版。)在这样的时代，人们对不远的过去，竟产生“恍如隔世”之感，恐 怕也是情理之中的。
况且，这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也并非阿英所独有。差不多在那时，刘半农打算将
他在1917到1919年间编成的《初期白话诗稿》拿去付印，告诉陈衡哲，陈衡哲就有与阿
英类似的感想。这件事，刘半农写在了《初期白话诗稿》的序文里，阿英读了必定深有
同感，因而在自己的文章中加以引述：
中国的新文学运动，自一九一七开始以来，是将近二十年了。……虽只是短短的二十
年内的事，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已令人起“渺茫”之感。所以，作为新文学运动初期干
部之一的刘半农，在《初期白话诗稿》的序引里，就如此的记着：“当时所以搜集，只
是为着好玩，并没有什么目的，更没有想到过了若干年后可以变成古董。然而到了现在
，竟有些像起古董来了。”而当他和当时的另一干部说到要印这部书的时候，她的回答
是：“那已是三代以上的事了，我们都是三代以上的人了。”
然而，在阿英那里，“渺茫”、“恍如隔世”或者“三代以上”，已不光是对于时世
人心的感受，而是上升为对搜集、保存史料的紧迫性的体认。在上面这段话之后，他又
接着写道：
其实，不仅回想起来，使人起寥远之想，就是在不到二十年的现在，想搜集一些当时
的文献，也真是大非易事。要想在新近出版的文学史籍里，较活泼较充实的看到一些当
时的运动史实，和文献的片段，同样的是难而又难。较为详尽的新文学运动史，既非简
易的一时的工作，为着搜集的不易，与夫避免史料的散佚，择其主要的先刊印成册，作
为研究的资料，在运动上，它的意义是很重大的。(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序
记》，署名“张若英”，上海光明书局1934年9月初版，此据1936年9月再版本。)
除了对时世人心变化之快表示了同感，阿英更是提到了一个抢救、整理和出版史料的
问题。在这样变动的时世当中，虽然只是经过了短短的时间，那些似乎还很“新”的文
献资料，就已面临“搜集不易”，将要“埋没下去”以致“散佚”的危险了。而要改变
这种状况，就必须有人主动地对这些史料进行搜集和保存。
可以说，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个问题，才促使阿英有了进行这一工作的自觉。表现在具
体行动上，在当时有《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的编辑出版，接着便是为《中国新文学
大系》编写《史料索引》。
也正因如此，阿英对《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十六年来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其激急与繁复，是历代文学中所不曾有过的。所以，参
加了初期活动的干部，现在提起往事，都已不免于有“三代以上”之感。刚刚成长的文
学青年，那是更不必说了。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即使暂时不能产生较优秀的新文学史，
资料索引一类书籍的印行，在任何一方面，也都是有着必要的。良友图书公司发行《中
国新文学大系》，其意义，可说是超过于翻印一切的古籍，在中国文化史上，这是一件
大事!(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编选感想》，原载《中国新文学大系》样
本，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2月印行。转引自《阿英文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
，第236页。)
在别人看来，抢救“古籍”或许是一件值得重视的事；但在阿英眼里，抢救“新书”
的重要性，竟然也是丝毫不逊于抢救“古籍”!这，恐怕正是阿英的史料学思想中，要
超出别人的地方。“新书”因为其“新”，往往不受人重视；因为不受人重视，便常常
得不到保存，在激烈变动的时世中，更要加倍面临散佚的危险。然而任何的“古籍”，
又何尝不是由“新书”变来?更何况，“新书”正因其“新”，趁它未散佚之前，还可
以及时地进行搜集和保存；若等它散佚之后，再怎么想“抢救”也是无能为力了。
“新书”不让“古籍”，阿英的这一史料学思想，在他的《版本小言》一文中也有体
现。他说，研究版本的人多谈旧书的版本，但其实，“旧书固然如此，新书又何独例外
?版本对于新书，是一样有道理的。”并举新文学的几本译书和创作为例，说明版本对
“新书”也同样重要，并下结论说：“注意版本，是不仅在旧书方面，新文学的研究者
，同样的是不应该忽略的。”(注：《夜航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3月初版
，第219～220页。)
阿英在这方面的思想，受到了后人的高度评价。黄裳在发表于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说
，当时“新文学史料的开始成为搜集研究对象”，但是，“阿英在五十年前，就已经把
这当作头等重要的大事来做，在一九三六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中，以个人的努
力编成了‘史料、索引’一卷，这是何等的气魄与见识!……他在一九三五年写《版本
小言》，就将‘新书’的版本价值拿来与旧书相提并论，在当时可能是惊世骇俗，在今
天，则正是高明的预见。”(注：黄裳《阿英与书》，《读书》1983年第1期，第112～1
13页。)
应该说，阿英在史料工作上的硕果，首先，就是结在他对这一工作紧迫性的认识上的!
阿英对史料工作紧迫性的体认，同时也来自于他对那时残酷的政治现实的清醒认识。
具体说来，便是反动当局对进步书刊的封禁，以及对进步作家的压迫。阿英在1933年写
了《文字之狱的黑影》(注：此文原收《中国新文坛秘录》，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 史料索引》时改题《新文学初期的禁书》，后来又收入《海市集》(1936)，改题《初期 的禁书》。)一文，提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禁书，说：“当时的政治当局对于新文化运 动，不仅对人压迫，对书焚禁，对戏亦一样的禁演。而这些人，这些书，这些戏，在现 在看来，已经是被最残酷的历史把他们全变作‘三代以上’的‘古董’了。”(注：《 中国新文坛秘录》，第14页。)“新书”之所以会变成“三代以上”的“古董”，有时 正是“政治当局”的压迫所致。
后来，他在整理瞿秋白遗著时，也同样提到了这一点，“关于秋白的遗著，散佚的实
在太多，而且难于搜集，主要的原因，是五四时期的报纸杂志，现在已不易寻觅，而十
年以来的作品，由于政治环境的关系，又始终不断的变易着笔名，只要有一个时期不和
秋白在一起，就很难知道他在那期间内究竟写了些什么。至于发表在秘密刊物上的，那
是更不易为人所知了。”所以，如果想要为瞿秋白编纂全集，“即使仅是文学部分，在
目前也有相当困难。”(注：《关于瞿秋白的文学遗著》，《剑腥集》(署名“鹰隼”)
，风雨书屋1939年3月版，第8页。)
“由于政治环境的关系”，虽然当时瞿秋白去世未久，而阿英又是与他交往甚密的友
人，在第一时间整理其遗著，尚且有这样的困难；若是留到将来，给不熟悉瞿秋白的人
去做，困难之大则更是可以想见了。从这个例子上，我们也可以看到，阿英当时对史料
工作紧迫性的认识，是何等的正确。
由于有这样的认识，阿英对那些特别容易散佚的作品或史料，也就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比较早的，是他在《中国新文坛秘录》中，留下了当时的一些文坛掌故，而这些掌故
，是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迅速湮灭的。后来，也是更具代表性的，是他在四十年代初编
辑出版的《现代名剧辑选》，其中收录的都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被作者自己保存，没有
收入集子的作品。阿英在该书《题记》中写道：
由于作家自己的爱好，或思想转换的关系，常常地有一些作品，被作家自己摒诸集外
，但这些作品，无论在历史的意义上，抑或艺术的观点上，却都有保存着的必要，尤其
是对于一些有“历史癖”的读者或戏剧研究者。
这里所收的几篇戏剧，就是在这样情形下面，没有被作家自己保存，较远的如田汉
，郭沫若《苏武与李陵》被沉埋差不多近二十年。自然，后者的没有收集，原 因是仅完成了叙幕。可是，编者为着爱好，却把它们保留下来，一直到现在。
忧虑着特殊是在这一回的战火中，终竟要被丧失，编者商得了潮锋主人同意，把这些
可珍贵的历史产物辑印成册。就作家们本身看，虽只是一鳞一爪，无关大体，然其间具
有的历史艺术两重意义，却是值得注意的。(注：《现代名剧辑选·题记》，署名“魏
如晦”，上海潮锋出版社1941年4月版，第3页。)
这些作品，作者自己没有“敝帚自珍”地保留，反倒是阿英凭着“爱好”将它们保存
了下来。而阿英这么做的原因，则是因为“其间具有的历史艺术两重意义”。从这一方
面说，阿英对史料工作的热忱，他对史料工作紧迫性的认识，不正是应该从他的“历史
癖”，以及他对文学的热爱上，才能获得更充分的理解吗?
“在史的时间意义上”——对史料历史语境的强调
对时代的变化，阿英有着超乎常人的敏锐，因而他对过去的事物常常会兴起“渺茫”
、“恍如隔世”、“三代以上”的感叹。也可以说，阿英怀有一种敏锐的历史感，表现
在文艺批评上，便是在他的文章中动不动就要对过去的时代作一个“回顾”或“总结”
。因此，说阿英有某种程度的“历史癖”，应该是毫不为过的。
1932年，阿英编完《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谈到该书编辑的意义，第一点便是“为
着纪念这一次伟大的事变，使青年的读者能以比浏览纪载枯燥的新闻纸更进一步的了解
这一事变经过的各方面的活动”(注：《从上海事变说到报告文学(序一)》，《上海事
变与报告文学》(署“南强编辑部编”)，上海南强书局1932年4月版。)。从中我们可以
看出，他编那本书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那一段历史。只是作为
一个文艺家，而不是历史学家，他并非用历史研究的方法，而是借助文学材料来实现罢
由于他的“历史癖”，阿英在文学研究中，也就格外地重视文学作品的“历史意义”
。阿英在《周作人》一文中，先引述钟敬文对周作人小品文的评价：“在这类(指小品
散文)创作家中，他不但在现在是第一个，就是过去两三千年的才士群里，似乎尚找不
到相当的配侣呢。”然后下了自己的结论，而这结论就是从“历史的意义上”着眼的：
“这论断虽不免夸大一点，然在历史的意义上，我们是不能不予以重大的估价的。”(
注：《夜航集》，第15页。)
后来，当这位晚清小说的重要研究者，晚清小说史料的权威，在提到晚清小说的价值
时，说道：“晚清小说是小说史上一大发展，……上承《聊斋》、《儒林外史》，经外
国文学熔化，发展为五四文学张本。”(注：《略谈晚清小说》，《小说三谈》，上海
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00页。)其着眼点，仍旧是晚清小说“在历史的意义上”。
自然，这种“历史癖”也表现在了阿英的史料工作上，就是他对史料历史语境的重视
和强调。对此，阿英提出了要“在史的时间意义上”整理史料的思想。这一重要的思想
，成形于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编选史料集的过程中：
现在说到杂志的编目。关于这一部分的存在，曾经有过很长时期的考虑，就是有没有
编目的必要。自然，只为着检查的便利，有着索引已够，不必再来一个编目。就史的意
义上讲，却又觉得不可少。因为这些支配着当时运动的典籍，现在已不大容易找到。即
从已辑集的单本或索引里可以看见标题，对于这文字所以写作的动机，和在发表时间上
的重要，还是不免于有些茫然的。有了这样的一个编目，再加有出版期的注明，则一路
看来，使从题目上也可见当时文运是在如何的向前发展，好像是在读一部有系统的文学
史书。若是在论战期内，更可连同对方杂志编目互看，看双方如何的在刀枪相敌，各文
来路极明。要考察作品在史的时间意义上，编目是非常重要，而况这些杂志已难于寻觅
?(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序例》，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2月初版
，第4～5页。)
在阿英看来，编辑文学史料，并不等同于材料的简单堆砌，而是要在保存史料的同时
，尽可能地保留下这些史料的历史语境。正因为这样，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就不仅仅是
“保存”那么简单了，而是要让人们从这些保存下来的史料当中，了解“这文学所以写
作的动机，和在发表时间上的重要”，乃至“可见当时文运是在如何的向前发展”。而
正是这一思想，对阿英之能够超越平庸，成为一名卓著的史料整理者，起着至关重要的
其实，在阿英早先的工作中，我们已可以发现这一思想的端倪。阿英在《<中国新文坛
秘录>前记》中，谈到自己“如何编辑此书”，说：
最先的计划：想根据这些材料，写一部随笔，把各文的精粹部分节要的介绍出来，并
写述一些系统的关于文学运动的史事。
第二回的计划：为着保存这些不易搜集的文学的完整性，想按发表时期的先后排列起
来，前面加上一篇说明的长序，就此付排。
第三回，才决定了现在所应用的方法。即是，根据文学的重要性，决定保存原文的完
整与否。对每一事件，每一文献，都加上详细的说明。文学运动史事片段的叙述，一样
的收进去。
客观说来，他原先的两个计划不能说如何地不好，但却不能让阿英满意。他不满意的
原因，我们可以从三个计划的比较中得到，其实主要就是对史料历史语境强调得不够。
比起前两个计划来，第三个计划中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阿英要“对每一事件，每一
文献，都加上详细的说明”，而且收入“文学运动史事片段的叙述”，也就是说，这一
计划才使阿英得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当时的历史语境。也正因如此，阿英才会说，“这样 的编制，在自己，是认为比较完善的。”(注：《中国新文坛秘录·前记》。)
且让我们就一个例子来观照他的这种追求。一九二六年，《语丝》和《现代评论》打
过一场热闹的笔仗，主要就两个问题展开了驳难：第一，陈西滢的妹妹有没有说过她哥
哥的英文比狄更斯还要好；第二，陈西滢有没有讲过北京的女学生可以叫局。前者以刘
半农与陈西滢为主，后者则以周作人和陈西滢为主，双方用公开信和“闲话”的形式互
相辩难，中间还夹杂着不少别的文字，“阵容”和“场面”都“很阔大”。阿英在《中
国新文坛秘录》中，有一篇名为《幸福的连索》的文章，就辑录了有关的史料。他的方
法，是将双方的论战文字收集起来，按照先后顺序收入，再夹以自己的文字，详细地交
待事情的来龙去脉。这样一来，既详尽地保存了史料，又留下了事件的背景信息，使读
者能够从中更方便地了解历史的全貌。
正因为阿英自觉地把对史料历史语境的重视，上升为史料编辑体例的诉求，才使《中
国新文坛秘录》具有了超越同时同类著作的价值。对此，史料学家朱金顺有这样一段评
论：“《中国新文坛秘录》是一本很好的资料书，编者收集了重要的史料，加以编排，
并有说明，这种体例是可取的。同类的书，还有一本《文坛史料》(杨之华编，中华日
报社1944年1月版)，则是编者收集了部分史料性文章而成，其中也有不少珍贵的可用史
料。但比较来说，它远远不如阿英的《中国新文坛秘录》好。”(注：朱金顺《新文学
资料引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42页。)
而到了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时，阿英对史料编辑体例的把握已更趋完
熟。该书共分十一部分，分别为总史、会社史料、作家小传、史料特辑、创作编目、翻
译编目、杂志编目，最后为中国人名、日本人名、外国人名和社团的四则索引。单从这
些体例的编排上，我们也可以看出阿英的眼光早已超越了史料本身，他不是简单地罗列
史料，而是做着在历史的意义上立体地整理史料的努力。
这种努力，在阿英后来的史料整理工作中，仍然是一以贯之的。抗战爆发后，阿英编
辑整理了《近百年来国难大系》丛书，从编排上，包括了“奏疏”、“论著”、“战纪
”、“诗词”、“小说”，书前均有“序例”，还加上了一个长篇的序论，体例相当完
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每本书的后面都附上一篇相关的“书录”(注：《中法战
争文学集》及《中法战争书录》均成于1937年，到1948年在北新书局出版时，《书录》
已佚，所以未能附在书后，只有部分内容被补入《甲午中日战争书录》。但在北新版的
《中法战争文学集》的目录中，《书录》依然在列(目录的最后一条)，而且标注了页码
(虽然该书并无此页)，只是前面打上了一个“×”号，表示实际上没有收入。于此亦可
见阿英对这一编排的重视。)，比如，他在《中日战争文学集》中附上《甲午中日战争
书录》，并写有介绍性的跋文：“右《甲午战争书录》一卷，收当时所刊书目凡二十三 种，内二种兼及中法战争，一种为中法战争后刊印之刘永福传记。此外尚有未得未见如 《中东战史》，《黑旗战纪》，及民国以来刊行与局部涉及中东战争者概未录。”(注 ：《中日战争文学集》，北新书局1948年10月初版，第339页。)而《书录》之收载，则 巨细靡遗，兼及各种文学体式，而且对每一种书，都尽量说明其卷数、作者、版本、装 帧，还对作者的立场观点作了简要的评论。这样一种提要目录的形式，正体现了阿英要 在史料中反映历史，以求“存史于目”的追求。
同样，阿英在后期编选的《晚清文学丛钞》中，也继续实践着他“在史的时间意义上
”整理史料的要求。在该丛书的每一卷前，阿英都写了一则“叙例”，对该卷所收录的
文学作品，作一个简要的论说。比如，《小说一卷》的“叙例”中，对所收录的梁启超
《新中国未来记》就作了如下的介绍：
《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一九三六)本只收四回，现据《新小
说》补入第五回。“绪言”有云：“兹编之作，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
之君子。”所以本书完全是反映当时维新派的政治主张之作，特别是新补进的第五回，
对于革命大肆抨击，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很浓厚，也可以说是改良主义者在当时的代表
作品。(注：《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一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
短短一百来字，介绍了作者、版本、写作目的，还对作品的性质进行了自己的评论。
对史料历史语境的重视，也表现在了阿英对史料价值的判断上。阿英注重“新书”的
版本，尤其重视初版本(虽然他并不因此而忽视重印本)，其中的一个原因，他在《版本
小言》中曾经提到过：
最近，于冷摊上买到鲁迅和周作人在日本做学生时印的《域外小说集》，虽内容和群
益刊本相同，但当看到首页“会稽周氏兄弟纂评”，版权页上的“发行人周树人”，“
总发行处上海广昌隆绸缎庄”，及预告的安特来夫《红笑》作《赤咲记》，来尔孟多
夫《当代英雄》作《并世英雄传》等等，却感到，这一本书的获得，是另外有着意义的
。(注：《版本小言》，《夜航集》，第220页。)
这“另外的意义”，正在于《域外小说集》初版本上所保留下来的，有关这本书的历
史背景的信息。依靠这样的信息，史料的历史语境才能够更好地还原，史料也不再简单
而枯燥，而是变得生动起来，仿佛呼之欲出，要向人们讲述一个“活的历史”。
“事变”与文学——别具一格的史料整理思路
综观阿英的整个文学史料工作，可以看到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阿英往往将史料的整
理与某一次“事变”(或“国难”、“战争”)联系起来。从早先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 学》，到后来编选抗战戏剧，稍后的《近百年来国难文学大系》，以及解放后修订再版 的《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再加上《太平天国书录》、《辛亥革命书征》、《辛亥 革命杂志略》等散篇，阿英都将“事变”与文学结合，创造了一种别具一格的史料整理 思路。
这样联系的原因，首先应该考虑的，是阿英完全凭一己之力来进行他的史料工作。虽
然阿英在这方面硕果累累，但个人力量毕竟有限，无论从时间、精力和财力上考虑，都
不可能轻易地在数量上实现突破。像《晚清文学丛钞》那样大部头的、带有断代性质的
文学史料总集，也是阿英在比较晚期的时候，经过长时间的搜集，条件较为成熟时才得
以完成。而在条件尚未成熟之时，将思路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先进行较小规模的工作
，就是一种必需的考虑了。即便如此，也会存在因史料分散而“搜集匪易”，或是史料
的散佚、不足等问题，比如阿英在搜集中法战争的史料时，便曾感慨“诗词之属，此役
独感贫乏”(注：《中法战争文学集·叙例》，北新书局1948年10月初版。)，因而使搜
集工作更加难以展开。可以认为，阿英以“事变”为切入点，先进行较小时段的“断片
”性质的史料搜集和整理，是有这样的现实背景的。
阿英以“事变”为着眼点来进行史料工作，始于1932年发生的上海“一二八事变”。
事变后，除了编辑出版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他还写了《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
文艺》、《上海事变与大众歌曲》、《上海事变与资产阶级文学》、《上海事变中的北 方作家》四篇系列文章，都将文学与“事变”、史料与史事结合起来考察，在思路上是 一致的。
而这样的思路，究其背后的原因，除了他对文学的热爱外，依然有阿英那特殊的“历
史癖”。他在《从上海事变说到报告文学》一文中提到“在这一次激烈的战斗中，谁都
曾尽着力”，接着说：
作家们也是如此。无论属于那一个阶级的作家，除去直接奉仕帝国主义者的而外，都
曾参加了这一次的战役，从事于组织的活动与文笔的活动。——在文笔活动方面，产生
最多的，是近乎Reportage的形式的一种新闻报告；应用了适应于这一事变的断片叙述
的报告文学的形式，作家们传达了关于一二八以后各方面的事实。在他们的这些短的作
品之中，是反映了战争的经过，几次大战的全景，火线以内的情形，后方民众的活动，
救护慰劳的白描，以及其他一切等等事件。(注：《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序一。)
他所着意的，恰是文学作品反映了这一事变的历史。其他四篇关于事变文艺的文章，
虽然分析的是“反面教材”，但关注的重点仍然是作品的历史意义。如《上海事变与大
众歌曲》中，阿英列了当时的76种唱本，然后评论说：“从这七十六种的读物中，是非
常有力的说明了封建余孽在这样伟大的事变中的反动作用。”(注：原收《现代中国文
学论》，上海合众书店1933年版。转引自《阿英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第617页。)
1936年，新小说社重新印行李伯元的《庚子国变弹词》。阿英在谈到这件事的意义时
，首先强调该作品“最能反映这一回事变”，也表现了相同的着眼点：“关于反映这一
战役最值得注意的作品，我认为是《庚子国变弹词》。这是最能反映这一回事变，最通
俗的，而又有文艺价值的书。”(注：《重刊<庚子国变弹词>序》，《海市集》，北新
书局1936年11月初版，第39页。)“是以《庚子国变弹词》，不但是一部弹词小说的名
著，也是一种真实可靠的信史。”(注：《庚子国变弹词》，《弹词小说评考》，中华
书局1937年2月版，第131页。)而在同年写的《太平天国的小说》里，介绍了关于太平 天国的小说《起事来历真传》，谈到其意义时，强调“初期太平天国内部之矛盾，其消 息亦可于此中见之”，(注：《太平天国的小说》，《海市集》，第109页。)看重的还 是小说的历史意义。
这样一来，阿英史料工作的思路便超越了“为文学而文学”、“为史料而史料”，而
致力于在文学史料中透视历史。而从重大“事变”的角度切入历史，将“事变”与史料
相结合，就为他限制史料工作的范围，进行“断片”式的整理提供了契机。这一思路，
也可以说是他要“在史的时间意义上”整理史料的思想的延伸。
抗战的爆发，使所有中国人的斗争有了一个中心，那就是一切围绕抗战，一切为抗战
服务。而这种现实的要求，也使阿英将“事变”与文学结合的史料整理思路更进一步确
定下来。他在编选抗战戏剧外，又为自己定下了整理《近百年来国难文学大系》的任务
。而其中最首要的，自然是《中日战争文学集》的搜集整理：
甲午中日战争，去今已五十年，当时文献，大都散佚无存，文学著作，尤难搜集。编
者蓄意采访，时历数载，虽完备之期，尚须有待，然主要著作，已汇集靡遗。兹为适应
抗战需要，特辑其精华，成此一集。不仅使读者藉以作历史之回顾，亦所以免文献于再
……
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唯攻足以代守，唯长期战足以胜日，此五十年前之主张，固吾
人今日所采取之战略也。甲午战争之教训，其有关于今日之抗战，岂浅显哉。是本书辑
编之意义，又有超乎“回顾”“存逸”两者而上之者矣。(注：《中日战争文学集·叙
通过文学史料的挖掘整理，来提供历史的教训；利用历史的教训，来作现实斗争的殷
鉴。抗战为阿英的史料工作赋予了更深一层的意义，同时也为他将“事变”与文学结合
的史料整理思路带来了新的用武之地。
从历史教训的意义上说，中日甲午战争之外，最重要的，当数中法越南战争，因为“
越南之战，法以不胜而胜，我以不败而败，奇耻大辱，伊谁之咎?煎雪前仇，已唯吾人
之任之矣”(注：《中法战争文学集·叙例》，北新书局1948年10月初版。)，所以阿英
又对自己提出了编辑《中法战争文学集》的要求：
中法越南战役，迄今亦垂六十年矣。当时中国在战事上处优胜地位，亦不免投降屈辱
，不败而败，覆安前迹，愤慨殊有难言。兹编之辑，亦所以召示吾人，当时朝庭清醒之
士，及一般民众，固未尝不愤慨填膺，竭力主战，并见此役在文艺上作如何之反映也。
(注：《中日战争文学集·叙例》。)
为此，阿英竭力搜求，备尝艰辛，除了前面提到的“诗词之属，此役独感贫乏”外， 小说上也遇到不少的困难：“写中法战争之小说，除曾朴《孽海花》有一部分涉及外， 单册极难得。余竭数年之力，始得《死中求活》一种，然仍非完本。”(注：《国难小 说丛话·死中求活》，《剑腥集》，第86～87页。)我们从这些话中不难发现，此时阿 英对史料的搜集，已经是循着将“事变”与文学结合的思路在主动地进行了。
阿英对以史料见历史教训的意义的认识，并没有随着抗战的胜利而减弱。他在抗战胜
利后就曾说道：“今者抗战胜利，耻辱悉告之前雪，河山重整，薄海胪欢。惟外祸仍未
全消，黩武主义者仍谋卷土重来。惩前毖后，凛多难兴邦之口，吾人实有重温昔日外祸
历史之必要。”(注：《近代外祸史·编例》，上海潮锋出版社1947年2月初版，此据19
48年10月再版本。)所以上面所述的《中日战争文学集》、《中法战争文学集》，虽然
在1937年编成的时候并没有印行，但到了1948年，阿英仍然通过北新书局将它们出版了
整理“国难文学”的史料，其意义还不止于提供历史教训。阿英在谈鸦片战争小说《
黑狱》时提到，“读此册后再阅其他鸦片战争小说，可知中英鸦片之战，其发生实有悠
久之前因。”(注：《国难小说丛话·黑狱》，《剑腥集》第85页。)文学史料对我们认
识历史，了解历史事件发生的因由，同样有很大的作用。在谈另一部反映中日甲午战争
的小说《旅顺落难记》时，阿英还说：
日人今番侵略中国，其凶残自不让于甲午时期。平民妇孺，被奸被杀被轰炸之惨，稍
有人性者，无不奋起。日人除抵赖外，彼军事当局亦有以“今番始堕落，须亟加更正”
为言者。实则五十年前即已如此，不待今日而始如此发挥兽性也，《落难记》即其一铁
证。(注：《国难小说丛话·旅顺落难记》，《剑腥集》，第92页。)
以文学史料证明日本人的凶残本性，阿英从这些史料中，发现的是它们能“以诗证史 ”的价值。
《近百年来国难文学大系》编成时，还有关于鸦片战争、庚子事变、反美华工禁约的
几本，但一直没有出版。这几本书一直到解放后，在该丛书经过修订，以“中国近代反
侵略文学集”为名再版时才重新补入。在新的形势下，该丛书的意义发生了转变，这从
命名上由强调“国难”转为强调“反侵略”就可以看出来；在出版顺序上，则是把原先
没有印行的《鸦片战争文学集》放到了第一位。这种意义的转变，从阿英新写的“例言
”中也可以看到：
中国近代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文学作品，大都散见当时报纸书刊以及各家专集，甚至
仅有传钞本，搜集不易。编者多年访求，收获不少。选编斯册，盖在使国人抚此往迹，
知今日幸福得来匪易，以见吾先民之爱国精神，藉供近代史及近代文学史研究者之参考
。(注：《鸦片战争文学集·例言》，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
“国难文学”名称不再，代之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文学作品”；编辑的目的不再
是提供历史教训，而是“使国人抚此往迹，知今日幸福得来匪易”；没有了现实斗争的
需要，换成了对“爱国精神”的张扬。但抹去这些时代的痕迹，其思路仍然是“事变”
与文学的结合。或许应该说，恰恰是上述的这些变化，才更好地说明了阿英这一整理思
路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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